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翻译民族文化论文

摘要：后殖民翻译理论关注不同民族，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权力不平等。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需要借助外译进行传承和传播。通过分析该外译活动的现状，以翻译策略、翻译内容、翻译主体与出版途径等方面为切入点，为少数民族文化在西方文化的霸权主义中争取生存权、话语权提供可行性建议。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典籍翻译民族文化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典籍翻译民族文化论文 篇1：

少数民族文化翻译中的意象重构与策略探究

【摘要】民族文化意象是民族文化特有的文化符号，蕴含丰富的民族文化，也可以说是民族文化身份的表征。在少数民族文化翻译过程中，民族文化意象的重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仅影响着民族文化的整体传播，同时也影响现阶段的民众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理解，基于此，本文从少数民族文化翻译中的意象重构的重要性入手，深入开展分析，明确其意象重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提出合理的策略，以供参考。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化；翻译；意象重构；重要性

【本文著錄格式】李海燕.少数民族文化翻译中的意象重构与策略探究[J].中国民族博览，2021，02（04）：132-134.

引言

文化意象是某种实物蕴含的特殊思想，在文学作品或者语言沟通中较为常见，代表着独特的文化意蕴。从本质上分析，文化与历史是文化意象的母体，由于母体不同造成文化意象不同，由此产生较多的文化意象，展现出独特的价值。文化意象是特定的民族或者群体在长期的生活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符号，蕴含着民族的智慧，也可以说是历史结晶，当人们对事物产生不同理解时，将赋予其独特的文化内涵，最终产生文化意象。

一、少数民族文化翻译中的意象重构的重要性

文化意象在民族文化、民族语言发展中逐渐形成，蕴含独特的民族意义，在相同的文化群体中，人们对于文化意象的理解呈现出明显的趋同性，因而人们在沟通交流过程中可以灵活利用文化意象来形成思想上的沟通，但对于其他文化群体来说，由于文化意象的影响将造成明显的沟通障碍。对于翻译来说，实际上是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通过不同的语言表达来展现出相同的意思，以帮助人们理解其蕴含的内容。但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不同的语言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表达的意思也不同，同时由于翻译者的主体性因素限制，必然会导致现阶段翻译与原文出现差异，不同的译者会翻译出不同的版本[1]。翻译者不能完全地翻译其信息内容，只能最大程度地促使其译文接近原文内容，实现信息的传递。民族文化意象的加工促使现阶段人们逐渐加强对意象的重视力度，从多个角度创新，正确地表达出文化内涵。例如，以某种花草为例，在日常生活中其花草单纯地作为观赏植物，而某些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将其作为一种寄托情感的物品，进而促使其蕴含特定的文化意象，表达一种爱情，因而展现出独特的文化意象价值[2]。

在现阶段的少数民族文化翻译过程中，文化意象的翻译重构展现出较为独特的意义，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从本质上分析，文化意象可以说是民族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每一种文化意象都是以文化为基础，是文化在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内容，由此可知在民族文化传递过程中需要明确重构因素产生的影响。第二，特殊的文化意象也是现阶段民族文化的重要表征内容，在民族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展现出独特的特点，蕴含着特定的民族文化内涵，被特定的民族成员所传承，因而在民族文化意象中只有合理地对其目的语进行翻译重构，才能保证其发挥出自身的作用塑造良好的民族身份[3]。第三，民族文化意象的翻译重构也影响民族文化的目的语，对于翻译来说，其主要的目的是进行文化传递，而民族文化意象呈现出明显的特殊性，利用特定的谚语、典故等进行意义传达，展现出独特的内涵，因而在翻译过程中，如果未能按照现阶段的实际情况进行处理，将可能造成其自身地表达出现与本体不合情况，影响文本的原本意义。第四，少数民族文化翻译主要目的在于宣传少数民族文化，促使其展现出独特的价值，因此应保证其翻译过程中合理地进行转换，促使现阶段的翻译与原文一致，表达出相同的含义，不会对人们产生误导，促使少数民族文化得以传承发展[4]。

二、少数民族文化翻译中的意象重构中存在的问题

实际上，受民族文化自身的性质因素影响，其民族文化意象翻译相对难度较大，其难点在于语言词汇的含义方面，需要进一步地进行控制，明确其呈现出的性质，针对性地优化，深入了解民族文化意象翻译过程中重构，以达到翻译的目的，但当前仍旧存在明显的问题，主要来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意象空缺较为明显

少数民族文化中其文化意象与目的语中还存在明显的意象空缺问题，以实际为例，现阶段少数民族文化中某种动物代表特定的内涵意义，但在其他的语言中却没有该内容，相同时动物没有特定的内涵，呈现出明显的文化意象。在云南彝族中，老虎是神圣的，其代表吉祥、幸福、神圣、威严、强大等。彝族史诗《梅葛》中便描写世间万物都是虎的化身，彝族居住地多以“虎”命名，也有部分彝族以“虎”为姓。而在英语中，单纯的讲解老虎是“tiger”，并没有表达出勇敢等内涵，如“The tiger’s backside shall not be touched” （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形成明显的意象概念，展现出不同性。部分特定的文化意象处于空白，进而在翻译过程中经常出现脱节情况，影响传统的民族文化意象情况，同时大众也难以理解其内容，造成民族文化发展受限，导致民族文化意象翻译中意象空缺较为明显[5]。

（二）意象相似较为常见

意象相似也是常见的内容，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民族文化与其他文化中相似的意象，甚至呈现出高度的相同性。例如，以英语与我国少数民族彝族为例，其二者的狐狸意象均代表着狡猾、奸诈的含义，二者的含义高度相似，同时也存在明显的相反情况。文化意象源自生活，人们经过不断的发展与探索逐渐形成文化意象，因而必然会呈现出明显的特点，因此在进行少数民族文化翻译过程中，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探索，做好文化意象分析，以提升整体的翻译效果[6]。

（三）意象喻体存在不同

少数民族意象喻体是指意象表达的载体内容，在实际地表达过程中，可能表达的意象相同，但却选择不同的喻体来进行描述。以实际为例，在少数民族彝族中，选择布谷鸟来表达人类的爱情，蕴含忠贞、美好等思想，汉语中则常常选择鸳鸯来表达爱情，同样表达美好的希冀，由此可以发现相同的意象喻体存在不同。在汉语中人们习惯运用一箭双雕来表达两种事情可以通过一种方式达成，在维吾尔族中同样具有该意象地表达语句，但人们将“雕”换成了斑鸠，表达为“一个土块打两个斑鸠”，在英语中则运用“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进行表达，其文化意象相同，但其意象的喻体存在明显的不同[7]。

（四）意象相反内容较多

文化意象中存在相似的内容就必然会存在不相似内容，甚至完全相反的内容，其主要的原因在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展现出的意象存在明显的差异。例如，在英语与我国少数民族维吾尔族文化中，其相反意象较多，以狗为例，在维吾尔族中，狗被认为是一种下贱的动物，暗含有讽刺的意思，如常常用来表达贪婪、低贱等，存在较多的语言来讽刺，如“野狗不管污秽”，而在英语中，则对狗进行正面的描述，人们对狗的描述集中在忠诚、可靠等方面，如“Better be the head of a dog than the tale of a lion”（宁为狗头，不为狮尾）常用来表达狗。

三、少数民族文化翻译中的意象重构的基本策略

少数民族文化翻译中的意象重构过程中，应明确其呈现出的性质，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处理，分析民族民俗文化的特点，探索其蕴含的意义，在翻译过程中蕴含的价值语言，以促使其翻译质量提升，重视语言的流畅性，满足实际的需求，准确的传达语言。针对现阶段的各项内容开展分析，明确文化意象的翻译策略重点，从其关键点位置来探索，解决传统民族文化意象中存在的问题，保证文化内涵得以真实地传递。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开展：

（一）直接进行注释

少数民族文化翻译中的意象重构过程中，可以根据其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明确文化意象与目的语文化意象存在的相似之处，探索其一致性，进而保证民族文化翻译过程中文化意象转换合理，灵活利用两种文化的意象接近优势来进行转换，促使翻译中民族文化意象直接为目标受众所理解，并在翻译过程中保留民族文化意象的真实内涵，以促使民族文化意象中蕴含的整体价值，打造全新的翻译模式。受不同的文化背景因素影响，由于跨文化因素的影响，现阶段的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意象必然会出现明显的不同，因而在翻译过程中需要深入地进行理解，明确其翻译的实质，以促使文化意象的内涵得到充分地表达，降低跨文化因素产生的干扰，避免出现文化亏损情况，以满足现阶段的发展需求[8]。例如，在少数民族文化翻译中的意象重构过程中，可以针对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创新，针对性地进行控制，在直接转换的翻译策略下融入全新的内容，附加意象注释思想，可以通过该方式促使文化中蕴含的知识合理的向读者传递，以实现整体的转换。以实际为例，在蒙古语中，马具有较为独特的文化意象，可以合理对其文化意象进行翻译，与草原中的马存在明显的不同，草原中的马蕴含的文化多数为农耕意象，在转换过程中通过直接注释的方式可以帮助人们理解，深入了解各项内容，以达到实际的目的，帮助读者深刻地理解蒙古族语言中的“马”[9]。

（二）选择相似物替代

对于不同的文化来说，文化之间必然会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在进行少数民族文化翻译中的意象重构过程中，应深入分析文化之间的同质共性，尤其是在相近的文化中，其意向会存在明显的差别，根据翻译的要求可以选择相似物进行替代。少数民族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同性，其蕴含的文化意象较为独特，但部分内容也呈现出明显的共通性，可以进行替代。以实际为例，在彝族中，通常用麂子来形容一个人胆小，在汉语与英语中，则常常选择老鼠来形容一个人胆子小，如“胆小如鼠”，在该背景下，可以针对实际情况进行选择，为保证文化意象替换的合理性，可以选择相似物替代其物品，以保证民族文化意象正确地表达。在文化意象的替代过程中，应注重文化背景的分析，保证其符合民族译本的文化内涵，可以帮助读者对文化意象进行理解，促使其民族译本的内容信息准确地表达，展现出独特的文化内涵，引导读者通过文化意象的理解来探索文化，分析文化本身的意义，形成最标准的意象，提升文化意象的适应性，满足实际需求[10]。

（三）利用意象意译

在跨文化背景下，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较为凸显，以民族文化为例，其部分民族文化的意象与其他文化的意象可能存在明显的相反情况，如果未能明确该因素的影响直接进行翻译，将造成整体的翻译质量降低，甚至出现翻译错误情况，影响整体的文本价值。因此译者可以根据意象意译，明确目标语的意思，分析其文化感受，探索现阶段两种文化翻译是否相同，以保证翻译质量。以狗为例，在翻译过程中可以灵活运用意译的方式进行表达，选择合理的词汇进行表达，针对性地分析其内容，以保证其合理性。具体的意象内涵在选择中可以利用合适的文化词汇来替代，从民族意象的意义、情感等角度入手，深入开展分析，明确其蕴含的意义，探索现阶段的整体价值思想，分析目标语在读者接受的情况下选择合适的词汇进行转换，这一策略的替换可以促使现阶段的翻译更为完整，以提升整体的翻译效果，消除文化语言之间存在的冲突，以满足实际情况。此方式有助于消除现阶段存在的矛盾，注重文化内涵探索，通过译入语进行探索，最终寻找出替代的文化意象，达到翻译的目的。

（四）运用加词补充

在少数民族文化翻译中的意象重构过程中，可以选择合理的加词补充方式进行翻译，例如在某些民族文化意象与译入语中，应明确其文化意象中存在的不同，按照民族文化意象进行直译，可能造成明显的内涵传递不精确情况，可以进一步地进行优化，利用加词补充方式进行翻译，对相关文化意象开展分析，可以注重文化意象地融入，保证其实现异化翻译，融入文化内涵，实现全面的传递，注重译入语的文化理解，在翻译过程中适当地融入补充词汇，以保证整体的翻译质量。与此同时，针对现阶段的民族文化意象进行准确的相对性分析，保证其易于理解，在文化中形成特殊的意象，将原本的内容转换为人们理解的内容，以满足现阶段的需求。例如，以我国的土家族为例，在土家族文化中，鸡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人们将其认为可以沟通神灵的媒介，在翻译过程中如果未能合理地进行注释，将可能造成理解错误情况，出现翻译丢失，与原有地表达相背离，而如果进行合理的注释，则可以促使其传达的意义更为精确，满足人们的需求。

四、结论

综上所述，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少数民族文化翻译中的意象重构逐渐加强重视力度，可以进一步地开展创新，明确其文化意象呈现出的特点，针对性地进行分析，选择合理的方法进行转换，促使其翻译重构中的问题得以解决，实现文化的精準传递，强化翻译方法，根据民族文化意象的内涵来为人们提供准确的译文，达到翻译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孟容静.交际翻译理论视角下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景观外宣翻译研究[J].大众文艺，2020，15（18）：142-143.

[2]王玉兰.少数民族题材小说中的文化负载词翻译解读——以《额尔古纳河右岸》为例[J].海外英语，2020，15（15）：200-201.

[3]潘玉姝，霍中惠，赵立伟.异化翻译观下的鄂伦春民俗文化翻译与传播[J].边疆经济与文化，2020，15（6）：107-109.

[4]邓程芳.跨文化交际视角下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翻译探究——以“跳菜”为例[J].长江丛刊，2020，16（10）：38-39.

[5]王春凤.“一带一路”背景下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传播与翻译课堂教学研究——以鄂伦春族为例[J].高教学刊，2020，15（5）：13-15，18.

[6]樊艳兰.广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竞技体育项目英译策略探究[J].体育科技，2020，41（1）：72-73，76.

[7]刘唱，闫一亮，徐思鹏.“文化翻译”观视域下的赫哲族民间故事外宣翻译[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0，4（4）：81-82.

[8]王心月.文化翻译观视角的民族文化意象英译研究——以湘西土家族《梯玛歌》为例[J].现代交际，2020，15（2）：70-71.

[9]莫婉妮.民俗文化外宣翻译与文化身份的塑造研究——以广西少数民族为例[J].中国民族博览，2020，15（2）：124-125.

[10]李昊邈.“目的论”视角下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翻译策略——以达斡尔族乌钦体民间叙事诗《少郎和岱夫》英译本为例[J].百科知识，2019，15（36）：11-12.

作者简介：李海燕（1978-），女，彝族，云南石屏，硕士研究生，副译审，研究方向为彝语文翻译、研究。

作者：李海燕

典籍翻译民族文化论文 篇2：

后殖民视域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外译现状、策略、途径及出路

摘 要：后殖民翻译理论关注不同民族，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权力不平等。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需要借助外译进行传承和传播。通过分析该外译活动的现状，以翻译策略、翻译内容、翻译主体与出版途径等方面为切入点，为少数民族文化在西方文化的霸权主义中争取生存权、话语权提供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后殖民翻译理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外译

1. 引言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5个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极富特色的文化，与汉民族文化一起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1999：1）。继承和发扬少数民族文化，使其成为世界多元文化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文化战略研究的课题之一。国务院《少数民族事业“十二五”规划》赋予了少数民族文化参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扩大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交流与合作，打造一批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交流精品，发挥少数民族文化在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中的重要作用”。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党的十八大提出“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战略部署。其核心策略为发掘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文化文本的魅力与价值，将其用外语译介到世界各地，不仅提供不同于主流文化的认识世界之视角，更重要的是，逐渐改变该部分在对外文化传播与研究上的边缘化态势，从而抗衡全球化所造成的英语文化霸权主义。本文将探讨中国文化，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外译的现状，并从后殖民的视阈去寻求合理译介途径与策略。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外译”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即将文本从汉语或少数民族语言译成英语或其它外语，并在国内或国外公开出版发行的翻译行为。

2. 后殖民翻译理论简述

千百年来，古今中外，翻译的理论研究颇多，后殖民翻译理论属于后起之秀。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崛起的一种解构性理论批评话语，它源于后殖民批评理论。“后殖民理论”（postcolonial theory）与“后殖民批评”（postcolonial criticism）这一术语经常互换使用（陈厚诚等，2000： 509）。它首次将西方对东方进行文化殖民的事实及后果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 将研究重心从文本形式转移到文化政治批评上来，显示了西方当代理论批评在“后现代主义”之后的一种新动向（李红满，2003： 8）。所谓后殖民，简言之就是文化殖民。19世纪的帝国主义殖民是以枪炮为后盾的军事殖民，通过对落后国家的侵略，完成其经济与政治的殖民任务。20世纪以来，虽然许多殖民国家相继独立，国际关系发生重要变化，但原宗主国与殖民地民族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悬殊的国际经济地位、差异的政治体系及不同的文化传统，使得双方依然存在一种内在的张力。它表现为文化的博弈，是一种文明进程的殖民。虽然殖民的策略和内容改变了，但殖民本质未变。后殖民理论打破学术界孤立的学科分野，利用人类学，社会学，性别研究，族群研究，文学批评，史学，心理分析，政治科学和哲学理论来探究纷繁的文化文本和实践，创建了文化批评的新范式。

传统的翻译研究基本由“忠实”、“准确”等观念所主导，以语言分析和文本对照为主，局限于微观的静态语言转换机制，假定不同的语言系统存在理论上的等值。而后殖民翻译理论则从后殖民视角分析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翻译行为，重视隐藏在译文背后的两种文化之间的权力争斗和权力运作，认为不同文化间存在着权力差异（power differentials），即“所谓后殖民图景指的是百家争辩，竞相解释或描述存在于不同民族、不同种族和不同语言之间的不对称和不平等的关系。……作为一种实践，翻译建构了殖民狀态下不对称的权力关系”（Niranjana， 1992： 1）。

同时，后殖民翻译理论家们还关注翻译与帝国、翻译与文化身份、翻译与殖民主义霸权的历史共谋关系等，其研究目的是消解“中心”和“权威”，提倡多元文化，把东西方之间的关系从对抗发展为对话。

3.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外译现状

翻译的本质为文化交流，而当今世界的文化交流并不平等，主要表现为西方国家把自己的文化强势地输入到第三世界，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文化则很少流入到对方领域。在所有民族语言中，英语为翻译最多的语言。据统计，在1984年，共有22，724种英语书籍被翻译，而同年只有839种西班牙语书籍，679种匈牙利语书籍，536种阿拉伯语书籍，204种日文书籍，163种中文书籍被翻译（Venuti， 1995： 14）；英语书籍输出与中文书籍输出比为139.4：1。这与英语的霸权地位和英美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密不可分。自“二战”以来，各国出版社都大量翻译出版各类英语书籍，使英美文化在全球范围快速扩张。然而，这种单向失衡的翻译流量也造就潜在的不良后果，即“英美出版业通过把英美文化价值观强加于大量外国读者群而获取可观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在英美制造了一批文化视野狭窄、强蛮霸道的单语读者”（Venuti， 1992： 6）。

近二十年之后，这种不平衡的状况并未得到改观。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的世界书籍翻译数据库（UNESCO Index Translationum），至2016年，英语翻译至其它语言的数量为1，265，754，由其它语言译入英语的数量为164，504，译入与译出比为7.69：1；而汉语翻译至其它语言的数量为14，070，由其它语言译入汉语的数量为63，123，译入与译出比为1：4.49，英语译出书籍的数量仍是汉语译出书籍的89.97倍（见表一）。在中国，西方文化的霸权主义地位显而易见。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MIT Media Lab）基于此翻译数据库构建了一个全球语言网络结构，计算出每种语言的特征向量中心性（Eigenvector Centrality），可简单理解为“语言中心性指数”。从排名上看，英语第一，汉语第二十，差距似乎并不巨大；但是，在此全球语言网络中，英文是绝对的信息交互枢纽，中心性指数高达0.89803531，而中文的中心性指数仅为0.01396375，前者是后者的64倍，说明中文依然处于边缘位置（见表二）。此外，中文与英文、日文互相翻译较多，与其他主要欧洲语言的翻译较少。尽管如此，中文在某种程度上也起到“区域枢纽”的作用，蒙文、藏文的翻译等高度依赖于中文（见表三）。

相较汉语文化对英语文化的后殖民地位，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与英语文化相比可谓“后后殖民”。以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传播方式——文学为例，国家新闻出版总署1995年起组织翻译的百部《大中华文库》（英汉对照）中未见少数民族作品；中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起出版的熊猫丛书有190余种，其中仅有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小说选，藏族作家扎西达娃《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被英译。另外，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马丽华的《藏北游历》，分别有相当篇幅介绍回族的宗教信仰与生活习俗及藏族文化，但此类作品占丛书外译数量的比例极其有限。

依据“中国文学外译书目数据库”及“中国作协编辑并资助翻译和出版的书籍目录”统计，2004年以前，进入外国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仅有九部，其中，蒙古族历史文学长卷《蒙古秘史》，维吾尔族古典长诗《福乐智慧》，描写摩梭人生活的长篇小说《远方有个女儿国》，藏族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分别译入英语国家；拉祜族叙事长诗《牡帕密帕》也译成英语，但是在泰国出版。译成法语的有阿来的《遥远的温泉》，扎西达娃的《风马之耀》及《西藏：隐秘岁月》。乌热尔图的《琥珀色的篝火》译成日语。总计译入的国家不到十个。

2004年中国启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但2004年至2012年“走出去”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仅有10部中短篇小说集，篇幅所限，不一一列出，中国作家协会推动其进入韩国、俄罗斯、捷克、波兰和美国，只有一个为英语国家。此外，我国同期共输出版权19013种（不包括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 “走出去”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只占同期中国大陆版权输出的0.05%，且都为中短篇小说，体裁单一（魏清光 等，2016： 110）。

除了国外出版，国内出版社也出版了一些少数民族文化英译作品。以民族典籍为例，如彝族《阿诗玛》，藏族格言诗，蒙古族《江格尔》，壮族《布洛陀》，土家族《摆手歌》，达斡尔族《少郎与岱夫》，赫哲族《伊玛堪》等，为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对外传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另外，国内出版社也纷纷出版介绍少数民族衣食住行等方面的英汉双语读物，英语基本为汉语内容翻译而成，可惜翻译质量平平，笔者将另文分析，不在此赘述。

总的说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外译的现状已有改进，但相比西方文化对中国市场的外译而言，数量较少，也缺乏在西方世界极富影响力的外译作品，仍处于明显弱势的后殖民状态。

4. 后殖民视阈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外译的策略与途径

4.1 翻译策略

归化与异化之争，由来已久，可将其视为意译与直译争论之升级版。直译和意译只是语言层面的讨论， 而异化与归化则将其提高到文化、诗学与政治层面。受韦努蒂后殖民理论中“贬斥归化，标举异化”之思想的影响，国内研究者也赞成在民族文化外译中多采取异化的方法（孙致礼，2002： 40）。而另一种声音为“越来越多的译者意识到：异国情调的内容只有通过归化的语言才能传递出来，并最终被目的语文化读者所接受”（贺桂华，2015： 91）。

按照后殖民理论，在殖民意识形态中，被统治的“土著人”是落后而未被教化的。去殖民化或解殖民化（decolonization）即意味着在摆脱殖民状态的同时，逐渐抛弃殖民主义的文化入侵，将其融入到彻底转型后的社会形态之中（Robinson， 1997： 115）。但是，解殖民化的过程极其复杂，借助翻译策略的文化社会功能来颠覆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并不是归化異化非此即彼那么简单（王东风，2003： 5）。一般认为通常的做法是：“绝大多数译者在将外语译成本族语时，几乎都毫不例外地要对译文做归化处理，而将本族语译成外语时，情况恰恰相反--异化的成分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许建平、张荣曦，2002： 37）。

可实际上，其翻译策略的选择并非如此僵化。就少数民族文化外译而论，首先可参考汉语典籍外译的例子来分析。《水浒传》的赛珍珠译本，主要采用“异化”策略，如在小说开头，中间和结尾都将原文固定的话语模式如“话说”、“且听下回分解”等进行异化翻译，让西方读者了解这一陌生文学范式的存在，同时四字成语的翻译也是尽量保留原汁原味，例如她将“搬东挪西”译为“moving east or west”；“江湖好汉”译作“a good fellow of the rivers and lakes”；其翻译被国内译界普遍认为是误译，死译；但在文化空缺词上，赛氏又采取了归化的方法，例如“干娘”译为“foster mother”，“太岁”译为“devil”等。（张志强，2010： 47）。此译本在美国颇为畅销，登上美国权威“每月图书俱乐部”，受到西方读者欢迎。这种异化为主的翻译，给西方文化注入新元素，使西方读者阅读的英语文本具有“陌生化”意义，译文掺入了殖民地的异质文化成分，使殖民者文化变质走样，有助于弱势文化最终获得自身的合法性。同时，这样的译文有助于增强读者的文化差异意识，有利于不同文化间的良性对话。

就另一经典著作《红楼梦》的翻译而言，普遍性观点是霍克斯译本和杨宪益、戴乃迭译本比较来看，杨戴译本多取“异化”方式，尽量保持原语文化的异域特色；霍译则归化的成分更多一些， 语言形式和比喻形象更接近译文文化（冯庆华，2008： 334），但有学者通过对翻译文本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结果表明：杨戴译多采用异化一归化连续体两端的译法，而霍译本多采用适应读者的折中译法。其分析，杨译的两极倾向与杨氏夫妇不同的翻译思想有关， 而霍译所采取的既要传达原著的一切又要为读者着想的折中译法也与其归化翻译思想有关（海芳，2003： 102）。比较而言，在国内备受推崇的杨戴译本在英语世界竟颇受冷落（江帆，2014： 3）。所以，如果一味迷信韦努蒂所谓的抵抗式翻译（resistance），而号召译者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向英美读者输入充满语言文化价值差异的异国文本，以抵制和纠正被同化策略所助长的霸权意识，却也许会导致弱者的声音被强势的文化认为听不懂而拒之门外，更失去对强势文化产生些许颠覆的可能。

因此，从事少数民族文化外译的译者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操纵翻译的异化与归化策略，以达到在目标语文化获得话语权利的目的。影响其翻译策略的主要有译者双语文化修养，文本类型，读者因素，文化距离等。

篇幅所限，在此以读者因素为例，讨论一二。如理雅各英译之《中国经典》 。其特点为异化翻译为主导，主要表现为：1）采用尽可能小的翻译单位， 甚至逐字翻译， 以期尽量体现原文的语言形式特点， 包括语法特点；2）尽量以直译或音译方式传达富于文化内涵的字词，并详加注释； 3）尽量保留原文的修辞格；4）凡经义中所有而经文中所无， 翻译时为方便理解而作的文意补足均以斜体字显示， 表明是译者的增译；5）详加注释。注释的篇幅远远超过译文本身（王辉，2003： 39）。此译本在西方社会的接受效果为一般读者不欢迎， 但专业读者至今仍将它视为典范（岳峰，2004： 28）。

再如《蒙古秘史》外译，这是一部反映13世纪中叶前蒙古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巨著，其有若干英译版本。柯立甫译本目标读者为专家学者，其翻译策略为尽可能保留原语的句型和句序。对比原文与译文，除英语和蒙语中动词位置差距太大无法保留外， 译者基本上完全沿用了原文的句型和顺序，属于字比句次的对译，这无疑是异化的译法。此外，该版本采取圣经式古体风格，加上大量注释、索引及译者评论，使译文在可读性上大打折扣，对一般读者而言晦涩难解。但此版本极富学术价值，在西方是一部里程碑式译著，甚至因此而产生专门的“秘史学”（邢力，2007： 161）。而另一罗依果译本，目标读者为普通读者，对于这部民族典籍中大量的蒙古民族所特有的专有名称，考虑到其对读者过于陌生，译者主要采用删减、淡化与置换等归化手法，以确保译本的可读性。在通俗化的同时，罗依果坚持译本的学术品位，在众多脚注中提供直译译文，使译本的通俗性与学术性相得益彰（邢力，2010： 153）。因此如果读者是专业学者，汉译英中异化的翻译策略正符合其鉴赏水准；而针对普通读者的外译则可以归化为主，辅以异化，促进其对作品的广泛接受。

这种归化与异化之间的适时转化，为属于“后后殖民”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外译提供非常有益的借鉴，也使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在本族文化译入到外族文化的过程中，不要一谈到归化策略，就武断地称其为“欧洲中心主义”的体现。对归化绝对地排斥，看似保卫民族文化，其实是一种“民族自卑”的表现。在现今东西方话语交流仍极不平衡的情形下，恰当的归化，或归化与异化的有机结合，是为了让西方文化具备接受异域文化的可能，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总之，在后殖民视阈下，语言形式或价值取向的归化或异化都会向目标语文化输入一种文化他性（otherness），都是一种文化侵略，只是由于异质成分的输入量和针对的目标文化不同，所形成的影响力或大或小。而且这种归化与异化结合的做法正与后殖民翻译中的“杂合”理论不谋而合。

4.2 翻译内容

中国有上下五千年历史，少数民族众多，外译文本的挑选需要慎重。文化的范畴很广，外译的对象多以文学作品为主，这是由于文学作为民族文化身份的凭证，比一般文献更具文化价值。民族典籍对传承中华文明发挥着重要作用。王宏印指出：“我国原来的典籍翻译范围有偏差，以汉族和汉语文化典籍为主，对少数民族的典籍关注不够，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一些纠正。民族典籍的翻译，将会大大促进翻译的理论研究和多语种，跨文化研究，对中华民族各民族的大文学，大文学史的重写也将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王宏印，2015： 61）。有人担心，欧美读者是否愿意阅读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典籍译著，以美国亚马逊图书网为例，西方读者对《道德经》、《三国演义》、《孙子兵法》等译著颇感兴趣，购买后也会留下详尽的评语供其它读者参考（陈梅，2011： 97）。正如陈平原所言“东方与西方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民族传统，因而产生不同的文化需求。在东方走向西方与西方走向东方的历史过程中，双方吸取的可能是对方发展中的现代文化，也可能是对方已经扬弃的传统文化”（陈平原，2003： 326）。

上世纪80年代起，国家民委组织了抢救少数民族古籍的工作，收效卓著。除了藏族《格萨尔》、蒙古族《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玛纳斯》中国三大少数民族英雄史诗，如《阿诗玛》（彝）、《创世纪》（纳西）、《娥并与桑络》（傣）、《布洛陀经诗》（壮）、《指路经》（彝）、《苗族古歌》（苗）、《密洛陀》（瑶）、《古谢经》（布依）等均被整理出若干多民族文字版本（梁庭望，2001： 97），为其外译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这些经典少数民族典籍的价值得到发掘，其文学丰富的内涵不仅在中华文化中被重视，也应通过外译在世界文化版图中占有重要地位。

除了民族典籍，中国的现代少数民族文学也发展迅速。端木蕻良、李乔、李准、玛拉沁夫、张承志、陈村、阿来、扎西达娃、吉狄马加等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都在中华文化中熠熠生辉。译者可以先选读这些作家的经典作品，或凭借个人喜好，或审视其意识形态，将合适的作品译介到西方文化中。另外，许多知名汉族作家的作品也有浓厚的少数民族文化烙印，例如沈从文湘西文学。他的作品已经取得较好的译介效果，其作品在欧美国家经久不衰，其中最著名的湘西民族文学小说《边城》被译为英、法、德等9种文字，在欧美 11个国家畅销。由杨宪益、戴乃迭选译的《湘行散记》，向西方读者展示了原生态的湘西民族风情，堪称经典之作。再如葛浩文翻译的姜戎作品《狼图腾》，也因深刻刻画蒙古族的狼图腾信仰而引起西方读者关注。所以挖掘汉族作家中极具少数民族特色的作品进行外译，也可算是另辟蹊径。

此外，“中國文学走向世界，不仅仅是文本的翻译与出版的问题，还要关注新技术对于文学传播所起的特别作用，调动各种媒介手段，形成各种媒介的互动。如小说改编的电影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进程中就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有力地促进了小说在域外的翻译、出版和传播”（高方 等，2011）。这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跨文化传播同样有借鉴意义。

后殖民主义最根本的立场与视角，是东西方文明关系问题，或者说是跨文明研究问题。跨文明研究也就是一种强调对不同文明之间的异质性的研究，其最终目的是追求在不同文明的异质性基础上产生的一种互补性。这种对文化之间的异质性和互补性的追求，使得少数民族文化外译成为后殖民语境下的弱势文化彰显自我文化身份、参与文明对话的重要手段；通过外译“以求在世界文化对话中，讲出自己独特的话语”（唐艳芳，2009： 99），也正在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应对全球化时代文化普遍主义冲击的自觉选择。

4.3 翻译主体与出版途径

按不同翻译方向，翻译可分为“顺向翻译”和“逆向翻译”。前者指译者从他族语/外语译入自己的母语/常用语；反之则为“逆向翻译”。一般来说，译界推崇前者，因为一个人外语再好，也好不过他的母语。所以，优秀的中国文化外译作品往往是由精通中国文化的国外汉学家或具有双语生活背景的作家如林语堂、赛珍珠等完成。但他们的数量毕竟极其有限，产出自然有限。少数民族文化外译面临的困难更大，因为国外懂少数民族语，了解少数民族文化的译者更是少之又少，基本属于少数民族语言译为汉语再译为外语的“间接翻译”而非“直接翻译”。而在失衡的文化交流中，西方人“从未停止在其他文化不在场的裂谷里填上自己的文化”（法侬，1999： 32）。而作为弱势的第三世界， 如果在言说自我的同时还举棋不定，那么，作为强势的第一世界， 是不会主动把你推到“中心”位置的（柳林，2007： 29）。所以，“本土模式”虽然不是最佳的选择，但这是本土学者应勇于承担的文化责任。本土译者通过出国进修，坚持英语写作与翻译，以及广泛阅读，能达到较高的外语水平。同时集合众人之力，努力提高译介作品质量。一部精品的问世，需要具有语言学，人类学，民族学及翻译学视野的国内学者协同合作，初稿完成之后，再交由国外学者负责译文的润色及修改。此外，建立少数民族文化翻译人才库，收集相关人才的学术信息，合理搭配组合，逐步形成少数民族文化外译的固定团队，以摆脱第三世界文化资源只能接受第一世界文化资源的被动局面，促进世界民族文化多元互补。

此外，我们还需从市场，赞助人等角度来考虑少数民族文化外译。不同体制的国家的文化传播途径各不相同，面对国外，就必须熟悉国外出版发行体制的惯例，习惯其操作流程，如经纪人、代理机构等。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译介和传播鲜有外国主流出版机构的参与。在美国，中国文学的译本多为大学的馆藏图书，而在商业市场缺乏销路。在目前阶段，中国图书的对外推广多基于政治因素而非市场因素。但若想改变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失语症”的现状，反对西方文化霸权，后者必须受到重视。

最后，还可利用赞助人的力量，通过文学批评、译本评论等形式加强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美学独特性的阐释，以期影响甚至改变英美读者单一的审美视角。美国知名文学杂志《今日世界文学》曾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推出中国当代文学专刊，邀请国内外评论家向美国读者推荐中国当代作家，并刊发中国作家的一批最新诗作。杂志还通过文学评论对中国文学进行文化价值的再阐释，让英美读者认识到中国文学独特的美学价值。这有助于扫清英美读者的阅读障碍，增加中国文学的审美价值（耿强，2010： 86）。这些举措都为少数民族文化外译提供可模仿的范本。

5. 结语

今天，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异质化之间的紧张关系。前者的实现是以牺牲后者为代价。为对抗西方文化全球化的统治力量，我们必须争取以文化平等为立场，去诉求异质文化的特殊权利。文化差异性与多样性的保存与人类文明的未来密切相关。

中国文化外译任重道远，而处于西方话语、汉语话语、精英话语三重话语霸权下的少数民族文化外译面临更多艰难险阻。应根据翻译文本的特性，摒弃归化与异化二元对立的翻译策略，利用文化自觉主动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文本，与国外出版社与国外学者精诚合作，建立人才库，重视专业翻译人才的培养，为少数民族文化在多元文化语境下争夺更多的话语权。虽困难重重，但我们也应充满信心，因为少数民族文化“多维厚重的中华人文精神超越了单维度、平面化的西方启蒙理性与功利主义，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有着深长久远的价值，对西方近代文化的缺失有补偏救弊之功”（郭齐勇，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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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Chinese Ethnic Minority Culture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The Current Situation， Strategies， Approaches and Routes

CHEN Luoyu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Southern-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430074）

Key words：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Chinese ethnic minority culture translation

作者简介：陈珞瑜，女，湖北武汉人，中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汉语言对比和典籍翻译的研究。

通讯地址：武汉市洪山区民族大道182号中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邮编430074

E-mail：chenluoyu@126.com

（责任编辑：苏艳）

作者：陈珞瑜

典籍翻译民族文化论文 篇3：

民族语文翻译工作在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探析

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提出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目标与任务，对我国民族文化发展、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的实施提出了要求。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的合理化开展对文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只有高质量、高效化执行民族语文翻译工作，才能强化文化体制改革，创建完善的少数民族文化建设体系，借助相关的语文翻译工作提升文化发展水平，营造国家民族语言文化继承、推广与使用的良好氛围，促进文化更好地发展。下文论述民族语文翻译工作对文化发展的重要性，旨在为相关工作的有效实施提供保障。

一、民族语文翻译工作在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

目前，我国在法律制度中明确指出各民族都有使用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还成立了有关的文献翻译、编译的出版机构，如民族出版社、民族语文翻译中心等，并在政治领域提出了关于蒙古族、维吾尔族、朝鲜族、彝族、藏族、壮族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文件、语文翻译。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机关在开展日常工作的过程中，运用地方通用的文字，可以高效地推广民族语言文字。民族语文翻译工作具有各民族之间相互沟通与联系的桥梁作用、纽带作用，能够维护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地区的良好发展，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实施具有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民族语文翻译在文化发展层面也非常重要，尤其是相关工作机构整理翻译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可以收集整理优秀的民族语言文字作品，更好地进行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播。对少数民族的重要文献进行翻译，也能够促进文化事业的良好发展，通过民族语文翻译来提升语言文字事业的规范性、标准化程度，拯救少数民族濒危的语言文字，创建相应的数据库系统;合理进行翻译的教育培训，发挥民族语文翻译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除此之外，我国在民族语文翻译的过程中，支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新闻出版机构的发展，能够更好地开发与民族语言文字相互联系的文化产品，保护少数民族的古籍文化资源，对于传承与弘扬我国各民族优秀文化具有重要作用，具备较高的文化价值。

由此可见，民族语文翻译工作对于文化发展非常重要，有关工作部门应予以重视，在自身工作领域中深入研究如何开展民族语文翻译工作，不斷提升各项工作的效果和水平，开阔文化视野。

二、民族语文翻译工作中文化发展重要性的发挥措施

（一）强化文化体制改革

近年来，我国民族语文翻译工作实行的文化体制主要是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管理两种体制。其中，公务员管理体制是民族语文翻译工作中政府机关翻译处等相关工作机构，从业人员一般属于公务员身份，需要进行党的政策、国家方针战略的翻译;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则是相关翻译机构中从事民族语文翻译的工作人员，从业人员有事业编制和技术职称。在目前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的环境下，民族语文翻译工作机构很容易出现体制改革方面的问题，为保证有关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的有效开展，发挥其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应该加大文化体制的改革力度，全面落实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目前，部分工作人员和研究人员将民族语文翻译工作当作自身的职业和爱好，当作实现工作价值的主要桥梁，这也是文化工作专业化发展的主要表现。

但是，当前文化管理体制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如缺少统一性的管理体制、人才流失严重等，不利于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的合理落实。一般来说，文化事业单位所实行的管理体制给予民族语文翻译工作人员的福利待遇水平较低，与公务员管理体制相比，薪资待遇水平低的问题更为突出，如果只强调有关工作的重要作用，只凭借理想、宣传，很难保证工作的顺利开展。因此，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应结合民族语文翻译的特征，改善有关的管理体制，尽可能加大资金的投入量，提高人员薪资待遇水平，在满足人员基本薪酬需求的情况下，促使其积极参与到民族语文翻译的工作中。强化对人员的教育培养，提升人员的职业道德素养，开展相应的职业培训活动，让工作人员能够意识到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的重要意义，付诸努力进行长时间的学习并且积累经验，在思想教育的帮助下形成奉献精神、敬业精神。对于民族语文翻译工作来讲，薪资待遇始终有限，就算体制改革提升了薪资待遇水平，也无法大幅度提高人员的工作效益。所以，相关工作人员还需具有一定的职业道德素养、职业理想意识，在现代社会环境中意识到自身工作的重要意义，认真负责执行任务，不断增强各项工作的开展效果。无论采用公务员管理体制还是应用事业单位管理体制，都可能会出现问题，所以，应该结合实际情况，引导从事相关民族语文翻译的工作人员理清自身的思路，按照工作特点完善相关的工作模式和计划，在动态化平衡的同时，不断提升民族语文翻译工作效果和质量。

（二）强化少数民族文化建设

少数民族文化属于我国文化事业中较为重要的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近年来，党和国家不断提高对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重视程度，已经开始着重进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保护、推广与使用，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良好建设。例如，在有关文件中指出促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标准化与规范化，支持新疆地区、西藏地区、内蒙古地区出版印刷并且发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版物，设立专项基金为工作的实施提供帮助。同时，党和国家也开始重视少数民族古籍方面的抢救处理、搜集处理、翻译处理与保护，通过民族语文翻译来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的环境中，为了充分发挥民族语文翻译的文化功能，应加强少数民族文化的建设。首先，为了促使少数民族的文化繁荣发展，应对民族语文翻译工作进行合理的定位，将其作为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自由使用权、保护自由使用权的主要措施，彰显出一定的政治意义，体现出各民族平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维护各民族行使自身民主权利。需要注意的是，针对少数民族古籍的翻译和保护，应制定完善的民族语文翻译计划方案，在少数民族地区全面宣传汉文化典籍，大力开展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工作，促进各民族文化的良好发展。其次，应该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出发考虑民族语文翻译工作中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多数少数民族地区处于边疆地带，其社会和谐性与稳定性直接影响国家的安全性。近年来，部分跨语境的语言利用书籍形式、网络途径等渗透到少数民族地区，出现误导人们的现象，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民族语文翻译要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出发开展工作，进行优秀文化作品的翻译，包括书籍作品、网络作品与影视作品等，在丰富少数民族群众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同时，正确引导思想和舆论，从而维护国家文化的安全，促进少数民族社会的稳定性发展。最后，还应该结合工作需要，打造优秀的人才队伍。这就要求所有人员在执行任务、开展工作期间，都应该掌握有关的翻译学、语言学、民族学的专业知识，掌握民族语文翻译技巧，按照目前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的客观需求，建设素质较高、专业能力较强、具有一定道德素养的民族语文翻译队伍，确保工作的有效开展。同时，有关人员还需要具有民族文化的传承能力、保护能力和推广能力，在自身的职能工作领域中高效化、高质量执行工作，与当前的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相互适应，促进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的发展。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民族语文翻译工作对于文化发展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是推动民族文化与国家文化事业进步的重要举措。但是目前相关工作领域还存在文化体制不完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等问题，对其长远发展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民族语文翻译工作应树立正确的观念，改革、完善文化体制，着重开展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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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作者：李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