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医翻译的古代文化论文

摘要：朱寿桐教授于2018年10月1-3日主持召开了在金庸先生有生之年的最后一个金庸学术研讨会——金庸与中外武侠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连同2011年11月在澳门大学召开的“金庸与汉语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表明澳门大学南国人文研究中心和朱寿桐教授、黎活仁教授等致力于建构金庸学的学术信念，这些会议皆可视为在为金庸学的建立作集体的学术论证。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影响中医翻译的古代文化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影响中医翻译的古代文化论文 篇1：

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背景下的国际文化传播与语言规划

摘 要：随着我国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加快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呼声也越来越强。作为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一环，我国的对外文化传播事业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多重困难。要想提升汉语及汉语文化在国际上的威望，我们在加强汉语文化产品创新的同时，必须重视国人的汉语文化教育，并且在我国的外语教育中注入中国文化内容，让全民成为孔子学院之外的文化传播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文化建设；文化传播；国家文化软实力；文化产品创新；语言规划

[FL（2]

一、关于语言文化和文化交际语言产生的重要意义，除了能够使原始人类进行复杂的实时交流以应对危险多变的环境外，还能够将时间系统代入到对客观世界的描述中。于是，人类可以记录了，经验也随之累计增长。当人类发现口头语言已不足以更长久的记录更多的信息时，文字也应运而生。当人类积累的信息越来越多，甚至人类开始用语言来描述思维、来进行抽象时，这种信息便在更大的范畴内升华成一种文明，或文化，这对于人类后代的繁衍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有理由去相信，原始状态下，地理位置的相同或相近会导致生活资料的相同或相近，进而导致区域内文化的相同或相近。文化差异明显的两个人类群体发生交集基本上有两种情形：强势群体向弱势群体的主动征服和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的主动趋同。前者是入侵，后者是学习，目的皆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生活资料（包括资源和生产技术）。侵入过程中，强势群体为使弱势群体服从施令以维持统治地位，首先要强迫弱势群体学习自己的语言；学习过程中，弱势群体为掌握强势群体的生产技术，也必须要先学习强势群体的语言。或许，从原始意义上讲，不同语言间的交流起源于生活资料的竞争。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精神文明不断发达，语言交流上升至文化交流的阶段。但是，文化交流的目的也毕竟是学习以自强，所以竞争的本质难以消除。

二、现代世界的文化交流与语言政策

上述关于语言和文化交际的分析或多或少存在推测的成分，毕竟，语言和文化的演变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远远超过人类认知和记载能力。然而，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现代学者所公认的，即语言既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既记录文化，又创造文化。不仅如此，语言与文化还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

在当今世界军事、科技、经济竞争激烈的背景下，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被凸显出来，很多国家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重要的发展策略。在中国跃居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的形势下，很多学者开始关注并呼吁我国“软实力”的建设。“软实力”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创的，指“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是一国综合实力中除传统的、基于军事和经济实力的硬实力之外的另一组成部分”[1]。与军事、经济等具有阶段性强大作用的“硬实力”相比，软实力的作用更具有“长久性、持续性”，“可以影响国家的长远发展”[2]。对外文化输出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而文化输出是文化交流中带有主动竞争性质的一个传播方向。从竞争角度来看，文化交流的最终目的是扩大国际影响力，而国际影响力扩大又可直接促进世界范围内的财富与资源聚拢。因此，文化传播尚未能逃出国与国之间的竞赛主题。当然，随着世界文明的整体进步，人类在文化交流过程开始致力于多极世界的发展建设，这也是文化传播的必然积极结果之一。

语言规划是指一国对某种或某些语言的倾向性规定，如指定官方语言、广播媒体语言、教学用语言等。语言规划的作用范围看似只限于一国国内，目的是为了在国家的意志和精神层面实现统一，其实它还必然的影响到本国语言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不仅如此，语言规划还关乎外来语言对本国语言带来的竞争和威胁。语言是文化的输出工具，所以语言政策的制定决定了文化输出的质量和战略前景。

一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的使用，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世界地位的全球显现。罗马帝国时代的拉丁语、大英帝国时代的英语和当今美国“霸主时代”的英语都是“国强则语盛”的典型实例。上述三者分别对应了强势群体的征服、殖民、渗入三大扩张策略。与它们都不同的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儒家“仁政”和“王道”的哲学观点来主宰政治统治，而“王道”正是国家软实力的象征。中国文化底蕴里“和为贵”的思想注定中国不会在当今世界称霸，然而，积极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采取文化对外传播这样的“和平性攻势”，是在外来文化大举泛滥情况下所必需的防守性措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性工程，面临着来自国家外部和内部的多种不利因素。因此，我们需要在积极发展对外文化传播事业的过程中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及时发现问题，调整思路，迎难而上。

三、当前中国文化对外输出面临的外部压力

1. 汉语语言文化的深奥本身不利于对外传播

英语为什么会在当今世界盛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语法逻辑比较清晰简明，适于作为一种世界各国之间交流的工具。当然，这不能说明英语很容易学会。中国人觉得学英语难，恰恰是因为日常汉语语法过于模糊而使我们习惯性的忽略了语法逻辑。有些时候，汉语只需要将信息松散的罗列出来，中国人便可在头脑中自然“领悟”其中的信息、情感、结论等。例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这样的经典古代文学，其文化价值与意义正是蕴含在“不言中”，而外国人却由于文化差异而“猜”不出或根本不会去猜其深层含义。汉语文化是一种温性、含蓄、深层的文化。这种特性本身就不利于对外传播。况且只是简体汉字的书写就已经难倒了无数外国人，要想使外国人从中国汉字的表层深入到中国文化的深层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当中国人试图将汉语文化翻译成外语传播出去的时候，又考虑到被传播者的语码习惯，将含蓄的内容进行简化甚至省略，这无形就又对本身难以送达的文化大打折扣。

2. 孔子学院的传播能力有限

自2004年第一个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成立以来，我国已经在全世界106个国家的350多个教学机构落户了孔子学院。孔子学院成为了中国在全球推广中华文化的最主要力量。然而在全球汉语热的背后，我们冷静的看到汉语推广的现状与我国的预期、与英语的推广效力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中国政府在2004到2012年8年间在这一项目上的投资已超过5亿美元，但是孔子学院还是“难以做到盈亏平衡”[3]。国内媒体宣称截止2010年底全球有1亿学习汉语的外国人，相比之下，全球有20亿人在学习英语。美国出品几部好莱坞大片就可以让整个世界随之疯狂一段时间，这种电影不仅收获了票房，而且还输出了科技、文化、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不仅如此，美国不用在海外投资任何英语教育机构，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自行”学习英语，学习程度之狂热，更加反映出汉语推广之冷清与被动。孔子学院的体系已具备相当的规模，但教授的内容还是局限于“入门级的汉语”和“太极拳等贴有中国文化标签的兴趣活动”，以孔子冠名的传播机构里，除了孔子的塑像画像外，甚至“没有能够反映孔子的思想和中国文化精髓的作品”[4]。

3. 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层次较低

外国人感兴趣的中国文化元素我们大都可以猜到：功夫、丝绸、茶叶、瓷器、中国菜等这些符号化的内容。通过这些“快速文化消费品”，外国受众只能了解到中国文化的一个侧面而无法触及中国文化的深层内核。据有关学者对美国和泰国的一些孔子学院学生的调查[5]，国外青年对兵马俑、茶叶、中国菜等的兴趣强烈且认知较为正面，而对中国人的中庸之道等思想持中性态度，对中国制度文化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则比较抵触。由此看来，国外民众对于我国文化的感知停留在一个较浅的层次上。我国也努力在对外文化传播中对此现状进行改观，但因“创意匮乏和缺乏再创新”，导致我国文化产品“对西方民众缺乏吸引力”[3]。那些在国际上获得评价较高的中国电影、文学等作品等，却又大多围绕中国文化与社会中负面或消极的一些主题，这迎合了西方的猎奇心理，却没有最客观真实的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我国对外文化传播向深层发展的前景仍然比较模糊。相比之下，《花木兰》、《功夫熊猫》这样的美国大片在对中国元素进行了西方文化再注入和再创造之后却在中国大卖特卖的现象频频出现，这的确值得我们对母语文化的发扬策略进行认真反思。

4. 国外有色眼镜对中国文化传播的阻力

“中国威胁论”是国外针对中国快速发展而一贯鼓吹的言论。对于中国文化这样的外来文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势力肯定要百般阻挠。例如，孔子学院教授的内容都是基于简体中文的，而简体中文是在以中国大陆为主的地域广泛使用，繁体中文主要在台湾地区被广泛使用，于是就有评论认为“这有助于中国大陆在国际事务中实现对台湾的边缘化”[6]。再如，孔子学院是由中国政府资助和管理的教学机构，这也成为国外对其攻击的一个靶子。《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的一篇文章对此进行了调查，虽然最终并没有找到中国政府干涉孔子学院教学的证据[7]，但孔子学院的官方背景一直让国外舆论耿耿于怀。另一篇《外交官》中的文章在采访了中国学者、记者和孔子学院的负责人后，也没能找出证据来说明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进行“宣传布道”的工具，但这篇文章反而指出，孔子学院的教材限制了西藏和人权问题的课程内容[8]。不仅如此，美国还对孔子学院的学术资质、“间谍嫌疑”等进行调查，极大的阻碍了孔子学院的正常发展。

四、对外文化传播受阻的内部因素

1. 汉语教育水平必须提高

中国的小孩子从生下来，母语汉语还没学会就已然开始学习英语了。九年义务教育中，全国不少地方从小学就开设英语课，而语文课从高中之后就退出了课堂。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之怪现象？一是汉语的学习时间受到挤压。小学阶段的汉语教育就开始受到忽视，汉语学习的时间比例随着教育阶段的进阶反而越来越少，大学教育更是很少开设语文课程。二是当今社会中国人的母语意识严重淡化，“重外文轻母语”[9]：到了大学及研究生教育阶段，高端学术论坛必须是英语的，高端学术期刊必须是英语的，权威的科技文献资料也必须是英语的，有的高校甚至在师资等软件条件不现实的情况下开设以英语授课的理工科专业课程。这样下去，本身就受到排挤的汉语终将退出科技学术舞台。三是汉语语文教学的模式太过老化。“字词句”的课堂手法只是教会了学生最基本的母语表达，完全没有传授运用汉语进行高层次论述的技能，而这恰恰是高等学术教育中最需要的内容。传统古代文学的学习也只停留在以应试为目的的背诵和表面理解的层面。高考一过，古代文化就丧失了生存空间。如果汉语教育不能首先在国内建立起母语的威望，不能提高汉语的高层次应用，不能从应试之外的手段来弘扬汉语古文化，那么我们便丧失了文化对外传播的立足之本。

2. 英语教学中的汉语文化缺失

上文提到孔子学院的对外传播能力有限，不是每一个外国人都有机会到孔子学院进行学习。那么，当外国人想向身边的中国人了解中国文化时，这些接收了多年英语教育的中国人能够准确流畅的将中国文化元素讲明白吗？恐怕不能。英语教学中的母语文化缺失导致很少有人能说出“旗袍”、“轿子”、“易经”等典型的中国传统词汇[10]。面对“为什么学英语”这个问题，恐怕回答最多的是“出国”。于是中国人学英语讲究原汁原味，学习的是欧美文化，为了是“入他的乡，随他的俗”。很少有人从“把中国文化带出去”的角度来学习英语。不仅如此，“中国文化失语症”使得有着相当英语水平的中国学者在英语交流语境中不能显示“来自古文化大国的学者所应具有的深厚文化素养和独立的文化人格”[11]。我国英语教育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过分注重目标语和目标语文化的输入，忽视了母语文化的注入，不仅阻碍了英语学习者成长为潜在的对外文化传播者，更灌输了过多的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严重影响了学习者的文化价值取向。

3. 外语教学语种单一且教学质量低下

在中国，“外语”一词曾一度“特指”英语，并且在当今大多数国人的心目中，外语也还是指英语。其它外语，一律称为“小语种”。截止2011年，全国高校的英语专业点达到1000多个[12]，几乎是所高校就一定要有英语系和英语专业。仅2002年到2005年英语专业点就增加近一倍。这么短时间内培养出来的师资人才也很难保证质量。事实上，我国英语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并不乐观，一方面由于英语专业大量扩招，另一方面单纯学习英语的学生很难满足社会各行各业对专业背景知识的较高要求。外语教学语种单一还会导致国家安全隐患。美国20世纪的教育改革几乎都与“国家安全”有关。美国政府认为掌握多门语言对国家安全有着重要的意义，近年来美国“每年会为中学和大学投入数亿的资金让学生学习英语以外的语言”[13]。中国的外语教学语种单一且教学质量低下，这反映了英语已经对我国的语言教育产生了严重干扰，英语占领且浪费了过多的外语教学资源。不仅如此，语种单一还使我国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

五、从汉语和外语语言规划来寻求对外文化传播的出路

如何抓住我国国力蒸蒸日上的大好时机寻找文化输出、软式力提升的突破口是当前的重要任务。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国内的汉语语言教育和外语语言教育中存在着诸多不良因素，这些因素间接却又根本的阻碍了我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因此，我国应该从语言教育规划方面进行尝试，以弘扬中国文化和提升汉语的威望为目标，对语言教育的内容和侧重点进行改革调整。

1. 保证汉语的教学力度，提高汉语的交流层次

要想提高汉语在国际交流中的威望，首先要保证汉语在中国国内的地位得到提升。虽然我国在法律上规定了对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推广，但这仅仅涉及到语音和字形两个方面。一种语言能否在国际上流行，还取决于它的语法和逻辑是否简明易学。与英语不同，汉语的句法依靠“词序和语义关系”来表达，又因其“句法结构缺乏形式标志”，“必须依靠意会的手段”来理解[14]。要成为国际通用语，汉语在语法易学度上就已处于英语的下风。汉语语法本身就很难掌握，而我国的基础语文教育中又没能对其进行强调，反而是对英语语法进行细致入微的讲解，这等同于一开始就放弃了汉语作为高层次交流语言的机会。所以，我国有必要对汉语语法规范进行研究，从基础教育开始，不仅推广标准的字音和字形，还要推广标准的句子和篇章。只有通过推广逻辑分明、语法严谨的汉语，汉语才可能成为学术、科技等高端领域的交流语言，才能与英语在世界上并驾齐驱。眼下，我国对英语进行“弱化”的高考改革和重燃国人“汉语热”的《汉字听写大会》都引起了民众广泛的参与和讨论，这是我国语言规划健康发展的可喜表现。

2. 发展汉语通俗文化作为对外传播的突破口

汉语语法难，中国人尚不好把握，外国人更不易学会。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中国人尚需“悟”才能得其精髓，外国人更不可能在孔子学院的短期学习过程中将其理解。根据文化传播理论，要想达到预期的文化传播效果，传播者需要“认识到传统双方在文化上的差异”，然后根据差异来“调整自己的传播方式”，才能保证信息的畅通传播[1]。既然国外受众更容易接受相对简单直观、可以直接体验的中国元素，如功夫、服饰、烹饪、民俗文化等，我们大可以此为突破口，对其进行创新发扬。国产电视剧《甄嬛传》作为国内的“大众文化流行产品”[15]，不仅在台湾省、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热播，美国的一家公司也购买了其英文播出版权，主演孙俪也因此获得了美国广播电视界最具权威的奖项国际艾美奖的提名。更有甚者，国外网站上除把《甄嬛传》翻译为“e BacPalace： Legend Of Zen uan”，更有直接按拼音译为“ou Gong Zen uan Zuan”者，这无疑便是对汉语语言的传播。《甄嬛传》为何能在国内外引起如此反响？究其原因，它不仅将宫廷礼仪、服饰、香料、中医药材等中国元素作为“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元素”，更采用了“职场叙事”[15]的现代商业片模式。这就是通俗文化创新的实例。这种制作推广模式为我国的文化对外传播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方向。

3. 外语教育中注入中国文化，使全民成为汉语文化的传播者

我国现在的外语教育，特别是英语教育中存在一种“自我殖民”[16]的危险倾向。中国青少年在学习英语语言的同时，不可避免的被西方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所影响，很可能产生母语文化自卑感和西方文明全盘优越的思想。不仅如此，大多数英语教师在国外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染，思想意识有着相当程度的西化，进而在英语教学实践中不自觉的对西方文化进行宣传。长此以往，中国将无法改变文化“入超”的状况。要扭转这一局面，首先，英语教师要清醒的认识到世界各国文化的客观差异，坚持自身的职业使命，培养学生对文化进行深层独立甄别和思考的能力；其次，要从教学大纲、教材、考试等方面重新组织科研论证，向英语教学中输入同等重要的中国文化元素，通过学英语，让学生不仅去了解世界，更让他们去向世界描述中国、描绘中国文化，让全民都成长为文化传播与交流的使者。

4. 发扬中国英语，通过中国英语来传播中国文化

中国英语是英语在中国的本地化，应该在世界上拥有其合理的地位。“中国英语”不同于“中国式英语”，“中国英语”是指：“以规范的英语为依据的，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的再生等创造性的手段来传达中国特有的文化、事物或观念的英语，它是有中国特色的英语的变体”[17]；而“中国式英语”是指不符合英语语法而导致交流障碍或矛盾的英语，如“good good sudy， day day up”等。林语堂是运用中国英语将中国文化推广到世界的典范，他在《京华烟云》中用“西方接受并喜爱的一种特别的英语表达中国风情”[18]，如书中直接用语音指代“laoye（老爷）”，“saoye（少爷）”等显示尊卑关系的称呼，又如“red envelope（红包）”、“appy even（喜事）”等富含中国习俗的词汇，再如“a socsanding among a group of ens（鹤立鸡群）”、“illing a cicen as a warning o e moneys（杀鸡给猴看）”等一些完全按照汉语直译但又传神的成语。这种将汉语的读音、词汇、和文化思维直接表达给世界的方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证明中国英语有着蓬勃的生命力。因此，在当代英语教学中，教师不应将学生的“中国英语”笼统否定而去追求完全西式的“地道英语”，中国英语恰恰给中国文化的弘扬带来了希望。

5. 继续发展国家硬实力才是文化对外传播的根本出路

虽然我国的硬实力有了长足的进步，我国经济也跃居全球第二，但我国与美国的差距还是巨大的。尽管我国出口产品中高科产品的比例迅速上升，如电脑，但电脑核心元件的制造工艺及技术仍然控制在美国手中，每一台电脑的成本里都包含了支付给美国的高昂的核心技术专利费，不仅如此，我国的电脑开发设计人员仍然要去研读用英文写成的daa see。“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些真理在眼下尤为适用。国外给孔子学院扣上“文化渗透”、“间谍活动”、“学术资质不够”等各种各样的帽子，归根结底是西方对中国敌视和歧视双重心态作用的结果。汉语要想成为高端交流的语言，中国就需要首先成为高端交流的场所，这就需要我国必须在科技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美国之所以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学教育目的国”[19]，在于其世界顶级高等学府的背后是称霸世界的高科技。科技竞争力所拥有的号召力，才是一种语言成为强势语言的根本原因。

六、结语

在国际竞争持续激烈的当今世界，我国需要将语言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提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在对外汉语推广策略实施的近10年来，我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困难重重。对外文化推广不仅需要孔子学院这样官方带动的机构，更需要汇聚全民的力量。为此，我国不仅需要对语言规划进行调整，重新审视当今汉语和外语教育中显露的各种问题，还需要促进语言文化作品的创新，寻找对外文化传播的突破口。对外文化传播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任务。我国各个领域需要共同努力、负重致远，才能将汉语语言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繁荣与昌盛。

参考文献：

[1]王博.中国软实力的提升与政治文化传播[J].湖北社会科学，2010，（8）：32-35.

[2]王越，吕美嘉.语言软实力发展新模式与路径创新[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93-96.

[3]李秀梅. 全球化背景下的语言战略[J]. 环球财经， 201（5）： 54-57.

[4]董璐.孔子学院与歌德学院：不同理念下的跨文化传播[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1，（4）：101-107.

[5]吴瑛. 文化对外传播：理论与战略[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6]YorG. Beijing uses Confucius o lead carm offensive[J]. Globe and Mail， 2005， 9（09）.

[7]Scmid P. A US colleges， Cinese-financed ceners promp worries abou academic freedom[J]. e Cronicle of iger Educaion， 2010， 17.

[8]Ulara Naagawa. Confucius Conroversy， e Diploma. p：//ediploma.com/new-emissary/2011/03/07/confucius-conroversy/.

[9]潘海英，张凌坤.全球化语境下美国语言政策对我国语言教育的启示[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105-108.

[10]崔朝晖，张春.中国文化传播论[J].时代文学，2010，（23）：207-208.

[11]袁彬，廖红.中国文化在文化传播中的缺失[J].飞天，2010，（20）：20-21.

[12]胡文仲. 关于我国外语教育规划的思考[J]. 外语教学与研究： 外国语文双月刊， 2011， 43（001）： 130-136.

[13]潘海英，张凌坤.美国语言政策的国家利益观透析[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97-100.

[14]王克喜.逻辑与语言——古代汉语与关联性思维的推类[J].中州学刊，2003，（2）：128-130.

[15]袁园.职场·民族·女性：从《甄嬛传》看新世纪的意识形态显影[J].南方文坛，2013，（5）：40-44.

[16]张玲.论英语教学中的文化传播[J].太原大学学报，2005，6（2）：45-46.

[17]沈艳蕾.世界英语环境中中国英语的客观存在及其对高校英语教学的启示[J].教育探索，2012，（11）：63-64.

[18]金雅慧，陈培.以《京华烟云》为例看Cina Englis的文化传播价值[J].科教文汇，2007，（22）：168-169.

[19]AlbacP. G. iger educaion crosses borders： Can e Unied Saes remain e op desinaion for foreign sudens？[J]. Cange： e magazine of iger learning， 2004， 36（2）： 18-25.

Inernaional Culural Promoion and Language Planning under

e Consrucion of Conemporary Cinese Culural Sof Power

Cen Mei-ua， Cen Xiang-yu

（Sc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eas Universiy， Nanjing， Jiangsu 211189， Cina）

Absrac：Cina as become e second larges world economy and is increasingly playing an imporan and influenial role in e inernaional affairs， wicas convinced scolars a ome a enancing Cina’s sof power is igon e agenda. As a ey insrumen o increase Cina’s sof power， e Cinese culure promoion faces many adverse facors a amper is process. o raise e presige of Cinese language and culure， we mus give empasis o e domesic Cinese educaion and inegrae Cinese culure ino e foreign languages eacing. In is way， no only Confucius Insiues bu e wole naion can be acively engaged.

ey Words：Culural Consrucion； Culural ransmission； Naional Culural Sof Power； Culural Produc Innovaion； Language Planning

作者：陈美华 陈祥雨

影响中医翻译的古代文化论文 篇2：

关于金庸学的学术论证

摘 要：朱寿桐教授于2018年10月1-3日主持召开了在金庸先生有生之年的最后一个金庸学术研讨会——金庸与中外武侠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连同2011年11月在澳门大学召开的“金庸与汉语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表明澳门大学南国人文研究中心和朱寿桐教授、黎活仁教授等致力于建构金庸学的学术信念，这些会议皆可视为在为金庸学的建立作集体的学术论证。

关键词：金庸学;朱寿桐;澳门大学;研讨会

金庸是汉语新文学史上的一个文学英雄，他的逝世标志着一个文学时代的传奇的终结。这里的文学传奇，按照朱寿桐教授的说法，实际上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阅读神话：千千万万的读者聚焦于金庸的笔端，为它癫狂，为它痴迷，为它哭，为它笑，为读它无休无眠，为谈它滔滔不绝。①为此，朱寿桐教授所在的澳门大学南国人文研究中心，联合国际金庸研究会，在澳门基金会等的支持下，于2018年10月1-3日主持召开了在金庸先生有生之年的最后一个金庸学术研讨会——金庸与中外武侠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连同2011年11月在澳门大学召开的“金庸与汉语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表明澳门大学南国人文研究中心和朱寿桐教授等致力于建构金庸学的学术信念，这些会议皆可视为在为金庸学的建立作集体的学术论证。

金庸学的提倡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但金庸学的论证迟迟未能深入，其原因一般在于学者的认知其实尚未明确：金庸及其文学能否真的成为一门独立学问的主体？黎活仁、林保淳等参加研讨的专家的回答相当肯定：金庸文学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之中，又富有外国文学文化的营养，中外文学文化的共同资源铸成了金庸武侠文化和武侠小说的特有的精神传统和文化传统;金庸文学和文化传统同时又作为一种资源，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当代文化，乃至影响了世界范围内的汉语文学以及其它更广泛的文化，成为新时代新的文学文化资源;金庸学的内部结构包含着丰富复杂的文学、美学和文化学、社会学的内涵。而金庸文学和文化中呈现的许多繁难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们当代文学文化面临的问题，正体现了金学开拓发展的可能性。

一、金庸学的资源论证

中国古代就有丰富厚重的武侠文学文化资源，从战国时代的侠义刺客列传到后来的《虬髯客传》等，再到《三侠五义》等侠义文学，可以说寄托了世世代代文人的梦想和渴望。因此，陈平原教授曾用“千古文人侠客梦”为题概括这样的文化。这些都是金庸武侠文学的重要资源，也是金庸武侠文学的精神来源。

研讨者常常通过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视角分析金庸武侠文学文化的中国传统文明资源，揭示金庸文学创作与传统的和外国的武侠类型文学文化之间的对应关系。但澳门大学南国人文研究中心组织的研讨早已突破了这样的学术层次，而将金庸文学和文化置于人类文明和一般文学文化的类型意义上进行文化考察、思想考察和审美考察，从而得出广泛而深刻的金学资源研究的结论。

龚刚教授在题为《金庸小说与市民文化》的发言中，就从雅俗文化的结合、精英文化与市民文化的结合的角度，分析金庸文学复杂的文学文化资源，他认定金庸小说作为传统“侠文化”发展链接中的武侠小说，毫无疑问地应该划入“通俗文学”或称为“俗文化”的范畴当中。但由于金庸小说又在某种程度上已被“经典化”，这就迫使研究者从雅俗互动的角度进一步对其文化品性加以考察。其实，文化的“雅”与“俗”不仅存在着可以流变取得不同位置的可能，而且它们之间还有着互相给养、彼此交融的“亲缘”关系。承认雅俗文化的互动关系，为我们探讨金庸小说的“雅与俗”融合交织问题提供了很好的依据。金庸小说的“雅俗融合”实际上体现在雅俗两种文化的融合和俗中见雅的写作风格两個层面上。所谓雅俗文化的融合，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趣味的融合，即文人情趣与市民趣味的融合。金庸小说俗中见雅的写作风格可以说是俯拾皆是，在雅俗融合方面做出了有创见的尝试。

傅天虹教授的发言《金庸小说的侠义文化与儒家思想》更进一步阐析了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资源是传统的侠义文化和儒学思想。他认为金庸将一个江湖“武林”，或者说是一个微型的政治社会写入了他的15部武侠小说中。而且这个社会是将忠孝义作为框架的核心。人物形象也是最能够体现儒家文化蕴含的。金庸将儒家思想作为维度，从所塑造的人物身上体现出他对儒家精神的偏爱。他认为注重承诺、行侠仗义是中国传统侠义思想的古老探讨核心。并认为在侠义小说的发展过程中，侠客们的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信义，也是侠义文化的重要核心内容。人们对于这种精神是崇拜的又渴望的，经历了数千年的中国社会的传承，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环境下又产生不同的影响。在如今依旧发挥独特的作用。傅天虹还指出，金庸先生的小说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儒家思想：例如积极的人生态度，高尚的品德等，这也是经过作者的扬弃、批判和继承，再综合地融入作品。

柴高洁的发言《从场域理论看〈鹿鼎记〉对“江湖”的反叛与再造》，同样是从文化社会学视角审视金庸文学的重要资源——江湖，在一种巨大的生命场域和生活场域之中分析金庸文化的背景。如果把金庸笔下主人公的成长环境看成一个小的社会空间，或者江湖场域的子场域，以场域和习惯之间的关系，当可索解韦小宝离开扬州闯荡江湖时性情倾向的由来。“社会现实是双重存在的，既在事物中，也在心智中;既在场域中，也在惯习中;既在行动者之外，又在行动者之内”②。这样的判断对于金庸的人物和他们所属的江湖来说是非常合适的。其实，武侠文学需要具有相当魅力的江湖，需要成熟稳定的江湖文化，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在传统武侠文学所构建的江湖文化中诞生的，也在这种江湖文化的语境中得以产生影响力，没有江湖文化资源的金庸文学和当代武侠文学是不堪想象的。柴高洁的论文只是对《鹿鼎记》做了江湖文化的考察，应该花大力气将金庸放在具有历史感同时也具有时代性的江湖文化资源上进行深入的考察。

金庸文學的中外文化资源研究显然已经超脱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学术方法，在更广泛的文学文化意义上展开。龙娟的《变异学视域下的中西侠士复仇小说研究》就是如此，它已经不安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方法研究金庸的《连城诀》与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之间的关联，而是将它们放在中西侠士复仇的文化背景下进行文化考察。金庸的武侠小说《连城诀》与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确实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如侠士与复仇的主题、类似的人物关系与时空体叙事手法等等。金庸曾就读于重庆的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熟读过大量西方文学作品，所以西方作家对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创作小说《连城诀》时，他自己也承认受到了大仲马小说《基督山伯爵》的影响。③但他对《基督山伯爵》的接受可以说像在比较文学变异学中的一种文化过滤，小说《连城诀》的创作更有着接受主体自身独特的异质性和变异性，其小说创作更主要的是来自于作者自身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知识、中华传统文化底蕴和中西融合的叙事手法。作为使旧武侠小说脱胎换骨和开辟武侠小说新时代的文学大家，金庸的作品无论在语言运用、人物塑造、叙事结构上都力求变革，大量吸收并运用了“五四”新文学资源，外国文学资源以及传统经典文学的资源，从而在多元杂合的资源意义上进行了新的文学开辟。

龙娟的发言还注意到金庸将西方侠士小说中类似的情节和人物进行本土化和再创造的过程，对西方侠士小说进行了全方位“东方化”的变异处理，以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审美情趣。《连城诀》融合了东方的武侠文化精神并结合了西方的时空体叙事手法，这样的资源整合使得作品不同于传统的旧式武侠小说，从而提高了武侠小说的审美品位和文学地位。

金庸的武侠具有文侠成分，这是庞琦昕、李继凯的联合发言《论金庸小说的复合境界与文武之道》中提出的学术发现，由此可以更加深入地体味金庸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整合力。文章认为，金庸将真实武侠世界里的刀光剑影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结合，塑造了较多具有文侠气质的武侠形象，一扫旧式武侠打打杀杀的“嗜血”气，这使他的武侠小说充满了浓浓的人文情怀与文化气息。与此同时，金庸将武功的一招一式与士大夫阶层的雅文化相融相通，使文化本身也具有了“武器化”的威力。而这种写作策略背后所投射的，是金庸对中国文化与中国精神的思考，同时也体现出他对文武兼备的复合境界的执着追求。

二、金庸文学文化资源的影响力

金庸是一个独特的文学存在。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文化运作构成了辐射于读书界内外的影响力。许多当代中国乃至当前世界的文化现象都可以与他的文学产生联系，这样，金庸就具有了文学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意义。金庸学的建立必须在金庸文化资源全面开发的基础之上。在开发金庸文化资源的话题上，澳门大学南国人文研究中心组织的两次学术研讨同样趋于深入。

《金庸与汉语新文学》一书④收录了上一次金庸学术研讨会的22篇论文，本书为朱寿桐教授主编，体现了朱寿桐近些年对汉语新文学的阐发与理解。朱寿桐在《意义张力的消解——汉语新文学概念之于金庸研究的价值》一文中分析了金庸文学对于世界范围内和百年历史范畴内汉语新文学的重要资源意义，认为在武侠文化的当代建构方面，在文学传统的开发创新方面，金庸作出了世界性和历史性的贡献。金庸文学的文化资源将在汉语文学史和文化史的层面发挥深刻影响。

随着多媒体文化的流行，金庸的文学文化资源照样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周志雄的《网络小说与金庸小说》指出了这样的事实：金庸小说为网络小说提供了一套有效的吸引读者的叙事法则，为网络小说家所借鉴。从金庸小说到网络小说，由想象历史上的江湖世界到主动架构一个宏大的宇宙世界，主角由武林高手变成神，体现了个人创造世界、征服世界的决心和意志，与中国大国崛起的时代气象相一致。金庸小说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传承与网络小说形成了一条文脉上的连续。以金庸为参照有利于提升网络小说的整体水平。从综合文化修养上看，网络作家少有人与能与金庸比肩，但网络小说传承了金庸，也发展了金庸，诸多玄幻小说吸收了游戏和幻想元素，更具世界性，拓展了武侠小说的内容，展现了更强大的想象力，在对外文化输出中，更能让欧美读者产生共呜。金庸的文学文化资源在电影、电视剧和戏曲领域不断得到开发利用，这也是学术研讨的一个热点。赵稀方的书面发言《经典戏拟与历史颠覆》指出，以“戏拟（Parody）的形式反讽历史”的《鹿鼎记》，“成为了后来周星驰《大话西游》的“无厘头”式的后现代主义模仿（Pastiche）的源头”。“大话时代的作品常常模仿经典作品，但这种模仿完全消解了对象的个性，或者反其意而用之，或者任取一点，随意发挥。文本可以随意互涉，这个故事中间可以出现另一个故事的人物。”

一般来说，金庸作品的电影电视改编是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而关于戏曲改编较少有人涉及。沈惠如的《论金庸武侠小说的戏曲改编》算是一个突破。1992年，武汉的剧作家习志淦受台湾新生代剧坊之邀，在取得金庸欣然首肯、仅收取象征性的一元授权金后，编写出了京剧版《射雕英雄传》，并于5月在台北连演七天八场。该剧于2003年在中国第三届京剧节中，改由武汉京剧团演出，获得了优秀剧目、优秀导演等多项奖。沈惠如先从金庸的小说与戏曲的关联说起，建构其小说与戏曲质素相近的氛围，再分析该剧的改编成效，从而提炼出金庸小说戏曲改编的门道，是相当专业的学术论析。

当代作家所受金庸的影响，是考察金庸文学资源的可靠途径。在圆桌会议上，著名作家卢新华、诗人庄伟杰等分别从自己的创作实践出发谈论金庸开辟的武侠文化的当代意义。韩春萍的《金庸与红柯的英雄情结辨析》一文，则从英雄情结角度分析了金庸对红柯的影响。

甚至在金庸老迈之年，已经辍笔，但他的作品还在热销。为什么读者对武侠小说的热情从未消减？即使到了当下，金庸的武侠文学仍然成为影视剧对文学作品改编的重点资源。金庸对此回答说：“这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东西。”⑤金庸认为，五四以来的新小说是“用中文写外国小说”，中国小说的审美传统出现断裂，这当然有些绝对化，但也不是没有依据。金庸所指的“中国形式”更主要的是指武侠小说中所包罗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这是区别于外国小说的独特形式。而“中国形式”背后所投射的，是金庸对中国精神的思考。金庸将真实武侠世界的刀光剑影与中国文化紧密结合，使他的武侠世界充满了浓浓的人文情怀与文化气息，并且散发出文化资源的力量。

金庸文學文化影响力甚至渗透到养生、治疗方面。伍文芊的《金庸养生法》分析了金庸的“中庸养生”之道，包括顺其自然的心态，情志养生的方法等等。李思齐、伍朝彦的《金庸小说中的养生法》，分析了金庸武侠小说中涵盖中医学诸多方面，如阴阳学说、气学说、经络腧穴学说、诊断学、药物学、针灸学等中医理论，还常见针灸、点穴、失明、中毒、脏腑内伤、骨折筋伤等中医病症与治法等。其实，金庸小说中许多武侠功夫都蕴含中医养生法。

李光贞的《金庸小说在日本的翻译与传播》一文认为，金庸研究正在走向多元化，尤其在日本。这样的多元化是金庸学术文化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和重视的结果。李光贞还发现，日本的研究者常通过研究金庸作品来了解中国社会和历史，这同样说明日本学者对金庸文学文化资源的重视。

三、金庸学的内部研究趋于深入

随着金庸武侠文学和文化影响的日益扩大，学界对于金庸学的内部研究越来越趋于深入。多种研究方法被应用于金庸学结构的分析与设计之中。包括人物形象研究、语言学研究、叙事学研究、伦理学研究、审美范式的研究、音乐性的研究、现代性的研究等在内，诸多理论的引入与研究实践，极大地拓宽了金庸学研究的视域，同时也促进了金庸学的理论体系走向成熟。

在此次“金庸与中外武侠小说国际研讨会”上，学者对金庸学的内部结构研究有了一定的学术自觉，涉及到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如人物形象分析研究、叙事学研究，更涉及到与相关学科如空间理论、心理学的交叉研究，再到传统儒释道与个人英雄主义、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文与武的复合境界的研究等。这些研究成果表明金学研究，结合了文艺理论研究的基础层面、横向的交叉科学层面和纵向的文化精神层面，构成了较为全面的、立体的研究体系。

在金庸学的文艺理论基础层面，人物形象分析研究是小说文本研究较为常见的方法和切入点。金庸作为新派武侠小说的代表作家，打破了传统武侠小说单一的故事化方法，塑造人物形象更加注重描摹真实的人性和小说人物之间的关系，因而其小说中人物形象更为立体丰满，人物性格更为复杂多变。现今学界的人物分析研究大致有两种倾向，一是对于某个经典人物的细化分析，如韦小宝的异化研究、周芷若的“山隐”与“凌迟”的评论研究、黄蓉人物形象在创作中的变化研究等;二是横向的对于某一类型人物形象的整体分析，如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悲剧人物形象、疯癫形象、反派形象等。吴敬玲的论文《身份表演与自我危机：〈笑傲江湖〉中岳不群形象演变的符号学解读》，沈玲的论文《论〈天龙八部〉中的妖女形象及其文化意蕴》，正分别采用了这两种分析方法。吴敬玲引用赵毅衡的“身份”、“自我”和“符号学”的理论和欧文·戈夫曼的“自我表演”理论解读岳不群人物形象的演变过程，将岳不群的形象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自我的稳定阶段、自我的迷失阶段和自我的危机阶段，认为岳不群在权力的追逐中，在各种身份角色的表演中消解了自己的身份，成为了社会的异己，使自我陷入危机继而消亡。岳不群是在其正派形象不断崩坏，反派形象不断呈现的过程中被塑造的经典形象，他的自宫行为及其对自我构建的影响，无疑是需要心理学研究的进一步介入的。因此，岳不群这一形象的人物分析研究，还有待于学者的深入发掘与探索，使其避免成为固化的、脸谱化的“伪君子”式的标签人物。沈玲概述了《天龙八部》中“妖女”的界定要素，即美貌、古怪、邪恶，并从情感、成长和早期记忆三方面，分析妖女后天形成的原因。金庸武侠小说的女性研究由来已久，关于偏执女性变态心理的反映也不鲜见，但学界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在进行金学女性研究时，绕不开的突出问题是武侠小说中男性书写的女性形象，而这恰恰是目前金学研究体系中缺失的部分，亦是武侠世界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话语下，学术研究的集体无意识在文学研究领域的显现。

叙事学的研究方法是小说文本研究中的重要模块，也是天然的理论依据。在《金庸与汉语新文学》论文集中，梁笑梅的《“笑”傲江湖：金庸小说中的幽默叙事》一文，就以幽默叙事为切入点，来解读金庸武侠小说，用“天真的幽默”和“悲哀的幽默”来考察金庸小说中的幽默元素，并系统地归纳了幽默叙事的修辞手法。此次会议中，黎活仁和青年学者杨果，不约而同地采用叙事学理论分析金庸武侠小说的情节结构。黎活仁的论文《重复与阻延：小龙女出走和重现的研究》，细致地梳理了《神雕侠侣》的故事情节，采用俄国形式主义奠基人什克洛夫斯基的“重复与阻延”概念，来说明小龙女四次出走的情节安排的用意，并采用格雷马斯的“行动元”概念，来解读小龙女对欲望的否定。通过黎活仁对小龙女出走和重现的解读，我们不难发现，小龙女形象和性格的塑造，恰恰是为其“出走”做出的合理铺垫，而正因为“出走”叙事在小说情节建构中的重要作用，《神雕侠侣》中反复出现的“出走”情节，成了典型的“功能”叙事。

《天龙八部》则是一部典型的“角色”叙事的作品。杨果的论文《花开三朵，合表一枝：〈天龙八部〉的叙事结构分析》，认为《天龙八部》中虽然存在三个各自独立的叙事，萧峰的“道义叙事”、段誉的“爱情叙事”、虚竹的“自由叙事”，但三个叙事却合而为一，统一在一个“成长”叙事中，同时这个成长叙事，亦是表层叙事的“发现父亲”，和底层叙事“自我认知”的结合。杨果为我们搭建的《天龙八部》的叙事模型，突破了先前的线性模型和网状模型的叙事结构范式。而更为值得注意的是，杨果并未讨论《天龙八部》的思想内涵与叙事形式的关系，而是引入了格雷马斯符号矩阵，寻找每一独立叙事的四元因素，以推导出作者真正的意图，发现情节得以发展的动力支撑。

金庸文学的横向的交叉科学层面的研究，是金庸学建构的重要学术基础。文学文本研究在横向上与其它科学进行交叉研究时，较常关联的学科就是心理学，而近些年，较受关注的学科则是空间理论研究。鉴于小说的三要素人物、情节和环境，原本就是缺一不可，那么，如果说叙事学是研究小说情节构成的天然武器，那么心理学理论和空间理论就是研究小说人物和环境的必要武器。

王程程的论文《张无忌的英雄成长旅程：用荣格心理学解读》采用心理学分析的方法解析典型人物形象张无忌。文章首先以克里斯托弗·佛格勒的《作家之路：从英雄的旅程学习说一个好故事》的英雄冒险之旅为模板，解读张无忌成长为英雄的各个阶段的故事情节的构成，再以荣格的心理学的“原型”概念，和许皓宜在《情绪阴影》一书中总结的56种原型概念为基础，采用原型批评方法，阐释张无忌人格的多层次原型，最后以摩尔和吉列的“国王、武士、祭司、诗人”来区分张无忌的男性心理各方面的构成。将心理学研究应用于小说人物解析，是构建金庸学研究体系有效的方法。

空间理论与文学批评的交叉在金庸研究中的运用较为滞后。究其原因，一是传统小说研究中的“环境要素”研究，使学者忽略了作为与“时间”概念相对照而言的“空间”概念;二是不论在史学叙事还是在小说情节叙事结构中，线性发展的时间概念总是首先被学者注意到的，相对会疏忽在空间维度上的解析。事实上，20世纪70年以来，空间概念已经在史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中，以锋锐的姿态带来了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而史学空间理论研究、社会空间理论研究又在不断地影响着、颠覆着文艺批评理论。因而，“空间转向”也成为金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维度。在2011年的“金庸与汉语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张英进的论文《游戏于历史之外：第三空间的理论与金庸武侠小说的意义》便把社会学研究中的“第三空间”理论引入到金庸武侠小说和电影的解读中，学术性展示的“第三空间”的“变异”维度，为我们解构了传统武侠小说的物理的“环境”，而重构了游戏于历史之外的意识中江湖空间概念。而此次会议上，杨敏夷则借助了法国科学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的“空间诗学”概念来解读金庸武侠小说《连城诀》。巴什拉认为家是人在世界的角落，在家宅与世界的对峙之间，家宅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几何学形式的参考架构”，诗意的构建的家宅是人的成长的生命空间，是梦想的庇护所。杨敏夷用存在于人类意识的“家宅空间”来解析《连城诀》中物理概念的小说场景的变换，而小说中从湘西家宅空间的崩坏到藏边雪谷的新的家宅空间的建立，是主人公狄云的梦想的毁灭与重构。同时杨敏夷亦根据巴什拉的“家宅空间”概念中，家宅意识的垂直性和中心性的研究，引入到《连城诀》的地窖、山洞等空间的解读中，都有特别的新意与学术趣味。

金庸学在文化精神解读层面已有了相当的收获。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层面和精神层面的研究始终是文学研究领域重要的研究对象，金庸的武侠小说，有着所有新派武侠小说所共通的特点，即现代的对人性的理解和拷问。然而“新”并不能否定金庸武侠小说对传统文化的承继，相反，得益于金庸先生深厚的文学功底和传统文化造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精神，总是渗透在金庸小说的文本中。此次会议上，庞琦昕和李继凯合写的论文《论金庸小说的复合境界与文武之道》较为全面地搜集了金庸武侠小说三对二元对立的文化概念：儒释道传统文化主流与个人英雄主义、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文与武，并阐释了这三对文化概念，是如何以“文侠”的方式，在金庸小说中相互妥协，最终融合一体形成独特的金学武侠，点明了文武之道的复合境界是金学的文化境界。此文，将金学文化研究中的二元对立模型转化为二元统一模型，再次强调了李继凯关于从“古代文化”到“现代文化”的转化过程中，“文化磨合”与“大现代”中国文学的思考。

四、金庸学所带来的文学文化思考

随着金庸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会面临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不断揭示和不断解决的努力，体现着金庸学的学术前景和学术魅力。

如金庸文学作品的“雅”、“俗”的问题，一直是金学界讨论的重点。在研讨中，李继凯和庞琦昕采用“文化磨合”的方式，来处理“雅”“俗”之争问题。陈洁在发言中，认为陈平原教授和严家炎教授都提出“超越”“雅”与“俗”的界定的方法，朱寿桐教授提出“汉语新文学”的概念，为金庸武侠小说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平台。这一点并不完全准确，“超越”说本质上仍是希望通俗文学能够从传统游侠吸收精神与气质以达到“雅”的欣赏层面，因此“超越”说实际上仍就是期望从文本内部达到“共赏”的目的。但朱寿桐教授的“汉语新文学”概念，却是以一种运动的眼光，从外部为“雅”“俗”之争提供了出路。正如陈洁所强调的那样，“雅”“俗”文学的区分是互动的，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俗”文学逐渐经典化而被划归为“雅”文学。

随着研究愈加深入，金学研究者关注到了金庸先生的“难题”。这个难题，显然不是写作技巧或资料收集之类的事务，而是思想层面的、意识形态层面的难题。因而，此次会议上同时有两位学者，试图通过解读金庸先生的收官之作《鹿鼎记》，来解析金庸先生的后半生的感悟与哲思。陈荣阳在《还有没有英雄能带领人类前进——从〈鹿鼎记〉与金庸的难题说起》中，认为《鹿鼎记》的反英雄叙事，是金庸对暴力的厌弃，期待随着社会的发展自动消除暴力;这也是金庸对英雄无能的慨叹。他认为《鹿鼎记》如同《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具有把历史庸俗化的危险，而且以人事斗争来解释一切，似是另外一本《历史的终结》。

无论是金学面临的问题还是金庸所关注的难题，皆源于一个事实，便是金庸武侠文学不仅具有通俗文学的娱乐担当，亦有现代政治道德的社会“教化”的功能。董乃斌教授在2011年“金庸与汉语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金庸小说和三角圆融》的主题演讲，⑥认为金庸小说每一部都渗透着儒、释、道三家学说的核心思想，洗涤读者的心灵，真理正义得以伸张，惩恶扬善得以宣扬，体现了金庸先生“遍拂三家淑世情”的创作目的。因此金庸文学，作为通俗小说得以成为经典，进而进入“雅”文学的范畴，不可忽视的一个元素，是其社会承担并未因“娱乐人生”而抛却“干预社会”。

金学建构的学术呼唤和文化呼唤已经作声有年，但并未发展成熟，需要从理论上进行切实探讨。一條切实的路子便是从诸多途径研究金庸之学，逐步形成相对完整的立体的研究体系，从而为金学的成熟奠定基础。澳门大学南国人文研究中心主办的“金庸与汉语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金庸与中外武侠小说国际研讨会”，都鲜明强烈地体现着金学建构的呼唤与设计，其所呈现的学术承继与创新，皆可视为金学研究体系走向成熟的一种有价值的努力。

① 引自朱寿桐教授评论金庸的微信发言。

② [法]布尔迪厄、[美]华康德着，李猛、李康译：《反思社会学导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59页。

③ [日]池田大作、金庸，孙立川译：《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页。

④ 澳门大学出版中心2011年版。

⑤ 杜南发：《长风万里撼江湖——与金庸一席谈》，《金庸茶馆5》，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版，第7页。

⑥ 收入朱寿桐主编：《金庸与汉语新文学》，澳门大学出版中心2011年版。

（责任编辑：庄园）

作者：盛梅 汪沛

影响中医翻译的古代文化论文 篇3：

中医病名英译规范策略

摘 要：通过分析中西医疾病命名特点、中医英译原则，对中医病名英译的策略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根据中西医病名含义的多种对应关系，采用首选意译、次选直译、控制音译和多种译法结合的翻译策略。详细论述了如何灵活应用三种翻译方法对各种中医病名进行翻译。

关键词：中医名词,英译，病名，规范化

一 中西医疾病命名特点

1.中医疾病命名特点

中医疾病命名与以现代生物医学为基础的西医有着很大的不同之处。中医疾病的命名体系与其独特的分类系统有关，部分病名还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语言等因素息息相关。视作疾病的命名有：以“疾”命名，如疟疾、痢疾等；以症状、体征命名的，如咳嗽、头痛、丹痧等；以“证”命名的，如淋证、痧证、疳证等。疾病名在临床各科略有所不同。

以内科为例，内科疾病的病种多、范围广。最早对内科病进行分类的是《内经》，按病机、病位分类。《伤寒杂病论》则按病因病机分为伤寒、杂病两大类，为后世医家沿用。现在的中医内科学，也划分为外感热病和内伤杂病两大类。外感热病主要包括伤寒、温病，根据中医外感风、寒、暑、湿、燥、火“六淫”病因来命名，如伤寒、温病、风温、暑湿；也有以中医外感热病特有的辨证体系的病位来命名，如“太阳病”等。

内伤杂病则立足于脏腑分类，分为七大类，即肺系病证、心系病证、脾胃系病证、肝胆病证、肾系病证、气血津液病证、肢体经络病证。以脏腑分类为主导，将与气血津液的生成、运行、输布失常密切相关的疾病，如郁证、血证、痰饮、消渴等归属于气血津液病证。与肢体经络相关的疾病，如痹病、痿病、痉病等归属于肢体经络病证。其中也有病因与病位结合来命名的，如痰饮、悬饮、支饮。可以看出中医疾病的命名主要根据中医学说特有的病因、病机特点结合症状、体征、病位来命名。

中医不少疾病以主要临床症状或体征命名，如咳嗽、头痛、呕吐、水肿、心悸、吐血、黄疸， 有些疾病结合病位命名如肺痿、心水、皮水等，有些疾病则结合病因命名如风泄、暑湿痹等。此类病名，在中医虽为一“症”，却可见于现代医学的众多疾病。如水肿，可因心、肝、肾、内分泌等疾病及营养不良所致。这是中、西医二者较为显著的差异。

同时还应当注意到，视作病的“证”与中医特有的“证”的区别。证是中医特有的概念，指在疾病过程中一定阶段的病位、病因、病性、病势及机体抗病功能等本质变化有机联系的反应状态，表现为临床可被观察到的症状与体征等。一般英译为syndrome。

2.西医疾病命名特点

西医疾病的命名建立在现代生物医学基础上。根据疾病的病因是否明确来命名疾病，病因明确命名为病，病因不明确命名为综合征。

病因明确的，则根据疾病的病原体、解剖、病理等进行命名。传染病主要根据病原体的名称命名，如阿米巴痢疾(amebic dysentery)、霍乱(cholera)，相对于中医外感热病的含义要小。根据解剖部位或者结合病理命名的如心脏病(heart disease)、前列腺增生(hyperplasia of prostate)等。

病因不明确的则以综合征的名称出现。综合征（syndrome），代表一些相互关连的器官病变或功能紊乱而同时出现一群症状，往往不是一种独立的疾病，常可出现于几种疾病或由于几种不同原因所引起的疾病。不少综合征用首先发现者的一个或几个学者的姓氏命名，如白塞综合征（Behcet’s syndrome）；也有依据病理机制的，如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艾滋病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AIDS)；依据症状群命名的，如以口、眼和其他黏膜干燥为主要表现的干燥综合征（Sjogren syndrome）。

同时，除了中西医属于不同的医学体系之外，由于时间、地域的不同，中西医疾病的名称常常会有“一病多名”“一名多病”的现象，需要不断地规范。相对来说，中医疾病分类较粗，西医疾病分类较细，中医的一种病往往会见于西医的多种疾病，不过也存在西医的一个疾病分属于中医的几种疾病。二者命名系统各有特点，中医病名的英译应该在掌握如上特点的基础上进行。

二 中医药学名词审定情况

2000年，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同年，国家科技部设立《中医药基本名词术语规范化研究》项目。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及其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指导下，项目组制订了《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原则及方法》《中医药基本名词英译原则及方法》等有关中英文名词规范的文件和守则。该项目主要成果——《中医药学名词》，2004年由全国科技名词委公布。2004年国家科技部、全国科技名词委继续立项，设立《中医内妇儿科名词术语规范与审定》项目，2007年通过验收。同年，又得国家支持，设立《中医外科肛肠科皮肤科骨伤科眼科耳鼻喉科术语规范审定》项目。后两个项目是在前一项目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临床各科名词的收录、规范的范围。

中医英译原则有五条：对应性，英译词义尽量与其中文名词学术内涵相对应；简洁性，在不影响清晰度的前提下，译名尽量简洁，避免辞典式释义；同一性，同一概念的名词尽可能只用同一词对译；回译性，英译的名词在结构上尽量与中文形式一致或相近，以便较好地实现中英文信息的双向传递；约定俗成，目前已通行的译名，与前述原则虽不完全符合，也可考虑采用，但对学术内容不正确的翻译仍须改正。中医名词的翻译既要反映中医的本义，又要符合英语国家的语言习惯，力求英译“信、达、雅”，既要“形似”又要“神似”，使外国人能正确了解和学习中医药学。

在翻译过程中要与世界卫生组织（WHO）常用词汇统一。同时，在尊重学术的基础上，要与WHO西太区2007年发布的《传统医学术语国际标准》进行对照，不一致者取其翻译放在后面作为备选，以相互协调。因为中医病名英译的规范化，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孰优孰劣尚需要时间来选择。

在多年的中医术语尤其是疾病英文名规范的实践中，项目组既遵循一般的英译原则，同时专家们经反复探讨，又提出一些规范英译病名的具体策略。

三 中医病名的英译策略

中医病名的正确翻译是在准确理解定义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同时还要密切注意病名所归属的辨证论治体系。不同的辨证论治体系，有独特的病因病机等理论，也就有相应的独特的命名方法。弄清楚每个病名在该系统中的确切含义非常重要，这有助于与其他辨证体系中的同名术语相区别。例如，《伤寒论》太阳病中的中风(wind affection)与脏腑经络病症中的中风（stroke）就不同，一个是外感，一个是内伤，病因、病理、表现均不同。

针对中医以症状以及中医特有的病因命名疾病的特点，根据术语学的单义性原则，经多次讨论确定了翻译规范表达格式：以症状为病名的中文名称后加[病]以与症状区别，相应英文翻译不加disease，如 “咳嗽[病] cough”。以病因为病名的中文名称后加[病]，相应英文翻译为形容词形式的病因，保留disease，如“风温[病] windwarm disease”。

中医病名的翻译需要综合应用意译、直译和音译三种方法。意译是通过对原词语深层蕴意的理解将原词语的表层结构有机地转化为译语的表层结构，重在再现原词语的蕴意，真实传达原词语所含的信息。意译是一种不拘泥于原词语形式的翻译方法。实际上翻译是译意，不是译字；要传神，不一定要形似。直译法指在不违背英文医学、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在英译文中保留汉语中医词语和术语的指称意义，如比喻、形象、民族特色等，主要侧重形似，字面上的翻译，同时尽量兼顾词义。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词语和表达方式，当原词语内容与译语表达形式有矛盾时，不宜采用直译，宜用意译。音译，顾名思义就是按照发音来翻译，如在现代中医英译中，按汉语拼音来翻译。严格地说，汉语拼音是用来辅助发音的方法，因此有人认为用音译等于没译。同时由于汉语拼音同音字多，不表意也不表形等等的局限，决定了在英译时要尽量少用音译。中医学的很多名词术语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底蕴，有时候一种翻译无法准确而生动地传达该病在中医诊疗体系中特有的含义时，虽然术语要求一词一义，也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给出两种译法或在一个病名翻译中综合应用两种以上的翻译方法，旨在做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即形神兼备。总之，疾病名称的翻译，应采取首选意译，次选直译，控制音译和多种译法结合的翻译策略。

现对中医病名英译策略，结合具体实例，分门别类，作一探讨。

1.中医与西医病名英译相同

1）词、义相同

有些中医病名和西医的疾病所指是同一种病，含义完全相同，则可直接意译为西医病名。如感冒common cold、疟疾malaria、蛔虫病ascariasis、滑胎habitual abortion、阴吹flatus vaginalis、痄腮 mumps、顿咳 whooping cough等。

中医很多病名对于现代西医来说是某一个症状的名称，西医的很多疾病都可以有相同的症状。根据中医疾病分类和命名的特点，这些症状在中医就是疾病的名称。对于这种情况，可以直接翻译成西医对应的症状，如不寐[病] insomnia、健忘[病] amnesia 、胃痛[病] stomachache、腹痛[病] abdominal pain；或直接翻译成体征，如咳嗽[病] cough、强中[病] persistent erection、鼻衄epistaxis等。

2）中医无对应西医病名，而中医有治疗优势

有很多疾病西医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而中医有着较好的疗效，或者可以很大程度上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但中国古代没有相对应的病名。这种情况以及新出现的西医疾病，可直接用西医概念、西医病名以及对应英译。如盆腔炎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PID）、癌症cancer、白血病leukemia、绝经妇女骨质疏松症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肝硬化 liver cirrhosis、异位妊娠ectopic pregnancy、艾滋病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等。

3）法定传染病

少数病名尤其是某些法定传染病，中西医病名相同，但它们的实质却大相径庭，根据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

如“霍乱”，在中医泛指一切上吐下泻，挥霍缭乱之症，除西医的霍乱、副霍乱外，还包括常见的急性胃肠炎、细菌性食物中毒等。而西医的霍乱仅指由O1群和 O139群霍乱弧菌(Vibrio cholerae)引起的烈性肠道传染病。霍乱发病急、传播快、波及面广，是中国两种甲类传染病之一，属于强制管理传染病，也是当今三种国际检疫传染病中最严重的一种。为了避免出现误解和误报，这次规范中取消“霍乱”的中医概念，径用西医的概念，译名cholera，专指因霍乱弧菌引起的烈性肠道传染病，而其他临床上表现为上吐下泻的疾病，则分别归属“呕吐”“泄泻”“腹痛”等。

又如 “伤寒”，西医仅指由伤寒杆菌所致的急性肠道传染病，西医的对应英文名称是typhoid，为中国25种乙类传染病之一，属严格管理传染病。而中医“伤寒”指感受风寒之邪引起的外感热病，或外感热病之总称。在这次规范时，仍保留伤寒的中医概念，而不像霍乱那样取消中医概念而仅用西医概念，主要基于以下原因：一是伤寒一词始自《内经》，至东汉《伤寒杂病论》确立伤寒六经辨证体系，影响很大，直至今日，如果取消中医伤寒概念则会打乱原有的中医证治体系；二是现在中医伤寒是外感热病的总称，不再具体专指某种病，中医临床上也不再用伤寒作为具体诊断的病名，不会出现误解误报的情况。因此，采用直译和意译结合的方法翻译，译为exogenous cold disease; exogenous febrile disease。

2.近似西医某病，不用或参用西医病名

一般说来，中医的病名涉及的范围往往较广，而西医的病名所指范围则相对较窄，还有中西医病名不对等，二者之间有一定关系，或相互交叉。这就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综合文化、语言、医学等因素，灵活运用意译、直译、音译等方法。

1）意译

某些中医病名由两个症状组成，无法和西医的一个病名或者症状相对应。为了准确地反映中医原义，采用意译的方法，把相关症状并列译出。如中医名词“癃闭”，癃指小便不畅、点滴短少，病势较为缓慢者；而闭指小便闭塞、点滴不通，病势较急骤者。癃与闭都是指排尿困难，二者只是在程度上有差别，因此多合称为癃闭，与西医的各种原因导致的尿潴留密切相关，故译为dribbling and retention of urine 。此类情况还有“关格”，常见于西医尿毒症，以小便不通与呕吐并见为主要表现的疾病。小便不通称为关，呕吐不止称为格，故意译为dysuria and frequent vomiting。

有些疾病仅从字面去望文生义，用意译，很容易误导。如柔痉 hidrotic convulsion、

刚痉 anhidrotic convulsion，不是指颈项的软硬，而是以有汗、无汗，是否恶寒来鉴别。

此外，还要注意某些中西医病名的似是而非，如中医的淋证与西医的淋病。中医淋证指凡小便频急、淋漓不尽而涩痛的一类疾病，包括西医学的泌尿系感染、结石等，英译为stranguria。而西医的淋病gonorrhea，是指通过性交等接触，由淋病双球菌传染的泌尿生殖系统化脓性感染。根据它的症状表现，有小便频急、淋漓不尽而涩痛，也可归于中医“淋证”范畴。由其疾病性质和现代医学伦理学的需要，而将其命名为“花柳毒淋”，英译名为gonorrhea。

2）直译

有些中医病名的含义与西医非常接近，仅有少数情况下别有所指，为了避免与西医疾病混淆，采用直译的方法。如“风火眼”，虽然多数情况下都是指西医的红眼病（pink eye，conjunctivitis），但还包括日光性眼炎等物理损伤，故直译为wind fire eye。同类情况还有：“消渴病”，包括西医的糖尿病、尿崩症等，故直译为consumptive thirst；“脱证”，有的不一定达到西医休克shock的程度，故直译为collapse syndrome。

有些中医病名的含义包含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西医疾病，这种情况宜直译。如“大头瘟”，包括现代医学所称的颜面丹毒、流行性腮腺炎等，故不可意译为其中一种病，宜直译为swollen head epidemic。类似的还有疙瘩瘟nodular pestilence、瓜瓠瘟gourdlike pestilence、鸬鹚瘟cormorantlike pestilence、葡萄疫grapelike pestilence、蛤蟆瘟toadlike pestilence等。这些瘟疫与鼠疫、流行性腮腺炎、流行性出血热、炭疽等传染病有关，是中国古代文化背景下对事物认识的特殊方式，直译更能传达古代中国人对疾病的认识以及生动展现疾病的特征。又如“结胸证”，是指表热内陷，或邪实内传，与胸中水谷痰饮、瘀血互结，表现为脘腹胀满，疼痛拒按等症状的伤寒证候。在西医是指胸腔下部腹腔上部的炎症渗出性改变，可以包括西医的结核性胸膜炎，其他感染性胸膜炎，癌症性胸膜炎，胸腔积液、出血等病症，故用直译为chest binding syndrome。

3）直译+意译

有些病名除了西医的症状还结合了具体的辨证分型，即病位、病因或病机在内，单纯用意译的方法不能完全表达中医的内涵，需要综合直译和意译的方法。如风水wind edema、皮水skin edema、石水stony edema、肺水 lung edema等，以上几个病名中的水不是water的意思，而是指水肿edema这一症状，也是中医水肿这一疾病的具体分型，故这里的水意译为edema而不是直译为water，而其前面的字起到分型的作用，是该病名症候群的总结，故如上采取直译的方法。“肉行”是天行时疫的一种，以其肉推之则一堆，平之则如故为特征，单看字面意义很难知道它是瘟疫的一种，故用直译与意译结合的方法，把代表这一疾病的种类pestilence和形态muscle都包含进去，译为muscle pestilence。

有些疾病，由于名词英译包含很深的症状学意义，而且需要保证翻译的系统性，这就需要应用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方法。如“带下过多”可以直接译为对应病名leukorrhagia，但是由于后面的许多名词并没有对应的西医病名，所以还需要直译为profuse vaginal discharge，进而与赤带[病]red vaginal discharge、白带[病]white virginal discharge等对应。类似的还有痨病consumptive disease，phthisis；肺痨lung consumption，pulmonary tuberculosis；肝痨liver consumption，hepatic tuberculosis，均应用了第一直译第二意译的方法。

4）音译

有少数汉字含义较多，用于多种疾病，出现了一个汉字对应多种翻译的情况，而且所有的疾病之间还有一定病因或症状上的联系，比较典型的有“痹”。还有些汉字带有极其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直译和意译都无法表达其丰富的内涵，如“狐惑”。以上两种情况用音译的方法比较好。

“痹”作为一种病证，可以泛指一切因邪气痹阻肢体、经络、脏腑所引起的病证。主要见于《素问•痹论》《灵枢•周痹》等篇。中医“痹”字有病机、病证、症状三方面的意义。病机之义，“痹者，闭也”（《华氏中藏经•论痹》）。临床所见或痛、或不仁、或咳喘、或心下鼓等，多可用闭塞不通的病机加以解释。病证之义，痹指由经络阻滞、营卫凝涩、脏腑气血运行不畅而导致的疾病，如行痹、筋痹、骨痹、肺痹、肠痹等，且每一种都有其不同的表现特点。症状之义，痹指疼痛、麻木。“痹病”是指以肌肉、筋骨、关节酸痛、麻木、重着、灼热，或关节肿大、僵直、畸形为主要表现的疾病的统称，在西医主要指多种疾病导致的关节炎症性疾病，如风湿热、类风湿关节炎、骨性关节炎、纤维组织炎、结缔组织病等等多种疾病。国际上“痹”的英译呈现impediment，arthralgia，painful obstruction等多种译法并存的现象。这些译法反映了“痹”的多种含义，其复杂含义不是以上提及的任何一个单词可以一言概之。“痹”在一个中医术语中的含义有时候可以包含两个或三个含义。鉴于这种情况，用音译的方法，将“痹”译为bi disease，似乎更能传达中医“痹”的形和神，而且这一译法已为很多人使用。

在具体痹病的翻译中，则可以根据痹病的命名特点以及各种痹病的含义，灵活地选用音译与直译或意译结合的方法进行翻译。音译与直译结合，如筋痹tendon bi、脉痹vessel bi、肌痹muscle bi、五脏痹five zangviscera bi、肝痹liver bi等。同时对一病二名的情况还采用第一音译结合直译，第二意译的方法，如行痹（又称风痹）migratory bi，arthralgia caused by wind pathogen；痛痹（又称寒痹）painful bi，arthralgia caused by cold pathogen；着痹（又称湿痹）stationary bi，arthralgia caused by damp pathogen；胸痹chest bi，chest painful impediment等。

“狐惑”见于《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并治》。“狐惑为病，其气如伤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闭，卧起不安，蚀于喉为惑，蚀于阴为狐。”与现代医学的白塞氏病类似，由于中医病名含义复杂，单纯用西医病名会丢失中医特有的信息，故采用第一为音译，第二为意译的方法，译为huhuo disease; Behcets syndrome。

3.西医没有对应的病名

中医有很多病名，由于历史、文化、中医理论的独特性等因素，在西医中找不到疾病病名、医学上的症状或体征与之对应，这种情况下也需要灵活地综合应用意译、直译、音译的方法进行翻译，以意译为主。

1）意译

“伤风”是感冒轻症，故译为mild common cold，而不能按病因直译为wind affection。“胃家实”这里的“实”是指胃肠中的实热，故意译为excessive heat in stomach and intestine。

肢厥cold limbs、寒厥cold type of cold limbs、阴厥yin type of cold limbs、脏厥zangvisceral type of cold limbs等病的“厥”字，是指四肢逆冷而不是神志上的昏厥，所以不能译为syncope，而应该如上意译为cold limbs。

“水逆”与“火逆”，粗看起来很像一对相关名词，其实两者病因和表现都不同。“水逆water regurgitation”指太阳中风，内有伏饮，以发热，心烦，渴欲饮水，水入即吐为主要表现的疾病。“火逆”指太阳病误用火法治疗而引起的变证，是由于人为用火法误治所致，故第一用意译Taiyang case maltreated by pyrotherapy;第二用直译fire reversal,这样能正确地反映病因，同时又能保留中医传统文化内涵。

2）直译

中医有很多疾病是根据病因命名的，而中医独特的病因概念是无法与西医相对应的，这种情况多用直译的方法。如根据外感六淫风、寒、暑、湿、燥、火来命名的有，伤寒（exogenous cold disease; cold damage disease）、温病（warm disease）、风温（windwarm disease）、暑湿（summerheatdampness disease）等。 内伤杂病中有的以病因和病位共同给疾病命名，其中病位以直译法译之，如“痰饮phlegmfluid retention”类疾病，饮邪停留于胁肋部的“悬饮suspending fluid retention”等。

“百合病”的命名有两个说法，皆源于《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并治》。其一是治疗以百合为主药；其二是百脉一宗，其病举身皆痛，无复经络传次。起于伤寒大病之后，余热未解，或平素情志不遂，而遇外界精神刺激所致。故采取两种译法，第一为直译lily disease，第二为意译 disease of all vessels，保留该病名的两种含义，以反映中医病名深刻内涵。

“奔豚病”名源于《内经》，形容病发时如有小猪由小腹上奔之感，为肾之积证，因而也采用第一直译、第二意译的方法，译为running piglet；kidney amassment。

3）音译

中医和西医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中医属于古代医学体系，建立在中国古代哲学思辨体系和中国人特有的观察和医疗实践经验的总结之上。对于人体这一复杂的生命现象，一些医学词汇在对方的语言中找不到合适的对应词汇来解释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极少数中医词汇暂时或根本找不到对应词，就可以用音译的方法。正如阴阳yinyang、天癸tiangui、脏腑zangfu viscera等概念，最终会被人们广泛地接受。中医特有的病名，可用考虑音译，如“痧证sha disease”，或第一音译，结合第二意译，如“疳证gan disease；infantile chronic malnutrition”。

《中医大辞典》指出，痧是病名，其含义之一为感受秽浊不正之气出现腹痛、吐泻等症。含义之二为疹。第一种解释又名痧气、痧胀，包括暑痧、血沫痧、羊筋痧、阴痧、缠丝痧、缩脚痧、乌痧、 番痧等疾病，总称为痧证。中医药学名词委规范为：痧证为感受时疫秽浊之气，以发热，胸腹或闷，或胀，或痛，或上吐下泻，或神昏闷乱，或皮下青紫痧癍痧筋等为常见症的危急外感热病的统称。由于痧证的含义复杂，不能在西医词汇中找到合适的对应词，故用汉语拼音音译sha disease。同时，舍弃其第二种含义，其第二种含义由“疹”来承担。

痧证和疳证的相关病名，则根据其命名特点而应用直译或意译，甚至单纯的音译。如：暑痧summerheat sha disease、血沫痧bloody froth sha disease、疳积gan disease with food stagnation、阴痧yin sha disease。

有些病名涉及阴阳或五脏六腑，相应采用音译或音译与意译、直译相结合的方法，如：阴狂yin manic psychosis、阳狂 yang manic psychosis、五脏疳gan disease of five zangviscera、五脏咳five zangviscera cough、六腑咳six fuviscera cough。

另外，《伤寒论》中的六经病证，由于六经名称已采用汉语拼音，所以相应的病证也用音译，如：太阳病证Taiyang disease、阳明病证Yangming disease。

朱建平：中国中医研究院，100700

洪 梅：中国中医研究院，100700

作者：朱建平　洪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