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爱缺失现代文学论文

2022-04-19

父爱缺失现代文学论文篇1：

我不坏

“吊丝”一词的自我嘲讽和调侃，未尝不是放低身段、期待逆袭的一种姿态。四海为家、靠打零工过活的北町贯多，属于如假包换的日本吊丝：嗜好烟酒、外表猥琐，吃起饭来狼吞虎咽，形似饿鬼投胎；灌了二两马尿，碰到漂亮女生就“我见犹怜”，右手情不自禁地伸向裤裆，任谁见了都想踹他两脚。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坎坷长苦辛”，被情趣高雅的王国维定为“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根据第144届芥川奖西村贤太获奖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苦役列车》，主角北町贯多亦可谓“淫鄙之尤”，取得2012年电影旬报十佳影片第五名的佳绩，亦“以其真也”。

日本大正年间（1912-1925）产生的“私小说”，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自我暴露”，郁达夫留学日本期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沉沦》即属此类。日本评论家秋山骏《私小说这种人生》，把“私小说”称为“日本独特的足以骄傲的文学”。《苦役列车》被日本学界盛赞达到了平成年代私小说的新境界，是“不顾一切拼命挣扎的文学”。

因父亲抢劫、强奸，1967年出生的西村贤太无心向学、自甘堕落，常因拖欠房租被扫地出门，打工赚来的钱，不是买醉就是买春。“觉得自己像笨蛋一样，只会写自己的事情，视野非常狭隘”的西村，领取芥川奖时，说他本来正打算出门去“风俗店”，全场为之哄堂。

北町无赖到什么程度？血汗钱浪掷风月场所也不缴纳房租，为此不惜向房东撒谎、鞠躬道歉、长跪不起，能拖一天算一天，拖到下个月就是胜利。这么一个烂崽，也有他看不起的对象。喜欢唱歌的工友高桥，教导北町年纪轻轻切莫丢掉梦想，后者嗤之以鼻：“一个搬运工妄想当歌手，听了就火大。”

“梦想有屁用，人生就是这么窝囊，你看清了吗？”因工伤下半生都得和拐杖打交道的高桥，梦想破灭、借酒浇愁，冲到台上抢过话筒，含泪演绎森进一的名曲《襟裳峡》：“也许我很懦弱胆小，襟裳峡的春天空无一物，耐不住寒冷的朋友来访了，别客气，来暖和一下再走吧。”哀我凄惶少年时：临时工没有奖金、退职金、退休金、医疗费，19岁的北町从高桥身上看见了自己的未来。

“我们上床吧，做了你就会爱上我！”如同因极度饥渴打翻一瓶牛奶的饿汉，无法用恰当方式表达内心情感的北町，把梦中情人吓得鸡飞狗跳。正二与女友谈论名流、职场、人脉，无从插嘴的北町深感自卑，独自喝闷酒，醉了便粗言秽语、丑态百出，加上借钱不还，唯一的好友也弃他而去。

再次成为没有亲情、友情、爱情的孤家寡人，北町愈发颓废、邋遢，前脚从风月场所出来，后脚便踏入前女友工作过的书店，向人家老板借钱。在酒馆吃东西，赫然发现昔日那个万念俱灰的高桥，居然闯入歌唱大赛的第二关，正在电视上引吭高歌《我不坏》：“其实很想占有自己以外的某个人……人生的欲望无穷，但我只想好好活下去！我不坏，我并不坏！”邻桌客人想换个频道看选美节目，几经争执，双方大打出手。

又臭又硬、屡败屡战的北町被打得昏死过去，凌晨醒来，身上仅剩内裤。《幻想三国志》的插曲《英雄末路》，曲名带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凄凉和伤感，一听之下，才发觉日本人心目中的英雄，即便穷途末路也充满“虽千万人我往矣”和决一死战的豪情。

逆袭成功的西村贤太，内心世界被严酷的生活打造得无比粗粝。以前他不结婚是因无钱养家，如今40多岁，功成名就，只想做个单身贵族，不愿养活“别人”。父爱缺失者真的伤不起啊。

父爱缺失现代文学论文篇2：

牙买加之帆

想要到达金斯顿的诺曼曼雷机场，从国内出发的航班要转机三次，飞行超过30个小时。即便如此，想要看到一个真实的、居民眼中的牙买加还是一件难事。生于中美洲的作家奈保尔曾说：“在牙买加的北海岸，你很难找到真正的牙买加的样子，因为那里是游客栖息的地方。迎接你的将会是蔚蓝的加勒比海，热情的阳光和醇厚的蓝山咖啡。”但在真正的牙买加人的口中，那里却是一个“遍地杀戮、遍地偷窃”的地方。这个位于加勒比海西北部的国家早在1509年就成了西班牙的殖民地，自此算起，它已经历了百年被殖民的历史。而近年来，牙买加文学摆脱了稚嫩与软弱，宛如即将成年的、古铜色肌肤的少女，令世界瞩目。终于牙买加文学能带我们跨越13425公里，去了解瓜内亚平原上人与人之间绵密的情感，它包括了那与生俱来的身份与性别意识，以及挥之不去的殖民梦魇。

《女王案》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的国内第一部当代牙买加短篇小说集，由牙买加女作家阿莱西亚·麦肯齐与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陈永国共同选编九位牙买加作家的作品集结成书。编者在每篇小说前，都附有一则简短的作者介绍，以便读者能更好地了解当代牙买加文学创作者的生活现状。他们或已定居国外，或有着长年在国外学习、生活、工作的经历，这也正体现了牙买加文化的杂糅性。国家历史上的印第安人、黑人、西班牙统治者、英国、法国、荷兰等多种文化因素似乎混合成了天然基因，为当代牙买加带来了必然焦虑。在有记者问到麦肯齐是否反感“后殖民地文学”这个标签的时候，麦肯齐回答到：她作为一位作家，在写作时从来不会觉得自己在写后殖民地文学，她只是在写自己的故事。诚然，当单单阅读某一位作家的创作时，我们确实在阅读个人故事，而当我们阅读某几位有着相同历史背景的作家作品之时，我们阅读的就是他们的共同记忆、国家叙述以及当代表达。
《女王案》英文封面

被偷走的牙买加之心

小说集的同名短篇小说，奥莱尔·塞尼奥尔的《女王案》中“我”的舅舅从英国留学归来，但是到底学到了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也没有什么文凭之类的佐证。唯一能从侧面反映出舅舅与他人有所不同的就是他那从不离身的圆顶礼帽、拐杖、手套以及一个绝不轻易示人的箱子。他每天下午四点前准时出门，用深沉悠扬的声音打招呼，僵直地走上通往大路的小径，不错一个节奏。人们一开始，只是认为重归故土的舅舅还需要些日子适应，但时间一长，人们的看法就慢慢改变了。直到有一天舅舅把“我”叫到屋子里，说：“我早已没有心脏了。那是他们装在我身体里的机械装置……我在那里住院的时候，他们把我的小心脏拿出去了……我从来没有让他们这么做……这是最高犯罪。”打开舅舅的箱子，里面保存的全部都是写给英国女王的寻求正义的信。这个皮箱，承载了牙买加人百年的屈辱史，是一封封控诉的檄文。然而即便是确有其事，在国家独立后的今天，牙买加人终于摆脱殖民统治之后，还未消散的殖民梦魇仍然在脑海中徘徊。女王真的偷偷地取走了舅舅的心吗？当然不是的。“心”就是舅舅乃至牙买加人的精神世界，作者敏锐地发现，政权的统治已经退出，但留在牙买加舞台之上的仍是西装革履的外来者，殖民者文化已经彻彻底底地改造了牙買加人之心，对此，他们自己却无能为力。

村子里的“外来者”除了“我”的舅舅，还有几个留学归来的人。普林格尔的女儿格罗瑞亚从美国回来后，自言自语，整天像疯蚂蚁一样，后来真疯了；巴格曼穿黑色面粉袋式的衣服，又硬又脏，他在秦氏五金店门外的人行道上睡觉，除非圆月之日不影响任何人，每到那天他就去五金店后面的香蕉地里，像驴一样大叫个不停；洛尔小姐的女儿在丈夫出轨后自杀了，而且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孩子。是的，留学归来的人都疯了。剥离这些作者笔下的修辞与离奇的事件之后，浮现出的是深刻的文化冲突，是积郁在牙买加人心底的愤怒。留学者的回归是落在水中的油脂，互相推挤却难以互容。当他们带着异国文化归家，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再融入眼前的故乡时，手足无措的他们成了旧日友人眼中的“疯蚂蚁”。有关国外的猜想，从村中的广场里流传到每户人家的饭桌上，而源头，正是这些“疯了”的留学生们。他们是不同文化影响下的矛盾物，是不同文化间的灰色人物。误会的雪球，就在他们中间越滚越大。牙买加人逐渐发现，虽然殖民已经结束，但是殖民者精神上的统治仍在继续，更可悲的是，这已经深入他们的血肉之中了。所以他们面对国家的贫乏，精神的奴役，难以不陷入一种歇斯底里的怨愤。小说中的“舅舅”则是其中的一个缩影，是作者手中的钝刃，指责那些文化殖民者偷走了他们的“心”。
中文版《女王案》

如果说《女王案》隐含着对牙买加殖民历史的控诉，那么其他小说也或多或少在表达着这样一个加勒比小国，在宗主国离开之后的惶惑、游移和茫然。《爱的最后一位使者》中费舍先生要感谢美国人给他签发了（他）在他自己国家的工作签证，头衔竟然是“外国专家”。《穷途末路》中女主人公感叹一张本地的身份证是其作为人类一员的唯一凭据，而怀中的蠢狗却正依仗着自己的品种得到宠爱。《基石》中“我”和“我”的母亲相互依偎着藏在千疮百孔的屋子角落，以躲避这场横扫一切的暴风雨，而 “破屋”和“暴风雨”正是牙买加与西方文化的最好象征。

如果牙买加文学仅仅停留在对历史的控诉，而非正视眼前苦难的话，便可与中国现代文学所讲的“伤痕文学”归于一类。好在，牙买加作家并未就此终止，面对荆棘密布的文化重建之路，粗浅的讽刺甚至偏见式的指责并不足够，小说的珍贵之处在于，作家讲述那些有机会融入西方社会的人，在面对选择时所做出的、发人深省的决定。

《女王案》中“我”的舅舅在因为留学而发疯之后，“我”本应该离我的舅舅远一点，或至少对留学这条道路更加谨慎，但事实上，“我”读完高中之后，获得了去英国读大学的奖学金，姥姥为“我”的成功高兴得哭了，唯一嘱咐我的只是不要像舅舅那样太过努力了。“我”继续走上了“发疯”的道路。《穷途末路》中特莎娜没有随他们国家的大使一同被召回，而是非法地居住在比利时，冒着被抓的风险做着保洁的工作。虽然她看不惯身边人的虚伪，认为他们的生活是愚蠢的，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她吐槽的对象，但即便如此，在面对她口中的“蠢妇”为她提供的护照和身份证时，她自顾自地微笑起来。“不，埃洛尔，我才不是穷途末路的那个。”作家没有单纯从政治正确的角度对人物做道德化判断和描绘，相反，作家真实表达了现实生活中的“灰色地带”——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当更好的生活机会摆在面前的时候，民族与国家也许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更何况如果放弃，你要面对的是一个“遍地杀戮、遍地偷窃的地方”。
彩色的黑

阿莱西亚·麦肯齐在面对《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说到在编这本书时考虑了性别的问题，让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的数量五五开。虽然男女作家的占比是编者刻意保持的平衡，但是无疑，黑人女性作家的性别意识还是独见风姿。

在几位女作家笔下，小说中的男人总是不约而同地退场或者缺席。莎蓉·利奇的《父亲般的人》，讲述了小女孩翠西与帕尔默先生之间的故事。翠西的父亲身材高大，膀阔腰圆，衣冠楚楚，仪表堂堂，口齿伶俐且聪慧敏捷。帕尔默先生不仅块头巨大，外表还总是不加遮掩地脏乱——衣襟半边耷拉在裤腰外面——毫不体面是他的一个大问题。他的头发永远都像没梳理过，碎屑状的灰白胡子卷叠成团，里面勾缠着的食物残渣粒粒清晰可见。在这样鲜明的对比之下，翠西本应对帕尔默先生置若罔闻，但是她却对帕尔默先生产生了一种出于家人情感的保护欲望，甚至在知道帕尔默先生对自己并无任何非分之想后，她告诉自己，她乐意把自己的童贞献给他。而产生这一系列情感的原因，或许就是翠西父爱的缺失。翠西的父亲在接到工作调令之后，从金斯顿迁居蒙特哥贝，从此便行踪不明，这让翠西感觉父亲就像自己生命中的一个过客，一个转瞬即逝的存在，像某个夏令营辅导员那样无关紧要。故事的最后，当翠西醒悟，帕尔默先生不会回来接她的时候，她才明白她的父亲也不会再回来了。她的愿望归于“一个女孩，应该能够随心随时和父亲说上话”。翠西细腻的情感将一位缺失父爱的少女心绪展现得淋漓尽致，女孩难言的感受融进灯光黯淡的屋子里，悲伤幽幽地从窗缝渗出屋外。单纯地将这部作品看作是少女情愫的流露无可厚非，但如果联系起牙买加的社会，也许帕尔默先生就不单单是一位邋遢的好人了，他可是这个国家最好的代言人。在父权制社会，男性是家庭的根基，他的缺席正是对牙买加复杂殖民历史里根源性文化缺失的隐喻表达。或许莎蓉·利奇正将每位牙买加人的精神内核——“翠西”——提取出来，借着翠西对帕尔默先生的一往情深来表达自己，乃至所有牙买加人对祖国根源性文化的渴望，并透过细腻的女性书写，让人们看到愤怒背后的更为浓郁的忧伤。

一部小说集，如果仅有忧郁的女性，未免以偏概全，细读后会发现，其中也不乏充满高昂女性意识的作品。
在Violetteand Co书店举办的活动中，阿莱西亚·麦肯齐与她的朋友兼歌手Denise King共同解读其小说Sweetheart中的段落

小说集的第一篇小说《玛丽玛》中，全篇都透过不同的女性视角讲述同一个故事，其中难觅任何一位男性的踪影。当房屋燃起大火，冲进火海救人的同样是女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玛丽玛》中充满着色彩对视觉的冲击。一身长长的白色睡袍，黄色的辣椒田，仿佛上过糖釉的蛋糕似的亮闪闪的皮肤，红的、黄的、蓝的玻璃珠手链。每个细节无不体现着女性视野下对色彩的敏感与留恋。阿莱西亚·麦肯齐的小说《辛迪的写作课》讲述了一堂写作课上的情景，主人公“我”和写作老师辛迪都是女性，而当辛迪让我们去书写“曾经改变自己生活的一天”这样一个话题时，“我”所写下的只是一个简单的结尾，“她刺死了男朋友。他死了。”故事结束了。他死了，她活着；男性死了，女性活着。也许在《辛迪的写作课》中，故事并不是目的，麥肯齐鼓励黑人女性从事创作，随性表达自我，才是这篇小说真正的目的。
实验性的创作方法

抛开来自遥远的加勒比海的浓厚情感，在小说创作方面，牙买加作家也实验了许多独特的创作方法。

玛西娅·道格拉斯的小说《玛丽玛》虽然只是讲述了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但是通过一种新型创作方法的采用，使得这个简单的故事以多棱镜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小说中的每一个段落都仿佛折射了不同的光，以该段落叙述者的名字为小标题，以不同的叙述角度展开，令读者进入了一个换位、多元而立体的世界。主人公玛丽玛是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形象，作者就分别用“玛丽玛”与“小玛”对这两种人格进行区分，解决了描写这种特殊人物的困难，为读者展示了同一肉体，双重灵魂的存在。

另外有趣的就是圣霍普·厄尔·麦肯齐的作品《爱的最后一位使者》。虽说作家是个男人，但是你总能从字里行间体会出对男性的讽刺。费舍先生算是个成功人士，身边也从不缺乏女性，但是最终却没有一位能长伴左右。这篇小说的独到之处在于提供了一种类似电影一样的“闪回”画面，手法类似埃里克·布雷斯和 J·麦凯伊·格鲁伯执导的科幻惊悚电影《蝴蝶效应》。
阿莱西亚·麦肯齐

“费舍先生还记得他第一次见到海伦时的情景”。

“桑德拉走后，费舍先生回想起他和海伦的那段恋情”。

“那天夜里，费舍先生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不断浮现出他和海伦之间的往事”。

“费舍先生回想起海伦最令人难以忘怀的爱情表白”。

“望着玻璃上流淌的道道雨水，他想起了最后一次与海伦见面时的情景”。

当我们沉浸在费舍先生对海伦无尽的回忆中时，我们敢肯定费舍先生一定深爱着海伦，并出席自己所爱的葬礼，而结果，费舍先生担心雨天他的汽车底盘会漏水进来，所以费舍先生再一次用回忆的方式哀悼了自己的旧爱。小说如果不拜这种重复的结构所赐，也许就没办法更好地体现费舍先生的“渣男”本性吧。
结语

长篇小说可能会携着绵长的时间线、厚重的内涵物，缓慢延展。短篇小说集则让作家带着自己浓郁的情感和强劲的张力一齐拥上来。《女王案》就是这样一本牙买加当代短篇小说集，它将遥远的牙买加社会中的忧伤、焦虑、愤怒、迷惘、希望，夹杂着欲说还休的历史与剪不断理还乱的现实，一股脑地倾倒在你面前。

V.S.奈保尔在《重访加勒比》中是这样评价牙买加的：牙买加的压力并非单纯的种族压力或贫穷压力。那是整个奴隶社会、殖民社会和发展落后且人口过剩的农业国家三者累积在一起的压力，不是哪一位“领袖”可以掌控得了的。这种状况需要的不是一个领袖，而是一个能够理解自身、有目标、有方向的社会。可如今的牙买加社会只会滋生自私、玩世不恭和一种自我毁灭的愤怒。也许，奈保尔说的是对的，但好在牙买加文学已经逐渐站起身来，成为世界文学中不可忽视的新鲜力量。小说中所体现的种种迹象表明睿智的牙买加人已经开始关注国家现实与人民精神话题，社会问题一向不是朝夕之间便可解决的，那么就让我们以同情与尊重，透过文学作品去了解牙买加作家笔下这些虚构中的“真实”，或许是我们目前唯一能奉上的！

作者：焦洋

父爱缺失现代文学论文篇3：

童言无忌

摘要：萧红，一个自由而深刻的女作家。萧红以她独特的个人魅力征服了万千读者。近年来，萧红研究持续升温，研究也呈多元化趋势。而儿童视角是最能体现萧红艺术个性的一种叙事策略，童年生活的体验对她一生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她的许多作品都是以“儿童视角”来展示“真”、还原“善”、讴歌“美”的。这种纯粹的童心给予读者强大的感染力，童言无忌也唤起读者对童趣的向往和追求，并通过回忆童年生活还原事物的本真面貌，进而深入灵魂深处、介入人生体验、展开生命审视。

关键词：萧红小说儿童视角真善美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开始了对萧红的研究和讨论，尤其是近几年萧红研究持续升温，但是研究内容也主要集中在对萧红生平、身世和情感经历的研究，对萧红作品中女性形象、女性意识的研究以及萧红和鲁迅的师承关系等方面的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并不能深入揭示萧红创作的艺术个性，而我认为儿童视角是最能体现萧红创作特色的叙事策略。

“儿童视角”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五四”以来，随着“儿童的发现”以及“以儿童为本位”的现代儿童观的确立，儿童视角逐渐浮出历史地表并被女作家所青睐。冰心、凌叔华等女作家都采用儿童视角来传递情感，表现爱憎。儿童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展现生活的全新模式，创造出一种新奇的陌生化效果，儿童视角叙事也为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做出了积极有益的尝试。寂寞与自由并存的童年经历以及成年后漂泊痛苦的生活使萧红时时想起那段逝去的童年，她尽可能地用儿童视角还原真实的童年生活，向读者展示纯粹的童心世界，并通过回忆童年生活深入灵魂深处、介入人生体验、展开生命审视。

一、萧红小说儿童视角的表现形式

儿童视角，是“借助于儿童的眼光和口吻来讲述故事，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的特征，作品的调子、姿态、心理和价值准则以及文本的结构、美感及意识因素，都受制于作者所选定的儿童的叙事角度。”① 简单来说就是用童眼和童心来展示“真”、还原“善”、讴歌“美”。

萧红儿童视角的小说新奇活泼，充满了诗情画意。她热情地书写孩子对世界的好奇、对自由的向往、对色彩的关注，这些文字让我们在不经意间看到了一个儿童式的鲜明纯真的世界。

（一）好奇心

好奇是所有孩子的天性，它可以为生活打开一个新鲜奇特的世界。萧红儿时有强烈的好奇心，带着这种好奇心她也发现了很多人生的“奥秘”。

好奇心让萧红发现了“古怪”的有二伯，在别人眼里有二伯是被嘲笑讥讽的对象，而在萧红眼里有二伯只是有点古怪而已。“有二伯的性情真古怪，他很喜欢和天空的雀子说话。”有二伯骂人也非常古怪，“尽是些我不懂的话”（《呼兰河传》）。然而就是在这些单纯的表述中我们发现了有二伯心灵深处的创伤和恐惧，他作为家族以外的人的悲惨处境和孤独的内心世界也被揭示出来。

好奇心让萧红发现了翠姨与堂哥美好的爱情，翠姨在和“我”的堂哥接触中，感受到了新生活的美好，她爱上了我的堂哥。但碍于她自身的性格、气质、家庭，她无法把自己的心思告诉堂哥，最后在忧郁中死去。好奇心为萧红展示女性悲剧命运提供了契机，她在作品中以单纯的小女孩的眼睛为读者展现了悲惨的人生遭遇。

在这里，萧红用儿童好奇的目光来观看这一切，她用平淡的口吻叙述一个个“有趣”的故事，而正是这种好奇和平淡激起读者的同情和愤恨。

（二）自由感

自由是萧红穷极一生的终极目标，在作品中萧红不惜笔墨表达对自由的追求。

“我一念起诗来，我家的五间房都可以听见，祖父怕我喊坏了喉咙，常常警告我说：房盖被你抬走了。”（《呼兰河传》）与其说是在“读诗”倒不如说是在“喊诗”，而恰恰是这种“喊”才是萧红原始天性的真实展现。向往自由不受束缚的“喊”是一种自由的体验，这种率性的呼喊更能展现立体的人物形象，触摸到生活的本质。

又比如，“当祖父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边，把那下了种的土窝，用脚一个一个地溜平。哪里会溜得准，东一脚的，西一脚的瞎闹。有的把菜种不但没盖上，反而把菜子踢飞了”（《呼兰河传》）。这种文字的画面感极强，在不经意间展现出儿童的心理、感觉和体验，而通过对自由的表达确立并完善了儿童的本体性，从而真正认识儿童的价值。

（三）色彩美

萧红对色彩的独特感知凝结着她的生命思考和人生体验，色彩的运用和色调的调度折射出她内心的精神世界。萧红从中学时代开始就对绘画十分痴迷，她对色彩有着准确的把握。因此，她的小说色彩斑斓、五光十色，充满了色彩美。

萧红在描绘后花园时曾经这样写道：“六月里，后花园更热闹起来了，蝴蝶飞，蜻蜓飞，螳螂跳，蚂蚱跳。大红的外国柿子都红了，茄子青的青、紫的紫，溜明湛亮。”（《后花园》）这里的色彩描写很有视觉冲击力，同时也激发读者无穷的想象力。又比如萧红对黏糕的描绘，“黄米黏糕，撒上大云豆，一层黄，一层红，黄的金黄，红的通红”（《呼兰河传》）。这种色彩的变换让人浮想联翩，给人一种视觉享受。

萧红用她独特的儿童视角勾勒出了五彩斑斓的彩色世界，她笔下的一切都是那么真实，那么质朴，那么灵动。她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又一个传奇，她用儿童天真无邪的魅力彰显最平凡而又伟大的生命。

充满好奇、向往自由、展现色彩是萧红儿童书写的最重要的表现。萧红用她儿童般的慧眼向这世界发出最真实的呼喊、展现最真实的人性，而这才是我们最想看到的作品。

二、萧红小说儿童视角的成因

（一）童年经验的成功转化

童年经验是一个作家最宝贵的创作资源，作家经历决定创作视野。童年经验是指：“一个人在童年时期（包括从幼年到少年）的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心理体验总和，包括童年时期的各种带有情绪色彩的感受、印象、记忆、知识、意志等各种因素。”②但是，仅仅把童年经验进行复写是远远不够的，把童年经验转化成作品的情感意蕴才能包含更为丰富的生命意味。萧红有着丰富的童年经验，她用近乎平淡的语言捕捉自己的童年生活，把毛茸茸的生活原生态情境还原给读者。

萧红的童年是悲惨的，父爱母爱的缺失给萧红极大的打击。她在文章中多次提到父亲的残暴和母亲的恶毒。在她眼里父亲是吝啬、贪婪、无情的，而她的母亲也是一个残暴、恶言恶色的人。童年的萧红是寂寞可怜的，她在《呼兰河传》中多次诉说着她家的荒凉，赵园认为“那是个寂寞的童心世界，寂寞感也是浑然不可分析的”③。而只有祖父带给她温暖与爱，“萧红童年心目中的中心人物，是她的祖父”④。祖父和后花园是萧红童年记忆的全部，只有在后花园，只有在祖父的陪伴下萧红才是自由快活的。因此萧红以儿童视角诉说和祖父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再现后花园的甜蜜美好。萧红以儿童视角描绘出的后花园虽不艳丽，但精致单纯、细腻新鲜，值得品味。萧红把她的童年经验成功地展现在作品中，用最原生态的儿童语气还原生活的本来面貌。萧红对故乡的情结其实是对“家”的精神重构，是对回归精神家园的强烈渴望。

（二）母职的缺失带来母性创伤

萧红一生中两次怀孕，两次产子，却又两次失子，这些痛苦的母性创伤经历构成了萧红儿童书写的美学原型和内在动力。除了以回忆自我童年经验为主的作品外，萧红还创作了不少儿童题材文学作品，如《手》《林小二》《孩子的讲演》等，作家的现实经历和女性经验，尤其是两次拒绝母职的经历深深影响了她的小说创作，促使她以儿童视角进行创作。儿童早夭是萧红作品中常见的意象，如才满月就被父亲活活摔死的小金枝，五姑姑刚落地即死的婴孩，失足掉入沟里淹死的小良子，被鬼子踢死的小豆，染坊里溺死的无名婴儿等等。这些“不容易被读者接受的”儿童形象正是萧红自身的生命体验，她用这种越轨的笔致诉说着母职缺失的痛苦。萧红第一次未婚怀孕，在《弃儿》中萧红记述了孩子被迫送人的惨痛经历，而萧红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三天后便不幸夭折。萧红需要转移对象来发泄失子之痛，弗洛伊德认为“如果不能得到某个对象，人的能量发泄作用就可能转移到其他可以获得的对象上，也就是说，心理能量具有移置的作用，所谓‘移置作用’，就是能量从一个对象改道注入另一个对象的过程。”⑤现实生活中母职的缺失自然而然地投射到创作中去，因此萧红用儿童视角描写儿童、表现儿童，继而抒发自己内心的苦闷。

此外，徘徊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现实处境、贫病交加的个人痛苦促使萧红回到自己这块堪称灵魂避难所的黑土地上用儿童视角来书写自己内心“被忽略的孤独”。战乱的历史现实也为萧红的儿童视角提供了契机，钱理群曾经说过：“正是战争中大大强化了的生命意识，更加深刻化的生命体验，唤起了作家对人类及自身生命起始——‘童年’的回忆。”⑥

三、萧红小说儿童视角的意义——对真善美的永恒追求

可以说儿童是美的化身，他们有一颗永远热烈的赤子之心。周作人曾说：“世上太多的大人虽然都亲自做过小孩子，却早已失了‘赤子之心’，好像毛毛虫变了蝶时前后两种情状，这是很不幸的。”⑦但是萧红是一个始终拥有赤子之心的作家，她用儿童视角淋漓尽致地向我们传达对真善美的永恒追求以及对苦乐人生深层思考的哲学表达。

（一）人情之真——用儿童视角关注最真实的人性人情

萧红在呼兰这座小城度过了她的童年，这些黑土地上麻木愚昧的农民时时刻刻影响着她。她也不惜笔墨地刻画了这些小人物的真性情。

萧红对故乡的人民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她笔下的乡土情结已经超越了对一般景物的描写而上升到对小人物的灵魂的揭示上。她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一批土生土长的“黑土地人”，如坚韧的王婆、敢做敢当的王大姑娘以及豁达乐观的冯歪嘴子。而冯二成子关于“人的生存意义何在”的追问，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再卑微的小人物也有着对生命存在的无意识追问。而这一追问指向人类生存的永恒境遇，也是人性的真实再现，是萧红用童心向我们诉说的人情之真。

萧红借助儿童视角的叙事风格重返乡土童年，真切地认识了自身的历史，关注了普通人的生存意义，并在情感的宣泄中得到了心灵的慰藉。同时，这种回忆也是她带着孩子的稚气介入原初生命体验、展开生命审视的途径，她在超越了个人体验之后，进入到具有普遍性的人类关怀之中，指向生命与存在的本质。

（二）童心之善——展示最纯粹的童心世界

萧红善于用童心去观察世界，认识世界。从《跋涉》到《荒野的呼喊》再到《呼兰河传》《后花园》《北中国》，萧红始终向我们展示最善良纯粹的童心世界。

在成人世界里偷盗是一种可耻的行为，而当有二伯的偷铜酒壶和萧红偷墨枣相遇的时候就形成了一种互相包庇的喜剧效果。所以萧红虽然发现有二伯的偷东西的劣行，但因她自己也有“把柄”在有二伯手里而不敢声张。因此，在天真无邪的萧红眼里有二伯的偷盗倒不如说是一种冒险，一种有意味的生命体验。后园摘玫瑰戴在祖父草帽上捉弄祖父的情节让我们看到了萧红的顽皮和淘气，那种欢乐的场景实在令人向往。在萧红点点滴滴的描写中我们仿佛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她纯粹的童心世界，感受到了久违的美好。正如单元所说：“她有一种超乎常人的艺术天赋，能把童年印象与儿童的心理保持得那么纯正持久，能把儿童对大自然的观察与感觉还原得如此真切动人，这是常人无法做到的。”⑧

（三）生态之美——营造生态美学空间

在孩子眼里自然是灵动的、有生命力的，它是神奇新鲜的存在。“真实的自然在成人眼中往往充满着实用的功利主义色彩，是具体的、破碎的、充满理性的。相对而言，孩子的世界因为尚未受到过多的文明和理性的影响，而保留着人类原始的充满感性、直觉、浑然性的思维特点。”⑨萧红用孩子纯净的眼光净化了成人世界，用儿童视角营造完整纯粹的生态空间，把“忙着生和忙着死”的没有灵魂的农民和充满野性力量的大自然进行对照从而把最原始的生态意识呈现给我们。而人和自然的和谐才是人最原初的状态，萧红在对生命失衡的反思中尽量重构充满力量的生命形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进而展示人生的真谛，回归人最原初的状态。

四、结语

对萧红而言，儿童视角是她童心的自然流露，她借用儿童视角表达对自然和人生的认识。对自然的亲近和对自由天性的坚守形成了萧红儿童视角小说独特的文气。儿童视角的选择建构了文本内容上的儿童气质，儿童心灵的单纯与视角的纯净也使文本的叙事口吻体现出活泼清新的文学品格。“童言无忌”是对萧红创作最好的解读，儿童所具有的直觉思维的特点使作品更加真实可感，而儿童自我的独立与自主增加了作品的容量。韩愈的“气盛言宜”说可以恰如其分地评价萧红的儿童视角小说。总之，儿童视角纯洁了文学内容，拓宽了文学的表现空间。

{1} 吴晓东、倪文尖、罗岗：《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视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2期，第73页。

{2} 童庆炳：《现代心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

{3} 赵园：《论小说十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94页。

{4} 葛浩文：《萧红评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5} 卡尔文斯霍尔等：《弗洛伊德心理学与西方文学》，包华富等编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69页。

{6} 萧军：《萧红书简注释录》，《萧红研究》《第三辑》，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

{7} 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55页。

{8} 单元：《走进萧红世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页。

{9} 王巍：《生态文学视野下的萧红创作研究》，《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论文》，2012年，第12页。

作者：吕佳蒙，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5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

作者：吕佳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