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期刊学术传播管理论文

[摘要]当前学术期刊整体面临着许多责难，存在着似乎难以摆脱的困境。应当看到，现实社会层面和学术层面所抨击的学术弊端，并不是学术期刊的错。现行学术评价体制下，学术期刊同样是受害者，但学术期刊不能消极顺应这种体制。学术期刊本身应该是学术生产体系的一个重要部门，是学术生产流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以学术鉴定与学术转化两大功能直接参与学术生产。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社会科学期刊学术传播管理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社会科学期刊学术传播管理论文 篇1：

我国学术期刊的国际话语权缺失与应对

[摘 要] 我国学术期刊缺乏国际话语权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学术期刊在公信力、期刊质量和传播能力等方面与国际领先期刊相比，尚有差距。提高出版质量是我国学术期刊增强国际话语权的治本之道。学术期刊要完善审稿制度，增强学术期刊公信力；管理部门要完善学术期刊出版和评价体系，遴选和培育学术名刊；管理部门要建设学术期刊公益出版数据库，增强互联网传播能力。

[关键词] 审稿 期刊评价 数据库 公益

The Lack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hinese Academic Journals’ Discourse Right

Liang Xiaojian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Key words] Peer reviewing Journal evaluation Database Public welfare

对学术研究来说，学术话语权与学术成果的评价和学术资源的分配密切相关。学术期刊作为学术成果发布平台，是学术话语权发挥作用的重要场域之一。学术期刊通过对学术成果的评价、选择和推荐，对学术研究发展的方向起到引导作用，包括对研究课题、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等的设定，这体现了学术期刊在学术研究中的话语权。话语权是学术研究发挥影响力的基础，也是学术期刊的核心资源。在全球化的文化开放和学术交流频繁的格局中，缺乏国际话语权是我国学术期刊的主要问题。这既与我国的经济政治大国地位极不相称，与我国丰富的学术期刊出版资源也不相称。我国学术期刊总体可分为科技期刊和人文社科期刊两大类群，两者的编辑出版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因人文社科领域期刊在期刊评价方面特殊性强，问题更为突出，本文论述从学术期刊总体着眼，但把论述重点放在人文社科期刊。

1 我国学术期刊缺乏国际话语权的原因

我国学术期刊缺乏国际话语权既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客观方面的原因如国际学术期刊评价机构的垄断和偏见，这是造成我国学术期刊缺乏国际话语权的直接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是我国学术期刊在功能发挥上与国际领先学术期刊相比有很大差距。学术期刊的公信力、期刊质量和功能等方面与国际名刊相比，尚有差距，这是我国学术期刊缺乏国际话语权的根本原因。

1.1 公信力有待增强

学术评价是学术期刊编辑出版活动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学术期刊的神圣权利。学术期刊学术评价功能和地位的获得，是在与学术研究和学术共同体的长期互动历史中形成的。1665年，世界上第一份以“期刊”为名称的出版物《学者期刊》，是以报道法国和国外出版的图书目录为宗旨的，并不承担学术评价任务。法国《学者期刊》与英国皇家学会同年出版的会刊《哲学汇刊》（后改名为《皇家学会哲学汇刊》）一起，被认为世界学术期刊的鼻祖。19世纪，由于学术研究的繁荣，许多国家成立了由学者组成的专业学会，出版了一大批各个学科的学术期刊，以刊登学术论文和书评为主，在交流信息之外，学术期刊被赋予学术评价的功能。随着学术研究的繁荣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现代学术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体系复杂、规模庞大的社会建制，学术传播与学术评价已经发展为学术研究社会建制带动起来的相关服务业，学术期刊因其学术共同体公共空间属性和与学术研究、学术共同体长期互动的实际表现，成为学术传播的主渠道和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学术成果评价者。

组织和代表学术共同体对学术成果进行公正评价，优选刊登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是学术期刊公信力的来源，这种公信力一旦丧失，学术期刊就会失去学术共同体代言人地位，随之失去话语权。衡量学术评价是否公正应包括评价制度和评价结果两个方面，即从制度上看学术期刊是否建立了公正合理的评价机制，从结果上看学术期刊是否对学术成果进行了准确的评价。同行审稿制度是学术期刊行使学术评价权利的合法性依据，因此被西方学术期刊普遍采用。事实证明，同行审稿能够将学术成果提交国内甚至国际学术共同体评价，使学术期刊达到本学科研究的较高水准[1]。同时，同行审稿还可以避免由编辑部审稿带来的误判或版面寻租，体现学术期刊学术共同体代言人地位的合法性。尽管审稿制度也存在成本高昂、时效性差、评价质量可控性较差等难题，但基本上利大于弊，因此成为西方学术期刊制度建设中的关键环节。

目前，我国学术期刊审稿制度的主流还是“三审制”。“三审制”是一种与我国出版管理体制结合的审稿制度。我国出版管理体制的核心主要是审批制、主管主办制度和属地管理制度，这套体制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出版主体准入机制和有效的事后追惩机制保障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确保这一目标实现的基本手段就是事前“三审制”和事后审读制度。“三审制”的弊端也很明显，即僭越学术共同体行使学术评价功能，使学术期刊的学术评价被行政权力或商业利益绑架，失去公信力和合法性。一些学术期刊把学术评价作为期刊编辑部的权利，进而把版面作为权利寻租的工具，极大地损害了学术期刊的公信力。公信力不佳的学术期刊，学术共同体代言人的地位尚且难保，何谈取得国际话语权。

1.2 现有主流期刊评价体系难以催生人文社科名刊

国际学术话语权由国际学术名刊掌握。国际学术名刊是按照国际标准和规范编辑出版，有世界影响，能提供独创性和原创性，属国际一流信息源，文摘率、引文率及利用率高，代表世界科学研究现有水平和发展方向的学术期刊[2]。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遴选世界上权威性强、影响力大的学术期刊编制国际权威检索数据库，其中SCI数据库收录期刊反映基础科学研究状况，SSCI数据库收录期刊反映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状况。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课题组统计分析，2012年，SCI收录中国期刊135种，约占收录期刊总数2.25%。2012年SCI收录中国科技论文19.01万篇，排名世界第2，占论文总数11.9%。SSCI收录中国期刊1种，约占收录期刊总数的0.02%（该数据库共收录期刊4648种）。2012年SSCI收录中国论文8012篇，约占收录论文总数的3.1%[3]。SSCI收录的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绝大多数发表在外国期刊上。这反映中国社会科学期刊在国际学术传播中的话语权缺失。应该指出的是，SSCI数据库基本不收录中国期刊的直接原因是评价机构的偏见，也不能仅仅以是否入选SSCI数据库判断一本学术期刊的水平。这一事实主要反映我国学术期刊评价话语权的缺乏，也反映了在现有评价体系之下，我国学术名刊的匮乏。

现有社科学术期刊评价体系难以催生高质量人文社科学术名刊。目前各界普遍认同的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评价方法，是借用图书馆期刊采购部门使用的学术期刊遴选机制，即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遴选机制。该机制承认引文评价的合理性，并将期刊的被引量化统计数据作为评价学术期刊质量的唯一标准，这也是SSCI等的基本评价标准。某本学术期刊内容在规定时间段内被引次数越多，说明其学术水平越高；被引次数越少，说明其学术质量越低。期刊针对目标读者的特定需求定向传播内容的性质，决定了期刊编辑出版活动除了具有共性之外，还存在差别，类群分析是研究期刊的基本方法之一。学术期刊因其学术共同体代言人的性质不同于市场化大众期刊，对学术期刊的评价也不能一刀切，只要承认学科的分化和综合是科学发展的基本特征，只要承认学科发展阶段的差异，就应该承认学术期刊编辑出版形式的学科差别。引文评价方式注意到了学科的分化，对不同学科的学术期刊实行分类评估，但引文评价方法主要适用于科技期刊。科技论文的引文来源与发表来源基本重合，使该方法具有一定的自足性。引文评价法没有注意到，学术期刊只是人文学科论文引文的来源之一，而且不是最主要的来源。人文学科论文的引文，多数来自文史典籍或学术专著。学术期刊作为一种学术资源，只为人文学者提供部分资料。期刊数据库引文量化评价方法，因缺少对数据库之外学术资料来源的判断，难以对人文学科学术期刊及其论文水平进行令人信服的准确评价。期刊数据库引文评价带来的错误导向是部分学科论文的引文来源趋于单一化，作者只依靠期刊数据库材料快速生产论文的行为得到默许甚至鼓励，这是产生学术泡沫的因素之一。

引文评价方法有造成优质学术期刊出版资源分散和诱发学术成果评价标准滑落的趋势。学术论文的主要生产者是职业化的学术研究人员。他们的学术论文一般发表在高校、科研机构、学术团体主办的学术刊物上，这些是最重要的学术期刊。一些学术资源不足的期刊为了提高引用率，频繁向知名学者组稿，造成论文发表上知名学者从重要期刊到次要期刊的迁移和学术期刊出版资源的分散，难以集中优质资源出版知名期刊。长期以来，我国大量主要从事实际工作的论文作者和毕业后不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学生出于评定职称、职务晋升或取得学位的需要，在期刊上发表研究文章。这造成我国出版界对学术期刊缺乏明确的界定。在我国的近万种期刊中，除了部分市场化大众期刊、教辅期刊、小众期刊之外，超过一半的期刊刊登学术成果，大量工作指导类期刊、行业期刊成为学术论文发表的重要渠道。学术研究的泛化对学术生态和学术期刊出版生态都产生了影响。非学者身份的论文作者人数众多，论文以实务研究为主，围绕简单主题的论文数以千万计。跟风研究导致论文引用率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增加，成为高被引论文和学术期刊追逐的对象。相反，一些发表在学报上的大块文章因为研究主题的高深和表述的综合性，不能方便引用者寻章摘句，成为低被引论文。这种反差有诱导学术成果评价标准滑落的趋势。

1.3 信息服务意识和传播能力有待增强

学术期刊有两个基本功能，即信息服务和学术评价。信息服务能力是衡量学术期刊话语权的另一指标。国际学术名刊的最大特征是学术信息量大，可读性强，具有很强的信息服务能力。期刊信息服务能力越强，就越受读者的欢迎。我国的学术期刊在信息服务方面与国际学术名刊差距极大。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刊物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研究者个人琢磨如何能够发表论文的参照工具，而不再成为研究者个人进行学术研究的实质性知识参照[4]。正因为它在满足国内外读者需求方面“不解渴”，所以才缺乏影响力，出现不了国际名刊。没有为读者服务的意识，期刊内容与读者需要脱节、停留在自说自话层次，满足不了国内外读者的学术信息需求，何谈掌握国际话语权？

我国高校、社科院主办的学术期刊，内容绝大多数是综合性的，印刷版的学术期刊出版传播方式是对单篇论文进行统一打包销售，适合科研院所、图书馆等机构订阅提供阅览服务，供多学科科研人员按需阅读。限于科研领域，科研人员个人极少订阅综合性学报。在网络传播时代，学术传播渠道增多、研究人员和社会公众可以通过互联网使用期刊数据库中海量的论文资源。网络数据库能够满足读者对学术论文的大数据搜索阅读需求，在对搜索命令的响应中，综合性学术期刊中的单篇论文与专业性期刊单篇论文具有相同的显示概率。数据库增强了综合性学术期刊的传播能力。目前，学术数据库被商业机构垄断，学术期刊从数据库运营商得到的稿酬基本可以忽略不计，相当于免费提供网络传播，但读者并没有获得免费的服务。学术期刊的数据库传播能力亟待增强。

2 学术期刊增强国际话语权的应对

增强学术期刊公信力、提高出版质量是我国学术期刊增强国际话语权的治本之道。完善学术期刊质量评价体系，建设学术名刊是我国学术期刊增强国际话语权的路径选择。建设学术期刊公益出版数据库，增强互联网传播能力，是互联网时代学术传播的必然趋势。

2.1 完善审稿制度，增强学术期刊公信力，提高作者服务水平

审稿是媒体体现编辑宗旨、落实编辑方针、保障内容质量和控制传播效果的一种普遍编辑活动。如果不能对传播的内容进行控制，那么充其量只是一个信息服务提供者，而不是一家媒体机构。在大众传播时代，大众传播媒体一般是专业化的媒介机构，依靠自身编辑记者队伍或采用通讯社稿件进行有组织的内容生产、发布，审稿不仅是媒体编辑部体现编辑宗旨、保障内容质量的必要环节，而且是传播机构组织管理的重要手段。大众传播媒体的编辑记者为媒体提供的信息产品属于职务作品，其编辑部门对编辑记者的稿件有生杀予夺的权力。我国大部分学术期刊目前实行的“三审制”，是与大众传媒机构一致的审稿制度。这种审稿制度能简化学术期刊编辑出版的组织管理，增强内容的可控性，确保编辑部意图的实现，但忽视了学术期刊编辑出版活动的特殊性，使我国学术期刊的公信力受到质疑。

学术期刊是依附于学术研究和学术共同体的传播媒介，与大众传播机构的内容生产方式有很大差异。学术期刊编辑部门一般没有作者队伍，而是从服务的学术共同体中优选作者和稿件，通过稿酬或约定方式获得投稿者投稿论文的传播权，进行出版传播活动。学术共同体的信任是学术期刊编辑部门从事学术评价活动的合法性来源。学术期刊编辑部只有依托学术共同体进行学术评价活动，才具有公信力，才能提高学术期刊质量。其实现形式必然是同行评审制度。同行评审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完善的制度建设，以保证学术期刊通过组织同行评审为学术共同体服务，真正起到对学术成果进行准确评价和服务作者功能。

同行评审功能的发挥，有赖于完善的制度建设。同行评审制度一般有两种实现形式，即审稿专家和作者背靠背的“双盲”匿名评审和审稿专家公开、作者匿名的评审。“双盲”匿名评审的“利”在于评审专家在匿名状态下（在编辑部是实名的）可以抛开干扰因素，使同行内部评审看起来更像是外部评审，显得更为客观公正；“弊”则是由于评审专家的不透明，损伤了同行评审的公信力。我国实行同行审稿的部分期刊，由于承担着主管主办单位官方学术刊物的功能，同行评审有时沦为小圈子的游戏，成为一种形式主义；一些评审专家出于在匿名状态下评审的免责心理，不认真行使评审职责，使对同一学术成果的评价出现很大分歧，损害评审结果的公信力。相比之下，审稿专家公开、作者匿名的评审更具有公信力，也更具有建设性。这种制度设计也能够增强评审专家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使他们的评审行为更具有建设性，也能破除同行评审的神秘感，促进学术共同体优良学风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定期公布外审专家名单的做法值得提倡。这些外审专家形成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外审专家库，使学术共同体能够看到外审专家在学术共同体的广泛代表性，能够增强杂志学术评价的公信力。

同行评审制度不但是学术期刊对学术成果进行评价的合法方法，而且是学术期刊提高内容质量和服务学术共同体水平的基本方式之一。从理论上来说，学术期刊出版资源是无限的，可以在全国乃至全世界优选作者和作品，以保证其刊登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我国学术期刊提高出版质量的前提是为作者提供最好的出版服务。只有为作者提供了最好的出版服务，才能调动优质出版资源，吸引优秀作者投稿，为读者提供高质量学术成果。

2.2 完善学术期刊出版和评价体系，遴选和培育国家学术名刊

社科学术期刊数量众多、层次不一，办刊宗旨有很大差异，办刊主体多样，还存在综合性期刊和专业期刊同台竞争的面貌，构成复杂的出版体系。使用引文量化数据对这些期刊进行一刀切的评价，不仅抹杀了上述复杂性，无法反映学术期刊体系的真实情况，也难以承担遴选和培育国家学术名刊的功能。不解决我国学术期刊体系的现实问题，采用另立炉灶方式建设国家学术名刊，对提高学术期刊整体水平没有太大意义。要使国家学术名刊具有坚实的基础，应该改革我国学术期刊评价和学术期刊体制中的不适应之处，构建和完善开放、有序的学术期刊出版体系和与之对应的层次分明的评价体系。

学术期刊出版体系应该是开放的，这样更塑造学术期刊的公信力。我国有数十万社会科学工作者，主要分布在高等院校、社科院、党校等教学科研机构，这些机构都办有各类学术期刊。在教育部名刊工程社科学报的作者中，本校占比平均值为41.2%。《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作者的本校占比达到77%。《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作者的本校占比为18.8%，为名刊工程学报中最低。整体而言，社科学报载文的学缘结构较为单一。社科院期刊因与高等院校保有适当距离，被认为在学术评价上能够摒弃高等院校的门户之见，对学术成果实现公正评价，成为高校社科学者发表高质量学术成果的平台。一般认为，社科院系统期刊质量高于高校社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是我国最权威的综合性社科期刊，《历史研究》等分别是史学等一级学科的权威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权威专业期刊70%的稿源来自高等院校[5]，这与社科院系统研究队伍人数较少、高等院校社科学报容量较少有直接关系，但根本原因是社科院期刊的开放度赋予其公信力和话语权。

学术期刊出版体系和评价体系应该是有序、分层次的，这样才能发挥引导作用，有利于遴选和培育名刊。分层评价指的是从学术期刊刊登论文的研究层次不同这一实际出发，把定性评价与引文评价结合起来，实事求是地评价期刊的学术水平。在横向上，不同学科的学术期刊应分类评价。对那些发表主要不以学术期刊为引文来源论文的期刊，应以学术共同体和学术期刊同行评阅的定性评价为主，参考转载、评论、翻译、文摘、引文等定量评价指标。对那些既主要以学术期刊为引文来源，又主要以学术期刊为主要发表平台的学科的学术期刊，可以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并重。在纵向上，同一学科的学术期刊应进行分层评价。那些主要刊发职业学者论文的高校学报、社科院期刊、学会协会期刊，位于学术期刊金字塔的顶端。同行定性评价应主要以成果原创性和创新性为标准，考察其学术规范性和思想启迪性。辅之以评论、转载、翻译、文摘、引文等定量指标进行评价。那些主要刊发职称论文、学生论文的期刊，行业期刊，专业期刊构成学术期刊金字塔的基础。定性评价应主要以知识性和规范性为标准。可主要由相关职业领域的行业协会以及中国期刊协会行使质量评估职责。

学术期刊既是科研工作的龙尾，又是科研工作的龙头。增强中国学术期刊国际话语权，培育学术名刊，不仅需要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出版体制改革的配合，更需要学术研究管理部门的支持指导。在对学术期刊进行分层评价的基础上，科技部、教育部、中宣部等专项科研基金提供者可对高校、科研院所、学会等机构主办的学术期刊予以重点扶持。根据现有学科需求以及科研机构协同创新的需要，择优培育或新创重点学术期刊，在期刊评价、审稿制度建设、办刊经费等方面予以支持和资助，推动国家社科名刊建设。

2.3 建设学术期刊公益出版数据库，增强互联网传播能力

增强互联网传播能力是我国学术期刊争取国际话语权的必然选择。在满足网络时代读者对大数据学术资源的需求过程中，目前世界学术数据库商业出版模式已经非常成熟。学术期刊形成了借助数据库的“小发行、大传播”的 出版传播模式。编辑部以较小的发行量满足管理者、作者、科研院所、图书馆等单位的收藏需要，借助网络数据库出版满足读者在线搜索阅读的需要。世界最大的爱思唯尔数据库独步全球，价格昂贵。我国中国知网、维普数据、万方论文等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和读秀电子书全文数据库等占据中文学术资源数据库出版的垄断地位。这些商业数据库出版机构，利用全世界或全国学者的学术成果生产数据库产品，再作为最重要的学术资源之一，卖给学者所在研究机构，并且通过技术手段对学术资源的下载进行限制，仅允许购买者在特定的计算机上下载数据库内容。这限制了学术资源的公平开发和利用。为了给读者提供更好的信息服务，很多学术期刊自建渠道，在官方网站即时更新内容供公众免费下载，通过微博、微信、云存储等网络应用宣传推广期刊内容，但目前学术期刊的自建网络传播渠道非常零散，信息量小，内容不全，无法形成规模效应，免费信息服务水平和传播能力有待提高。

国家应加大对学术传播领域的资助力度，仅仅为学术期刊和学术著作提供部分办刊经费，使其能够组织出版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是不够的，还要让这些宝贵的学术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在网络数据库出版环境中，为了让公共资助对学术期刊和学术著作出版的资助惠及学术界，进而服务社会，成本最低、效果也最好的办法就是学术期刊和学术著作的数据库公益出版。学术期刊数据库公益出版，是指在网络数据库出版环境中，作者或出版机构将研究成果提交给公益性的学术资源数据库，供国内外研究者和公众免费下载和阅读。无论从互联网逻辑，还是从学术期刊“小发行、大传播”理念和实践来看，我国学术期刊免费传播趋势已经比较明朗，但在功能发挥、发展模式和运行机制上还远未成熟。从功能上来看，目前学术期刊的自建网络传播渠道非常零散，信息量小，内容不全，其检索功能与传播力与商业学术期刊数据库相比不成气候。从发展模式看，我国的学术期刊免费传播主体大多是零散的学术期刊出版者，近年开始有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资助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等上线运营，这是与商业学术数据库以及开放存取数据库不同的新模式，有待进一步检验和完善。目前的学术期刊公益数据库遴选期刊的标准不明确、数据库存量较小、版权问题被悬置、数据库功能简单，无法与商业学术期刊数据库比肩。学术资源数据库公益出版和传播的来源遴选机制、质量控制机制、版权管理机制、绩效评估机制等，都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发展学术资源的数据库公益性出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总之，我国学术期刊缺乏国际话语权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学术期刊在公信力、期刊质量和传播能力等方面与国际领先期刊相比，尚有差距。提高出版质量是我国学术期刊增强国际话语权的治本之道。要完善审稿制度，增强学术期刊公信力；完善学术期刊出版和评价体系，建设学术名刊；建设学术期刊公益出版数据库，增强互联网传播能力。

注 释

[1]尹玉吉.中西方学术期刊审稿制度比较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42（4）：201-216

[2]朱栋梁.我国学术期刊创办国际学术名刊探讨[J].湖南社会科学，2007 （1）：203-205

[3]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课题组. 2012 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简报[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4，25（1）：27-34

[4]邓正来.中国学术刊物的发展与学术为本[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45（4）：7-14

[5]梁小建.社科学报服务文化强国建设的问题与对策[J].中国出版，2012（11 ）下：52-55

（收稿日期：2014-01-20）

作者：梁小建

社会科学期刊学术传播管理论文 篇2：

面对责难与困境的省思

[摘要]当前学术期刊整体面临着许多责难，存在着似乎难以摆脱的困境。应当看到，现实社会层面和学术层面所抨击的学术弊端，并不是学术期刊的错。现行学术评价体制下，学术期刊同样是受害者，但学术期刊不能消极顺应这种体制。学术期刊本身应该是学术生产体系的一个重要部门，是学术生产流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以学术鉴定与学术转化两大功能直接参与学术生产。学术期刊办刊可以在强化问题意识、注重内容创新、避免形式创新、改变办刊制度和惯例等方面重建自身生态环境，通过自我调整，学术期刊健康发展是可以期待的。

[关键词]学术期刊　学术生产　核心期刊　问题意识

学术期刊面临着许多责难和似乎难以摆脱的困境，已是不争的事实，对此业界自身也一直在反思。而在2007年10月举行的“首届中国高校学术期刊发展论坛”上，清华大学教授李伯重语出惊人，直言不讳地指斥高校学报是学术垃圾的“最大的生产地”。此语一出，迅即在各种媒体上到处传播，影响极大。虽然此论是针对高校学术期刊所发，但由于高校的学术期刊在国内期刊中所占的大比例权重，此类指责影响所及，实际上国内所有学术期刊都未能幸免，使本已饱受多方责难的学术期刊陷于更为深重的社会认知困境。近期，一名举报者给中国青年报发送电子邮件，揭露某学术刊物疯狂敛财，声称该刊“4年内版面费收入就以数千万元计”。随后，中央电视台《新闻1+1》就此话题播出专题“学术论文的‘商场”’，央视名嘴一顿炮轰，嘲弄学术刊物敛财千万，以致原已令人诟病的学术期刊的所谓“硬指标”，竟然也形同虚设。这个事件波及面之广，几乎使整个学术期刊界蒙羞。其实学术期刊遭受种种责难的“病因”，并非完全是学术期刊自身肌体的原发性病灶所致，离开国家的整体学术体制来指责学术期刊的办刊现状是不公平的。在全国报刊出版改革深入推进的当下，学术期刊的竞争日趋激烈，学术期刊所受到的压力愈来愈大，作为一个行业，学术期刊的改革与发展更是备受关注。应该看到，就现实政治和学术制度而言，希望拜体制的改变之赐，来改善学术期刊的发展境遇，短期内似乎不太现实。但通过冷静分析现存的问题，而不是妄自菲薄、自认无可救药，重新认识一些既有的观念，树立顺应社会发展的新的意识，实现学术期刊的健康发展是可期的。

一、尴尬与困境：学术期刊不能承受之重

近年来几乎整个学术期刊都在经受指责。当下中国大陆学术领域，学术腐败、学风浮躁现象成为一个常态性的话语，社会给予的批评不绝于耳；当学者们在猛烈抨击当下学术评价体系之时，公众则纷纷贬斥学术期刊在学术流弊产生过程中所扮演的消极角色。上述几种现象纠结在一起，其实是一种体制下无可奈何的生态呈现。学术期刊在其中真正该担何责?从舆论上看，人们对学术期刊最大的指责之一，是批判学术期刊沦为评职称、拿学位的工具，与此相关的还有人情稿、低劣论文、乱收版面费乃至造假、抄袭等。然而，学术界也心知肚明，这些难道真是学术期刊乃至整个学术期刊的错吗?诸如前述清华大学教授李伯重批评全国大部分高校学术期刊“连基本的学术规范、学术标准都谈不上”，是“学术垃圾的生产基地”，这固然指出了学术期刊发表的一部分论文“不达标”现象，但只是把棍子打在期刊身上却不公平。这首先犯了一个逻辑错误：把学术生产与学术载体的关系颠倒了，把生产者与辅助者混为一谈。其次，不加分析地得出全国大部分学术期刊都是“连基本的学术规范、学术标准都谈不上”的结论。是对绝大部分学术期刊编辑人员兢兢业业工作、努力维护学术期刊的学术标准和认真执行编辑规范的不公正指责。当然，作为学术产品，在生产過程中，学术期刊及其编辑人员也是参与其中的，但他们不是决定因素，不是生产的主导者。

学术界乃至学术期刊本身，也在不断地对学术期刊自身进行反省和批判，探究造成困境的原因。曾有长期从事学术期刊工作的学者归纳出社科期刊办刊处于“十个两难的选择”的十字路口，这十个“两难选择”的归纳，活画出了学术期刊不无痛苦的生存图景。事实上，造成这些两难处境的根源大多不在学术期刊自身，现行学术体制难辞其咎。学术期刊的现实生存状况，除了国家社会科学院系统的极少数刊物外，几乎都面临着种种困境。体制的制约、性质的限定、经费的掣肘、市场的狭小、办刊思想的局限等等，几乎是大多数学术期刊当下难以解决的问题。学术期刊内部，也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如综合性期刊与专业性期刊在现行评价体系中的境遇便有所不同。以综合性学术期刊而言，与同层次的专业学术期刊相比较，前者无论在期刊的现代评价体系中的地位(如“影响因子”、“转载转摘率”等)，还是市场的拓展等方面，都难以占上风。又如同是综合性学术期刊的高校学报与社科院、社科联系统的期刊，前者的办刊环境所受的束缚就大得多，然而它们所面对的评价体系却都一样。曾有学者以“高校学报的困境、症结与思路”为题，罗列了高校学报处于困境的“八多八少”现象：水平一般的学报多，质量高的学报少；出版周期长的学报多，出版频次短的学报少；发行量小的学报多，发行量大的学报少；内向性的学报多，外向性的学报少；综合性的学报多，专业性的学报少；

“等米下锅”的学报多，“找米下锅”的学报少；共性多的学报多，有个性的学报少。学报总体上处于一种“全、小、弱、散”的状况。这些状况在高校学报中很有普遍性，其中许多现象同样也存在于其他综合性学术期刊之中，表明了综合性学术期刊的普遍困境。

冷静面对各种批评声浪，毋庸讳言，许多弊端是学术期刊客观存在的。但在分析和批判时。学术期刊自身不要泼脏水连带孩子一起泼掉，过度的责难是学术期刊界所不能承受之重。应该看到，造成中国学术期刊发展困难重重的关键原因，还是在于中国现行的学术制度，许多研究分析如何提高学术期刊办刊质量、寻其发展路径的努力，诸如“办出特色”、“加强策划”、“精品意识”、“市场运作”。包括由教育部启动的高校学术期刊“名刊”、“名栏”工程等政府行为，也只能是隔靴搔痒，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其原因正在于此。还有不少人认为是学术期刊收取版面费造成了刊物质量的低下。这同样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看法。不可否认，少数学术刊物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存在非理性甚至疯狂的敛财行为，诸如前文所述《商场现代化》。但此类极端现象在学术期刊界非常鲜见。对于收取版面费是否合理的问题，讨论的意见汗牛充栋，本文不在此赘述，但可以提供一份官方的数据和意见，以供大家分析：2008年3月26日召开的“全国报刊管理工作会议”，透露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在2007年进行的一个调研情况，该调研结果表明，现行每年评职称、学校绩效考核等需要发表论文大约480万篇，而全国的学术期刊每年只能刊登100万篇。巨大的供需矛盾，造成了收取版面费的问题越来越多。因此，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表示：“由于学术期刊收取版面费问题牵涉到我国学术人才和科研机构的评价机制、评比标准等问题，关系到我国学术事业和学术期刊繁荣发展问题，必须正视现

实，统筹考虑，政府各部门要密切协同，在深入调查研究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力争在学术期刊收取版面费的规范管理上取得实质性突破。”对这次会议有关精神以及李东东副署长的讲话略作分析，可以看到至少传达了如下信息：首先，政府管理部门认识到，学术期刊版面费问题涉及的是整个国家的学术体制问题，而不只是学术期刊的问题，或者说主要不是学术期刊的问题；其次，版面费的收取需要规范化管理；最后，收取版面费的行为有望在即将出台的有效管理规范中获得合法的“身份证”。这就有力地回应了外界对于学术期刊所谓“金钱交易”、“商业化操作”等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

二、不能只是顺应：面对评价体系的生存之道

对于科学或学术问题，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各学科的权威学者，这本来是学术界的一种通识。同样，对于学术期刊的评价标准，也应该由各学科的学者来制定。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一种新型的学术期刊评价模式出现了，这就是以“核心期刊”、二次文献刊物、“期刊编排规范”等为主要构成的专门评价机构或准评价机构，开始主导学术期刊的评价话语权。具体表现为：对期刊的学术评价，主要由从事信息情报学的职业评价人员根据其设定的评价数据作出某种“量化”的评价，维持这种“量化”的重要手段则是由评价机构制订的编排规范(如《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以及其他评价机构为遴选“核心期刊”自定的标准等，而相关学科的权威专家则失去了发言权。大多数学术期刊因此被这种评价的指挥棒所左右，加之一些属于政府行为的“评奖”活动，以及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学校、院系、专业、教师等名目繁多的项目评审、评价或排名，许多学术期刊深受其累。

上述现象能够大行其道的深层原因在于社会体制和当下的政治文化特性。对此问题，在本文的框架下难以简单论述，故本文暂不作分析。本文关注的是学术期刊在此现象下的生存冲动问题。当现行学术制度框架下的“量化”评价之魔棒控制了学术界时，“引用率”、“转载率”以及是否进入“核心期刊”便成为了评价学术期刊的重要因素，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学术期刊办刊者追求的目标。这主要表现为学术期刊一种本能的生存冲动——对评价数据和评价权力不得已的屈从。而“量化”原本只是作为学术计量的手段。现在却异化为令人诧异的现象：刊物是否首先发现并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并不被人看重，重要的却是文章能否被转载、被引用，似乎只有这些量化之后的“数据”才成为其价值判断的标准。更为吊诡的是，某家学术期刊甚或是传统公认为优秀的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似乎自身不能证明自己，而要靠其他的刊物或二次文献杂志加以确证。在有关政府部门对期刊的评比或学术期刊界自身的评比活动中，各家刊物拿出的主要武器之一，竟然是纷纷以“引用率”、“转载率”作为证明自己实力的依据。困惑也在这里：转载率、引用率本身并无过错，但当转载率、引用率成为了操作对象、成为办刊的追求目标时，便实现了转载和引用演化为魔棒的过程，在数据与评价的关联逻辑下，刊物的学术面貌和品格或因此而被扭曲。当社会上对期刊的“学术腐败”进行抨击之时，并不会有多少人会从学术期刊的生存竞争冲动角度来表示理解。笔者以为，只要我国学术界“以刊评文”的大背景不改变，学术期刊的这种生存冲动就难以避免。现实中，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少数公认的“权威”刊物大概较少受上述“魔棒”指挥外，许多地方社科院、社科联的学术期刊以及几乎所有高校学报都不得不顺应这些评价体系的威权。

量化与评价的关联，还催生了“核心期刊”的评审对学术期刊的又一个显性指标。在我国的现实学术评价体系中，无论是政府、科研单位、高校的科研管理部门，或是职称评定管理部门，都已经把核心期刊作为了一個强制性的评价体系，核心期刊事实上已经成为我国学术评价的基础性指标。核心期刊的原初价值仅仅是一种“文献计量学”的科研成果，本来作为评价机构的自身行为，遴选核心期刊本身并无过错，但现实中的学术评价体制使核心期刊与很多现实利益挂钩，客观上使核心期刊评价机构的功能和影响扩大了，甚至可能出现“权力寻租”的可能。因为对于某些学术期刊来说，刊物能否进入“核心期刊”可能关系到刊物“生死存亡”：一旦上榜，则身价陡增；一旦被剔除出核心期刊，则有如坠入深渊。所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主持“中国中文核心期刊”的项目负责人蔡蓉华承认，每4年一次的核心期刊评审都是一系列“公关”与“反公关”的过程。每到评审时节，由于有不少学术期刊的主编们前去公关。只得在“最后几个月课题组就会封闭起来，谁也不接待”。这个过程中，学术期刊作为被动或主动掉入这种评价陷阱的主体。出于生存的目的而挣扎是最好的解释。对这种现象的描述，说明了学术期刊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采取的顺应行为。有学者认为，是否能够进入核心期刊，“确实是一件关系到刊物生死存亡的大事”。在评价体制的制约和市场化背景下，在竞争机制引入学术期刊的情况下，为了生存而顺应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所谓“生存”其实是一种托词，期刊的生存，对一个编辑部自身而言固然至关重要，但是能否生存并不是学术期刊的惟一理由。一方面，学术期刊的公益性性质和多数学术期刊全额拨款办刊模式，使其并不会有真正断炊之虞。另一方面，学术期刊作为科研成果的载体，本质上是社会性的，这种社会性使其对于科学、学术和社会负有一种当然的责任，而追求、攀比引用率和转载率，就可能导致偏离刊物的学术方向，脱离刊物的宗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自身的责任。

面对现实的评价体系，是否除了顺应就别无他路?笔者认为，至少还可从学术期刊本身的性质来寻求一种也许是更为本原的自我生存之道，这就是学术期刊自身的功能和责任。如果把科学研究、学术探索看成是一种生产过程，那么学术期刊本身应该就是学术生产的一个重要部门，是学术生产流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学术生产体系的一部分。它以学术鉴定与学术转化两大功能直接参与学术生产。学术期刊是学术成果借以表现的载体之一，它在学术共同体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公认的。就学术期刊的原初功能而言，学术交流的场所和学术争论、学术批评的平台是其基本功能和责任，但不仅仅如此。学术期刊的真正家园在于它们不是市场，而是工厂，即处于学术生态的一个环节。它是学术活动的参与者，也是学术生态场域之中的一个节点，它在直接参与生产学术。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期刊办刊并不是规范市场、管理市场那样的工作，而是一种学术创造行为。在这个过程中，首先，期刊必须确立好选稿用稿的标准，编辑人员恪守职业道德，坚持审稿程序的公正和科学；其次，努力办出刊物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色；最后，坚持刊物“内容质量为王”的原则。形成这种意识并坚守这些原则，从事学术期刊工作的编辑、主编们或许能够从评价体系的压抑中得到某种解脱，也就是完成了自己的职责。

三、树立“生产”意识：学术期刊健康发展之策

(一)学术生产的要义与问题意识

既然学术期刊本身应该是学术生产体系的一部分，是学术生产流程的一个重要环节，那么，学术期

作者：姚晓南

社会科学期刊学术传播管理论文 篇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