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典籍中的古代建筑文化论文

摘要：中国传统建筑环境观有着独特的理论体系。中国传统的时间文化、空间文化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对传统建筑环境观有着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人与建筑、自然三者之间关系的处理上，也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及观点。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先秦典籍中的古代建筑文化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先秦典籍中的古代建筑文化论文 篇1：

对语文教材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思考

纵观世界许多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的背后都有着强大的民族文化支撑力。中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力量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同头重视传统文化建设便理所当然。近年来，由于政府大力提倡和国家领导人的呼吁，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成为全民共识。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不仅仅是教育界的事，也是全社会的事；它更不只是语文学科的事，也是其他学科的事，尤其是历史、思品、社会等学科的事。当然，语文学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第一载体，因而，语文教材是这一教育的“主要责任者”。

一

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对传统文化教育进行了整体规划和分层设计，这给中小学语文教材中的传统文化内容编写以全局性和方向性的指导。从阶段性来看，小学、初中和高中三个阶段的教材编写各有侧重。一是教材编写目标：小学中低年级侧重启蒙教育，培养学生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感情；小学中高年级开展认知教育，引导学生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初中培养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引导学生认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高中引导学生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培养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心。二是教材编写熏点：小学中低年级，培育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亲切感；小学中高年级，提高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感受力；初中阶段，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力；高中阶段，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认识。三是价值观的引导：小学中低年级应引导学生孝敬、尊长、诚信、友善、礼义、谦让……小学中高年级，熏点引导学生理解他人和懂得感恩等；初中阶段，引导学生尊熏各民族传统文化习俗；高中阶段，引导学生深入理解中华民族核心精神和价值观。

教材编人的具体内容，三个阶段各有侧重。小学阶段主要有三类：一为诗词、寓言、传说、神话、成语故事、蒙学读物、简短浅显的诸子语录及古代其他名句等，以上均为古文形式而非白话翻译作品；二为古代历史文化名人故事，这些故事多从古代正史中来，经后人改编，文质兼美，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道德元素，充满正能量；三是反映传统节日、古代建筑、民间工艺、古代科技等内容的白话文课文。初中阶段，以适合诵读的记叙和抒情类文言文本为主，兼读传统文化知识短文。高中阶段，以古代文、史、哲经典为主（主要是表现儒道文化的根源性典籍三玄、四书、五经），尤以先秦诸子文和史传文以及唐宋名家诗文为主，其间编人更为系统的古代文化常识。本世纪高中课程改革开发的多种选修教材，如《先秦诸子选读》《中国文化经典研读》《<论语><孟子>选读》《<史记>选读》《先秦诸子百家名著选读》《中国民俗文化》等均属典型的传统文化教材，而如《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唐宋诗词选读》《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红楼梦>选读》等，也大都可用作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素材。因此，至少在高中阶段可借鉴现有材料，不必进行大规模的中华传统文化教材重建。

二

从语文教材建设层面看，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主要体现为显性方式和隐性方式。

显性方式就是加大现行语文教材中传统文化内容的分量，或者专门编写传统文化教材。

在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直接显现，就是增加古诗文的数最，重新调整文言与白话的比例关系。民国时期语文教材中的文言文占全部课文的比例，小学并无特别规定，初中一般为50%，高中一般为80%。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结束，文言文在语文教材中的比例时高时低，变动不居，不好统计。白改革开放以来至今三十多年，中学语文教材中文言文所占全部课文的比例，一般规定初中30%左右，高中接近50%。将来，这一比例应略有提高，至少应该保持，这样才能保证青少年传统文化学习的“基本口粮”。今后的小学语文，须以政府文件的形式，至少在课程标准中规定小学生古文学习的一定数量，并编人各套小学语文教材中。眼下看到可喜的变化，有的修订教材正尝试从小学中低年级起编人古代蒙学教材中的精华和其他简易浅显的古文名句，随着向中高年级的递升，不断加大古文的分量，至第三学段专设古文单元。这种尝试值得肯定，它将为初中和高中段学生阅读更多的传统文化名篇打好基础。

在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当下，为中小学生专门编写传统文化教材的声音响亮并次第付诸行动，就像台湾的高中必选课教材《中华文化基本教材》。这其实是在现行语文课程之外另设一门课程。对此，笔者认为要谨慎而行，尤其在义务教育阶段不可一拥而上。主要理南有三：第一，目前已开设的课程够多（不少地区学生每学期所修课程总计多达十几门），现在再增一门传统文化课程，势必加熏学生课业负担；第二，这门新设课程如何处理与现行语文、历史、政治课程的关系，尤其是如何处理与现行语文教材中有关传统文化内容的关系，是个相当棘手的问题；第三，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同在，如何析出适合少年儿童的学习内容而让他们身心受益，如何防止有人以传统文化为名行捞取名利之实而免使学生身心受伤，这又是一个难题。

所谓隐性方式，就是在教材不增加“量”的情况下，对现有传统文化内容的加强。这一点更为重要，也更为现实。众所周知，文言时代毕竟已成历史，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信息化全球化的今天，让青少年接受一种“死去”的语言并非易事。就是说，文言过多势必抑制学生的学习兴趣。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出版了一套重点高中语文实验课本，高一年级全部编排文言。据参与实验的不少学校反映，这样的教材固然文化含量丰富，但一个学年下来，教师教得吃力，学生学得痛苦。高中阶段尚且如此，义务教育阶段更是可想而知。

因此，在使现行教材中文言文比例调整至合理化的前提下，应更多考虑教材中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隐性方式。如在义务教育阶段尤其是在小学阶段，要加强汉字教材内容的编排力度，大力开发汉字背后的审美文化和民族文化，以培养学生对汉字的感情，让学生了解汉字，敬畏汉字，喜欢汉字，进而上升到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与民族文化的依恋感。在语文教材中认认真真落实“正确理解与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这一语文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语文教材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最重要最迫切的工作。与汉字文化教育相联系的是加强书法教材的编排。在重视书法教育加强书法教材建设方面，这些年已取得可喜的进步。一是修订后的课程标准和正在修订的教材中，书法欣赏与书法训练内容已得到大大加强。二是在政府倡导下，书法教材百花齐放，现已审查通过多套全国通用的义务教育阶段书法教材。

具体到教材中的一篇篇古文，该如何强化其中优秀传统文化的含量？一言以蔽之，应加强这些篇目中传统文化因素的析出与编排。我们知道，语文教材中的古文，在传统文化的哲学、政治、经济、科学、宗教、道德、文学、艺术、医学、农学等方面以不同方式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如：选自《论语》《孟子》等先秦诸子的课文与传统哲学有关，《答司马谏议书》涉及古代政治，《论积贮疏》涉及古代经济，《曹刿论战》《谋攻》涉及古代军事，《活板》《张衡传》涉及古代科技，《扁鹊见蔡桓公》涉及传统中医，《口技》《核舟记》等写的是民间艺术……编排这些课文，即可考虑在以前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突出相关方面的传统文化内容。最基本的做法，应当是在每一篇课文的基础上对相关传统文化内容进行归纳、提炼、概括、延伸，使学生对某方面知识南零散、肤浅、模糊的了解与认识，上升到较为系统、深入而清晰的理解。有时，一篇课文中即包含多方面的传统文化因子，如传统课文《林黛玉进贾府》，编者可从中析出屋院建筑、室内陈设、礼仪习俗、等级制度、餐饮文化、服饰文化等多方面传统文化内容并加以编排。通过具体课文进行散点透视式的传统文化教育是较为理想的方式。

三

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远不止是阅读编人教材中的那些古代诗文，还应包括系统掌握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了解中华传统价值观中的精华并加以践行。有人也许会说，这些内容不也隐藏在古诗文学习中吗？不错，但它们在课文中是碎片化的，不系统的，不完整的，因而不利于学生的传统文化学习由自发变成自觉。为此，可编写传统文化常识系列短文，设计相关体验活动，系统而有计划地编人语文教材。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包罗甚广，但至少应包括汉字文化、书法文化、节日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科技文化、医药文化、制度文化、建筑文化、艺术文化乃至哲学文化等。这类传统文化知识短文须由专家撰写，且应结合一套教材中关涉的相关内容，从课文中和生活中举例，以使师生感到亲切而熟悉。这类知识性短文，其实就像此前语文教材中的汉语知识短文，既有简明的知识介绍，也有生动的举例，当然还有训练。总之，此类短文要求写得通俗易懂，生动活泼，让学生易于接受。

传统伦理规范教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其中包括仁爱共济、自立自强、谦恭礼让、诚实守信、孝敬父母、尊师敬长、勤劳节俭、善解能容、和谐共处等，有人用仁义、礼、智、信、孝、忠、恕、俭、和十个字来概括。这些中华优秀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在现行中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文言课文中均有不同程度体现，如《三字经》《弟子规》《干字文》等有关做人做事的基本礼仪和道德规范，《论语》有关修身为学和思想行为的论述，《鱼我所欲也》中的舍生取义，《爱莲说》中的高沽情怀，《陋室铭》中的人格操守，《送东阳马生序》中的勤勉求学，《岳阳楼记》中的心忧天下，《陈情表》中的忠孝，等等。这些传统伦理教育不能停留在语文课堂的纸上谈兵，而要与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为此，可在语文教材中设计一些文化体验活动，如开笔礼、成人礼、拜师礼、拜月礼、祭祀祖先活动、经典吟诵活动、文化古迹参观活动、传统节日庆典活动等，使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到知行合一。

作者：温立三

先秦典籍中的古代建筑文化论文 篇2：

论中国传统建筑环境观的形成与发展

摘 要：中国传统建筑环境观有着独特的理论体系。中国传统的时间文化、空间文化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对传统建筑环境观有着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人与建筑、自然三者之间关系的处理上，也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及观点。它们之间合理、科学的联系就有着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如下：对于中国现代建筑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对现代中国城市规划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发展与繁荣中国传统优秀文化。

关键词：建筑环境观；堪舆学；时空；社会意识形态

建筑环境观就是人类对其生活环境以及人与建筑周边环境及建筑本身相互关系的基本认识，它体现了人类对生活环境的态度并制约着人类在建造建筑的行为。它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知识基础之上，因此随着社会与科学的发展而发展。

一、中国传统建筑环境观的发展概况

中国传统的建筑环境观有着悠久的历史发展历程。从上古时代就出现了相关的相地知识，这些知识是建筑环境观产生的前提。在远古时代，为了生存，古人就已学会“择地而居”，比如选择干燥、通风采光比较好的洞穴。这可以看作是一种选择有利生存环境的本能反应。先秦时期就有了相地活动，此时的盘庚、公刘、周公等人就有了实际的相地行为，但并没有系统的评价指导思想。

秦汉时期，阴阳、五行、八卦等概念及其简单理论已经出现，关于建筑环境观的堪舆术逐步开始成形。这一时期的著作《堪舆金匮》和《宫宅地形》成为传统建筑环境观的奠基之作。魏晋时期，建筑环境观念慢慢形成了理论体系，并产生了像管辂、郭璞等堪舆宗师，他们将相关的建筑环境观念运用到相宅相地的实践活动中。这一时期，郭璞所著的《葬书》成为堪舆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开创了中国传统建筑环境观的新局面。自此以后，以堪舆学说为基石的建筑环境观开始了广泛的传播，并流行于建筑活动中。

到了隋唐两朝，相关的建筑环境学说有了新的发展，并出现了《相地要录》、《宅经》、《五行大义》等理论学说。作为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朝，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各种学术广泛兴起。在此期间，建筑活动最突出的表现便是《葬书》的流行以及罗盘的广泛使用；浮屠泓、杨筠松、丘延翰、曾文遄等一大批堪舆大师也进行了频繁的实践活动，丰富了堪舆学的理论体系。但是，随着堪舆学的发展，一些封建迷信思想和活动纳入其中，到了五代十国，原本的堪舆术蒙上了许多迷信色彩，这也使得后世对堪舆学的科学性和迷信成分真假莫辨。两宋时期，堪舆活动颇为盛行，出现了许多名师和著作。堪舆大师如赖文俊、傅伯通、张鬼灵、蔡元定撰写了一批堪舆文献。

明清时期，堪舆学的发展到了一个鼎盛局面。堪舆学出现了一个重要支脉——玄空学。这一学派产生了两个巨匠，一位是明末清初的蒋大鸿，当时被称为“地仙”，著有《地理辨证》。而真正将玄空堪舆学传之于世的是清朝的沈竹，他的后人及弟子根据其理论编有《沈氏玄空学》及《宅运新案》，这两部著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作用。这一时期，关于堪舆学的“理气法”与“形势法”两个学派出现了学术争论，甚至是相互对抗。明清之后，一些堪舆学家开始主张将二者合用，从而完善了堪舆学的内容和理论。此时的名作有《阳宅指南》、《相地指迷》、《水龙经》等。玄空学派于乾隆、嘉庆年间比较盛行，其内部又分成了众多分支，而各分支都自视其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玄空学”。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科学的引入，人们开始用西方的科学观来审视中国的堪舆术，堪舆学发展中的各种弊端及堪舆理论中的许多不够严谨乃至迷信的部分渐渐被暴露出来，中国传统形成的建筑环境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批判。

二、影响中国传统建筑环境观发展的主要因素

（一）时间因素

时间观是关于时间的根本观点。它是哲学世界观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传统的历法、民俗、节日文化体现了浓厚的时间文化意识，如“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又如先入为主、长幼有序的民俗习惯和思维方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过程中，在对四季寒暑等时间的运行规律的经验总结，中国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时间观念体系。这一时间规律运用于社会的各种生活当中，包括农耕、婚嫁、营造、出行、迁徙等等。一个经验丰富的农民可以依据当时当地的气候走势，预测谷种、家禽、家畜的生长趋势和产量，既然植物和动物都可以预测其命运，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的命运也是可以预测的。中国传统把这种关于人的预测学称为“命理学”，并且形成了相应的预测理论。主要的著作有《滴天髓》、《穷通宝鉴》、《子平真诠》、《渊海子平》、《千里命稿》等。

在中国传统命理学认为，人所出生的时间“八字”，包含了人的各种命运的信息。八字中每一个字都有相对应的天干地支，其所代表的五行就是人的各种信息的载体，五行有其运动规律，并且按照一定的推理方法就能破译人的命运发展趋势。中国传统文化把这种关于人的发展趋势跟建筑方位相结合，人与建筑空间之间存在着一种关于时间的发展趋势和运动规律。

（二）空间因素

中国人在长期的生活历程中，产生了“天人合一”、“中庸”等思想，并且产生和发展了关于空间规律的理论，诸如阴阳学说、五行观念、八卦与方位理论等。这种传统文化观念反映在建筑上即强调人与建筑、建筑与自然环境彼此之间的和谐协调。中国传统的建筑环境观——堪舆学对传统建筑的影响甚大，甚至堪舆学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建筑的营造理论基石。堪是天，舆是地，堪舆俗称风水，又称为形法、卜宅、相宅、青乌、青囊等。根据堪舆学的相关著述及其实践，古代的堪舆学即是通过考察天文地理，主要是地质、地文、水文、气候、风向、日照、植被等生态环境及自然景观的构成，然后选择适合的地方进行规划建造使与之自然生态环境及景观有机协调。

传统建筑环境观主要体现在建筑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处理上。外部环境的有机协调主要是建筑与自然环境包括景观、地形的相融相合。内部环境的和谐主要指的是建筑的背向和建筑内部方位的合理布局。比如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中，天上星象被分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东西南北四宫，中心即为中宫。传统建筑环境观在建筑及建筑规划布局上也力求遵循这一原则，即是以建筑为中宫，建筑前方为朱雀，后为玄武，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并且各宫的物象也有相应的规定，比如青龙须高白虎须长。

传统的建筑文化中，往往把建筑比拟为人，并且用人体及其五脏六腑来形容建筑的形态、空间布局。正如《黄帝宅经》所载：“宅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以舍屋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若是如斯，是事俨雅，乃为上吉。”任何生命与自然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也摆脱不了自然界变化对其的影响。《黄帝宅经》又载：“夫宅者，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非博物明贤者未能悟斯道也”。“宅是外物，方圆由人、有可为之理。”“宅者人之本，人以宅为家，居若安、则家代昌吉”“人因宅而立、宅固人得存，人宅相扶，道天地故不可独信命也。”这种把住宅人性化的看法，说明住宅对于人是很重要的。建筑的空间布局如果合理，符合天地客观规律，才能够产生吉祥的发展趋势。

（三）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

中国从东周到宋元明清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长期处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下的王权政治。在这种体制下，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使得建筑缺少变革的动力，因而形成相对统一的程式和规范。

《周礼》记载：“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在传统建筑环境观中，建筑中方位的布局极其重要，甚至是统治者关心的内容。重要建筑方位的偏正与否，看作是治国安邦的大事。建筑方位的确立关系到各种日常事务的运作，比如君臣、父子之别。“设官分职”国家才能有次序，达到以礼治国，人民安居乐业，天下太平的目的。

中国这种传统的建筑思想、建筑形制亦深深地影响着各种建筑活动，无论是都城、村镇、聚落、宫宅、园林、寺观、陵墓，以至道路、桥梁等等。一个村落往往是以祠堂为中心而展开，一座民宅以厅堂为中心而布置，从而形成有序的、等级分明的建筑形态。

中国传统建筑有着辉煌灿烂的往昔，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独特的建筑环境观，并且产生了许多优秀而深具韵味的作品和文化遗产。然而近代以来，在东西方文化剧烈碰撞中，它前进的脚步停滞了下来。在当今社会，面对潮水般涌入的西方形形色色的建筑思潮和主义，中国建筑文化应以更广博、更开阔的视角审视自身的发展，继承中国传统的优秀建筑文化，正确地阐释优秀的传统建筑环境观，在阐释中寻找其合理内核，在阐释中寻求创新建立我们自己的适合时代发展的建筑环境观，能与现代科学技术相契合的中国建筑体系。

三、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环境观的意义

（一）中国传统建筑环境观研究对于中国现代建筑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西方现代建筑体系及其建筑环境观确实有其先进的一面，但笔者看来，这种对西方建筑观的“中国建造”表明的是西方人文化属性的建筑产品。而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环境观，却是真正寻求一种适合本土的建筑文化根源。

（二）中国传统建筑环境观研究对于现代中国城市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现代城市的规划设计理论几乎都是承袭了近代西方的理论体系，我们在看到西方建筑思想带来的城市化巨大成果的同时，也应看到现代的城市规划建筑环境设计也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诸如现代城市模式导致千城一面，城市村镇失去了原有的有机形态，现代化居住小区出现了冷漠的邻里关系等等。因此，中国传统建筑环境观研究对于现代中国城市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三）中国传统建筑环境观研究有利于发展与繁荣中国传统优秀文化

以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八卦理论、儒家思想、道家学派、佛教文化、天文学等为经典的相关学科，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的文化观，成为一种具有约束力和渗透力的规范，比如《考工记》的营城制度、皇宫及居住建筑的规划布局等等。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历史进程中，传统城市规划和建筑营造都受到传统文化的的影响，中国传统建筑经历了一个封闭而稳定的发展过程，并且自成体系。这种建筑体系是根植于我们自己土壤的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梁思成.中国建筑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

[2]陈志华.外国建筑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3]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

[4]王玉德.中华生活经典：宅经[M].北京：中华书局，2011.

[5]李少君.图解黄帝宅经[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6][唐]杨筠松.八宅明镜[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7][晋]郭璞.图解葬书[M].北京：华龄出版社，2010.

[8]李定信.四库全书堪舆类典籍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作者：卢金明 李俊宏

先秦典籍中的古代建筑文化论文 篇3：

闽台与客家历史渊源关系研究

今天的客家人是世界上分布地区最广的民系之一，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系之一。香港约125万，澳门约10万，台湾约400万。遍布五大洲四大洋，合计起来总人口在7000万以上。

一、客家人历史根源的由来

目前关于闽台客家渊源的看法主要有2种：

（1）北方南迁汉人发展演变而来；

（2）北方南迁汉人融合南方土著发展演变而来。

一般认为，客家人是北方汉人南迁移民的分支，在漫长岁月里，筚路褴缕，颠沛流离，历尽艰辛，不断融合当地原住居民而形成、演变和发展起来的拥有数千万人口的大民系。

首先，客家人根在汉族。

客家人之源，传统的观点认为是在河洛。所谓河洛，指的是黄河、洛河。广义上的河洛就是黄河中游、洛河流域这一广阔的区域。狭义的河洛就是洛阳。

“根在河洛”的依据有三：一是家谱记载，很多客家族谱都记载先祖居住于河洛。二是泰山石敢当的传说。三是客家文言，是一种唐朝后期的官话。

根在河洛指的是客家的方言底层源出河洛，而不一定是指客家人都来自河洛；事实上客家人姓氏繁多，各姓氏有其具体来源的所在。

迁移过程与路线。北方汉人南迁历史记载很多，但客家先民由中原大批南迁始在唐朝末期，并不是每次迁徙都是客家先民的迁徙，而是有严格区分的，一般认为五代以前的迁徙是闽粤先民（包括潮闽、广粤）的迁徙，五代至南宋时期的南迁，才是真正含义的客家人的迁徙。

迁移时间分别为：

唐末五代

主要由安史之乱、黄巢起义及藩镇割据等战争影响，南迁者远者多由今河南光山、固始，安徽寿县、阜阳等地渡江入赣，更徙至闽南；近者则因战乱再从赣北或赣中迁至赣南或闽西，或粤北、粤东边界，此时才是真正含义的客家人的迁徙。客家方言的发音，继承了较多五代两宋时的中原语腔调，也说明了这些。

南宋元朝

受金人南下，蒙古人人主中原及元末农民起义的影响。宋末客家人参加文天祥领导的抗元失败后，为躲避元朝的追捕株连，形成空前的大迁徙，入山惟恐不深，人林惟恐不密，形成“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的特点，使客家人具有典型山区居民的特征。

元末明初的战乱，又触动了客家人的迁移。迁出地多为福建，迁入地则集中在岭东循衡各地（今梅州，清朝曾设为嘉应州）。主要原因是岭东循衡位于岭南东部北上的最佳通道上，有较多的低洼丘陵地区可供开垦，加上在抗元过程中一度变为废墟。故客家人从他邑迁来重新组合。由于大量客家人在元末明初迁入岭东循衡一带，从而使梅州成为客家腹地，成为客家的聚居中心，拥有“客都”的地位。

这一期的迁徙路线是：主要由闽粤岭山地域，分迁至广东中部及沿海地区，及四川、广西、贵州、云南和台湾等地，还有小部分回迁至江西赣南及赣中赣北西部罗霄山脉两侧，使江西的客家有新客和老客之分。

明末清初

迁徙原因一方面是内部人口的膨胀，另一方面是满州贵族入主中原的影响。由于山多田少，人口与耕地矛盾的越来越激烈，不断有人往外迁徙，如明嘉靖年间从程乡、长乐迁海丰、归善、新安等沿海地区，从汀州迁至福州等地。

清初康熙年间从嘉应、韶州各属迁至以广州为核心的增城、花县、新安、东莞、鹤山等地。“复界”迁至今天的宝安、深圳、香港、中山、台山等地，“湖广填四川”迁往四川、广西等地。

明末清初客家人举兵勤王失败后，为避株连，多隐姓埋名，或逃亡各地，很多人随郑成功迁到台湾。

同治年间

由广东西路事件及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而引起的部分客家人的迁徙。

广东西路事件后当地大部分客家人在官府资助下向南迁入高、雷、钦、廉各州，尤以高州的信宜、雷州的徐闻最多，远者渡海至海南岛崖县及定安等地。

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太平天国失败后，清朝统治者要把一切姓洪的及其他参加起义的男女老少都加以屠杀，因此很多客家人或改名换姓，或逃亡外地。大批客家人逃到香港、澳门、汕头、厦门和海口一带，像契约华工一样，被迫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南北美洲等地从事苦役劳动。这一时期主要由广东中部、东部迁至西部、南部及海南与东南亚等世界各地。

从以上看，客家的迁徙不是有组织、有领导的，而是无组织的非常涣散的迁移。

其次，民系的形成时间。

目前的主要观点有：五代宋初；宋明时期；明代中叶以后；清代中叶以后。

一般认为在南宋时客家群体分化成为汉族的一个支系，初具规模。到明代中期，已经人数众多，成为一大社会势力，及至清代，客家人的自我意识更为增强，在社会舞台上表现很是积极、主动。

客家在南宋时期形成的主要依据是：

（1）客家方言的形成。这是交流思想的工具，是重要标志。据多方面的研究表明，客家方言最迟在南宋时已形成。

南迁的移民保留了部分中原故乡的乡音，而留在中原的百姓则保留了另一部分古中原音，并不见得现在的北方语言已经完全不存在古汉语因素。闽语诸支系，存在一部分较为明显的江南古腔调（古吴语）和三国两晋中原语表达法；粤语方言，存在一部分较为明显的秦汉交广古腔调和宋元中原语表达法；客家方言的发音，继承了较多隋唐两宋时的中原语腔调。粤语对南北语都有继承，因此与闽语、客家都有相近之处。

（2）相当的人口规模。人口是民族、民系的载体，没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就无所谓民族、民系。对客家人口的历史估量，难以用统计数字表示，但可从客家集中区的县治数量作分析。

（3）共同的地理环境。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为多山密林地区，交通闭塞，交往困难，十分有利于客家民系的形成。

再次，形成地域的位置。目前的主要看法有：汀州；梅州；赣南的石城；

而客家腹地、大本营在：闽粤赣边区（汀州八县，梅州、河源、惠州、赣州一带）。

二、闽台与客家的历史密切关系

宁化石壁镇是客家祖地所在地，地处闽赣交界的武夷山东麓，福建宁化县城西22公里处的石壁镇石壁村。“北有大槐树，南有石壁村”，石壁是客家摇篮、客家人的祖地。

如中国《何氏族谱总谱》记载，辛亥革命元老、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渊为宁化石壁南迁梅州，何氏开基祖——念四郎公（源美公）之19世孙；唐宋以来，每逢清明、重阳两节，世居潮梅的何姓后人及其他各姓的客家后裔代表都会跋山涉水回到客家祖地“石壁”寻根问祖，祭拜祖先。

宁化石壁客家公祠是世界客家人的总家庙。1995年落成后，每年都举办一届世界客属石壁祖地祭祖大典，并将每年公历10月定为“祭祖月”，至今已成功举办了十一届。十一年来，石壁客家祖地景区共接待来自大陆1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及海外30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共37万人次，其中海外寻根祭祖团180个，33864名代表海外80多个客属团体。“客家祖地”品牌在海外客家人中的知名度日渐提高，回祖地石壁寻根祭祖的络绎不绝，年年攀升，宁化石壁客家祖地被海内外客家人公认为客家人的“麦加”，客家人的“朝圣中心”。

一般认为在南宋时客家群体分化成为汉族的一个支系，初具规模。明清时，客家发展成是东南汉族的一个重要分支。客家文化的主要文化特征继承了古代汉族正统文化，也混合了百越诸族（南越族、闽越族、畲族、瑶族等）文化，进而形成了独具魅力的客家文化。因此，“客家”的说法是作为一个汉族民系的称谓，也是文化层面的概念。

“客家”之称源于清代的一次大规模族群土客械斗，是由当时在广东西部江门地区（时称四邑）相对而言以“地主”自居的广府民系等冠予客家的，是一个他称。械斗之初仍无“客家”之称，而只有土籍、客籍的区别。

随着械斗的发展，又出现了狍獠等名词。“客家”这个他称名词后来由于罗香林的客家学说而广为人所知，逐渐成为族群名称，不少人开始欣然受之，自称客家人。但部分人还并没有接受这个名词，如在赣州一些县、桂东南和粤西等操相同语言的人自称“涯人”。

另外有一种看法如下：客家人称自己为“客家”，是对对方的尊敬，对自己的一种鄙，称，显示了客家人好客的传统。

据2000年11月人口宗族籍贯统计，福建省人口有汉族人2958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98，45%，其中祖籍在河南固始的就有1000多万人，加上客家人500多万人（其中祖籍在河南“光州”的占多数）和河南其他地区的入闽人口，河南籍后裔已占福建人口一半以上。

在持续七八百年移民流入后，明清时代，福建山多田少，人口过于饱和现象很快突现，加上闽、台位置毗邻，选择移民台湾就成为一种客观必然，移居海外已成为民间谋生的一种习惯。

台湾族群的历史源流，连横在《台湾通史》记载：“历经五代，终及两宋，中原动荡，战争未息，漳、泉边民，渐来台湾；而以北港为互市之口。故《台湾旧志》，有台湾亦名北港之语。”绝大多数台湾人根在闽粤，源在河南。

在台湾的部分，清朝和日据时期以广东祖先和福建祖先来区分，福建客家被列入闽籍，而登记为闽籍的汀州府、漳州府客家因为语言亲近关系，也加入粤党。但现在台湾客家都已经接受“客家”称呼，籍贯闽粤两省的客家人一起团结奋斗，已经不分你我。

台湾的客家方言主要分布在桃园以南各乡镇和中坜、新竹、竹东、苗栗一带乡镇以及屏东县一部分乡镇、高雄县的美浓镇。非纯客家县市：桃园、新竹、苗栗、南投、台中、屏东、嘉义、高雄、彰化、花莲、云林、台东、台北等13个。约460万人。

2008年10月，在“固始与闽台历史渊源关系研讨会”和第18届世界客属大会上，大家认为：“从地理位置看，‘光州固始’处在‘吴头楚尾’、‘豫南扬北’，自古是中原通往华东的咽喉，是历代中原河洛人南迁的集散地。自然也是客家先民南迁之根据地。”

而据记载，闽台客家祖籍也多源自固始。这一史实不惟乃“光州固始”、闽、台三地乃至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也关乎无数海内外客家同胞之故乡梦、寻根情。

“光州固始”是海内外公认的“唐人故里、闽台祖地”。台湾的“河洛郎”，是历史上数次大迁徙中由中原经福建再到台湾的。每五户台湾居民中有四户称先民来自“光州固始”。在闽台人包括客家人的心目中，“光州固始”就是原乡，就是中原，就是他们永远的根。

其中“三河尖”作为固始县移民南迁最显著的地理标志，早已闻名于世。

三河尖，地处固始县东北边缘，因淮河、史灌河、泉河三条河流在此交汇而得名。

三河尖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淮河中游重要的航运码头。航运业兴盛时期，这里商贾云集，一派繁华景象。白天，十里河巷桅杆林立；夜晚，水陆灯火交相辉映，曾经有“小上海”之誉。许多年前，许多固始人就是从这里出发，经淮河后再辗转前往福建。

“固始紧邻淮河，水系发达，水运方便，当年固始人南迁很多人走的就是水路。”固始县原政协副主席、现任固始文史研究院院长陈学文说。他还说，他曾经在泉州的一条古街上发现一块石碑，即是上述迁徙的实证。他回忆说，石碑上记载了唐代固始人迁徙入闽的路线图：由三河尖码头乘船起航，人洪泽湖，进长江水系，经赣江、汀江，终入福建、台湾。而汀江后来则被誉为客家的“母亲河”，从这里诞生了客家方言和客家文化。

三、客家是闽台姓氏、文化的重要源头

福建闽江边的闽侯县昙石山遗址出土文物表明，距今5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先民繁衍生息在福建这块沃土上，然而有关原住地民的姓氏记载，则付之阙如。从大的方面来说，由于福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是原住先民在同中原南迁人士的融合、交汇中发展起来的，因此，福建姓氏文化的起源与发展，显然与南迁福建的中原人士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

唐末五代时期，中原战乱，光州固始人王潮、王审知兄弟随王绪统军人闽，俗称“十八姓从王”，这18姓指的只是军校，据新编《固始县志》，当年随王审知入闽的约5000人，有王、陈、李、张、吴、蔡、杨、郑、谢、郭、曾、周、廖、庄、苏、何、高、詹、林、沈、施、卢、孙、傅、马、董、萨、韩、驺、蒋、黄、包、袁、赖、邹等34姓。

宋末景炎元年（1276年），宋帝赵昱携随从入闽，定居闽中的约50个姓，其中赵、简、游、范、杜、纪、姜、田、女、邵、童、饶、华、凌、俞、钱等姓，是此前未曾人闽的。

据闽台相关族谱记载，上述姓氏中有停留在闽西北山区开发的将士、移民，经过与当地土著居民混居、通婚，便形成了后来客家的先民。

清末，福建有姓氏200多个。

从福建的姓氏发展过程看，有如下特点：

第一，姓氏的外来性。福建历史上很早就有居民，但在西周时期，只有贵族有姓，庶民无姓，福建地处蛮荒之地，闽族只有图腾，没有姓氏。中原士人南下福建，同闽族人融合，带来中原的姓氏文化。今福建话仍把女子称为“诸娘人”，称男子为“唐部人”，可看出原住民的无姓状态。他们同中原人士融合后，采用中原人的姓氏。

第二，福建姓氏大多来自河南固始县。汉武帝灭闽国后，涉其民于江、淮间。后有不少人回到福建。这样，福建同地处河南、安徽交界的河南固始县存在一条古代交通要道，即由福建出闽北到江西，经由九江一带过长江进入安徽，由安徽寿州到河南光州固始县。唐代，陈政、陈元光入闽、唐末王审知兄弟人闽，带领大量固始县居民进入福建，留居福建。这些男子被称作“唐部人”，为福建姓氏的主要渊源。

客家人姓与氏同于中原汉族祖宗，为炎黄子孙、中原子民。如他们中的“光州固始”陈氏亦大多以陈元光祖先舜帝后人陈胡公为祖先；“光州固始”王氏亦以王审知祖先——周文王的裔孙姬敬宗（后以封王为姓）为祖先。

当年随陈氏父子和王氏兄弟入闽的军校成为各个姓氏的开闽始祖，而后徙台。其中’“郑”姓后出郑成功，“施”姓后出施琅，两人对台湾影响巨大。如今，台湾不少政界要人的先祖也和固始有关，据专家考证，包括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台湾“立法院长”王金平等，其中王金平曾以王审知族裔的身份出席活动。

因此，台湾现有县志和谱牒中也不断出现台闽祖根在固始的论述。1988年，台湾出版了世著《台湾族谱目录》，收录多姓万余谱牒，这些家族开基祖，大部分来自“光州固始”。

《台湾省通志》指出：“本省人，系行政上之一种名词。其实均为明清以来大陆闽粤移民即河洛与客家之苗裔”正因为此，台湾人习惯称自己“河洛郎”。

历史上，中原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对峙时期的军事分界线多在淮河沿线。惯于半干旱环境和游牧生计方式的北方少数民族铁骑很少南渡淮河征战。地处淮河南岸的固始便每每成为中原政权对抗北方入侵民族之军事前沿、特殊的战略区位。这里是客家人的发源地。这也是客家人具有突出爱国精神的原因之一。

唐宋时代的固始，东西延袤百二十华里，南北宽广三四百华里。其地在南山北水之间，南北战争时期常为战火交炽之地。正因如此，西汉高帝置浸县时，即创城池：“垣围六里，门辟三关”。四周城濠宽二丈余，深丈余，素有“铁打的固始”之称。一般小的动乱，有水可凭，有山可依，又有坚固的城池，

“固邑”士族无需迁徙。

“围龙屋”是一种富有中原特色的典型客家民居建筑，客家围龙屋与北京的“四合院”、陕西的“窑洞”、广西的“杆栏式”和云南的“一颗印”，合称为我国最具乡土风情的五大传统住宅建筑形式，被中外建筑学界称为中国民居建筑的五大特色之一。据历史学家考察，这种民宅建筑与中原贵族大院屋型十分相似，这是有其历史传承渊源的。客家先民原系中原汉人，因战乱、灾荒等原因辗转南迁赣、粤、闽交界山区落籍繁衍。

除了围龙屋之外，还有客家方楼、客家圆楼等不同样式的客家传统建筑——土楼。围龙屋只是集中梅州周边，其它地区的客家土楼，有当地不同的样式。粤东山区的半月形围龙屋，事实上并不如客家圆楼出名。客家圆楼主要分布在福建省，广东省的饶平县、大埔县，也有少量旧时遗存至今的客家圆楼。其中比较知名的为永定客家土楼、饶平客家土楼。

客家人是古代从中原繁盛的地区迁到南方的，他们的居住地大多在偏僻，边远的山区，为了防备盗匪的骚扰，便建造了营垒式住宅，在途中掺石灰，用糯米饭，鸡蛋清作粘合剂，以竹片，木条作筋骨，夯筑起墙厚1米，高15米以上的土楼。它们大多为3至6层楼，一百至二百多间房屋如橘瓣状排列，布局均匀，雄伟壮观。大部分土楼有两三百年甚至五六百年的历史，经受无数次的地震撼动，风雨侵蜍以及炮火攻击而安然无恙，显示了传统建筑文化的魅力。客家先民崇尚圆形，认为圆是吉祥，幸福和安宁的象征。土楼围成圆形的房屋均按八卦布局排列，卦与卦之间设有防火墙，整齐划一。

土楼更多是“铁打的固始”、“固邑”拒敌的士族思想的传承。

人是文化最活跃的载体，在信息交流主要依靠人工传递的古代社会尤其是如此，文化传播一般都是借助于人的迁移和流动来实现的。所以说，移民运动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迁移。闽台文化的基本特点是移民文化，是唐、五代时期河洛文化的延伸。。

唐代固始移民包括客家可谓“中原”文化在闽台地区传播的载体和渠道，“中原”文化就是沿着移民线路渐次传到福建和台湾，从而形成两岸三地渊源关系和文化认同基础。

由于闽、台客家人多居山区，交通不便，与外交往甚少且聚族而居等原因，从而使得客家话中保存了许多古代汉语的词汇、语音和语法，如无齿唇音、无翘舌音，单音节词比较多，保留着很多人声字的读音等，因而被语言学家称为古代汉语和中原音韵的“活化石”。用今天客家语和流行的台湾话诵读诗经中的《国风》及一些唐宋诗词，不但顺口，而且押韵，非常和谐。究其原因，正是因为客家话保存了中原音韵之故。台湾学者黄敬安专门从《诗经》、《礼记》、《左传》等先秦典籍中找出了与闽、台方言音、义相同或相近例子，分类列为131个条目，著成《闽南方音证经举例》一书，有力地证明了先秦、两汉古音韵在客家语中的确凿存在。

客家方言中至今还大量保留、使用中原方言的例子更多，如，称妻子为“老婆”，称老太太为“老妈儿”，称儿媳妇为“大姐”，称太阳为“日头”，称开水为“滚水”，店铺称雇员为“伙计”，称学徒为“小伙计”等。而客家使用的中原方言又被许多别的族群所吸收，成为闽台文化重要成份。

（责任编辑：张洁）

作者：陈榕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