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自由艰难管理论文

摘要：“法国新闻传播史缘何常呈现断代危机？”本文以陈力丹教授在其著作《世界新闻传播史》中提出的这一问题出发，分析指出，有别于英国的渐进演变和中国的舆论宣传动员模式，法国新闻业发展呈现出文化断层、频繁变革和新闻清算的三种断代危机。法兰西民族发展带有的任务式再生观、轻法重权的思维惯性和人文思潮等要素，均从不同层面影响其新闻传播业的发展与演变。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新闻自由艰难管理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新闻自由艰难管理论文 篇1：

慎重报道涉及宗教信仰的内容

一、研究背景：西方“漫画事件”及其社会影响

所谓“漫画事件”，是指由丹麦、挪威等欧洲国家新闻媒体率先刊登或转载亵渎伊斯兰教先知的讽刺漫画而引发穆斯林世界抗议怒潮的突发公共事件，又称“漫画风波”。此事肇始于丹麦，后续影响不断扩大，并蔓延到欧洲、中东乃至于亚洲，最终酿成一场政治危机、人道主义灾难。

2005年9月30日，丹麦最大的日报《日尔兰邮报》刊登了12幅将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描述为恐怖主义分子的讽刺漫画，受到伊斯兰世界的强烈谴责，纷纷向丹麦政府和《日尔兰邮报》提出抗议。但《日尔兰邮报》和丹麦官方在事件伊始则以“维护社会言论自由”为由，拒绝就此事进行道歉。后在事态不断发展并逐渐恶化的情势下，随着利比亚、沙特阿拉伯、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等伊斯兰国家相继采取召见丹麦驻本国大使、召回驻丹麦大使、爆发反丹麦游行示威、抵制丹麦和挪威商品等一系列惩罚性、报复性行为，局势濒于失控，《日尔兰邮报》主编尤斯特才于2006年1月底被迫通过该报网站发表公开信，承认该报刊登的漫画“无可争辩地伤害了众多穆斯林”，并就此表示道歉。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当事者发表道歉声明后，法国、德国、西班牙、瑞士、意大利、捷克、荷兰、匈牙利等近10个欧洲国家的主要报纸，于2006年2月1日又共同刊登了这组备受争议的漫画，并相继发表评论称继续“捍卫新闻言论自由”。这些报纸的编辑甚至表示，他们选择刊登漫画的原因并不在于漫画本身涉及的内容，而是想通过此举来证实他们的报纸是否具有刊登这些漫画的权利。转载了这组漫画的《法国日报》总编辑谢尔盖·弗尔伯特，引用法国18世纪著名思想家伏尔泰的名言为因“漫画事件”遭到解聘的新闻界同行进行辩护：“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始终认为你拥有讲话的权利。”此举再度激怒了穆斯林世界，2月2日，巴勒斯坦激进派别“巴勒斯坦人民抵抗委员会”和“阿克萨烈士旅”再次包围了欧盟驻加沙办事处，并分别发表声明，宣称将在其控制区内绑架和攻击来自欧洲的所有外国人，包括外交使团工作人员。3日，300多名来自印尼伊斯兰武装组织“伊斯兰捍卫者阵线”的成员闯入丹麦驻雅加达大使馆打砸馆内设施，并公开呼吁穆斯林国家与丹麦断交。4日，上千名叙利亚示威者在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先后纵火焚烧了丹、挪两国驻叙大使馆。同一天，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下令商业部撤销与一些欧洲国家的经济合作合同，以示对这些国家的媒体亵渎先知穆罕默德的抗议。此次“漫画事件”引发的政治危机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纷纷发表声明，对“漫画事件”予以谴责。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强调，新闻自由不应成为亵渎宗教的借口，新闻界在行使言论自由权利时必须时刻注意尊重各种宗教信仰和原则。至此，这些刊登或转载涉嫌亵渎伊斯兰教讽刺漫画的新闻媒体及其国家才真正意识到，它们正在为自己失去节制的“新闻自由”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二、正确处理新闻报道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

虽然“漫画事件”所引发的这场政治危机没有波及到我国，但我们可以从中汲取教训，尤其是国内新闻媒体起码可以从此次事件中得到一些启示。笔者认为，在处理新闻报道与宗教信仰两者关系上要注意做到以下几点：

其一，新闻媒体在报道时要充分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切忌冲撞“底线”。当今世界，无论是国际法还是国家法，都无一例外地对宗教信仰自由予以保护，禁止剥夺公民信教的自由权利。1966年，联合国通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19条和第20条分别规定：“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强暴者，应以法律加以禁止。”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除汉族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风俗习惯或宗教信仰。为此，我国对涉及民族、宗教方面的新闻报道有着十分明确的规定，要求新闻媒体必须“尊重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绝不允许发表丑化、侮辱、歧视少数民族形象，歪曲宗教教义的报道和议论”，在宣传中，对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要予以充分的理解和尊重，不能猎奇和主观臆断，以偏赅全，更不能加以丑化、侮辱、胡编乱造。涉及敏感问题要特别注意，避免伤害少数民族感情及被敌对势力利用。”实际上，这些规定就是涉及民族和宗教信仰报道的“底线”，新闻媒体在报道时必须严格遵守，绝对不能触犯，否则由此造成的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就拿此次“漫画风波”来说，在这几幅讽刺漫画作品中，最为刺眼的一幅是先知穆罕默德头顶炸弹形状头巾的漫画，内容显然是对伊斯兰教先知形象的丑化和人格的侮辱，无疑亵渎了伊斯兰教的教义。一位伊斯兰教人士在美国一家媒体网站上说：“这是对我们先知不尊重的行为，这种说法好像在暗示，我们的先知是一个暴力先知。”因而导致触怒众多穆斯林，引发政治危机便不难理解，也是势之必然。

其二，新闻媒体在报道民族宗教活动时要注意把握分寸和尺度，学会规避。在我国，国家广电部曾明文规定：“对涉及民族宗教的重大问题特别是突发事件在宣传上要特别慎重，严格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和宣传口径进行，切忌自作主张、擅自行事。”“宣传宗教信仰自由还要注意区域性和做到内外有别。正常的宗教活动可以对海外进行报道，但不宜炒热，不要光把着眼点放在宗教上，而要放在保护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上。对于纯粹的宗教活动，如大法会等原则上不报道，更不宜对外宣传。”“对带有宗教色彩的节日活动的宣传报道要适度、慎重”。由此可知，对于涉及民族宗教活动的报道，新闻媒体必须持谨慎态度，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报道，该送审的报道一定要在报道前切实履行相关送审程序，不允许报道的新闻不能擅自或盲目的抢发和大肆炒作，以防止造成不良的社会反响和严重的社会后果。比如，2006年1月10日，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就专门发布了关于《天葬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此规定指出，天葬是藏族人民的丧葬习俗，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禁止对天葬活动现场进行围观、拍照、摄影、录像；禁止在报刊、杂志、广播、影视、网络上刊登、播放与天葬活动有关的文字、图片、报道等。新华社在报道中指出：“这(指此规定)为天葬这种藏民族拥有上千年历史的丧葬习俗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对于这些在报道中必须予以规避的内容，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必须知情，做到心中有数，不能冒犯和涉足这些“高危”领域和报道“禁区”。在当前新闻媒体之间的新闻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势下，这些问题应当格外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思想警觉，头脑中始终要绷紧“政治”这根弦，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

其三，新闻报道涉及民族和宗教敏感问题时要采取谨

慎态度，力求冷静和理智。对于涉及民族和宗教敏感的问题或者是存在争议的问题，新闻媒体在报道前要加强认识、仔细揣摩、权衡利弊，不能为追求所谓的新闻轰动效应而漠视有关方面的心理承受能力和由此带来的不良舆论反应。虽然新闻媒体拥有报道什么和不报道什么的权利，但面对一些敏感而又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冷静观察、认真分析，切不可感情用事，不计后果。我们知道，欧洲无疑是此次“漫画风波”的策源地和重灾区，但令人感到多少有些出乎意料的是，与欧洲仅一洋之隔而且在价值观上历来十分相投的美国主流媒体，却在刊登漫画这一问题上表现得出奇的冷静。无论是美联社，还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此次都没有采取惯常的手段进行大肆炒作。美联社执行编辑凯瑟琳·卡罗尔对这次没有刊登引起风波的任何一张漫画的解释是，早在去年12月就做出了不刊登这些漫画的决定。最近，新闻社高层对这一决定进行重新评估，并认为之前的做法是正确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干脆在其新闻节目中放弃使用任何一张漫画图片，该公司发言人据此指出：“我们认为只报道新闻事件就可以说明问题了，不需要再展示这些图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向美国本土和全球播送这一新闻中，电视技术人员则在画面上对穆罕默德的脸部作了模糊处理，此举多少体现出该媒体对伊斯兰教先知应有的尊重。也正因为美国多数媒体对此次事件保持着低调或非常谨慎的态度，既让自己免受诛连，也让美国在此次政治风波中避免了引火烧身。

在此次“漫画事件”中，我国新闻媒体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严明的组织纪律性，国内各家新闻媒体既没有刊登和转载这些讽刺漫画，也没有发表具有明显倾向性的言论，在国际事务报道中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报道方针和客观、公正、平衡的报道原则，为我国参与处理国际纠纷和开展外交提供有利的环境。

其四，新闻工作者要对西方的“新闻自由”进行辩证解读，防止误读和曲解。所谓新闻自由，是指公民传收新闻、发表意见的自由，具体包括搜集、传播、收受新闻的自由，开办、占有、使用、接触新闻媒介的自由，以及发表，特别是通过新闻传播媒介发表意见与评论的自由。新闻自由思想形成于17至19世纪的欧洲，近代一批思想家像约翰·弥尔顿、罗伯斯庇尔、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等强烈地鼓吹言论与交流的自由，要求统治阶级不得限制新闻、出版的自由。然而，这些新闻自由思想却具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虽然它们推开了人们走向新闻自由这扇厚重的铁门，但铁门外的路是现实的和艰难的。约翰·杜威认为：“在任何时候存在的自由系统总是在那个时候存在的限制或控制系统。”应该说，新闻自由只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而没有绝对的新闻自由。新闻自由一方面保障行为主体所具有的自由权利，另一方面也设定了自由行为不可逾越的边界。正如欧盟委员会秘书长特里·戴维斯在针对欧洲部分报纸刊登讽刺漫画提出批评时所说：“任何自由权利，包括言论自由，都是与责任和义务相伴而生的。你拥有触犯众怒的权利，但不能因此就认为你这么做是对的。”西方一些有识之士在此次“漫画事件”中大声疾呼：“言论自由不能践踏宗教感情，不能挑动仇恨”，“新闻媒体在行使言论自由的同时也应该尊重宗教信仰。”西方理想化、极端化的“新闻自由”思想在此次事件中遭到重创，一些滥用新闻自由的人最终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法国著名的《法兰西晚报》是较早刊登这组漫画的欧洲大报之一，在由此引发的风波蔓延开来后，该报总编辑雅克·勒弗朗克立即被报纸的埃及老板炒了“鱿鱼”。西方更多的媒体则受到来自本国政府的警告，一些涉嫌媒体也受到严厉的批评和指责。”此次事件不仅让西方国家的新闻媒体从中吸取教训，也让我国新闻媒体的采编人员对西方的“新闻自由”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我们不能一味地迷恋西方的“新闻自由”，更不能盲目崇拜它，认为有了“新闻自由”这把尚方宝剑就可以为所欲为、不受任何限制了。实际上，这是对新闻自由思想的一种曲解。新闻自由既主张新闻报道有充分的自主权，也要求对新闻报道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正确的认识和做法是，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才能澄清对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理论的种种误解和曲解，才更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建设与发展。

(本文是安徽省教育厅社科研究项目课题之一)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新闻系

邮编：241000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沈正赋

新闻自由艰难管理论文 篇2：

法国新闻史断代危机初探

摘要：“法国新闻传播史缘何常呈现断代危机？”本文以陈力丹教授在其著作《世界新闻传播史》中提出的这一问题出发，分析指出，有别于英国的渐进演变和中国的舆论宣传动员模式，法国新闻业发展呈现出文化断层、频繁变革和新闻清算的三种断代危机。法兰西民族发展带有的任务式再生观、轻法重权的思维惯性和人文思潮等要素，均从不同层面影响其新闻传播业的发展与演变。法国新闻传播发展史就是一部法国社会结构、启蒙文化思潮和民众思维方式相互作用的历史。

关键词：法国新闻业 断代危机 决裂信念 轻法重权

描述和解释世界新闻传播的历史是新闻传播研究的第一要务。身处互联网时代下的地球村部落文明，比照共性和个性，挖掘历史规律性，采用比较视野探究各国新闻传播发展的历史进程，尤为迫切和重要。

法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受其历史进程影响，独具特色。对于陈力丹教授提出“法国新闻传播史缘何常呈现断代危机”的发问，笔者进一步提出：法国新闻传播史呈现断代危机的结论是否成立？这一断代危机具有何种历史意义，有何历史缘由，又对法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带来何种影响，给世界新闻传播史研究提供了怎样的规律性启示？笔者采用社会经济阶层理论与政治文化史和心态史结合的研究视角，基于法国新闻传播业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民族思潮等各要素之间的历史互动，以增强历史立体性为路径，探究法国新闻史上产生断代危机的缘由。
一、法国新闻业的三类断代危机表征

法国地处欧洲腹地，历史悠久，文化特色鲜明，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化等众多因素共同造就了其新闻业的特质。结合法国近现代发展史对其新闻史进行立体溯源，按其新闻业发展形势与性质的不同，将之划分为文化断层式、频繁变革式与新闻清算式三种类型。

（一）特权阶级管制下的文化断层

自古登堡印刷术发明后的15世纪中期至法国大革命前的18世纪末，法国新闻业长期受制于王权与宗教的双重管控，传统观念与先进文化缺乏连接，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难以互动。1474年起，法国官方着手管理出版业，设置出版特许制，1537年设立的出版审查制一直持续到大革命前。16世纪德意志宗教改革时期，为控制新教思想萌发，教会进一步严控出版物传播。1559年教皇保罗四世颁布官方《禁书目录》，至1966年才终被废除，先后更新的32个目录版本共禁止了4000多种书籍的传播和流通。尽管在16世纪宗教战争时期，批判专制政治、主张推翻暴君、宣扬人民主权、倡议自由言论等观点都曾被提出，却并未得到广泛传播。书报检查制与出版特许制一方面管束言论，一方面维护特权。在此时期，《公报》、《学者报》和《信使报》三家官方特许报刊在新闻、科学、文学等方面垄断着法国的思想和文化传播，新闻传播呈现出浓厚文学气息和偏重政治报道的特质。

（二）政治浪潮下的频繁变革

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夕，国王路易十六向民众让步出版自由，旧制度下的新闻体系开始瓦解。1789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明确规定“出版自由”，法国成为首个废除出版审查、宣布出版自由的国家。大革命既是法国近代新闻传播业的起点，也是争取新闻自由的艰难阶段。1789—1870年，产业革命带动技术更新，新闻业本应加速发展，法国却先后经历君主专制制、君主立宪制、共和制、民主專政制、帝国制的频繁更迭，直接导致新闻体制、法规政策随之骤变，新闻业被迫多次中断。接连不断的革命与复辟、政变与起义、内耗与外战、恐怖活动与武装斗争持续了近一个世纪，新闻传播业几度瓦解重塑。独裁新闻控制和争取新闻自由始终伴随着法国新闻业的历史进程，雅各宾政权、复辟的波旁王朝、拿破仑帝国等不同政治势力在不同时期均利用媒体控制舆论，当权者普遍视新闻事业为巩固政权之工具，新闻业难以自主发展，几遇倾覆。

（三）世界格局变化下的新闻清算

1870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利，工业发展速度减慢、规模扩大困难，海外殖民扩张同时给法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沉重负担。20世纪相继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对法国新闻事业带来根除式的改造与重塑，造成规模巨大的战争性断裂。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对法国新闻业实行专制政策，为清除其余留影响，战后法国左派政府制定了国家干预报业、垄断广电系统与通讯社的全面改造策略，规定凡在敌占区出版发行15天以上的报纸永久停刊，并进行集中销毁。1944—1946年的这场新闻清算造成众多当代法国报纸的历史只能追溯至二战以后，内外战争无疑是引发法国新闻史上断代危机的一个直接原因。
二、法国新闻业断代危机的历史成因

法国新闻自由体制的确立对欧洲乃至世界新闻传播事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法国新闻业在发展中几经政治变革，法规调整频繁，立场一再颠覆，产业化低下的商业报刊夹缝求生，断代危机时有发生。国家体制、新闻体制因政治动荡而剧烈变化，商业化、产业化发展艰难前行、难以突破。这些因素都影响着法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

（一）法兰西政治文化特性：决裂信念、再生观念与轻法重权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将“政治文化”概念定义为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所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经历本民族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经济、政治进程而不断形成，并由传统、规范、情感、历史记忆等因素决定。法兰西民族素有“政治民族”之名，马克思称法国无产阶级为“欧洲无产阶级的政治家”。法兰西民族的政治文化特点在大革命时期得以集中体现，表现出决裂意识与再生观念和自王权时代开始的轻法重权传统。这些政治文化特质表征均与法国新闻史中断代危机的产生紧密相关。

1.激进彻底的决裂信念。恩格斯指出，法国大革命是要完成美国革命未完成的任务。法国大革命以“完全的决裂”为显要特征，与英国革命保守而妥协的形态完全不同。法国大革命激进且彻底，果敢且极端，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托克维尔指出：“当时的法国人要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划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要一劳永逸地彻底改变法兰西民族面貌”。大革命时期“与过去彻底决裂”的决绝信念与价值取向是法兰西民族激进行为方式的心态根源，令法国人怀有“与旧传统决裂，将旧制度推翻，待新民族重生”的政治革新意识。即便不同政治派别中存在温和派与激进派的分歧，但大革命时期，“激进的温和”与“激进的激进”都表露出“与旧世界分道扬镳”的精神意志。不仅人民群体心理集中凸显与“旧社会”彻底决裂的武断与决绝，政治领导、参与者也普遍怀有与旧传统彻底决裂的极端信念。在这种政治文化的影响下，法国新闻传播业在颠覆性决裂中常常断层。

2.强烈坚定的再生观念。“民族再生”是“决裂信念”的另一种表达。法兰西民族的再生决心源于对民族人性普遍异化的深切感知，他们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力求标新立异，认为陈规旧习理应被抛弃，理想主义的完美、精确、深刻使他们在改变政治结构的同时力图改变社会结构。为与旧世界彻底分离，创造新的法兰西民族，新闻报刊在培育“新法兰西民族”、教化民众的同时，也为日后发展带来诸多限制，使其发展受到强烈束缚。教化功能的实现需严格遵循官方新闻导向，难容意识形态偏差。雅各宾专政时期，新闻界屡触红线，《杜歇老爹报》、《法兰西共和国政论家报》等报刊相继遭到查封，报人处境危险，报业遭遇萧条。

3.“轻法重权”的心态倾向。法国在大革命期间难以确立宪制，并长期受“轻法重权”的传统心态影响。法国作家尚福尔比较英法两国民族心态时曾言，“英国人重法而轻权，法国人重权而轻法”。旧制度下的法国无宪法而尊王权，国王集立法、行政、司法于一身，对新闻传播事业实施严苛的许可制和检查制。大革命开启了法国对新闻自由的激烈争取和坎坷历程。虽然1789年颁行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明确提出了“表达自由”，且关于“出版自由”的规定曾居于1791年法国宪法的序文中，但之后的新闻实践中，新闻自由原则却并未被当权者普遍采纳，在重“人治”而非“法治”的政治环境中，出版自由难以实现。在基于公意的人民主权价值观念下，法治弱于民治的政治文化给新闻传播业埋下隐患。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公意理论”是“重权轻法”意志的突出表现，“只要通过公众意志的同意，任何法律都可被制定或废除”。这意味着法国在争取新闻自由的道路上，“一致同意”先于新闻法规，导致管理制度被肆意废立，新闻业因缺乏稳定的法制保障而屡现危机。

（二）法兰西民族心态特质：危机意识、乌合之众与地域思想

法兰西民族既崇尚理性又外向热情，既遵从传统又期待重生，既具有广泛的政治参与意识，又倡导关注自我的人文主义。独特的民族心态影响着新闻业的发展态势。

1.谣言泛滥引发危机意识。谣言泛滥是法国历史上独特的文化现象，在造成社会动荡的同时，对新闻传播业带来了毁灭性打击。谣言之所以盛行，一是因为人们在面对重大变革时普遍倾向于关注社会动态、预测变乱，甚至揣测未来；二是在当时的法国缺乏可靠且具公信力的大众媒介。谣言盛行给新闻业提供了虚假素材，导致信息失真情境不断弥漫，新闻业发展不仅受到阻碍，甚至对谣言泛滥推波助澜。援引荣格的三层意识理论来分析上述情状，在谣言泛滥下滋生的前意识助长了集体潜意识的危机感，新闻自由和新闻真实在谣言下遭到破坏，新闻失范反过来不断煽动群体危机意识。在此景况下，新闻传播中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和经过等要素常因“众说纷纭”而“难以求证”，新闻真实性权威受到挑战，也直接影响着法国新闻史的发展进程。

2.乌合之众造成理性缺失。群体参与的非理性影响着信息传播的真实性，人们置身群体，往往易呈现出“一叶障目的盲从”，“揭竿而起的冲动”，“兴奋异常的狂热”与“不加证实的轻信”。法国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传统由来已久，大革命中空前规模的群众参与，给法国群众行为注入了更多的非理性因素，形成了一种势不两立的内战式政治风格，集结为充满强烈情绪和激烈言辞的“乌合之众”。在非理性推动下，社会舆论难以从“众声喧哗”转向“理智判断”，公共舆论易陷入一种弥散性、无中心、非理性的困境。公众的理性缺失使得新闻舆论引导的难度增大、聚焦困难。

3.巴黎中心意识的地域思想。长期以来，法国新闻传播布局以巴黎地区为绝对中心，外省极度闭塞。这是一种根植于法兰西民族的“巴黎中心意识”。法语中的“Province”（外省）泛指以巴黎为中心的法兰西岛以外所有地区。从旧制度时起，巴黎就是法国乃至欧洲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代表着领先与开放，外省则代表着落后与闭塞。这种以巴黎为绝对中心的意识为法国新闻事业奠定了心态根源，在法国新闻史进程中，各类政策、新闻资源的长久向巴黎倾斜，导致新闻业布局失衡，资源不均，难以形成发展合力。

（三）启蒙运动的深刻影响：反抗权威的理性主义与天赋人权的启蒙主义

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继文艺复兴后的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奠定了法兰西思想的基础之一。启蒙运动之于法国新闻发展，不仅是一次出版革命，更是争取新闻民主、释放思想自由的革命，是新闻业争取自由独立、专业发展的精神武器。法兰西是启蒙运动的发源地，独特的法兰西民族崇尚魅力十足的人格与高谈阔论的激情、公共演讲的传统与群体自发的参与、理性与逻辑并存的政治文化。法国大革命后，自由平等、人民主权、公共利益等思想得以进入主流意识。开启民智的法兰西民族作为新闻受众，难以为意识形态所宰治。传播效果的难以预测成为法国近现代新闻业发展的一大突出问题。直至今日，法兰西民族仍具有得天独厚的浪漫气息、彰显人文特色的艺术取向、热爱自由的性格特色和心意使然的理想追求，法国式的理性崇尚和乌托邦思想对法国新闻业影响重大。
三、结语

笔者认为，在分析法国新闻传播业断代危机的缘由时，既不能强化社会经济基础、政治文化、民族精神、思想启蒙等单一要素，也不能将各要素割裂而论。新闻传播业是各种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产物，经济环境、政治局面、历史文化传统、制度要素和民主素养等都具有重要影响。

法国追求新闻自由之路漫长艰辛。但随着新闻思想的传播和新闻事业的发展，平等、自由的观念也随之传往欧洲乃至世界各地，推动着世界新闻传播事业不断前进。法国新闻史体现出的鲜明特点和思想根源对今天法国新闻媒体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因素是否还发挥作用，将产生何种新变化，如何克服断代危机之积习在当代法国新闻业中可能形成的阻碍，法国新闻业在未来还将呈现出何种新态势，又对世界新闻事业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问题将有待学界进一步研究予以解释。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2021年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重点项目“中法建交后法国画报中的中国形象建构研究”（项目编号：CX20210424）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陈力丹.世界新闻传播史[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

[2]陈继静.法国新闻传播史[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

[3]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4][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5]陈小燕.法国新闻事业发展出现断代的成因[J].新闻界，2014（01）.

【编辑：陈文沁】

作者：刘子瑜

新闻自由艰难管理论文 篇3：

中美新闻诽谤问题比较研究

摘 要：美国言论自由发展史是一部由大量经典判例丰富起来的判例史，其确立的“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实际恶意”原则、公共人物原则、公众事务原则等一系列宪法性原则对美国乃至世界的新闻自由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与之相比，我国新闻诽谤诉讼中，媒体败诉率较高，其深层次原因在于我国立法、司法存在对基本的言论自由权无救济程序；滥用举证责任倒置等问题。

关键词：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诽谤诉讼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这句话是法国《费加罗报》的报头，亦是其座右铭，最早出自法国剧作家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礼》。近现代以来，宪法中的言论自由条款已成为底线条款，言论自由之于人类犹如空气之于人类，属于人类最基本的需要。

在美国这样一个崇尚言论自由的国度里，更是如此。2013年5月23日，奥巴马在美国国防大学进行反恐政策演讲，被一名女性反战人士三次打断，总统先生不得不说：“让我说完，这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你可以讲话，但也要听我说，我也有权发言。谢谢，女士。”美国是一个于1798年曾出台过《防治煽动法》的国家，三年中，有14人因該法案被捕入狱。在这样一个国度里，一位国家元首能说“这也是我的权利”，要靠多年积淀的社会共识和文化经验。这个例子生动地反映了美国民众有权在公共场所就公共议题表达意见，而这一点也正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题中之义。

一、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发展简述

（一）宪法第一修正案：一只美丽的独角兽

“国会不得立法……限制言论、出版自由”，这句话便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核心内容，围绕这短短十四个字，两百多年来上演了无数精彩的故事。其核心价值在于保障人民讨论公共事务的自由，它起初是为了防范英国殖民者的出版许可制度，禁止对出版物进行事先审查。

（二）对“禁止事先审查”的两次测试

1.1931年尼尔v.明尼苏达州（Nearv.Minnesota）

记者尼尔热衷于揭露各种社会丑闻，他最喜欢批评的官员之一就是明尼苏达州原州长奥尔森，当尼尔接连向他“泼脏水”的时候，奥尔森提起诽谤诉讼，理由是《防治公共滋扰法》规定“恶意诽谤、毁人清誉”构成“滋扰罪”。在两审失利的情况下，尼尔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申请判决这项法律违宪。

大法官休斯作出经典判决：“当报界轻率诋毁公众人物，谩骂诽谤恪尽职守的公职人员，并借用公共舆论对他们施加负面影响时，我们不能说媒体权力正被严重滥用……对勇敢、警觉的媒体之需要，显得尤为迫切。”

“尼尔案”为美国的出版法确立了一个基本命题：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事前限制应当受到质疑。

2.1971年《纽约时报》v.美国（New York Times Co.v.United States）

1971年越战期间，《纽约时报》陆续刊出一些越战机密内容，政府随即向法院申请禁令。一审法院驳回了政府申请，法官格林在裁定中有如下经典论述：“国家安全并非自由堡垒内的唯一价值。安全必须建立在自由体制的价值之上。为了人民的表达自由和知情权等更为重要的价值，政府必须容忍一个不断找茬的新闻界，一个顽固倔强的新闻界，一个无所不在的新闻界。”

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同样裁定驳回政府的禁令申请。布莱克大法官的判决理由是：第一，国会并未立法授权法院禁止刊出这类文件；第二，若想突破第一修正案对“事前限制”的禁止，政府必须证明文件公开后，“确实会对我们的国家或人民产生直接、立即和无法挽回的伤害”，而政府做不到这一点。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在二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也历经了两次大挑战，这两次挑战没能阻碍美国的言论自由，反而使其发展趋于成熟，为美国的言论自由发展史添上了浓重的一笔。

（三）对第一修正案的两次挑战

1.1798年（亚当斯政府）《防治煽动法》（Alienand Sedition Acts）

早期的美国报纸，充满了各种污蔑中伤之词，诽谤政府也并不罕见。1797年，华盛顿即将卸任，费城《曙光报》就写道：“此人是我国一切不幸的源头，今天，他终于可以滚回老家，再不能专断擅权，危害美国了。如果有一个时刻值得举国欢庆，显然就是此刻”。政治漫画家对华盛顿也毫不手软，有人甚至把他的头像放在一头驴身上。似乎所有的一切就是要跟总统较劲儿。这时，一个意外的插曲却让第一修正案和诽谤政府之间的冲突迫在眉睫：1798年，亚当斯政府通过《防治煽动法》，宣布批评联邦政府的行为构成犯罪。短短三年间，有十四人因此法案入狱。

此法案一出，即遭到了民主共和党人的强烈反对，麦迪逊和杰斐逊起草了“肯塔基和弗吉尼亚决议”，声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共和政体的基本保障，各州有权自行立法确定出版自由，人民享有“自由检视公众人物和公共事务的权利”。“弗吉尼亚决议”和后来的麦迪逊报告，成为美国言论自由史上的一个里程碑。1801年，《防治煽动法》失效，在自动失效163年后，被宣布违宪。

2.1917年（威尔逊政府）《防治间谍法》（Espionage Actand Sedition Act）

1917年，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威尔逊政府通过《防治间谍法》，以压制反英、亲德和反战声音。随后，数以百计的人因此法案而被追诉。在这个时期涉及言论自由的案件洪流中，联邦最高法院确立了一项原则，这项原则在美国言论自由发展史上的地位无可替代，这就是“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

（四）“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a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此原则最早由霍姆斯大法官在“申克案”（Schenckv.United States）中提出，后来在艾布拉姆斯诉美国一案中得以确立。

1.1919年艾布拉姆斯v.美国（Abramsv.United States）

本案被告是四名流亡美国的沙俄难民，他们对威尔逊总统调兵干预俄国“十月革命”的决策非常不满，于是在纽约市区抛洒大量传单，传单引发了抗议干涉俄国革命的罢工。政府随即以意图破壞对德战事为由，将四人定罪。最高法院维持有罪判决。霍姆斯大法官发表不同意见，“如果我们想确定一种思想是否真理，就应让它在思想市场的竞争中接受检验”，“我们应当对某种做法时刻保持警惕，那就是对那些我们深恶痛绝，甚至认为罪该万死的言论的不当遏制，除非这种言论迫在眉睫地威胁到合法、紧迫的立法目的，惟有及时遏制，方可挽救国家命运”，“美国有权惩治导致或意图导致明显而迫在眉睫的危险（clear and imminentdanger），并可能引发刻不容缓（forthwith）的实质危害……”在重申“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标准的同时，霍姆斯补充了两个新形容词：“迫在眉睫”和“刻不容缓”。

2.1917年惠特尼v.加利福尼亚（Whitneyv.California）

在惠特尼诉加利福尼亚一案中，布兰代斯大法官对“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进行了更深入、更全面的论述。

惠特尼参与了共产主义劳工党的设立，据称该组织号召和煽动人民暴力推翻政府，根据加州《工团主义犯罪法》，惠特尼被判有罪。1927年，最高法院维持有罪判决。布兰代斯大法官单独撰写意见，他指出“要想证明限制言论的正当性，必须存在合理的依据，证明一旦施行言论自由，将导致恶劣后果。同时，还必须合情合理地令人相信，这种危险迫在眉睫”，“如果有足够时间，应当让人们借助讨论揭示谬误，通过教育祛除邪念，靠更多言论矫正异议，而非强制他人噤声沉默。只有在特别紧急的情形下，才可对言论施以限制”。

在言论自由发展强劲的态势下，美国言论自由史迎来了一个个新的胜利，这以《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为代表。

（五）言论自由的胜利与巩固：《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New York Timesv.Sullivan）

《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是美国言论自由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美国诽谤法发展的一个“驿站”。

1960年，马丁·路德·金的支持者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谴责南方几个地区对黑人平权运动的压制，但文中有些细节失实。广告没有指名道姓，但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警察局长沙利文却声称广告中的“南方违宪者”就是在影射他，于是起诉《纽约时报》涉嫌诽谤。《纽约时报》两审均告失利，判决理由都是“第一修正案不保护诽谤言论”，濒临绝境的《纽约时报》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1964年，9位大法官力挽狂澜，以9：0一致通过推翻原审裁决，认为沙利文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纽约时报》出于恶意进行诽谤，因此无法得到宪法支持。

布伦南大法官写下影响了美国半个世纪的经典判词：“对公共事务的辩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宪法保障要求具备这么一项联邦规则：禁止政府官员因针对他的职务行为提出的诽谤性虚假陈述获得损害赔偿，除非他能证明：（被告）在制造虚假陈述的时候确有恶意，即被告明知陈述虚假，故意为之；或玩忽放任，罔顾真相”[1]。

这一判决确立了一系列重要的审判理念，形成了后来被广泛引用的“实际恶意”原则、公共人物原则、公众事务原则等等。纽约时报案以后，美国联邦法院逐渐完善了这一系列重要的规则，通过大量判例对“实际恶意”原则进行限制，“作者使用引语故意歪曲原话就会构成侵权”①；将“公共官员”推广适用于包括“前政府官员”②、“公共人物”③，直至包括“个人”④，由此诞生了诽谤私法，并逐步厘清了公共人物的范围；同时最高法院逐渐从公共官员视角转向公众事务视角；在诽谤公法中适用非严格责任原则，而诽谤私法中适用严格责任原则。这些判例大致勾勒出新闻自由与名誉权之间艰难平衡的历史轨迹，成为美国新闻界拓展新闻自由并进行自我限制的最重要参照。①

二、中国言论自由及新闻诽谤诉讼立法与司法现状

对照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言论自由状况不容乐观，频繁发生的“跨省追捕”事件给言论自由这一宪法性权利又蒙上了一层阴影。媒体与网络被官方的单向报道所充斥，从中央各大报纸头版报道的趋同中可见一斑。尽管如此，我们仍应看到社会公众、新闻媒体在争取新闻自由方面不懈的努力。

例如，在广州华侨房屋开发公司诉《中国改革》杂志社一案中，企业索赔590万，依据是这篇报道有失实之处。天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报道在个别地方有出入，但并非严重失实，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判决书中有如下陈述：“只要新闻报道的内容有在采访者当时以一般人的认识能力判断认为是可以合理相信为事实的消息来源支撑，而不是道听途说或是捏造的。那么，新闻机构就获得了法律所赋予的关于事实方面的豁免权。”

还有2011年“微博第一案”②中，北京一中院破天荒给日益成为主流的“微博”定性称，“个人微博的特点是分享自我的感性平台而非追求理性公正的官方媒体，因此相比正式场合的言论，微博上的言论随意性更强，主观色彩更加浓厚，相应对其言论自由的把握尺度也更宽。”

尽管我国尚未出台《新闻法》，也没有在《侵权责任法》中规定新闻侵权责任，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系统，《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关于审理名誉权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答》、《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另外，我国现行许多法律和具有一定法律效力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都对新闻诽谤问题有所涉及。可分为六个层次：一是宪法；二是一般法律，如《刑法》、《民法通则》、《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等；三是行政法规，如《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四是行政规章，如《报刊管理暂行规定》等；五是地方性行政法规，如《河北省新闻工作管理条例》等；六是执政党的方针政策，如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新闻报道工作的几点规定》、公安部《关于严格依法办理侮辱诽谤案件的通知》等等。这些提供给我们一个视角，政府正在一步步关注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重视新闻监督的作用。

另一方面，在学者的不断努力下，我国新闻侵权理论体系也基本构建起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学说体系，也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言論自由、新闻自由相关的理论著作逐渐增多，从美国言论自由相关判例中引申出来的经典规则也逐渐渗透进我国的司法实践，值得注意的是，法院撰写的判决书中已有了对“公众人物”的相关表述。然而，与美国公众人物原则、公众事务原则不同的是，我国法院判决书中对“公众人物”的相关表述并不涉及政府官员，涉及名人明星的也多是一些绯闻八卦，与公众事务毫不相关，美国言论自由经典判例中所蕴含的宪政精髓并未被我国司法实践所习得。

三、新闻诽谤法律制度之借鉴

究其中美不同规制的背后动因，首先与历史背景有关。伴随着言论自由历史的发展，美国出现新闻诽谤诉讼已有二百多年，可谓已有了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而中国出现新闻诽谤还只是最近二十多年的事，新闻诽谤诉讼各相关规则还亟待发展和完善。其次，与中国司法实践混淆了宪法规定的民事权利与宪法性的言论自由权利有关。我国司法实践对名誉权这项民事权利的保护往往重于对言论自由这项宪法性权利的保护。最后，与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有密切关系。

美国法中可供借鉴的有益规则有许多，但在我国能够切实可行的却极为稀少，尽管如此，“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在推进新闻自由的过程中，一点一滴的努力都显得十分必要。首先，应着重推进新闻侵权立法。如对新闻侵权制定专门法律规定，增强法律透明性；将散见于部委的规章，整合上升为一部法律，便于明确新闻主体的权利、义务，明细侵权责任的界定范围；进一步规范新闻侵权的举证责任，明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举证责任，而非“谁报道，谁举证”；等等。其次，在司法实践中，应注重理念的借鉴。例如追求形式正义，以达成“同案同判”、“法官应谨慎使用自由裁量”等。第三，毋宁为规制之间的借鉴。在涉及新闻诽谤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可供借鉴的规则有：“实际恶意”原则、允许媒体对公共事务进行最大限度自由的报道与批评、事实-评论分离原则、公共人物原则等。最后，当数媒体职业伦理方面的借鉴。言论自由抑或新闻自由并非没有界限，新闻伦理应当是一把时刻悬在媒体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四、结语

2013年伊始，南周事件持续发酵，由此引发公众对新闻自由的再度关注。胡适先生信奉一句至理名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从中国向来知识分子的最开明的传统看，言论的自由、谏诤的自由，是一种“自天”的责任。古希腊政治家伯里克利说，自由才能幸福，勇敢才能自由。此语可为新闻界自强之座右铭。

参考文献：

[1][美]安东尼·刘易斯.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M].何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宋 佳）

作者：马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