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理论下中西文化论文

2022-04-15

摘要：中国译学的现代化是在西方现代译论的影响下开启的，因此，在中国译学研究的学术语境中，中西译论比较或中西比较译学成为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国内译学界对中西译论的研究很重视，出了很多成果，但整体上讲，微观研究多于宏观研究，个案研究多于概述性研究，框架或论纲式的研究还比较少。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翻译理论下中西文化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翻译理论下中西文化论文篇1：

中西方翻译理论差异对比研究

摘要：中国的翻译理论与西方翻译理论都有着悠长的历史，由于地理位置、生存环境、人文习俗、饮食习惯等因素，中西方翻译也存在着较大差异。本文立足于中西方翻译理论，对二者的差异进行对比，并提出在中西方翻译理论差异较大的情况下，我国翻译活动发展进步的方向与策略。

关键词：西方翻译理论;中国翻译理论;理论差异;差异对比

前言：中国翻译理论与西方翻译理论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展，到现在已经形成了十分完善的理论体系[1]。学术界通过对于中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大多以为我国的翻译活动是从东汉时对佛经的翻译开始的，到今天，我国的翻译活动已经发展了两千余年。另外，在公元前3世纪时，犹太学者翻译了《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自此，西方翻译活动开始出现[2]。在世界发展的数千年间，翻译活动也在不断的发生着改变，不仅产生了完善的体系，也出现了不同的翻译理论[3]。本文研究探讨中西方翻译理论的差异，并从对比中得到启发，对我国翻译活动的开展与进行提供指导思路，对我国翻译活动具有理论意义。

一、中西方翻译理论差异对比

（一）实用性与理论性的差异

中国翻译活动与西方翻译活动在进行时，实用性与理论性就是其中一个十分明显的差异点。我国的翻译家大多都十分关注翻译中可能存在的困难问题，并对如何解决翻译过程中的困难十分有研究，基本情况下，我国的翻译家所关注的问题更加具有实用性，在解决问题时，也存在着一定的针对性，以此来确保我国的翻译理论可以在国际之中获得认同。另一方面，西方的翻译家在进行翻译活动时，则更加具有抽象性，同时，也更加系统化、理论化。在实用性和理论性的差异方面，我国与西方国家的翻译作品具有明显的差别。

（二）翻译表达方式的差异

在中西方翻译活动进行的同时，就推动了各自翻译理论的形成。因此，中西方翻译理论的差异之中，也存在着表达方式的差异。一方面，我国的翻译家在翻译过程中，常常使用精炼的词语与句子，并不会将细节过于放大，这样能够为读者带来较大的想象空间，使读者在阅读时能够产生其独特的画面感。中国的翻译家在翻译时，更多关注的并不是原本的既定概念，而是读者在阅读后对该论述的理解。另一方面，西方的翻译家在进行翻译活动时，更加强调在语言形式方面的表达，更加注重将原文中的内容讲述清楚，因此，学术语言的翻译更加丰富。从此方面来看，中西方翻译理论的对比中，表达方式的差异同样十分明显。

（三）翻译思维方式的差异

思维方式的不同可以说是中西方翻译理论对比中特别鲜明的一个差异，其差异的主要缘由为中西方的哲学思想大不相同。我国的哲学思想可以追溯到上千年前，儒家、佛家与道家学说都着重强调人自身的领悟能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说法就能够代表我国重视悟性的思维。因此在翻译活动中，我国的翻译家在就翻译问题展开学术讨论时，大多缺乏系统的阐述与说明。另一方面，西方的翻译家更加注重在翻译活动之中的客观性与科学性，会更加重视总结翻译理论，并不断进行超越与突破。

（四）翻译中宗教方面的差异

宗教在中国与西方都有着较长的历史，不同地区的人民所信仰的宗教并不一致，中国与西方的宗教信仰差异同样巨大。因此在翻译理论发展的过程中，宗教方面的不一致也成为了较为明显的差异点。我国在宗教方面的翻译活动更加中立，虽然翻译活动最开始是由宗教翻译开始发展的，但是翻译活动也存在于文学方面，并不局限在宗教翻译之中。西方在宗教方面的翻译理论更加具有神秘色彩，虽然在如今看来，具有神秘色彩的翻译内容并不贴合实际，但是在西方社会与宗教群体之中，具有十分大的作用和影响。

（五）保守性与挑战性的差异

中国翻译理论与西方翻译理论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会随着当地的思想而产生差异。我国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处于封建社会，尊崇古人古言、尊重权威的风气十分明显，对后世也带来了十分大的影响。因此，从古至今我国的人们都更加愿意接受、传承古人圣贤所发表的言论。因此在翻译活动中，我国的翻译家大多数情况下都会保守一些，在翻译时更加尊重前人之言。但是在西方，翻译家在开展翻译活动时，则会更加具有挑战性与突破性，在尊重权威的基础上，不断的挑战前人的理论，始终都更加注重创新与突破。

二、中西方翻译理论差异对比的启发

（一）注重翻译的创新与开拓

相对于西方翻译理论，我國在开展翻译活动时，缺乏了一些对理论的创新与开拓。由于翻译工作是文字工作，是针对于语言而进行的活动，语言的习惯与表达方式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我国，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的翻译理论更加保守，哪怕我国的翻译理论体系已经十分成熟，也缺乏一定的创新与开拓。因此，我国的翻译家应该立足与传统文化，在现有的、成熟的翻译理论基础之上结合时代发展进行翻译理论的创新与拓展，使翻译理论更具突破特性，不断完善我国的翻译理论。

（二）注重翻译的客观实践性

人类社会发展十分漫长悠久，发展到如今，人们的思维方式也有着不同，我国的思维方式与西方的思维方式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也能够导致我国的翻译理论与西方的翻译理论差异十分明显。在我国优秀灿烂的传统文化影响之下，我国的翻译家更加习惯进行总结与整理，而西方的翻译家更加注重分析与论述。因此，从这一方面而言，我国的翻译理论更加具有主观性，翻译家的主观感受对译文的影响十分大。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持续进步，我国的翻译理论也需要更加具有客观实践性，在学术方面拥有更多造诣。例如科技方面的翻译，我国在此方面的翻译缺少一定的指导性与理论性，从事翻译工作需要不断建立客观思维，在翻译活动中加以利用。

结语：综上所述，中国翻译理论与西方翻译理论之间的差异并不小，在地域、文化、习俗、宗教、思维等不同的影响下，二者的翻译理论也各具特色。本文经过研究中西方翻译理论的差异对比，得到了我国的翻译工作需要更加注重翻译的创新与开拓、更加注重翻译的客观实践性的启示。只有这样，我国的翻译理论才会更加完善，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持续发展，不断在国际上得到认同，提升我国翻译工作的国际知名度。

参考文献：

[1]李静.中西方翻译标准的比较与发展[J].英语广场，2021（25）：20-23.DOI：10.16723/j.cnki.yygc.2021.25.006.

[2]胡逸捷.中西方思维对翻译的影响——就思维与行为要素相关性研究[J].汉字文化，2021（15）：151-152.DOI：10.14014/j.cnki.cn11-2597/g2.2021.15.064.

[3]李珺.基于中西文化差异的英语翻译问题探讨[J].海外英语，2021（14）：247-248.

作者：封雨彤

翻译理论下中西文化论文篇2：

中西比较译学论纲

摘要：中国译学的现代化是在西方现代译论的影响下开启的，因此，在中国译学研究的学术语境中，中西译论比较或中西比较译学成为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国内译学界对中西译论的研究很重视，出了很多成果，但整体上讲，微观研究多于宏观研究，个案研究多于概述性研究，框架或论纲式的研究还比较少。基于此，本文根据国内中西译论比较研究的实际情况，从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三个维度对中西比较译学的框架进行了尝试性架构，提出了一个中西比较译学论纲，以期为中国当代中西译论比较研究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论纲，并服务于中国现代翻译学的建设。

关键词：中西译论；比较译学；论纲

1. 引言

近代以降，中西学术交流频繁，在中西学术接触的初期，往往是忙于引进，随着接触的深入，比较也就不期而至了。中国现代学术正是在这种交流和比较中逐步建立起来的，中国现代译学也不例外。近些年来，中西译论比较研究①取得了一些成果，多集中在国内，如谭载喜（1998，1999，2000a，2000b）、吴义诚（1998）、张南峰（2004）、陈琳等（2005）、张春柏等（2006）、刘宓庆（2005）、于德英（2008）、任东升（2008）、谢天振（2009）、陈大亮等（2015）等人。国外学者安德鲁·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在其与他人合作出版的《文化建构——文学翻译论集》（2001）的第一篇《中西翻译思想》中将中国佛经翻译与西方圣经翻译置于文化研究的框架下进行了比较研究。

以往的中西译论比较多是具体的文献梳理式研究或个案研究，宏观的框架式研究较少。谭载喜在对中西译论进行了诸多微观研究的基础上于2000年提出了建立翻译学的分支学科——“比较译学”的构想，并进行了初步的分类研究，如他在“比较文学”和“比较语言学”的启发下设定了“国别译学”、“比较译学”和“总体译学”三个层级范畴，其中“比较译学”处于中间层次，连接前后两个层次。谭载喜又将翻译学分为应用翻译学、特殊翻译学和普通翻译学，而比较译学是为普通翻译学的建立服务的。可以看出，谭载喜将译论比较研究提到了学科的高度，是值得肯定的。但其只做了一个分类，没有进一步构建一个中西比较译学的论纲。另外，其提出的“比较译学”作为翻译学的分支学科，在翻译学中的地位是比较特殊的，它到底是怎样的一门分支学科，尚待进一步的论证。本文不纠缠于比较译学学科性质的讨论，但认为中西译论的比较研究也需要建构一个较宏观的研究框架。一般来讲，一个理论话语体系都可由围绕研究对象的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论构成。本文认为，中西译论比较的研究框架也可以从这三个维度进行建构，即通过回答比较什么、怎么比较和为什么比较的问题，分别构成中西比较译学的三个组成部分：中西比较译学本体论、中西比较译学方法论和中西比较译学价值论。本文正是尝试通过中西译论比较研究的历史梳理和理论思辨的方法建构这样一个中西比较译学的论纲，以期从宏观上指导中西译论比较的实践，同时为比较译学的学科建设提供借鉴，服务于正在建设中的中国现代翻译学。

2. 中西比较译学本体论

这里所谓的“本体论”回答“是什么”的问题，但不完全是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更多的是探究比较译学的研究对象呈现什么样的样态。具体包含三个方面：译论的空间类型、译论比较的时间维度和译论的规模层面。译论的空间类型分为西方译论和中国译论；时间维度分为共时比较和历时比较；译论的规模层面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前两个方面构成了比较译学的本体论的时空关系。时间维度上的共时比较是指两个译论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呈现出的特征的比较，历时比较是指某一译论或两个译论在一段时间中的历史演变；空间维度上的同质比较是指同一文化语境中的译论的历史演变或译论间的比较，异质比较是指不同文化语境中产生的译论间的静态比较或历史演变的比较。这样，译论比较可以从同质和异质、共时和历时四个维度进行研究，这四个维度的排列组合构成了比较译学本体论时空关系的四个象限，图示如下：

图1 比较译学本体论时空关系图②

其中，象限1是同质译论之间的历时比较研究，如严复的“信达雅”中的“雅”与刘重德“信达切”中的“切”的比较。象限2是同质译论之间的共时比较，如西方的“equivalence”和“correspondence”的比较。象限3是异质译论之间的历时比较，如鲁迅的“直译”观与韦奴蒂的“异化”论的比较。象限4是异质译论之间的共时比较，如泰特勒“三原则”与严复“信达雅”的比较。中西比较译学的本体论时空关系主要涉及第3和第4象限的研究，即异质译论之间的历时比较和共时比较。异质译论之间的比较研究更具研究的意义，毕竟中国现代翻译学的建设离不开来自他者的参照。

从译论比较可比项的规模看，可以是微观译论的比较，如“等值”和“等效”的比较；也可以是中观译论③的比较，如应用翻译理论中丁衡祁的“ABC理论”（2006）和林克难的“看易写”（2007）的比较；还可以是宏观译论的比较，如德国的功能目的论和黄忠廉的“变译”论的比较等。

3. 中西比较译学方法论

中西比较译学方法论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讨论：一个是比较文学的视角，另一个是“三个讲”的视角。

3.1 比较文学的视角

译论比较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都属于比较研究，不同的是研究对象，前者是理论文本，后者是文学文本，这不影响两者在研究性质上有相通之处，因此比较译学可以借鉴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从比较方法上看，我们借鉴比较文学的三个学派的说法，认为中西译论的比较也可以在三种方式上进行：平行研究、影响研究、阐发研究。显然，这里的“比较”概念不同于日常語言的“比较”，而是一个更具宽泛意义的学术概念。这里有三点需要说明。其一，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主要是在文学事实的层面上进行，而阐发研究主要在文学理论的层面上进行。与此不同，译论比较研究的这三种方式均在理论层面上进行，但不排除翻译史的比较，因为这是译论比较的应有之意，许多译论或译学思想的比较正是在翻译史的基础上进行的，如谭载喜通过中西翻译理论史的比较进行的中西译论的比较研究。其二，译论比较的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主要是在独立译论之间的比较研究，而对某一译论的阐发研究所涉及的其他理论则只起到方法论的作用。既可以运用另一译论进行阐发，如将彦琮的“八备说”用现代翻译主体性理论进行阐发，也可以运用其他学科的方法进行阐发研究，如运用模糊数学对传统翻译标准的阐发研究等。其三，这里的阐发研究也包括相互阐发之意，如严复的“信达雅”和泰特勒“翻译三原则”的相互阐发。

平行研究是一种共时的比较研究，又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指中西译论相遇之前中国传统译论和西方传统译论的比较研究。第二种指西方现代译论与中国现代译论的比较研究。第三种是对中西译论的评价研究。

第一种平行研究是通常意义上的狭义的平行研究。目前大部分中西译论比较研究都属于此类，如谭载喜（1998，1999，2000a，2000b）、张春柏等（2006）、谢天振（2009）等人的研究。第二种平行研究中的中国现代译论身份较为复杂，需要具体分析。大部分来自受西方现代译论或现代学术启发和影响产生的译论，因此带有影响研究的色彩，如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另一部分是随着国内译论界理论独创意识的增强，在结合中国翻译实践的基础上产生了一些创新性理论，如黄忠廉的“变译”理论。第三种平行研究是评价研究。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广义的的平行比较。如果说前两种是在描写的基础上直接找出两者的相似点和相异点，那么这一种平行研究的重点是对每一种译论进行评价，在评价的过程中显示出两种译论之间的共性和特性，特别是对不同点的关注，因此这种比较研究带有明显的价值判断品格。国内这类比较研究，可以张南峰和刘宓庆的研究为代表。前者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中西译学批评》（2004）一书中，后者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2005）一书中。

影響研究多指西方现代译论对中国传统译论和现代译论的影响，是中国现代翻译理论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更多的是一种历时性研究。西方现代译论在中国的命运或作用主要有四种情况。一是西方译论在中国的译介。这是所有西方译论进入中国的必经阶段，如上世纪80年代对西方语言学派译论的引进。有些译论只止于译介，有些则对中国译论产生影响。二是将西方译论用于中国翻译史料的描述研究。如文化学派的某些译论（如勒菲弗尔的“诗学、意识形态、赞助人”三要素）用于中国翻译史的研究，这成为新世纪重写中国翻译史的重要途径之一。三是以西方译论范畴阐释中国传统译论。四是以西方译论体系阐释中国传统译论。以上前两种属于所谓的“照着讲”，后两种属于所谓的“接着讲”，多为中国传统译论的现代转换研究。这里的影响研究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影响研究是从学术史的角度讨论中西译论的影响关系，主要是西方译论在中国的传播、影响、接受等，如西方的“对等”论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信”、“忠实”观的影响。广义的影响研究也包括运用西方现代译论或其他现代学科研究方法对中国传统译论进行的阐发研究，如张思洁的《中国传统译论范畴及其体系》（2010）。影响研究方面，杨柳在其《20世纪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史》（2009）一书中做了概览式的梳理工作。

阐发研究是一种广义上的影响研究，属于象限3 的比较研究，即在古今两个维度上的中西比较，这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建立和生成过程中最为普遍的比较模式，也是中西文化论争的基本模式。冯友兰所谓的“中西之争就是古今之争”的观点，正是针对这种模式来说的。中西在古今维度上的比较研究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平行研究，一种是阐发研究。前者在上文中已有讨论，这里主要讨论后者。阐发研究是中西比较的高级阶段，旨在生成新质的理论，是理论创生的主要方式之一。郝大维、安乐哲在其《孔子哲学思维》一书中说：“在中西哲学比较的研究中，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尝试从西方的传统中找出一些范畴和语言来阐明中国传统，而这些范畴和语言必须和中国传统中的范畴和语言有某种共同性，并能够加以改造和扩展以容纳新的内容。”（郝大维、安乐哲，1996： 6）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中西文化比较中，根据对中西文化的不同态度，基本形成了三种派别：保守派、西化派和折中派④。这三大派别在中国译学界也有表现，但情况较为复杂。保守派倾向于强调中国传统译论的中国气派，如许渊冲、潘文国。西化派倾向于强调西方译论的普遍适用性，如张南峰。折中派或者不强调译论的国别性，如吕俊；或者注重对传统译论的现代转化，如王宏印。不管是哪一派，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承认翻译学是存在的，只是各派心中的翻译学并不一致，建构翻译学的路径也自然不同。中国传统译论的现代转换问题是中西译论比较中阐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现代诠释型，一种是文本翻译型。前者以王宏印的《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2003）为代表，后者以张佩瑶的《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册：从早期到佛典翻译》（2010）为代表。

从理论上讲，每个象限内的比较研究都可以有平行研究、影响研究和阐发研究，但在具体的译论比较中，每种比较方式的侧重点又有不同。象限1涉及在同一译论体系中的历时比较，就中国传统译论而言，主要是阐发研究，如刘重德将“信达雅”中的“雅”阐发为“切”，提出了“信达切”的翻译标准。这是一种传统译论的现代转换。这个象限中也有影响研究，如傅雷的“神似说”受到之前“神似”、“神韵”说的影响，许渊冲的“三美”说受鲁迅的“三美”的影响等。象限2是同一译论体系中的共时比较研究，主要是平行研究。如任淑坤（2003）对中国译论体系中的鲁迅和钱钟书翻译思想的比较研究；曹曦颖（2007）对西方译论体系中奈达与格特翻译理论比较研究。象限3是不同译论的历时比较研究，主要涉及影响研究和阐发研究。象限4是不同译论的共时比较研究，主要是平行研究。总的来说，共时比较更倾向于平行研究，历时比较则倾向于影响研究和阐发研究。各个象限与研究方法类型的关系总结如下：

象限1：影响研究、阐发研究；象限2：平行研究；象限3：影响研究、阐发研究；象限4：平行研究

3.2 “三个讲”的视角

中西译论比较方法的讨论还可以从“三个讲”的角度来讨论，即“照着讲”、“接着讲”和“自己讲”。这是参照冯友兰先生治中国哲学的“接着讲”方法引申出来的分类。从理论上讲，“三个讲”方法既可以用于古今关系上讨论，如当代对“信达雅”的接着讲——现代重释⑤；也可以用于中西关系上讨论。由于本文的主题是中西译论的比较研究，因此主要从中西关系上讨论问题，必要时，提及古今关系。另外，这“三个讲”方法中也体现了一种体用关系。

所谓“照着讲”，主要是照着西方译论讲，体现为对西方译论的译介和运用，特别是对西方译论引进的初期基本上属于“照着讲”的方法。这是在体用不二的关系上讨论的。微观层面如对“等值论”、“功能对等”、“改写”论等的译介和讨论；中观层面如运用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对中国特殊时期文学系统的讨论。宏观层面如对西方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以及其他学派或范式的借用。“西方译论+中国材料”式的研究属于一种照着讲，如国内运用安德鲁·勒菲弗尔的“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三要素对中国翻译史的研究。另外，对中国传统译论也有一种“照着讲”，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学者对传统译论的整理出版，如罗新璋的《翻译论集》（1984）和陈福康的《中国译论理论史稿》（1992），以及近年来对中国传统译论的对外翻译出版，如张佩瑶（2010）等。

所谓“接着讲”，主要是接着中国的传统译论讲，即以中国译论为体、西方现代译论或现代学术方法为用。这是在体用二分的关系上讨论的。“接着讲”是中国现代学术建立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主要是运用西方现代学术的方法论对中国传统学术史的梳理或范畴、体系的现代转换和建构。如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及其接着宋学进行的中国现代哲学的研究。文学理论领域如罗根泽、郭绍虞、朱东润等人对中国传统诗文评的现代化梳理而形成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传统译论的“接着讲”主要体现为对中国传统译论的现代转换，如王宏印（2003）的《中国传统译论现代诠释》。其实，从同质译论的历时比较研究上看，也存在这种“接着讲”的方法，国内如许渊冲的“三美”、刘重德的“信达切”、刘士聪的散文翻译的“韵味”说、郑海凌的“和諧”说、汪榕培的“传神达意”等；国外如图瑞接着霍尔姆斯进行的翻译学框架图研究。又如，张南峰多年来致力于对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多元系统论精细版”，也是一种“接着讲”，只是接着西方理论讲而已。这些“接着讲”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提出自己的译论观点时，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论证、阐发，具备了一些的现代译论的特点。

所谓“自己讲”，是指一种原创性的理论生成方法。当然，从逻辑上讲，完全的自己讲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理论的生成都离不开一定的理论基础或实践基础。正如哲学学者郭齐勇所说：“‘中国哲学’的‘自己写’或‘写自己’，绝不是排他的，不需借鉴的，不考虑事实上已存在于发展着的创造性融会的。果如此，那就成了‘自说自话’，不可能与其他类型的哲学对话与沟通。”（转引自高秀昌，2010： 158）因此，在很多情形下，“自己讲”就是一种变形的“照着讲”或“接着讲”，或称为“相对的自己讲”。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将具有某种程度原创性的理论看做是通过“自己讲”生成的结果。如辜正坤的“多元互补论”、黄忠廉的“变译理论”、吕俊的“建构主义翻译学”、王宏印的“古本复原”和“无本回译”、林克难的“看译写”等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一种“自己讲”的理论创新方式。某些跨学科的翻译研究也大体上属于“自己讲”的范围，如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关于翻译的跨学科研究，既涉及翻译学与他学科结合的合理性程度或条件问题，也涉及翻译学学科的独立性问题。当然，通过“自己讲”生成的翻译理论有层次之分，有小理论，也有大理论；有一级理论，也有二级理论等。理论的“自己讲”是进行理论创新的重要方式，这里既涉及理论内容的合理性论证问题，也涉及理论命名的合理性问题，因此，必然是最具挑战性和冒险性，同时也是最有价值和意义的理论生成方式。

比较文学视角的方法和“三个讲”视角的方法具有某种程度的对应性。一般来讲，“照着讲”多是一种影响研究；“接着讲”多是一种阐发研究。

4. 中西比较译学价值论

如果说本体论是关于对象存在的属性、范围、层面的定位，方法论是围绕本体论进行的视角、程序和逻辑关系的运用，那么，价值论则是对研究对象进行的学术价值的分析和设定。中西比较译学的价值论主要体现在译论比较的目的方面，即为什么进行译论比较。

在艺术领域，可以有为艺术而艺术的实践目标，因为艺术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而在比较研究领域，为比较而比较，其研究目的的合理性就颇为可疑了。19世纪的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曾一度出现为比较而比较的研究局面，中国20世纪的中西文化论争中也曾出现为比较中西文化而比较的情况，将手段变成了目的，这是颇值得记取的教训。任何比较都有一定的目的，就中西译论比较而言，不管是平行研究、影响研究，还是阐发研究，比较也不应成为目的，而应成为翻译学学科建设的手段。王宏印的传统译论现代诠释研究就是作为建立翻译学的一种努力。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如张柏然认为：“（传统译论的）现代转换并非是古代译论现代化，而是将古代译论作为资源，把其中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与当代译学理论在内涵方面有着共通之处的概念，及有着普遍规律性的成分清理出来，赋予其新的思想、意义，使其与当代译学理论融合，成为具有当代意义的译学理论的血肉。换言之，现代转换就是一种理性的理论的分析，目的在于激活那些具有生命力的古代译论部分，获得现代的阐述，成为当代译学理论的组成部分。”（转引自张柏然、许钧，2002： 30-31）

张柏然在与张思洁合作发表的文章中进一步认为：“翻译理论赖以建构的原始语言文字的选择是翻译理论研究和教学界所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现代翻译理论赖以构筑的核心理论应以民族语言文化为立足点，挖掘、发扬中国传统译论进行改造和升华，从而生成既蕴含了中国丰厚文化内涵，又融合了西方研究方法优点而且体现了时代精神和风貌的新型翻译理论。”（张柏然、张思洁，2001）

总的来说，中西译论比较的目标具有层次性，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即初级目标、中级目标和高级目标。吕叔湘先生在为杨自俭等人编的《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1990）的题词为：“指明事物的异同所在不难，追究它们何以有此异同就不那么容易了。而这恰恰是对比研究的最终目的。”（杨自俭、李瑞华，1990）吕先生的题词对中西译论比较研究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对中西译论进行比较研究，并不只是对摆在我们面前的两个十分清楚明白的东西加以比较，找出其异同，这只是比较研究的最基础工作，是“知其然”阶段；还要通过比较研究，进一步发现和认识中国译论和西方译论的真实面目，而要发现和认识它们的真实面目，特别是探求中国译论和西方译论生成的深层民族文化背景是什么，是“知其所以然”阶段，属于译论比较的文化研究。然而，吕叔湘先生所谈的语言对比研究的最终目的只是止于“知其所以然”阶段，而对于中西译论比较而言，仅仅“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还不够，还不是比较的最终目的，比较的最终目的就是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中西译论的互补、互通走向融合和贯通，或实现传统译论的现代转化，或从各自译论中获得启示和借鉴，从而生发出一批新的概念、范畴和命题，并在此基础上建设现代形态的翻译学体系，近则形成中国现代翻译学体系，远则为世界翻译学的建构奠定基础，使翻译学真正成为一门既有民族性又有国际性的现代性学科。确立这样的目标，就把中西译论比较放在了一个翻译学学科发展的大的战略系统中，从而使我们在研究中把握正确的方向，避免一些琐碎的、无意义的伪命题或无谓的论争耗费研究的时间和精力。总之，中西译论的比较可以简化为以下步骤：描写→解释→融合、转化→翻译学学科建构。其中，描写和解释中西译论的异同是初级目标，中西译论的融合和古今译论的转化是中级目标，翻译学科学建构是高级目标。图示如下：

图2 中西译论比较目标层次图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初级目标又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描写，二是解释。比较和评价伴随着描写、解释进行。初级目标的实现需要对中西译论都有深入的掌握，只有这样才能通过比较和评价描写并解释两者之间的异同及其原因，并为更高的目标打下基础。中级目标是基础目标通往高级目标的桥梁，是中西译论比较实现高级目标的关键。吕叔湘先生曾指出中西语言学理论的结合之不易的问题，指的就是这个层面。中西译论融合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中国传统译论的现代转化是途径之一，也是通往翻译学学科建构的重要手段之一。王宏印的《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2003）是这方面的尝试。高级目标是翻译学的学科建构，又由三个分目标构成，一是比较译学的目标，二是国别翻译学的目标，三是普通翻译学的目标。就本研究而言，高级目标首先是通过中西译论比较建设翻译学的分支学科——比较译学，然后是建设中国现代翻译学，最后是通往普通翻译学的建构。当然，当前比较现实的高级目标就是建设中国现代翻译学。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三个层面的目标从低到高依次形成手段和目的的关系。

翻译学的建构可以是演绎的、思辨的，也可以是归纳的、经验的。译论比较应是归纳的和经验的。国别翻译学是译学比较的高级目标之一，中国翻译学的建构不但需要中国译论与其他译论的比较，发现理论特点，还要合理吸收和利用其他译论的积极因素和研究方法。国内有人强调翻译学的中国特色或中国气派，就是通过中西译论的或隐或现的比较得出的结论。一般来讲，国别翻译学的建构应走现象学的路子，通过已形成的译论的比较建构具有国别特征的翻译学。但目前持中国特色翻译学的许多学者走的是逻辑学的路子，即希望通过思辨或演绎的方式建构中国特色的翻译学。普通翻译学应是译论比较的最高目标。普通翻译学的建构也可以走逻辑学的路子，也可以走现象学的路子，通过译论比较研究来建构普通翻译学走的便是现象学的路子。正像赵元任所认为的：“所谓的语言学理论，实际上就是语言的比较，就是世界各民族语言综合比较研究得出的科学结论。”（转引自杨自俭，2006）同理，从现象学的角度看，就是：所谓的普通翻译学，实际上就是译学的比较，就是世界各民族译学综合比较研究得出的科学结论。

谭载喜强调建立比较译学，是把译学比较作为翻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看待的，正像对比语言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一样。谭载喜的比较译学把翻译学建构看做是译学比较的最终目标，因此他的翻译学倾向于普通翻译学的观点。吕俊的翻译学建构则不同，其倡导的建构主义翻译学显然也是普遍翻译学的一种，并不特别标明其翻译学的国别特色。吕俊的翻译学是在分析译学范式转换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也存在比较行为，不过只是译学范式的比较，而非中西译论的比较，即他的翻译学是通过逻辑学的方法或演绎的方法建构起来的，与中西译论比较无涉。

5. 结语

中西比较译学是中国翻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中西比较译学的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论进行了简要的论证，尝试建构一个中西比较译学的框架或论纲，整合论纲各部分的关系，可图示如下：

图3 中西比较译学论纲

本文通过中西比较译学论纲的建构，为翻译学的特殊分支学科——“比较译学”预设了一个研究的框架，扩大了比较的外延，指出了中西译论比较的共时和历时两个方面，为中西译论比较实践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并为中西译论比较的目标指出了可行的方向。当然，这一论纲在各部分的論证还不很平衡，特别是本体论部分的论证还比较薄弱。另外，论纲的建构和论证虽然是基于已有的研究事实，因而具有一定的描写性，但总体上还是属于框架先行式的研究，因而更具规定性和封闭性，因此，这一论纲的可检验性便成为其是否具有科学性和有效性的核心问题。再者，一个论纲性的研究无疑要在既关照现有研究现状又要对可能的研究领域或维度做出预判的基础上进行尽可能全面的关照，当前的论纲无疑还有进一步修订的空间。鉴于此，今后需要更多实际的研究来进行验证，不断补充和修正，使其更加完善，以便更有效地指导中西译论比较的实践，最终为建设中国现代翻译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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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Review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ompara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ZHANG Siy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Tianjin 300222）

Key words： Chinese and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compara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outline

作者簡介：张思永，男，博士，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批评，翻译理论家研究和翻译理论史研究。

通讯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大沽南路1310号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300222

E-mail：zhangsiyong115@163.com

（责任编辑：胡德香）

作者：张思永

翻译理论下中西文化论文篇3：

奈达与林语堂翻译思想比较

【摘要】奈达是美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林语堂是中国著名的作家及翻译家。他们在翻译的思想上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本文就他们所提出的翻译策略，翻译准则及翻译文本的取向等对他们的翻译思想进行浅析，简论它们的相异之处，旨在全面认识两位翻译家，而且对其翻译理论有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关键词】奈达；林语堂；翻译思想

一、引言

尤金·奈达（Eugine A·Nida,1914～）是著名的美国翻译理论家，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语言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自50年代以来，他共发表过文章200多篇，关于语言与翻译理论的著作有20多部，可谓是一个硕果累累的翻译理论家。奈达的翻译思想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①描写语言学阶段；②交际理论阶段；③社会符号学阶段。奈达在这三个阶段里，对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中种种问题都进行了广泛地探讨。他的翻译思想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可以说，“他是旗帜位置美国翻译理论最著名的代表，也是当代整个西方翻译理论界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

林语堂是一位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集作家、语言学家、哲学家和翻译家于一身。他对中西方文化的了解以及其对中英两种语言炉火纯青的掌握为他在翻译方面的造诣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他的著作及中英文译品五十多本透过这些作品，他曾被《纽约时报》盛誉其作为中西方文化桥梁的地位无人可出其右。林语堂对翻译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林语堂在1933年为吴曙天编著的《翻译论》作的序最系统、最全面地论述了他的翻译思想，从多个角度系统地阐述了他对翻译的认识和态度。他提出了自己的三条翻译标准：忠实、通顺和美。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译者的责任，分别是译者对原著者的责任、对译文读者的责任及对艺术的责任。他是国内第一个提倡应用现代语言学及心理学理论来进行翻译研究的人。

二、奈达与林语堂翻译理论的共性

首先，两种理论都主张以读者为中心。奈达指出：“译者所关注的并不是源语信息和译语信息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一种动态关系，即译语接受者和译语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与源语接受者和源语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相同。”他还指出，“译语中的信息接受者对译文信息的反应应该与源语接受者对原文的反应程度基本相同”。可见，对等翻译理论强调利用读者本土文化知识来理解译文，对一向受忽视的读者给予了更多的重视。他认为译文很重要的一个衡量标准就是读者对译文的反应。由此可见，奈达的翻译理论是一种以读者为中心的理论。以林语堂译著的《浮生六记》为例，该书是清朝沈复所著的自传体古汉语小说。林语堂在翻译时并没有采用古英语，而是翻译成一般读者都能接受的现代英语，这体现了以读者为中心的思想。并且，从林语堂提出的翻译的三准则，即忠实、通顺、美来看，其中的通顺就强调了译者对于译文读者的责任与忠诚。

其次，奈达提出“功能对等”和林语堂提出的“忠实”的相似性。奈达把翻译分成两种类型：形式对等和动态功能对等。形式对等是指以原语为中心，尽量再现原文形式和内容。功能对等注重读者反映，以最贴近、最自然的对等再现原文信息。奈达的形式对等要求严格地再现原语的形式，其实也就是“逐字翻译”。奈达本人也不主张形式对等的翻译，他认为严格遵守形式无疑会破坏对内容的忠实。奈达对等翻译理论的基本观点是逐渐形成的。1964年，奈达提出“动态对等”的观点，认为动态对等翻译是“原语信息的最近似的自然对等值。1969年，他又将翻译定义为“接受语复制原语信息的近似的对等，首先在意义方面，其次在文体方面。后来，为了避免误解，奈达又用“功能对等”取代“动态对等”，继而提出翻译对等的两个重要概念：“最高限度对等”和“最低限度对等”。最高限度对等是指“译文读者应当能够基本上按照原文读者理解和领会原文的方式来理解和领会译文”；最低限度对等是指“译文读者对以往的理解应当达到能够想象出原文读者是怎样理解和领会原文的程度”。奈达提出应把译文读者反应同原文读者反应进行比较，看两者是否能达到最大限度的对等。在“动态对等”中，他认为原文的内容是翻译的首要之点，内容比形式更重要，在两者不能同时翻译出来的时候，应把内容放在首要位置。

林语堂指出“忠实的第一结论就是忠实非字字对译之谓”并且说“译者所应忠实的，不是原文的零字，乃是零字所组成的语义”。由此可见，林语堂提出的“忠实”是指忠实于原文的意思和内容。林语堂还把忠实的程度分为四等：直译、死译、意译、和胡译。同时，他还提出绝对忠实是不可能的，翻译时不可一味追求一百分的忠实，应充分考虑译文的可读性，否则就会胡译或死译。

第三，在《翻译科学探索》中，奈达提出“翻译科学”。奈达当时“翻译即科学”的观点在西方语言学界和翻译理论界曾有过较大反响。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中奈达认为：“翻译远远不仅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技术，而且真正理想的翻译说到底是一门艺术”。对这种转变，奈达认为：对“翻译过程”的研究和实际的“翻译行为”之间是有区别的。前者的研究是能够，而且应该用纯粹科学的方法加以进行；而对于后者，其本质上是一种艺术或者一项技能。 “翻译科学”的内涵也就是将语言学、符号学、交际学等与翻译过程密切相关的理论应用到翻译研究中，是一种描述的研究。奈达虽然曾提出“翻译是科学”的观点，但最后还是认为翻译是一门艺术，而翻译学才是一门科学。而林语堂明确提出翻译是一门艺术。在《论翻译》一文里，林语堂开篇的第一句话就表明了翻译的性质“谈翻译的人首先要觉悟的事件，就是翻译是一门艺术”。他认为翻译艺术所依赖的有三条：“第一是译者对于原文文字上及内容上透彻的了解，第二是译者有相当的国文水平，能写出顺畅的中文，第三是译事上的训练，译者对于翻译标准要有正当的见解”。

三、奈达与林语堂翻译思想的差异

首先，奈达和林语堂在翻译策略上有所不同。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最早使用异化翻译法和归化翻译法这两个术语来描述翻译策略。异化是指有意识地使译文冲破目的语常规，保留原文中的异国情调。异化派认为翻译的目的就是展示异国文化，读者应以包容的眼光来看待异语文化。而归化翻译法是指尽量减少译文中的异国情调，为目的语读者提供自然流畅、本土化的译文。奈达认为要从读者的角度来看翻译，他很重视读者对译文的反应。而林语堂则认为异化和归化应是并驾齐驱的。在《浮生六记》的翻译中，林语堂斌没有使用单一的翻译策略，而是恰当的交互使用，即让译文通俗易懂，又达到了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林语堂在《浮生六记》翻译中的异化策略表现列举：

（1）（芸）于腰间折而缝之，外加马褂。（沈复1999：58）

She tucked it round the waist and put on a makua on top.

林语堂在对“马褂”的翻译上采用了异化的手法。这里的马褂是指清朝满人穿的无袖外衣，它与西方的夹克并不相同。

林氏译著的目标读者主要为西方读者，所以在翻译过程中要考虑如何为他们服务，因此林语堂在《浮生六记》中也交替地使用归化的翻译方法，使译文符合译语的表达习惯，帮助译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原语文本所想表达的信息。下面是表现林语堂译文《浮生六记》归化方法的几个例子。

（2）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沈复1999：1）

I was born in 1763, under the reign of Ch’ienlung, on the twenty-second day of the eleventh moon.

中国传统的时间记录方式是由三部分组成的：在位皇帝年号，十天干，十二地支。但外国人就不容易理解这样的记录方式。如果采用异化翻译策略进行直接音译，那么外国人就不能正确地理解原文的想表达的意思。

（3）每逢朔望，余夫妇必焚香拜祷。（沈复 1999：48）

On the first and fifteenth of every month, we burnt incense and prayed together before him.

“朔望”是中国传统阴历计时法，即阴历“初一”和“十五”，为祭祀神灵的日子。在西方的国家里，没有阴历，只有阳历，因而就没有与之对应的英文说法，林语堂译成每月的第一日和第十五日，忠实地传达了原文的意思。

其次，林语堂的翻译以文学作品为主，他翻译标准的第三方面“美”也是其翻译思想中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观点。他尤其强调在翻译“西洋艺术作品时”，“不可不注意文字之美的问题”，并且他认为在翻译艺术文中，最重要的是“以原文之风格与其内容并重”。同时，林语堂认为一些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在本质上是不可译的。他认为文学作品里的“美”在于它的形式而不是它的内容。如果形式改变了，那么作品里的美也就丢失了。在林语堂的翻译思想里，还有“传神”论。“传神”一说是指“译文要忠实于原文之字神句气与言外之意”。“传神”既是“忠实”的体现，也是“美”的体现，甚至可以说是“忠实”与“美”的完美组合。

奈达认为任何能用一种语言表达的东西都能够用另外一种语言来表达。在语言之间、文化之间能通过寻找翻译对等语，以适当方式重组原文形式和语义结构来进行交际。要保存信息的内容，那么形式就必须改变。由此可见，奈达的翻译理论比较注重语言学层面，而对文学作品里美学观点并没有提到。

奈达的主要翻译理论“动态对等”是他从事《圣经》翻译的经验总结，有其局限性，但是在是《圣经》翻译领域，其理论很好地显示了它的实用价值。林语堂的翻译思想主要是针对文学作品而言。尽管他们都认为翻译是服务于读者的，但是奈达的“读者反应论”表明他更倾向与归化的翻译策略。而林语堂不仅认为翻译需要服务于读者，而且认为翻译是中西文化的传播，因此认为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应交替使用，使读者在轻松地阅读译文作品的同时，也能感受异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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