当代传媒问题分析论文

摘要：本文根据作者对于高校教学方法的思考和自身教学经验的总结，提出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和注重学生分析问题能力培养的教学宗旨。在文章中，作者还根据自身对传统因材施教、与时俱进的教育思想的借鉴和创新，提出了针对不同学生需求、教师应当如何进行跨学科研究和实现教学针对性的具体方法。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当代传媒问题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当代传媒问题分析论文 篇1：

异地高考政策输入过程研究

摘 要：政策输入是政策过程的子过程，被视为政策过程的创始阶段，包括政策问题的确认与政策议程的设置。异地高考政策问题确认经历了问题察觉、问题描述、问题分析、问题界定四个阶段，异地高考政策议程的设置包括公众性政策议程、专业性政策议程、传媒性政策议程的构建以及政府政策议程的建立。新兴阶层在异地高考政策输入中的政策诉求需要引起政府决策部门的重视。

关键词：政策输入过程；异地高考；政策问题确认；政策议程设置

2012年8月31日，《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颁布后，各省市的异地高考政策相继出台。异地高考政策对于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平等受教育权，推动教育公平具有重要意义，对异地高考政策的制定过程进行考察与分析对于下一步政策改进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在政策过程理论中，政策制定的前决策阶段被称为政策输入（policy input）。政策输入环节是政策过程的起点，对于整个政策制定来说，尤其重要。本研究拟以政策过程理论为基础，对异地高考政策的输入过程进行分析。

一、政策输入：政策问题确认与政策议程设立

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认为可以将公共政策过程看做一个系统，它是一个由政策输入、政策转换、政策输出构成的连续循环的过程 [1 ]。伊斯顿提出的“输入—转换—输出”模式可以看做政策过程的一个初步模式。在伊斯顿系统分析范式的基础上，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提出“任何政治体系所发挥的功能都可以从三个层次来考察，即体系层次、过程层次和政策层次” [2 ]。这三个功能层次同时并存，没有先后之分，包括输入、转换、输出、结果和反馈五个环节，共同构成每个政治体系的功能系统。可见，阿尔蒙德在伊斯顿提出的“输入—转换—输出”模式的基础上，将政策过程概括为“输入—转换—输出—结果—反馈”五个环节。

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尝试对政策过程进一步进行了阶段划分，此后，更多学者就政策过程的阶段提出各自的见解，这种分析法被称为阶段启发法。在政策过程的阶段启发分析框架下，政策输入被认为是政策过程的创始阶段，包括政策问题确认与政策议程设置，但二者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一般而言，政策问题的界定既可以被看做是政策议程设置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可以认为政策问题的界定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政策议程的设置过程，两者只是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 [3 ]本文拟在“政策输入”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对异地高考政策输入过程进行分析。

二、异地高考政策问题确认过程

詹姆斯·E.安德森（James E. Anderson）指出：“社会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需要和问题，然而只有那些促使人们行动的问题才是政策问题。” [4 ]异地高考问题要成为政策问题需要经过问题察觉→问题描述→问题分析→问题界定四个阶段。

1. 异地高考问题的察觉：体认特定高等教育问题情境

异地高考问题的察觉是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由于受到高考户籍的限制而无法获得就地高考的机会这一问题逐渐被社会公众发现并扩散，进而引起政府有关部门关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随迁子女及其家长普遍感觉到自己在现有的高考制度下面临着两难选择，另一方面是一些专家学者、公共知识分子和社会公众感到教育公平受到冲击，这就是一种特定的高等教育问题情境，对这一特定问题情境的察觉就是异地高考政策问题确认的起点。

作为政策问题确认的最初阶段，大家对随迁子女异地高考问题的认识还比较模糊，既没有将该问题充分具体化，也没有形成有针对性的建议或措施，只是随机地表达自己的不满，非常笼统地提出一些看法。对于随迁子女异地高考问题，大家感受到的还是一些现象或状况，这些现象或状况往往体现为一些指标或具体事件。约翰·W.金登（John W. Kingdon）认为，社会问题引起政府决策层关注的原因常常在于某些指标完全表明那儿本来就有一个问题存在 [5 ]。各种经济社会指标的变化通常可以为政策问题的严重性或政策目标的确立提供依据和证据，当然，政策网络中不同的行动者对经济社会指标变化的感受常常并不一致，有时社会公众认为指标所标明的问题的严重性非常之高而难以忍受，但是政策决策者可能并不这样认为 [3 ]。对随迁子女异地高考问题认识的加深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一系列数据的发布。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跨省流动的总人口有8 587.6万人。其中，外省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前五位的分别是：北京704.5万人，占35.93%；天津299.2万人，占23.12%；上海897.7万人，占39%；浙江1 182.4万人，占21.72%；广东2 149.8万人，占20.61% [6 ]。还有研究显示，未来15年，我国还将有1.5亿农村人口转移至城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数量将增至3 700万以上 [7 ]。一系列指标的变化越来越让大家意识到随迁子女教育及其高考问题的严重性与紧迫性，随迁子女异地高考的政策诉求越来越强烈。然而，问题通常并不是因为指标而自明的，它们需要一些推动力来引起政府内部及其周围人们的关注。这些推动力有时是由引起人们关注这个问题的一次危机、一种变得流行的符号或政策制定者个人经历的一个焦点事件所提供的 [5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2008年1月，北京有一名女生因为没有北京户口无法报名参加高考而服药自杀，虽然其后来获救，但这起户口与高考相连的恶性事件仍然深深刺痛了许多人的心 [8 ]。2012年，占海特事件在上海乃至互联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个在微博上自我介绍为“少年公民、自由战士，因非沪籍失学、推动教育公平”的女中学生为争取异地高考权利，与沪籍人士就异地高考“约辩”，引起了包括财新网、南方报系、中国新闻周刊、央视和日本东京电视诸多媒体的关注。这些焦点事件在异地高考问题逐步获得关注的过程中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 异地高考问题的描述：认定高等教育元问题

随迁子女异地高考这一特定的高等教育问题情境被政策网络中的行动者察觉之后，就要“运用可操作性语言（如运用数字、文字、符号、图表等表达方式）对问题进行明确表述” [9 ]。

由于特定高等教育问题情境具有复杂的动态性、关联性，政策网络中的行动者带有不可避免的主观性，不同行动者从各自的利益取向和价值诉求出发，使得对随迁子女异地高考这一问题的描述以复杂的“问题网络”形式呈现出来，造成了问题描述之间的差异很大而使问题的范围难以控制，具体表现为：随迁子女的家长认为，他们为迁入地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不能在迁入地参加高考是所迁入城市对他们的歧视，在追求社会公平与教育公平的大前提下，自己的孩子不能因为户籍限制而失去享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机会；外来人员流入地的部分公民则认为，如果放开异地高考，自己所在城市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就会因为不断涌入的外地人口的分享而使自己的利益受到严重影响；一些专家学者认为，随迁子女高考问题是由于高考分省命题制度与户籍限制所造成的，随迁子女不能在当地高考，是对他们平等受教育权的严重限制。还有一些学者认为，随迁子女的异地高考需求对流入地的教育资源承载能力提出巨大挑战，短期内流入地在现有制度框架下无法给数量庞大的随迁子女提供足够的教育资源。这时就出现了政策科学家所说的“元问题”，威廉·N.邓恩（William N. Dunn）认为，可以将“元问题定义为由所有一级问题构成的二级问题”。因此，这个阶段的一个关键任务就是要通过对问题的描述认定一个元问题，即一个问题的问题。邓恩强调：“除非能将这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区分开来，分析人员就可能因为混淆了问题的层次而对问题形成错误描述。” [10 ]以上所描述的异地高考问题的元问题就是教育公平问题，其实质是公众对教育起点公平的诉求。

3. 异地高考问题的分析：判定高等教育实质问题

问题分析就是在对高等教育问题进行描述的基础上，通过对问题的成因、背景、发展变化的规律及未来发展方向作全方位动态分析，将高等教育的问题情境转换为高等教育的实质问题。

对异地高考问题的分析，需要在宏观视野下，从纵横两个方向对该问题作立体思考。纵的方向上要考察分析它产生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横的方向则要考虑它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关联性。异地高考问题的产生并不仅仅是高等教育自身的原因造成的，而是复杂的社会因素交织在一起后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反映。与异地高考问题直接相关的是我国高校招生名额分配的问题，这个问题既有历史原因，科举取士时期就是按地区分配名额的。宋代就有关于“凭才取人”和“分路取人”的争论，经过长期的探索与实践，按照地域分配录取名额的制度至清代已经完全稳定和成熟 [11 ]。新中国自1952年实施统一高考后也一直实行分区定额录取，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分省配额制度进一步完善。由于所在地对高校发展往往提供了较多的资金、资源支持，为了不打击所在地政府支持高校发展的积极性，高校往往会主动在招生名额上给予所在地一定的倾斜。因此，异地高考问题从表面上看是一个高等教育招生问题，但实际上，其背后凝结着复杂的社会因素，比如我国现有户籍制度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教育资源不足且发展不均衡，相关行政部门对新兴社会阶层与利益主体的关注与研究不够等。

对高等教育问题进行全面和辩证地分析，还包括诊断出高等教育理想状态与现实状态之间的差距，并进一步找出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 [9 ]。关于异地高考问题，现实状态是随迁子女及其家长不满于建立在现有户籍制度之上的高考政策，流入地部分公民则对原属于自己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被分享而不满。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能够有足够多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满足各类人群的需要，然而这又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显然不是现阶段能够实现的，能够实现的就是寻找一种相对公平的机制来缩小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当然，找出差距还不够，还要弄清产生这些差距的原因。从深层次来看，这种差距是由于社会转型时期二元经济结构解体与二元社会结构、教育结构调整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造成的。正如杨东平所说，“异地高考”难题的破解很大工夫还是在教育之外。

对高等教育问题的分析，还包括对其政策可行性分析，可行性分析主要涵盖政策价值分析、政策条件分析及政策可操作性特征分析三个方面 [12 ]。2011年3月，袁贵仁部长列席十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异地高考问题涉及的人比较多，问题比较复杂，教育部正在和上海、北京这些接收异地高考学生比较多的地方研究办法，逐步共同推进异地高考。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同时透露：“现在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专门研究考试问题，今后还有可能成立一个国务院层面的委员会来协调这些事情。”她特别强调了户籍制度改革对解决异地高考问题的重要性，她还表示：异地高考牵涉的利益很复杂，不是教育一家能解决的。就教育部门而言，考生在当地参加高考，技术上没问题。但当地的利益就不是教育部能管得了 [13 ]。另据2012年7月23日《新金融观察》引用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在一次调研中透露出的信息：“异地高考方案还要根据城市资源承载能力等因素来具体制定”，“会根据城市的功能定位、产业布局、城市资源承载能力以及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当地连续就学的年限来确定具体方案。” [14 ]通过分析以上信息我们不难发现，相关行政部门对异地高考问题的价值、条件及可操作性都做了深入的调研。

4. 异地高考政策问题的界定：表述正式的高等教育政策问题

高等教育政策问题界定指的是运用高等教育学的理论、概念与术语，对经过分析的能够成为高等教育政策问题的那些问题所作的认定，这些经过定性分析的高等教育实质问题加以形式化以后就成为正式的高等教育政策问题。问题界定是高等教育政策问题确认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

对异地高考政策问题的界定，最关键的是要将“异地高考”与“高考移民”加以区分。2012年两会期间，袁贵仁部长向媒体强调，所谓异地高考是指考生跟随父母到某地居住达到一定年限后，可以就地参加高考，而并非可以自由流动参加高考 [15 ]。此外，对异地高考政策的对象界定为：进城务工人员及其他非本地户籍就业人员随迁子女。对政策实施原则界定为：统筹考虑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升学考试需求和人口流入地教育资源承载能力等现实可能。……总之，将经过定性分析后的实质问题加以形式化以后，异地高考政策问题就界定完成了。

三、异地高考政策议程设立过程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C.富勒（Francis·C. Fowler）将教育政策议程分为综合性政策议程和政府政策议程，综合性政策议程包括三种具体的政策议程，分别是公众性政策议程、专业性政策议程和传媒性政策议程 [16 ]。一般情况下，高等教育问题进入综合性政策议程，然后再进入政府政策议程，最后成为高等教育政策问题，高等教育政策问题确认过程与政策议程设立过程之间的关系如图1。

1. 异地高考公众性政策议程的建立

公众性政策议程，其主要内容是普通公众关注的问题。早在2008年全国两会上就有人大代表提交了建议外来民工子女参加当地高考的议案，当时有周洪宇、葛剑雄等20位来自教育界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齐聚“教育改变中国·第二届信孚公益论坛”，对随迁子女异地高考问题展开了讨论 [17 ]。2008年下半年，从温州来北京的随迁子女家长章东翠通过长时间的调研，推出了长达两万多字的《关于北京新市民现状调研报告》，得到了于建嵘、胡星斗等知名人士的支持。2009年2月，胡星斗联合章冬翠公开发布了《关于非北京子弟上学权利的呼吁书》 [18 ]。从2010年3月开始，来自北京、上海和广东等地的随迁子女家长以监护人的身份成立了“教育公平志愿者”组织，采取法律允许的各种方式，包括征集公众签名、调查研究提出建议方案、拜访关注教育公平的学者、给两会代表发公开信、给教育部长发公开信、约见教育部门官员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召开新闻发布会等，力图推动政策的改变。当然，除了上述法律允许的各种手段之外，也出现了一些非理性的做法，比如上海的占海特事件。

2. 异地高考专业性政策议程的建立

随迁子女家长对异地高考的呼吁与争取，引起了愈来愈广泛的社会关注，也得到了教育界、法律界诸多专家的积极支持，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千帆教授就是其中最为积极的参与者。2011年10月24日，张千帆首次联名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在内的15名学者上书温家宝总理，提请国务院审查并修改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呼吁取消有关“学生在户籍所在地报名参加高考和招生”的规定。次年5月，他又联合15位著名法学家向国务院、教育部递交《关于教育部制定随迁子女学籍地高考政策的公民建议》，提出教育部应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因为涉及面最大的北京、上海、广州一直没有明确的异地高考政策信号，10月初他又与30位法学专家联名第三次上书，向国务院、教育部及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教育部门领导递交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就读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建议方案》，就随迁子女的认定条件、政策落实时间等方面提出建议 [19 ]。

除了向权力精英以及政府相关行政部门直接上书之外，专家学者还在学术论坛、学术期刊上发表自己对随迁子女异地高考问题的观点主张，围绕着异地高考这一问题，专业性政策议程得以建立。在专业性政策议程构建的过程中，学者的积极参与以及他们的专业背景与理性态度，使得随迁子女及其家长争取异地高考的行动目标更明确、方案更具操作性、行为更规范更理性。

3. 异地高考传媒性政策议程的建立

传媒性政策议程，主要关注和编辑信息时代信息产业领域的决策者希望受到重视的问题 [20 ]。围绕异地高考，传媒性政策议程与公众性政策议程比较频繁地互动。一方面，越来越广泛的民意推动异地高考问题成为影响范围较大的焦点话题，引起大众传媒的关注与聚焦；另一方面，异地高考问题通过媒体的集中报导获得了更多的公众关注，大众传媒便在此基础上引导着公众的认知方向。

大众传媒在异地高考传媒性政策议程设置的过程中担任着事件报道者、公共论坛和议程建构者的角色。他们通过极富感染力地讲述“随迁子女及其家长的故事”，有效地引发公众的情感认同；通过深度调查性报道、访谈知识精英等，揭示异地高考问题背后的制度性缺陷与复杂的社会原因；通过各类论坛性的栏目和节目，使各种社会意见得到交流和整合，《中国教育报》教育科学版就专门开辟了“高考改革论坛”，围绕高考制度改革问题展开讨论；他们还通过开展民意调查或发表其他调查机构的民意调查结果，进一步扩大其影响范围和影响力度，从而对政府施加舆论压力。2012年3月《新京报》联合凤凰网针对“异地高考应具备什么条件”等问题进行调查，高达88%的被调查者认为“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应该进行异地高考的试点”。大众传媒通过这些途径放大公众的声音，让决策部门充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这个过程中，传媒性政策议程得以建立从而推动政府政策议程的创建。

4. 异地高考政府政策议程的建构

政府政策议程指的是在特定时间内政府官员给予关注的话题或问题 [5 ]。在当代中国，广泛的民意能够成为推动政府政策议程建立的有效外在因素。对于某一个问题，如果存在广泛的民意，就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问题，民意所反映的诉求有时能够直接进入政府政策议程。当然，随着大众传媒影响力的日益增强，民意越来越多地通过大众传媒得到呈现并扩大其影响，从而促成政府政策议程的创建。异地高考政府政策议程的建构正是建立在公众性政策议程与传媒性政策议程不断互动的基础之上的。随着民间异地高考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教育部先是于2009年出台了《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明确指出在一定前提条件下，随迁子女可以申请异地借考。“异地借考”政策虽然在本质上与升学录取无关，但该政策的出台意味着异地高考已经进入政府部门的视野，不再被视为一种失范现象。次年，教育部启动了“制定进城务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的调研工作。2011年3月，袁贵仁部长表示，教育部正在和上海、北京研究，逐步推进异地高考 [21 ]。公众性政策议程或传媒性政策议程最终能否进入政府政策议程，一方面取决于公众的关心程度与新闻舆论的强度，另一方面在某些时候还取决于能否获得权力精英或相关行政部门领导的关注与支持。温家宝总理在2011年8月28日的一次报告中提出：“要逐步健全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公共财政保障机制，由输入地政府负责；抓紧研究制订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输入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 [22 ]总理的关注无疑推动了异地高考政府政策议程的进程，2012年3月袁贵仁部长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期间表示，教育部将在10个月内出台异地高考的相关政策。2012年8月31日，《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意见的通知》颁布，通知要求各地在2012年年底前出台异地高考具体办法。截至2013年1月9日，全国除西藏外的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按照国务院要求出台了具体实施方案。

纵观我国异地高考政策输入过程，其中存在的问题值得思考。我国在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之后，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化，出现了一些新兴阶层，决策部门却停留在原有的社会架构下，没有或较少考虑到他们的政策诉求。这部分阶层在政策输入过程中存在着利益表达行为的非组织化、个体化、影响力低下等问题，因而当正式渠道无法完全满足其利益表达需求的时候，他们就转而采取了一些非理性的做法。新形势下政府需要完善新兴阶层在政策输入过程中的利益表达机制，为他们营造利益表达的制度性空间，提高他们的组织化程度，增强其利益表达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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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美]弗朗西斯·C.福勒.教育政策学导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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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南都周刊.40万借读生推不动北京高考门[EB/OL].http：//www.nbweekly.com/news/special/201103/13678.aspx，2011 -03-17.

[19]张墨宁.张千帆：为“异地高考”鼓与呼[J].南风窗，2012，（26）：32.

[20]Mead，D. The Daily Newspaper as Political Agenda Setter：The Charlotte Observer and Metropolitan Reform[J].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 Review，1994，（1）：65-69.

[21]赵一海.各省市异地高考改革，“大限”将至 应声寥寥[N].南方周末，2012-12-13（A08）.

[22]温家宝.一定要把农村教育办得更好[N].人民日报，2011- 9-9（2）.

作者：曾美勤

当代传媒问题分析论文 篇2：

让我们的学生更有智慧

摘要：本文根据作者对于高校教学方法的思考和自身教学经验的总结，提出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和注重学生分析问题能力培养的教学宗旨。在文章中，作者还根据自身对传统因材施教、与时俱进的教育思想的借鉴和创新，提出了针对不同学生需求、教师应当如何进行跨学科研究和实现教学针对性的具体方法。

关键词：智慧；分析问题；跨学科

北京大学有着优良的教学和人文传统。老一辈教师无论从教书育人还是在科研、社会使命方面都做出了榜样。而今，针对“学生为本”的新理念，对教学和人才培养的要求也在发生变化。我们既要继承优良传统，也要对教学方法和培养人才的方法进行适度的革新，才能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总之，我希望在继承前辈教师职业化精神、优秀教学方法的基础上，在教学内容改革和指导学生学习的方法上有所突破，以帮助学生不断提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教学理念：以学生的前途和发展为中心

目前我的研究与教学主要包括伦理学和管理哲学，具体的研究和教学领域比较宽，包括中国伦理学史、伦理学与应用伦理学、正义论与公共管理、企业文化与企业伦理、管理哲学、文化产业管理等。我的课程都是我自身在研究心得把握之后的课程，都包括相应的出版和未出版的著述。研究和课程内容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专门化的研究，一部分是应用研究。两个层面都有许多相互交叉、相互补充的内容。

专门化的研究就是在一些具体的领域里面达到专业化深度和广度，比如说研究课题比较前沿，对研究问题的把握比较深入，以及形成自己的分析方法等。例如，在研究中国伦理学史时，我提出“身份性伦理”来把握中国古代伦理道德的本质，似乎比较容易分析问题。当然，我希望我的表达方式能够做到深入浅出，研究成果的受众包括学生和社会其他各界都能够比较容易理解。比如说，在分析反向思维的方法及其应用时，我提出“倒决策”，即无论是在政府管理的民主集中制方面还是在企业提高下级员工的决策水平上，上级对下级的要求都不是命令执行型，而是启发指导型，让下级做具体的决策，由上级拍板决定是否可行。这不仅可以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且在分析方法上具有创新价值。

应用研究领域，我把它叫做应用哲学，如企业管理哲学、正义论与公共管理、文化产业管理等领域。应用哲学的研究需要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要对理论的本质性内容掌握比较准确，二要了解研究对象、应用对象，三要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这就要求研究必须是跨学科、前沿的，还要了解实践中的具体情况。

我本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和中国伦理学史，逐步转向今天注重理论指导实践方法领域也就是应用领域的哲学方法，主要是考虑到学生大多数要在非学术领域就业的需要。不仅如此，我还主动开设公共选修课“管理哲学”、“文化哲学与文化产业”的课程，以帮助学生掌握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专门研究和应用研究这两方面可以对应教学上的两个需求：一种是对今后可能成为专业领域里专家的学生，这时教学就要为学生成为专家奠定基础，要深入训练基础理论和分析方法。第二种则是要考虑。学生总是要在非学术领域就业的，因此一定要有一些就业所需能力的训练。能力的训练不仅仅是技能，它实际上是一种综合的能力。首先要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其次是看问题要善于抓住要点，三要有理性分析水平，四要有一定的情商和其他综合素质。

从应用型的角度来讲，教学要重视以学生为本。大学，不管是综合性大学还是普通大学，学生的地位应该高于教师自身研究的地位，不管从哪個角度来说，这都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是为了帮助学生。虽然研究也承担了一些国家的课题，承担一些社会服务的功能，但最主要的任务是先把学生培养好，研究尽量转化为教学内容。虽然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谈以学生为本的教育问题，但究竟什么是以学生为本?我理解以学生为本就是教学工作要围绕学生的前途和未来发展来设计，教育要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方法和扎实的分析问题的技巧，而不是灌输死记硬背的知识。

我一直在思考用什么方式来帮助学生获得智慧。例如，教一般的可以指导实践的哲学方法，而不仅是理论。我比较重视把哲学的分析跟生活中的例子结合起来，否则讲得太抽象了，很多学生没有办法理解。比如讲应用伦理学中的安乐死问题，不管你赞成还是反对，都要把理由摆出来。要摆出理由首先要充分地了解支持或反对安乐死有哪些伦理上的理由(比如不道德、有害生命)，哪些非伦理上的理由(比如经济价值)。在讨论的时候，有西方的背景，有中国人的背景，不同背景之间有什么冲突、区别?这样讨论，学生就能够知道，考虑问题的时候应该怎么分析，要考虑哪些细致的背景和角度。再比如讲“管理哲学”的时候，先介绍几种一般的思维方法或分析方法及其特点，然后举一些例子来应用。比如争论教育能不能产业化?我们把教育分为两类，一类叫做基础教育，一类叫做继续教育。基础教育不能产业化，继续教育一定要产业化。教育能不能产业化这个问题实际是个假问题，真的问题就分为两类问题，就是基础教育能不能产业化?继续教育能不能产业化?那么前面的基础教育不能产业化，继续教育能产业化，就非常清楚，不用争论。这种分析方法叫分类分流，我把它叫结构化的方法。这样他们既能认识一般的方法，又有具体的例子，就能够让学生深入把握分析对象。

文化产业管理和企业管理哲学跟大学生就业就有很密切的关系。上过这样的课程，学生不仅容易就业一些，而且在企事业单位晋升的势头也很好。此外，我教的正义论、中国伦理学史专题研究则主要针对硕士研究生级别以上的学生；但是我可以给本科生讲授企业文化与企业伦理。

二、课程建设：不断进取，课程常新

如果说我的课程有什么经验的话，可以总结为两点：第一比较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第二是做很多跨学科的探索。就前者来说，我不仅可以讲授许多理论指导实践的课程如伦理学与应用伦理学、企业文化与企业伦理、哲学方法与企业管理、正义与公共管理、文化哲学与文化产业等等，每个课程中都包含许多具体的实践案例。就后者而言，跨学科的知识是讲授这些课程的基本要求。比如说我研究管理哲学的时候，既要懂中国哲学、中国市场经济的特点和产业结构、一般的哲学方法，又要懂企业管理和公共管理，还涉及政治学、法律学的问题。这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有跨学科的知识，不仅要前沿要跨学科，还要了解实践。通过跨学科研究，每个学科的本质我都能越来越准确地把握，同时这些知识又能交融到课程里面去。

这个研究就是你自己要不断努力，天天综合，天天要给自己提更高的要求，去读报，去做研究，然后讲课的时候用最新的例子讲，甚至今天发生的事情都能讲。这种交融对我自身很有帮助，对学生来讲也很有帮助，使他知识面更加广博，又能够抓住要点。这两个特点，也是我追求的目标。

根据这个目标，我的课从来没有固定的教材。我的教材都在更新，两三年修改一次教材或者重写教材；而课件差不多半年到一年就要更新一次。一个原因是涉及跨学科的研究越来越多，自己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入，另一个原因是许多新的信息和实践案例我经常要更新进来。有那么多年的研究和教学，包括很多读者和学生的反馈，我就不断修改教材和课件。

研究和教学中还包括一个挑战，就是如何体现对我们中国自己学术发展和对学生思维创新的贡献。这里我一直在探索两个做法。一是我讲授的内容都是我自己深思熟虑的内容，有自己的理解、感受乃至补充，几乎没有照搬别人的观点。不仅如此，还要求自己有创新，如我提出“活动经济”的概念，可以很好地分析现代旅游和文化产业的特点。二是这几年我一直尝试在研究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中挖掘中国伦理学独特的方法。我们讲伦理学的原理，现在很多原理都是按照西方的方式来研究，我希望结合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传统来研究，比如说中国人对伦理道德的理解，是和西方人很不相同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教学生伦理学的概论、伦理学的知识，包括我们怎么应用伦理学理论去分析问题，就需要结合中国的特点，包括中国现在的、当代的社会环境等等。

我用的教材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材，传统意义上的教材都是要给学生灌输一个知识系统，而我希望学生掌握一种方法或者一种分析能力，能够自主地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很多情况下，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于你能不能分析问题，如果你分析问题很透彻，你按照这个分析问题的方法往前做，大部分问题就可以解决，而且解决的效果很好。这尤其是对本科生教学还有在职研究生、培训课程等方面具有针对性的特点。

我自己在教学中有两个可以归结为特点的东西，一个是信息量比较大，二是要先自己进行比较充分的研究，有了专著，或者有很多论文再去上这个课。

三、教学工作：注重能力，面向未来

以面向未来的角度来培养学生的能力很重要。比如我讲“管理哲学”，都会强调学生一定要会做分析趋势，因为能否把握各种发展趋势是决定你能不能在未来取得成功的关键。我们过去教的很多内容都是教以前怎么样，或者现实的现象如何。而我们实际上最需要教给学生的是：你怎么样去分析，判断未来会怎么样，你怎么样为它做准备。你现在需要掌握什么东西，你今后才会具备更强的竞争力。我在教授学生时就当作他们正在培养能力，需要培养应对未来工作和人生挑战的能力和素质，而不是在记忆东西。这样的训练经验使学生更务实，更重视前沿性问题和未来趋势。

现在很多老师和很多学科的设置不大关注学生今后怎么就业。特别是许多人都在谈人文素养和通识教育，这些都是需要的。问题是，他们对于学生怎么就业不关心，或者只是谴责大学扩招，显然，他们并不真正关心学生谋生的问题。可是，不管你讲什么，学生要什么素质，将来做什么，他首先都要就业。如果没有抓住这个中心就不是以人为本，是以自己为本。你恨不得把脑子里面所有人文的东西都塞给学生，哪怕学生对社会一无所知，你也很乐意。我觉得这违背了以学生为导向的教学体系和学以致用的教学思想，这个问题我们要反思。

现在我们一些研究机构都把历史知识当成真学问，把应用技术、应用文化、社会交往、商业实践等都当成“无足轻重的小技巧”，文史哲学科几乎都变成了历史的研究。哲学大多数变成哲学史了，文学本来应该多研究文学鉴赏，提高写作能力，现在许多人的重点都在研究文学史，所以文史哲三家都变成历史系了，或者说有很显著的学科的同质化。对于人文学科，我认为许多老师对思考创新问题显然理解得不太够，在指导学生去发挥他们的想象力、探索一些问题、探索新的领域方面还不够。

上述提到的趋势判断，对社会对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但也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我在教学中的一个角度，就是让他们不管思考什么问题，都要经常做趋势的分析，经常思考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什么，中国制造业今后的走向和挑战是什么，今后就业需要什么样的素质才有竞争力，我能为今后做什么准备，做什么积累等等。让学生反复做这种方法的思考和训练。比如讲“管理哲学”，假定我现在就是做电脑的，那要分析电脑下一步的趋势，电脑需要具备什么功能?企业需要什么核心竞争力?有哪些人跟我竞争?未来需要的电脑和手机的关系是什么样子?它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有什么关系?等等。我在几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娱乐无边界》，讲手机内容产业拉动硬件消费的趋势，现在基本上就按照我讲的趋势在展开。我想一个人如果经常对趋势有判断的话，他就能够更好地为未来做准备。有一些企业被淘汰，因为他们没有对趋势进行分析，像乐凯的民用胶卷和恒基伟业的商务通。通过这些例子给他们一个很深的印象，要不斷去预测未来去跟踪去分析，要掌握相关的信息，不断地去研究。不能是一次性的，一次性的就变成过分依赖预测了。

趋势判断可以用来规划自己的学习道路。举例来说，有个学生就跟我商量到底要不要出国?那我就要他来分析，你的目的是什么。比如文化产业领域的人问我要不要到国外去学传媒，我说你在国外学传媒还不如在国内边学边实践呢。因为第一，中国现在正高速发展，机会很多；第二，国外教的东西不一定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从下一步趋势来讲，中国传媒发展需要借鉴国外一些东西，但是不需要在国外学一般的理论。但你如果出去了以后，你想在国外工作，那你就赶快出去。这里面就要跟个人的成长当中需要的判断结合起来。

我个人认为，大的知识系统不重要，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什么其他工作都用处不大，而能力培养虽然需要一部分知识系统，但有很大一部分是你运用知识的能力，后者可能更重要。我一般比较偏向能力的培养，而不是知识系统的介绍。学生可以自己阅读一些东西来丰富知识系统，自己找教材看一下就行了。课堂应该教会学生独立思考、教给他们在别的地方听不到学不到的内容。我讲“管理哲学”和“文化产业管理”等课程，内容大多数都是新的，他们在别的书里找不到，即使能找到也是很零散的，是没有经过总结归纳和提炼的。

四、学生培养：因材施教

进一步而言，培养学生能力需要结合因材施教的方法。这可以分两个部分来谈，一个部分对本科生，一部分对研究生，两类课程我的做法不大一样。本科生主要指导他们学习和掌握分析问题、处理信息、把握焦点、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好包括指导他们写小的论文。写论文不一定是要探索真理，而是要学会严谨、层次化把握问题。我把研究生以上的学生分为两类，就是做学问的和不做学问的。前者按照做学问的方式来教，后者按照就业的方式来培养。相应地，我开的课也分两类，一类纯粹的学问如中国伦理学史，一类是应用比如应用伦理学、正义论与公共政策、企业文化与企业伦理等。

做学问也分为两类，一类就是专业化的理论；一类是应用型的学问。做学问的学生当中我又分为四类，优、

良、中、不及格。一类是最好的，天资高又很勤奋，我就少管一点；看来素质比较差又不用功的，他入学的第一天开始，我就磨他。所谓磨，就是天天盯住他，要不就是每周盯住他。两年来我有一个学生，虽然不懒，但以前的基础比较差，心理上不够成熟。我辅导他写博士论文开题，至少给他辅导50遍了，等到他论文出来我估计要辅导他80遍。虽然耗费精力，但希望我的学生虽不一定每个都非常好，但没有次品。

我和他们一起研究怎样认认真真去安排他们这几年的规划，怎么一步步走好，要根据他们个人的性格、兴趣研究问题。指导博士生确实要花很多时间，现在有一些老师不太愿意花时间指导学生。有些老师比较忙，有些经常出国，对学生的指导可能要少一点。学校应该经常提醒或出台一些规定，老师应该花更多的时间指导学生。因为老师本来就很忙，再出国那么多，或者应酬那么多，肯定对学生的指导不利。

本科生差异比较大，人数也比较多，指导方法的应用上必然受到局限。我现在开公共课，我每次都跟学生说，讲完课以后，你们以后碰到什么问题可以继续问我，我Email不会变，手机也不会变。花很少的时间给他们指导一下，对他们来讲，帮助就挺大的。他们比如要做什么活动，不知道活动怎么做，做得对不对，实际上我稍微简单的跟他说一下，他马上就知道怎么做了，效果非常好。我认为本科生应该也采用导师制，学生可以在全校选导师。我建议学生，比如你听过课的老师就可以请他当你的导师。但有可能最后人太多了，有些老师不愿意。但至少我本人会支持，我给50个学生指导绝对没问题。因为学生不是天天找你，有时候你还可以把他们聚在一块，比如一个月一次，学生都来，老师挨个给他们讲，这对他们帮助巨大，我很支持这种做法。

在上课前后，我都花一些时间和学生讨论问题。我每次开公共选修课，都一定提前二十分钟以上到教室，课后让学生和我一起讨论。意见不一致的学生有时跟我辩论好长时间。比如我讲团队的时候说团队的任务设计不能安排“互相帮助”，而是一定要让大家各尽其责。有的学生说这跟过去讲的团队互相帮助的精神违背，有的学生就想不通。最后我们没有标准答案，我并不要求你的观点要和我的一样，只要他自己讲得很有道理就可以。这是一个要求，我主要看他论述完整不完整，逻辑上正确不正确。毕竟很多事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是都像科学实验一样能唯一确定的。

不过，我认为目前的大课中缺乏对本科生能力更深入的指导，所以，我每次都提醒学生，无论多少年，我都愿意在课程结束之后回答他们提出的任何问题或者与他们进行当面的讨论。

五、关于大学教育的反思

我在前面提到应该把教学，就是把学生的地位高于研究的地位，不是不重视研究，而是认为研究应当和教学结合起来并且重视学生培养才有意义。同时。我支持大学扩招，因为扩招对弱势群体更有利。可能人们认为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但是大学生总比不上大学的人更容易找工作。不过，这里也存在一个偏差，就是很多学生都在找工作，而不少用人单位却对许多毕业生不满意，宁愿缺人也不进不合格的大學生。

对大学教育进行反思，看来是很必要的。我们的大学向学生讲了很多大道理，小道理不讲，比如说德才兼备讲了很多很多，但是一个人就业后怎么和上司处理好关系不讲，所以大学生就业的第一天就给上司留下不好的印象。我们的大学向大学生讲了很多辩证法，包括可以“试错”，但是实践中谁允许你试错?我们的大学给学生灌输了许多知识，但是没有教导和指导他们做事的态度，他们也没有做过一件善始善终的事情，没有一件可以作为就职见面礼的实践活动。总之，我们的老师为学生提供的许多东西和学生走向社会取得成功所必要的基本品质、素质和能力不对称。

比如北京大学提出要培养领袖型的人才，这个方向应该是对的，但是可能好多人误解了，好像有了人文素质就能成为领袖。那完全是两码事。我支持培养学生具有领导能力，让他在各个领域里面成为杰出的人才，既做专业的人才，又有管理能力，这是必要的，不管是做学问还是做管理都需要。但我们需要去思考、去反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教哪些内容?怎么样培养能力?像本科生导师制，我觉得可以进一步加强或设置。

根据我自己的留学经验和对国外大学教育的理解，学生在书本之外必须学习很多东西。这里固然要学生自身努力探索和实践，但是也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学生在书本之外的学习和实践，老师们能不能以及是否愿意予以必要的指导?否则，他们只能暗中摸索。

作者：陈少峰

当代传媒问题分析论文 篇3：

员工绩效管理问题及应对策略研究

【摘要】现代意义上的员工绩效管理，主要是指各级管理者和员工为了达到组织目标共同参与的绩效计划制定、绩效辅导沟通、绩效考核评价、绩效结果应用、绩效目标提升的持续循环过程。21世纪的竞争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这已经为世界各个国家所认同，也为世界各个企业所认同，绩效管理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环节，是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重要手段。其主要目的是要持续提升个人、部门和组织的绩效，促进员工在工作中的积极性，优化企业的人力资源配置，为企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撑。当前，如何提高员工绩效管理的水平已经成为大多数企业研究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员工绩效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配置

一、前言

《书·舜典》中记录了中华文明在父系氏族社会出现后期对氏族中管理者进行考核的情况：“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意思是每三年对他们进行一次绩效考核，根据三次考核的结果决定对善者、智者进行晋生，对恶者、愚者进行降职，即“黜退其幽者，升进其明者”。现代意义上的绩效管理，主要是指各级管理者和员工为了达到组织目标共同参与的绩效计划制定、绩效辅导沟通、绩效考核评价、绩效结果应用、绩效目标提升的持续循环过程。人力资源是现代企业最重要的无形资产之一，也是企业赢得未来竞争的重要资本，绩效管理是人力资源管理重要的一个环节，其主要目的是要持续提升个人、部门和组织的绩效，促进员工在工作中的积极性，优化企业的人力资源配置。一般而言，影响员工个人绩效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工作能力、工作质量、工作态度、工作绩效等，从员工的绩效可以看出企业员工的基本特征，包括员工的知识结构、员工的创新能力、员工的技术成熟度等。绩效管理更是当代社会企业借以提高竞争力、激发员工积极性的有力手段，是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使得现代企业对员工的管理走入更加规范化的道路。

二、当前我国企业员工绩效考核存在的问题分析

过去，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一直被许多的企业所忽视，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以及经济的持续发展，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很多企业开始纷纷关注人力资源在企业竞争发展中的作用。绩效考核是绩效管理的重要环节，也是实施绩效管理的重要前提。根据相关的从业经验认为，当前我国企业在员工绩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较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员工对于考核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受过去计划经济管理方式的影响，企业在实施绩效管理的过程中，很多的措施常常受到员工的质疑。很多员工都存在这样的认识偏差，他们认为，企业实施员工绩效管理，不过是流于形式，根本没有实质上的意义，因此，他们在行为上就会本能的抗拒企业所制定的管理条例，一些员工的工资水平低于绩效管理以前的工资水平的时候，还会心存怨恨，觉得是某些领导的公报私仇，这使得很多的企业在实行绩效管理的过程当中困难重重。

（二）绩效考核人员地位的被动

绩效考核人员不是简单的纪检委员，他们需要跟各个部门的领导层人员进行有效地沟通，在企业的发展中虽然处于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但是他们的职位等级却比较低，很难通过行政命令来取得各个部门的配合。笔者在相关的从业经验中发现，企业在员工绩效管理过程中，最重要的一项职责即是按照绩效考核的时间要求，顺利推进每一步工作，主要就是到各个部门发相关的绩效考核表，然后收集绩效考核表，最后对相关的数据进行汇总分析。这项工作看起来很简单，其实不然。因为在企业的内部，每个部门有每个部门的职责，他们会首先把本部门的工作放在第一位，而认为绩效考核管理不属于本部门的任务，因此常常“刁难”绩效管理人员，这使得绩效管理人员的工作相当的被动。

（三）绩效考核的体系有待完善

在绩效考核实施的整个过程中，企业对员工的考核体系还存在较多的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主要表现在：第一，企业绩效考核过程中，考核的主体不同，往往造成考核结果的差异性较大，这对于很多的员工来说都是不公平的。比如，

各部门经理评估自己部门的员工，各分管领导评估所分管领域的员工，或者由于工作关联关系不同，不同的员工对于与自己有工作关联的员工进行评估。这种分管、关联关系的评估必然会造成多个评估主体，由于个人打分习惯不同，评估所把握的尺度不同，评估标准的不同、评估依据的不同，很可能造成评估结果的差异性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会挫伤员工的积极性；第二；考核指标的设计不够科学客观；笔者根据相关的调查发现，企业在设计考核项目的时候，多采取的是一些定性的分析，缺乏定量的分析，考核的主导权掌握在领导的手里，依据的主要是领导对员工的评价，因此，很多企业对员工的考核，其实就是直接领导对自己下属的考核，这使得很多人只是一味地巴结领导，在工作上却缺乏积极性；而努力工作的人却得不到应有的赏识；第三，缺乏完善的绩效管理系统；企业虽然设定一些硬性的与岗位相关的考核指标，但是却没有一项完善的绩效管理规章制度作为实施的保证，这使得绩效管理人员无章可行，很多工作做起来举步维艰，使得绩效考核在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第四；缺乏完善的激励体系；绩效考核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使得能者多劳，激发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因此，企业应该要设立相关的激励体系与报酬体系，对于在考核中表现较为突出的员工给与适当的奖励，以鼓励其继续努力，同时也可以给其他的员工树立榜样，带动其他员工工作的积极性。

（四）考核结果有失公平、客观

绩效管理取得成效最重要的一点是实现绩效考核与薪酬激励的公平公正性，只有公平，才能使得企业的员工信服，才能促进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团结以及员工之间的团结，齐心协力为企业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但是，当前企业的许多管理层都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要么一味地偏袒和自己关系好的人，排除与自己意见不和的人，要么就实行结果无差异性的考核，以免得罪下属，不利于自己的管理，这样一来，部分能说会道的员工就会把心思都放在巴结自己的领导上，而表现优秀的员工就会失去做“优秀员工”的动力，表现差的员工也不会有想要改进的念头，甚至也不知道要从何该起，总之考核失去了公平性，客观性，也就使得考核失去了最初的意义，无法在企业的发展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三、相关措施探讨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知道，有效的员工绩效考核对于现代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当前我国企业在员工的绩效管理方面还存在着较多的问题，严重的制约着我国企业的进一步发展。笔者认为要解决以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可以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一下几点：

（一）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

如何通过绩效考核来客观地、公正地评价核心员工的工作，激发起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效地发挥其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是企业进行绩效管理最重要的目标。归属感主要是指个体将自己归属于某一团体，并对其产生亲切、自豪的情绪体验。员工对所属企业产生归属感之后，当企业取得荣誉时，企业员工进一步增强归属感，进而激发自豪感。当企业受到外界压力时，也会使其员工增加和集体共进退的决心。加强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是激发企业员工积极性，提高其绩效的重要手段之一，一般而言，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越强，企业对人才的吸引力就会越强，同时也越有利于激发员工工作的积极性，提高员工在工作中的绩效。

（二）从制度上保证企业绩效管理人员的执行权

绩效管理人员与企业各部门领导权利的不对等是公司绩效管理困难重重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因此，企业应该要从制度上落实和保证绩效管理工作的展开，大力的推进绩效考核在公司的执行力度，使得绩效管理人员的工作有章可循，绩效管理是当代人力资源管理走向科学化、规范化的重要体现，刚开始的时候，员工可能很难接受，但是如果管理层以及普通员工能够从绩效管理中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报酬，相信大家会慢慢的接受这样的考核的方式，并且全力配合绩效管理人员的考核工作。

（三）培养专业化的考核者，使得考核主体多元化

当前，在大多数的企业中，绩效考核的考核者往往是被考核者的直接上级，也就是说直接领导者掌握着企业员工的绩效，这种单一的上司考核制度存在较大的缺陷，带有较大的主观性，使得员工很难得到应有的肯定。一些和领导关系较为亲近的人，即使工作表现不佳，也可以有很好的绩效，而得不到公平对待的员工就会失去工作的动力，对考核甚至对公司产生抵触的情绪。因此，企业应该要不断的培养专业化的考核者，采取多层人员考核的方式，比如，除了让直接领导者进行考核之外，还可以让员工之间相互进行评价，让员工集体评价自己的领导者，让不同部门之间相互评价，以促进各部门之间的相互沟通，尽量保证考核结果的客观性，使得考核的结果能够正确地反映出员工的差异性，使得企业考核的方式向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

（四）建立和完善企业绩效管理体系．

当前企业绩效管理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就是企业制度上的不完善，因此，企业应该要尽可能地完善相关的体系。但是要注意的是，企业绩效体系的完善不能够脱离客观的实际，要在借鉴其他公司的基础上，根据自己本公司生产以及员工的特点建立相关的体系，使其在企业的发展中真正起到作用，为企业的发展持续地提供高素质的人才。笔者认为，要完善绩效管理体系，主要可以从以下几点做起：①有计划的制定企业的绩效评估目标；企业要实施绩效管理，首先就要明确绩效评估的目标，因为绩效评估的目标将直接决定企业评估所采取的方式，进而直接影响到评估的结果，而评估的结果是绩效评定最重要的依据，将直接影响到企业员工的切身利益；②采取员工普遍可以接受的评定方式，员工的意见只有被接受了，他们才会心甘情愿的配合企业的绩效考核工作；③完善于绩效考核有关的奖励激励体系；考核的目的在于使得企业能够奖罚分明，使得为企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员工能够获得肯定，不仅仅是精神上的肯定，同时也要给与相应的物质上的肯定，这样才能使得优秀的员工更加的优秀，使得一些落伍的员工能够不断的改善自我；④完善绩效培训辅导体系，很多的企业在考核完毕之后，都忽视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辅导环节，他们认为，考核的目的就是在于使员工获得公平的工资待遇，而忽视了考核的另一个重要的意义在于不断的促进员工的成长，使得员工能够不断的改善自我，因此，企业应该要注意考核之后员工的辅导问题，针对大部分人身上存在的影响其绩效的相关问题给予其适当的辅导，有必要时应该要给予员工适当的培训，以便他们能够在下一次的考核中有所改进。

四、结语

综上所述，员工的绩效管理不仅仅关系到员工自身的利益，同时也关系到企业的长远发展，是企业赢得竞争的重要手段，本文主要对当前我国企业在员工绩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对相关的解决措施进行了初步地探讨，希望能为相关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1]　刘春江，刘东曼.员工绩效管理中的问题与对策[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1（10）：55.

[2]　李升红.企业核心员工绩效管理探讨[J].内江科技，2019（4）：10.

[3]　胡宪伟.企业员工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讨[J].企业技术开发，2011（17）：162-163.

作者简介：窦志钢（1979-），男，汉族，宁夏银川人，工程师，主要从事传媒技术、工程建设、业务管理等工作。

（责任编辑：陈岑）

作者：窦志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