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综合判断管理论文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城市规模和人口密度越来越大，各种不和谐因素也随之增多，这对于城市综合管理工作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长期存在市政执法人员紧缺，职业素质和道德水平良莠不齐的问题，很容易在城市综合管理执法过程中引发矛盾冲突。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加强城市市政执法人员职业道德培训来提升城市综合管理水平的建议措施，以期为我国城市管理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思路。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思想综合判断管理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思想综合判断管理论文 篇1：

欧美海洋综合管理立法经验及其启示

摘要：以生态系统为基础进行海洋综合管理是现代海洋法的发展方向和大势所趋。美国和欧盟的实践经验说明，立法对于海洋综合管理的实现不可或缺，海洋综合管理法主要调整海洋管理关系，是一个多层次、嵌套式的复杂体系，具有框架性、操作性、激励性、参与性、适应性等特点。我国海洋管理现行立法貌似形式齐备，实则严重残缺，必须针对八方面问题进行系统改造。

关键词：海洋综合管理；美国《海岸带管理法》；欧盟《海洋战略框架指令》

文献标识码：A

海洋的整体性、流动性与海洋管理的分散性、局部性之间的矛盾是现代海洋治理的根本症结，“海岸带综合管理”和“生态系统方法”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学界以往探讨多为对策性论述，对法治建设常有隔靴搔痒之感。本文从美国和欧盟相关立法实践经验人手，总结海洋综合管理法的特点，并据此审视我国立法之不足，以为我国海洋法治的推进提供借鉴。

一、美国《海岸带管理法》及相关立法

美国不仅是有着广阔海域和丰富资源的海洋大国，更是善于运用法律手段治理海洋的法治强国。1972年的《海岸带管理法》是美国海洋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立法，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海洋综合管理法。

长久以来，美国的海洋管理权集中于沿海各州，州根据地方立法对辖区内领海海域及相关事务进行管理。“除了与海洋相关的国家安全、外交、海洋运输和渔业由联邦政府主导外，其余权力都由州政府掌握。”在这种体制下，各州倾向于从经济利益最大化角度鼓励海洋开发，较少考虑海洋生态整体，导致严重环境问题。二战结束后，随着海洋开发浪潮的兴起，各州许可或纵容的开发活动对海洋生态环境的破坏也日趋严重，引发公众不满，要求联邦加强干预的呼声渐起。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水下土地法》《外大陆架土地法》授予联邦对3海里海域之外的水一下土地的管理权，为联邦直接干预海洋经济事务提供了法律依据。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一系列海洋环境事件的影响下，为应对公众有关加强海洋保护的呼吁，约翰逊总统签署《海洋资源和工程开发法令》，成立了斯特拉特顿委员会（Strardons Committee）对美国的海洋政策进行全面检讨。委员会提出名为《我们的国家与海洋》的报告，认为州和地方的管理不足以实现对海岸带的保护和明智利用，呼吁在联邦层面对海洋进行综合管理。《海岸带管理法》即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该法自制定后历经4次修改，至今仍是美国海洋管理的法律基石。

《海岸带管理法》的主要功能是通过推行由联邦拨款资助、各州具体实施的“海岸带管理计划”在联邦与州之间建立合作关系，以此协调海洋管理和开发活动，实现对海洋的综合管理和一体化保护，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确立国家海岸带管理基本政策和目标。陔法第1451条开篇指出海岸带的重要价值及有效管理的重要意义，列举了海岸带面临的主要问题，指出鼓励各州与联邦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合作、超越部门局限进行决策和管理是海岸带保护的关键。第1452条明确美国海岸带管理的政策日标，详细列举了管理计划必备的10方面内容，并提出“鼓励特殊区域管理”“公众参与和协作执法”“信息、科技合作”和“关注潜在问题”四大重点领域。

第二，明确适用范围，界定相关术语。第1453条把“海岸带”界定为“相互影响且邻近沿海各州海岸线的海岸水体和滨海湿地”，并对该法的重要概念，如“海岸水体…‘沿海州…‘海岸能源活动”“管理规划”“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等作出了具体界定。

第二，建立“海岸带管理汁划”制度体系。第1454条要求把州管理计划提交部长审批。第1455条对联邦如何支持并监管计划实施作出了详细规定，包括资金的分配、合格计划的强制性要求、计划的修正等。第1455a条和1455b条分别就“海岸资源改善计划”和“海岸水体保护计划”作出了特别规定。

笫四，确立“联邦一致性”。第1456条就联邦行为与州管理计划之间的协调作出了细致规定。根据该条，商务部长在履职过程中应与“其它有权益的联邦机构协商、合作，并尽最大可能地调整其行动”；在批准州计划之前必须充分考虑受影响的联邦机构的意见。而计划一旦获得批准，将对联邦机构产生约束，不仅其从事的开发活动或项目要“尽最大可能贯彻执行获批的州管理汁划的实施政策”，而且在审批相关许可以及实施其它援助项目时也要与获批的州计划保持一致。该条并设立“上诉”制度以解决因“联邦一致性”条款产生的纠纷。

第五，建立专项基金，进行技术援助和宣传教育。第1456a条建市“海岸管理基金”，用于建设示范项目、应对意外事件、表彰优秀机构及援助调查研究。第1456b条对符合“海岸带改善日标”的项目进行资助。第1456C条为符合州计划的开发和执法活动提供“技术援助”。第I456d条资助实施“海岸及河口土地保护计划”。第1460条设立“沃尔特B·琼斯海岸管理优秀奖”，表彰为海岸管理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政府和研究人员。第1461条授权建立“国家级河口调研保护区系统”进行调查研究和公众教育。第1463b条授权建立“国家海岸资源调查和开发协会”，对海洋和海岸资源进行调查研究并实施教育及示范工程。

第六，确立“公众听证”程序。第1457条对该法所要求的所有公众听证的具体程序及准备材料作出了规定。

第七，建立市查监督机制。第1458条要求部长对各州计划的实施进行持续审查，作出评估，在州实施不力时暂停经济援助，甚至撤销计划；要求评估过程应公开进行，确保公众参与。第1459条对各项拨款或经济援助的公开、备案和审计作出了规定。第1462条要求部长每两年就该法的实施情况向国会提交报告。第1463条授权部长制定执法所必要的规章制度。第1464条对资金总额、拨款限制、资金用途及州的归还义务等拨款相关具体事务作出了规定。第1465条规定了争议处理的申诉程序。

《海岸带管理法》“实质性地增加了联邦政府刈海岸带管理的介入程度”，使打破行政区隔、从国家整体角度对海洋进行统一管理成为可能，其缺憾在于仍然以传统行政区划为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海洋法中没有生态系统方法的运用，而是因为其把这方面功能交由下位的《区域海洋管理法》来承担。《区域海洋管理法》是对依据生态边界划分的具有特殊性和相对独立性的特定海洋区域进行综合管理的立法。相对于全国通用的一般法，《区域海洋管理法》是仪适用于特殊地区的特别法，其适用范围相对较小，治理目标更加明确，可以根据海区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治理措施，是生态系统方法在海洋法领域的典型体现。由于海区是按照生态系统边界划分的，往往跨越传统的行政辖区，对传统海洋管理体制构成冲击，故既需要中央立法的统一协调，又需要地方立法的配合支持，体系更为复杂。代表性立法如针对五大湖地区的《五大湖环境恢复法案》、针对切萨匹克湾的《切萨匹克湾协定》以及针对旧金山湾的McAteer-Petris法案和TheSuisun Marsh Protection法案等。它们的主要内容是确立由联邦与地方共同参与的专门化的管理体制，对海区相关事务进行统一决策和综合管理，协调各方行动，并通过政府资助的各类具体项目进行专项治理。

二、欧盟《海洋战略框架指令》及相关立法

欧盟27个成员国中有22个濒临海洋，其中10个是岛国或者半岛国家，彼此之间既有基于海洋生态整体的共同利益，又有竞相开发各自海域的内在竞争，协调难度可想而知。因此，“尽管实施综合海岸带管理的必要性广为认可，但欧洲范围内的反应主要是碎片化的”。赢到进入21世纪以来，情况才有实质性改观。2008年6月，经过多年酝酿和磋商，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海洋战略框架指令》（Marine Strategy Frame-work Directive），为欧盟各国的海洋管理提供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统一框架，成为在欧盟层面开展海洋综合管理的法律依据和主要工具，在欧盟海洋政策中占据核心地位。

《指令》的主要目标是在欧盟层面建立一个协调成员国共同行动的综合法律框架，以从整体}二保护海洋作为一个姗姗来迟的法律产物，其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既借鉴了美国海岸带综合管理的先进经验，义贯彻了先进的生态系统方法，是当今海洋综合管理立法的典范。

《指令》用了将近1/3的篇幅，在《序言》中详尽阐述了该法的背景、目的、基本思路和关键设置，为更好地理解正文内容打下思想基础。

正文共分五章，第一章《总则》主要对指令的目的、范围及相关术语作出了解释和界定。第1条明确《指令》的目的是为实现“良好环境状态”而建立便于成员国采取措施的制度框架。第2条对《指令》适用的地理空间和事项范围作出了界定。第3条对海洋水域、海洋区域、海洋战略、良好环境状况、环境目标、区域合作等关键术语作出了界定。第4条把欧盟海域划分为波罗的海、东北大西洋、地中海、黑海四大“海区”及更详细的“亚海区”，并将之作为成员国履行海洋管理职权所必须考虑的因素。第5条要求各成员国就其海洋水域制定一个整体性海洋战略，并提出具体要求及完成时限。第6条对成员国之间在亚海区、海区、欧盟乃至国际层面的环保合作作出了原则性规定。第7条要求各国确定本国实施指令及进行国际合作的主管部门并报送欧盟委员会。

第二章《海洋战略：编制》把编制工作按流程划分为“初步评估”“确定良好环境状态”“确立环保目标”“制定监测方案”“通知和委员会评估”五个部分，并作出具体规定。第8条要求成员国根据所在海区或亚海区情况对管辖海域的基本功能和特点、主要压力和影响、经济社会成本等进行初步评估。第9条要求成员国在已有评估基础上对其海洋水域进行描述，确定一套关于“良好环境状态”的具体指标。第10条要求成员国建立一套针对其海域的全面的环保目标及相关指标，以为海洋环境改善提供指导。第11条要求成员国建立和实施协调监测方案，对海洋环境状况保持持续评估。第12条要求成员国将前述文件提交委员会，由委员会对其能否构成满足指令要求的框架作出评估，并考虑与海区或亚海区整体框架的一致性。

第三章《海洋战略：措施方案》要求各国就海洋战略的实施制定措施方案。第13条从10个方面就方案制定作出了规定，要求成员国在前述评估基础上，参照确定的环境目标设计具体措施，并在考虑和整合其他相关立法规定的基础上形成“措施方案”。该方案应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充分考虑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协助管理部门以综合的方式追求其目标，在经济、技术上具有可行性、可操作性，并向成员国公开。第14条列出r成员国难以独力解决或短期内难以解决的“例外”情形及其处理步骤。第15条规定了需要在共同体层面统一解决的问题的处理。第16条就方案的提交、评估及指导修改做出了规定。

第四章是《更新、报告和公众信息》。第17条要求成员国及时更新其海洋战略，每隔六年对战略的基本要素进行检讨和回顾，并及时提交委员会。第18条要求成员国在措施方案公开或更新的3年内向委员会提交中期报告，说明该计划的实施情况。第19条要求成员国采取措施，确保公众参与指令执行，在初步环境评估，确定良好环境状态、环保目标、监测方案和措施方案等重要环节公开信息并征求公众意见，保障公众环境信息权。第20条要求委员会在收到所有措施方案两年内发布初次评估报告，之后每6年发布一次跟进报告，说明指令的实施状况、效果、问题、疑难解答及改进建议等。第21条要求委员会在2014年之前就海洋保护区建设进展情况进行报告。第22条就指令实施的欧盟资助作出了原则性规定。第23条要求欧盟委员会在2023年7月15日前检查指令，作出必要修改。

第五章《最后条款》规定了技术适用、监督管理委员会、文本交流、生效等技术问题。

《指令》以经欧盟委员会批准由各国编制和具体实施的“海洋战略”及其“措施方案”为工具，把分散的、原本属于各国主权自由决定的海洋管理活动纳入统一框架，施加共同要求，明确各自任务并建立实施监督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欧盟海洋管理的一体化。同时，《指令》以实现“良好环境状态”为目标，以生态系统为基础进行区域划分，要求根据生态变化进行适应性管理，充分运用了生态系统方法，成为“世界上第一部基于生态系统方法的海洋综合管理规则”。

除《指令》这一适用于欧盟海洋整体的一般法外，欧盟成员国之间针对跨国海域制定的区域海洋公约也成为欧盟海洋管理的重要依据。目前，欧盟范围内各典型海区都已制定了专门的区域公约，如针对北海的《奥斯陆巴黎公约》、针对波罗的海的《赫尔辛基公约》、针对地中海的《巴塞罗那公约》、针对黑海的《布加勒斯特公约》等。这些公约的主要内容在于打破国家疆域界限确立海区综合管理体制，根据海区生态系统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和统一行动策略，包括针对多种污染源进行防治、将防治范围拓宽至陆域和流域、进行环境监测和技术合作、执行区域性综合防治计划等。当然，《指令》本身对各国公民并不具有法律效力，要想真正把《指令》的要求转化为对海洋开发活动具有直接约束力的现实规则，符成员国还须根据《指令》及区域海洋公约的要求对国内法律进行立、改、废，这些国内法也因而成为欧盟海洋综合管理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从欧美经验看海洋综合管理法的特点

虽然时空不同、内容有别，但欧美海洋综合管理立法实践中还是存在很多共通经验，体现了海洋综合管理立法的特点，对于我们理解综合管理和生态系统方法在海洋法中的实现，建设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海洋综合管理法治体系具有重要启发。

第一，立法对于海洋综合管理的实现不可或缺。海洋综合管理涉及主体众多，内容繁杂，且多与公权力行使有关，要想获得普遍遵守和高效实施，立法保障必不可少。法律可用一种稳定的、制度化的方式明确国家海洋管理的政策战略，确定具体目标，设计制度框架，建立管理体制，分配权力、责任，划拨公共资金，协调统一行动，解决争议冲突，并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刈‘于这些内容，除非一定级别的立法，任何政策、汁划、命令、决定都难当此任。另外，立法过程作为引起媒体广泛关注、利益相关者可公开博弈的开放平台，本身即为良好的普法渠道和公众参与途径，对于赢得社会的广泛理解和支持以促进制度良好实施也具有积极意义。

第二，海洋综合管理法是一个多层次、“嵌套式”的复杂体系。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嵌套式结构，任何具体海域既足相对独立的特殊系统，需要被特别对待，又是更大尺度的海洋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必须顾及对其它海域及海洋生态整体的影响。因此，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法也应当是一个由不同层级、范围的诸多立法组成的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嵌套体系，而非任何单一或几部主要立法所能涵盖。就美国来说，《海岸带管理法》所致力解决的是全同层次的海洋管理一体化问题，对于各海区（尤其跨州的）特殊性问题的处理则鞭长莫及，只能由海区法加以补充。欧盟海洋管理法律体系更包含了全欧盟指向的《指令》、地区性的区域公约和各国国内法等多个层次，其中，每一上位层次的立法都为下一层次提供民基于本层次生态系统需要的指引和约束，而每一下位层次的立法都作出了基于本层次生态系统需要的灵活变通和细化补充。

第三，海洋综合管理法主要解决海洋管理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尽管保护和维持海洋环境的良好状态是海洋管理的根本目标，但海洋综合管理法通常并不随接规范具体的海洋开发活动，而是通过规范海洋管理活动米间接实现。海洋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才是海洋综合管理法的直接调整对象，具体包括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国家机构与地方的关系、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地方之间的关系乃至国家之间的关系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海洋综合管理法是建立在已有海洋管理法体系之上的。海洋开发的历史源远流长，在综合管理法出现之前，多数现代国家早已建立了由诸多行业、部门和地力‘政府组成的错综复杂的海洋管理体系，基本覆盖了海洋领域的方方面面，制定了各种针对具体开发活动的行为规则。但由于部门体制的局限，这些孤立看来均合法合理的规则共同作用的结果却是海洋生态系统整体的日益恶化，因而不得不通过立法来“综合管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海洋综合管理法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管理法”，而是“管理管理者之法”，理顺海洋管理者之间的责、权、利关系，把处于分散状态的海洋管理权纳入统一框架，通过制度机制确保其科学配置、高效行使是海洋综合管理法的根本目的和主要内容，也是其区别于传统海洋管理法的本质特征所在

第四，海洋综合管理法具有“框架性”。框架性足相对于提供具体行为准则的传统“实体法”而言的作为一种具有“指引”功能的社会规范，法律的主要内容是提供行为规则，传统法学理论更把“行为模式”视为法律规则构成的核心。然而，在海洋综合管理法中却不易找到具体的“行为模式”。占据立法主要篇幅的，是对原则性目标的描述和相关程序性规定。如《海洋综合管理法》只对合格管理计划的构成要素以及如何制定、审批这种计划作出了规定，至于汁划的具体内容和措施则由各州自主决定。《指令》更是“试图建立个由成员国管理海洋利用的动态进程框架，而小足，套固定不变、条款详细的实质性法规”。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前述调整对象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一方面，海洋综合管理法的适用主体是各种海洋管理者甚至主权者，其均拥有基于各种法律渊源的合法管理权，综合管理法通常只能“协调”其关系而难以直接发号施令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无论从海洋区域的多样性还是海洋事务的复杂性来看，良好的海洋管理都需要管理者根据现实情况加以灵活应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难以建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规则。法律所应当做的，是为海洋管理权的行使设定目标、指出方向并划定边界，在边界范围以内，管理者有相当的自主空问。此，海洋综合管理法主要是一种框架法，通过制度框架和决策机制为管理者判断、协调和安排海洋开发活动提供程序性指引，通过对管理过程的控制来避免坏结果或实现好结果，其本身并不提供实质规则。对此，Lowry指出：“CZMA对过程的强调是刻意的，意在鼓励一种适应性、经验性的国家计划设计方法。”Hum-phrey等则认为，在海洋综合管理中，“欧盟的角色应当是提供一个协调各种依据共享视角开发海岸带的行动的综合性制度框架”。

第五，海洋综合管理法须提供足够的实施“激励”。海洋综合管理法着眼生态系统整体，从共同利益出发设计机制框架，其价值正当性毋庸置疑，但仅此并不足以保证其获得良好实施。尽管海洋管理者通常以维护公益为己任的“监管者”面目出现，但根据公共选择理论，“趋利避害”仍然是决定任何组织之行为选择的基本法则。而在海洋存在大量被称为公海的白由空间（因而可以争抢资源）且各海域由流动的海水联结为一体（因而可以转移污染）的情况下，各海洋管理者（无论国家、地区还是行业部门）不会自动遏止其最大化利用海洋的冲动，除非有相应机制的“激励”。尤其在海洋开发活动与具体管理者（无论国家、州/省还是更低层级的地方政府及各涉海部门）利益关系重大而“框架法”义注定笼统从而为之留有大量自主空间的情况下，海洋综合管理法要想获得重视和认真实施，就必须建立相应的激励措施，否则，极易沦为一纸空文。在此方面，美国《海岸带管理法》体现尤为明显，其对依法制定海岸管理计划并经联邦审批通过的州所提供的巨额资助成为刺激各州参与计划的最直接因素，效果显著。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已有29个州（包括五大湖区的州）和5个地区参与海岸带管理计划，覆盖了99%的海岸线。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盟的《指令》理念更加先进、体系更加完整，但由于激励不足而实效大打折扣。当然，激励手段绝不仅限于金钱，技术援助、权力下放、荣誉表彰、政治地位等都具有良好刺激作用。而对实施情况的检查、评估，管理过程的信息公开，以及必要的责任惩罚如扣发援助、追回拨款、吊销许可、收回权力等“负激励”，效果也相当显著，并因而成为综合管理法的重要内容。

第六，海洋综合管理法的内容必须明确、具体、可操作。“框架性”并不意味着海洋综合管理法只能是抽象理念和目标的堆砌，只能由管理者凭自我意愿自由发挥，而只是说其不对并非其核心任务的海洋管理的具体内容作实质规定。对于其核心任务，也即对海洋管理权力行使过程的规范，相关规定必须明确、具体、可操作。事实上，无论《海岸带管理法》还是《指令》，其具体制度都规定得非常详尽，如各类计划所应包含的要素、实施的具体步骤、不同情况下的变通处理等，并均以相当篇幅对重要法律概念作出详细界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二者在对管理者进行授权的同时也对“目标”的完成提出了明确的时限要求，从而避免了纯粹授权条款容易陷入拖延的弊端。对于立法的实施范围、关键术语、计划编制的技术细节等，立法也都有明确规定。之所以如此，根本上还是因为各涉海管理者具有争权诿过、拖延履职的“本性”，非细致规定不足以约束和督促其行动。

第七，海洋综合管理法强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是海洋综合管理取得成功的关键，前者把海洋管理活动置于公众视野之下，公众的查阅、核实、比对、评说具有巨大的监督作用；后者则使社会公众尤其是“利益相关者”直接参与管理过程，表达意见和建议，能够有效弥补部门管理的局限——无论从跳出部门利益本位还是弥补执法能力方面，对执法活动起到规范和辅助功能。由此，公开、透明的行政程序和广泛的公众参与也成为海洋综合管理法的固有内容。《海岸带管理法》和《指令》几乎在每一个重要环节都有此方面的明确要求，并另作专款规定。事实上《指令》本身就是公众参与的成果，其从酝酿到出台，都有诸多环保组织全程参与，在日标设定、评估方法的采用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第八，海洋综合管理法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变动性是海洋管理的特点和难点之一。海洋生态状况的动态性、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科学技术的进步性、价值观念的变迁都决定了海洋管理不能一成不变，必须与时俱进，适时修正。由此，海洋综合管理法也充满弹性和变化，不仅立法本身需要不断修改，而且.立法中也要建立专门的适应性机制，其典型如对海洋管理计划的定期检查和更新。这种检查和更新，不是像通常法律修改那样等到出现明显问题甚至引起社会反弹之后再进行，而是定期化、常规化的。例如，《指令》明确要求成员国每隔6年对其海洋战略进行检视和更新，并要求措施方案必须随着海区面临问题的实质性变化作相应修正。而对海洋战略具有指针意义的“良好环境状态”既不是客观恒定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各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指标，并可随外部因素的变化予以修正。

四、我国现行海洋管理法的不足与完善方向

欧美经验既揭示了海洋综合管理法的特征和规律，也为客观评价我国立法提供了依据和参考。从以上八点来看，我国现行海洋管理相关立法的不足一目了然：

第一，法治化水平不足。国家在宏观战略层面对海岸带综合管理和生态系统方法的认可已经相当明确，并很早就开始了探索实践，但法治建没进展缓慢，制度保障供给不足，严重制约了海洋综合管理的开展。自20世纪80年代国家海岸带管理立法因多方阻力而搁浅以来，国家层面的海洋综合管理法至今付之阙如。仪有的儿部地方立法级别低、范围窄，影响有限。现有比较“成功”的海洋综合管理实践主要是个别省市在国际资金支持下开展的试点性质的示范项目，在资金来源、动力机制、适用范围、持续时间等方面均有特殊性，不易复制；由于缺乏全国统一的法律框架，存在政策小清、II标不明等问题，现有体制的局限也决定了向全国推广的困难。个别省份在省级层面探索的制度建设，在缺乏国家法支持的情况下，其力度也有限

第二，法律层次单一。当前我国海洋管理法律体系，严格按行政级别和辖区划分，中央层面只有全国通用的一般法，如《海洋环境保护法》及相关法规；地方层面则严格按辖区划界，各省市根据地方情况各行其是，生态整体性无从体现。妇孺皆知的东海、黄海、南海、渤海至今只是地理概念，没有对症下药的“海区法”，其恶果尤以渤海为甚。作为一个生态脆弱、近乎封闭且地处最重要经济带之一的特殊海域，全国通用的一般制度对渤海保护无济于事，必须特别立法，综合治理。虽然在社会各界的持续关注和强烈呼吁下，国家通过相关部委牵头地方政府共同实施的治理项目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综合管理”，但主要还是依据政策文件，没有立法支撑，权威性，稳定性都不足，效果不容乐观。"当年声势浩大、被寄予厚望的“渤海碧海行动计划”在实施一个周期后即黯然收场，取而代之的《渤海环境保护总体规划》虽然从文本意义上似乎更加科学，但缺乏法律支持，也难有积极作为，渤海环境并未改观学界有关尽快制定渤海特别法的呼声不绝于耳，但至今未被纳入立法日程。

第三，缺乏对管理者的管理。当年导致酝酿中的“海岸带管理法”胎死腹中的最有力理由是认为现行法的适川范围已经覆盖了“海岸带”的各个部分，再行立法将导致重复、交叉，这实乃对海洋综合管理法的误解。如前所述，海洋综合管理法的适用主体是海洋管理者而非开发者，旧的是协调海洋权力关系以实现综合治理，故尽管空间范围可能与传统立法重合，但内容和功能并不重复。当前我国海洋管理法律体系虽然貌似完备，海洋、海域、海岛、渔业资源等独立要素都有相应立法，但都是以规制海洋开发者为主的“管理法”，未有专门调整海洋管理关系的立法，无论数量如何众多，都只是“半壁江山”而已，在体系结构上是严重残缺的。

第四，缺乏框架性规定。当年反对制定“海岸带管理法”的另一重要理由是“对管理海岸带的管理部门如何建立、权属如何分配和海岸带管理范围如何划分等问题尚不知从何下手”这种担忧也足传统法律思维的产物。其实，对海岸带进行综合管理并不必然要另起炉灶，新设管理部门，争抢已有部门的地盘和权力，海洋综合管理法的内容和旨趣也不在就海洋管理重定实体规则。海洋综合管理所需要的，足为协调管理者之问的关系、规范海洋管理权力行使提供平台和机制，这主要是由框架性规定来实现的，也是我国现行涉海立法所普遍缺乏的。实际上，当前海洋治理中的“九龙难治水”困境，根源并不在于管理者太多，而是因为有约束力、协调性的框架和机制太少

第五，激励性不足。我国立法向来不注重激励机制建设，管理者被视为公共利益的当然代表，有依法行政的“天职”，当然更不需要。因此，在确定管理体制及分配相应权责时，立法往往只是单纯授权同时也意味着施加义务和责任），基本不考虑激励问题偶有规定，也是惩罚严重违法者的“负激励”，利益诱导性质的“正激励”几近缺失。当然，从理沦上说，以问责为核心的“负激励”也可以起到相当效果，但就政治体制的现实来看，其实现殊为不易。再加上各地各部门开发海洋的强烈冲动和内在竞争、海洋洋的广阔性与流动性、海洋事务的复杂性与技术性等因素综合来看，现行法对管理者的实际激励效应是很轻微的，除非有发生重大事故之虞，否则管理者难有多少积极性

第六，内容笼统，不够具体、明确，可操作性不强多数海洋立法规定原则、条文笼统，往往只是慨括授权，至于权力行使的具体细节、操作流程则语焉不详，留下大量不确定空间，实践中只能由执法者自我摸索，或者通过内部工作规定来解决。这导致管理权行使的随意性，并加剧了权责不清的混乱——既然法律规定不明，那么有利益时“积极”行使，没利益时消极推诿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与欧美法如同施工图般的细致度相比，我国更像是计划提纲。

第七，决策和管理过程由管理者主导和包办，信息公开不够，公众参与不足。相比于一般领域，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对于海洋管理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海洋管理法的实际状况却恰恰相反，比一般环境领域尚有不足。“长期以米，我们有意无意地将海洋管理理解为海洋行政管理，或是国家对海洋事务的管理各类企事业单位，相关绀织、个人在内的公众却被视为规制和管理的对象，并非作为海洋管理的主体使其参与政策决定或行使权利。”当前多数涉海立法都没有建立有关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的专门制度。《环境信息公开暂行办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等专项立法作为环保部门制定的规章也难适用于海洋部门。当前海洋管理和执法活动基本处于部门主导的封闭状态，更加剧了“部门主义”。

第八，缺乏适应性规定。各类制度规定往往“一刀切”，缺乏灵活变通，没有明确的自查和更新机制，不合时宜的法律制度无法得到及时修正。总之，尽管从数量和范围上来看，我国现行海洋管理法律体系似乎已颇为完备，但从综合管理角度来看，其实质上是相当落后而残缺的。近年来，随着海洋经济的发展，我国海洋环境急剧恶化、海洋资源加速耗竭、海洋生态濒临崩溃边缘，虽经多方努力但迟迟未见好转，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一落后法律体系的结果。要想扭转这一局面，就必须以“综合管理”和“生态系统方法”为指导，围绕以上八方面问题作出系统改造和全面提升，打造真正意义上的海洋综合管理法律体系。对此，本文将另文详述，在此不论。

作者：巩固

思想综合判断管理论文 篇2：

论城市综合管理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培养关键要点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城市规模和人口密度越来越大，各种不和谐因素也随之增多，这对于城市综合管理工作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长期存在市政执法人员紧缺，职业素质和道德水平良莠不齐的问题，很容易在城市综合管理执法过程中引发矛盾冲突。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加强城市市政执法人员职业道德培训来提升城市综合管理水平的建议措施，以期为我国城市管理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思路。

市政综合管理是保证城市和谐稳定运行，促进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性措施，同时属于民生工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综合管理实施过程代表着国家和政府的形象和执政能力，其意义非常重大，此外这项工作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对具体的管理和执法人员综合素质和职业道德有非常高的要求，但现实中处于一线的城市综合管理高级人才稀缺，有正式编制的管理人员数量欠缺，难以满足城市日益扩大的规模，大量缺乏经验和专业技能的临时性管理人员混在管理队伍之中，因此针对这样的管理人员团队，必须不断加强职业道德培养和能力建设工作，全面提升城市综合管理人员队伍素质，以适应日益复杂艰巨的城市管理任务。

职业道德内涵和原则

职业道德内涵

职业道德是指经济社会从事特定领域工作所遵循的价值观念、工作态度和行为规范。其中职业价值观念和工作态度是职业人主观意识形态，而行为规范与准则是职业人行为的客观要求。对于城市综合管理人员的职业道德而言，也是由两方面组成：其中一方面是综合管理人员的职业认同感、责任心和荣誉感，属于主观思想上的内生部分。另一方面包括工作纪律、制度规范、岗位职责等内容，是城市综合管理单位对具体工作人员的客观要求。而具有合格职业道德的城市综合管理人员需要同时具备两方面因素，并需要做到内与外的高度统一。

职业道德原则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城市综合管理人员应秉承以下原则：首先是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管理观念。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城市综合管理人员的工作目标在于创建和谐稳定、干净整洁的城市居民生活环境，为人民群众解决重要难题，通过综合管理来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这是城市综合管理的根本性需求。其次，要热爱工作恪尽职守。城市综合管理是一项任务重、复杂性强的工作，同时也是一项涉及到民生福祉的重要事业，因此城市综合管理人员要正确认识自身职业的高尚性，以服务人民群众，促进社会和谐和进步为自身光荣。第三，要勇于担当。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不协调不均衡的现象依然存在，不同利益阶层之间必然存在一些矛盾冲突，作为调和个阶层利益的管理部门，城市综合管理人员必须勇于担当，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难题和矛盾。最后，要尊重法律，廉洁公正。城市综合管理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管理人员工作代表了国家意志，因此要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在具体的管理执法过程中要做到奉公守法，廉洁自律，公正公平，不能受社会一些不良风气影响，要坚决同黑恶势力作斗争，成为廣大人民群众的坚强后盾。

存在的常见问题

错误的权力观念

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特权等级思想在社会方方面面依然存在，有些城市综合管理人员未能准确把握自身工作性质和职业定位，将人民赋予的管理权力理解为自己手中的特权，在管理执法过程中出现官僚思想，缺乏服务意识，特别是面对一些无权无势的弱势群体如流动摊贩，三轮车司机等表现出强硬蛮横的态度，以官老爷自居，这种工作理念非常容易引起矛盾冲突，很多执法管理中出现的暴力冲突多与综合管理执法人员态度恶劣相关。此外，由于综合管理人员拥有管理权，对于城市公共资源有一定的分配权力和行政处罚权力，这种职业特点引发的权力滥用现象也是常见问题，比如综合管理人员吃拿卡要现象依然存在，被管理人为了更加顺利的进行经济活动，只能用 “上供 ”，“打点” 等方式来面对特权，一方面心生恐惧，另一方面怨恨很深，长此以往非常容易激化矛盾。因此，错误的权力观念是城市综合管理职业道德问题中最根源的意识形态问题，很多表象都是由于此类错误思想认识造成的，必须要加强思想政治道德教育，转变落后管理观念和权力观，这是综合管理职业道德教育培养需要面临的最主要问题。

责任心和积极性不足

城市综合管理工作繁杂，任务量大，难度高，但收入待遇同比社会其他行业依然处于较低水平，特别是有些没有正式编制的管理人员，工资水平偏低，职业认同较差，在工作过程中责任性不足，积极性差，走过场，混日子的心态依然存在，这对于综合管理工作的高效开展是一个很明显的负面影响。特别是近年来国家和政府对城市综合人员的行为加大的管理力度，开展反对执法腐败、打击特权思想等积极行动，在这样的压力下，有些管理人员消极工作，或是怕在管理过程中出现矛盾不敢承担责任，导致在进行城市管理是谨小慎微，城市中很多应该积极整改的问题都在这种放任态度中任其自流，一定程度导致城市管理水平下降，环境脏乱差问题又有所显现，因此，没有担当，消极避战的思想也是职业道德建设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执法程序混乱

依法治国是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思想，市政综合管理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理念，形成法制化，规范化城市综合管理体系。然而，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城市管理执法人员依然存在主观随意性大，虚化执法程序的问题，这对于法治社会建设是非常不利的。造成这种问题的因素主要是两方面产生的，一方面是主观思想问题，受传统人治思想影响，很多执法管理人员自觉或不自觉的将法制权力绑定到个人身上，用自己的主观判断代表了法律法规，身体状态，心情好坏都成为了影响执法管理规范性的因素，导致执法过程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另一方面原因是执法管理人员职业素质问题，客观的讲，一线城市综合管理人员素质良莠不齐，知识体系不完整，学历偏低现象普遍存在，而城市执法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很多，职业行为规范与准则内容也较多，让某些受教育水平偏低的管理人员全部掌握这些知识，并能充分的运用到具体的执法管理中去确实存在一定的难度，因此，在从业人员个体差异较大的前提下，完全实现规范化执法管理依然有较大的难度，因此必须要加强执法管理职业能力建设与培养，并提高从业人员门槛，从全面提升执法管理人员职业素质入手，解决执法程序混乱的问题。

培养提升城市综合管理人员职业道德的要点措施

建立完善的职业道德培训体系

近年来，我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人员职业道德培训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仍有一些具体措施有待加强：如培训方法相对简单，长期培训机制尚未建立等。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不同地区的不同城市应采取符合地区发展现状的个性化措施，建立完善职业道德培训体制。首先是可以在公共管理类高校开设职业道德课程，提高其职业道德意识;其实是可以组织专业人员编写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人员道德培训教材，使培训工作做到标准化。三是针对处于不同管理岗位的员工采用多元化灵活的教学培训方法，提高职业道德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加强职业道德监督

完善的监督制度是提升城市综合管理人员职业道德的重要制度保障，首先应该建立畅通的监督渠道和应对机制，提高群众监督的效果，城市管理综合人员可以通过城管热线、网上投诉等方式，听取公众对自身职业道德的意见，并建立相应的反馈机制，让群众知道自己的意见是否被采纳。其次是要明确群众监督的法律地位和形式，明确举报的部门和程序，明确监督的责任和奖惩办法，制定专门用于城市管理人员职业道德的相关法律法规，在曝光、举报过程中保护群众的人身安全和隐私权，使广大群众和新闻媒体可以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行使監督权，城管综合执法人员不应惧怕和回避新闻媒体，以积极的心态对待社会群众和新闻媒体的监督。

加强职业道德法制化与规范化建设

单纯依靠人的道德自律，是无法提高城市综合管理人员良好的职业道德的。只有通过完善、规范的制度保障，才能做好职业道德建设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明确指出，政府公务员应当“政治坚定、忠于国家、勤政为民、依法行政、务实创新、诚实守信、团结合作、廉洁待人”。但是规定的内容表述过于宏观，可操作性不强。而且，城管人员的设置比较混乱，其中不少不是公务员编制，因此存在法律缺位问题。因此，有必要建立专门的城市管理者职业道德建设法律法规，要明确规定中的执法程序、财产申报、财务披露、处罚规则等内容，通过构建规范化的职业道德法律体系，以促进城市综合管理者职业道德水平的提升。

综上所述，城市综合管理一线人员的职业道德和综合素养是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的最重要因素，管理人员的道德水平和管理能力是实现城市管理目标的关键所在，因此，市政综合管理单位要深入分析管理人员职业道德的内涵，建立标准化职业道德评价机制，着力解决管理者职业道德存在的常见问题，通过思想道德教育和制度建设两方面共同发力，全面提升城市综合管理人员职业道德和管理能力，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实的城市管理制度保证，建立优秀的人才团 队。

（秦皇岛市海港区市政工程管理处）

作者：徐春晓

思想综合判断管理论文 篇3：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整合的“三重”判断标准

[提 要]明晰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整合的判断标准有助于解决思想政治教育整合什么文化、朝什么方向整合以及要达到什么样的整合效果的问题。以适应力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整合的基础性标准，判断文化整合是否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能力、应变能力和调整能力的提高；以竞争力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整合的关键性标准，判断文化整合是否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凝聚文化力量，彰显表达能力，加强传播能力；以引领力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整合的价值性标准，判断文化整合是否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引领、实践引领和价值引领的提升，进而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整合的优劣作正确研判。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整合；文化选择

[作者简介]杨佳：保山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思潮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整合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社会各种不同的文化要素、特质、形式相互协调和适应，从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的过程和结果”①，即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部诸种文化要素或类型构成一种逻辑或美感上的协调、规范或行为上的趋同、风格或制度上的互补。文化整合是思想政治教育汲取社会优质文化资源、畅通文化交流渠道、符合文化发展趋势、实现自我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式，是一个不同文化相互认知、适应、融合和升华的渐进过程。然而思想政治教育经过文化整合后面临的就是判断问题，即思想政治教育经过文化整合之后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能否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判断的原则也就在于文化整合是否有利于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结构的调整升级。如若没有明晰的判断标准，就不能认知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整合效果的佳与不佳，不能评判出适合自身发展所需的文化要素，继而阻碍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变革、扰乱思想政治教育的运行秩序、紊乱思想政治教育的内部结构。因此，提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整合的适应力标准、竞争力标准和引领力标准，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选择提供判断标尺，进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整合能力。

一 基础性标准：文化整合是否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适应力的提升

“适应就是人们与环境发展协调作用的过程，适应力就是人们应对、对付环境变化并与之保持平衡（调和）的一种心力”②，思想政治教育适应力就是思想政治教育面对、应对文化环境变化并与之保持协调（能动）的一种心力，即思想政治教育对文化环境变化所持有的接受力、应变力和调整力，这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内外联动、内外转化的基础。能否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适应力，是判断文化整合先进与否的基础性标准。

（一）文化整合是否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接受力的提高

思想政治教育接受力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接纳和吸收外界信息的能力，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习程度。文化多樣是文化得以整合的前提，“每一种文化由于其生成与发展的自然条件与历史条件不同，必然表现出独特的文化内容以及文化形式”①，多样文化为思想政治教育挖掘、整理、吸收和利用文化资源奠定了基础。但是面对形态多样、良莠不齐、主体多元的社会文化，倘若经过文化整合后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则说明思想政治教育对外的接受力显著提高，即文化整合是有效的。

判断文化整合是否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接受力的提高，一是要看文化整合是否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对外界信息的接收。作为一项社会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总与周边物质精神环境抑或国家政策形势导向紧密相连，是党和国家的“喉舌”，如果文化整合能让思想政治教育更广泛地抓获社会讯息，时时更新思想政治教育动态，接纳多元文化现象，思想政治教育就得以在复杂多变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站稳脚跟，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解答时代问题；如果文化整合后的思想政治教育反而趋于保守和封闭，既不能及时接收外界动态，也不能即刻反思文化讯息，就会失去立时代潮头的资格，其时代性特征难以彰显。

二是要看文化整合是否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外界信息的整合。作为一个信息交汇的场域，思想政治教育集时事政治、党史国史、思想理论、文化动态等各方面的信息于一身，承担着信息输入和输出的整合工作，如果文化整合能让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库更加规范和完善，编码、存储和调动信息愈发便捷和流畅，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接受和消化能力就会显著提高；如果文化整合后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仍然是无序排列、零散分布、碎片呈现，思想政治教育就会丢失融入新文化元素的契机，其先进性特征难以维持。

三是要看文化整合是否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外界信息的汲取。作为一个开放互动的系统，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与多学科和社会环境交换能量，汲取和融入优秀的文化知识和思维模式来不断充实自身，如果文化整合能使其他文化要素更好地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发挥各文化要素的力量，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文化合力，思想政治教育的视野就得以拓展，体系就得以深化；如果文化整合后的思想政治教育仍旧固守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架构，没能融入新的文化要素，思想政治教育就会丧失充实创新的契机和际遇，其创新性特征难以维持。

（二）文化整合是否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应变力的增强

思想政治教育应变力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思考和处理各种境况的能力，展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灵活程度。文化冲突是文化需要整合的关键，思想政治教育始终面临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主导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中心文化与边缘文化的冲突，调适文化冲突是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整合的重点所在。面对瞬息万变的多元文化环境，倘若经过文化整合后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具调适性、灵活性和普适性，则说明思想政治教育的应变能力明显增强，即文化整合是有用的。

判断文化整合能否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应变能力，一是要看文化整合是否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应对社会形势变化。在社会转型时期，新问题、新现象层出不穷，社会分工细化、社会阶层涌现、社会需求增多，剖析社会现象、掌握社会心态是当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内容。思想政治教育倘若经文化整合后能正确应对社会时局，就社会转型时期的尖锐矛盾制定防范化解举措，则能弥补社会分化态势，缓和社会关系，协调好思想政治教育内外不同文化之间的张力；若能正确掌握社会心态变化，就社会转型时期的复杂心理疏解沟通，就能减少社会摩擦，促进社会和谐，摆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心理的文化角色；若经文化整合后思想政治教育仍不能从多视角研判和明晰时局及社会动态，剖析社会文化现象回答社会问题，其应变的灵敏度就会降低。

二是要看文化整合是否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应对文化冲突。在思想文化交织碰撞的过程中，社会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的对立愈加明显，尤其是当前资本主义文化对大众文化观的影响日益深入，使得人们难以辩证对待多元文化。因而，化解文化冲突、营造和谐氛围、规避文化风险也是当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内容。思想政治教育倘若经文化整合后能营造宽松愉悦的文化氛围，使人们更能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辩证看待多元文化样态，坚定民族文化自信，弘扬社会主义文化主旋律，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阵地，就能化文化唯一为文化多元，同化异质文化，建立社会主义文化共同体；若经文化整合后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但不能抵制盲目崇奉西化的思潮，也不能纠正文化虚无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文化复古主义等思潮的错误认知，其应变的化解能力就会降低。

三是要看文化整合是否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应对内部冲突。在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整合的过程中，各种文化要素进入思想政治教育视域进行逻辑上的协调以期能够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实力的提升，新融入文化要素就会与原有思想政治教育框架结构产生冲突，这种文化冲突既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变革带来契机，即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更新与重建，也可能为思想政治教育变革带来阻碍，即原有思想政治教育结构的固守与排斥。思想政治教育倘若经文化整合后能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化解转型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结构调整面临的困境，增加思想政治教育处理各种紧急、突发和日常问题的能力，能够依据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规律进行文化的重塑和运用，那么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创新功能就能被激活；若文化整合没有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转型升级产生推力，其应变的创造能力就会降低。

（三）文化整合是否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调整力的完善

思想政治教育调整力相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内部而言，是指在多元文化背景以及网络空间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调整自身内部要素以及整合其他要素的能力，涉及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统一性的问题。以自身内部结构为参照对其他客位文化的文化特质进行建构，①是理解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整合的要领。当然，这种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建构是要把社会优质文化资源置于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系统中，树立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文化一盘棋的思维方式，既保持思想政治教育“以理服人”的优势和特色，又保持文化育人化人的特点，不是削弱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地位，也不是改变文化的社会角色。文化整合就是要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形成一个和谐包容的秩序。

判断文化整合是否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调整力的完善，一方面要看文化整合是否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内部要素的调整。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思想、政治、道德、法治、心理、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相互联结相互运作，如果文化整合把文化要素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结构，抑或借助文化要素搭建起了原有要素之间的联系，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序发展，那么文化整合就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内部诸要素的协调互动，为思想政治教育调整内部机制提供了思考点和创新点；如果文化整合不能与原有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有效互动，反而造成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结构的混乱或失衡，那么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整合就会加剧内部结构的分化。

另一方面要看文化整合是否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外部诸要素的协调。伴随教育环境的虚拟化以及多元价值观念的冲击，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传统教育环境与网络空间虚拟环境、核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等关系之间的诸多矛盾，如果文化整合把有利的网络文化、非主流文化等要素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当中，加强了对思想政治教育“灰色地带”和“黑色地带”的引领，占领了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的文化阵地，活跃了社会文化氛围，激发了受教育者的学习兴趣，那么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整合就将多样文化转化为文化优势，促进诸要素优化达到了“1+1>2”的教育效果；如果不能整合好内外环境、主导与非主导、主流与非主流之间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就会受到其他文化要素的牵制，影响内外联动。

二 关键性标准：文化整合是否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竞争力的增强

竞争力是一种随竞争变化着的并通过竞争表现出来的能力，它既是对现在实力的展现，也是对未来实力的预示。思想政治教育竞争力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相对其他文化组织所显示或潜藏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即思想政治教育表现出来的文化力、表达力和传播力，其是思想政治教育凝聚共识、增强话语影响力、传达正能量的重要基础。判断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整合关键性的标准就是要看它是否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竞争力的提高。

（一）文化整合是否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力的塑造

文化力就是文化的力量，精神层面表现为对社会精神文明、道德水平等方面的推动作用，物质層面表现在对文化产品、文化工业经济效益的带动上。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力即作为文化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所表现出来的凝聚力、感染力和创造力，是思想政治教育核心竞争力的源泉。文化整合进一步强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力量，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育人、培根铸魂夯实了基础。

判断文化整合是否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力的塑造，一是要分析文化整合是否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凝聚力的汇集。思想政治教育凝聚力对内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文化的认可，对外表现为社会群体向思想政治教育核心价值文化的靠拢，内外共同形成一种聚集聚焦的文化力量，其核心是内外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归属。要是文化整合后思想政治教育的向心力和吸引力显著增强，核心文化共识得以强化，育人目标得以更加坚定，思政队伍愈加强大，文化资源愈加集聚，那么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圈的辐射面就更加广泛，核心意识就更加强烈，文化资源交流就更加通畅，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可持续发展得以延续；要是多元文化要素的融入反而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和社会群体对核心价值文化的疏离和抵触，那么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张力就会过于突显，不统一的文化价值观念势必会挫伤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性，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合力难以形成。

二是要分析文化整合是否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感染力的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感染力主要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群体思想、情感、意志和行为层面的感化，最终使其思想和行动符合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要求。潜移默化地影响是文化的特有性质，多样的文化资源和文化形式有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度，在“以理服人”中辅之“以情动人”“以情感人”。要是文化整合后思想政治教育的同化力和渗透力更强，教育时效更长，对社会群众思想和行为转变的影响更深刻，那么文化整合的作用得以彰显；要是文化整合后思想政治教育没有建立起显隐性的联动机制，没有创设起文化育人的氛围，文化整合的效果就不佳。

三是要分析文化整合是否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创造力的激发。有无创造力是衡量组织文化生机活力的重要标准，创造力赋予思想政治教育活力和生命力，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整合的根本目的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要是文化整合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了思维方式、教学方法、育人资源、研究视野等方面的革新，“为新文化的培育与发展提供优秀的文化资源”①，增进了思想政治教育与新文化之间的互信互谅，则文化整合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创新条件和创新基础；要是文化要素的整合偏离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价值，把落后腐朽的文化融入其中，则阻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变革，贻误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时机。

（二）文化整合是否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表达力的彰显

表达力就是表达思想理论宣传形势政策的能力，包括表述者传达和受众者理解两方面，表达需要话语为传输载体。思想政治教育表达力即思想政治教育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灌输党的理论方针政策、传达时事政治等方面的能力，同样地，表达得清不清楚、通不通俗、深不深刻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文化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余年的文化沉淀和实践积累，其话语体系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大众的话语习惯；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实践创造的优秀文化，其话语内容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大众的话语底气；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建设、改革时期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态，其话语表述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大众的话语风格，这些方面的文化整合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增加了文化底蕴、历史气息和时代特色，有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吸引力、影响力和控制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思想政治教育有无竞争力的重要体现，面对跌宕起伏的多元文化思潮，话语传达的力度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判断文化整合是否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表达力的彰显，一是要分析文化整合是否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吸引力的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文化吸引力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里映射的文化底蕴有着吸引社会群体注意力和兴趣的能力，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文化内涵，增强了话语的亲和力和感召力。倘若文化整合后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更加艺术化，更富有民族文化色彩意蕴，更能反映人们的文化生活动态，更契合现代社会群体的话语表达方式，那么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表达就能够更加亲切和深入；反之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内涵不高，共情能力不强说服力也不强。

二是要分析文化整合是否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影响力的夯实。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文化影响力对内表现为社会群众对理论话语、政策话语、政治话语的接受和理解，即对社会主导价值文化的认同，内化于心与主导价值文化相趋同，外化于行与社会道德法治要求相一致；对外表现为世界人民对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的认可，承认中国对世界所做的贡献，理解求同存异的原则，进而上升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倘若文化整合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底气更足、信心更强、内容更加充实，那么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表达就能够获得内外的一致认可，中国故事被越来越多的社会大众熟知，就能牢牢掌握住话语的主动权；反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文化的传达空间和辐射影响就会受限，不利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地位的巩固。

三是要分析文化整合是否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控制力的巩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控制力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互动生成的，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领导者自上而下的言语掌控、思想把握和行为管理，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受众者自下而上的言语接受、思想认同和行动支持。话语控制力是取得意识形态斗争胜利的关键因素，“普世价值”文化的蛊惑和煽动就是西方话语对社会大众思想和行为的控制。倘若文化整合后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更能直击社会落后文化现象，解析文化思潮背后的反动图谋，揭露西方文化霸权行径，那么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就更具竞争力；反之一系列文化整合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出现被削弱的情形，就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凝聚共识，进而导致话语表达受阻，竞争力减弱。

（三）文化整合是否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力的加强

传播力就是传播主体充分利用各种传播手段，进行有效传播的能力，包括传播能力和传播效力两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力即思想政治教育对外传播的辐射范围及其影响效果，传不传得开、传得怎么样关乎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是否具有竞争力的直接表现。文化整合为思想政治教育丰富传播内容，统筹传播方式和更新传播手段奠定了重要基础。

判断文化整合是否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力的加强，一是要分析文化整合是否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拓宽传播的渠道。传不传得开是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力强弱首先要面临的问题，面对当前政府主导文化文艺和哲学社会科学作品传不开、散不去的现实情况，如果文化整合能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途径，促进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有效结合，搭建起文化交流传播的中枢，“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方式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①，使思想政治教育与可视化传播相通相融，那么社会主流价值文化就能够传得开、散得去，中国故事就能讲得更好、中国声音就能传播得更好；反之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渠道就会受限。

二是要分析文化整合是否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提高文化创作力。用什么传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效力，面对当前文化艺术作品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如果文化整合能打造精深的思想政治教育精品，创作及具代表性的文化标识，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融合、净化市场文化氛围，那么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载体就能经久不衰，传承力度大；反之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就会出现曲高和寡、唱独角戏的局面。

三是要分析文化整合是否有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深度。传得怎么样是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效力的直接体现，传播深度影响着社会大众思想文化认知和实践行为改变的程度。面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广度延展，但传播深度不深入不透彻的状况，如果文化整合能够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掌握社会各阶层群众的文化需求，打通社会大众的原有文化认知壁垒，分群体分内容进行针对性传播，则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效果就能显现，社会大众对传播的内容就会记忆更深、受到的影响就会更大，进而有利于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思想政治理论学习，营造向上向善的社会文化氛围；反之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就会浮在表面，深入不进去，教育长效机制式微，削弱思想政治教育的竞争力。

三 价值性标准：文化整合是否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引领力的彰显

引领是指带领其他事物跟随他或他们向某一方向运动、发展。引领不是单一的推动或向导，而是既牵引又控制方向、既制动又发出制动信号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引领力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具有能够联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之路奋进的牵引力量，具体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引领、实践引领和价值引领。文化整合的价值性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引领力。

（一）文化整合是否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引领

思想引领就是思想理念层面的引领，使其逐步向着社会主导的思想文化靠拢。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引领就是在思想理念层面引领人们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保持高度的一致，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形成用新思想新理论武装头脑的思想自觉。思想引领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责任和使命，引领得怎么样关乎理想信仰建设得怎么样。文化整合就是依据时代发展要求，“在遵循社会历史规律以及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对现有文化资源进行挖掘、整理、改造、吸收和利用”①，对社会思想文化建设起着拓展和创新的作用，宏观上有助于拓展思想政治教育构建全方位思想引领格局的视野，中观上有助于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的可持续性发展，微观上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增强满足人们思想文化需求的能力。

判断文化整合能否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引领能力，一是要思考文化整合对思想政治教育构建全社会的思想引领格局是否有积极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整合的主要目的就是调动一切文化积极要素为思想政治教育服务，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谋全局促发展的能力。如果文化整合通过整理、吸收、利用当前文化资源为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引领格局建设提供了全方位全社会的资源支撑，形成了积极向上的文化环境，能鼓励人们自觉学习新思想新理论，肃清社会风气，建设健康社会文化心态，则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整合的系统功能就能够呈现；如果文化整合是随机的、片面的、零散的乃至是落后的，那么文化资源的时效性、文化信息的全面性、文化心态的塑造就会受到消极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全社会全过程的思想引领就会难以实施。

二是要思考文化整合对思想政治教育促进思想引领的可持续发展是否有积极影响。文化整合通过挖掘、改造、重组当前的文化资源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提供了长期稳定的资源支持，搭建了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育人的“资源群”。如果文化整合总结的文化经验为思想政治教育所采纳，文化资源能够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引领的一体化发展、阶段性进阶，文化素材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有序开展提供多样载体，那么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引领价值就能长期发挥作用；如果文化整合造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引领思想文化时的信息混乱、断裂、甚至是排斥，思想政治教育可持续性发展的思想引领就会难以实现。

三是要思考文化整合对思想政治教育增加思想引领的文化需求是否有积极影响。文化整合通过创新创造现有文化形态满足人们的思想文化需求，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观照社會思想文化动态提供有效途径。如果文化整合引起了人们的社会文化现象关注，激起了人们探究思想文化历程的兴趣，激发了人们对现有思想文化需求不能满足的矛盾，那么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引领动力就能长久维持下去；如果文化整合没有为人们的思想文化动态带来任何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引领就会找不到引领方向，文化再整合的内容就会找不到甄选依据。

（二）文化整合是否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引领

实践引领就是行为活动层面的引领，促使实践活动顺利展开、实践行为符合社会行为规范，以达到预期实践目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引领就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引领，使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方法更切合、过程更完整、导向更明确。文化整合本身就是一项社会实践活动，发掘各类文化中的积极价值因素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可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水平。

判断文化整合是否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引领，一是要考虑文化整合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方式是否有积极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方式影响着教育活动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和以什么样的方式展开，文化整合通过对既往文化活动的经验总结和方法归整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实践遵循，加速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由单一到多元、由封闭向开放的转变。倘若文化整合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提供了可行性操作模式或经验方法，使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呈现方式更加新颖、独特，展开方式更加自然、顺畅，那么文化整合就从技术操作层面切实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引领能力；倘若整合的文化经验和方法不能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具有指导性的方法原则或是操作性的方法策略，则文化整合就不能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产生影响。

二是要考虑文化整合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过程是否有积极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过程由诸多实践环节组成，环节的衔接设计影响着实践互动的节奏和效果，文化整合通过选取有价值的文化活动、文化素材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的完整性。倘若文化整合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提供了新思路，融入了新内容，衔接了实践环节，那么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过程就更加生活化和大众化；倘若整合的文化素材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环节开展没有推动或辅助作用，实践育人因缺少文化参与就会显得空洞无感召力。

三是要考慮文化整合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导向是否有积极影响。实践导向包括对思想政治教育再实践和人们思想行为发生转变的导向，文化整合作为外部力量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理念和实践安排。倘若文化整合能够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反思，并出现变革的想法或意愿，那么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惯性思维或依赖路径就能得到突破；倘若文化整合促使人们的思想行为向善向上发生改变，就说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的效果显著；倘若文化要素的整合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而言仅是形式和表面化的，没能触动原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体制，没有激发问题意识和改革意愿，那么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整合只是形式整合。

（三）文化整合是否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引领

价值引领就是指价值追求层面的引领，包括价值导向和价值目标两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引领就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念的引领，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价值引领是文化整合最高层次的整合目的，最终实现以文化人育人。

判断文化整合是否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引领，一方面要判断文化整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升级是否有积极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升级是指经文化整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底蕴更加深厚，文化史料更加充实，社会主义文化色彩更浓厚。形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是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价值引领的表现，要是文化整合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用多文化案例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用多文化视角分析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要性，用多文化史料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进性，则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整合的价值取向就能得到确证，发挥了社会价值引领的功用；反之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整合的社会价值导向就没有被凸显。

另一方面要判断文化整合对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念是否有积极影响。“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人类向往的伟大历史目标，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价值导向。”①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目标是尊重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自由全面发展，不论文化整合进行到什么程度、整合到什么时候都是以人为中心的，是为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服务的。要是文化整合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价值向往，满足文化市场的供需平衡，那么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和人文取向便得到进一步彰显；反之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人价值引领功能就没有被凸显。

①赵志业.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互动模式探究[ J].理论与改革， 2 0 1 6（ 0 3） ： 1 4 2.

②燕国材.论适应力[ J].上海教育科研， 2 0 0 6（ 0 1） ： 4 6.

①戴圣鹏，徐福刚.论文化整合及其对文化创新的意义[ J].江汉论坛， 2 0 1 9（ 0 3） ： 7 9.

①参见：徐拥军.大数据时代国家治理中的文化生产与文化整合[ J].求索， 2 0 2 1（ 0 3） ： 1 2 8.

①戴圣鹏，徐福刚.论文化整合及其对文化创新的意义[ J].江汉论坛， 2 0 1 9（ 0 3） ： 8 1.

①徐拥军.大数据时代国家治理中的文化生产与文化整合[ J].求索， 2 0 2 1（ 0 3） ： 1 3 4.

①戴圣鹏，徐福刚.论文化整合及其对文化创新的意义[ J].江汉论坛， 2 0 1 9（ 0 3） ： 7 8.

①范俊玉.论先进文化的价值判断标准[ J].前沿， 2 0 0 4（ 0 3） ： 1 8 1.

作者：杨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