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角下社会管理论文

2022-04-17

社会责任管理的实施背景（一）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十二五”时期，在首都城南发展计划、大兴区与亦庄开发区行政资源整合，首都新机场建设等一系列重大好消息和国家级大型项目的带动下，大兴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迎来全新的跨越。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新视角下社会管理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新视角下社会管理论文篇1：

农村基层党组织创新社会管理的本土化累积及其创造性转换

[摘要]浙江省玉环县龙溪乡基层党组织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实践无疑为我们开辟了一个新视角，它将优质服务群众、有序协调利益、诚心关怀社会、正确化解矛盾作为其功能转换的首选目标，积极推进以权利保障与民生建设为导向的社会管理机制建设，并形成了农村社会管理新格局。且这种深深根植于乡土社会的本土化累积，必将为中国乡村善治之路提供实践样本和经验借鉴。

[关键词]农村社会管理；基层党组织；龙溪实践；创新

为有效解决农村社会管理中复杂多变的矛盾和问题，浙江省玉环县龙溪乡党委自2001年起探索农村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服务社会、服务发展的社会管理新机制，不断健全完善全程办事代理制度，着力乡村两级全程办事服务中心建设，引导党组织和党员在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中创先争优。

一、“龙溪实践”：农村基层党组织创新社会管理的本土化累积

我们把多年来浙江省玉环县龙溪乡农村基层党组织创新社会管理的本土化累积归结为“龙溪实践”，即以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夯实了农村社会管理的组织基础，以乡村两级全程办事服务中心建设奠定了农村社会管理的社会基础，以多平台社会参与机制建设扩大了农村社会管理的群众基础。

（一）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农村基层党组织创新社会管理的组织基础

1.抓核心——乡机关服务型党组织建设。龙溪乡在乡机关党组织中实施“凝聚力”工程，积极开展“廉洁高效强队伍，服务基层当先锋”行动。其一，全力打造“亲情服务、温馨龙溪”的机关党建品牌，积极开展“群众满意科室”评比、机关支部与村企支部结对共建活动，不断完善机关干部“六必访”制度。其二，以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提升机关干部服务能力水平，在坚持对机关干部进行日常学习教育的基础上，还从强化机关干部的服务意识、效能意识、团队意识、廉洁从政意识入手，积极组织了多层次的专门学习培训活动。

2.抓重点——村级服务型党组织建设。龙溪乡在村级党组织中实施“分类提升”工程，深入开展“推动发展强堡垒，服务农村当先锋”行动。根据村级党组织班子情况将全乡20个行政村党组织分为一类支部（村党组织班子团结，战斗力、凝聚力强，村级事业发展突出）、二类支部（村党组织班子基本团结，战斗力、凝聚力欠强，村级事业发展处于被动应付状态）和三类支部（村党组织班子人心涣散，丧失战斗力，村级事业停滞不前），并分别制定创先目标，实行分类争创，积极实施“一类支部上水平、二类支部上台阶、三类支部变面貌”的“分类提升”工程。

3.抓发展——企业服务型党组织建设。龙溪乡在企业党组织中实施“编组共创”活动，大力开展“加快转型促发展，服务企业当先锋”行动。近年来，按照“围绕经济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思路，采取地域相邻、行业相近联合“编组共建”的方式，逐步实现了非公企业党组织的全覆盖，很好地解决了非公企业存在党建资源不足、组织力量相对薄弱、发挥作用难等难题，并通过“编组共创”，以5个编组区的核心企业为支点，带动62家规模以上企业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4.抓特色——外来服务型党组织建设。龙溪乡在外来党组织中实施“磁石”行动，开展“爱岗敬业树形象，双向服务当先锋”行动。龙溪乡外来人员约1.5万，且来自湖北蕲春的近8000人。为做好外来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该乡在2007年初成立全省首个外来务工党建工作站——蕲春党建工作站。其一，“蕲春党建工作站”积极提供法律咨询、各类矛盾纠纷调解等服务，参与解决各类矛盾纠纷和外来人员诉求。其二，“蕲春党建工作站”积极推进“远教亲情通道”常态化建设，运用远程网络开展一系列“新龙溪人”服务活动，通过可视电话、网络视频和远程教育平台，既很好地为“新龙溪人”与家乡亲人特别是留守儿童搭建便捷、可视的沟通平台，弥补了亲情疏离的缺憾，又丰富了“新龙溪人”日常生活中的就业培训、文化娱乐需求，使他们又好又快地融入当地社会。其三，“蕲春党建工作站”通过走访面谈、双向约谈、集中恳谈等方式，深入掌握外来流动党员的思想、工作和生活等情况，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目前，该党建工作站还加挂“新民服务站”牌子，服务对象扩展至整个龙溪外来人员。近年来，龙溪乡依托这一服务管理新平台，不断创新流动党员和农民工管理服务新机制，以“融入异乡当先锋、贴心服务作表率”为载体，充分发挥蕲春党建工作站党支部的磁石效应，通过心贴心的服务（采取“老乡服务老乡、乡邻管理乡邻、亲情感化亲情”的方式；设立新龙溪人应急救助关爱基金等），增强外来党员及外来人员对龙溪乡的归属感[1]。

（二）乡村两级全程办事服务中心建设：农村基层党组织创新社会管理的社会基础

1.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构建服务平台。龙溪乡面对群众办事（比如办个证、交个费、领个执照等日常生活之事）经常碰到“门难进、人难找、脸难看、事难办”的情况，从2001年初开始探索实施“全程办事代理制”，“变群众跑为干部跑，变多次办为一次办，随意办为规范办”，并把这一制度称为“全程为民服务代理制”。2002年4月25日，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头条播出了龙溪乡这一做法，全程办事代理制迅速在全国各地得以推广。如今，龙溪乡群众只要将办事相关材料交到“全程办事代理室”，接下来无论程序有多复杂，涉及多少部门科室，承办工作人员会在规定期限内代为办妥后再送回群众手中。自龙溪乡实施“全程为民服务代理制”之后，这种便民、利民、惠民的举措已在龙溪落地生根，“办事到窗口，服务找干部”已深入人心，已成为群众办事的“直通车”[2]。

龙溪乡为完善全程办事代理制，先后推行“一三五”为民服务制、村干部坐班制、村情档案管理等制度，努力健全乡、村两级全程办事服务体系，积极打造服务品牌。其一，在硬件建设上要求标准化。制定村级服务中心建设标准，全乡20个行政村按照“十个一”（一个场所、一块牌子、一套制度、一本台帐、一部电话、一台电脑、一名以上代办人员、一套办事须知、一个公示栏、一张便民服务卡）的标准建设村级服务中心，统一视觉识别系统，规范服务标识、标牌和上墙制度，以明显的标识方便群众办事。扩建乡办事服务中心，整合公安、国土、税务、工商等部门站所服务资源，设置社会保障、村镇建设、党员服务等12个服务窗口。其二，在办事内容程序上要求透明化。乡级全程办事服务中心则将办事程序、所需资料、办结时限等信息在便民服务手册、服务网站、电子显示屏进行公开，建立办事网络服务系统，实现信息互动交流，方便监督管理。明确村级全程办事服务中心的服务项目内容，包括办类事项、代办类事项、陪办类事项、咨办类事项、调解类事项等5大类。其三，在办事结果考核上要求制度化。乡效能办负责对乡村两级服务中心工作情况的督查，定期组织群众评议、窗口互评、领导点评，同时聘请了部分县乡两级代表委员以及部分企业家作为服务中心的监督员，暗访、抽查办事服务中心办事质量、效率和态度，实施对办事服务的监督，每月初按服务中心办件总数的5%随机抽取服务对象进行回访，激励工作人员比素质、比服务、比奉献。出台《龙溪乡村级便民服务中心建设星级考评办法》，开展村级服务中心星级考评活动，从基础工作、运行情况、群众评议三方面对村级服务中心进行量化考核打分，并把全程办事服务纳入党建目标考核，考评结果每年书面通报，并给予相应的物质、精神和政治奖惩。

2.以方便群众为理念拓宽服务范围。龙溪乡通过整合基层站所资源和充分利用村级各种服务资源，引导各村（社区）将综治工作站、信访调解中心、文化俱乐部、远程教育点实行统一管理，积极发挥驻村干部、村干部和大学生村官等群体的作用，共同开展便民服务，延伸全程办事服务范围，把窗口服务拓展到企业、外来务工人员，将服务送进群众家门。如今，全程办事服务中心已不仅仅局限于窗口各项办事服务，还延伸到各类矛盾纠纷调解、就业指导、法律咨询、求助等服务。

3.以利民惠民为根本规范服务行为。龙溪乡正积极开展“五零”服务活动，大力打造和谐服务环境，让群众真正得到实惠。在服务内容上，乡党委、政府将审批项目和服务项目全部授权到全程办事服务中心窗口，代理办事项目从原先的47项增加到现在的91项，实现服务授权“零保留”；在服务流程上，实行“一窗口受理、一程式办事、一条龙服务”模式，简化办事程序，减少办事环节，中心工作人员直接面对群众受理，实现服务流程“零障碍”；在服务态度上，对不能办理或超越乡镇职权范围事项，做好解释工作，群众办理有困难的，服务中心负责协调，派专人代办或陪办，实现服务受理“零拒绝”；在服务对象上，选派业务能力强的业务骨干到服务中心，设立党员示范岗、青年先锋岗，实行无差别服务，实现服务对象“零差别”；在服务时效上，建立24小时工作日办理制和业余时间预约办理制，缩短办理时间，确保窗口服务高效运转，实现服务事项“零积压”。就2010年而言，龙溪乡全程办事代理窗口共受理办事申请2317件，办结率达98.5%，群众满意率为98.2%，一次性办成率达86.6%，群众回访满意率为100%。

（三）多平台社会参与机制建设：农村基层党组织创新社会管理的群众基础

1.本地人员的“民主恳谈与听证”制度。龙溪乡充分运用“民主恳谈”这个重要载体，不断畅通公众的利益表达渠道，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项目、乡村重大事项决策，积极推行决策听证会、民主恳谈会、矛盾协调会制度，在乡村两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召开会议，通报情况，提案质询，释疑论证，形成了“有事把群众请来听证，无事到群众中去恳谈”的良好民主氛围，让广大群众与党员干部直接交流，积极引导群众依法有序参与到公共事务的管理、决策、监督中来。

2.外来人员的“圆桌议政”制度。为引导外来务工人员积极融入龙溪乡，积极探索实施外来人员“圆桌议政”制度（即对公共政策，特别是涉及外来流动人员利益的政策出台前、实施中，或对社会关注的外来流动人员热点、难点问题，采取决策层与“议政员”平等交流、信息开放的协商对话形式，修正和完善相关政策），进一步为外来流动人口提供参政议政的制度平台，不断拓宽其诉求沟通参政议政等渠道。“议政员”不仅把“老乡”的诉求上达各党委政府，而且也把党委政府相关的政策下递给“老乡”，还参与本地人与“老乡”之间纠纷的调节和沟通，甚至他们还被推荐为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人民法院陪审员等，积极行使参政议政的话语权，充分表达外来人员的利益诉求。

3.党代表工作室。龙溪乡根据“有利于党员群众向代表反映情况、有利于代表开展活动、有利于扩大工作影响”的原则，把党代表工作室建在交通便捷、人口集中的地方，并将所辖区域划分为单元网格，实现组织全覆盖，创建了“群众——代表——党委”三方的互动参与平台，进一步畅通了基层党组织与群众联系的渠道，不断夯实了农村社会管理的群众基础。党代表工作室通过定期接待、民主恳谈、调研视察、建言献策、学习交流等活动，发挥了党代表联系服务党员群众、收集和反映社情民意、参与党内重大事项决策等作用，推动了党组织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化解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创新了社会管理方式。

二、“民生·民主·法治”：农村社会管理的创造性转换

龙溪乡的实践无疑是基层党组织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一个蓝本，是对传统农村管理模式的主动革新，在农村社会管理的内容、主体和方式等方面进行全面创新，并把“民生、民主、法治”作为提升农村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核心价值所在，形成了农村社会管理服务新格局。其要旨就在于：通过对党的基层组织资源的整合，增强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通过对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切实地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人民安居乐业，增强了群众满意度和幸福感；通过对民主协商机制的制度规范化，畅通了群众利益表达渠道，维护了群众合法权益，实现了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一）注重农村社会管理目标现实化，强化党在基层科学执政，实现社会管理从“强化管制”向“优质服务”的根本转变

龙溪乡的社会管理创新目标自始至终立足于农村的实际和农民的需求，从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入手，为群众提供更直接、更高效优质的服务，体现了党在基层科学执政理念，提高了农村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龙溪乡扭转了“重管理轻服务”、“重经济轻民生”的做法。

（二）注重农村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强化党在基层民主执政，实现社会管理从“为民做主”向“人民民主”的根本转变

从龙溪乡的实践来看，有效的社会管理应该是多元主体参与的管理，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农民、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实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管理社会，夯实了社会管理的民主基础，体现了党在基层民主执政理念，提高了农村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其一，探索建立形式多样的民主参与协商机制，完善社会各群体参与社会管理的渠道。其二，完善群众监督评价社会管理工作机制，不断引导群众参与到社会管理和服务过程中来。其三，建立不同社会主体间民主平等的社会合作机制，实现社会各群体在多元化的社会中和谐共处。

（三）注重农村社会管理理念制度化，强化党在基层依法执政，实现社会管理从主要“依靠政策管理”向“依法治理”的根本转变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并强化落实法治化的社会管理，是当代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必然选择。龙溪乡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积极贯彻民主法治理念，用制度化来处理社会各群体利益问题，从党委政府到社会民众都致力于树立起法治信仰和法治习惯，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纳入制度化轨道，体现了党在基层依法执政理念，提高了农村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其一，建立社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长效机制，实现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常态化、机制化。其二，在创新社会管理机制的基础上，整合社会管理流程，强化服务功能，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整合管理职能和社会资源，推进“一个流程服务到底、一个平台整合资源、一个中心服务群众、一个机制监督落实”的运行机制，形成“一站式”、“一条龙”的规范化服务体系，做到了依法高效规范办事，夯实了社会管理的平台基础。

三、总结性评述

龙溪乡所进行的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实际上在某种程度已经表明了国家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方向所在，体现了基层党的领导、群众自治、依法办事三者的有机统一，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创新社会管理中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生动实践，也为我国农村基层党组织提高创新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启示，但这一实践模式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首先，就宏观层面而言，要加强顶层设计，健全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当下，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必须要与其他体制改革相配套，要有顶层制度的设计理念，否则就社会管理而社会管理是改不下去的。因此，中央就要进一步严格界定乡镇（街道）社会管理的权力边界和责任范围，将乡镇（街道）社会管理的权、责、利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健全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着力理顺条块关系和权责不对称等突出问题。要按照城乡统筹的要求，推动党的组织资源、社会管理资源向农村倾斜，着力构建起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基层社会管理体系[3]，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创新社会管理提供法律支撑和制度保障。

其次，就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而言，要主动适应社会需求变化，提高农村社会管理的能力和水平。龙溪乡作为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随着农村社会快速转型，农村社会管理内容也在不断变化。当前，突出表现为：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社会各群体的利益诉求不断多样化，这就对农村基层党组织提出了新的挑战。为此，农村基层党组织就要主动顺应形势变化，积极承担起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职能，从组织机构设置、队伍建设和工作机制等方面入手，切实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着力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社会管理能力，通过对多元治理主体价值观念、组织结构、利益结构的有效整合，从而实现党在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中的领导地位[4]，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再次，就治理理念而言，要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创新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从龙溪乡的实践看，已呈现出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社会事务的发展态势。但农村社会管理的各种组织资源及其治理理念、途径、方式还有待进一步整合，多元治理中的离散、冲突现象仍有不同程度存在。因此，农村基层党组织就要有效整合各种资源，积极培育农村自治力量和社会组织，不断提升群众自我管理的能力水平，通过建立有序参与机制和利益均衡机制，主动引导社会组织和公众依法有序参与社会管理，并要不断开放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空间，最终使农村社会管理成为以党和政府为主导、民间组织为中介、村民自治为基础、农民群众广泛参与的互动过程，在互动过程中，通过合理的截取、理性的表达及制度化的保障[5]以确保治理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参考文献：

[1]龙溪乡蕲春党建工作站资料汇编[C].2011.5.

[2]龙溪乡全程办事服务中心资料汇编[C].2011.5.

[3]钟涨宝，狄金华.社会转型与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创新[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4]陈晓莉.农村社会管理中基层党组织的社会整合功能[J].理论探讨，2011（3）.

[5]杨春福.善治视野下的社会管理创新[J].法学，2011（10）.

本文为2012年度浙江省台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台州农村基层党组织创新社会管理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编号：12GHZ06。

作者系中共浙江省台州市委党校副教授

■ 责任编辑：胡中良

作者：林兴初

新视角下社会管理论文篇2：

基于利益相关方管理的网格化推进模式

社会责任管理的实施背景

（一）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十二五”时期，在首都城南发展计划、大兴区与亦庄开发区行政资源整合，首都新机场建设等一系列重大好消息和国家级大型项目的带动下，大兴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迎来全新的跨越。为满足“十二五”期间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需新增变电容量212.7万千伏安，已超过大兴地区现有变电容量总和。各级电网建设改造、电网运行维护及用户设备接入等任务艰巨，各利益相关方如政府、用户、伙伴、员工、环境等诸多方面对企业的期望不断提高，面对全新的发展形势，传统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超常规发展需要，亟须引入社会责任管理来更好地服务社会各方的利益和需求，实现企业、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公司具备开展社会责任管理的良好基础

面对经济社会发展对电力的强劲需求以及电力建设和供应方面存在的诸多困难，国网北京大兴供电公司创新提出“主动融入携手共赢”的工作理念，力争做到“工作融入政府、服务融入用户、情感融入百姓”，积极关注并回应各利益相关方的期望和诉求。公司主要领导带队先后走访了全区所有的乡镇政府、发改委等25个委办局、3个工业园区以及驻区大型企业。通过100余次的汇报走访活动，广泛宣传北京市电力公司相关政策，自觉落实电力企业的责任，积极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建立了企业、客户和政府之间相互理解、信任、支持的工作格局，公司发展的外部环境得到了根本性改善。

（三）进行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是国家电网公司的要求

国家电网公司推进“全面社会责任管理试点”，国网北京大兴供电公司被国家电网公司确定为27家地市级供电公司开展全面社会责任管理的试点单位之一。公司按照国家电网公司和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工作部署，以推进社会责任工作转型为主线，推动社会责任管理“两个融入”；以全面社会责任管理“15333”工程为统领，系统地将社会责任管理的理念和方法融入公司的日常管理和员工的日常工作，不断加强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努力与之形成“利益认同、情感认同、价值认同”的生动局面，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管理水平，树立良好的责任央企形象。

社会责任管理内涵

大兴供电公司始终坚定“主动融入携手共赢”的责任理念，践行“电靓大兴”的责任宣言，用真诚的行动靓丽多彩大兴。主动融入：坚持工作融入政府、服务融入用户、情感融入百姓。公司要将自身发展全方位融入大兴区经济建设、环境改善和社会和谐中，为大兴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提供强有力的电力支撑。携手共赢：通过密切合作达到与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共赢的目的，其核心是凝聚各利益相关方之力共同推动电网发展，促进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达到企业、社会和环境和谐发展的最终目的。

公司致力于电网发展，支撑地区经济社会进步，充分发挥电力先行作用，积极推进电网规划接轨地区超常规快速发展的步伐，持续关注政府重点工程，轨道交通、保障性住房等工程配套电力设施全部按时高质量投运；致力于电网坚强，公司通过加强风险管控，坚决杜绝大面积停电事故，积极组建应急抢修队、抢修先锋队，应对极端天气；致力于服务优质，坚持“你用电我用心”的服务理念，使我们的服务让政府放心、用户满意；致力于环境改善，积极促进新能源汽车项目的落地，服务光伏并网新能源项目，存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致力于社会公益，以共产党员服务队为载体，积极开展公益事业，主动参加社区活动，建立专职爱心服务机构，用行动展示责任央企形象。

社会责任管理的主要做法

（一）制定推进方案保障有效实施

公司结合公司“主动融入”工作取得的现有成效，制定具有大兴特色的“11233”实施方案：

第一个“1”指的是结合实际情况，提出符合大兴公司发展需要的“主动融入携手共赢”社会责任理念，做到“工作融入政府、服务融入用户、情感融入百姓”。

第二个“1”指的是研究制定了“基于利益相关方管理的网格化推进模式”，通过此模式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社会责任管理，真正将社会责任落到基层、落到实处。

“2”指的是编制一本手册、编写一份纪实。

一本手册：编制一本《大兴供电公司全面社会责任管理工作手册》，指导公司内部员工认知和实践社会责任，对社会责任管理工作的开展有具体的指导作用。

一份纪实：编写一份《大兴供电公司社会责任工作纪实》，通过纪实向各利益相关方展示传播公司社会责任管理的理念、实施和成效，积极树立“国家电网”良好的履责形象。

第一个“3”指的是三个试点，即选取具有较好工作基础和社会责任管理优势的发展策划部、营销部、采育供电所作为先期的三个试点。

第二个“3”指的是分3个阶段逐步实现公司提出的“基于利益相关方管理的网格化推进模式”，3个阶段分别为：

第一阶段是社会责任管理的试点培育期，在公司内部选取3个试点先期进行体系建设和管理探索；

第二阶段是社会责任试点的复制落地期，在成功完成3个试点的基础上，将已经成功的管理模式复制到其他单位和部门；

第三阶段是社会责任管理的全面深化期，将基于利益相关方的管理模式在公司全面推广。

（二）加强责任培训深入理念根植

将社会责任管理列入党委中心组学习计划和公司领导班子重要议事日程，定期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每季度中层干部培训和每半年举行一次的全体职工培训中，讲解社会责任管理的基本知识；基层班组的培训学习加入社会责任管理的内容；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开展大兴地区全面社会责任履责现状调研，加强培训督导。在公司内网设置“社会责任专栏”，编制工作简报等多种方式积极传播社会责任管理的相关知识，激发广大员工参与社会责任管理的意愿和热情。

（三）融入企业运营服务社会发展

近年来，国网北京大兴供电公司在履责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这里，履行社会责任不是其额外工作，公司将社会责任管理作为工作新理念、新方式，融入原有工作目标、原则、流程，不断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努力寻求企业发展与社会和谐、环境友好之间的平衡点。

在日常管理中，公司社会责任管理特别在抓准“五要素”上下功夫，即将社会责任管理要求有机地融合于各专业管理的目标、原则、流程、指标和绩效之中，将社会责任管理融入到“五大”体系建设之中。采取项目制管理模式，剖析了五大专业“电网规划主动融入大兴经济社会”、“垡上输变电工程项目”、“月度生产计划平衡会”、“社会责任融入配网检修”、“三合小区电力改造”等五个具体项目，充分将社会责任管理运用到项目全过程、体现在工作目标、原则、流程和指标上。绩效管理是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实施不可或缺的重要步骤，公司遵循目标导向原则、公正透明原则、利益相关方参与原则和持续改进原则，通过绩效目标设定与分解、绩效评价与考核、绩效反馈与结果应用等绩效管理活动，激励各部门和员工持续优化社会责任绩效。

（四）管理落地基层延伸履责实践

供电所是公司服务广大用户的窗口，也是践行社会责任的最小单位。供电所履行社会责任是供电企业控制经济、社会、环境风险的基础环节，也是实现社会责任根植基层的必由路径。

采育供电所按照“认知”、“管理”、“实践”三部曲，总结归纳出供电所“123”社会责任工作法，全面进行社会责任管理。“1”，从认知上强化一个理念，即“主动融入”的社会责任管理理念；“2”，从管理上抓好两个关键，即抓工作机制、抓业务指标；“3”，从实践上着力做好三项重点工作，即应急抢修服务、窗口服务和镇政府重点工作。

采育供电所坚持“主动融入”的工作理念，促成了大兴区第一个镇域级别的“电力建设办公室”的组建，每月与镇政府综治办、安全科、规划科、农建科等召开月度分析会，使政企联动落到实处，共同规划实施电网建设，共同整治电网运行中的安全隐患，共同打造电网良好的运行环境。从抓机制入手，建设营销、配电合一的复合型员工队伍，打造“营配合一”机制以适合新的工作内容；从抓指标入手，重点强化涉及到利益相关方的32项指标开展工作，不断优化履责绩效。当前的重点工作是镇域内的三个小区、75万平方米、8000户村民的回迁房建设，为此专门设立所长信箱、组织现场办公日、建立特殊用户档案，主动服务村民更好地适应在回迁小区新环境下的生活。

（五）推进项目制管理拓宽履责范畴

在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的指导下，积极开展项目制管理，不断创新履责实践活动。公司用社会责任管理的新视角重新审视原有工作，挖掘和提炼社会责任管理案例、特色履责实践和感人小故事，总结经验、发现不足、提出改进优化方向。在此基础上，公司形成了以《主动融入大兴经济社会，携手推进电网跨越发展》为代表的10余个案例、故事。

实践中，不断创新“五个一”履责载体，搭建利益相关方沟通参与平台，实现与利益相关方的共建共赢。党员之家，是北京市国资系统学习型党组织十佳示范点，作为加强党员思想引领的重要阵地，是公司在党组织建设上承担社会责任，发挥标杆作用的平台。共产党员服务队，作为北京市电力公司最早成立的党员服务队之一，始终践行“你用电我用心为民服务创先争优”的庄严承诺，深入开展“六进”活动，不断拓展服务范围和内涵。在地区26个社区服务站，2个驻地部队实现挂牌服务，与30个社会团体建立了定期联系帮扶机制，成为践行社会责任的“排头兵”。刘兵创新工作室，逐渐成为职工创新，改良实用技术的基地，与驻区各大企业开展技术交流，工作室创新成果参加了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乃至全国的QC成果发布，并得到了广泛的推广。职工文体活动中心，履行驻区企业促进地区文体事业发展的责任，是公司与社会各企事业单位建立良好关系的沟通平台。实用技术培训基地，提升员工素质，强化履责能力的课堂。不但举办涵括公司各专业的内部技能培训，而且作为各协作单位的培训场所为诸多重要利益相关单位提供技术培训和专业指导。（作者单位：国网北京大兴供电公司）

编辑|罗曙辉 shuhui.luo@wtoguide.net

作者：王宝华　张恩领

新视角下社会管理论文篇3：

后工业社会公共管理中服务价值的自觉建构

〔摘要〕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价值因素一直被拒绝于公共领域之外，当这个问题受到学界广泛关注的时候，却因无法冲破官僚制组织体系而寻不得合适的位置、摆不清合理的关系，进而不断做着徒劳无功的争论。工业社会拒绝价值的时代已经过去，而关于何者将引导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争论又使我们陷入更为深层次的困惑之中，然而随着我们对工业社会领域分化和后工业社会领域融合的认识的不断深入，我们开始看到一些希望，那就是在后工业社会领域融合的过程中自觉建构一种普适性的价值，即服务价值。服务价值是整个服务型社会治理体系能够稳定地、持续地发展的前提，服务的社会治理作用将在制度上并通过制度贯彻到公共管理的一切活动中。

〔关键词〕后工业社会；社会治理；公共管理；普适性价值；服务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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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传统行政学的研究主要是依据工具理性展开的，按照早期学者的设计，传统行政学将价值因素剔除出公共领域之外。随着公共管理环境的日益复杂化，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需要走出这种单一性的境遇。无论是社会生活的日常领域的自主性萌动，还是近代社会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以及公共管理决策活动的科学化走向，都是对官僚制形式合理性的有力冲击，并强烈地要求价值的“返魅”。当人们逐渐认识到这一问题之后，便努力探寻价值回归公共领域之路，由于理论指导的混沌和制度安排的犹豫，我们时常在不同的价值之间左右徘徊，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在理论研究中似乎无法找到定论，在组织设计上无法冲破官僚制组织体系所设定的既有框架，在社会治理改革中又无法找到一项合适的制度方案作为对以往社会治理方式的替代。这种寻不得、摆不清的尴尬状况使我们日益陷入徒劳无功的争论和深层次困惑当中。按照张康之教授所提出来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社会形态历时态划分和“统治型-管理型-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的解释框架，我们试图在对工业社会领域分化和后工业社会领域融合的认识中寻求在后工业社会建构一种普适性的价值，以引领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一、拒绝价值的年代已经过去

在农业社会的治理体系中，统治者及其官僚直接运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去支配和控制整个社会，这种控制方式是十分直接的，也毫无技术性可言。而在工业社会的治理体系中，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高度组织化的控制方式则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和工具性特征。与其说传统行政学研究的是行政的技术，倒不如说是在研究如何进行社会控制的技术。“人类的文明史是一部征服史，而近代的历史则表现为一部社会控制史。”〔1〕在传统行政学的研究视野里，公共部门乃至整个社会都是以控制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系统及其子系统都是相对封闭的，这不仅体现在它相对于外部环境的封闭性，而且还体现在它内部各个要素之间也是相对封闭的。为了实现行政活动稳定、有序、规范的运行，工业社会专业化的分工在组织各要素间形成了作为不同部门确定性的控制范围的明确边界，并在控制技术上保证了组织相对封闭的状态和环境因素的相对可控性。为此，早期学者在对待人的问题上要求剔除价值因素，在对待管理的问题上寻求科学化模式，在组织框架上追求形式理性，这些正是官僚制组织排斥环境不可控因素的具体表现。当遇到那些不可控因素时，组织会竭尽其能地拒绝或回避它们，甚至切断组织与它们之间的联系。只有当那些不可控因素无法回避时，组织才会调整自身的结构和运行机制来维系组织的生命。应该说，工业社会的各种组织形式，尤其是官僚制组织，是具备这种自我维系能力的，这也是这种组织类型能够找到的最适合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环境的办法。

在工业化过程中，脱离原有社会关系的人进入新的社会和组织之后，再嵌入到新的社会关系中，即组织化的控制关系。其中，组织只不过是实现社会控制一种相对有效的工具，因此，我们认为，组织的控制体系，尤其是组织内部的控制形态，可以看作是人类社会控制形态的一个“缩影”。传统行政学的理论与实践无不以“效率”作为一切行动的基本准则。在早期学者看来，控制既是效率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又是效率的基本内容。只有环境是可控的，效率目标才能得到充分实现，也就是说，效率的获得是以组织的封闭性为基础的，因为，只有当组织作为一个封闭系统存在时，才能实现对组织及其成员的有效控制，组织的效率目标才能得以实现。在近代社会科学中，人们所揭示的并希望理解的现象无非是冲突和限制，力图在有效的社会控制中描绘出一幅幅“活力四射”的图景。在社会治理层面上，工业社会所崇尚的法制依托的主要是管理。管理方法和法律制度相互依托为控制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基于法的权力与官僚化的语言被人们自然而然地接受，命令与服从通过这些语言工具进行传达，人们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在本质上只不过是通过命令—服从的强迫与被动的语言接受方式进行的，真正意义上的沟通与交流并没有得到实现。官僚制组织用机器运行的原理去解释一切，塑造了合乎复杂机械图式的组织和社会，去实现对组织和社会的控制。组织的领导者需要把利益冲突限制在可控制的范围内，以防止它成为组织良好秩序的破坏因素。沿着限制、规范和控制的思路发展出了一系列的技术与方法，在近代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是卓有成效的，这也正是传统行政学研究社会控制的技术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按照传统行政学的研究思路，“行政学的目的就在于把行政方法从经验性实践的混乱和浪费中拯救出来，并使它们深深植根于稳定的原理之上。”〔2〕那么传统行政学至少在这样两点上已经做得相当出色了，一是把行政方法从经验的混乱和浪费中拯救了出来，在这一点上要感谢泰勒(Taylor)，他为我们找出了“一种最佳方法”，即科学管理。二是找到了一种稳定的原理，在这一点上要感谢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他为我们找到了官僚制理论。而统领这两者的正是现实社会中的混乱和浪费。政治学家威尔逊(Wilson)将其归咎于“政党分肥制”，而提出行政脱离政治独立出来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管理学家泰勒将其归结为缺乏合适的方法，因而寻求科学的工作方法；社会学家韦伯将其理解为形式框架的缺乏，因而提出了构建一种基于工具理性的形式化框架。价值中立、科学管理和官僚制三者的结合奠定了20世纪早期行政学的科学化、技术化的模式，从而将价值因素彻底地从公共领域中剔除出去，将行政活动变成了可以通过科学设计展开的活动，也就是行政活动的展开是建立在对社会事实模型化、定量化分析基础上的。

在一些学者看来，既然可以在理论设计上将价值从公共行政领域中剔除出去，那么工业社会在社会治理上所追寻的秩序同样可以通过科学设计来获得。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工业社会所基于的法的精神可以在轰轰烈烈的革命之后建立起良好的社会秩序。社会治理的一切环节、一切问题都被寄托于科学的设计并通过设计科学的组织展开，因此，工业社会在研究方法上对实证主义和工具主义情有独钟也同样不难理解了。在工业社会中，法律就是这种社会治理体系科学设计的最直接表现。通过法律制度，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与矛盾都被转化为人与制度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因此设计精良的制度可以迅速化解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制度的改进与完善又可在人与制度发生冲突与矛盾时，发挥积极的作用。任何看似不可调和的冲突与矛盾，在工业社会的法律制度下，都可以获得解决，即使这种解决只是形式上的，但这足以让近代的先贤们做出社会秩序是可以设计的这一结论。

实际上，在工业社会中被视为工具和组织机器的零部件的人才是构成社会的核心因素。就公共管理而言，它的行为主体是由公共管理者构成政府，作用对象是由人构成的社会，他们的思想、意识、观念、认知、价值观和道德素质等都是公共管理实践中重要的影响因素，甚至是决定性因素。一方面，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不同角色的公共管理者是社会的人，存在着自由意志。诚如黑格尔所说，“人就是意志自由。”〔3〕公共管理者在不同角色之间可以依个人的自由意志做出特定的行为选择，一旦公共管理者所做出的行为选择不符合组织、上级或公众的期望，就只有诉诸工业社会强大的控制体系了。他们宁愿相信，“‘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如果一个人丝毫不被行为规则所支配，他就不可能作为一个有理智的人来参与人类社会的活动。”〔4〕可以说，近代社会的法律规范具有倾向性和宽泛性，法律规范无法达到十分具体和精确，如果能够达到的话，也就失去了法律规范本身的意义了。那么，就必然需要公共管理者的自由意志，并据此将这些宽泛的法律规范，转化为具体、精确的行为规范。在这样的“转化”过程中，公共管理者的自由意志被加入到其中，在行为选择上融入了价值的特定功能。

另一方面，作为社会构成要素的人在行为上必然具有自由选择的能力。“人的行为活动是受客观必然性的支配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但这并不因此就否定人有选择行为的自由。”〔5〕公共管理者与公众在特定规范的约束下展开活动，这并不能否定他们在行动上的自由选择能力。“意志自由只是人的意志对人的行为目的和行为方式进行选择的可能性。”〔6〕这种自由的实现取决于体现意志的行动的实现。“我们的行动是自由的，这种自由就形成了使我们承受褒贬的责任。”〔7〕不同的角色、责任以及价值之间的冲突，使人左右为难。所以近代社会的先贤们在对待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消极的态度，即将价值因素从公共领域中剔除出去，以便于公共管理者能够摆脱价值冲突的困扰，在这一点上，他们收获甚微。因此，撇开价值因素，一味地追求科学化、定量化的工具研究，实际上是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的，即使能够解决部分问题，也只是治标不治本的。

二、后工业社会领域融合中的价值重构

正如中国先秦“诸子百家”的争论和西方18世纪前后的启蒙思想家的探索活动一样，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就如何构建中国社会的宏大主题开展了广泛而有意义的探讨。当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探讨主要表现为两种基本取向：一种主要倾向于引进西方近代社会发展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成功经验来建构我们的社会；另一种是在中国农业社会和传统文化中寻找“盛世”之光，以期指导现今中国社会的构建。就这两种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取向的共同特点而言，张康之指出：“其实，这两种取向的共同特点就是：都从某一或某些既有的思想或理论出发去剪裁中国现实，而不是从中国当前的现实出发去思考我们应当学习和借鉴什么。”〔8〕他提醒我们，那些既有的理论、思想发生的背景以及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过往不再的。只有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并积极地思考在中国社会建构时应确立的现实取向，我们的研究才具有更为积极的意义。基于他对于三种社会形态的划分以及领域分化与融合的研究，我们将思考后工业社会领域融合中的价值重构问题。

农业社会是一种以社会等级化为标志，以权力意志为基本精神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中到处充斥着压迫、惩罚、强制与服从。相对于西方国家同一时代的社会形态，中国农业社会的权力治理方式是最为发达的，因为它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实现了权力的文明化，即使这种“文明化”没有改变权力的根本性质以及权力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压迫与服从关系。中国农业社会的制度在结构上是一种权力制度，在内容上它将社会化、政治化了的“家元”伦理关系吸纳到了它的等级化的制度框架中。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很多学者误将中国的这种社会治理过程误解为“德治”。而实质上，中国农业社会的治理完全是一种“权治”，在这样的社会中是没有什么普适性价值可言的，至于那些常被误认为道德的、具有普适性特征的价值因素只不过是一些习俗，充其量也只是基于习俗并经过道德圣贤设计的统治价值。从某些角度看，农业社会的治理体系也要求统治者及其官僚持有一定的价值观念，具有一定的道德素养，遵从一定的道德规范，但这只是为了更好地实现阶级统治而设计出来的分属于不同阶层或对象的“权宜之计”。在它的价值体系中，不同的社会阶层分属于不同的价值体系，而真正基于某种价值的道德制度是需要建立在治理者与被治理者共处同一价值体系中的，中国农业社会价值体系鲜明的等级化显然与当今社会治理追求自由、平等、合作自治的追求是不相容的。

就工业社会的治理体系而言，在近代社会的分化中产生了三大领域，即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当然，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实际上是社会生活的三种形态，是无法实体化的。不过，在这三个领域中，又分别存在着一些最具有代表性的实体，它们反映着三个领域的特征。比如，在公共领域中，政府应具有公共性的特征；在私人领域中，公司的私人性是显而易见的；在日常生活领域，家庭则是最具有日常性特征的。”〔9〕工业社会的领域分化所形成三种不同的生活领域对穿行于其中的人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比如，在日常生活领域中，人是其中最简单、最直接的行为承载者，它要求人根据习俗和习惯去开展有道德的活动。“如果人的行为表现出一种刻意的追求和谋划，就会被认为是做作的，是破坏和谐的因素。”〔10〕在私人领域中，人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更是评价这一领域内活动的关键标准。也就是说，即使这个领域也要求人在交往的过程中讲道德，但这只是人为了取得成功，展现能力的一种方式而已。为了获取成功，人非常乐意地去计算和谋划，甚至毫无保留地将道德抛开。在公共领域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原则和理念，不论它们是否正确，人都被要求按照它们行事，这种遵守和坚持是无条件的，即使人怀疑这些原则和理念的正确性，也无法对其进行修订，因为那已经不是个人的事情了。

近代社会三大领域的分化赋予人以不同的角色，承担不同的角色要求，人就是这样穿行于这三个领域中，并不断地交换自己的角色的。当“领域穿行”与“角色交换”不合拍时，人就陷入深层次的价值困惑中，甚至将自己迷失于其中。也正是因为如此，工业社会通过科学设计将价值因素剔出了公共领域之外，以期能够使公共管理者摆脱价值困惑，然而结果却并不令人乐观。庆幸地是，随着20世纪政治社会化的趋势日益增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界开始变得模糊不清，私人的部分正在逐渐撤退，而公共的部分正在一步步地占领。与此同时，在人类开始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进程中，社会发展也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向，即近代社会分化进程的结束和领域融合趋势的开始，在这一变动趋势中，价值因素也逐渐向公共领域回归。

20世纪后期，学者们普遍看到了这一变动趋势。“无论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变动，还是社会的多元化，以及公共决策的科学性，都对形式合理性造成了冲击，要求价值因素介入到这个领域中来。”〔11〕在这种情况下，公共管理的使命就在于根据合作理性的要求去自觉地建构普适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去建构道德制度和德治体系。

三、作为后工业社会普适性价值的服务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经历过漫长的农业社会之后，掀起了一场伟大的运动，即工业化，它带领人类告别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在时间上，世界各国的工业化进程不是同步的，比如，20世纪中期，世界上的一些具有较大国际影响的西方国家基本上都完成了工业化的这一历史任务，甚至走上了工业社会的顶峰，并出现后工业化的迹象。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直到20世纪后期才加入到这一历史进程中，虽然这些国家起步较晚，然而由于那些率先进入工业化进程的国家积累起了丰富的经验，使得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大大地缩短了。换言之，发展中国家只需要20多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所走过的工业化的道路，并迅速进入发达工业社会的阶段。正当人类准备踏入21世纪门槛时，历史的号角再次吹响，一场新的历史转型已然摆在人类社会面前，无论是发达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一起面对后工业化的问题。

即使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起步较晚，仍然肩负着沉重的工业化任务，甚至有些还极力抗拒西方工业文明，但它们终归无法拒绝全球化的浪潮。整个世界被纠结到一起，国家间的距离被拉近，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或冲突变得非常直接。与此同时，高速发展的互联网将我们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不仅人的社会角色和性别失去了原有的识别功能，甚至人的其他方面的特性在互联网中都被一并消解，在这种相互连接又相互消融的世界里，人的个性获得无限张扬。可以说，人类本身及其所构成的社会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仍然用旧观念去看这个世界，那么我们就会变得无法理解人类自身了。因此，要想理解人类自身，寻找解决社会治理问题的方式，就必须首先实现立场的根本性转变，必须在后工业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意义上，确立一种实施社会治理的新观念和新视角。事实上，无论是自觉的还是被迫的，所有国家都应当无可回避地承担起后工业化的重大课题，并追求符合后工业社会时代特性的服务价值。

人类在本性上是有理想的“政治动物”，换言之，人的理想反映在人类通过国家和社会组织集结成整体，共同追求“优良的生活”之中。当人类面临社会治理问题时，这种理想就直接地反映在对“优良的治理”的追求，并一直是激励人类社会永不停息地探索，推动着人类社会治理不断地进步，也同时推动着整个人类社会走向更加文明。因而，人类社会善治的追求是不断演进的过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社会中都会有着属于它那个时代人类追求和被作为“善治”社会治理的方式。

在农业社会中，王朝的行政属于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的范畴，其治理活动主要是建立在权力关系基础上的，维护权力关系的工具主要是暴力和以暴力为后盾的强制力量。善治的追求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不厌其烦地阐述的那样，主要体现在共同事务、共有工程建设等方面。当然，农业社会整体性的生活及其社会治理形态也是包括某种价值因素，但是它们大都是被农业社会的思想家们系统化了的感性的习俗体系，而且基于这种习俗体系而形成的道德规范也只是出于维护权力关系的一种补充性工具而已。在农业社会的治理活动中，“家元”伦理在这一治理体系和过程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即使这只是虚假的外衣，因为，一旦伦理道德与权力行使发生冲突时，伦理道德就必然要让位于权力并臣服于权力。

在工业社会中，人类社会治理从统治型演变为了管理型的治理模式，农业社会的基于权力的治理所提出的善治标准，对于工业社会基于法律的治理而言，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工业社会的善治追求是体现在民主和法制的实现程度上的，它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顺应了工业社会领域分化的要求，是工业社会科学设计理念的产物，它在名义上追求社会公正，突出公共精神，协调利益冲突，缓和社会矛盾，但在私有制的社会理想下，支离破碎的工业社会所确立的某些目标只不过是在制度层面上为少数人利益的实现提供的保障。因此，它不是社会治理的优良形态。如果说农业社会的治理还披着道德的虚假外衣的话，那么工业社会对伦理道德的压制就显得十分直接和露骨，完全封闭了伦理化的通路，从根本性质上反伦理精神，拒绝任何普世价值，建立了单向度的法律制度。既然工业社会拒绝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优良政体”的描述，那么，它的善治追求到了后工业社会也必将会被抛弃。

在后工业社会中，人类所要建构起来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在形式上是公共管理，在实质上是服务型的社会治理。公共管理所要研究和探讨的是作为社会治理过程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是如何得以实现的。“后工业化的过程中，我们所畅想的是后工业社会的‘优良政体’，而不是仅仅对工业社会政体、政治以及治理体系的改进，不仅仅是在已有的框架中加入价值的、‘实质理性’的因素，而是要对作为‘返魅’之内容的价值和‘实质理性’作出更明确的宣示，探索它们在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中如何转化为实践的问题。”〔12〕在人类社会不断追求善治的道路上，我们将沿着公共管理理念，自觉地进行社会治理模式的构建，基于公共管理的价值基础，超越工业社会的善治标准，去实现后工业社会基于道德的治理及其制度，即走向人类社会“德治”和“德制”的社会治理形态。

在近代社会的学术研究中，学者们通过对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伦理价值体系的比较，提出了一种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解释框架，进而形成了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研究倾向。其实，无论整体主义还是个体主义的学理设定并不具有什么真正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13〕然而，那些试图据此进行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人在徒劳无功的争论以及脱离现实的纯理论设定中必然受到现实社会发展的嘲弄。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理论设定还会继续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功能，需要严防它跳出意识形态范畴，一跃成为指导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终极理论。随着人类社会后工业化进程的开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界会逐渐消失，并以公共领域为主导，自觉扬弃工业社会的构建原则，迈向新的历史时代。所以，“后工业社会的公共领域将沿着合作理念去自觉增强社会构成的有机性，在对公共领域的制度、体制和组织模式进行设计和建构时，所看到的既不是个体的人的行动，也不是集体的人的行动，而是它们之间的合作互动。”〔14〕我们应从服务价值出发展望后工业社会公共管理中正在迅速生成的行为模式，“一切理论活动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探索，都应当以确立服务价值为旨归。只有当服务价值确立起来了，服务行政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才有了明确的根本依据。”〔15〕

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型中看，工业社会是一个差异性竞争体系，在这种竞争过程中，人们之间的自然差异和社会差异必然会导致在分配、交换、竞争关系上的社会公平的问题。而“后工业社会则是一个合作体系，人们之间的合作是共在共赢的，是共同利益的促进和增长。所以，在结构的层面，基本上不会导致损益背向的社会不公平。与工业社会相比，后工业社会实现了一个逻辑上的颠倒，也就是说，工业社会是通过竞争实现社会的合作，而后工业社会将是从合作出发而展开竞争。”〔16〕因此，工业社会的治理体系自身无法解决结构性失衡和社会不公平问题。而后工业社会则不同，它实现了从竞争到合作在逻辑上的颠倒，“它的社会治理体系不再把效率与公平作为最高的目标而加以追求，而是把服务作为最高的目标，服务是最高的价值和原则，虽然服务中也必然包含着效率与公平的问题，但效率与公平在社会治理的目标体系中的位置开始边缘化，不会以社会公平的问题而出现。”〔17〕在后工业社会的公共管理中服务价值的确立是其基本起点。这种制度设计和制度框架意味着要实现管理活动的服务化，通过治理者及其行为的服务化影响整个社会治理体系中的每一个成员，实现一切管理人和管理行为的服务化。在这里，作为起点的服务价值是关键，它是整个服务型社会治理体系能够稳定地、持续地发展的前提。所以，管理服务化是公共管理的前提，而非终极目标。同时，公共管理还需要把服务化的过程进一步地向前推进，将之延展到社会成员个体的层面，实现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个体服务意识的普遍生成，使他们的行为合乎社会正义的标准，满足于健全公共管理价值的要求，这恰是充分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共同要求。

应该说，农业社会的治理体系中是一种统治价值，工业社会的公共领域中拒绝了价值，那么，在后工业社会领域融合中，我们将自觉构建起一种普适的价值。公共管理作为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服务价值是其最高价值，服务精神是其基本精神。随着公共管理所代表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方式的到来，伦理在社会治理活动中的作用发生根本性改变，伦理精神、伦理规定和道德规范成为公共管理者职业群体开展社会治理活动的原则、标准和规范。伦理这种社会治理功能不仅贯穿于公共管理者的社会治理活动中，而且还将以制度的形式获得稳固的保障。公共管理的服务价值和服务精神的实现需要在公共管理者的自我完善和社会治理“德制”建设的制度安排中获得。我们将以服务的基本精神建立起真正的道德制度，在这样的制度里，服务是一种普遍精神，服务的社会治理作用将在制度上并通过制度贯彻到公共管理的一切活动中。在这种情况下，公共管理的使命就在于根据合作理性的要求去自觉地建构普适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去建构道德制度和德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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