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缺失资产管理论文

2011年6月，郭美美网络“炫富”引发慈善界地震，此后上海红十字会“餐饮发票门”、无锡尚德公司向中华慈善总会捐赠引起“尚德门”、河南“宋基金”内幕等被披露，将公益慈善机构推向风口浪尖，越来越多的慈善机构和慈善捐款去向被质疑。公益性捐款的数量迅速下降，这反映了公众对公益机构的信任危机，暴露了公益事业的制度缺失，彰显重塑公众信任的紧迫性。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制度缺失资产管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制度缺失资产管理论文 篇1：

人民银行财务资金风险管理研究

【摘要】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其财务资金的安全保证了人民银行顺利履行各项职能。本文通过研究对人民银行的财务资金风险进行了分类，即财务状况失衡风险、财务制度缺失风险、风险内控漏洞风险以及财务人员核算风险。并且就如何对上述财务资金风险进行管理，构建人民银行财务资金风险管理体系提出了建议，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人民银行 财务资金风险 风险管理

一、人民银行财务资金管理现状

中国人民银行履行中央银行职能，是国家重要的行政管理部門。自2005年9月起，人民银行财务资金统一使用部门预算管理，首先根据财政部的要求按照部门预算要求编报下一年度年度预算，通过“二上二下”完成预算编制和审核批复程序，即由基层行编制后逐级上报至总行，然后总行根据财政部预算核批情况再逐级批复至基层行，其预算管理是自下而上然后自上而下的过程。

随着部门预算管理改革的推进和对费用支出管理的严格要求，各分支机构所有经费支出均严格按照预算批复指标数执行。经批准的预算指标不仅在总量上不得有突破，而且在结构上人员经费不能挤占公用经费，项目支出的各明细项目都有明确的规定，严格禁止相互挪用，因此，财务费用在总量上和结构上都具有严格规定性。当前，日常财务管理中除了人员经费是按照人事部门的工资计划实行“定员定额”管理外，对公用经费的管理是按照会计科目实行总量控制，确保不超指标，对项目支出按优先顺序排列，并实施逐项目指标控制，不得突破。

在日常财务资金的管理方面，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内部控制指引》对内部控制进行设计。在不同部门之间，人民银行财务工作实行财权与事权相分离的原则，即财权归口会计部门管理，事权归口后勤、科技、人事部门管理，努力做到了“财权部门管钱不管事，事权部门管事不管钱”，有利于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制约与监督。在同一部门内部，人民银行在财务职责分工中坚持岗位分离与制约的原则，对拥有不相容职责的岗位分设不同人员负责，并定期进行岗位轮换以及设置重要岗位人员强制休假制度，有利于部门内部人员相互牵制与约束。人民银行努力完善各分支机构的内部控制设计与执行，一定程度上能够规避财务资金风险的发生。

二、人民银行财务资金风险的构成

通过对人民银行财务资金情况进行研究，发现其在财务资金管理方面存在风险，现将财务资金风险进行了归纳，主要分为以下四类：

（一）财政拨款不足、支出结构不合理等造成财务状况失衡风险

人民银行的日常经费指标连年削减，基层人行保人员稳定、保业务发展的压力很大。特别是2011年核批预算费用与上年相比，人民银行的人员费用预算略有减少，公用经费预算基本持平，项目支出各账户均有所减少，此情况在物价连续上涨，人员不断扩充的情况下，对人民银行的财务资金管理造成了较大的困难。导致一些基层人民银行（特别是县支行）在预算指标的安排上难以做到结构合理，有的预算科目明显指标不足，甚至一些正常支出难以得到保证，上述情况的持续发生可能迫使基层人民银行出现挪用公用经费、项目经费以保证人员经费支出，对一些额外收入不按照规定入账形成“小金库”以弥补预算指标的不足等财务资金风险的产生。同时，在实践中，财务预算的编制往往因编制与执行的时滞、不可预期事件等不够准确，加上部门之间沟通、配合不够，如人事部门的人员经费指标与财政指标不匹配，以及各分支机构上报预算数与财政部最终核批预算指标数差距较大等原因加剧了调剂指标弥补资金缺口的压力，容易产生违规支付，对预算做过多的调整以及年末由于个别科目超预算指标而硬性调账的财务状况失衡风险。

（二）财务制度不完善、更新不及时等造成财务制度缺失风险

中国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预算法》、《中国人民银行法》等国家的法律法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会计基本制度》等各项财务制度规定对人民银行的各项财务收入、费用进行核算。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由于立法程序的制约以及制度变革的复杂性导致各项法律、财务制度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例如我国现行《预算法》关于部门预算编制的原则、内容、方法和程序缺乏明确的规定性。部门预算编制时间与内容要求，不能与部门工作计划安排相衔接。同时在部门预算审核内容、审批时间和审批方式等方面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法律对预算的约束不强。由于财务制度制定不完善、更新不及时等原因可能使人民银行财务人员在进行日常财务资金管理时出现因法律制度未规定或规定模糊，产生铤而走险，打政策擦边球的侥幸心理。另外，人民银行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财务风险管理制度。在风险防范方面，主要通过行业内公认的风险计算模型考核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进行风险的评估与控制，这些方法并没有从根本上分析人民银行财务资金管理风险产生的原因，并且在风险发生时也没有制定相应财务资金风险管理机制，导致人民银行进行财务资金风险管理时无制度可依，处于混乱状态，从而产生财务制度缺失风险。

（三）财务内控管理执行不力、监管分工不明确等造成财务内控漏洞风险

会计监督是会计的重要职能之一，加大财务管理、开展财务检查与分析是推动财务工作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人民银行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内部控制指引》设计部门内部控制制度，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会计检查辅导办法》规定定期对下设机构进行层层检查，希望能够降低财务内控漏洞风险。但是在检查过程中存在着“四多四少”现象，即突击性专项检查多、日常监督少；集中性和非连续性的事后检查多，事前、事中监督少；对预算收入检查多，对预算执行监督少；对某一个单项检查多，对全方位监控资金使用的跟踪问效少，从而使机构财务资金核算缺乏有效的整体约束合力，可能产生财务内控漏洞风险。

在实践中基层人民银行存在着内部控制制度设计不严密，内部控制执行不力而产生财务资金风险的可能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会计基础工作薄弱，监管分工不明确；其次，授权制度不明，权力使用缺乏失控，给予挤占挪用专项资金、贪污、受贿等不法行为可乘之机；最后，人民银行资产管理制度落实较晚，容易出现账外资产、固定资产入账时间不准确等现象，造成固定资产管理控制困难。另外，部分基层人民银行财务人员将财务工作局限于会计核算、指标控制、财务反映等基础性工作，对财务工作中的监督职能未引起充分重视，致使人民银行财务资金管理由于人为因素出现在部门预算编制与执行、政府集中采购及固定资产管理过程中存在财务资金管理风险的可能性。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最终可能导致财务信息失真或滞后，加大财务决策的风险，进而影响各项基础工作的资金保障。

（四）财务人员职业道德缺失、知识更新较慢等造成财务人员核算风险

随着国际经济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中国作为直接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努力完成从国家会计制度到人民银行的会计制度包括财务制度不断调整、更新，以达到与国际会计准则不断趋同的目标。这要求相关财务人员及时学习各项制度，与时俱进的更新自身的财务知识储备。但是，基层人民银行财务人员在会计财务工作具有日常性、机械性的特点，工作人员每天都从事着繁杂、单调的劳动。加上缺乏科学的激励机制，基层人民银行财务人员在提高工作质量及业务能力等方面动力不够。同时，一些基层人民银行领导对会计财务工作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在会计财务人员培训、管理等方面投入的精力总体不足，切合实际、有针对性的新业务、新知识的培训不多，有时把会计部门变成其他部门培养人才的基地。导致少数财务人员的责任意识不高、履职能力不强，知识更新速度跟不上制度更新的步伐，导致在运用新的会计政策及会计处理方法时容易出现偏差，影响财务核算的准确性，使会计核算质量面临下降的危险。

由于财务人员从事工作的特殊性与敏感性，使财务人员有可能因为自身职业道德的缺失产生财务资金风险。在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虽然严格按照相关制度规定进行了人员分工，但是也不排除个别人员为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违背会计核算制度的规定，将共有财产移为私用，或者分支机构自上而下的财务相关人员进行整体经济犯罪等情况的出现，应当建立更加完善的财务资金风险管理系统以避免上述情况。

三、人民银行财务资金风险管理体系的构建

为了加强对上述人民银行财务资金风险进行管理，最大限度的规避财务资金风险，构建人民银行财务资金风险管理体系，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强部门预算编制与执行合理性，最大限度争取财政支持

人民银行作为国务院直属的行政单位，履行央行职责，发挥制定与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的职能。因其与其他行政事业单位相比，存在着一些与其职能相关的特殊业务，如货币发行业务、国库业务、反洗钱业务等，在进行预算编制与审批的过程中与财政部门充分沟通，努力争取预算审批指标，使预算审批指标数与预算编制数相符，增加基层人民银行按需据实编制部门预算的积极性。

为了加强部门预算在编制与执行过程中的合理性，需要做到以下几点：（1）加强各部门沟通协调。加强部门间的协调、配合，将各部门的需求准确进行汇总，提高预算质量。如人事部门提供人员增减和工资计划，货币信贷管理部门提供贷款计划，发行部门提供金银收售和货币发行计划等。（2）推行科学的预算编制方法。建立完善的预算编制定额标准体系，如人员经费支出定额、各项公用经费支出定额、设备消耗定额等标准，为预算编制提供合理依据（3）完善预算科目设置。应当根据人民银行的特殊业务职能对现行的预算科目进行改变。如增设直观反映履职成本的科目（“调研信息费”、“征信管理费”、“反洗钱经费”、“金融稳定经费”等项目），专门用于核算人民银行履职过程中的各项支出。（4）加大部门预算的宣传力度。从行领导到业务部门都要转变重预算分配轻预算编制的观念，形成领导重视、财务部门具体实施、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密切配合支持、员工参与、全员配合的工作格局，有利于编制合理的部门预算。通过对部门预算编制过程的规范，能够帮助各分支机构编制更加切合实际的部门预算，经过财政部的审批最终下达的预算经费指标一经确定应严格执行，以保证预算资金的合规、有效运用。

（二）加强费用账户集中试点工作，保证基层人民银行经费下拨

在现行人民银行财务制度下，中国人民银行按照“总行—分行—中心支行—支行”的行政管理体制设置的四级分散财务預算管理模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管理形式和管理格局。但是这种重复设置可能导致财务人员资源浪费，特别是县支行的财务资金管理较为混乱，但是中心支行对其进行监管却存在着困难。为了提高人民银行会计核算效率，可以尝试在地市中心支行成立财务集中核算中心，取消县支行的各类费用支出账户和财务核算权，只允许其在商业银行开设一个“零余额”账户，用于日常的零星开支需要。其余商品和劳务支出一律在财务集中核算中心直接办理支付。这种管理模式一是可以统筹安排，合理配置资源。从而避免小集团利益的干扰；随着财务集中核算的实施，基层支行的财务费用全部在地市中心支行审核列账，地市中心支行据实列账，有利于完成基层人民银行的经费及时下拨，也有利于中心支行控制预算指标的合理运用。

（三）规范财务核算与账户管理，保证全部收入的合理入账

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家财政性事业经费来源之外，还可能拥有其他多种收入来源，包括经营收入、业务收入、罚没收入等。为加强人民银行的各类收入和支出管理，避免出现大量的预算外资金未及时入账，或者不入账而出现“小金库”，人民银行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加强各分支机构往来款项管理。对于银行多头开户问题，上级人民银行与相关审计部门应联合有关执法单位，从账户、收据、收费等方面入手，对下级人民银行进行全面检查，该撤并的银行账户坚决撤并，从源头上规范收支两条线管理。另外，人民银行依据国家法律、法规收取的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都是国家财政性资金，按照预算法等财政法规的要求，应足额上缴国库或预算外资金专户，而不应存入任何其他银行账户。严格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会计基本制度规定设立账户，保证全部收入的合理入账，坚决杜绝“小金库”的产生，降低财务资金管理风险。

（四）加强财务管理制度建设，保障财务资金安全

人民银行应当根据自身制度管理方面的不足，加强建章立制，提高财务风险的防控能力。要根据有关要求和实际需要，进一步健全财务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加强资金核算、资产管理、岗位设置等方面的配套制度建设，以保证日常会计业务的有据可依。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加快修订《预算法》的步伐。预算法实施于1995年，十多年经济金融管理体制、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变化，对预算编制工作有了新的要求，因此国家要尽快出台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预算法规制度。（2）研究制定适合人民银行履职特性的部门预算编制操作规程。确定预算编制标准、编制主体和编制原则及方法，减少预算编制及执行中的随意性，降低财务资金管理风险。（3）尽快修订完善《中国人民银行财务制度》及相关制度规章。使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等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确保基层央行财务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把部门预算纳入法制化轨道。

（五）加大内部、外部监督力度，形成合力规避财务资金风险

人民银行为了建立完善的财务监督机制，最大限度的规避财务资金风险，首先应当加强内部监督力度。加强财务检查辅导队伍建设，分行可从各中心支行或县支行选调思想觉悟较高、业务经验丰富的财务人员组成一支专门的财务检查辅导小组，定期组织全辖范围内的检查，对检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要及时提出并督促改正，对不能履行职责的财务人员要及时调整。人民银行系统按照《中央部门预算支出绩效考评管理办法（试行）》，结合人民银行财务支出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对辖区分支机构的费用支出情况进行准确评估，积极落实绩效审计，完善各分支机构内部监督管理。在加强内部监督的同时，必须加强外部相关部门的监管作用，发挥出上级监督、管理层监督、监管部门监督、市场监督的综合效用，将各种监督有效统一并且加以运用。努力建立人民银行的内部、外部监督共同机制，最大限度的发挥监督机制功效。

（六）加强教育学习，提高财务人员知识水平与道德水平

人民银行应当提高各分支机构财务人员的业务能力与道德水平。通过组织多方面、多形式、多领域的培训不断加强基层财务人员的学习积极性。与时俱进的更新自身的知识储备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会计准则环境，完善自身的道德境界以抵御各种经济利益的诱惑。人民银行还应当不断提高财务人员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将财务人员风险意识的培养与职业道德教育、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结合起来，深化财务人员对财务风险的认识，增强对财务管理活动中各种潜在风险及其后果的预见性。希望能够通过不断的学习与培训提高财务人员的思想与业务素质，降低因为人员因素而产生财务资金风险的可能性。

作者简介：赵守芹（1973-），女，汉，山东东营利津人，中国人民银行东营市中心支行副科长，中级会计师，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专业本科毕业，经济学学士。

作者：赵守芹

制度缺失资产管理论文 篇2：

公益慈善组织社会信任危机根源与对策

2011年6月，郭美美网络“炫富”引发慈善界地震，此后上海红十字会“餐饮发票门”、无锡尚德公司向中华慈善总会捐赠引起“尚德门”、河南“宋基金”内幕等被披露，将公益慈善机构推向风口浪尖，越来越多的慈善机构和慈善捐款去向被质疑。公益性捐款的数量迅速下降，这反映了公众对公益机构的信任危机，暴露了公益事业的制度缺失，彰显重塑公众信任的紧迫性。

一、公益慈善组织信任危机成因：会计作为信任机制的缺失

（一）会计是一种构建社会信任的机制 企业和非营利组织是经济人的合作组织。古典经济学将社会主体行为特征定义为理性，经济学家通过大量实验发现：对人类而言，理性并不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即使是精神病人也会在选择消费品的实验中表现出理性行为，即对必需品无价格弹性，奢侈品需求有价格弹性。所以现实中行为主体虽然存在非理性行为，但行为逻辑的主体是理性行为。简森和麦克林（1994）将经济人的概念进一步具体化为三个要素：聪明狡诘、权衡比较、最大化，并认为，聪明狡诘指个人具有非凡的创造力，能够洞察环境的变化，预见可能的后果和可能的行动机会，并作出选择和反应。权衡比较是指理性人会在各种偏好和追求中进行权衡，并愿作出选择和替代。最大化是指个体总在各种限制和约束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

公司是经济人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合作组织，会计是组织的利益相关者合作的基础。资本市场投资者、银行敢于将自己资金投入到一个公司，股东能够委托经理人进行经营管理，其中重要前提是会计的存在。会计在会计准则的约束下，通过对公司经营过程和结果的连续核算与定期报告生成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监督确保会计信息可靠性，会计信息披露减少了契约各方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有利于抑制受托人的道德风险，避免市场出现逆向选择现象，从而为各方合作提供了一个沟通的信息基础，营造了公司组织的信任机制。所以，会计促成各有追求的契约参与人（经济人）在特定组织下相互合作，形成一种扩展的人类秩序，体现了会计是具有社会价值的专业技术活动，会计是建构利益相关者社会信任的机制。

公益慈善组织也是经济人委托代理的社会组织。首先，捐赠人是经济人，捐赠行为是通过利他行为间接实现利己目的的理性选择。捐赠从形式上看似乎不是经济人的自利行为，但这确是理性人的社会性特征的体现。一方面捐赠支出可以在税前扣除，并为捐赠人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增强捐赠人精神满足；另一方面捐赠行为可以改善弱势、困难团体的境况，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为企业和个人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个体利益目标的实现。因此，捐赠行为恰好体现理性经济人的精明和权衡能力。其次，捐赠组织是一个受托代理组织。虽然捐赠人可以亲自寻找受益对象，完成捐赠过程，但从成本收益上是不经济的。公益慈善组织的出现恰好通过专业化服务实现捐助活动过程的成本收益最大化。公益慈善组织是受托完成捐赠活动，实现捐赠社会公益救助目的的组织，其存在的基础是公众信任。但公益慈善组织也是经济人，因此有可能侵吞、挪用社会捐助款项。如果出现这种行为，必然会伤害经济人对公益事业的信心，因为经济人的利他心相对于直接自利心是脆弱的，当前我国发生的系列捐赠门丑闻带来的后果给这一理论分析提供了最好的证据。

公益慈善组织作为一个政府批准成立的社会组织，捐赠人、受益人与公益组织之间存在隐性契约，他们必须履行各自的职责，才能实现社会公益的目的。健全的会计系统是建立捐赠人、受益人信任，抑制公益组织和工作人员机会主义行为的制度基础。会计机制作用途径是：通过会计确认计量捐赠额来明确捐赠与受赠两方的权利与义务金额；通过健全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来明晰捐赠资金的来龙去脉，使中间方慈善机构的组织运行更加公开透明，更全面地接受外界监督；同时在公益组织内部建立严格的内部控制和外部审计监督制度，不仅保障合理清晰地管理捐赠款物，而且确保慈善组织会计信息的可靠性，有利于抑制公益组织及内部人员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

（二）公益慈善组织会计机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2004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应该执行国家统一会计制度，依法进行会计核算，建立健全内部会计监督制度。同年财政部发布《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该制度规定非营利组织会计核算所提供的信息应当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如捐赠人、会员、监管者等）需要。该制度采取与企业会计制度基本一致的原则和方法，缺乏慈善组织业务核算特色，而且信息披露缺乏标准。公益慈善事件暴露出的问题证明了慈善组织会计制度和会计行为存在的问题：

（1）受赠资产确认与记录制度不完善。在“尚德门”事件中，中华慈善总会没有审核受赠物资到账证明和价值，仅依据捐赠者的认捐书、受捐单位收到货物的收据，开具了减免税发票1500万元。事后发现捐赠物还放在无锡仓库，捐赠书指定的受赠方——中国版权协会教育委员会的秘书长罗凡华称是“诈捐”。此前媒体也传出许多明星的“诈捐”，所谓“诈捐”实际上是捐赠人声明确认的捐赠与受赠组织或受益人实际收到不一致，这不仅缘于捐赠合同的特殊性，也与慈善组织受赠物确认会计规则不完善有关。

在现行会计制度下，慈善捐赠中所涉及资产的会计确认遵循权责发生制。然而与企业经营活动收付责任的形成时点不同，捐赠责任的形成并不以承诺和认捐来确认，而应以实际收到相应款物为基础。因此，会计制度上的确认规则与实质责任的形成存在偏差，当前的权责发生制并不适合捐赠资产的会计确认。

（2）捐赠款物保管和发放缺乏会计控制。这次捐赠地震被大家认为最大、最多的问题是捐赠资产管理混乱问题。慈善组织工作人员炫富，铺张浪费首先引起大众反感。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一张数额为9859元的餐饮发票在微博上被曝光，郭美美说不清楚的炫富，公益慈善事业的信任开始受到严重冲击。“尚德门”价值1700多万元的捐赠品指定受益人项目中国青少年创意大赛参赛学校的带队教师告诉记者从没有收到过任何捐款，因为在比赛开始前就已经被折价变卖成了592万元现金。而河南宋庆龄基金会采取“宋基放贷，捐款付息”商业模式，十余年中，数十亿“善款”掌控在骨干员工控制的公司手中，大量用于商业性目的。2009年，河南宋基会募得6亿元，2010年末河南宋基会资产已近30亿元，在全国两千多家慈善基金会中名列第一，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2010年公益开支必须达到4.2亿元，而实际情况却仅有1.4亿元。这进一步说明捐款去向的混乱，媒体开始质疑一笔又一笔捐款。2011年9月，人民网等媒体多次报道上海静安大火社会4000多万捐款使用问题。2012年4月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专项公益基金“仁爱基金”违规使用慈善基金曝光。该基金会2010年8月将本应该用于助学和弱势团体的资金用于向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国企老干部发放2000辆自行车，后因质量低劣而被退回并曝光。这些案件暴露出受捐款项使用混乱，内控缺失，会计没有发挥应有的控制和监督作用。审计署2011年6月在其官方网站通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2010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结果，通过审计红十字总会和所属机关服务中心等5个单位，查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预算执行中不符合财经制度规定的问题金额219.71万元，其中2010年194.39万元；其他财政收支方面不符合财经制度规定的问题金额420.33万元。这进一步说明媒体披露的是一个严重的普遍性问题。

（3）慈善组织对管理费的提留、支出缺乏合理性和公开透明性。红十字会的巨额餐饮发票，各类慈善机构人员的高调炫富，这些公益慈善机构内部的各种高消费行为受到外界一片质疑。慈善组织回应外界质疑基金会工作人员高额消费时常强调：本组织没有挪用捐赠款项，员工工资福利和行政费用提留没有超过《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的比例，该条例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但他们无法直接披露管理费用提取和使用报表，行政管理费用具体如何提取、金额多少、相关用途等信息均没有相应的披露制度，对外界来说这一方面仍是暗箱。同时，条例中所指定的提取标准亦过于单一，缺乏一定的合理性和适用性。

（4）慈善事业缺乏公开的监督和完善的审计制度。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明确捐助人有权查询捐赠资产的管理和使用情况，并提出建议。同时规定，基金会登记机构履行对基金会的监督管理职责，基金会每年3月31日之前向基金登记机构报送年度工作报告，接受年检。年度工作报告包括财务会计报告、审计报告、开展募捐、接受捐赠和提供捐助活动情况，以及人员和机构变动情况等。此外，基金会应该依法接受会计和税务监督。慈善捐赠款物从来源到投放所涉及的部门众多，基金登记管理机构和会计主管部门因为监督对象多，无法实施全面、有效监督；我国没有专门针对慈善业务的、统一的审计规范；由于会计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审计数据收集困难，相关职能部门对慈善资金的审计方面还缺乏必要的配合等；捐助人缺乏监督的渠道和积极意识，现在多数个人捐赠，如单位统一收取的捐赠款，没有发票和收据，更不可能去查询捐赠信息；我国也没有保护捐赠人信心的制度措施，数额较大的捐助，以及单位组织集体的捐助，都无法监督慈善捐款，导致大量捐赠后期呈现“黑箱”运行。这些问题都亟需通过健全完善相关审计监督制度来解决。

（5）公益慈善捐赠信息没有实现及时公开披露。我国基金管理条例没有公益捐赠信息的公开披露制度，因此，公众从网络上也不能获得及时、完整的信息。由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的《2010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全国慈善信息披露现状抽样调查》，仅有不到三成的慈善组织信息透明度较高，近九成受访者表示从未接受过慈善机构的信息反馈，超过九成公众对慈善信息公开程度不够满意，54%的受访者表示很关注慈善信息披露，分别有79%和73%的公众希望了解慈善组织的业务活动信息和财务信息。这次慈善门事件反映较大的问题是慈善捐助信息披露不全面，披露滞后，不能满足捐赠方及公众对于信息的合理诉求，慈善公益组织对诸多问题解释不清、推诿或避而不谈，缺乏受托责任履行报告的观念，一贯缺乏公众监督。

从慈善组织事件暴露出的问题看，会计信息没有担当起慈善组织与社会公众、捐赠人等之间的沟通角色，这是当前公益组织出现诸多丑闻的重要制度性原因之一。因此，针对慈善组织会计管理存在的问题，健全会计制度，重塑社会信任非常必要。

二、公益组织社会信任重塑对策：健全会计机制

（一）引入收付实现制，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规定会计核算遵从权责发生制，没有具体规定资产确认标准。按照会计准则的资产确认原则，与资产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资产价值能够计量才能确认资产入账。企业经济业务是在本主体控制下，只要凭证审核无误就可以入账。但这一做法不适用慈善会计。由于捐赠合同与一般买卖合同不同，捐赠责任不以合同签订时间成立，接受捐赠款项和物资应该在实际收到时确认。因此，应该引入收付实现制原则，不能单独强调权责发生制。另外，公益慈善组织确认的捐赠有可能是捐赠人指定受赠管理人，公益慈善组织并不直接接手捐赠财物，因此在发票开具、统计入账时需要稽核程序。

《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对受赠非现金资产的计量原则是：捐赠方附有捐赠物票据的，以捐赠票据标明的价值入账；票据上标明的金额与受赠资产公允价值相差较大或没有附相关票据的，按照公允价值入账，并规定按企业会计准则中的公允价值确定方法。另外，我国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的12%的部分，准许在计算应缴纳所得税时扣除”。因此，受赠方对受赠款项和物资确认直接关系到双方利益，为了防止捐赠方以积压待处理品捐赠，谋求名利双收，捐赠非现金资产应该按公允价值计量。基于“尚德门”事件教训，要求慈善组织在减税发票开具时，应由专业评估人员核定捐赠物价值并出具证明，并对评估人员与稽核人员采用经济责任追究制度。

（二）建立捐赠资产保管与发放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 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是保证会计信息质量的制度基础。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是由内部牵制制度发展而来。内部牵制制度通过公司内部职责的分工、业务流程程序化及记录上的交叉检查来防止错误和舞弊，保护财产安全、会计记录真实和组织运转效率。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可以针对具体业务内容和流程，评估业务风险，设计风险控制点，通过业务合理分工、相互牵制、明晰权责、信息沟通和监控，以保证资产安全、会计信息可靠。慈善组织在发起慈善募捐活动、接受捐赠资产、发放救济物资、会计记录、内部监控、审核和信息披露不同环节应该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对受赠资产进行分类核算和管理。对于指定受赠人的捐赠资产，慈善组织应该稽核捐赠款物到账和保管、监督受赠管理人及时按需发放受赠物品，确保受赠人收益最大化，避免因为受赠物没有及时发放而耽误受益。对于未指定受益人的捐赠，慈善组织应该按受赠款项编制使用计划或预算，建立内部控制制度，接受外部审计。通过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合理设计和有效运行，保护受赠资产安全，杜绝擅自挪用善款和改变善款用途的行为。

（三）实行分级管理费提留与预算制度 《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但没有要求慈善组织提供管理费明细报表。慈善款物管理需要经费，工作人员不是义务劳动，但应该将人员编制、人均费用纳入人事管理和财务管理制度。为了尽可能多将捐赠用于受益人和资助项目，限制非公益性行政支出，规定提留比例是应该的，但我国按当年支出10%的提留是不恰当的。一是与其他地区比偏高。按照香港红十字会规定，在赈灾捐款中可拨出不多于5%作为行政费用。二是按最高限额提取也不合理。应该按核定预算标准，确定经费需求，建立分级提留制度，如1000元以下，可以免提；1000-50000元按10%比率提留，50000-100000元按8%提留，依次累减，其理由是随着支出规模的增加，单位支出需要的固定性管理费用会减少。同时，为了控制已经提留的管理费被合理、经济使用，应该实行预算管理制度，根据预算项目，编制分项预算，年终接受专项审计，对外提供管理费用报表。

（四）完善公开监督制度 公益性捐助与接受投资不同，没有确定的委托人，捐赠人对受赠组织没有权利要求。但捐赠人与公益组织应该是公众信任委托关系，公众具有知情和监督权力。我国《基金会管理体条例》虽然规定捐助人有权查询捐赠资产的管理和使用情况，并提出建议，同时明确规定基金会登记机构履行对基金会的监督管理职责，基金会应该依法接受会计和税务监督。但捐助人查询通道是什么，以及强制审计属于政府审计还是民间审计、审计准则和审计责任等都无章可循。在慈善发达的地区，一般都建立规范公益捐助运作社会监督和审计制度。如香港红十字会有如下规定：对捐赠者报告制度，香港红十字会对个人捐款、慈善者捐款用途都有披露制度，而且会给数额较大的捐赠者做文字图片和财务运用的报告。公开查询制度，香港红十字会对任何数额的捐赠者均提供探访团去察看项目实际运作情况，通过香港红会网页或以电话了解善款使用流向。审计报告制度，红十字会请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审计结果会在年报中呈现。

借鉴成功的经验，我国慈善组织应该树立受托管理捐助的理念，建立捐助信息定向报告制度、接受查询制度和强制审计制度，以接受公众监督。

（五）完善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 在慈善地震的震动下，2011年8月财政部发布《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指引（征求意见稿）》（下文称指引），该指引比较全面地提出了公益机构信息披露的内容、时限、对象和方式，对公益信息公开透明具有重要意义，但其中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考虑。

（1）信息披露对象和主体。明确了信息披露对象是社会公众和主管机关、监督机关，信息披露主体是公益慈善类的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由于慈善事业具有社会影响，因此捐赠人和潜在捐赠人都是信息服务对象，公开信息披露已经明确这一点。但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信息使用者区分。信息披露对象了解信息的目的不同，捐赠人和社会公众关心慈善事业发展，是慈善资金来源，他们既是监督者，更是持续性公益资金供给者。公益慈善组织登记机关等其他信息披露对象是慈善活动和组织的法定监管人。指引没有具体说明公开信息披露向捐赠人披露信息与向公益慈善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公益慈善组织业务主管单位、财政、税务等部门提供报告的区别。为了保护捐赠人信息知情权，对捐赠人可以附加专项邮寄、组织参观、接受查询等提供专项信息服务。二是信息披露主体的责任声明。信息披露具有社会后果，一旦发生错误和失实会误导公众。指引只提出“信息披露要及时、准确、完整，确保披露信息真实”原则，没有明确责任主体，没有要求责任主体声明，一旦出现问题，很容易以工作人员失误为借口推诿。在网站对外公开披露的信息和报送监督机关的财务报告上，信息披露主体应补充信息可靠性的保证和声明，以强化信息披露主体的责任意识。

（2）信息内容和分类。指引确定了信息披露的五项内容：捐赠机构信息、募捐信息、接受捐赠信息、捐赠使用信息，机构财务信息，而且将公益慈善信息披露分为重大事件和日常性信息披露。指引解释发生重大自然灾害、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重大治安灾害事故和举办重大社会活动，以及由政府部门或公益慈善组织开展的重大社会捐赠活动的信息按重大事件专项信息披露；一般性公益慈善项目及其活动按日常性捐助信息披露。问题是：指引明确了这两类披露的时间差异，但没有明确这两类信息披露渠道和内容区别是什么，审计要求有什么不同；年度公益慈善组织信息披露应该专项披露管理费预算执行和审计结果；对外公开信息披露应该明确信息披露格式和要件。公益慈善组织财务报告不同于盈利性单位，应该专门设计，明确核算原则、信息披露内容和项目，应该补充专项信息披露内容。

（3）信息披露渠道。指引规定信息披露主体可采取多种方式披露信息：机构出版物（如年报、通讯等）及其官方网站、大众媒体（电视、报纸、电台、杂志等）、现场披露（如披露周、新闻发布会等）、定期以邮寄或电子邮件等形式、公益慈善项目报告、专项基金的年度报告，以及其他可行方式披露。但这些渠道可容信息量和范式不同，没有指定专项信息和日常信息披露主渠道，会增加公众搜寻成本，缺乏信息披露监督标准。所以，有必需确定不同信息披露的主渠道。

参考文献：

[1]刘峰、贺建刚、吴波：《信息披露：实话实说》，中国财经出版社2003年版。

（编辑 熊年春）

作者：刘慧凤

制度缺失资产管理论文 篇3：

高职院校固定资产管理问题与对策研究

摘 要：固定资产不仅是高职院校开展各项教学活动和日常工作的物质基础，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高职院校的办学规模和办学条件。随着高职院校固定资产数量的日益增加，固定资产的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也迫在眉睫。文章从高职院校固定资产概况及管理实际出发，分析总结出高职院校固定资产管理目前存在管理意识淡薄、管理模式不健全、管理方法粗放、管理制度缺失、绩效评价缺乏等问题，并提出了构建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健全资产管理结构体系、提升资产管理手段、建立资产使用考评机制等对策，以期为提升高职院校固定资产管理水平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高职院校 固定资产管理 对策研究

固定资产不仅是高职院校开展各项教学活动和日常工作的物质基础，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高职院校的办学规模和办学条件。随着高职院校固定资产数量的日益增加，固定资产的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也迫在眉睫。然而，高职院校一般历史悠久、建校时间长，资产管理工作起步晚，积重难返，致使高职院校固定资产的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困难重重、阻碍较大。因此，研究当前高职院校固定资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具有重要意义。

一、高职院校固定资产概况分析——以某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一）资产总量概况

高职院校总资产主要由流动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在建工程组成。2020年度该职业技术学院资产构成情况如下：流动资产占比41.28%;固定资产占比54.20%;无形资产占比4.49%;在建工程占比0.04%。数据表明，固定资产在高职院校所有资产当中，占比最大。通过对同类职业院校的座谈与调研，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因此，对固定资产实行专项管理显得尤为重要。

（二）固定资产的增长趋势

该职业技术学院近6年来固定资产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平均增速在7.03%。2019年12月，教育部、财政部公布《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建设单位名单》，该职业技术学院成功入选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为了高质量地完成双高院校建设工作，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提升办学水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该学院必将开展一系列实验室建设等双高项目。未来几年，随着双高项目建设的深入开展，学院固定资产必将产生大跨步的增长，因此对其进行精细化、专业化的管理要求势必将越来越高;此外，固定资产管理涉及部门多、人员众、内容广、作用大，必须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与研究。

二、高职院校固定资产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几年，高职院校固定资产管理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在实践管理当中，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现总结如下。

（一）固定资产管理意识不足，实物资产管理的重视程度有待提高

目前，我国高职院校的固定资产资金来源主要依靠财政拨款，这就注定了固定资产的国有属性，且很长一段时间，高校固定资产不计提折旧，使得资产使用人员使用方式粗放、资产管理人员监管作用缺乏;很多院校建校时间较长，“重钱轻物”“重配置、轻管理”的思想根深蒂固;有些院校甚至较长时间里没有固定资产管理的专门机构和规范性制度，在资产的使用、处置等实际工作中全靠主观判断，以上局面均是由高职院校自上而下对固定资产的管理意识不足，对实物资产的重视程度不够所致。

（二）管理模式尚不健全，管理方法仍然较为粗放

很多高职院校虽已提出“统一领导、归口管理”的管理模式，但在具体实施方面尚不彻底和健全。资产管理归口分级不清，在国有资产管理业务层面存在职责不明、划分不清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管理者的积极性，一旦出现问题容易出现相互推诿和相互扯皮。在管理方法方面，一些院校还停留在最初的人工建卡管理或简单信息系统入库登记，资产使用过程缺乏有效监管。资产使用部门更是忽视对资产的日常管理，未能定时对资产进行盘点，且资产管理人员更换频繁，对资产管理相关业务的学习不足;当资产保管人岗位变动或是离职退休时，也未能及时对其资产在管理系统中进行信息变更、资产调剂，导致部分资产“人物不一”;在资产处置环节，不能及时上报待处置资产，资产新配后又无专人管理，损坏资产，造成资产丢失。

（三）管理制度体系尚未建立，尤其是归口管理部门资产管理制度严重缺失

近年来，国家及省市相关部门针对高等院校国有资产管理出台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及规定，各高职院校也出台了本校的一些纲领性的资产管理制度，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效，但由于资产管理，尤其是固定资产管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导致业务层面的、精细化的管理制度及办法没有及时制定，特别是归口管理部门和资产使用部门的资产管理制度更是严重缺失，致使在制度保障方面没有建立起完整有效的资产管理制度体系，从而造成实际工作中一些不规范、不科学的现象存在。

（四）固定资产的绩效评价研究不足，缺乏有效的资产使用绩效评价体系

长期对资产管理意识的淡薄和粗放型的资产管理方式导致多数高职院校资产配置和使用不够合理，资产闲置率较高，缺乏对资产保值增值的情况更是普遍存在。这些现象的出现，归根结底是因为高职院校缺乏对固定资产的绩效评价研究，没有行之有效的资产使用绩效评价体系，致使学校内部缺少管理与协调机制，各院系部门对资产“据为己有”，不愿共享与调剂，造成资产利用率不高，出现闲置的状态。

三、提升高職院校固定资产管理水平的对策

（一）完善固定资产管理制度，构建资产管理制度体系

完善的固定资产管理制度是高职院校资产管理各项活动有效开展的依据。高职院校必须加强顶层管理制度建设，结合国家省市及主管部门有关资产管理的各种规章制度，建立一套符合自身院校情况且具有科学性和完整性的资产管理体系，尤其是针对资产归口管理部门的制度规范必须尽快纳入到制度体系的建设进程中，以实现高职院校对固定资产的规划化和精细化管理。在具体实施方面，可以从学校和归口管理部门两个层面分别出发，建立起包含固定资产配置、固定资产采购、固定资产验收、固定资产使用、固定资产维护、固定资产处置、固定资产经营、产权登记与资产清查、资产绩效考核及固定资产年度报告等业务模块的二级制度体系，每一业务模块下可再根据固定资产大类和业务内容进一步细化，建立第三级制度体系。

（二）健全资产管理结构体系，提升资产管理手段

有效提高高职院校的国有资产管理水平，必须即刻建立健全资产管理结构体系，提升资产管理的手段。首先在管理机构方面，在“统一领导、归口管理”的管理模式指导下，建立学校层面的资产管理委员会，决定资产管理的重大问题;根据资产的不同形态，确定相关职能部门为资产归口管理部门，并尽可能地明确和细化各归口管理部门的管理职责和管理内容，且以正式制度加以约束。其次在资产管理队伍建设方面，重视选拔业务能力高、责任心强的高素质人员，并加强资产管理人员的业务培训力度，适时掌握最新政策、最新要求，努力打造一支能力强、会管理、敢担当的资产管理队伍。最后在管理制度和管理手段方面，不断完善资产管理制度，丰富资产管理手段;与时俱进，及时修订原有制度，查漏补缺，不断完善未有规定;敢于应用最新技术，不断提高信息化水平，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跟踪定位等手段，不断提高固定资产管理的动态化和精细化。

（三）加强固定资产绩效研究，建立资产使用考评机制

固定资产管理绩效考评机制，是评价与考核高职院校国有资产管理效率的重要手段。高职院校应积极探索其固定资产绩效考评机制，把高职学院完成的教育教学、科研等任务量与其所使用的固定资产有效联系起来，制定科学的资产管理绩效目标，以其来激励固定资产使用成效，从而达到促进高职学院在保质保量地完成教学、科研任务的同时提高资产使用效率，节约有限的财政资金，并不断促进高职院校提升自己的国有资产管理水平。

四、结束语

众所周知，高职院校固定资产的规范化管理起步晚、起点低，想要彻底改变其管理水平低下的现状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但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开始着手做起：一是认真按照资产部门工作职责与岗位职责，进一步梳理资产管理部门工作内容、细化工作标准，提升各岗位人员的业务能力与工作水平。进一步加强部门人员思想教育，及时领会各级资产管理相关文件精神及工作动态;二是加强顶层管理制度建设，牢固树立制度建设的长期性理念，不断增强制度建设力度。在认真学习上级有关文件（通知）精神及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结合资产管理的工作实践，及时出台单位层面的资产管理等相关规范性文件及工作流程，积极推进资产管理量化考核指标体系与奖惩机制建设，并在单位内部贯彻执行。通过以上工作的着手进行及对固定资产的深入研究，相信高职院校固定资产的管理水平将得到大幅提高。

[资助项目：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2020年度校级科研项目（2020KYP14）]

参考文献：

[1] 张会.高校固定资产管理体系构建思考[J].财经界，2020（4）

[2] 李宏伟.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体系研究初探[J].中国财政，2020（8）

[3] 丁可.高校国有资产管理内控管理体系探析——以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国际商务财会，2018（10）

[4] 吳莉，宋伟.高校国有资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现代国企研究，2018（3）

[5] 朱琪洁.高校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的构建[J].海峡科技与产业，2017（7）

（作者单位：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处 陕西咸阳 712000）

[作者简介：哈奔，研究生学历，经济师，研究方向：高校国有资产管理。]

（责编：贾伟）

作者：哈奔 史海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