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缺失寻求管理论文

摘要：网络直播亚文化是互联网时代的衍生物，直接或间接影响着社会心理与社会文化建设，是必须加以重视的治理议题。网络直播亚文化表现为以流量变现为参与目的，通过礼物打赏、弹幕社交等行为引发异化消费心理和虚假的文化认同，掀起网络舆情，冲击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网络直播亚文化的症结在于监管漏洞、资本裹挟、情感缺失和话语争夺等。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话语缺失寻求管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话语缺失寻求管理论文 篇1：

后现代视角中美国南方女性的遁世

著名美国戏剧家田纳西·威廉斯在作品中刻划出一批“南方女性”的形象。她们是美国旧南方遗留下来的“最后的贵族”。曾有过属于她们自己的光辉岁月。然而，社会制度的更迭﹑生存环境的巨变，使她们变得孤独﹑失意﹑心灵扭曲。无论是《玻璃动物园》中的阿曼达，还是《欲望号街车》中的布兰奇，面对严酷的现实都显得那么孤单无助，她们无法适应新的环境，也不愿放弃往昔的生活方式。于是，只能选择逃避，她们是现代文学中的遁世者。她们对现实的逃避，绝不仅仅是她们的个人经历，更折射出现代化进程给个体、给社会文化带来的巨大影响。

美国南方女性遁世后现代主义著名美国戏剧家田纳西·威廉斯以细腻、委婉而又饱含同情的笔触，在作品中刻划出一批“南方女性”的形象。她们是美国旧南方遗留下来的“最后的贵族”。曾有过属于她们自己的光辉岁月，曾经温柔美丽，细腻优雅。然而，社会制度的更迭﹑生存环境的巨变，使她们变得孤独﹑失意﹑心灵扭曲，与周围的一切显得是那么的格格不入。无论是《玻璃动物园》中的阿曼达，还是《欲望号街车》中的布兰奇，面对严酷的现实都显得那么孤单无助，她们无法适应新的环境，也不愿放弃往昔的生活方式。于是，只能选择逃避，她们是现代文学中的遁世者。她们对现实的逃避，绝不仅仅是她们的个人经历，更折射出现代化进程给个体，给社会文化带来的巨大影响。鉴于此，本文采用后现代主义的视角，以威廉斯笔下的两位南方女性的代表人物——《玻璃动物园》中的阿曼达和《欲望号街车》中的布兰奇作为研究对象，对威廉斯作品中的美国南方女性的遁世问题进行探讨，力图解构出南方女性遁世背后的深层意义。

一、遁世背后的女性话语缺失

造成南方女性逃避现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南方旧文化中的固有矛盾”。这种固有的矛盾，突出的表现享乐主义和清教主义在她们身上的奇特混合。正如W.J.卡什在《南方的精神》一书中为我们所描述的，南方温暖而宜人的气候，悠闲而富裕的生活，使这片土地带有某种浪漫的气息。（Cash，28）作为统治阶级的庄园主们尽情享用奴隶们的劳动成果，提倡一种浪漫﹑风雅的生活方式。这样，就养成了一种享乐主义的人生观。作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妇女，种植园经济结构使她们对男子有着极大的依赖性。她们长期脱离实际劳动和种植园的管理活动，成了依附与男人或供男人欣赏和享乐的玩物。为了取得男人的欢心，保持和巩固自己这一附属地位，她们不仅必须举止风雅﹑谈吐得体，具有仪态万方的大家闺秀风范；还必须要懂得一点如何在男人面前卖弄风情的手段。但是与此同时，卡什又指出这些南方的旧居民，尤其是妇女，在内心深处又受着清教主义严格道德准则的约束。

《欲望号街车》中的布兰奇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旧南方文化那种追求浪漫，鼓励妇女依赖性的一面，导致了布兰奇的堕落。在丈夫死后，为了寻求新的依靠，她疯狂的与男人做爱，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和寂寞。然而，清教主义信条中肯定妇女贞洁的价值观的一面，又注定了她无法从中获得任何乐趣。灵与肉的冲突始终折磨着布兰奇，是造成她遁世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如果我们把布兰奇遁世的原因仅仅归结于灵与肉的冲突，那就未免太过简单了。我们不应该忽略一点，无论是鼓励追求浪漫和依賴的享乐主义还是重视贞洁和体面的清教主义，都是由处在社会中心地位的男性所提出的，我们从中听到的，是男性的声音，是男性对于女性的要求。而妇女只是被动的接受者，她们的一切想法，她们的挣扎与矛盾，都是父权社会所灌输给她们的。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女性是没有声音的，她们没有自己的话语，只能遵从男权话语。后现代主义大师福柯曾提出过一种关于权力的新的后现代观点，他认为权力是生产性的、分散的、不确定的、形态多样的，它构造了个人的认同。而所有的权力都是生产性的，它产出知识，反过来知识又生产权力，在一定的意义上，知识和权力是紧密相连的。福柯的权力——知识形成学说旨在说明，权力的实施创造了知识，知识本身又产生了权力。权力是由话语组成的。福柯还指出，标准化或正常化是控制和自我规范的深化，社会通过纪律管束着人的身体，通过话语来定义何为正常、何为反常；通过标准化或正常化过程来要求人对规范的遵从。后现代女权主义借用福柯关于标准化、正常化的思想，说明妇女就是生活在这样一种社会压力之下，不仅要服从纪律，而且要遵从规范，自己制造出自己驯服的身体。正如福柯所说：“用不着武器，用不着肉体的暴力和物质上的禁制，只需要一个凝视、一个监督的凝视，每个人就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之下变得卑微，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视者，于是看似自上而下的针对每个人的监视，其实是由每个人自己加以实施的。”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在布兰奇灵与肉的挣扎背后，是女性话语权的缺失以及男权话语对女性的规范和监督。要求在男权话语鼓励之下去追求罗曼史的布兰奇同时遵守男权话语所规定的贞操道德观自然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而这无法解决的矛盾最终使布兰奇在世俗的现实社会里无路可走，只能遁入疯人院。

二、由遁世看现代主义思维模式

造成美国南方女性逃避现实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旧两种文化间的冲突，即旧南方文化与现代社会的新文化之间的冲突。《玻璃动物园》中的阿曼达就是这一冲突的受害者。虽然处于拮据而窘迫的困境，她依然保持着南方女性的淑女风度，说话时咬文嚼字，竭力避免不文雅的字眼。她的一举一动，即使伤心痛苦，也要保持端庄娴静。她曾不无骄傲地向儿子描述南方妇女的形象：“一个女孩子仅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和优美的身材是不够的……她应该能够谈论发生在世界上的重大事情，而决不能说出任何粗鄙﹑通俗或下流的话”。很显然，这是一种与美国现代大众文化相背离的文化素养。因此，在现实中注定失落的阿曼达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忆自己的少女时代，回忆那个有17位出身高贵的翩翩少年上门求爱的辉煌下午。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填补她精神上的空虚，填补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空白。

从阿曼达在现实中的失落我们可以看出，现代大众文化很霸道地占据了社会文化的主导位置，将与之不符的其它文化统统放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上。这是一种很明显的现代主义思维模式。其鲜明的特征便是认识事物的机械性原则及以某事物为核心（如人类、自我等）而轻视与之相伴的其他因素的二元等级对立的逻辑。

现代主义思维方式的正式兴起和大规模

3对今后制定中医药政策的思考和建议

3.1加强中医药文化建设，搞好中医药科普宣传。党和人民群众对中医药的认识直接影响着中医药政策的制定和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是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体现，也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医走出去的方向是立足国学，走向科学。加强中医药文化建设，搞好中医药科普宣传，有利于普及中医药知识，增进黨和人民群众对中医药的理解，在全社会营造尊重、保护中医药传统知识和关心、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良好氛围，为科学合理地制定中医药政策打下认识基础。

3.2加快中医药立法进程，避免政策的波动性。纵观建国以来的中医药政策，突出特点就是政治力量和社会偶然事件对中医工作的影响。对于政治力量而言，一方面，可以以国家强制力为基础，调配强大的人力物力，集中力量办大事，扶持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当政治力量无暇顾及或内部意见发生分歧时，则会影响中医药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对于社会偶然事件而言，由于其发生和对政策影响的不确定性使政策的制定更缺乏稳定性。因此，加快中医药立法进程，把经过实践检验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政策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是避免政策波动性的必然要求，也是发展中医药事业必须的制度保障。

3.3按照中医药发展规律办事，提高中医药自我发展能力。总结建国以来我国中医药政策的经验教训，可以看出，凡是政策适宜的时期，中医药就发展进步，凡是政策出现偏差，中医药就停滞甚至倒退，政策对中医药的影响巨大。政策能为中医药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作为一门科学，中医药的发展最根本的还在于自身的生命力。我国目前的中医药政策虽然一方面支持了中医药发展，但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中医药面对西医的竞争仍处于弱势地位。因此，遵循中医药自身的发展规律，提高其自我发展能力，变输血型中医为造血型中医，既符合科学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政策科学化和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

3.4提高政策水平，制定切实推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尽管我们党一直坚持的是支持中医药发展的各项政策，但目前的现实却是，虽然中医药从业人数、医院数量和病床数有所增长，但中医人才的培养、中医学术的传承、中医在医疗体系中的作用以及社会对中医药的认可度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中医的客观疗效是广大群众相信中医的重要原因。保护性政策虽然为中医药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政策环境，但具体的措施才是政策效用体现的关键。因此，提高政策水平、创新体制机制、完善制度措施是今后政策的重点。

参考文献：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69.197.

[2]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医司.中医工作文件汇编（1949-1983）.

[3]桑滨生.关于我国的中医药政策[J].中医药管理杂志，2006，14（6）：1-3.

[4]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6.

[5]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北京（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360.

作者：孔一蕾

话语缺失寻求管理论文 篇2：

网络直播亚文化：表征、症结与治理

摘要：网络直播亚文化是互联网时代的衍生物，直接或间接影响着社会心理与社会文化建设，是必须加以重视的治理议题。网络直播亚文化表现为以流量变现为参与目的，通过礼物打赏、弹幕社交等行为引发异化消费心理和虚假的文化认同，掀起网络舆情，冲击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网络直播亚文化的症结在于监管漏洞、资本裹挟、情感缺失和话语争夺等。治理这一症结需要从多个方面着手：建构和完善网络直播监管制度、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正向弥合、培育网民的法律意识和媒介素养、占领互联网传播高地，牢牢掌握媒介话语权。

关键词：网络直播亚文化;监管制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媒介素养;媒介话语权

基金项目：安徽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哲学语境中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研究”（AHSKY2017D1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武豹（1995-），男，安徽固镇人，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余建军（ 1979-），男，湖南辰溪人，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网络直播是指“发布者通过网络多媒体平台将事件发展进程以视频形式制作并发布的双向信息交流网络传媒方式”[1]，其显著特点在于主播与观众具有同一空间感和共同参与感。由于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市场准入门槛低等原因，网络直播已经成为一种寻常的文化现象。亚文化是一种与主流文化和传统文化相悖的文化形态。美国社会学家米尔顿·M.戈登认为：“亚文化是在不同的种族、经济、宗教和地区影响之下，而形成的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差异性文化。”[2]亚文化群体注重个性表达和现实参与，旨在表达反抗和寻求认同，其表现形态包括“佛系”心理、泛娱乐化、网络暴力倾向等等，这些现象正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主导文化的权威。而作为最富生命力和创造力的青年尤其是网络青年，是这一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参与者和消费者。

网络直播亚文化是以直播技术为物理基础、以网络青年群体为参与主体、以“奇观”表达为主要卖点、以寻求社会价值认同和实现“自我理想”为根本目的的一种消极的文化样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已达56亿，占网民总数的620%，而其中的亚文化正给我国的文化安全带来挑战。尽管国家网信办在2016年就已出台《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但由于监管漏洞、资本裹挟、情感缺失、话语争夺等多方面原因，直播行业始终乱象丛生。因此，需要通过综合治理以引导这一行业的健康发展。

一、网络直播亚文化的表征

网络直播亚文化表征形式多样。网络主播以流量变现为参与目的，通过观众的礼物打赏获取实际收益，造成文化消费行为的异化现象。缺乏现实感的弹幕社交只会造成集体“在场”的虚假文化认同，而出于恶意掀起的网络舆情更是极大冲击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1流量变现：文化生产与传播内容的利益化导向。网络直播亚文化的生产和传播主体往往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艺术教育，无法像科班出身的演员那样登上“大雅之堂”，而各式各样的直播平台“入场”门槛低，恰好满足了大量亚文化生产者的需求。无论他们有无才艺，但凡有意融入直播风口，就很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平台和受众。

然而，由于社会负面环境影响、网络主播自身审美情趣不高和法律意识淡薄等各方面原因，他们的直播往往呈现“三俗”化倾向，即生产与传播内容的庸俗化、低俗化和媚俗化。譬如，有的网络直播利用侥幸心理，主打“暧昧经济”，在表演内容上常常“剑走偏锋”，游走于法律边缘;有的网络直播利用人们的猎奇心理，主打“注意力经济”，传播虚虚实实、虎头蛇尾的内容;有的网络直播利用围观心理，主打“窥私经济”，严重侵害他人的隐私和尊严。更有甚者，一些网络直播背靠团队，公然制作和兜售含有虚假广告、暴力、色情等性质的内容，给广大受众尤其是青少年带来极大负面影响。尽管他们的贩卖形式各有千秋，但背后原因并不复杂，归根结底，都是网络主播为了满足自身物质利益或精神利益需要，通过不断生产和传播少数粉丝追求的恶俗内容以增强粉丝粘性和扩大粉丝数量，最终实现其流量变现的目的。

2礼物打赏：文化消费行为的狂欢化、虚拟化。不同于传统的文化消费模式，礼物打赏是网络交往背景下确立经济关系的重要标识，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重新释放双方的情感与建构多重身份”[3]。当然，这种情感释放往往是由网络主播主导的。也就是说，网络主播的自我展示、情感投入与互动模式会不同程度地激发和影响观众的打赏意愿和最终的打赏效果，双方在各取所需的经济互动中完成了各自身份的建构，一同演绎了打赏的共欢。

在利益驱使下，亚文化场域中的网络主播会不断突破伦理界限和法律界限，以各种方式诱导观众进行礼物打赏。直播环境中充斥的各种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乃至极端个人主义思想，不断误导观众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无形中给包括青少年在内的广大受众灌输了不劳而获、急功近利的错误价值理念。受此侵蚀的观众会逐渐丧失主体性和能动性，一边躺在自我陶醉的温床上愉快地接受这些理念，另一边通过持续的礼物打赏寻求他人认同，以此找到自身价值，最终造成自我定位的错位。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青少年则更容易被这些虚幻本质遮蔽，沉迷其中而不能自拔，由此不断引发文化消费行为的狂欢化。同时，礼物打赏是一种虚拟型情感消费，这种消费模式无法满足观众的现实需要，其主要功能仅仅在于情感宣泄。一味的礼物打赏只会造成受众精神上的巨大消耗和消费心理的日渐异化，使现实的人逐漸沦为丧失反思意识的单向度的人和脱离日常生活的“抽象”的人。

3弹幕社交：集体“在场”的虚假文化认同。弹幕社交是一种互联网评论新模式和人际交往新方式。从积极的角度看，它既丰富了受众的观看行为，也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网络文化生产者与受众的界限。弹幕社交自被引进国内以来，深受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年网民的追捧，可以称得上是一次视觉革命。

但是，弹幕社交在亚文化视域下的网络直播中只会带来集体“在场”的虚假文化认同。首先，弹幕社交形成封闭的亚文化圈层。在网络直播过程中，网络主播与受众组成的是一个排除外在文化的封闭集体，无论他们在互动时使用的是“次元墙”内的习语、暗号，还是现实世界中的话术、言语，双方围绕的中心话题往往是对主流话语的颠覆。在这种环境中，社会主流文化被调侃和戏谑，权威声音被淹没和消解，他们不再从现实生活中寻求认同感，而只会迷信自己创造出来的小圈子文化。其次，弹幕社交缺乏现实感。作为现实生活的重要元素，现实感不会让人完全脱离大众和传统，过分离经叛道。而弹幕社交的对象是陌生人，交往的虚拟感不会带来归属感和安全感，反而会加剧个体的孤独感。尽管通过弹幕社交几乎可以与任何人对话，带来一种集体“在场”的假象，但这种脱离现实感的社交模式无法让参与者真正在心理认同乃至文化认同层面达成一致。最后，弹幕社交带来碎片化的文化体验。受字数限制等原因，观众发送的弹幕往往极为精简，带有强烈的碎片化色彩。碎片化和肤浅化的语言表达不利于其他观众对文本和语境的把握与解读，从而使得文化参与变得空洞和无意义。

4网络舆情：冲击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以微博“热搜”等为主要呈现方式的网络舆情具有影响力大、社会关注度高、共鸣性强等特点。一方面，它彰显了大众对社会的认知和关切;另一方面，它也在维系着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但同时，网络舆情又给网络治理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作为时下最为流行的大众媒介之一，网络直播平台为热衷于生产和传播亚文化的网络主播提供了一个绝佳平台。为了能够触动大众神经，博得大众同情，引发社会关注和讨论，一些网络主播往往置法律与道德于不顾，通过掩盖真相、提供事件片段、炒作话题等噱头和方式掀起网络舆情，试图在快进快出中达到其流量变现的最终目的。这种“消费”大众善意的恶习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鸿沟，增加了社会的不和谐因素。更严重的是，由于网络直播提供着全方位、全天候的价值观塑造环境，因此也成为争夺意识形态的阵地。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说：“每一项技术都在其物理形态中嵌入了一种倾向，即倾向于以某种方式使用。”[4]譬如，非实名制的网络直播平台就为言论的绝对自由提供了土壤，这就使得西方的价值理念有机可乘，在消解网民文化消费观念的同时弱化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力。由于网络直播受众以青年学生居多，这还弱化了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育人效果。

二、网络直播亚文化的症结

网络直播亚文化的一系列表征有其症结所在。监管漏洞是其滋生的现实因素，资本裹挟是其存续的经济动因，情感缺失是其建构拥趸的心理基础，话语争夺是其固有的意识形态基因。

1监管漏洞：网络直播亚文化滋生的现实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的经济。”[5]“有为政府”的标准之一，在于其能够维护经济秩序、稳定经济发展。中国市场的有效发育离不开政府对市场风险的有力把控和对市场环境的严格监管。网络直播亚文化已经成为市场健康发展的一大阻碍，必须对其加以引导。

近年来，为了有效遏制直播亚文化的发展势头，政府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办法。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市场监管存在一些漏洞，网络直播的监管盲区依然存在，许多真空地带亟待填补。这些漏洞表现在：首先，“九龙治水”局面始终是难以化解的监管梗阻。由于监管主体较多，各职能部门之间存在明显的职能交叉和业务壁垒，一方面使得监管环节缺乏系统性和灵活性，另一方面也容易因为过度监管而遏制互联网直播行业的创新活力。其次，在现阶段，我国网络监管主要采用的是“大规模依靠人工筛选模式”[6]，发现和阻断不良直播信息的技术尚不成熟，这就难免造成小范围内的不良传播后果，反映出监管的滞后性。最后，由于直播行业利润可观，监管者有可能成为被围猎的对象，监管行业依然存在寻租空间。监管方面这些漏洞难以在短时期被完全弥合，成为网络直播亚文化滋生的现实因素。

2资本裹挟：网络直播亚文化存续的经济动因。互联网是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资本竞相逐利的重点领域。“在全球主要工业化国家，包括处在市场化大潮中的中国……互联网的各种民用形式迅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是资本。”[7]作为一种互联网营销新渠道，以“粉丝经济”为主要盈利模式的网络直播平台备受资本青睐。

亚文化场域中的网络直播鲜明体现出“为资本代言”和“由资本策划”的双重属性。一方面，纷繁杂芜的亚文化在资本支持下入驻网络直播平台，通过打造和维护自己的文化阵地，成为了多元话语体系中的一个独特分支。然而，这一分支将蔑视主流价值观、反对理性和挑起争议奉为要义，竭力通过各种毫无底线的方式吸引大众眼球，以此获得生存空间，进而达到资本繁殖的目的。另一方面，当亚文化的存续受到威胁时，资本力量就会通过删帖、控评、引流等方式围剿不利于其商业发展的声音和言论。这样，不仅降低了普通民众的参与潜力和表达空间，还强化了手握资本的亚文化生产者的话语垄断权，进而形成了“强资本，弱道义”的网络生态逻辑。正是由于资本裹挟，生产和传播亚文化的网络直播平台不断沦为资本逻辑的附庸，慢慢陷入私人领域的范畴。

3情感缺失：网络直播亚文化建构的心理基础。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现代社会正不断打破以“关系本位”为特征的传统社会，人们逐渐由“熟人社会”踏入“陌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加剧了个体的孤独感、焦虑感和无助感，人与人之间出现越来越多的信任危机，人际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抽象。个体孤独的背后又隐藏着更为严重的群体性孤独，可以形象地称之为“共处时的独处”。人们一方面渴望亲密关系，另一方面却又在情感上有所缺失，缺乏安全感。

在这种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诉诸网络平台寻求安慰和关怀，网络直播平台也趁此培育和发挥自己的情感抚慰与心理建设功能，从而培养了一批忠实拥趸。当情感缺失的观众准备在选择和比较中确立自己的文化取向之时，往往容易成为网络直播亚文化的支持者和参与者。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知识水平不高、审美情趣低俗等原因，他们本身难以或者不愿意参与到主流文化的秩序中去;另一方面，形形色色的亚文化也在以其强烈的感官刺激性和高度娱乐性吸引着这一类观众。美國学者尼尔·波兹曼在其代表作《娱乐至死》中说：“互联网时代正在构建这样一种娱乐化的大众媒介，其提供的肤浅甚至是恶俗的快乐是欲望发泄式的，是缺乏思索和精神参与的。”[8]正是在这种彼此需要的互动中，网络直播亚文化平台达到了其收益目的，情感缺失的观众也完成了自我诉求的表达和理想自我的建构。总之，这种情感上的缺失为网络直播亚文化的侵蚀打开了一个缺口，成为网络直播亚文化建构的心理基础。

4话语争夺：网络直播亚文化的意识形态基因。话语是意识形态的表达载体，话语权意味着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归属。对任何一个执政党来说，掌握网上话语权同掌握网下话语权一样重要。话语权的建构主要包括“谁在说”“说什么”“如何说”“借助什么载体说”以及“取得何种效果”五个方面[9]，而对网络直播话语权的争夺实质上就是对话语建构载体的争夺。

“微媒体不仅提供了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平台和通道，而且还参与了意识形态话语生产的全过程。”[10]换言之，包括网络直播平台在内的微媒体固有意识形态的基因，正成为思潮交鋒、意识形态对立的主战场。因此，在互联网成为日常生活一部分的今天，执政党对这一领域的掌控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一般来说，执政党要通过构建主流价值观话语权以促使民众自觉认同并自愿按照既定的方式思考和行动，从而达到维系国家权力的目的。然而，在网络直播亚文化场域中，充斥着各式各样的错误思潮和腐朽思想，给社会和广大网民带来了“价值迷失”“价值虚无”和“价值错位”等一系列思想层面的问题，极大冲击了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这表明，西方国家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一定程度上占据了国内部分互联网平台的话语权，侵占着中国主流话语传播平台。

三、网络直播亚文化综合治理对策

网络直播是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的一种新型社交方式和传播形态，健康的网络直播文化实际上是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成果，需要全社会共同维护。对于网络直播中的亚文化，可以通过建构和完善网络直播监管制度、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向弥合功能、培育网民的法律意识和媒介素养以及占领互联网高地牢牢掌握媒介话语权等方式进行综合治理。

1建构与完善网络直播监管制度。完善的监管制度是保障网络直播文化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前提，这一制度的建构主要涉及外部监管和内部监管两方面。外部监管的关键在于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和监查技术体系，内部监管的关键则在于引导行业自律。

从外部监管角度看，其一，要建构有针对性和适用性的直播领域法律体系。目前，我国只有宏观层面的《网络安全法》规制网络直播，其他则多为法律位阶较低的规章制度，因而对直播乱象的约束力不强、震慑力不够。对此，可以从立法层面制定统揽整个直播产业的《网络直播行业监管法》，对监管机制、平台建立标准、从业资格认定、内容审查限度、参与和退出机制、服务保障等作出明确规定，而其中的重点在于理顺监管主体职能，明确主体责任，制定出统一清晰的行业标准。其二，要完善监查技术体系。从欧美国家的经验看，分级制度和过滤系统是现阶段比较成熟的一种监管方式。其运作模式是：在对直播平台和直播参与者进行信用分级的基础上，通过图像识别、视频验证等方式在端口处严格放行;在播出控制部分，通过第三方信息技术自动识别参与者身份，生成直播活动名单;完善异常直播内容的预警监测与实时干预系统，建立黑白名单;建立直播监管的大数据库，为热点追踪、舆情分析乃至行业动态提供数据支撑。

从内部监管角度看，重点在于明确从业者主体义务，引导行业自律。行业自律是维持市场秩序的重要手段，在约束不良行为、净化市场环境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为此，政府部门首先要充分尊重网络直播主体地位，积极协调力量，牵头组建行业协会，建立起专业的行业自律组织。其次，要明确直播行业的基本操守，确立协会宗旨、制度和标准，规范协会运行流程，不断完善行业自律机制。最后，要加强对直播主体的法律意识教育，明确其直播内容的自我审查义务、违法行为举报义务和依法纳税义务等。行业自我监管机制的完善既是对自身发展的一种保护，也是补充政府管制的重要举措。只有在外部监管和内部监管的双重作用下，网络直播行业才能健康长远发展。

2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网络文化建设的核心和关键”[11]，在弥合网络直播亚文化缺陷方面发挥着思想引领作用。廓清网络直播亚文化，需要不断强化核心价值观的过滤筛选功能、教化培养功能和价值引领功能。

首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标尺，确立网络直播的“入场”标准。“通过技术手段在网络直播平台中设定价值判定程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规范与理想追求为筛选条件”[12]，对与核心价值观标准相悖的直播要求一律予以拒绝，精心保留符合公序良俗和大众健康审美情趣的直播内容，全力提升网络直播的价值品质。其次，紧紧抓住网络青年这一关键群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以教化和培养，不断增强其对主流价值理念的认知、理解和认同度，促使其在纷繁复杂的网络环境中保持洞察力，助力其在正确观念的指导下成长为网络生态建设的生力军。最后，进一步利用好主流媒体、大型直播平台的影响力，一方面抓紧建设网络领域的常态化价值观教育宣传机制，着力破解核心价值观在网络平台被受众屏蔽的状态;另一方面充分结合中国“抗疫”“四史”教育等现实热点开辟核心价值观教育新议题，持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网络平台的渗透力和引领力。

3培育网民的法律意识和媒介素养。广大网民是网络直播的服务对象，其参与偏好、判断能力和情感态度等因素都会直接影响网络主播的呈现内容乃至行业走向。如果网民缺乏基本的法律意识和媒介素养，网络直播亚文化就会大行其道。因此，培育广大网民的理性参与意识和理性参与能力至关重要。

法律是规制网络直播行业的准绳和底线，网络主播不能逾越法律边界，广大网民同样要有法律意识。主流媒体可以借助对社会事件的剖析解读法律的要求，阐明不良网络行为的法律后果，尤其是注重对未成年人打赏、使用夫妻共同财产进行网络消费等社会焦点问题的法律解释，增强网民在隐私保护、自我权益保护等关键领域的法律观念，引导广大网民自觉懂法、守法、用法。媒介素养是指“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及思辨的反应能力”[13]。网民媒介素养的养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个长期的培育过程。为此，要明确制约网民媒介素养提高的主客观因素，坚决清理各种虚假信息、负面信息和零碎信息，以降低其对网民价值观的冲击;在破除“茧房效应”“回声室效应”等信息技术壁垒的基础上，引导网民提高自身辨别、过滤和应用信息的能力;积极倡导技术理性，将网民从技术“陷阱”中拯救出来。简言之，只有通过“软硬两手抓”，在法律意识培养和媒介素养提升两方面共同施策，才能不断提高网民的网络参与水平，为健康的网络生态环境注入积极因子。

4占领互联网传播高地，掌握媒介话语权。互联网深刻改变了话语权的传统格局，已经成为维护意识形态空间的关键领域，如果正确的思想意识形态不去抢占传播高地，那么错误的思潮就会充斥泛滥，成为危害网络安全的重大隐患。因而，掌握媒介话语权对于纠治网络直播亚文化意义重大。

要掌握媒介话语权，至少需要從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载体和话语形式四个维度加以构建。首先，话语主体要塑造良好的表达形象，着力提升话语表达的理论素养。即是说，一方面要培养一批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能力的专业传播人才，既深入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又善于利用传播技巧使得话语表达有威信、有反响、有实效。另一方面要不断汲取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理论养分，尤其是要全面把握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坚持用科学的理论分析、回答和解决当代中国面临的一系列思想问题。其次，在话语内容上，要忠实践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做好重点宣传工作，让主流思想和“正能量”的表达充盈网络平台。再次，在话语载体上，要重视直播平台的数字化建设，率先抢占各类直播平台高地，打造优质、专业的现代化传播平台。最后，在话语形式上，要打造具有中国风格的话语体系，同时善于以大众尤其是青年群体喜闻乐见的话语方式进行话语表达，注重表达的准确性、简明性和逻辑性，以增强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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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雨蕙】

作者：武豹 余建军

话语缺失寻求管理论文 篇3：

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认同的多维机制构建研究

摘要：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认同是建构和维系民族和国家精神生活秩序，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关卡。融媒体时代，高校面临着西方强势话语冲击、话语供给意识萎靡、主体话语表达业余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认同的现实困境，在分析了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认同薄弱原因的基础上，提出创新话语生产机制、巩固话语发展机制、提升话语表达机制，实现和提升高校主流意识话语认同。

关键词：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认同;话语生产

一、问题的提出

意识形态虽然不能够触摸，但却渗透于生活的各处，通过符号载体，即意识形态话语来表现它。意识形态话语是用相对体系化的表述将思想、价值观表达出来的言语工具。[ ]是一整套客观世界的观念、价值判断，具有强烈的价值规范和价值导向功能。

探究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认同的困境与多维机制构建有重大的理论研究和现实意义。构建话语认同是提升话语权的关键，话语认同承载着话语权的价值取向与政治功能，是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实现的重要保证。话语认同强调话语客体对话语内容的评价，逐层递进依次表现为情感认同，价值认同和行为认同，是话语权实现其效力的重要表现和根本目的。大学生作为话语客体，正值情感培育、价值观塑造的关键时期，易被错误思想诱导利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能够为其培育和塑造理想信念和价值理念，对于大学生的个人成长和国家精神生活秩序的稳步建设具有深刻的价值意蕴。

二、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认同的困境与归因分析

在话语认同形成的过程中，主、客体、内容、环境等多个要素相互作用、相互运动，始终贯穿着复杂多样的矛盾。当前，高校面临着外部冲击、自身供给乏力、话语主体表达等多重话语认同困境，弱化了话语认同的效力和精准度。

（一）西方强势话语冲击，弱化话语权威认同

西方强势话语冲击，弱化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实现和维护话语权威认同是高校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高校面临意识形态领域社会思潮多元并存的现象，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等西方社会思潮经凭借学术化的包装，以西方的意识形态立场和价值尺度来解读中国，以此弱化和解构高校学生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高校成为西方强势话语传播的重灾区，对于渴求知识、追求创新的高校大学生而言，经过包装的理论话语十分具有迷惑性和欺骗性。[ ]

同时，市场经济在带来思想解放的同时，也使得思想文化领域的态势也越来越复杂，各种思想的的冲击和碰撞也更加激烈，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巩固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多元价值滋生弱化核心价值观，造成主流意识形态边缘化。趋利性的本质延伸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等多种价值观，严重影响到话语认同的实现，给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带来了极大的威胁。现在，处于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环境中，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受到了市场化负面效应的严重冲击，淡化了当代高校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仰。部分大学生们将把追求物质利益放在第一位，做出过度网贷，过度超前消费等行为，弱化了对自身身份的认可和归属感。这些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出现和泛滥，在实现了思想价值多元的同时，也增加了高校話语控制的难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导地位造成了威胁，弱化了权威话语的公信力。

（二）供给意识萎靡，话语生产乏力

融媒体时代，权威话语魅力缺失，话语供给意识萎靡。话语供给失衡，生产乏力的根本原因是缺乏创新性、主动性，缺乏积极性，这是高校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认同障碍的重要原因。

第一，当前我国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缺乏创新性。表现为课题教学照本宣科、枯燥乏味，话语表达方式宏大抽象、脱离生活，话语内容与现实脱节、与时代脱轨，话语载体利用低效等。理论具有时代特征，在具体使用时要注意“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话语创新要在话语内容、话语传播载体话语阐述方式等方面下功夫，紧扣时代，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基础上，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内容作出具有时代性的阐释。

第二，新问题和新矛盾的出现弱化了话语解释力，缺乏主动解决问题的精神。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内容没有立足时代发展和实践发展进行及时地更新，缺乏有力的本土话语体系支撑和合理预见。时代在变化，新问题和新矛盾的出现导致主流意识形态内容不适应实际变化。真正的理论都是对时代问题的解答，具有时代特征。新问题的出现如果依旧用老方法去解决，效力会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这要求当前进行话语创新首先要立足实践，从现实问题出发。当前高校话语创新不足，表现为形式过于单调或流于表面，脱离社会实践而抽象地孤立地谈理论，使得话语变成无本之源、无水之木，在现实社会中失去长远发展的基础。

第三，问题意识薄弱，忽略了话语客体的多样性，致使话语针对性不强。首先，必须怀有主动精神，不能等到问题出现了去解决，而是提前预见，做好应急预案。不同层次的话语客体具有不同的特点，在进行话语输出时难以避免的会产生障碍和冲突。为保证主客体能积极有效地沟通，必须有可供交流和协商的介质。其次，因需施教，根据情况和差异，采用不同形式的话语宣传，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实效形。必须针对不同的话语主体制定不同的宣传方式，脱离话语客体的话语内容缺乏针对性和实践性，无法适用于高校学生。突出表现为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内容较少关注大学生各自的生活环境、社会经历的不同，也没有顾及话语客体在身心发展水平、个性心理特征上的差异。[ ]既不注重理论和实际的联系，只是照本宣科、夸夸其谈，使得话语内容陈旧、固化，缺乏吸引力和解释力。

（三）话语主体素养不足，网络空间管理力弱

作为高校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者，掌握相应的理论素养、媒体素养、管理素养是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基本前提。目前，话语主体在自身素养方面尚有欠缺，话语表达业余，传播水平不高。

首先，话语主体存在理论素养不足的问题。过硬的理论素养是“真功夫”，是话语内容的主心骨，也是话语主体树立权威的根本条件，扎实的理论功底能进一步增强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效力，巩固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但在实际情况是在高校工作队伍中，还存在话语主体忽视理论建设、耍花架子的情况，如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一知半解、含糊不清，甚至驴头不对马嘴，随意解说等，忽视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培育。同时，存在缺乏应变能力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的情况。遇到时事热点或者大学生关注的事情不敢讲、不会讲、讲不好，敷衍搪塞过去，较少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事热点事件进行联系分析，或不敢或者一笔带过，使人费解，既降低了话语表达时事性，也错失了一个宣传教育的好机会。

其次，在进行网络传播时，媒介素养欠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媒介素养是指充分利用传统媒介和新兴媒介，优势互补，以提升话语认同的素养。第一，缺乏主动开拓创新精神，按部就班。甚至有很多新的功能都没使用过，容易被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抢占先机、丢失媒体话语空间，从而失去稳定站定意识形态阵地的优势。第二，议题设置吸引力不足。高校在进行话语网络传播时，虽然也积极的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如广播、报纸、微信、微博等来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渠道，但是却流于形式，过于被动和正式，对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与的日常生活化内容结合不够。同时，大学生作为主要的话语传播对象，其价值观、知识体系还处在不成熟、不完善的阶段，分辨能力和接受能力较弱，对较为抽象和宏观的的话语内容缺乏兴趣性与研究的能力。最终使得师生缺乏阅读和深入了解的兴趣，失去了在互动中对大学生实现价值引领的机会。

最后，校内传播管控缺位，问题意识欠缺。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国出来经济政治方面的联系越来越多，而且，在精神文化方面也自覺或不自觉的紧密交流起来。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用经过包装、分解、组成的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政治思想文化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尤其是高校，是重灾区和集散地。无论是高校管理者组织者还是任课教师，都存在部分成员信仰迷失，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坚定对自身使命不明确的情况，影响了话语对大学生思想的引领作用。同时，存在对社会思潮和相关学科理论知识认识不清晰的现象，不能准确快速进行分辨和扬弃，给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权和领导权的建设带来威胁。

三、多维视角下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认同机制的路径选择

面对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认同危机，为实现高校大学生掌握正确价值判断的理想愿景，实现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情感、价值、行为三方面的真正的认同，迫切需要创新建构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

（一）话语生产机制

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实现权威话语认同。 提升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认同不应建立在高阁之上，应遵循话语权的生成逻辑，从话语生产、话语传播到话语认同再到话语反馈，都必须在话语实践中确保话语生产的科学性、积极性和创新性。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的研究和创新发展，以巩固其话语的理论和实践基础，降低理论话语在信仰教育、价值观塑造上的乏力。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汲取养分和能量，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创新成果增强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确保转化的性质不变。[ ]

警惕外部强势话语入侵，创新内容供给。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借助全球化的推进和融媒体平台的发展，通过各种形式的包装、改造，大肆鼓吹民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敌对意识形态，在融媒体平台上恣意泛滥，展现其强势的资本主义精神文化，这对高校学生的价值观、世界观进行渗透，甚至出现课堂教育与网络教育的内容对立的极端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高校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冲击着高校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和思想规范。话语权不会与生俱来，需要不断去的巩固和维护，需要高校话语主体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充分发挥“四大课堂”的功能，加强意识形态话语对多元话语的引领。以课堂教育为主线，课外活动、实践教学、网络课堂为辅，多方整合教育资源，抓重心，增强高校主流意识话语的情感价值观认同，从而实现行为认同。

创新话语供给，以优秀的文化丰富话语体系，提升话语主动认同。首先发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和底蕴，包含古诗、乐曲、民族音乐、国画、书法等，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用正确的方式去解读和传承。其次，吸收和学习红色文化，是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文化根基，红色文化与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高度契合，其物质性、制度性和精神性面向，有助于实现信仰教育的感知认知教育、行为规范教育、理想信念教育。[ ]红色文化是在长期的实践中，经由淘汰选择-重组融合-优化的过程，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革命文化，要充分利用红色资源、全面发展红色传统、主动传承红色基因。最后，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新时代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是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和文化在处在激烈的竞争之中，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文化自觉与价值自觉，是对国家、民族核心价值的坚守。这就是核心价值理念能在文化多元与价值多元的时代背景下整合多元文化与多元价值，寻求不同话语主体的价值最大公约数，培育社会价值共识。[ ]

（二）话语发展机制

融合多种媒介资源，全方位拓展话语空间。融媒体时代，新旧媒体交互，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载体，融媒体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影响重大。新媒体的产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官方媒体（原来的官方媒体多为旧媒体，包含报纸、广播等）的空间受到了挤压，但是也打开了新的传播渠道，多种媒介资源的整合能更好的提升信息传播效果。在话语内容上，官方媒体的信息内容具有权威性，注重话语内容的优质性，在媒体功能上，新媒体传播速度快，方便快捷，也能及时得到相关反馈。两者相互融合，建设融媒体平台，通过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扩大传播渠道，进一步增强传播效果。两者相互融合，可以为作为话语主体的大学生们提供了更具针对性、个性化的优质话语内容。同时，能即使的得到相关的反馈，以作出调整和修改。其次，在舆论引导上，能帮助形成信息联动机制，既能完成一般的信息共享，又能实现在遇到突发情况时，快速提出方案。在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或大学生关注的热点事件时，能够快速准确作出反应，在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真实可靠地话语内容，以把握舆论走向。新媒体和传统官方媒体的融合，形成媒介合力，大大拓宽了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空间，为话语发展注入了生命力。

加强信息监管，净化话语环境。融媒体时代的到来给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管理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因此，要加强实现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管理权，通过强化话语控制权，最大限度的消除融媒体给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带来的威胁。首先，加强融媒体平台监管力度，在保证言论自由的基础上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信息整合力和掌控力，多方位地了解融媒体平台网络信息动态，进行及时有效的信息汇总，过滤不良信息，营造一个积极向上、健康理性的网络环境。其次，做好预案，制定应急政策。面对突发网络舆情事件，能高效稳健的进行处理。最后，高校要主动判断并掌握融媒体平台舆论发展，及时汇总整理，找到规律，完善议题设置，及时利用时事热点或大学生关注的事件发表观点，进行意识形态教育。同时，高校要整合相关部门职能，形成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管理合力，让各部门沟通协作，共控舆情。[ ]

（三）话语表达机制

提升主体话语表达水平，首先要破除信息壁垒。首先话语主体要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努力提高自身表达水平，各院系、各部门、思政教师等多级主体协同推进，破除信息壁垒，充分发挥意识形态引领的优势。其次，改变传统话语表达以话语主体为主导的格局，提倡换位思考，以平等、引领的姿态去进行话语表达。但在这一过程中，尤其要坚定话语立场，充分认识自身所肩负的使命，进而主动积极地提升优质话语的生产。最后，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创新教学方法。深入挖掘课题内容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实现学科教学和思政教育的统一。

顺应时代需求，转换话语表达方式。融媒体时代，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与新的发展需求已不相适应，为了贴近和满足新时代的价值需求和接受方式，必须对话语表达方式进行转换。将理论话语和大众话语相结合，改变原来简单单一的抽象叙事风格，破除原有的官方、民间的对话壁垒。既贴近学生生活实际，展现话语魅力，又保证话语权威认同以及增强对话语的情感和行为认同，融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广大学生能自由的表达观点、共享信息。新媒体用户多、传播快、形式丰富的特点，具极强的有趣味性，增加了话语信息的吸引力，有效地实现了与大学生们虚拟且有效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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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小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