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学术界盈余管理研讨论文

【摘要】近年来我国内部控制规范体系不断完善，内部控制也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文章以内部控制的经济后果为切入点，对我国内部控制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分析了经济后果类别与逻辑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内部控制经济后果的研究脉络，有助于内部控制主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会计学术界盈余管理研讨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会计学术界盈余管理研讨论文 篇1：

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与盈余管理

摘要：以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盈余管理对高管薪酬及其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两方面，研究高管薪酬激励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实证检验表明在调高操控性应计利润情况下，盈余管理程度分别与管理者的年度报酬水平和股权激励呈正相关关系，另外，盈余管理对薪酬业绩敏感性也有正向影响，据此提出了有效控制盈余管理行为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年度报酬；股权激励；薪酬业绩敏感性；盈余管理

一、引言

在股份制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背景下，委托代理成为公司治理的一项核心内容，管理者激励机制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管理者薪酬激励一直备受理论和实业界的关注。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信息不对称和代理人自身机会主义的动机，管理者能够利用其在企业中信息优势，选择最为有利的会计政策，对财务记录加以粉饰，以期获得更多的报酬，即管理者拥有为了保障自身利益最大化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

本世纪初期，随着安然、世通等国际知名企业会计丑闻的接连爆发，对盈余管理和管理者薪酬问题的研究和研讨渐趋深入。在此背景下中国国内的相关研究也逐次展开，这些研究虽从不同角度验证和揭示了中国上市公司中盈余管理问题的普遍存在，但对于盈余管理和管理者薪酬关系的研究却并不多。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在中国的上市公司中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占了多数，这些公司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而，这类公司的高层管理者是否具有为了自身薪酬而产生盈余管理的动机，它又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盈余信息的披露质量，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管理实践而言已显得越来越重要。鉴于此，本文深入探讨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旨在为企业高层管理者薪酬激励机制的改进和上市公司盈余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提供经验证据。

二、文献回顾

目前，国外已有不少的研究验证了管理者薪酬与公司盈余管理的关系。Healy在1985年最早全面地研究了二者的关系，明确地指出管理者为了更好迎合薪酬契约，增加或减少操控性应计利润来改变企业收益水平。Gaver等(1995)，Burgstahl－er和Dichev(1997)研究发现盈余管理行为符合收益平滑假说，当盈余低于规定的盈余下限时，管理者会增加收益的应计项目，反之亦然。

此外，部分学者研究了对管理者实施的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其中Warfield等(1995)通过实证研究了管理者持股与盈余管理程度之间的相关性，发现管理者持股比例与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负相关。Kadan(2005)研究了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收益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发现溢价较高的股票期权会带来更多的盈余管理和内幕交易。Bergstresser等(2006)研究证明公司中CEO潜在的总薪酬与持有股票期权的价值之间联系越紧密，利用操控性应计利润操纵报告盈余的现象就越显著。

不同于先前研究者关于盈余与管理者薪酬的研究多是以美国公司为研究对象。Shuto(2007)对日本公司的操控性会计选择与管理者薪酬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利用操控性应计利润可增加管理者的薪酬。

李延喜等揭开了中国上市公司中二者关系研究的序幕，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管理层薪酬与调高的操控性应计利润高度正相关，表明管理者会通过调高应计利润，增加当期盈余来实现自身所得的最大。朱星文等(2008)选取1224家上市公司2004年度的截面数据，对经理报酬敏感度和盈余管理、董事会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当经理报酬契约基于公司会计业绩设计时，经理会利用会计政策的多样性调增会计收益，达到增加自身报酬的目的。

纵观上述文献，由于选择的样本和研究变量不同，学者们对二者关系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迥异。当前，学术界对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和盈余管理问题的研讨还刚刚发端，相关研究文献甚少。对高管薪酬的研究范围也仅限于高管年度报酬，且针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研究几乎没有。因而，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对高管薪酬和其薪酬业绩敏感性两方面的影响，当具有较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委托代理理论中，由于股东和管理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管理者拥有更多企业经营的信息，股东为了减少代理成本，通常对管理者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特别是薪酬激励机制，使管理者不损害其利益并为其利益最大化而努力工作。股东设计管理者薪酬时往往又会与企业的绩效挂钩，一般认为，企业绩效越高，管理者薪酬水平越高。管理者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可能具有为了自身报酬收入而利用信息优势调整企业收益的动机。

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高层管理者薪酬激励主要包括年度报酬部分和股权激励部分。年度报酬中一部分是基本年薪，另外一部分是与企业会计绩效相关的绩效年薪。股权激励作为一种长期激励手段，目的在于鼓励管理者为企业的长期发展服务，一般是以市场绩效为依据设计的，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对高管实施股权激励还在试行中，股权激励往往与企业经营业绩指标有关。当管理者年度报酬与企业绩效挂钩时，特别是与企业会计指标相关时，企业会计应计制使得管理者有选择利于自身的会计政策或控制应计项目进行盈余管理改变自己年度薪酬，避免因企业经营目标没有完成而使个人利益受损的机会。另一方面，部分企业的高管在已经享受到了股权带给自己的利润的同时，也存在为了得到自己期望的红利调整会计业绩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

此外，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是国家，所有者虚位问题使得管理者面对薪酬的诱惑，为得到自己满意的薪酬利用自己的职权管理盈余的可能性增大。据此，由国内外已有的文献研究推测，当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高层管理者的薪酬与业绩相关时，高层管理者能够通过盈余管理来调整企业收益，进而满足自身在薪酬方面的需求，盈余管理的程度越高。管理者的薪酬就越高。

企业业绩与高层管理者薪酬的关联程度又称为薪酬业绩敏感性，当处于信息劣势的股东以财务报表上的企业业绩水平作为高管薪酬分配的主要依据时，调整企业业绩的盈余管理行为不仅影响了高层管理者的薪酬，同时也作用于薪酬业绩敏感性。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三个假设：

假设一：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假设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盈余管理程度与高层管理者的薪酬水平正相关。

假设三：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盈余管理与高层管理者薪酬业绩敏感性正相关。

四、实证检验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财政部在2006年年底出台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

股权激励试行办法》，规范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鉴于这之前已有部分公司对高管实施股权激励，所以本文拟选取2006～2008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所有发行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的总样本。其中，“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是指政府或国有企业(单位)拥有50％以上股本，以及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50％，但拥有实际控制权或依其持有的股份已足以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上市公司。同时，将样本按照以下标准进行筛选：(1)由于金融保险业上市公司的特殊会计制度，剔除金融保险行业的公司；(2)考虑到极端值对统计结果的影响，剔除ST、PT、和*ST等出现异常值的上市公司；(3)考虑到新上市公司的上年度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剔除当年新上市公司；(4)各项财务数据和公司治理指标披露完整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经过筛选后，得到637个样本公司。

本文的财务和公司治理各项指标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其中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信息直接来自上市公司年报。

(二)盈余管理测度模型的构建

由于盈余管理的难观测性，学者们主要通过估计管理者易于操纵的操控性应计利润来验证观测样本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并用来衡量盈余管理程度。对于估算操控性应计利润，国内外在有关盈余管理的研究中多选用截面修正Jones模型，并认为这种模型估计会较其它模型更有效。因此，本文拟分行业采用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计算操控性应计利润，来测度盈余管理的程度。其中行业分类采用2003年8月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将行业划分为13类，剔除金融保险业。截面修正Jones模型如下：

其中，TA_i,t是公司i在第t期的总应计利润，NI_i,t和CFO_i,t分别为公司i在第t期的净利润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A_i,t-1为公司i在第i-1期的总资产，ASALES_i,t是公司i在第t期的主营业务收入与t-1期主营业务收入的差额，AREC_i,t是公司i在第t期的应收账款与t-1期应收账款的差额。FA_i,t是公司i在第t期的固定资产价值。NDA_i,t和DA_i,t分别代表非操控性应计利润和操控性应计利润。α₁,α₂,α₃是行业特征参数α₃，α₂；α₃分别为α₁，α₂，α₃的OLS估计值，根据式(2)分年度使用不同行业的分组数据回归估计得到，εα₁为残差项。

操控性应计利润(DA)中存在正向(DA>0)和负向(DA<0)两种情况，分别表示调高和调低操控性应计利润，即管理者利用操控性应计利润调高或平滑会计收益，表明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的目的不同。

(三)变量及回归模型的设定

本文研究中使用的变量如表1所示。

首先，为了检验本文研究假设中盈余管理程度对高管薪酬激励的影响，建构以下多元回归模型：

模型中SALARY、STOCK为因变量，DA为解释变量，其余为控制变量，(鉴于独立董事对管理者经营行为和薪酬分配起到重要的监督作用，对盈余管理和薪酬都会有影响，故选用独立董事比例作为控制变量)。

其次，检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盈余管理对高层管理者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建模如下：

其中，ROE、DA与ROE的交互项为解释变量，DA~ROE表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盈余管理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影响；净资产利润率(ROE)是一种综合性较强的财务比率，能够综合反映企业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获利能力，体现了企业最大化的目标追求，一些实证研究将ROE作为主要衡量企业经营业绩的指标，故在研究中用其代表企业经营业绩。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　描述性统计。研究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由表2可见，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高层管理者的年度报酬总和对数最小仅为4.998，最大值达到了16.156，说明不同公司高管薪酬水平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高管持股比例普遍偏低，平均值仅为0.0001，一半以上的企业高管仍然零持股；样本中ROE变量的均值为8.7％，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之间的ROE差异不大；通过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计算出的操控性应计利润中调高操控性应计利润的样本有999个，调低的有912个，说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调高应计利润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占多数，其中，调高的操控性应计利润中房地产业的平均盈余管理程度连续三年比其它行业高。控制变量中独立董事比例的均值为0.35，符合对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至少占有1／3的规定，但是从统计数据中可看出独立董事比例还不够高。

2　相关系数分析。在回归分析之前，先对研究中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检验。如表3所示。

从表3中可知，在两种情况下，SALARY和ROE在0.01的显著水平下相关系数均为正，说明高管年度报酬与企业业绩正相关；正负方向的DA与SALARY在不同显著水平下正相关；STOCK与ROE之间的关系虽不显著，但也存在微弱的正相关关系。调高应计利润样本中高管持股比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另外，各变量之间相关系数总体不高，可预计回归模型不会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3　多元回归分析

从表5可知在0.01的显著水平上，管理者年度报酬与企业业绩正相关，DA与年度报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亦显著。说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高层管理者的年度报酬与企业业绩挂钩，管理者调整企业会计收入的盈余管理程度越大，管理者年度报酬与业绩之间就会越紧密。高管持股比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在0.05的显著水平上。盈余管理对高管持股与业绩之间的相关性有正

首先，检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对高管薪酬激励的影响，具体回归结果如表4。

从表4可知，当DA>0，高管年度报酬与调高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程度在0.01水平上正相关；在同等显著水平上，调高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程度越高，高管持股比越高；当DA<0，盈余管理程度与高管薪酬呈不显著的关系。调高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盈余管理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显著于调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高层管理者薪酬与企业业绩正相关，高管利用调高企业会计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增加收入的可能性更大，调低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对高管薪酬影响不大。控制变量中资产规模与管理者年度报酬显著正相关，说明资产规模也是影响管理者薪酬的一个重要因素；独立董事虽对管理者薪酬有一定影响，但是影响并不显著，可能是因为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还不完善，独立董事的比例很低，很多公司的独立董事形同虚设，导致独立董事对管理者薪酬制定和监督的作用并不明显。

其次，考察盈余管理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具体回归结果如表5。向影响，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整体偏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一股独大”，高管零持股现象严重，导致股权激励对管理者的诱惑不大，自然与业绩的相关程度不高，盈余管理对股权和企业业绩的敏感性的影响也较弱。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盈余管理对高管薪酬及其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两个方面切入，就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和高层管理者薪酬之间的关系展开研讨，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存在高层管理者为自身薪酬需求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企业会计业绩是高管年度报酬分配的重要依据；管理者通过调高企业会计业绩的盈余管理行为增加自己的收入，盈余管理的程度愈高，管理者的年度报酬水平和管理者年度报酬与业绩之间相关程度也会越高。虽然高管持股与业绩的相关性不明显，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管理者股权激励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引起管理者的盈余管理行为，其程度的变化依然会引起股权激励与企业业绩敏感性的相应变动。为此，提出以下建议：(1)将短期薪酬激励和长期薪酬激励有效地结合，即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者的年度报酬和股权激励相结合。特别是设置合理的股权激励制度，相应地提高高管持股比例，让管理者的利益与投资者的利益挂钩，充分发挥股权激励的激励效果。(2)高管年度报酬除以企业短期的会计业绩作为依据，还要适当加入非财务方面的影响因素和长期业绩指标，全面地反映企业业绩。(3)完善企业内外部的监督机制，尤其要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并有效地发挥其监督作用，提高企业信息披露的透明度，有效地控制盈余管理行为。

作者：周 晖 马 瑞 朱久华

会计学术界盈余管理研讨论文 篇2：

我国内部控制经济后果研究综述

【摘 要】 近年来我国内部控制规范体系不断完善，内部控制也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文章以内部控制的经济后果为切入点，对我国内部控制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分析了经济后果类别与逻辑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内部控制经济后果的研究脉络，有助于内部控制主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关键词】 内部控制； 经济后果； 公司治理

一、内部控制体系的发展

1992年COSO发布“内部控制——整体框架”的报告，定义了内部控制是由企业董事会、管理层和其他员工实施的，为经营的效率效果、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和相关法律的遵循性等目标的实现而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同时提出了内部控制五要素，即：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强调了对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评估。2004年，《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将五要素扩充为八要素，增添了目标制定、事项识别和风险反应，框架关注企业评价与改善风险管理程序，意味着将内部控制纳入了管理理念中，将企业风险、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联系起来。

《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给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实践带来很大的启发。2006年6月5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率先推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自同年7月1日起开始执行。2006年9月，深圳证券交易所也推出《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自2007年7月1日起开始执行。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全面构建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新时期。2008年6月28日，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五部委联合发布了我国第一部《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并自2009年7月1日起实施，2010年4月26日发布《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相关配套 指引。

伴随着内部控制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与完善，学术界对内部控制的研究成果也日益丰富。本文对中国期刊网2007—2012年的文献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以内部控制为主题的论文数量呈现出逐年增加的态势，如图1所示。

从整体上来说，2007年以前内部控制在中国社会的认知和关注程度并不高，且实际中大多是流于形式，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杨雄胜等，2007）。2007年以后，一些因内控缺失导致经营失败的案例频频曝光，如三鹿集团、中航油等，内部控制经济后果的研究逐渐成为这一领域的热点问题。

二、内部控制经济后果的研究视角

经济后果本身是一个宽泛的概念，针对内部控制经济后果的研究也有不同的切入点。从目前国内文献来看，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代理成本和企业价值、信息质量、审计定价、外部信息使用者的风险反应和社会责任。

（一）内部控制与代理成本、企业价值

随着两权分立，代理问题随之产生。代理成本是由于代理问题所产生的损失，代理问题源于信息不对称，当经理人员掌握了更多的经营信息时，所有者处于信息劣势，由此可能会带来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为了解决此问题，通常会采用信息披露和内部控制来牵制代理人的行为（秦河，2011）。监控措施的实施需要依靠完整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因此内部控制在处理代理问题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加强内部控制，可以防范舞弊，提高经营效率，加强对经理人员的监督，减少代理问题，降低代理成本。国内的学者在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自身的实际情况，针对我国的环境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张芸（2008）认为解决控制股东与管理当局的代理问题是加强企业内部管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关键所在。杨德明等（2009）、杨玉凤等（2010）研究表明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有助于抑制代理成本。

内部控制本身所具备的功能和作用决定了其对企业绩效会产生必然的影响。国内学者对于此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以及内部控制有效性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方面。林钟高等（2007）研究了内部控制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建立和完善程度与企业价值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并且随着改革的进程和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呈现越来越明显的趋势。类似地，罗雪琴等（2009）发现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显著内在关联性，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越高、越主动，其公司绩效越好。翟佳（2011）的研究结果表明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越好，公司绩效越好。

（二）内部控制与会计信息质量

利用公司内部的分工进行管理活动的调整与修正，监督并反馈业务执行的错弊，预防会计差错出现，可以说，内部控制的最终目的是保障财务信息的可靠性。良好的内部控制被认为是实现高质量财务报告的重要因素之一，高质量的财务报表其会计信息应当可靠和相关，其中盈余信息是财务报表中最受关注的点，盈余平稳并持续是其高质量的表现。内部控制良好的公司重视提高盈余质量。聂继虹（2011）的研究发现加强内控信息的披露有利于提高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张国清（2008）发现内部控制质量对七种指标度量的盈余管理程度影响均不显著。但在另一方面，赖文海（2011）研究认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建立健全情况会影响到公司盈余质量，设计完善、执行有力的内部控制是财务报告可靠性的有效保证，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能够改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提高盈余质量。方红星和金玉娜（2011）的研究表明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有效抑制会计选择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

（三）内部控制与审计定价

内部控制这一概念源于审计，是对财务报告可靠性的合理保证，自2008年6月起《企业内部控制规范》首先在上市公司执行也对审计意见的发表产生了影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内部控制有效性对审计意见以及审计定价的影响。研究认为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越差，年度报告收到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越大，而且在非标准审计意见中，内部控制越差的公司越可能收到惩罚力强的审计意见（肖成民和李茸，2011）。

在内部控制与审计定价方面，池国华等（2012）研究发现企业内部控制越规范，越能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审计定价越低。这一研究从审计费用角度肯定了内部控制规范的意义。与此类似的还有张敏和朱小平（2010）认为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与审计定价正相关。然而由于指标与变量的选取并不完善，此问题仍有发展空间。有部分学者在此问题的研究中得到了相反的结论。张旺峰等（2011）对沪深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与审计定价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两者相关性并不显著。孙新宪和田利军（2011）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内部控制会影响审计意见形成，而审计意见对于外部信息使用者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判断依据，投资者的选择反过来也会影响公司的业绩，因此内部控制对于公司自身以及公司信息使用者而言都会产生环环相扣的影响，重视内部控制的建设是企业必须面对的事实。

（四）内部控制与外部信息使用者的风险反应

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可以为外部信息使用者提供附加信息。内部控制是对企业经营效率、风险识别与防范以及财务质量的合理保证，因此对于外部信息使用者而言，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是了解该公司治理优劣的一个直观而重要的途径。

杨有红、毛新述（2011）的研究表明内部控制能够对保护投资者利益起到强化作用。这说明如果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发送了更好的财务报告质量的信号，减少信息的不确定性，那么投资者会根据这些信息来修正自己的判断和改变其投资策略，从而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利益。张传财（2011）结合管理学与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了投资者如何利用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进行风险感知和决策，发现内部控制缺陷的严重程度对个人投资者具有显著的影响，也会对管理者产生不信任，另外审计师的报告也会对个人投资者的风险认知产生重要影响。

（五）内部控制与社会责任

近年来先后有学者提出制度建设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有保障作用（吴照云和刘灵，2008；阳芳和张四海，2008）。因而逐渐有学者将视角转向内部控制制度是否是保障社会责任落实的关键因素上。企业在创造利润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对企业周围及内部承担责任，随着时代的发展，企业不仅要追求经济利益，更要从对人与环境的关怀中取得更加丰厚的溢出效益。但是履行好社会责任的前提是公司内部的正常运转，因此有效的内部控制作为落实公司治理的具体制度体系是直接作用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关键因素（李志斌，2012）。关注社会责任这一角度为研究内部控制的经济后果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将有利于引导相关法规的出台，也为加强企业对社会责任的重视起到促进作用。

三、研究脉络与未来研究趋势

本文研究发现，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是一种嵌合的关系，即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之间存在着相互交叉与重叠的区域。作为与公司治理结构密不可分的体系，内部控制在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内部控制是公司治理的基础，公司治理是内部控制的重要因素。目前国内有关内部控制经济后果的研究网络如图2所示。

代理问题是内部控制要解决的最主要问题，随之而来的是内部控制有效性水平的高低会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价值。由于企业价值是公司外界评价其表现的重要因素，因此会带来管理者为维护公司形象而进行盈余管理，利用会计选择和真实活动管理影响其盈余质量水平，而会计信息披露又是内部控制功能中所强调的一点。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财务信息的披露质量，不仅影响审计定价，也影响审计意见的形成，进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外部信息使用者对投资的风险判断。

可以看出，内部控制经济后果不同切入点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关联性，综合考虑这些经济后果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是未来内部控制经济后果研究的一个方向。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更全面考虑了内部控制的后效，而且对内部控制与其经济后果之间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这对内部控制规范的完善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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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李志斌.内部控制的溢出效应研究：社会责任视角[C].第十一届中国实证会计研讨会论文集，2012.

作者：杨松令 张伟 解晰

会计学术界盈余管理研讨论文 篇3：

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分析

摘要：在美国2008年爆发的次贷危机中，公允价值饱受争议。虽然目前FASB和IASB在充分研讨之后都对其持肯定态度，但公允价值作为会计计量属性仍需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本文以两次危机为背景简要回顾了公允价值的发展历程，在比较FASB和IASB对公允价值定义的基础上，从法学角度和经济学角度分别分析了“公允”和“价值”的含义，进而得出“公允”和“价值”保证了公允价值的可靠性和相关性，可靠性和相关性能够在公允价值计量中得到兼顾是其极具应用前景的最重要理论依据。以我国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计量情况来说明公允价值在现实运用中出现的问题，进而明确了完善公允价值运用应该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公允价值　可靠性　相关性　计量层级

一、公允价值发展历程及定义

(一)公允价值发展历程公允价值源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爆发的贷款和储蓄危机。当时美国经济停滞不前，政府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便逐步放开汇率和利率，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随之施行高息揽储的政策。但在经济停滞的宏观环境下，这种侧重性的单面政策的忽略了对贷款人偿款能力的评估。随着越来越多的贷款人无法按时足本足息的偿还贷款，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与日俱增，但在历史成本作为主导会计计量属性的情况下，这些不良贷款并未被人察觉。等到问题最终暴露时，有400多家金融机构破产，联邦政府被迫动用1600多亿美元联邦储蓄基金进行补救。这次危机使得人们开始对历史成本提出怀疑，而金融界人士更是宣称倘若采用公允价值对金融资产和负债进行计量问题贷款便会被及时发现，此次危机便可避免或者即使发生也不至于破坏性如此巨大。然而数十年之后，美国爆发次贷危机，这次金融界人士却又把其原因归结为其曾经不遗余力所提倡的公允价值。他们不断强调公允价值的“顺周期效应”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不断扩大乃至爆发的根本原因，该效应的存在使得金融资产和负债的计价形成恶性循环，最终致使消费者投资信心丧失殆尽，金融市场趋于崩溃。虽然SEC和IASB都对公允价值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但公允价值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受到公众不同程度的质疑和担忧仍是在所难免。

(二)公允价值定义　FASB、IASB和CASC均对公允价值给出了定义。FASB在第157号准则《公允价值计量》中将公允价值定义为“在计量日，在市场参与者之间进行的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项资产所能获得或者转移一项负债所需支付的价格”。而IASB的定义则是“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负债清偿的金额”。我国CASC在与IASB合作进行会计准则趋同的过程中，其对于公允价值的定义与IASB的近乎一致。因此，对比FASB和IASB对公允价值定义的异同便能得出更为完整确切的公允价值内涵见(表1)。(1)时间。FASB指出应该在计量日这一时间范围内计算公允价值，而IASB则对此则无明确的规定。一般来说，会计业务的流程可分为确认、计量和报告三个步骤，初次确认的经济信息需要通过计算、汇总以及分配等计量程序记录在相关账簿中，再次确认的经济数据则通过传递与输出等计量程序在财务报表中予以报告。由此可见，会计计量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FASB在公允价值的定义中从时间角度提出了“计量日”这一要求，可以说强调了公允价值在经济信息的初次确认——输入和转化与经济信息的再次确认——输出和提纯这两个关键环节上的时间意义。以交易性金融资产为例，在取得交易性金融资产时以公允价值入账，而在资产负债表日则再根据公允价值进行调整，在取得和调整这两个计量日公允价值参与了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体现了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中的及时性。因此，FASB在定义中指明计量日无疑更加

全面。(2)交易状态。FASB对交易状态的描述是“有序”，而IASB所强调的是“公平、自愿”。所谓“有序”，应当是说关于资产和负债的交易活动已然按照正常的商业行为在市场上经过了长时间的充分发展，频率上足够高，数量上足够大，从而价格公开透明，能够以一种持续稳定的状态为人所知。而“公平、自愿”更倾向于说明交易双方处在一种平等的交易地位，不存在强买强卖，是在充分信息下做出的理性化决策。显而易见，FASB侧重从市场整体来刻画交易状态，IASB则从单个交易来考察。整个市场固然是由无数的交易双方所构成，但单个交易的“公平、自愿”却无法代表整个市场的“有序”，而市场若要“有序”则需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公平、自愿”的交易。所以，FASB用“有序”一词对交易状态进行定位在逻辑上是更为严密的。(3)交易主体。在关于交易主体的描述上，再次体现了FASB和IASB对于公允价值考虑起点的差异：前者侧重于宏观市场，后者倾向于微观主体。“市场参与者”是由交无数“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组成的，二者并无本质差别。需要注意的是，虽然FASB和IASB都没有明确给予解释，但“市场参与者”或“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应该是指无关联关系的理性交易者，并且在客观上有能力主观上有意愿去进行交易。因为只有这样才更加符合公允价值的计量初衷。(4)价格表现。价格表现是公允价值定义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是货币计量在公允价值运用中的体现。FASB将其定义为“出售一项资产所能获得或者转移一项负债所需支付的价格”，可以看到FASB更加肯定脱手价格。因为脱手价格更加符合资产和负债定义中所说的“经济利益的流人和流出”。而IASB所规定的“进行资产交换或者负债清偿的金额”则说明了其认为公允价值应当是交换价格。交换价格的理论依据在于所有理}生交易者都能够达成关于未来经济利益和风险的共识从而形成一个均衡价格。关于脱手价格和交换价格的孰优孰劣，目前仍存争议。脱手价格是对经济利益流出和流入的市价估计，更好地体现了公允价值逐市随时的特点，但脱手价格能否在任何情况下恰当地表达公允价值的内涵，仍需数据的支持和检验。

综上比较，在公允价值的定义问题上，FASB以宏观市场为基础要比IASB以微观交易主体为着眼点更加科学。从公允价值的计量层级上看，市价为最优计量次序，以市场为导向的定义更能与计量层级的选择次序一脉相承。FASB和IASB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差异，资本市场发展程度的不同应该是最重要原因。美国资本市场较为发达，FASB以市场为切入点恰如其分。而IASB作为一个国际性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必然要顾及各个国家不同的市场状况。各个国家资本市场发展程度的参差不齐使得IASB很难从市场的高度对公允价值进行描述，所以其以交易主体为切入点也无可厚非。随着FASB和IASB在联合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编制工作上的进一步合作，相信公允价值的定义会更加明晰。

二、公允价值的理论内涵

(一)法学视角的解读——公允价值之“公允”　从语言学角度讲，公允价值属于偏正短语，公允修饰价值。公允一词源于法学，是指法官应遵循立法精神中的公平公正来判案。对于公允价值中的公允，从主体平等和真实自愿两个方面来解释是比较恰当的。(1)主体平等。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第三条的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地位平等。具体而言，该平等是指不考虑自然人年龄、民族、政治地位和

财产状况等客观情况的不同，也不区分其是否具备民事行为能力，而是单就生之为人的一种与生俱来的无差异民事权利能力。从更宽泛的范围来看，该规定从法律意义上肯定了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不论经济实力的强弱和行政地位的高低，其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是平等的。《民法通则》中所提出的“主体平等”对于理解“公允”有重要意义。现代企业作为一系列契约关系的缔结，股东、债权人、员工、供应商等因其投入资源在数量和性质上不同，其在企业经营决策过程中肯定不会平起平坐，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够凭借资本属性的差异强迫其他利益相关者违背真实意愿进行活动。对于公允价值的确定，仍然要秉持公正的原则。如投资企业在运用权益法确认投资收益时，被投资企业的净利润应以其各项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进行调整来加以确定。此时，投资企业虽然与被投资企业的关系是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但投资企业不能因具有控制或重大影响这一经济关系而按照自己盈余管理的需要恣意确定被投资企业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经济关系上的控制或重大影响不能超越法律平等之上，投资企业在确定被投资企业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时仍然要按照计量层级的要求进行客观中立的计算。因此，主体平等是公允价值能够得以运用的重要前提。(2)真实自愿。如果说主体平等是公允的客观先决条件，那么真实自愿则是公允在交易主体上的主观显现。我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指出民事活动应当遵守自愿原则。此处的自愿是指民事活动主体能够在非极端环境下独立自主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任何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的非自愿行为法律均不予保护。在公允价值计量层级的选择中，活跃市场中的报价为首选。而大量的交易双方按照彼此的真实意愿自由选择交易方式和确定交易金额是形成活跃市场的先决条件。一个充斥着强买强卖的市场必然难以持久，更遑论活跃。可以说公允价值最后之所以能够形成，就是交易双方在真实意愿下达成共识的结果。(3)公允保证了公允价值的“可靠性”。在已有的研究中，学术界对公允价值能够充分体现相关性几乎没有争议，而对公允价值可靠性的质疑却从未停止。尤其是在与历史成本比较时，公允价值由于其可靠性的匮乏饱受诟病，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其使用范围的扩大。根据FASB在SFAC2中的规定，可靠性包括如实反映性、中立性和可验证性。首先，公允价值的定义——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的有序交易中出售资产所能获得或转移负债所支付的价格，本身就是对交易过程和交易结果的描述，自然是对真实世界经济现象的反映，符合如实反映的要求。其次，公允价值是在交易双方地位平等和真实自愿的前提下形成的，只要交易双方一直能以平等的地位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该交易即使多次重复，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下，其最后结果也应当是一样的。因此，公允价值是能够被验证的。最后，中立性是说财务信息在反映经济现象时不能带有任何偏见。公允价值在初始计量时是交易双方对资产或负债价格最充分真实的表达，而在后续计量时既确认收益也确认损失，不偏不向，从而能够对资产或负债进行及时的客观反映。反观历史成本倒是因为对谨慎性原则的恪守而往往低估资产或高估负债，一定程度上违背了中立性。综上所述，公允价值中“公允”所包含的地位平等和真实自愿使得公允价值在可靠性上不逊色于历史成本。人们对历史成本可靠性的支持大多是因为历史成本是过去交易形成的，就像已有的史实无法改变一样，过去形成的价格也是最为真实的。历史成本固然是可靠的，但可靠的绝不仅仅只有历史成本。只要能够保证地位平等和真实自愿，公允价值一样在理论上具备相当强的可靠性。

(二)经济学视角的解读——公允价值之“价值”　从上述对“公允”的法律剖析可知，只有在地位平等和真实自愿的情况下才可能形成公允价值，但公允价值的属性究竟为何，唯有对价值一词进行分析才能得到答案。关于价值的研究，大致可分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派别。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中区分了价值和使用价值，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人类劳动，是商品的社会属性，而使用价值是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是商品的自然属性。而在西方经济学的众多流派中，对价值的定义也是不一而足，但是都基本承认价值是能带给主体满足感的一种效用。可以看到，西方经济学中所说的价值大致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使用价值。公允价值的主要计量对象是金融资产及其衍生品，在这样一个前提下用马克思对于价值的定义来解释公允价值中的价值将会令人匪夷所思。如如果说股票的价值是凝结在股票中的无差别人类劳动，那么股票的价值就应该是股票发行费，因为在股票的发行费中包括了股票发行过程中公司、金融中介以及其他服务机构所有工作人员为之付出的劳动。再按照马克思所提出的价值规律——价格以价值为中心上下波动——股票的交易价格就应当围绕股票发行费波动。可这明显与现实经济生活中股票的买卖价格大相径庭。因此，用主体效用观而非劳动凝结观来解释公允价值的价值是比较合理的。在经济学中，人们普遍认为历史数据对于决策并不重要，人们对未来经济利益流入的预期才是当前决策的依据。每个人通过估计未来经济利益流入并根据风险偏好等因素确定当前所持有资产的价格，当然，这个价格要能带给自己适意的主观效用。之后，无数的交易者便在公平有序的市场上按照这个使自己足够满足的价格进行交易。当某一价格所带来的满足感使得交易双方都可以接受时，交易便得以进行。从这个交易流程来看，主体效用观下的价值具有着眼于未来经济利益、以市场环境为依托和自愿等性质，而这些性质在FASB和IASB所提出的公允价值定义中都有所涉及。所以，主体效用观下的价值应是公允价值的经济内涵。价值保证了公允价值的“相关性”。相关性是说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该与会计信息使用者的经济决策相关联，有助于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企业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情况做出评价或预测。正如前文所述，公允价值的“价值”是主体效用观下的价值，其形成的依据在于能够给交易者带来适意的满足程度，这个满足程度决定着交易者的经济决策。如果交易对象所支付的价格能够给自己带来足够的满足感，交易便得以进行，反之则终止。显而易见，该价值是判断交易是否进行的关键，与交易者的经济决策息息相关。

(三)公允价值是可靠性与相关性的理想契合　在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中，可靠性与相关性最为重要，而与两者有密切联系的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在财务报告目标中孰先孰后更是引起了长时间的争论。综合前面的分析可知，公允价值能够同时兼顾相关性和可靠性，这也意味着能够并行不悖地反映企业管理当局的受托责任和提供与财务报告使用者决策相关联的信息。这种独一无二的优势正是公允价值极具应用前景的最重要理论依据。

三、公允价值的外在计量

(一)各主要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对公允价值计量层级的规定　公允价值的定义说明公允价值的理论内涵，计量层级则提供了计算公允价值的手段，后者是用来不断反映与逼近前者的。虽然目前尚无有效的手段来说明反映与逼近的程度，但考察计量层级的选择对于充分展现公允价值的理论优势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就像各主要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对公允价值给出了各自的定义一样，他们也规定了如何对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内容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FASB、IASB和CASC对计量层级的规定大致相同，只不

过FASB的规定更为详细一些。究其原因，应该是FASB在制定会计准则时是以规则为导向的。在这三个计量层级中，首选同类资产或负债的市场报价，这与前述公允价值本质上是以市场为基础的计量属性这一结论相一致。至于第二计量层级中所提到的计量方法，可以从资产(或负债)的近似程度和时间这两个角度来把握。对于相同资产(或负债)，以其最近时期的交易价格来计算拟确定的公允价值，即“相同资产(或负债)，近期价格”。如果是相似资产(或负债)，则参考其在相同时间的交易价格来确定公允价值，即“相似资产(或负债)，同期价格”。而第三层级的计量，就是借助估值技术来建立估值模型从而确定公允价值。这三个计量层级之间存在着选择优先级，即第一层级的计量要求无法达到时才采用第二计量层级，若第二层级的计量要求也无法达到才采用第三层级。

(二)公允价值计量在我国企业中的运用　以投资性房地产为例，那么，选择投资性房地产进行研究的原因是什么?根据谢诗芬(2008)的研究，我国2006年颁布的会计准则中，直接或间接涉及公允价值的准则比例高达94％，这其中较为明显的有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债务重组、非货币性交易和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等。而本文选取投资性房地产来研究公允价值的计量情况，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首先，我国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对投资性房地产可以选择采用成本模式或公允价值模式进行会计计量，并且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允许单向转换。这一规定在会计政策的选择上灵活性较强，对计量模式的初始选择和后续转换可能夹杂着企业管理当局对利润的有意操纵。因此，通过对投资性房地产计量模式的选择进行研究，可以分析管理当局是否以公允价值为工具进行盈余管理。其次，对于选择以公允价值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计量的企业，通过研读相关资料，可以得知企业在确定公允价值时更倾向于何种计量层级，进而分析三种计量层级的运用程度。根据财政部会计司2007年、2008年和2009年连续三年发布的《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分析报告》对投资性房地产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整理，具体内容如(表3)、(表4)所示。

说明：(1)2007年的18家公司所采用的方法包括房地产评估价格(10家上市公司)、第三方调查报告(2家上市公司)、与拟购买方初步商定的谈判价下限(1家上市公司)和参考同类同条件房地产的市场价格(2家上市公司)，有3家未披露确定方法。这其中第三方调查报告、与拟购买方初步商定的谈判价下限和参考同类同条件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可归为第二计量层级，房地产评估价格可归为第三计量层级。(2)2008年的20家公司所采用的方法包括房地产评估价格(14家上市公司)、第三方调查报告(1家上市公司)和参考同类同条件房地产的市场价格(5家上市公司)。这其中第三方调查报告和参考同类同条件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可归为第二计量层级，房地产评估价格可归为第三计量层级。(3)2009年的分析报告中并未列出确定方法，数据系笔者查阅年报统计得出。25家公司所采用的方法包括房地产评估价格(14家上市公司)、第三方调查报告(2家上市公司)和参考同类同条件房地产的市场价格(7家上市公司)，有2家未披露确定方法。这其中第三方调查报告和参考同类同条件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可归为第二计量层级，房地产评估价格可归为第三计量层级。从(表3)的数据来看，对投资性房地产以公允价值模式进行会计计量的企业远少于以成本模式计量的企业，这也就表明绝大多数企业管理当局并没有利用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计量来进行盈余管理。究其原因，客观上会计准则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进行了严苛的规定：企业只有存在确凿证据表明其公允价值能够持续可靠获得时，才允许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持续可靠地获得确凿证据”无疑会大大加剧企业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成本。从主观方面来说，如果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那么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和账面价值的差额将会计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最终转入“本年利润”。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处于非理性状态，房地产价格暴涨暴跌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房地产价格的变化将会造成企业利润的巨大波动，给股东和债权人等会计信息使用者留下企业业绩不稳定的印象。管理当局担心该情形的发生会影响自己的业绩考核，所以对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持谨慎态度。而从(表4)的数据来看，连续三年都没有一家企业运用第一计量层级来确定公允价值，公允价值的确定全部来自于第二和第三计量层级。原因也正如上文所说，我国房地产市场在充斥着炒作投机的情况下，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完全不能反映公允价值的计量初衷。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没有选择第一计量层级来确定公允价值，是符合会计准则的基本精神和实务标准的。

作者：沈剑飞 李国政 唐晓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