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自由制度管理论文

摘要：大学在历史演进的长河中，所追求的学术自由的意义本身在不断地变化。诞生于中世纪的大学，在教会的庇护下，学术自由主要是享受特权的自由；随着国家权威的建立，近代大学追求的学术自由要义在于免除国家的利益干涉与行动控制；二战以后，随着民主进程的加快，自由成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学术自由转向大学内部并与学术道德联姻，旨在寻求大学人的积极行动。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学术自由制度管理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学术自由制度管理论文 篇1：

论学术自由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摘要]不同历史时期，学术自由体现各异。其内涵也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它的理论价值即学术自由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表现在各个时代大学的发展历程中。同时，学术自由对社会民主政治的建立、大学的发展、知识创新、学术责任的实现、学术规范的形成等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学术自由 社会民主 大学发展知识创新 学术责任 学术规范

[作者简介]邱艳萍，宝鸡文理学院教育系讲师(陕西宝鸡　721007)

在西方，学术自由思想的渊源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的苏格拉底那里。途经中世纪和近现代洪堡的努力，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自由思想得以确立。时至今日，学术自由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在很大程度上已得到历史的证明，并越来越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们所接受，逐渐成为人们的自觉追求。近现代以来，学术自由思想对社会民主政治理想的形成与发展作了思想铺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一直是建立一流大学的重要保证，并成为现代大学实力的源泉，为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学术自由也是知识创新的前提条件，与学术责任和学术规范也密切相连，它们共同努力促进了学术的繁荣。

一、学术自由的内涵及其历史演变

学术自由思想的产生几乎与人类对真理和高深知识的探求同步，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时代苏格拉底的教育与学术活动。此时的学术自由主要体现为思想自由。苏格拉底坚守自由，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由于当时思想的极度自由，从而导致了思辨哲学的繁荣。不幸的是，随着欧洲封建时代的来临，它被无情地扼杀并逐渐掩埋于历史的风尘之下。

直至12世纪中世纪大学产生后，学术自由的灯火才被再次点燃。学术自由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与大学的历史相伴而行。在中世纪，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密切相连。12世纪，在意大利、法国，英国出现了被认为是现代大学源头的中世纪大学。正是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学术自由的萌芽并为之打下了坚固的基础。中世纪大学有“学生大学”和“教师大学”两种。其中，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是学生型大学的代表，它建立了最为彻底的和最具创新性的学生型大学制度，即大学主要或部分由学生管理，成为西欧许多大学的原型。而法国的巴黎大学则产生了教师型大学思想，即大学的管理由教师行会负责。欧洲大学的类型大多由这两种发展而成。但不管是哪种类型，都极力维护自己管理内部事务的权力，反对外界干预学校生活。因而，中世纪大学自成立起就是相对自治的独立机构，并在不断的斗争中从教皇、国王、诸侯及城市当局获得相当大的自主权，包括内部自主权、独立审判权、免除赋税权及兵役权、学位授予权及到各地任教权、自由讲演权、罢教及迁校权。此时的“学术自由”主要就来源于大学自治的概念，指大学从政府和教会那里争取到的主要是保证研究者和学习者自愿参加研究与学习活动的权利。大学在政府或教会许可的范围内有教学，研究和学习的自由，即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可以自主解决学术上的事情，而不受学术范围以外的政治、宗教等社会因素的干扰。

到了近现代，经过德国教育家洪堡改革，以“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为基础，建立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柏林大学，学术自由成为柏林大学的一个重要办学理念和学术追求。也就在此时，学术自由也才具有了现代意义。它逐渐成为学者们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所追求或遵循的原则，人们在学术问题上可以自由思考、自由研究、自由争鸣。

1915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成立，成立伊始即发表了影响深远的《原则宣言》(Gen-eral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强调大学的职责在于：通过积极的科学研究活动，增加人类知识总量；向学生提供服务；为社会公共服务各领域培养各类专家。为了实现这些职责，大学及社会必须采取一系列切实措施保护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在这里，学术自由成为大学实现其职责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学术自由在美国的正式起源，它首次就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权利做出了界定，预示着学术自由制度化的开始，同时也是它走向成熟的标志。美国大学协会又分别于1940年和1970年对1915年宣言进行了补充解释，进一步阐明了学术自由的必要性及其存在的价值及意义。

从学术自由思想发展的历程来看，它经历一个孕育、成型并逐步成熟、完善的曲折过程。不同时期其体现也有很大的差别，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地变换发展着，并日渐由单薄走向丰盈。如今，欧美各国的学术自由理念也相当成熟，并已走向了制度化，建立了比较健全的法律体系为其健康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及制度保障。

但总体而言，学术自由思想的内涵主要涉及学术自由的主体、内容、适用范围及目的四个方面。从主体来说，学术自由主要指教师、学生和学术机构的自由；就内容而言，学术自由指向大学的自由(大学自治)，大学教师和学生所享有的自由，涉及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研究自由、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等，即大学教师和学生在从事学术活动中最大程度的不受外来压力干涉的自由；从适用范围来说，学术自由则指大学学术活动的受限范围，即学者或学术机构从事学术活动时所受宗教、法律、政治、经济和其他规定的限制范围及程度，这指明了学术自由的有限性；学术自由的目的在于保护学者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不受外界不良的影响，最大程度地专心致力于自己的学术研究，最终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二、学术自由的理论价值

“学术自由”在自身成长的漫长岁月中，在不断变换发展的同时也在逐步证实了自己的存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当然“学术自由”不是孤立存在物，它总是依附于大学的发展，与大学的成长、壮大息息相关。其理论价值也总是通过大学的实践来加以证实。

学术自由的价值论主要解决的是学术自由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问题，其合法性在于人类社会对知识的无限追求。“这是由知识的内在价值所决定，而知识的外在价值在于对社会功能的完善、文明的推进功莫大焉”。作为学术自由的直接受益者和主体——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们，在追求和享受学术自由的同时又推动了学术的发展、学术自由理念的传播和强化。

学者们在学术自由的保护下，自由地研究学术问题，获得的科研成果又作用于整个社会，社会成为学术自由的最终受益者。学术自由就是一种旨在保护学术进步造福天下苍生的思想和行动原则。社会的受益是通过大学的社会职能的发挥体现出来的。大学的三大职能：知识传递、科学创新和社会服务，也在学术自由的理念下得到充分地显现。大学的功能是对知识的传承、创造和运用。它是一个

产生新思想、主导新潮流的思想城，大学对社会的作用是通过一种特殊的中介——思想而实现的。而思想较之器物对社会的影响要深刻得多、全面得多。因为思想有很强的教化和渗透作用。这种作用必然会对社会产生沟痕，因此大学本身的学术自由思想必然会对社会产生巨大的作用。思想对于社会发展、变革的意义自不待言。而学术自由理念为社会发展所提供的就是一种极具价值的思想。其理论价值的合理性也正体现于此。

学术自由理论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对社会的作用上，也体现在对学术活动的繁荣发展上。很多事物的发展都是理念先行。学术发展也不例外。学术自由为学术的发展准备了宽松的思想环境。学术自由是学术赖以存在的基础，学术一旦失去了自由，则成为无源之水、无木之本，随之也就枯萎。因此，学术自由是学术繁荣的根本保证。促进学术内容的更新，就是在学术自由思想的引导下，学者们积极思索，努力创新，促进学术理念的推陈出新。

学术自由也是言论自由在科学研究活动中的具体体现。在现代民主社会中，言论自由已成为一种基本的公民自由，为大多数国家的宪法所保护。言论自由表现形式各异，在学术领域具体体现为学术自由。但学术自由又与言论自由有着明显的不同。它不仅是学者个人的言论自由事务，更不仅仅是大学教师追求个人利益的权利，而是大学教师要凭借拥有的学术自由权利为社会作出贡献。

经过无数历史事实的检验，学术自由现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证明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学术自由的理论价值在自身成长、社会发展及学术创造上都有所体现。

三、学术自由理念的现实意义

在学术自由理念发展的数千年历史中，它不仅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巨大的现实意义。尤其在今天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思想、潮流激烈碰撞，学术自由理念对我国社会与大学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一)加速社会民主化的进程

学术自由的理念不仅体现在对学术发展等问题上的重大意义上，也体现在对社会民主进程的推动作用上。但这个作用的发挥是以大学为中介的。大学在学术自由的旗帜下培养具有民主思想观念、掌握先进科技的各行各业的高级人才，他们成为推动社会民主的中坚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自由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必不可少的因素。与此同时，体现在学术思想自由和学术研究活动自由的大学学术自由，成为大学的一种自由精神，这种精神的吸纳对社会民主力量的壮大和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因而，学术自由能加快人类对真理的认识，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社会政治的民主化。

追溯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近现代历史上，无数先进知识分子为振兴中华，远涉重洋，在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的民主观念与文化的同时也饱受学术自由思想的熏陶。他们回国后，以此类先进理念改造中国的大学，影响了新生一代，推动了社会的变革与进步，加速了社会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进程。学术自由在大学中体现为大学的自由精神，这种精神深深渗透于学者的生命中，成为其生命的底色，使其能成为社会良知的代言人。与此同时，学术自由也通过保证学者研究的自由、言论自由，从而利于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民主氛围，这对正处于转型期的我国而言，利于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尊重知识、尊重理性和真理的观念，从而推动全社会民主氛围的形成，对实现国家的安定团结、长治久安有着深远的意义。

(二)促进一流大学的形成与发展

学术自由不仅是建立一流大学的重要保证，而且也是大学实力的源泉，是大学发展的基础，更是实现大学理想的基本途径，并且对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也大有裨益。

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应是具有一流的学者，一流的学科，一流的学术水平和培养出一大批一流的人才，而这几个“一流”的实现基础则是科学、民主的办学思想和办学环境。而更为重要的则是：一流的大学都能形成学术自由的科学，民主的办学思想，而这种思想主要得益于学术自由的推动。19世纪柏林大学以学术自由为办学宗旨而取得极大成功，不仅使柏林大学一跃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被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大学竞相模仿，也成为各国学者、大师和年青学子向往的圣地，更使德国在科学技术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成为当时世界科技中心，这说明了学术自由原则对于大学发展的重要意义。“大学的发展，特别是一流大学的发展，是以学术提高和知识发展为前提条件的。”而学术与知识的提高，没有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是难以达到的。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直是多年来国人朝思夜想、梦寐以求的。“211工程”、“985工程”是我国实施创建一流大学的具体计划，尤其是“985工程”，明确地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作为自己的目标和发展导向，制定了详细的实施计划，国家从资金等方面予以大力支持。但发展至今，我国大学仍与世界一流大学存在相当的差距。如何缩短差距，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呢?我想除了加大资金投入，搞好硬件设施建设外，扩大高校自主权，以学术自由理念再造高校也是必须的，国外一流大学成长的历史已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检验。无庸质疑，一流的大学需要一流的师资和一流的学生，而一流的师资需要自由的环境培育，那么我们的政府、社会与高校是否为其创造了必要的制度与管理环境呢?据悉，我国的本科生与国外一流大学的学术生基本上没有差距，为何到了研究生阶段差距就越来越大了呢?大学究竟给予了我们学生什么?是窒息了他们的思想还是培养了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学术自由已是被现今高校所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是具有一流的学术水平，如果没有学术自由，很难达到一流的学术水平。大学的主体是教授和学生的集合体，如果没有一流的教授和具有创新型的学生，大学的实力，所谓大学的地位，将无从谈起。可以说，如果我们的高校不为教师和学生创造良好的自由环境，不实施学术自由原则，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渴望将长久止于梦想，难以实现。

同时，学术自由的实现与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密切相关，学术自由的实现是现代大学制度矢志追求的目标。学术自由的实现分为“外在自由”的实现和“内心自由”的实现两个方面，故中国构建现代大学制度也应从这两个方面着手。学术自由与现代大学存在的这种内在关联性，决定了它们之间互相依赖的关系。

(三)为知识创新提供了宽松的环境

大学不仅是知识的策源地更是知识创新的温床。知识创新是指通过科学研究(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获得新的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知识的过程，其目的在于追求新发现、探索新规律、创立新学说、创造新方法、积累新知识。知识创新系统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知识的发展与创新不是没有条件的，它需要一个适宜的环境，而学术自由恰好为其发展提供了这个最为合适的前提。学术自由对大学的知识创新的促进作用表现在，学术

自由原则利于学者对事物的理性判断、严密和实事求是的分析，以便更好地追求真理，也利于学术思想的产生。只有充分且合理的学术自由，大学才能真正实现其知识创新之目的，更好地履行其三大职能。为实现服务社会这一根本使命，大学需不断培养创新型人才和创造新知识并广泛运用其成果，学术自由已成为大学之必需。无数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只有高水平的教师方有可能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重大科研成果的取得才成为可能，唯此大学也才有可能提供高水平的社会服务。在大学日益成为社会中心的今天，大学学术自由的价值不仅仅再停留在理论层面，更不再是简单的学术领域的事，它已成为实现大学职能的前提条件，关涉到了国计民生、国之兴衰。

知识经济时代，国际间竞争更加激烈，为在竞争中赢得主动，我国采取积极措施，大力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努力建立国家创新体系，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在建立国家创新体系中，知识创新是基础。作为知识策源地的大学更是知识创新的主力军，但由于我国大学一直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自主权较小，学术自由的空间有限。已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高校师生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发展。因而，扩大高校自治权，使高校师生享有高度的学术自由，时至今日已不仅仅是学术问题了。

(四)利于学术责任的实现和学术规范的形成

学术责任是大学存在的意义。大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实体存在，理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尤其在现代社会，大学已从“象牙塔”中走出，从社会的边缘进入了社会生活的中心，应通过自己的智力劳动为社会发展提供动力，应在改善区域经济状况、推动国家竞争力、发展国家经济、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引领社会风气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斯坦福大学前校长唐纳德·肯尼迪在《学术责任》一书中详尽而深刻地分析了现代大学后认为，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在充分保障学术自由的同时也要严格履行自己的学术责任，即培养的责任、教学的责任、指导的责任、服务的责任、研究发现的责任和学术成果的责任，并明确提出：“大学至高无上之处在于给人们提高了机会，它给人们提高了改良文化、延续生命和保障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个智力平台。而这，正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事情。”学术责任是大学所必需的。是大学存在的合理性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学术自由则是履行学术责任的必备条件。学术自由不仅是追求真理的条件，也是满足社会、国家、人类长远利益和未来发展需要的条件。同时，权利赋予责任。在现实社会中，自由与责任总是互为依托、相伴而生。世间既没有无责任的自由，也没有无自由的责任，自由必须承担责任。享有学术自由权利的教师，作为一个社会人也应负起自己的一份职责，为社会道德的纯化和知识的继承、传播与发展贡献力量。

大学是渴望自由的，自由是大学翱翔的翅膀，但自由是有限度的。作为学术自由活动空间的大学，也需要在多方面，如教学活动、学习活动和科研活动都遵循一定的学术规范。只有在一定的规范下，学术自由才能真正获得“自由”，才能成为知识创新，学术发展的促进剂。学术自由要受到外在与内在的限制，其中，内在限制即指学术规范对学术研究的限制。学术共同体内形成的进行学术活动的基本伦理道德规范即为学术规范。在大学及学者拥有及行使学术自由权利的同时也必须要遵守学术规范的要求，唯此，才能保障学术自由的顺利实施。

(责任编辑：袁海军)

作者：邱艳萍

学术自由制度管理论文 篇2：

大学演进中“学术自由”的意义嬗变

摘要：大学在历史演进的长河中，所追求的学术自由的意义本身在不断地变化。诞生于中世纪的大学，在教会的庇护下，学术自由主要是享受特权的自由；随着国家权威的建立，近代大学追求的学术自由要义在于免除国家的利益干涉与行动控制；二战以后，随着民主进程的加快，自由成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学术自由转向大学内部并与学术道德联姻，旨在寻求大学人的积极行动。

关键词：学术自由；特许权；积极自由；消极自由；学术伦理

对大学教育来说，学术自由如同空气一样不可或缺。大学发展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为争取学术自由斗争的历史，是自由精神不断自觉的历史。在这一历史长河中，随着社会生态的变化，大学所追求的自由的意义也不断发展变化，学术自由精神本身处于变迁之中。

一、早期大学——享有特权的自由

秉持求知是人类本性的理念，古希腊的雅典成为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社会，古希腊的学者们更是本着自由的精神探索真理。无论是柏拉图的阿加德米学园，还是亚里士多德的吕利昂学校，都是自由研究和自主讨论的场所。被视为自由精神化身的苏格拉底，为了自身的信念和所追求的真理，面对外来压迫可以献出生命。他善于用启发的方式与学生们分享自由的思想，把理性作为检验传统观念和知识信念的标准，引导人们抛弃权威控制而进行自主思考。他的探究行动与理性品质受到人们的敬仰，成为后人追求自南的榜样。古希腊人的贡献是把自由与真理结合起来，让后人认识到自由是探索真理的条件。但是在古希腊，自由只是一种自然的生活状态，并不是一种自觉追求或已被辨明的权利，这也是为什么苏格拉底没有得到辩护的原因。就古希腊来说，英国学者J.B.伯里认为：“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宽容等问题并未强行于社会，也未经严肃地考虑过。……但要稳固地建设思想自由的学理，尚须有迫害的理论和实际的长期经验。后来基督教所取的迫害政策及其种种结果就驱使理性为这个问题而奋斗，使理智自由乡终得辨明了。”他把古希腊时期称为“理性自由的时代”，认为他们的自由源于他们是理性的朋友，这种理性不受权威的支配。正如伯里所指出的那样，有关自由的辩护依赖于迫害理论与实践，这种辩护在中世纪大学成为现实。

诞生于中世纪的早期大学，一方面受到宗教对理性的禁铜，一方面却享有充分的自治和自由。其自由既包括与教会的冲突，又需要教会的保护。以早期巴黎大学为例，当学校首次使用“哲学”一词，以显示一种更崇尚古典内涵而不是传统宗教教育的实用道德理念，其世俗化倾向便遇到来自教会的抵制。事实上，教会在中世纪任何时候都没有放弃过对学校的垄断。另一方面，尽管学校处于世俗化的进程中，但并未与城市社会的其他部分很好地融合。教师与学生明白留在教会符合自身利益，以躲避国王的警察和司法，因而并不反对教会权威把学生定为教士，教师与学生接受依附于教会的司法地位。大学学者全凭经验创造了他们所需要的机构（如大学行会），然后又求得教皇谕旨下的官方承认。通常情况下，教皇的决定完全符合大学学者的愿望，但有时教皇的决定也向大学学者叫停，迫使他们屈服。大学借助行会组织主要行使两项管理事务：一是保障大学的特许权，二是组织教学工作。一些特许权属于地方范围，包括免除所有形式的兵役和特别享有经济利益，大学学者不缴纳向城市居民征收的间接税，也无需缴纳自用商品特别是葡萄酒和啤酒的商品运输税和市场税。在城市，大学学者还享受某些物价的规定价，特别是向市民租房的房租价。其他特许权主要是司法特许权，不仅使大学学者避开世俗司法，甚至在某些方面避开地方的教士司法。

哈斯金斯认为：“中世纪是教授控制大学的黄金时代。”大学本身即使不是一个学生协会，也是一个教师的共同体。中世纪的大学没有任何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捐赠，也没有理事会，不存在国家对大学的控制，现代意义上的管理明显缺失。在很大程度上，大学进行自我管理，教师联合体对教师的行动进行控制。教授拥有传授他所认为的真理的权利，这一理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真理的设定。“假如它是某种需要通过探索去发现的东西，这种探索就必须是自由而不受限制的；从另一方面讲，假如真理是某种已经通过权威展示给我们的东西，那么，它只需要进一步得到解释，而解释者必须忠于权威的信条。毋庸置疑，后者就是中世纪对真理概念及教授真理的理解。”中世纪的正统信仰对一些仅仅卖弄聪明的做法是不屑一顾的。原因在于，对一项主张抱着过分随意的态度很容易陷入异教的泥潭。中世纪教会建立了一种对异教进行侦查和惩罚的特别体制——宗教裁判所。在哲学和神学领域之外的法律、医学、语法和数学领域，只要人们愿意，一般来说都可以自由地教学与争论。当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社会问题，也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讲授，也没有哪个教授因授课被谴责，有组织的书籍审查制度直到16世纪才出现。哲学只有在涉及神学问题时，自由才受到限制。但在当时，哲学很容易触及神学问题。12—13世纪，在基督教神学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异教徒哲学之间，时断时续地发生着战争。麻烦几乎都来自于那些被认为是神学异端的东西或那些缺乏神学训练的人过分干预神学的主题。对于那些坚守自己职业的人一般都是放任自流的。哈斯金斯指出：“即使是在神学和哲学这两块被小心防护的领域，是否有许多人觉得他们自己被束缚住了手脚也是很值得怀疑的。当人们将权威的原则作为自己研究的起点时，他们并不像我们现在那样，感到它的限制。篱笆对于那些不愿跨越的人来说不是障碍。”也就是说，中世纪的大学师生在教会的庇护下享有特权，他们甘愿以教会的权威为研究的准则，在信仰先于科学的前提下，他们感觉自己是自由的，事实上行动是自由的，而且他们是特权阶层。

伯里评论说：“在这个时期里，基督教会的势力达到了极点，所以理性就会禁锢在基督教设为束缚人心的牢狱里。理性并非真正不能活动了，只是它的活动取了异教的形式；用比喻来说，就是折断铁链子的人大都不能爬出牢狱之壁；他们的自由所限定的信仰范围，与正教一样，都要以基督教神学为依据。”既然不能爬出“牢狱之壁”，大多数人就选择在“牢狱”中享受自由，这种自由不是思想的自由和表达的自由，而只是以教会赐予的特权为基础的躯体行动自由。

二、近代大学——免于控制的自由

近代大学以柏林大学的创建为标志，同时也宣布学术自由实现了自觉。这种以思想自由、表达自由为核心价值的研究、教学和学习自由之光，是在中世纪的黑暗中点亮的。伯里指出：“消散中世纪的黑暗而为最后理性的解放者作预备的理智和社会运动于十三世纪发端于意大利。由轻信和愚稚所织成而蒙蔽着人们的灵魂使之不能了解自身和他们对于宇宙的关系的雾幕开始揭开了。个人渐渐感觉到他单独的个性，觉悟到自身独立于种族和国家的价值（如希腊和罗马的后期一样），于是眼前的世界渐渐从中世纪的梦境中暴露出来了。”他认为，个人思想的觉醒是以希腊和罗马的古文艺为向导的，这也正是这次运动被称为“文艺复兴”或古文化的再生之原因，其实质则是“人文主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古文艺正是当时大学的主要课程，是大学的教育推动了人的思想觉醒，中世纪大学利用它特有的角色渐进地揭开了蒙蔽理性的黑幕，唤醒了个人的思想自由。在伯里看来，实现思想自由的另一个决定因素是科学的发展。他说：“文艺复兴时代已有了近代科学的萌芽，只因中世纪的成见阻遏着自然的探究，致使科学到十七世纪才能发生，在意大利则耽搁已久。近代天文学的历史发端于一五四三年，因为这年哥白尼表明地动说的著作出版。”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完全颠覆了神学的“地球中心说”，科学与教义产生了直接的冲突。哥白尼学说的证实者和宣传者伽利略最终不得不屈服于宗教的压迫，放弃对科学的坚守。直到18世纪中叶以后，罗马才允许对太阳中心说进行宣传，伽利略的书直到1835年才从禁书目录中除去。然而，这一斗争过程无疑推动了人们思想的解放。

在世俗化和宗教改革的进程中，教会的统治地位渐渐让位于国家。教会控制人的思想，国家则从利益出发干涉和控制人的行动。1711年，创办哈勒大学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参加该校为其生日举办的学术会议，哈勒校长利用这个机会就皇家保护学术自由的意义和重要性发表了有说服力且大胆的讲话，旨在反对国家在政治上干预大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洪堡则用国家利益的观点指明了学术自由对大学的生存是重要且必不可少的。他认为，精神活动需要“必然的自由”和“不受干扰”才能进行，自由是教育的“第一个，而且是不可缺少的条件”。据此，他指出：“国家决不应指望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地联系起来；却应相信大学若能完成它们的真正使命，则不仅能为政府眼前的任务服务而已，还会使大学在学术上不断地提高，从而不断地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基地，并且使人力物力得以发挥更大的功用，其成效是远非政府的近前布置所能意料的。”他明确提出“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前者是大学教授具有在学术领域不受干涉、探索和传授真理的自由，后者是学生有选择学习内容和在大学中独立生活的自由。

马克斯·韦伯从社会政治思想的高度，系统地论述了“学术自由”思想。他主张自由思想是治学的灵魂，只有在自由与开放的原则下，不同的学术观点彼此依存，才能出现新的思想。他认为对学术自由的侵害来自大学外部的国家权力机构和大学内部两个方面。他尖锐地批判“思想的官僚化”，认为世俗功利主义盛行致使学者追逐名利、趋炎附势，缺乏对学术的献身精神，只是借助所谓学术来表现自己。“这样的体制，试图把新一代学者变成学术生意人，变成没有自己思想的体制中的螺丝钉”。他说：“这样一种变了质的‘自由’和非学术化的大学教育结果阻碍了个人天性的发展。无论它拥有怎样的研究机构、容纳多少学生的最大型的礼堂，甚至制作出多如牛毛的论文和获奖的研究成果、学生取得考试业绩，都不能弥补其失去的东西。”在韦伯看来，学者只是当权者手中的棋子，而没有真正的自由。韦伯主张的学术自由的含义是：审批谁具有教师资格的时候，不以任何信仰上的理由进行歧视、区别对待；教师在大学以外的公共场所从事政治活动，于职业无碍；教师在大学讲坛上的讲课必须对自己的价值观、信仰有一定的自制，即所谓的“讲坛禁欲”。在韦伯的视野中，学术自由已经由洪堡时期单纯的避免外部力量干涉的自由拓展到主体自身思想自由的向度，从学术上寻求自主行为的取向转向基于学术规则的有限自由取向。他的学术尊严、价值中立、讲坛禁欲等观点，使学术自由具有了广泛的道德意义。

雅斯贝尔斯把大学的精神独立看作学术自由的基石。他说：“大学因为自身的原因而败落的一个途径，就是对外界的大众教育的压力做毫无原则的妥协，还有就是自我降格到中学的水准上去。”在大学与国家的关系上，他主张大学作为一个法团实体，必须确定自己是独立自主的，从而保护教授工作的独立性。他说：“……教授的基本工作是做出自己的选择，他要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义不容辞地想尽一切办法，从他为自己提出第一个问题开始，对自己的科研活动承担起个人责任。他做出决定所依据的是内在于他所从事的工作的标准，这个标准回避外来的预测、即时性的确认和最后的定论。”㈣面对其他功利性的诱惑，大学同样要维护教授的学术尊严。他认为学术自由的维护需要学术人有一种献身学术的精神，同时只有在真正的学术生活中才能援引学术自由。他说：“无论在什么地方，一旦有人将自己的个人存在与学术存在融为—体，学术自由就会证明自己的价值。”“学术自由只有在援引它的学者始终对它的意义保持清醒的情况下才能存在。它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有权说任何他高兴说的东西。……只有在学术目的和对真理的忠诚被考虑进来的地方，它才可能存在。现实的目标、教育上的偏见或者政治说教都没有权利援引学术自由为自己正名。”同因此，学术自由并没有赋予教授高于其他公民的特殊豁免权。它只是意味着一种除了学术上的彻底性、方法和体系之外，可以免受一切束缚的职业方面的自由。它并没有赋予某个人可以就公共事务随意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的权利。他承认学术自由是有限度的，不仅取决于外在的控制，还需要主体的独立，但许多问题出现在教授自身独立性的丧失。

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于1915年发布《关于学术自由和教授终身教职的报告》，这份报告被认为是关于学术自南基本原则最全面的声明。报告明确提出“中立性和职责权限的原则”。“学者在大学内享有言论自由是有条件的，其前提是学者必须遵循科学研究的方法和精神，实事求是地提出研究结论。”“教师在涉及有争议性的问题时，不应该隐瞒或讽刺其他研究者的不同观点，而应该客观地加以介绍。教师应该让学生了解目前关于这个问题已经发表的各种最有代表性的学说。最重要的是，教师要始终牢记他的本职工作不是向他的学生提供现成的结论，而是训练他们自己思考的习惯。”教师必须特别小心，防止“利用学生的不成熟，在学生能够公正地看待关于争议性问题的其他观点，以及他有足够的知识和成熟的判断力来形成自己明确的观点之前，向他们灌输自己的看法”。报告同时提出了校外言论自由的原则。时隔25年，美国学院联合会（AAC）与AAUP达成共识，并于1940年发表《声明》。《声明》在强调学术自由对大学意义的同时，强调责任与权利的统一，对学术自由明确提出三点：其一，教师在充分履行了其他学术上的责任的条件下，有权享有完全的研究自由和出版研究成果的自由。其二，教师有权享有在教室中进行专业讨论的自由，但必须尽量避免在教学中涉及与其专业无关的争议性问题。其三，大学教师作为公民发表言论或写作时，他应享有免受学校审查或处罚的自由，但他在社会上的特殊地位要求其承担相应的义务。

从洪堡、韦伯到雅斯贝尔斯，从德国学者的个人信念到美国教授协会的宣言，基本构建了传统的学术自由观。它的立意在于，自由是真理探索等学术活动的基本条件，现实中广泛存在着诸如国家、宗教、社会力量等控制学者自由探索的力量，同时存在着以学术自由之名为个人利益服务的行为。所以，在坚守免于外力控制的自由理念的同时，也要明确大学监管者、教授等人的学术责任。其实质已经走向关于大学学术伦理学的一种建构。

三、现代大学——积极行动的自由

二战以后，社会民主化进程加快，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成为人们的基本权利，对自由意义的追寻成为多学科共同的研究命题。

在社会学领域，自由是人的本性的体现，它是与人的个性、心理相关的概念，主要研究生活质量的优化、个性的发展和生命的意义。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开创者之一库利认为，自由是“获得正确发展的机会”，因此，“我们不应该把自由看作是某种确定的和终结性的东西，也不应该再把它视为某种可以被把握或一经把握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的问题。我们应该学会把自由看作是发展的事物……它是一个过程而非一种状态”。显然，仅把自由理解为一种过程是片面的，它既是过程，又是过程中呈现的状态。根据弗洛姆的说法，“摆脱束缚，获得自由”和“自由地发展”例是两种基本的自由，前者为外在自由，后者为内在自由。实际上，社会既不是个人自由的束缚，也不是个人自由的保证，更不是能够摆脱的纽带，二者是依存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有过深刻的论述。他认为：“正如母亲首先要以鲜血，然后要以身体的乳汁来养育孩子那样，单个个人总是并且在根本上就存在于和他人的各种联系中。他是在与他人的这些联系的历史、依赖性和依托性的历史中，进而在一个更大的范围上，在他赖以成人并生存的全部的社会关系网的历史中，获得了自己的特征。”埃利亚斯表明，单个人的成长就是从一个已经先他存在的人际编织网中走出，进而跻身另一个由他自己参与构织的人际编织网。在这里，那永不止息的交织化的秩序，就是单个个人联系的历史，也是规定了他的本质和形态的历史。在这个历史中，个人感知自己“内在”的东西，并通过人类关系网的构造保存下来，逐渐形成某种个体性并在其中生活，社会成了个体自由的本体成分。在这个意义上，人的发展总是社会性的发展，只不过这种社会性是个体建构的过程和结果。

在政治领域，有关自由主要探究人的基本权利和政权合法性问题。英国哲学家鲍桑葵提出了两种自由的概念：消极自由即“免于……的自南”（be free from）；积极自由即“从事……的自由”（be free to）。他指出：“凡是增强个性和维护自我的表现乍一看都是与他人敌对的，而自由，即个性的条件，也就变成了消极的概念，似乎在社会统一体的每个成员周围都要保留最大的空间，以免受一切侵犯。”在他看来，消极自由的本质在于要求自我处于正常的状态，免除强制与奴役是消极自由的内在含义，消极自由主要表现为法律自由，而肯定人的自我和个性则是消极自由赖以存在的基础；所谓积极自由则是一种采取行动的自由，主要表现为政治自由。以赛亚-伯林同样从这两个方面展开新的研究。他把参与政治生活的自由权利称为肯定性自由，把免于外在束缚的个人自由称为否定性自由。前者指当我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时，我是自由的；后者指我的自由只不过是一系列我可以做而别人无法阻止或惩罚我的事情。亚当·斯威夫特则在他们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总结出对自南观认识的三个区别：一是实际自由和形式自由；二是作为自主的自南和作为去做想做的事情的自由；三是作为政治参与的自由和开始于政治终结的自由。这些区分促进了人对自由意义的有效建构。

在哲学领域，存在主义哲学家们把自由作为人之存在的意义，在这一哲学理念下构建了完整的教育哲学。他们坚称，教育应该关注个体的人。这种教育将个人看作是世界中的独特存在——不仅是观念的创造者，而且还是活生生的、感情充沛的存在。个体总是处于转变当中，人们相信他们认识自身的那一刻可能正是他们开始全盘检验的时刻，好的教育的第一步应当是理解我们自身。据此，存在主义者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个体解放，即个体自由。首先，个人必须摆脱这样一种观念，即：人为了要被他人看作是一个好人，就必须和他人一样地思考和行动。其次，获得自由意味着个体要在一个充满着不确定和悲苦的世界中理解自己的处境。再次，个人必须从庸众的庸常状态中摆脱出来，从而使他自己能够认识和利用自己的各种力量去创造他自己的存在。最后，个人自由意味着把个体视为所有教育活动和所有生活活动的出发点。只有当学校的目标是发展自由的个体，即让个体认识到自己的自由并担当起自己行为的严肃的责任时，学校才有存在下去的理由。在马斯洛看来，个体解放的标志之一是实现“超越性需要”，㈣这种需要是个体不断进取或成长来实现自己的潜能的需要。“超越性需要”包括归属感、自尊和美学需要等。马斯洛认为，超越性需要是帮助人们成为“自我实现”的人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自我实现的人以现实为导向，是自发的和富有创造性的。存在主义的思想框架使我们意识到个体的差异和变化。

在自由成为人们基本权利的历史语境中，学术自由原有的立意已经发生了转变，大学对自由的追求越来越多地转向大学内部，转向从事学术工作和学习的人自身的解放，强调人积极行动的准则，自由开始与道德紧密结合。在具体的研究中，许多学者对学术的内涵、学术自由的具体原则进行深度的探讨。

博耶在他代表卡内基基金会发表的报告《学术水平反思——教授工作的重点领域》中，基于当代大学学术状况，建立了一个新的学术框架。一是探究的学术，即大学应当继续通过科学研究来发现新的知识，拓展人类的知识领域；二是整合的学术，即把科学发现置于一个更大的背景下，促进更多的跨学科交流和对话，发挥几个相邻学科的综合优势；三是传播知识的学术，即为了确保学术之火不断燃烧，必须持续不断地交流，不仅在学者同辈之间进行，而且要与教室里的未来学者进行交流；四是应用知识的学术，即使教授成为“反思的实践者”，使他们从理论到实践，然后又从实践返回理论，从而使理论更加真实可靠。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则在制度层面对“学术自由”诸原则进行了论述。其一，学术自由并不能免除学者个人作为学术机构的成员所应负的责任。学位授予的要求不能由哪一位学者自行决定，除非他所在的系或学校里得到授权的某个权威赋予他这项决定权。任何一位学者个人无权决定他或她的授课时数或者考试中分数等级A的标准，这些问题应该由学者们集体决定。其二，学术自由是大学教师履行其教学和研究责任的自由。学术自由不是学者个人可以做任何事的自由、随心所欲的自由，不是说任何他们想起来要说的话的自由。它是做如下学术之事的自由：教授他们依靠长期深入的研究而发现是真理的东西，与同事们自由地讨论这些思想，将那些经过系统方法研究和缜密分析得出的真理付之出版。这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自由。其三，学术自由并不扩展到学者可能从事或可能忽视的所有活动。一位学者不能随意篡改其观察记录，他也没有伪造和歪曲文献和题词的自由。他没有在其报告和教学中忽略对还存在疑问的资料进行审查或在教学和报告其研究结果时否认自己的观点的自由。他没有讲授与通行的传统相矛盾的观点的自由，除非他能以自己的研究提供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主张，或者能用自己对传统观点的理性分析说明这些传统观点是错误的或不适当的。其四，学者个人的学术自由可以由制度要求予以合法的限定。一位学者无权享有在他承担教学任务的课堂上经常缺席的自由，也无权享有拒绝审阅学术论文的自由。他无权拒绝组织考试和判分，如果这些任务在他的聘用合同中已有规定。一个学者无权拒绝教授他有资格教授、而又必须由他所在系的某些教师教授的课程。一个学者无权明显地改变他的学科，自行决定要教授形体物理学，不管天体物理学系并没有聘他这样做，也不管他本来是受聘讲授宪法或希腊悲剧。其五，学术自由不能扩展到违背公认的道德规范的活动。学者的性活动不在学术自由保护的范围之内。同样，学者的犯罪活动也不是在学术自由的保护下可以自由进行的活动。如果他在课堂上花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时间，以一种夸张的语言，情绪化地指责或赞扬政策或者公共舆论的某些观点，那么就可以公正地说他超越了合法的学术自由所赋予的权利。

沃特·梅兹格提出，学术自由需要遵循科学自身的伦理观。首先是科学的可靠性原则，即把对科学工作的评价同对科研工作者的信仰及其社会关系的评价区别开来，从而体现了学术的普遍性价值观。普遍性不仅意味着消除科学评价中的偏见，即根据人们的信仰、种族、国别评价一个人工作的优劣，而且意味着消除不当的优势，即根据人们的社会关系、社会地位、社会等级的高低评价一个人的好坏。第二个原则是科学的中立性原则，即：科学必须超越意识形态，大学教授必须抵制各种可能破坏积极追求真理的行为。

作者：王一军

学术自由制度管理论文 篇3：

浅谈大学学术自由及其制约性

一、学术自由的内涵

学术自由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哲学家的活动中。不过学术自由真正的开端是始于欧洲中世纪大学,中世纪大学是在模仿当时的行会组织而兴起的,但是当时的大学组织成员与商业行会中的手工工人和商人是不同的,他们是作为知识分子存在的,他们的职业是完全出于对知识的好奇,是渴望摆脱控制和束缚的精神活动。这种精神活动具有与生俱有的追求“学术自由”的特质。因此,中世纪高等教育的产生促生了学术自由的萌芽并为后来大学学术自由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虽然“学术自由”的概念是由西方发展而来的,但是中国的古代,学术自由也是存在的,如百家争鸣、多种思想共同发展等等。因此,我们当前大学学术自由要在遵循历史规律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学习西方,努力营造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教育发展的学术自由环境。

到底什么是学术自由?现在学术自由有诸多不同的定义,不同的定义反映了不同的学术自由本质。学术自由指教师的教学与学生的学习,有不受不合理干扰和限制的权利,包括讲学自由、出版自由及信仰自由,但是学术自由也要一定程度上受到制约。在社会现实中,没有绝对的自由,任何自由都要受到约束。因此,学术自由的制约,是完整的学术自由理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学者的思想是自由的,但是这种自由也要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包括学术研究本身的制约、学者自身素质的制约、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道德责任的制约等等。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教育有着自己历史的特色,因此,学术自由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也要受到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和道德的限制。

二、学术自由的制约及其存在的问题

1.学术研究本身的制约

学术自由强调一切学术研究或教学机构的学者和教师,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内有寻求真理并将使他人获得理解的自由,但是各个领域的发展都有它特殊的规律,因此他们必须按照科学发展的规律来进行研究。片面强调学术自由是行不通的,学者的思想自由是有限的,在思考的过程中,个人的主观判断不可能是全对的,有时候也会出错,必须按照自己研究领域发展的规律来进行。如果只是一味地强调自由,学术人员完全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来进行研究,忽视了事物发展的规律,学者的研究是不可能真正获得成就的。过度的自由也会阻碍学术的发展。

2.学者自身素质的制约

人的潜能是有限的,学者进行学术研究也是要受到本身各方面的限制。思想是无限的,我们能够想到我们现实中存在或者不存在的东西,但是有时候我们想到的东西在实际的研究中却是行不通的。如:有些喜欢化学的学者对化学研究非常有兴趣、而且很有自己的想法,但是由于自己有轻度的色盲,这样就无法进行研究。这样他即使对化学有着非常高的热情、有着非常高的敏锐性,但是由于自身的限制,他也没有办法进行研究。此外,每个学者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在研究的过程中,学者可能因为自己的观念而影响了学术发展的方向,甚至一些学者的偏见、主观臆断会阻碍学术的发展。科学研究是按照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进行的,学术的发展是通过交流、融会而来的,因此,学者进行学术研究要考虑到自身的能力问题。

3.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

学术的发展是离不开社会的,特别是在我国。我国兴办教育的经费大多都来源于国家,而且,大学学术的发展是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的,经费是保证学术自由的基本条件。所以,大学学术自由必然受到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必须受到研究经费及其提供者的限制。因此过分强调社会责任,强调大学对社会的贡献,这只会强化学术的工具价值,漠视学术的本体价值,仿佛大学只是社会的附庸,完全违背了大学追求自由、创新的精神。同时大学追求学术自由也受其国家政治信念、价值观等影响,这也导致了某些大学出现办学目标的功利化、学术管理的官僚化、校园文化的泛政治化等问题。有些大学学术研究只是注重追从国家的方针政策,没有从自己学校的实际出发,导致大学的功能日趋政治化。此外,传统的以行政权力为中心的学校管理模式仍对我国大学学术产生重要的影响,政府过度干预学术,教师不得不面对上级行政权力的干扰,不能完全自由地探索研究。这样,大学学术人员就无法在自由的环境中进行研究,失去了学习的动力与机会,学术人员也就成了被动的学术研究的工具而不是积极主动的创造主体。大学传承学术和发展学术的功能也不断弱化,学术自由也就逐渐弱化了。虽然我国的高等教育是近代才发展起来的,但是我国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学术自由的观念也在很早以前就存在人们的头脑中。因此,我国大学学术也受到我国历史文化观念的限制。

4.道德责任的制约

学术自由的边界在哪里?学术自由不受他的人强制,但并非不受任何限制,任何自由总是有一定的法律和道德边界的。任何人在拥有学术选择机会的同时也要承担其行动的结果,无论是受到表扬还是受到批评,都要接受。自由与责任是不可分的。就如现在非常引人关注的克隆技术,如果没有得到道德的约束,这方面的科学家只是一味的研究,从而真的克隆了一个人出来,这样将影响着整个人类的发展。克隆技术在一方面有利于人类的发展,同时一方面也违背了人类进步发展的规律,当代很多大学都是研究型的大学,各个老师进行的学术研究都是关系着人类发展的,特别是理工类的大学更是如此,一些原子弹、有害化学物质的研究是违背人类道义的,是不被允许的。因此在研究过程中,科学家们受道德的制约,这是无可厚非的。

大学学术人员对学术自由的追求,不是对任何特权的要求,而是对知识真理的追求,因此在追求的过程中,学术人员必须履行自己的学术责任,遵守人类道义,遵守作为科学家应该具有的精神。但是,今天我国大学学术自由仍面临着巨大的问题,大学学术道德规范受到严重的破坏。特别是一些造假、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完全背弃了科学最基本的道德,这些行为违背了做人最基本的诚信原则,这使学术自由受到致命的伤害。现在一些大学自我的缺失,部分学者的人格丢失,学术腐败等使得学术自由本身的价值变了味道。

三、如何实现大学的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是大学发展的精髓所在,是大学富有生命力的表现,体现了教师教的自由与学生学的自由,促进了学术的不断发展。但是我国当前学术自由仍存在着较多问题,因此要促进我国大学的发展,要真正地做到学术自由,我们就要正视上面提到的问题。首先,就大学学术人员本身来说,他们在做科学研究的时候要按照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行,实事求是,不能只凭自己的主观愿望来进行科学研究。学术自由是学者勇于批判、勇于创新,但创新并不意味着放弃科学的规律,因此必须在科学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追求学术自由的同时也考虑自身的条件,要有奉献精神,同时也要有恪守科学发展及人类自身发展的规律。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迅速发展时期,国家需要大量的创新人才,而大学是培养创新人才的摇篮。要创新就要有空间,有自由的环境给大学学术人员。国家政府经济对教育的干预是我国教育发展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要真正地做到学术自由,就要努力做到每个大学实现自主办学,同时努力探索创新性的教育手段,为培养创新人才创立自由的发展空间。政府要减少对教育的干涉,投入尽量多的人力、财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大学成为比较独立自主的机构或团体,自己决定和管理大学的事。在资源的配制上,各个学校要有自己的研究经费,老师有支配自己课题的自由,研究的决策权掌握在教师手里,同时有足够的经费来维持研究。此外,每个学校都要努力唤起学者学术自由意识的回归,每个老师与学生都要有自由追求学术领域高峰的愿望,提高每个老师和学生对学术研究的兴趣和积极性,使他们对学术研究都有强烈的探究欲。

大学学术自由的程度越高,大学发展的水平和程度就越高,学术创新取决于学术自由的实现。当前学术中存在的造假、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严重背弃了科学所需要的起码的诚信品格,虽然这种现象在当今的大学中只是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是如果不加以严处,这种趋势将有可能越来越严重,那样整个大学学术氛围将变得越来越糟。因此,要加强每个学术人员品格的培养。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学术腐败一定程度上是当前急功近利的管理目标及极力追捧效率导致的,是这些外在的世俗的事物强加在学术自由发展的规律上面的。因此,如何做到真正的学术自由,我们在坚持严厉惩治各种学术腐败的同时,也要权衡学术自由的价值及学术效率,尽量避免急功近利的效率追求给学术自由带来的冲突。

创建一个真正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培养具有创造性人格的人才,实现大学学术自由的发展,使每个学术人员能够尽量地发挥潜能,在自由的环境中,自由地思维、自由地学习、自由地创新、自由地发展,这样才能真正地促进大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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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丹尼尔·若雷,赫伯特·谢尔曼.从战略到变革——高校战略规划实施[M].周艳,赵炬明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作者：杨婉蓉 李丽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