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区贸易与投资管理论文

摘要：新世纪以来，国际双边自由贸易日益成为世界经济领域的热点。与传统双边FTA比较，新一轮双边FTA在形成背景、协议内容、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别；与区域经济组织比较，新一轮双边FTA在运行效率、活动范围、功能发挥等方面，存在较大的优势；与WTO多边自由贸易比较，新一轮双边FTA在缔约国待遇、贸易目标、贸易进程等方面，也存在许多不同。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自由贸易区贸易与投资管理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自由贸易区贸易与投资管理论文 篇1：

ECFA早期收获与两岸经贸关系

2011年，《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早期收获计划实施，两岸互利合作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往更加常态化、机制化，双方在共同追求经济合作制度化建设目标上见证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成果由两岸同胞共同享有”的成效。2012年，既有新的挑战，也蕴藏了重大的机遇，相信两岸能继往开来，拓展跨域经济整合的新局面。

一、2011年两岸经贸关系的新进展

2011年，世界经济处于不确定的急剧变动之中，受到日本震灾核灾、美国经济疲弱，欧债危机加剧、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新兴国家通货膨胀等因素影响，环球透视机构(GlobalInsight)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皆看淡全球经济前景。处此形势之下，大陆经济发展一枝独秀，既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巨大的机会与动力，同时也面临愈来愈大的转型升级压力，此种特点既有力地推动了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又对两岸经贸合作提出新的要求。在外部经济情势相对严峻的形势之下，两岸致力于ECFA早期收获清单的落实，以及相关协议的后续协商，对于维护台湾经济的稳定，让岛内广大的中小企业、农业，乃至于广大基层民众从中受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两岸经贸关系迈向正常化、机制化和制度化的进程

1、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的架构基本成形。两岸各项协商与交流合作循序进行、成效显著。根据《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第十一条规定，2011年1月，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正式成立。

大陆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坚持定期的制度性协商，并达成新的合作协议；两岸政党举办的“两岸经济文化合作论坛”和以突显民间基层交流为特色的“海峡论坛”皆如期召开；两岸各项交流有序地推动并有所深入。2011年上半年，大陆有多个省市组织了大型参访团赴台从事交流，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围绕着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也频繁进行；陆生入台就学成为现实，强化了两岸青年的相互了解；6月21日，两岸两会完成《海峡两岸空运补充协议修正文件三》换函确认。两岸分别增加了台湾台南与大陆的盐城、兰州、温州、黄山客运共计5个航空客运航点；客运班次双方每周各增加94班，连同原有班次合计总班次已达到每周558班；货运班次各方每周增加4班，合计总班次为每周56班。6月28日，大陆赴台个人游以北京、上海及厦门三个城市为试点正式开放，7月29日又启动了福建居民赴金门、马祖、澎湖地区个人游项目，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人数也明显增加，更把两岸民众的交流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2、两岸经济合作内容进一步扩大。2011年11月，两岸两会第七次领导人会谈并签署了《海峡两岸核电安全协议》，同时就三年多来签署的其他15项协议的落实情况进行了深入检讨，有力发挥了已签协议的应有效益。两岸产业合作论坛等专项活动取得更多的共识与进展，双方重新确定了以LED照明、无线城市与物流业等为产业搭桥的优先合作项目，产业合作向深层次推进。在金融合作领域，两岸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先后在台北与北京举行了两次磋商，实现了两岸银行业监管合作机制的创制，为两岸银行业的审慎经营和合作体系的稳定奠定良好的基础；2011年10月底，两岸有关方面宣布，年内大陆将有两家银行获准在台湾设分行，4家台资银行也将获准在大陆设分行。

(二)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保持增长势头，是撑托台湾经济的关键因素

1、台湾经济越来越依赖大陆市场，这是一种不可逆的趋势。鉴于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超出预期，欧债危机仍在扩大，美国经济并未明显回暖，全球可能陷入长期经济衰退，对于外向型的台湾经济而言，如何抵御世界经济危机的威胁，是严峻的考验。根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民众的心声是，“全球经济那么坏，如果没有与大陆的经贸生意，台湾的经济会更惨。”根据大陆的统计，2011年，大陆(含香港)与台湾贸易总额为1693.4亿美元，同比增长11.2％，占大陆对外贸易总额约4.4％。其中，大陆对台湾出口425.8亿美元，同比上升20.5％；自台湾进口1240.5亿美元，同比上升8.1％，台湾获得贸易顺差高达787.7亿美元。从台湾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以及未来展望，其内需经济的最高能量只不过占整体GDP的12.5％以内，其它的87.5％需依靠外来的挹注或输给。目前，台湾每年对大陆市场出口的依赖度已超过40％，两岸经贸关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012年台湾领导人选举时，台湾的选民愈来愈理性，他们思考的就是两岸经贸关系所衍生的利益，维持两岸关系和平稳定才能保证台湾经济的稳定。

2、ECFA早收清单的落实。2011年1月1日ECFA早期收获计划实施，促进了台湾产品对大陆的出口，惠及面的成效已逐渐显现。根据ECFA早期收获计划，货物贸易部分大陆向台湾开放539项产品，包括农产品18项，台湾向大陆开放267项；服务贸易方面大陆向台湾开放了银行、保险等11项服务业，台湾向大陆开放9项。根据大陆海关的统计数字，1至11月，台湾方面早收清单内货品对大陆的出口额为182.7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32％，获减免关税逾1.14亿美元。根据台湾方面的统计，早收清单内台湾工业品对大陆的出口，抛光机床增长了5.47倍，塑料造粒机增长了3.67倍，乙烯脂共聚物增长了1.66倍，在享受早收优惠关税的台湾企业中，有超过一半的厂商是首次向大陆出口早收列表范围内的产品，这些受惠产业中，工业产品核发件数前五名产业分别为石化(12352件)、机械(9863件)、纺织(4433件)、运输工具(3744件)、金属(3365件)；工业产品核发金额前五名产业分别为石化30.78亿美元(58.58％)、机械9.82亿美元(18.70％)、金属5.37亿美元(10.22％)、纺织2.69亿美元(5.12％)、电机1.24亿美元(2.35％)。尤其是农产品贸易更是获得了快速发展，据台湾农业主管部门统计，1－12月ECFA早收清单中台湾农产品外销大陆的出口量为20317吨，比上年同期的10828吨增长88％；出口值为1.2564亿美元，比上年同期的5532万美元大幅增长127％，其中冷冻秋刀鱼增长了10.61倍，文心兰增长了7.69倍，活石斑鱼增长了1.92倍最为显著。从ECFA货品贸易原产地证明件数看来，不仅申请厂商家次持续增多，申请的金额也逐渐增加，呈现新商机。据台湾当局经济主管部门统计，从2011年1月1日至2012年1月5日，累计核发38789岸航线取得更大进展。2011年开始，从台湾到大陆一线及二线城市几乎都实现了直航，大大缩短两岸的实际距离与人民的心理距离，可以说两岸交流互动日趋常态化。自2008年7

月开放大陆居民赴台观光，至2011年12月底，入岛的大陆游客已超过305万人次，据台大陆事务主管部门的保守估计，已为台湾带来50，59亿美元的观光收益。2011年6月28日开放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7月29日又启动了福建居民赴金门、马祖、澎湖地区个人游项目，截至12月底，个人游入境者达29187人次。

二是经济合作的紧密化程度已达相当高的水平，远超过许多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区内贸易互赖程度。从两岸贸易的规模及两地市场的相互依存度观察，台湾对大陆的贸易依存度已高达27.63％，出口依存度甚至超过40％。(参见表1)从台商对大陆投资来看，依台湾“经济部”的统计，至2010年底台商对大陆的投资金额累计达949.3亿美元；台商对大陆经营活动的发展，逐步形成海峡两岸产业合作与新型的产业分工经营模式，构建出一个以台商为纽带的独特的区域经贸网络以及共同开发国际市场的循环体系，不仅成为带动台湾产品对大陆出口逐年提升的基础，也是保障台湾经济增长的关键。此外投资双向互动打开新的局面。根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1年10月底，大陆累计批准台资项目85251个，实际利用台资537.8亿美元；实际使用台资占大陆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4.7％；自2009年6月30日正式开放陆资赴台投资开始，至2011年12月底止，已有204家大陆公司经过核准赴台设立分公司，审核通过投资金额约55.3亿元(新台币)。尽管目前陆资入台投资仍在探路阶段，投资的金额还很有限，但其意义重大，为两岸经贸的正常化与跨域整合开创了新契机。这种日益紧密的两岸经贸关系，为两岸经济合作的件，总金额约52.55亿美元。其中，农产品1020件、2347万美元，工业产品37769件、52.31亿美元。

在服务贸易早收计划部分，台湾金融监管部门已核准11家岛内银行赴大陆设立分行，其中6家已开业，另设有8家办事处。证券期货业部分，已有13家岛内券商赴大陆设立25家办事处，2家投资信托业赴大陆设立办事处，并核准4家投信与大陆证券业者合资申设大陆基金管理公司。保险业部分，已核准9家岛内保险业赴大陆参股投资，其中6家已营业，另并设有15家代表人办事处。非金融早收开放领域中，台湾已有5家会计师事务所申请获得有效期为一年的《临时执行审计业务许可证》，82家企业获准设立独资或合资企业，合同台资金额4.1亿美元。另外大陆还核准引进5部台湾电影，其中2部已经在大陆院线公映。

二、两岸经贸关系展现的新特点

第一，大陆“向南行、向下沉”惠台政策的效果逐步显现。

近20多年来，在李登辉、陈水扁意识形态的操弄下，将省籍与族群包装成“本土意识”，成为民进党扩展政治势力的不二法门，近3年多来，大陆推出多项“向南行、向下沉”的惠台政策，直接锁定传统的农工阶级，并从台湾民众关切之事契人，已让台湾中南部的基层社会、中下阶级、中小企业看到两岸往来的实质利益，感受到两岸和平所衍生的好处。从台湾2012年选战观察，善于操弄“省籍与族群”议题的民进党人前所未有地遭遇来自理性思维的挑战，事实证明，大陆的惠台政策是正确的。

第二，交流互动的常态化与经济合作的紧密化。

一是海峡两岸人流、物流、金流、信息流、技术流互动更加频繁，大陆赴台旅游与两机制性与制度性建构打下重要的物质基础与必要条件。

第三、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建设成为两岸共同追求的目标。ECFA签署后，两岸合作的领域越来越广，双方受益的企业越来越多。2011年，两岸在经贸、金融、文化、互联网等众多领域的合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如两岸银行业监管机构自2011年4月举行首次磋商以来，不断加强经验交流和信息共享，促进两岸金融合作的活跃化。近期，大陆方面批准了永丰商业银行、台湾工业银行、台北富邦商业银行等3家台资银行在大陆设立代表处，批准了“中国信托商业银行”、兆丰国际商业银行等2家台资银行在大陆筹建分行；台金融监管部门亦批准4家大陆银行到台湾设立代表处。再如根据《海峡两岸证券及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两岸证券及期货监管机构将在信息交换、机构设立、协助调查以及人员培训和交流等方面开展监管合作，有利于共同维护两岸证券期货市场的稳定发展；两岸证券交易机构的制度化合作也在积极推进之中。还有两岸两会第七次会谈就推动两岸产业合作达成共识，两岸产业合作也迈入了制度化、机制化的新阶段，通过加强共同研发、共创品牌、共建标准等，争取抢占全球产业制高点，在全球产业新一轮发展中占据有利地位。

第四，大陆与台商共同努力面对经营的难题。随着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广大的台商在两岸经济关系中的作用愈益突出。由于外部市场的变化和大陆加快经济结构转型的要求，台商也面临着转型或升级的课题。2011年，大陆各地都成立了“台商转型升级服务团”，在融资、用工、租税减免、开拓内销市场及台商转型升级等方面给予帮助支持，如广东东莞、辽宁及江苏都宣布“六个进一步”的优惠台商措施，福建、上海、浙江等地也陆续推出更具体的惠台政策及相关辅助措施，使台商企业能克服经营困难，在2011年取得新业绩。

二、2012年两岸经贸的新局面

2012年台湾领导人选举，大陆因素史无前例地成为影响的“正面能量”，台湾民众用选票展现了对于台湾未来的选择：没有人可以对两岸和平发展说“不”；没有人愿意关上两岸协商合作、互利互惠的大门。面对这一局势，国民党必须抓住未来4年的机遇。

展望新的一年，如何运用新的思维推动两岸关系向深度发展，收获更丰硕的成果，确保台湾政治更加稳定，经济更加繁荣，对马英九是严峻的挑战，这就要求马英九应更进一步推湾内部的问题也很重要，如失业率居高不下、房价物价高涨，尤其是青年就业不易、利益分配问题，以及民众的不满与不耐情绪。这就必须思考更宏观的格局。一是应提升两岸经济合作的战略层次，携手做大经济“蛋糕”，共同面对欧债危机、世界经济衰退所造成的冲击与影响；二是在两岸政策上迈开大步，加快两岸产业分工和深度对接，以利于产业界以两岸合作为基础的全球布局，为台湾经济发展、就业改善带来更为积极的效用，对台湾来说，尤其应摆正心态，正视陆资人台的积极作用，优先检讨大陆资金人岛投资创业的开放政策。三是必须让和平红利更为合理地分配，使岛内“主体意识”强的那部分民众能更务实地看待两岸关系。

3、加速推动两岸经贸协议的执行进度及ECFA后续协商。可以预见，马英九将寻求与大陆建立更长久的和平稳定关系，依靠大陆市场来保障台湾的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努力的方向：促进两岸货物和服务贸易进一步自由化，扩大两岸贸易，促进双向投资；支援大陆台商进行转型升级，一方面加快向内陆与中西

部的投资布局促进，拓展内需市场。另一方面促进两岸在新兴技术产业与绿能产业，以及服务业方面的合作；两岸共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一起制定国际标准也是未来很重要的工作之一。至于ECFA后续协商谈判将逐步深入，如何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模式，将会是2012-年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包括：在投保协议、海关合作、货品贸易与服务贸易、产业合作及争端解决等六个方面的协商；尽快签署两岸投资保障协议；尽快解决重大台商投资纠纷，协助台商转型升级；另外，“推动建立货币清算机制”已明确写入“十二五规划”。

4、不可忽视的困扰与挑战。由于两岸政治互信不足，两岸跨域经济合作关系一直深受两岸政治关系的制约，也存在台湾内部政经因动两岸经济合作，加紧推动ECFA的后续谈判，为台湾经济发展、就业改善带来更加积极的效用。

在新的一年里，两岸经贸关系将会有新的突破，分析如下：

1、大陆将继续保持和推动两岸关系“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局面。预计未来4年，大陆将继续推出惠台、利台的政策，并更加注重深入台湾社会基层、全方位推动与台湾的交流。国台办主任王毅在龙年春节问候台湾同胞时已指出：将在坚持“九二共识”基础上继续推进两会商谈，首先要如期签署投资保障和促进协议；将加快推进两岸金融合作，尽快建立两岸货币清算机制，探索两岸银行相互参股等新的合作方式；把两岸产业合作提上重要日程，争取有所突破；将与台湾有关方面加强沟通，切实为陆资入岛提供必要环境和条件；将会同各地各部门继续支持大陆台资企业转型升级，拓展内销市场；将继续面向包括中小企业和农渔业者在内的台湾基层民众，多办实事，多办好事；还将持续推进海西经济区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建设，欢迎和鼓励台湾各界朋友积极参与，互利合作。海协会会长陈云林也发表新春贺辞指出：海协会将继续以两岸关系发展和两岸民众需求为依归，以深化经济合作为重点，积极推动ECFA后续协商；逐步增加两岸文教相关议题，扩展两会协商空间；继续发挥海协会授权民间团体的优势，加强与台湾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的联系，促进各领域交流，协助处理好两岸同胞交往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切实维护两岸同胞的合法权益。总之，2012年，将在两岸经济关系初步实现正常化、制度化、机制化基础上，夯实根基，纵深推进，拓展新局。

2、两岸经贸关系对台湾经济的重要作用将更加突显。马英九表示将继续拼经济，一方面必须应对艰难的全球经济环境，另一方面台素的干扰与影响。争取台湾民心依然是是两岸经贸合作健康稳定发展的重中之重，努力让两岸经贸合作更加紧密，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断深入，让两岸政治分歧有效化解，2012年的工作都应该于此着墨。但我们也注意到，马英九连任所获得支持率大大低于2008年，仍有约600万的台湾选民对于马英九的政策心存疑虑，尤其是民进党在台“立法院”获得突破1／3的席次，未来马英九的两岸政策必将在“立法院”遭遇朝野激烈对抗的麻烦。马英九在选后即提出未来“两岸政策三原则”(先经济后政治、迫切的优先、容易的优先)就是对现实的妥协。如何消除岛内将选票投给蔡英文的约45％选民的疑虑，让两岸“和平红利”为更多的人所认同和分享，也是马英九第二任上必须努力以赴的课题。

(作者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

注释：

①见台湾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编：《两岸经贸》2011年第2期。

②在2009年4月26日第3次“陈江会谈”中就陆资赴台投资达成共识，台湾方面逐步放开陆资准入项目以及投资的金额上限：2009年6月30日，台“经济部”公告开放陆资赴台投资的192项业别；2010年5月20日再开放银行、证券、期货等12项；2011年1月1日配合ECFA服务业早收清单再开放其他运动服务业1项；2011年3月7日，“经济部”再公告第二阶段开放部分业别项目42项，至此累计开放247项(包括制造业部分89项；服务业138项；公共建设部分20项)。

③“六个进一步”优惠台商措施：1、支持台资企业的转型升级，企业可申请相关产业贸易资金；2、政府加速打造台商产品交易中心的建设及名品城、开发区的投资管理，简化手续以及租金优惠；3、金融合作，如江苏省将鼓励台金融业开设业务总部或区域总部及法人机构，在申报、税务等方面都有便利和优惠，特别是对台湾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4、加强大陆企业的对台投资发展；5、优化环境实施细则，保护台资企业的合法权益，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和招聘指导；6、对台资企业及企业家的生活配套服务。

④陈云林：《祝福两岸同胞，展望光明前景》，见《两岸关系》杂志2012年第2期。

⑤目前，台“经济部”正积极拟定第三波松绑陆资项目，包括制造业在内至少近百项，其中拟开放展览馆、过境旅馆、港埠等基础设施建设21项(7项无限制开放，遇有限制开放)。

(责任编辑：张洁)

作者：陈蘋

自由贸易区贸易与投资管理论文 篇2：

对新一轮双边ＦＴＡ的几点认识

摘要：新世纪以来，国际双边自由贸易日益成为世界经济领域的热点。与传统双边FTA比较，新一轮双边FTA在形成背景、协议内容、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别；与区域经济组织比较，新一轮双边FTA在运行效率、活动范围、功能发挥等方面，存在较大的优势；与WTO多边自由贸易比较，新一轮双边FTA在缔约国待遇、贸易目标、贸易进程等方面，也存在许多不同。

关键词：双边FTA；区域经济组织；WTO多边自由贸易

FTA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二是指根据此类协定构建的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所谓双边FTA，也就是将谈判主体设定为两个而不是更多，即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及根据协定构建的双边自由贸易区。自新世纪以来，双边自由贸易日益成为世界经济领域最引人瞩目的现象之一。本文就新一轮双边FTA谈几点认识。

一、新一轮双边FTA与传统双边FTA的区别

历史上，双边FTA大概经历了三个兴盛时期，即自由资本主义时期（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资本主义大危机后期（20世纪30年代到中叶）、经济全球化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虽然同为双边贸易协定，新一轮双边FTA与前两轮却有着很大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形成背景不同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双边FTA的兴盛，是随着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产业革命的完成、世界殖民体系的形成而产生的。世界市场刚刚形成，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其优势的经济实力向外扩张，国际经济秩序主要体现为先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地区的统治和掠夺。英国是当时最先完成工业革命并积极推动自由贸易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时期双边FTA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英国发挥主导作用。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双边FTA，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为背景形成的。大危机使得自由贸易体系完全崩溃，各资本主义国家市场机制都不同程度地遭到破坏，国际经济秩序混乱。各国在危机的压力下，纷纷放弃自由贸易转而实行贸易保护，然而面对国内市场的相对饱和，又不得不求助于双边贸易协定，寻求双边最惠国待遇和出口市场。由于外汇和黄金的稀缺，这时期的双边FTA多以双边清算协定和支付协定为基础。而新一轮的双边FTA，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形成的。由于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潮流，越来越多的国家将自由贸易作为外贸政策的选择。长期以来，各国都寄希望于WTO框架下多边自由贸易的实现，然而，随着谈判越来越向纵深发展，各国对以往谈判遗留下来的问题以及下一轮谈判处理的问题越来越敏感，成员间利益冲突日渐增多和白热化，由此引发的贸易争端频繁发生，严重影响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当自由贸易的进程在多边体制下受阻时，各国就积极寻求其他方法和途径，而双边FTA则因为其一些优越的性质特点而成为一个新的选择。

（二）协议内容不同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双边FTA，内容主要涉及货物贸易，自由贸易的程度不高，只是关税的部分减免。协议具有较明显的不平等性，主要是处于高梯级的国家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迫使落后国家开放市场，不得不加入国际贸易垂直分工体系，尤其是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双边协定，实际实行的是单方面的自由贸易，即对殖民地输入宗主国的货物课以高额关税，甚至禁止进口，对宗主国输入殖民地的货物给予免税或实际上免税的优惠政策。20世纪30年代的双边FTA，以双边清算协定和支付协议为基础，内容除了货物贸易外，也涉及到了服务贸易和对外投资等。但由于处于大危机的背景下，各国仍是以保护为主，双边协定的主要目的不是推动贸易自由化，而是为本国相对过剩的商品寻找出口市场，所以自由贸易的程度较低。协议内容除了削减签约双方的贸易壁垒外，很大程度上是在提高对第三国的贸易壁垒，形成对第三国的歧视。而新一轮双边FTA，则涉及内容更加广泛，除了传统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对外投资，还包括技术、人才的交流和通讯、旅游等新领域的合作。自由贸易的程度也有了很大的提高，除了大幅度削减直至完全取消关税外，还对一些非关税壁垒等措施做了具体的规定。而且，根据WTO的规定，新一轮双边FTA的制定不增加对第三国的原有贸易障碍，而只是签约双方之间贸易壁垒的进一步减少，自由贸易在签约双方之间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实现。

（三）对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不同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双边FTA，一方面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1800-1913年间，国际贸易每10年增长33%，而在1840-1870年间更是达到55%的高峰。［1］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对不同国家的不公平。当时垂直型分工致使国际贸易的利益向较发达的国家严重倾斜，尤其是对殖民地的贸易政策，严重损害了殖民地国家的利益。这种不平衡的利益关系，注定了双边FTA不能长久，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也是暂时的。20世纪30年代的双边FTA，以双边清算协定和支付协定为基础，使贸易双方能在外币短缺的困难条件下进行专业化的商品贸易，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也有利于贸易双方彼此获得更大出口市场和互惠政策，增加双边贸易。但这些双边协定带有很强的贸易保护和国别歧视色彩，在给予彼此优惠政策的同时，增加对第三国的贸易障碍。这种以邻为壑的做法，使各国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互相报复、限制进口的情况，造成国际贸易关系和政治关系紧张，贸易格局发生畸变、扭曲，最终各国深受其害，国际贸易发展再次受阻。而新一轮双边FTA，是在各国都积极追求自由贸易的意愿下产生的，签约双方多是自觉自愿、积极主动地融入到这一潮流中，彼此处于平等的谈判地位，有利于更好地表达双方利益要求和实现更合理的经济秩序。同时，又有WTO这样的国际组织的规范协调，以不增加对第三国的贸易壁垒为前提，以共赢为目的，避免了国家间的报复行为，从而推动国际贸易持续、健康地发展。

二、新一轮双边FTA与区域经济组织的比较

双边FTA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之一，它的经济效应也与区域经济组织内部自由贸易的经济效应大体相似。然而，与传统的区域经济组织相比，新一轮双边FTA具有一些更加优越的性质。这也是新一轮双边FTA兴起并迅速成为国际贸易发展趋势的原因所在。

（一） 双边FTA当事方少，比区域协定的达成更加灵活快捷

多边协定由于涉及的成员方多、利益关系复杂而很难在一定时期达成各方都满意的共识，很多区域性经济组织的谈判就因此而进程缓慢。而双边FTA的当事方少，只涉及两个国家或超国家组织，双方自觉自愿地寻求合作，协调起来比较容易，易于在更深层次实现自由贸易，合作领域更加广泛，谈判及达成协议更加灵活快捷。且作为主权国家政府之间的正式协定，其对双方的约束力较强，协议执行起来也更加顺利。例如，中国与东盟中的7个国家同是APEC的成员，APEC实现自由贸易的时间表为2020年，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则因涉及的成员方明显减少而使实现时间提前，分别为2010年（与东盟老成员国）和2015年（与东盟新成员国）。灵活快捷的双边FTA为全球自由贸易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 双边FTA突破传统限制，比区域协定更有利于自由贸易的广泛开展

以往参加区域内自由贸易的一般都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近，并且是地域相邻的国家，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交通通讯的高度发达，各国的经济关系越来越紧密，任何两个国家都可能存在强大的合作潜力和可观的双边利益，那些传统的地缘限制和国家发展层次的限制，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今世界发展的新局势，而新一轮双边FTA则突破了这些限制。从地理分布来看，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已不再局限于相邻国家。例如，美国与以色列、约旦的FTA，新加坡与美国、日本的FTA，就是地理位置不相邻或相距遥远的国家间的协定。从国家发展层次来看，虽然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大致相同的国家间协定，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国家间的协定。一方面，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更加重视加强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经贸关系，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或后进国家也积极加强与发达国家在各方面的经济关系以扩大其出口优势。这些地缘限制和发展层次限制的突破，有利于各国扩大自由贸易对象的选择范围，从而促进自由贸易的广泛开展。

（三） 双边FTA作为扩展外交的工具，比区域协定更便于实现多重目的

在当今世界复杂而多变的国际关系氛围下，各国已不再单纯地从经济或政治等某一因素考虑问题，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彼此制约，共同决定了一国的国际地位和外交情况。由于双边FTA的灵活、便捷，更容易被各国作为拓展外交的一种工具，而区域性经济组织则很难在外交中如此灵活地发挥类似的作用。例如，美国与约旦之间贸易进一步发展的潜力极小，但约旦是中东地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国家，根据当时中东局势，为顺利开展中东外交，美国非常需要约旦在各方面的支持和配合，所以美国与约旦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利用双边FTA的特殊作用，达到远距离拉拢的效果。在当今各国都在积极调整外交政策、改善外交环境以增强国家实力的情况下，作为扩展外交的一种重要工具和手段，双边FTA明显优于区域经济组织。

三、新一轮双边FTA与WTO多边自由贸易的关系

（一）新一轮双边FTA与WTO最惠国待遇的关系

关贸总协定第1条第1款（一般最惠国待遇）规定：“缔约国对来自或运往其他国家的产品所给予的利益、优待、特权和豁免，应当立即无条件地给予来自或运往所有其他缔约国的相同产品”。这种多边的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条款，使双边关税减让谈判成果多边适用，要求缔约国之间的一切有形贸易，须在最惠国待遇原则基础上进行。它试图将所有缔约国置于“平等”地位，保证贸易机会均等，在同等条件下自由竞争。同时，WTO又规定了最惠国待遇的例外条款，第5款（b）项规定：“对自由贸易区或导致成立自由贸易区的临时协议来说，各成员方保持的关税及其他贸易规章，不得高于或严于该自由贸易区或该临时协定订立之前同一组成区现有的相应关税及其他贸易规章。”就是说，只要双边FTA的签定，不会导致双方对第三国的关税及贸易障碍增加，而只是双方之间贸易障碍更小，则不必适用多边最惠国待遇。这一例外条款，就使得双边FTA既有了存在的意义，又不会违背WTO的规定，而只是将贸易自由化的程度逐步地加深。我们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之所以要签订双边FTA，并不是说A国只想和B国自由贸易而不想和其他国家或地区自由贸易，而是各国条件有差异，同样的自由贸易条款并不适用于他国。事实上，由于经济地位和实力差别，最惠国待遇对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存在着很多不公平之处，总协定在消除贸易歧视方面远未成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双边FTA这种慎重的、有选择的当然也是非长期的差别待遇，并不与WTO的平等原则相冲突，它恰恰是一种在不平衡发展中寻求相对公平机遇的表现。

（二）新一轮双边FTA与WTO多边自由贸易目标的关系

双边FTA和多边贸易体制所追求的目标都是贸易自由化，只是所推动的层面和影响的范围有所不同。双边FTA是追求贸易自由化的一个阶段性选择，［2］它反映的现实问题是：WTO框架下的多边自由贸易进程无法满足各国和地区自由贸易的需要，因而追求贸易自由的国家和地区只好暂时从双边入手，其最终目的依然是实现WTO框架下的多边自由贸易直至全球自由贸易。双边自由贸易区作为自由贸易区范围最小的一种形式，常常是多边自由贸易的起始和“试验场”。［3］不断扩大和深化的双边自由贸易必将推动多边自由贸易更好地发展。随着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广泛实现，签约方会逐渐出现交叉的现象，即A国可能同时与B国和C国签订双边FTA，而B国和C国之间亦签订双边FTA，他们彼此之间所给予的优惠政策可能不完全一致，但随着自由化程度的加深，关税减让及其他贸易障碍的取消将趋于一致，当三国间的优惠政策相差无几时，则双边协订实际上实现了多边的效果，三国很可能取消双边协定，而形成一个新的多边自由贸易区。这种现象的不断扩大，必然是促进全球自由贸易的发展。而且，由于双边FTA的签订并不增加与他国的贸易障碍，所以贸易转移的损失并不很明显，而当事方之间更优惠的贸易条件则将创造更多的贸易机会，贸易创造的效果会非常明显，从而总体上推动贸易的增长。

（三）新一轮双边FTA与WTO多边自由贸易进程的关系

WTO框架下的多边自由贸易多是通过成员方达成一揽子协议实现的，仅有少数几个领域是通过达成诸边协议实现的，即成员方可以选择性地参与。由于涉及的成员方数量多，经济关系复杂，当有两个或几个成员方间存在显著矛盾时，多边协定的谈判就会很难进行。近年来，WTO框架下的多边自由贸易进程也因此变得越来越缓慢，多哈回合谈判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在多边自由贸易进程面临停滞的情况下，双边FTA却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当事方少，只涉及两个国家或超国家组织，双方又都是主动自愿寻求合作，既能充分体现双方的利益要求，又具有很强的决定能力，使得双边协议的达成和执行迅速而顺利。特别在消除壁垒、实施投资管理及市场监管等政策创新方面，双边FTA更比烦琐的WTO谈判快得多，涉及的领域及自由化程度都较传统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要广泛和深化，在实现自由贸易的时间上也比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更早，从而使双边自由贸易的进程明显超前于多边。一方面，这种超前本身就意味着自由贸易的进一步发展，除了两国彼此受益外，对其他国家也是一种示范作用，尤其当双边进一步扩展为多边时，可以将多边贸易也带入到更深层次的自由程度。另一方面，双边自由贸易广泛深入发展的同时，也为多边自由贸易积累了更多的经验，以便于更好地解决多边框架下的很多棘手问题，从而加快WTO框架下多边自由贸易的进程。

参考文献：

［1］高德步, 王钰. 世界经济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宾建成, 陈柳钦. 世界双边FTA趋势及我国对策［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4）.

［3］郑先武. 双边自由贸易：新世纪中国外贸政策新选择［J］.对外经贸实务，2003，（1）.

责任编辑：张旭

作者：邱嘉锋　顾丽娜

自由贸易区贸易与投资管理论文 篇3：

中国APEC战略大调整的鲜明特点

【摘要】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区域合作组织，APEC已经成为中国国际经济合作的主战场。中国积极推动APEC框架内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积极参与APEC的经济技术合作，中国的对外开放度和与世界经济融合度都日益提高。中国在APEC框架内推动对外开放的行动最终形成了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外部动力。中国2014年APEC战略体现了新时期中国的全面改革开放新战略，APEC战略与中国新改革开放战略高度一致。

【关键词】 北京APEC 改革开放 亚太合作

1978年中国确立改革开放基本国策以来，改革和开放始终是两个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贯穿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改革和开放的共同目标是发展，改革与开放互为基础，相互促进。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参与APEC的战略调整方向与中国改革开放基本战略方向高度一致。过去30余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渐进性的、摸着石头过河的，APEC战略则表现为应对性的和碎片化的。党的十八大宣布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的改革进入攻坚和顶层设计阶段；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也日益凸显大国方略，APEC战略则体现为由被动性向主动性转变、由应对性向引导性转变、由随同者向领导者转变。2014年APEC北京年，是中国APEC战略大调整的标志，也是中国进入全面改革开放时代的标志。

APEC已经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主战场和核心

WTO作为全球性的世界贸易组织，在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與投资便利化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长期以来，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主要通道就是加入WTO，并推动WTO内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WTO经历了1947-1973年的七轮谈判，在推动工业品贸易自由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很多商品实现了零关税。但在涉及农产品、服务业、非农产品准入、知识产权问题、与贸易有关的投资议题、竞争政策以及争端解决机制问题等方面都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多哈回合谈判于1986年启动，就上述几大议题上进行讨论和谈判。由于成员国之间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在世界经济萧条和调整中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成员国利益纷争激烈等原因，多哈回合谈判以失败告终。在WTO框架下推动全球自由贸易困难重重的背景下，各国都寄希望于多边和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双边自由贸易区和区域一体化成为推动世界贸易自由化的潮流。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中，多种多样的双边合作和多边合作成为主导。APEC就是中国推动多边合作的一个主战场。

APEC成立于1989年，是一个涵盖成员广泛（21个成员国）、较为松散、非机构化、以自愿性、渐进性和开放性为基本原则的经济合作组织，宗旨是推动亚太区域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加强区域内的经济技术合作与能力建设，构建推动可持续增长和发展的区域环境。为了实现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目标，APEC通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部长级会议、高官会、委员会、秘书处共同推动各项经济合作。在WTO机制遭遇困境的情况下，APEC成为亚太国家推动自由贸易谈判的重要平台。

中国与APEC成员的贸易与投资一体化程度很高。2013年，中国对外十大贸易伙伴中，除了欧盟与巴西以外，8个是APEC成员，中国与这8个成员的贸易额达到23707亿美元，占中国与前十位贸易伙伴国贸易总额的78.7%。2012年，在20个APEC贸易伙伴中，中国是其中12个成员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4个成员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是两个成员的第三大贸易伙伴。2012年，中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有80%来自APEC成员。2013年，在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中，APEC成员吸收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0%左右。APEC是中国参加的第一个区域合作组织，在APEC框架内，通过单边行动和集体行动，中国在关税减让、非关税措施削减、加快服务业开放、投资与贸易便利化等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并积极参加APEC的经济技术合作，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推动技术转移、人力资源建设、金融合作等方面做了很多重要工作。

中国提出了“APEC模式”：承认多样性、灵活性、渐进性与开放性，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协商一致、自主自愿的原则，促进单边行动与集体行动相结合。这一模式在1997年温哥华领导人宣言中得到确认。中国已经成为APEC成员中的核心之一。

中国APEC行动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发展

在APEC框架内，中国通过多种多样的单边行动、集体行动、双边行动和经济技术合作，推动了中国的对外开放和贸易投资自由化，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的经济改革。

中国在关税和非关税削减、服务业开放、投资与贸易便利化行动中，在进出口管理体制、外汇管理体制、金融监管体制、投资管理体制以及相关法律制度方面进行了大量改革，以满足中国推动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需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APEC内的规制合作成为中国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的外部推动力。APEC规制合作于2011年美国领导人会议正式提出，已经成为APEC合作的核心内容。规制合作，是指不同国家在双边、多边与区域合作层面为促进规则设计、监管、实行及事后管理的合作，并最终实现跨境规则趋于一致的、正式或非正式协议与组织安排。而规制合作已经成为美国主导的TPP与区域全面合作伙伴关系RCEP的重要谈判内容。这种规制趋于一致，涉及到我国经济与政治体制中的很多关键环节，也是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重头戏，涉及到经济、贸易、法律、金融等各方面的制度体系改革。扩大和深化APEC合作，积极参与规制合作，前提是推动我国在经济、贸易、法律和金融各种体制下的市场化改革，深化改革迫在眉睫。

规制合作也为我国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方向参考。在区域规制趋于一致的目标下，建立在各国基本国情基础上的各种规则安排便是规制合作的重要内容。在相关领域的改革中，我们便可以参考趋同的规则标准来推动变革。同时，在规制合作中我们也可以积极参与到国际规则制定中，并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挥主导作用。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和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可以成为很多APEC国家学习和借鉴的样板。中国改革模式在APEC框架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2014中国APEC战略集中体现了中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战略

2014年中国北京举办APEC峰会，成为中国APEC战略大调整的一个标志。中国APEC战略调整表现为：中国从一个参与者向一个领导者转变；从被动性和应对性向主动性和引领性转变；从规则接受者向规则制定者转变。一言以概之，中国开始了APEC会议中的大国方略。而这一大国方略与中国启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紧密相连，全面改革的大国战略与全面开放的大国战略环环相扣。

2014年APEC北京峰会启动亚太自贸区建设是APEC的一个历史性突破，也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外部推动力。

为了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动对外开放，应对新形势下的区域经济合作需要，我国去年启动了上海自贸区建设。上海自贸区建设是新时期深化改革开放的产物，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对外开放，需要在很多重大领域形成突破，破除现有制度障碍。上海自贸区是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实验区。一年以来，上海自贸区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经验，很多实验已经在全国推广，或者正在考虑在全国推广。上海自贸区也在加大实验的领域和力度，全面改革和开放的时代即将来临。十八大以来我国推动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中國改革速度的加快，为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奠定了基础。同时，深化改革也遇到一系列困难和阻力，通过加快对外开放步伐，由开放促进改革、消除改革障碍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历史使命。在这样的背景下，2014APEC北京会议提出启动亚太自贸区建设，并通过了亚太自贸区路线图。亚太自贸区建设，需要国内较高的市场化水平与开放水平相对应。启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将载入APEC史册，同时也将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带入一个新的时代。

互联互通是核心议题之一，即加强APEC成员之间的公路、铁路、航路、规则、机制的互通互联。会议提出，以惠及太平洋两岸成员为目标，以硬件、软件和人文交往三位一体为特征，积极推动制定《APEC互联互通蓝图》，为亚太长远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互联互通不只是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也是机制和规则的合作，是打破设施障碍、机制和体制障碍的重要举措。互联互通的建设中，我国必然要加快破除国内行业垄断，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撤出不合理行政审批事项，加大破除行业阻隔、区域阻隔的障碍，推动规则的区域趋同化与一致化。

应该说，2014年北京APEC峰会将APEC带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一个体现中国大国发展战略的时期，也标志着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与开放的新时代，一个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对外开放，实现中国梦的时代。

（作者为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南开大学国家经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参考文献】

①孟夏：《中国与APEC合作：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报告2014》，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

②戴金平、张成祥：《渐进式金融改革：发展与修正》，《南开学报》，2014年第5期。

责编/谭峰 美编/于珊

作者：戴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