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学法指津管理论文

[摘要]京津冀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区域协同法律治理承载着疏解非核心功能与突出首都核心功能的目标，但是须直面区域性立法法律位阶不明与文化遗产立法零散并存、解决急需问题立法的优先顺位与解决长远问题劣后立法关系、遗产资源禀赋差异与行政力量强弱悬殊难以完全对等协作的三重困境。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数学学法指津管理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数学学法指津管理论文 篇1：

区域农业科技创新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摘要 以区域农业科技创新参与主体为研究切入点，从政策环境、创新能力、资源共享、成果转化、协同力度5个方面探索构建了一套区域农业科技协同创新指标体系，提出了指标权重的计算方法、数据的标准化处理方法和分级标准，以期为评价区域农业科技协同创新参与主体的工作成效、加强区域农业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 区域;农业科技创新;评价指标体系

Key words Regional;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Evaluation index system

實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离不开科技创新的驱动[1-2]。我国一直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任务，制定实施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创新驱动发展等国家战略，为聚集力量打造区域科技创新高地，促进区域创新要素资源的整合利用和实现区域协同创新能力的提升提供了有力保障。

协同创新是解决科技资源分散和科技创新实体间彼此封闭性的重要手段，是以知识增值为核心，高校、科研院所、政府、企业等创新主体价值创造的过程[3]，现代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科技的协同创新[4]。京津冀、湘鄂赣、长三角、东北、黄三角等典型区域的农业院校、科研院所、企业以及政府管理部门等农业科技协同创新参与主体，积极落实国家战略部署，发挥区位优势和科技辐射带动作用，通过协作成立京津冀农业科技创新联盟、长三角农产品质量安全科技创新联盟和湘鄂赣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等区域农业科技创新共同体推进区域农业协同创新活动，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在参照国内学者就评价理论、指标体系构建开展的研究[5-7]和对区域农业科技创新资源、农业科技成果开展的评价研究[8-9]基础上，探索构建了区域农业科技协同创新评价指标体系，用以科学衡量不同类型参与主体在区域农业科技协同创新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和取得的绩效，加强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的建设和指导区域农业科技协同创新工作的开展。

1 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1.1 目的性原则

目的性原则反映的是建立区域农业科技协同创新评价指标体系的出发点。评价指标体系要能够全面、系统地反映区域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的发展水平和阶段，助力查找缺点和不足，以达到为相关政府农业和科技管理部门提供决策依据，为有关企事业单位开展区域农业科技协同创新工作提供具体的路线和指引的目的。

1.2 科学性原则

科学性原则就是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设置的指标要科学考虑全面性、代表性和差异性，不同层级的评价指标之间要建立起符合科学逻辑的上下层级关系，同一层级不同类别指标要做到互相独立、互不影响，可以从不同维度客观、公正地印证评价结果的真实性和权威性。

1.3 可操作性原则

可操作性原则是指不同的考核主体，对评价技术手段、时间周期、评价成本等都有不同的要求，具体表现在指标的选取和释义上要通俗易懂，问卷的设计要简洁明了，数据获取上要易于搜集、查找和赋值，计算方法选取上要科学规范、方便测度，做到便于操作和简单易行，推动评价的常态化开展。

1.4 可比性原则

评价结果应当在满足信度与效度的要求下，口径一致，相互可比。可比性要兼顾统一性和一贯性，不仅能实现研究对象整体农业科技协同创新水平的横向比较，也能实现同一研究对象不同时间跨度下诸如协同程度等各项指标的纵向比较，实现对发展情况的全面比较。

1.5 动态性原则

各评价指标需要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以更好地反映各要素的发展情况。事物是动态发展的，协同创新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目标任务与侧重点，因此也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动态地对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调整，以满足新的评测需求。

2 区域农业科技协同创新评价指标体系

从政策环境、创新能力、资源共享、成果转化、协同力度5个不同角度分析和考虑影响区域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的因素，探索构建了一套区域农业科技协同创新指标体系（表1），用于评价区域农业科技协同主体的协同创新能力。该体系由4个层次组成，包括1个一级指标（A）、5个二级指标（B）、20个三级指标（X）组成基本框架，每个三级指标又包含若干个具体调查指标，通过对具体调查指标的调整可实现对指标体系的动态调整。

2.1 政策环境

政策环境是政策制定者进行决策时所依据的各种外部的情况、条件以及影响整个社会发展及其内部子系统发展的各种因素的聚合[10]，良好的政策环境可以提高区域农业科技协同创新效率，促进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加快科技创新成果的示范应用。二级指标政策环境可以清楚了解创新主体所处的政策环境情况，代表的是政府管理部门等对农业科技协同创新工作的支持力度。三级指标反映的是有无制定专门政策法规、专门规划、设置专门管理机构开展日常工作以及设置专项支持协同创新工作开展的情况。指标数据调查获取的是专门政策法规的数量、名称及配套措施，规划数量及专业领域，专门管理机构工作职能及区域创新项目金额和支持方向等的情况。

2.2 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指的是人在思维中通过对已有经验和知识的加工消化，提出新概念、新知识、新见解的技能和本领[11]。二级指标创新能力代表的是区域农业科技创新主体在研发经费、研发人员、科研仪器设备、知识产权等创新投入和产出情况，反映了评价对象整体的创新基础和潜力。指标数据调查获取的是自主投入和获得的政府等研发经费支持情况，所拥有的研发人员数量，拥有的科研仪器设备数量及金额，获得的授权专利、发表的论文、刊印的著作、注册的商标等以及制定的国家、地方和行业标准数量等的情况。

2.3 资源共享

科技资源是当今经济社会的第一资源，已成为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和提升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的关键因素[12]。二级指标资源共享主要涉及创新主体间农业科技创新资源的开放与共享情况，包括仪器设备共享、科技交流、资源共享平台、信息共享4个三级指标。指标数据调查获取的是评价对象共享仪器设备的金额、数量和开展服务的次数，互相之间开展的学术交流、技术合作等的次数，以及资源共享平台的建设和档案文献资料等的共享开展情况。

2.4 成果轉化

根据《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科技成果转化是指为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对科技成果所进行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发展新产业等活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是加快我国农业实现创新驱动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环节[13]，二级指标成果转化主要涉及成果转让、技术培训、示范推广、转化收益4个三级指标。指标数据调查获取的是完成转让专利等技术成果的数量与转让金额，开展的技术培训和服务的次数与受益人次，新技术、新产品等在区域内的示范推广面积，所属农业科技产品在区域内的销售金额、市场占有率等情况。

2.5 协同力度

协同力度反映的是区域内产学研用等不同类型农业科技创新主体之间创新工作的协同程度。二级指标协同力度主要涉及任务执行、项目申请、协同创新平台、工作落实4个三级指标。指标数据调查获取的是计划开展区域协同创新任务数与实际开展任务数，各级区域农业科技创新项目联合申请数量、金额与在研区域创新项目的数量、金额，共建的区域联合实验室、创新中心、创新团队、专家工作站、创新基地等的数量，创新共同体部署的工作数与实际落实工作数。

3 指标权重与评价标准的确定

3.1 指标权重的确定

权重反映的是评价体系中各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科学合理地确定指标的权重对整个评价体系非常重要，与构成指标一同直观的影响着评价结果。确定权重的方法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诸如通过专家打分确定的主观赋权法，权重依赖于专家的主观经验;另一类是根据原始数据通过数学方法计算确定的客观赋权法。为充分利用各指标数据信息，避免专家赋权等主观赋权法的个人主观偏好影响，保障权重的客观性，该研究采用变异系数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赋值。

3.1.1 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

由于各指标获取数据的单位各不相同，为便于计算分析，通过对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方法消除各指标数据的量纲和数量级差异。无量纲化有极小化、均值化和极大化等方法，均值量化方法为最优方法[14]。该研究采用均值法进行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Xi为第i项指标各数据的无量纲化值;（X）i为第i项指标各数据的实际值，（X）i为第i项指标各数据加总之后求得的平均值。

3.1.2 指标权重的计算。

由于采用均值化方法进行指标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在消除指标数据的量纲和数量级同时，保留了差异程度信息，适合采用变异系数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赋值。指标权重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Wi为第i项指标的权重;CVi为第i项指标的变异系数;σi为第i项指标的标准差;i为第i项指标数据无量纲化之后求得的平均数。

3.2 评价结果等级的确认

为便于数据的比较分析，需要对所得数据进行百分化处理以便进行等级划分。区域农业科技协同创新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F（x）为区域农业科技协同创新指数;f（xi）为第i项指标的百分制赋分;Wi为第i项指标的权重。采用优、良、中、及格、差5个等级来对区域农业科技协同创新指数进行区分描述，其中>90～100分为优，>80～90分为良，>70～80分为中，>60～70分为及格，≤60分为差。

4 结论与讨论

该研究探索构建的区域农业科技创新评价指标体系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不同类型参与主体特点形成具体评价指标，并采用变异系数法确定了指标权重，适用性好，可操作性强，能够科学合理反映被评价对象的实际情况。实际评价工作中，由于区域农业科技创新具有参与主体多、涉及范围广、地域特征明显等特点，指标虽经反复筛选但仍面临全面性和代表性难以充分统筹兼顾的问题，需要结合不同区域的农业科技创新工作实际进行修正完善，以更好地服务于区域农业科技创新评价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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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张卫华，赵铭军.指标无量纲化方法对综合评价结果可靠性的影响及其实证分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5（3）：33-36.

作者：马明远 王之岭 杨国航

数学学法指津管理论文 篇2：

京津冀区域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法律治理

[摘要]京津冀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区域协同法律治理承载着疏解非核心功能与突出首都核心功能的目标，但是须直面区域性立法法律位阶不明与文化遗产立法零散并存、解决急需问题立法的优先顺位与解决长远问题劣后立法关系、遗产资源禀赋差异与行政力量强弱悬殊难以完全对等协作的三重困境。区域法律治理中遵循效率原则、公平原则和正义原则，加强突出首都核心功能的区域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立法协同、加强京津冀区域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行政协同、加强京津冀区域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司法协同。

[关键词]京津冀；文化遗产；区域协同；法律治理

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北京重要讲话中明确了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城市战略定位。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京津冀整体定位是：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为北京及京津冀区域发展指明了方向。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文脉相承，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丰富而独特的区域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并传承区域文化，突出北京作为文化中心的首都功能，文化遗产是非常重要的载体，人才是文化传承的关键要素，法律是不可或缺的手段。本文基于法律治理的视角，梳理京津冀三地相关立法，探寻京津冀区域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区域协同的基本特点，揭示其中面临的困境，在此基础上，提出区域协同治理遵循的法律原则及其实施的法律路径。

一、京津冀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区域协同的基本特点

关于区域协同发展的法理基础，学者有深入探讨，主要有法律全球化与地域性理论、跨域治理理论、区域规划理论等。[1]京津冀区域协同除符合一般区域协同的法理之外，还承载着调整首都功能的战略任务，因此，京津冀区域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表现出以下两个特点：

（一）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的区域整体规划

北京作为我国首都，其承载的首都功能进行了多次转变和调整。元代之前，北京一直是我国的军事重镇和战略要地；元明清时期是我国的政治中心；新中国成立之后，解决人民生计是首要任务，北京的城市定位作出调整，变消费型城市为生产型城市，首都事实上成为了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北京城市性质调整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以及“去经济化”的定位。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过多的功能聚集给首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人口拥挤、交通拥堵、资源不平衡等问题突出，调整疏解首都的非核心功能成为共识。2006年北京市政府组织编制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提出了北京城市发展目标：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2]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北京重要讲话中明确了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城市战略定位。因此，京津冀区域协同以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为目标，具有不同于其他区域合作的特点。

（二）突出首都核心功能的特定产业规划

区域协调发展最早源于经济学领域的发展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20世纪中叶之前，在经济增长是衡量发展的唯一标准的背景下，所谓的区域协调发展即使不能说实际上指的就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也可以说主要指的就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但是之后各国的发展实践表明，单纯的追求经济增长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区域协调发展还包含着经济与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协调。[3]我国的经济发展也经历了这一阶段，国家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规划纲要》蕴含着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指导思想，基于京津冀三地的历史发展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规划，对京津冀三地作出明确定位：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天津是“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河北省是“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北京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实行区域协同，能够突出首都核心功能，符合京津冀的整体产业规划。

二、京津冀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法律治理的困境

基于京津冀的特定区域与文化遗产的特定领域，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框架内，进行法律协同治理存在以下困境：

（一）区域性立法法律位阶不明与文化遗产立法零散并存的困境

2015年4月，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与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出台《关于加强京津冀人大协同立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立法协同是法律治理的关键性一步，通过立法统一协调三地各项法规所调整的社会关系、规范内容、法律责任，有利于执法和司法的统一。但是我国现行立法中关于区域性立法权限主要有三处规定：（1）《宪法》第3条第4款：“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这里只是对地方权限作出原则性规定。（2）《立法法》第72条

《立法法》第72条第1款：“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和第73条

《立法法》第73条第1款：“地方性法规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一）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的事项；（二）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主要针对普遍适用于本地区行政区域的制定主体、权限与范围作出规定。（3）《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2015年）第7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7条：“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并由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和第43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43条：“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并由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内容与（2）基本相同。对几个省级人大常委会之间制定的区域协同立法，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效力层级体系中，其法律位阶、法律效力如何，未置可否。区域立法实践中存在的地方性合作协议大多属于框架性的意见，不具有法律规范严密的行为模式与法律后果的逻辑结构，缺少法律责任的规范充其量是一种政治宣言，难以产生法律意义的强制约束力，其实施效果可想而知。

就我国文化遗产的行业立法而言，国家层面的立法主要有：《文物保护法》（2013年）、《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2003年）、《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2011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2011年）、《长城保护条例》（2006年）、《博物馆条例》（2015年）等。京、津、冀三地的相关立法情况是：第一，关于国家层面立法的地方性法规。如《天津市文物保护条例》（2007年）、《天津市文物拍卖管理暂行办法》（2015年）、《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2007年）。第二，补缺性立法。如《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第三，地方性规章。如《北京市利用文物保护单位拍摄电影、电视管理暂行办法》《北京市文物行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天津市文化市场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规定》（2009年）、《河北省文物局行政权力清单》（共53项）（2015年）、《河北省文物局行政责任清单》（2015年）等。总体上看，三地立法数量较少，比较零散，尚未形成一个有机体系。

（二）解决急需问题的优先立法与解决长远问题劣后立法的顺位困境

《规划纲要》与《若干意见》均明确提出，要针对现实急需、具备条件的交通一体化、生态环保、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先行启动协同，各相关部门积极行动，2015年已经陆续发布行动规划：（1）2015年12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交通运输部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规划》提出，扎实推进京津冀地区交通的网络化布局、智能化管理和一体化服务，到2020年基本形成多节点、网格状的区域交通网络；[4]（2）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于2015年12月30日对外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从国家层面首次给出京津冀地区PM25年均浓度红线，即2017年控制在73微克/立方米左右，2020年控制在64微克/立方米左右。[5]（3）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015年6月3日印发《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对接企业税收收入分享办法》（财预[2015]92号），明确提出迁出地、迁入地分享方案和保障措施。

以上这些规划围绕疏解非首都功能为目标，突出首都核心功能的产业发展规划尚未出台。文化遗产是一种历时性的动态延续的财产，包含有“集合性”“公共性”特征，属于公共利益领域，具有“民族认同感”“历史传承性”“文化原属性”“国家凝聚力”等重要内涵，能够满足世代传承的精神性需求。在当前，通过文化遗产这一文化功能的载体，塑造文化上的互通性和认同感，夯实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基，相较于急需解决的生态、交通、产业转移立法，对于提高文化自信、民族自信具有更为长远的意义。可喜的是，有专家已经建议尽快启动编制京津冀文化发展专项规划，搞好文化遗产协同保护和利用顶层设计，以规划的刚性、长期性、整体性来规避以往地域性、阶段性、零敲碎打的保护模式。[6]在区域协同立法规划中，解决急需问题的立法与解决长远问题的立法何者优位，实质是如何处理好基础性立法和前瞻性立法的关系，是当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三）遗产资源禀赋差异与行政力量强弱悬殊难以完全对等协作的困境

京津冀地区历史传承的燕赵文化是共同的区域文化，但建国以来行政区划的设置、资源禀赋的异同及制度资源配置的多寡，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三种不同文化：皇城文化、漕运文化和直隶文化，北京作为首都独具多重优势，不仅注重文化遗产的保护，而且在运用科技手段合理利用文化遗产方面更胜一筹，因而皇城文化蜚声中外。相形之下，漕运文化声誉颓危，直隶文化大有式微之势。鉴于三地的城市定位不同，基于北京作为我国首都的城市定位，通过立法保障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远超天津和河北两地在该领域的立法需求。

然而，区域协同要求以统一的法律适用于区域范围，津、冀两地基于《规划纲要》的定位，加上三地的行政力量、經济实力悬殊，[7]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程度差异较大，越是财力弱小的地区，目前越没有较大的积极性推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协同立法，导致完全对等的合作很难实现。因此，必须认识到，区域协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齐步走”，其本质是在区域发展战略基础上的区域内不同主体之间各有侧重的协调合作，共同解决彼此关注且需要共同应对的公共问题，其中必然存在各方在某一方面的让步妥协，这样才可能各得其所、互利共赢。京津冀区域协同也要包容区域发展的差异，平衡区域内部的利益协调关系。河北承接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的产业转移，本身蕴含着一种让步和牺牲，文化遗产的公益属性决定了对其保护与利用不可避免地有一定程度的财政属性，应该有相应的利益补偿制度设计。

三、京津冀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遵循的法律原则

文化遗产体现了一种文化认同与文化传承，蕴含着特定民族深厚的历史情感，建立在燕赵文化基础上的京津冀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应通过保护共同的精神家园走协同发展的道路。依据首都城市定位，突出首都功能为目标，针对以上现实困境，京津冀区域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协同治理应坚持以下三个法律原则。

（一）文化遗产区域性整体保护与利用遵循效率至上原则

京、津、冀三地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经统计，京津冀区域内现有世界文化遗产8项、中国历史文化街区4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7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8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16个、中国传统村落74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51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90项。”[8]梳理三地文化遗产资源，大致包括以下几类：（1）以北京为中心的皇家文化遗产资源，包括皇城皇宫遗产、皇家园林遗产、皇家陵寝遗产、皇家宗教遗产；（2）以长城为中心的军事防卫遗产；（3）京杭大运河文化遗产；（4）地域民俗文化遗产；（5）红色革命遗产资源；（6）馆藏文化；[9]（7）工业文化遗产等。各类文化遗产资源可以基于同源的历史文化基础设计特定主题，通过主题提炼、阐释、规划，以点成线，形成较大的“线性遗产”（如长城、大运河）、“廊道文化”等文化遗产区域，采用同一标准给予同等保护，从而从整体上保护京津冀的文脉环境，以此设计区域文化旅游线路，可以使游客在旅游中感受历史，触摸历史，从而达到通过公众教育传承文化的目的。[10]京津冀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协同发展，既要集聚三地资源优势，同时包含京津辐射带动河北发展的内涵，有利于提高保护和利用的效率，解决当前京津冀区域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不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困境。

（二）文化遗产区域性保护与合理利用体现实质正义原则

我国现行立法中对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尚有不足，以文物保护为例，《文物保护法》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责任配置不合理，如对非国有移动文物的修缮责任规定由所有人承担，对不具备经营条件的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所有人并无动力去修缮；

《文物保护法》第21条：“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由使用人负责修缮、保养；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由所有人负责修缮、保养。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有损毁危险，所有人不具备修缮能力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帮助；所有人具备修缮能力而拒不依法履行修缮义务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给予抢救修缮，所需费用由所有人负担。”二是权利配置不到位，仅有一条对权利人利用文物作出原则性规定，

《文物保护法》第4条：“文物工作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2015年12月28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的《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专章规定了“合理利用”，强调扩大社会参与，拓展活化利用，但对利用的方式、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分享等均未明确规定；三是地方立法中规定不一，如地方立法中曾有引入社会力量通过认领或认养的方式保护与利用不可移动文物的规定，但在认养期限、认养的标准方面差异较大，

如认养期限方面，2010年《曲沃县古建筑认领保护暂行办法》规定认养期限不超过30年，2013年《常州市不可移动文物认养管理办法》规定认养期限不超过5年；曲沃县还要求对文物使用必须体现公共利益，常州没有要求。认养人享有经营权，同时要承担修缮等保护义务。具体经营权的内容并未进一步明确。京津冀区域内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程度不同，北京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程度最高，而河北多地文化遗产限于财政实力，部分文化遗产处于无人养护的状态，面临自然灭失的风险，更枉谈对文化遗产的利用。本文认为，基于京津冀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区域不平衡与仅靠财政投资不足的现实，应以立法认可社会参与者合理的利益诉求，理由如下：首先，确保最少受惠者通过区域合作分享制度红利符合实质正义原则。法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明确提出，正义是评价社会的首要价值，正义应该是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11]京津所具有的经济优势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国家的制度红利，首都核心功能与非核心功能的调整需要津冀两地承接非首都核心功能的产业转移概莫能外。京津冀协同发展，本质上是利益互补的多赢战略，通过制度设计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工作，可以避免区域内的文化遗产因某地经济发展的历史基础不同而成为被遗忘的角落，确保之前的最少受惠者通过京津冀区域协作达到共同发展，符合实质正义原则。其次，认可投资人的合理利益分享符合实质正义原则。保护是对风险的预防，没有保护，就谈不上利用，在保护与利用的关系上，保护始终居于首位；而保护需要必要的投资，在所有人、使用人均无力承担的条件下，第三人出资保护是雪中送炭之举，否则文物由于自然规律可能导致灭失，文物的历史、艺术、科学等价值荡然无存；在保护文物的基础上，基于资本的天然逐利性，对于投资人利益分享的合理诉求予以尊重和满足，符合实质正义原则。

（三）文化遗产区域性保护与合理利用体现资源配置公平原则

京津冀文化遗产利用不当与不够的问题客观存在，河北情况可能更为严重。在正视现实的基础上，区域文化遗产整体保护与利用应体现公平原则，具体表现在：一是区域之间的公平。以制度保障为引导，充分挖掘三地各自的資源优势，通过市场机制将人力资源（投资人才、文化遗产人才）、经济资源（京津资本）配置到文化遗产领域和区域，协调市场配置资源与公共利益的关系，较好地体现公平性原则。二是代际之间的公平。京津冀文化遗产首先是本区域范围内的人们共有的财产，任何人对文化遗产均没有绝对的所有权，任何人都无权对文化遗产独自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从不同代际的角度来看，文化遗产具有特定性，属于不可替代物，对文化遗产不加以积极保护意味着放任自然灭失，原物之外的其他任何赔偿都无法弥补丧失原物的精神痛苦。因此，每一代人对文化遗产既享有权利，同时承担保护的义务，具有权利义务的复合性。作为当代人不仅要保护预防灭失，而且权利的行使均应受到限制，要合理利用、自觉传承，这是代际公平的必然要求。

四、京津冀区域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协同治理的法律路径

京津冀区域文化遗产保护应在体现效率、公平、正义的三个法律原则基础上，从京津冀区域文化遗产的特点出发，遵循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一般规律，确定京津冀区域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协同治理的法律路径。

（一）加强突出首都核心功能的文化遗产区域保护与利用的立法协同

基于疏解非首都功能的紧急需求，建立京津冀区域性立法合作机制是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法律保障。[12]区域协同立法一般涉及的主要领域有：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发、产业结构调整、生态环境保护等。京津冀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和跨区域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最为紧迫和现实，如前所述，相关部门已出台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产业转移对接税收办法。相较而言，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植根于人们的观念之中，关乎长远和未来，而文化遗产具有两个特性：第一，文化遗产是特定物。这是根据物是否具有独立特征和相互代替性为标准划分的结果，正是由于文化遗产的特定性，一旦灭失，无法用其他物来代替，无法以赔偿或补偿来解决。第二，文化遗产是具有人格属性的物。文化遗产的形成往往基于一定的历史背景、自然环境，它与特定的主体相联系，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传承人有密切的人格属性，属于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在民事物格中属于伦理物格，著名民法学者杨立新教授提出了與“民法人格”相对应的“民法物格”制度，将民法上的物分为三个不同的物格：第一种物格是伦理物格，第二种是特殊物格，第三种是一般物格，不同物格具有不同的民法地位，受到不同的民法保护。参见张莉：《人格的具体性和物格的类型化——杨立新教授民事主体客体思想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处于民法物格的最高格，主体对其行使权利受到最多的限制，且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京津冀区域文化遗产承载了共有的地域文化特色，基于特定物属性，从效率原则出发，应以宪法、法律为依据，进行三地的法规清理，尽快出台区域协同立法。首先应有类似交通、生态、产业优先领域的规划，应确定各地的主管机关，并通过财政、投资、税收、金融等各项政策加以鼓励，相应地制定法律、法规以保障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落到实处；同时，基于人格属性，在制度设计上必须尊重人们对文化遗产的历史情感，确立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基本原则、影响评价、监管机制、法律责任、奖励措施（非遗传承人的利益保护）等。

（二）加强突出首都核心功能的区域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行政协同

京津冀区域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行政协同至少包括三方面：一是保护与利用实施细则的统一。确立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具体规则及实施细则，行政执法才能于法有据，包括方案征集、专家论证、评估等环节细化，具有可操作性。二是三地财政的协同。从京、津、冀三地的财政能力来看，由于京津两地属于直辖市，在制度资源上有天然优势，河北实质上对京津给予了变相的财政补贴和财政输出。京津冀应制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方面针对财政事项的立法，通过横向转移支付等制度，弥补河北与京津财政能力上的鸿沟，实现区域内的财政协同治理。[13]三是加强引导京津冀区域文化遗产利用方面的产业化特色。文化遗产的保护归根结底是为了利用、展示、阐释，更好地开展公众教育，提升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认同感。由于原物的不可转让性及人格属性等特点，要求必须开发相关的文化产品，包括虚拟化数字利用，该产品具有与特定物类似的物理属性，可以达到公众教育、文化传承的目的，同时使文化遗产保持完整性、原真性，服务于子孙后代，成为中华民族世代持续拥有的财产，如恭王府根据“福”字碑开发生产的拓片、徽章等系列产品属于种类物，一定程度上可以在更广范围内传播“福”字文化内涵，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此外，在京津冀区域文化遗产利用方面，立法应在必要的准入限制基础上，引导社会资本进入该领域，探索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进行文化遗产基础设施建设、文化遗产商业性利用的模式，以公益性为基础，处理好公益性和私益性的矛盾，以弥补单纯财政投资的缺口。

（三）加强突出首都核心功能的区域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司法协同

2016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出台，规定围绕疏解非首都功能，依法审理疏解过程中发生的纠纷；突出北京作为文化中心的首都功能，进一步加大京津冀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力度，营造有利于文化艺术保护、传承、创新的良好法治环境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法发〔2016〕5号）。京津冀三地法院联席会议首次会议已于2016年5月31日召开，积极探索特定类型案件集中管辖或专门管辖制度，结合三地的特点，探索建立跨区划知识产权案件集中在北京、涉外海事商事案件集中在天津、跨区划环境资源案件集中在河北管辖的制度，促进司法统一，破解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壁垒。[14]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与北京作为首都的文化功能紧密相关，且具有不可逆转性，因此对围绕首都文化功能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中的纠纷当未雨绸缪，加强司法协同，研究地域管辖、专属管辖和集中管辖的具体适用问题。由于地方财政能力的有限性，应吸引社会资本投资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弥补财政投资的缺口，以公私合作的方式最大限度实现文物的社会价值。但是，公私合作的双方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公共利益主导、正确诠释、平衡文化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同样是原则性的要求，在规范利用的过程中也需要一定的解释。”[15]司法实践中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之“合理”应确立两个判断标准：其一，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判断的基本点。何谓社会公共利益，在物权法起草过程中，曾经进行过广泛争论，但最终一致认为，在不同领域内，不同情形下，公共利益情况相当复杂，应由单行法律规定较为切合实际。学者提出对公共利益的界定主要通过立法控制、行政初步确认和司法最终判定，[16]文化遗产的利用与保护以公共利益为标准，即有利于发挥公众教育功能和文化传承功能，有利于实现以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为标准。其二，行业专家判断是文化遗产利用的专业要求。文化遗产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对该遗产利用是否合理的判断有较高的专业性要求，依靠行政机关工作人员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因此，具体到文化遗产的利用，可借鉴我国反垄断法中已设置的专家辅助人制度，聘请行业专家出具专业的评估报告作出相应的判断。只要符合以上两个标准的行为应予以认可，司法实践中对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所获得的商业利益要求分享的诉求应予以尊重和满足，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在立法出台之前，可以尝试以最高法院指导性案例的方式作为审理类似案件的参照，对各地跨区域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起到示范作用，对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五、结语

综上所述，京津冀区域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程度是首都文化功能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以法律手段保障首都区域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处理好公益性与私益性的关系，需要立法推动、行政协同、司法协作，如何充分发挥三地各自优势形成合力，并吸引社会公众的参与，以法律保障区域性协同取得实效，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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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武汉规划的博客：《北京首都功能变迁》，http：//blog.sina.com.cn/bzzx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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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秦红玲：《京津冀都市圈近现代建筑遗产区域保护探讨——基于“主体性建筑遗产线路”概念的思考》，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编：《京津冀文脉传承与协同发展——第十八次北京学学术年会》，第16-18页。

[11][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1版，“译者前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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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王梦遥：《京津冀法院首次联席会，有什么新动向？》，《新京报》2016年6月1日。

[15]张舜玺：《规范文物合理利用应增设指引性规则》，《法学》2016年第6期。

[16]吴卫东：《论征收征用中的公共利益》，《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年第5期。

Legal Governance of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GUO Yali

（College of Applied Arts and Sciences of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Key words：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cultural heritage； regional synergy； legislation governance

（责任编辑孙俊青）

作者：郭娅丽

数学学法指津管理论文 篇3：

赫伊津哈及其史学思想浅述

摘 要: 约翰·赫伊津哈是二十世纪荷兰显赫一时的文化史大家。他最重要的成就是提出了文化“均衡论”和“游戏论”,推动了二十世纪的文化史研究,为现代史学摆脱传统、最终形成新的体系作出了贡献。然而,对于这位卓越的荷兰大史学家,国内外学术界都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他的关注度远远比不上对布克哈特、斯宾格勒、汤因比, 甚至是对马克斯·韦伯的关注。本文简要介绍了赫伊津哈的生平及其史学思想,让大家对这位荷兰的文化史学家有了初步的了解。

关键词: 赫伊津哈 均衡论 游戏论

“我们的文明首先是以全世界的过去作为它自己的过去的文明;我们的历史首先是世界史……但是,还不止于此,对于我们的文明来说,合格的历史学家只可能是科学的历史学家。……我们若牺牲对科学确定性的要求就不能不损害我们对文明的良知。神话般地或虚构地描述过去或许具有文学价值……但是,……那绝不是历史。”[1]这段经典之语是荷兰著名的文化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所说,英国的巴勒克拉夫更是在其著作《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的扉页上郑重地引用了这段论述,可见他对赫伊津哈推崇之至。赫伊津哈最重要的成就是他有力推动了二十世纪的文化史研究,为现代史学摆脱传统、最终形成新的体系作出了贡献。有学者认为赫伊津哈是迄今为止唯一可与布克哈特相提并论的文化史大家。对于这位卓越的荷兰大史家,学术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国内学术界知道此人的学者寥寥无几,国外学术界对他的关注也远远比不上对布克哈特、斯宾格勒、汤因比,甚至是对马克斯·韦伯的关注。但是,近几年来这种状况有所改观,赫伊津哈的诸多著作,如《中世纪的衰落》、《游戏的人》、《伊斯拉谟传》等先后被翻译成中文,通过这些中译本的著作国人对赫伊津哈及其史学思想有了大概的了解。笔者在此对赫伊津哈其人及其史学思想加以简要的概述,以期让更多人对这位荷兰的文化史学家有初步的了解。

一

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1872—1945年),二十世纪荷兰显赫一时的文化史大家。1872年12月7日出生在荷兰格罗宁根一个世代相承的牧师家庭。受十九世纪科学主义的影响,他的父亲很早就放弃了牧师的神职,成为一名医生。当他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是格罗宁根大学的一位生理学教授。赫伊津哈继承了其父对科学的执著追求,从小就对自然科学尤其是天文学感兴趣,这种兴趣也伴随其一生。但他没有像自己的父亲和兄长一样,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而是选择社会科学作为发展道路。[1](P610)1891—1896年,他在格罗宁根大学攻读哲学。此后又入莱比锡大学学习一年。在此期间他对梵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专注于印度古典文学的研究,并于1897年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在哈莱姆市的高中做了七年的中学历史老师,其间他的两篇关于哈莱姆市起源问题的论文,奠定了他在史学研究上的地位。[3](P57)1905年赫伊津哈发表了他的第一本历史著述——《哈莱姆的起源》,凭借这本著作及其大学时代的老师、荷兰历史学家P.J.布洛克的极力推荐,他回到母校格罗宁根大学任教。从1915年至1942年,他被荷兰的最高学府莱顿大学聘为历史系教授,并于1933年出任该校校长。在莱顿大学的27年中,赫伊津哈完成了他的主要著作:《中世纪的衰落》(1919)、《伊斯拉谟传》(1924)、《十七世纪荷兰文明》(1933)、《明天即将来临》(1935)、《游戏的人》(1938)等。1940年荷兰被德国法西斯占领,1942年莱顿大学被德国占领当局强行关闭。由于坚持学术自由和要求正当的民主权利,赫伊津哈与许多荷兰的知名人士遭到逮捕,被关进布拉班特附近的圣米歇尔格斯泰集中营。幸运的是,他的牢狱生活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因为健康状况不佳,他很快被释放,与自己的第二任妻子和小女儿一起被流放、软禁在莱茵河畔阿纳姆城外一个叫德斯泰赫的小村庄。在疾病的折磨下,他耗尽最后的时光继续研究所处的那个时代。1945年盟军解放荷兰前夕,赫伊津哈遗憾地离开了人世。

二

从赫伊津哈的生平介绍可以看出,他的一生极为普通寻常,但他却成为了二十世纪闻名于世的史学大师,与亨利·皮朗、马克·布洛赫乃至阿诺德·汤因比等人比肩齐名。原因就在于他与众不同的史学思想,尤其是他的文化史思想。

首先,他提出了文化“均衡论”。“一个社会,当其物质、道德和精神领域的支配力量允许一种比现存状态更高级、更完善的状态存在时,当这种存在状态进而被赋予一种物质和精神价值的和谐均衡的特性时,以及为一种决定该社会各种行为的理想所引导时,那么这个社会就处于文化状态中”。[4](P284)这是赫伊津哈对文化内涵所做的归纳,也是其文化均衡论思想的集中体现。在赫伊津哈看来,文化需要具备诸多要素,其中之一就是物质和精神应保持和谐、均衡的状态,如果两者之间失衡就会导致社会危机。简而言之,文化的均衡是一个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组织、技术工艺等迅速发展的同时,该社会的思想、道德、伦理等精神层面的力量也随之发展,物质和精神领域实现持久的平衡。罗马帝国的繁荣得益于“正当而有效的行政管理、稳定的币制、大规模的公共工程,以及帝国内外广泛的贸易等”。[5](P236)同时也得益于罗马人节俭、勤劳、坚毅的美德,得益于文学、艺术、哲学和法律诸领域的全面发展。而罗马的衰亡不仅仅是由于农业凋敝、币制混乱、技术停滞以及蛮族入侵,最根本的是罗马人道德沦丧,对一切社会准则冷漠无视。赫伊津哈的文化均衡论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社会兴衰更替的全新解释。正是基于这一理论,他对所处的时代表现出了深深的担忧。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整个世界的和谐局面已被打破: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工业生产直线下降,人民大量失业,资本主义世界一片萧条;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要求强权,摈弃法律、道德;德、日、意加速了法西斯化的进程,战争的阴霾弥布于世界上空。面对着失衡的世界,赫伊津哈寄希望于道德的回归,他期望人类能够重新认识道德的价值,抑制文化中的野蛮因素,拯救自身的灵魂,使西方文化恢复均衡与和谐。

其次,他提出了“游戏论”。在提出文化“均衡论”之后,赫伊津哈继续探寻历史的深层动因,在《游戏的人》一书中提出了“游戏”的概念。在这本著作中,他阐述了游戏的性质、定义、功能和意义,阐述了游戏与神话、仪式、法律、战争、学识、诗歌、艺术、哲学等文化形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用游戏来分析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认为游戏精神在现代社会中的衰退是导致危机的根源。那么到底“游戏”是什么呢?不同学科对游戏有不同的定义,赫伊津哈所说的游戏是文化层面的,而非生物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的。他在《游戏的人》的第一章就指明:“我们面对的游戏问题是指作为文化的一种适当功能的游戏,而非表现在动物或儿童生活中的游戏,我们是在生物学和心理学停止处起步。”[6](P4)对于游戏,赫伊津哈给出如是定义:“游戏是在某一固定时空中进行的自愿活动或事业,依照自觉接受并完全遵从的准则,有其自身的目标,并伴以紧张、愉悦的感受和‘有别于’‘平常生活’的意识。”[6](P30)这个定义是非常宽泛的,实际上已经将人类的诸多文化活动囊括其中。随后,赫伊津哈又详细论述了游戏与这些文化活动的关系,并得出结论:“某种贯穿文化历程的游戏因素是极其活跃的,它产生了社会生活的许多基本形式。作为一种社会动力,游戏式的竞争精神比文化本身更为古老并且像货真价实的发酵剂一样渗透在整个生活中。宗教仪式从神圣的游戏中发展而来,诗歌诞生于游戏并得到游戏的滋养,音乐和舞蹈是纯粹的游戏。智慧和哲学在从宗教争执中派生出来的词语和形式中找到了自己的表达形式,战争规则、贵族生活的习俗也建立在游戏类型之上。因此,我们必须归结起来,文明在其最初的阶段是一场游戏。但它并不像婴儿脱离母胎一样从游戏中分离,它作为游戏在游戏中升起,并永远不离开游戏的母胎。”[6](P193)

总之,赫伊津哈认为游戏的因素始终存在于所有文化之中,它是文化中最活跃的成分,关系着整个文明的兴衰。基于这一认识,对于自己的时代,赫伊津哈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日之文明不再游戏,即使它看似游戏,也是虚假的游戏——我几乎要说它在玩假。”[6](P230)“现代战争就其自身而言,已与游戏毫无关联。自命具有高度文明的国家已不再是礼仪之邦,竟不知羞耻地宣称‘不必遵守规则’。这样做,他们就摧毁了国际法体系中所固有的游戏规则。”[6](P234)显然,在赫伊津哈看来,游戏成分在现代文化中的衰退,是导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政治危机的根源,是将人类再次拖入战火的罪魁祸首。

“均衡论”、“游戏论”是赫伊津哈文化史思想的核心,他的史学研究、文化批评也都是围绕这两点所展开的。除此之外,他对“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问题的回答,对历史与文化关系的认识,对历史研究中人类心理状态的重视和分析,都是其史学思想的精髓所在。

三

文化史不是历史研究的全部。赫伊津哈作为一位文化史大师,对文化史学的推崇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在他看来文化史是对一个社会宗教、艺术、技术、哲学等方方面面的整体研究,正因为文化史强调从整体结构上把握社会,触及了社会嬗变的深层原因,所以比经济史、政治史、战争史更为重要(后者往往关注的是具体的人物、事件)。但他似乎忘记了,人类从诞生以来首要的追求是经济生活。财富,人类对此从来没有嫌多过。在发财致富后,随之而来的是对权力的渴望。为了拥有更多的财富,为了能支配更广阔的领土、人口,战争爆发了。而战争破坏了经济、破坏了秩序,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因此人们转而反对战争、渴求和平。但当人类从战争的伤痛中恢复过来,对财富、权力的贪求会再次占据上风,战争也就再次爆发。人类的历史实际就是这样的循环往复。试问在此过程中,文化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文化只不过是这一循环中,人类为了装扮自己所增加的点缀罢了。伦理、道德真的能够约束人对财富、权力的过度追求吗?有人说律法可以。对此我必须指出,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中,律法更多的是从属于强权,是强者支配弱者的工具。律法之所以比伦理、道德显得更有约束力,是因为律法背后拥有暴力支持。我们还是应该多关注实实在在的政治、经济、军事事件,在这些纷乱复杂的现象背后,才真正地隐藏着人类社会变动的根本原因。每个人都应该从这些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毕竟历史是用来教育后人的。

战争其实并无规则可言。赫伊津哈在《游戏的人》中,推崇中国古代的战争礼仪和中世纪战争中的“骑士风度”,认为在现代战争中“荣誉的礼法被违拒,比赛规则弃置一旁,国际法遭践踏,而古代的那种战争与典仪、宗教的关联均消散不见”。[6](P234)可是,他是否考虑过战争是没有规则的。战争本身就是人类最血腥、最野蛮的活动,在战争中没有道德,没有伦理,也没有法律,甚至没有正义与邪恶的分别。战争到最后有的只是战胜者和战败者,战胜者主宰一切,战败者任人宰割,正所谓“胜王,败寇”。因此,争取胜利才是战争双方最需要考虑的问题。为了能够获胜,采用诡计欺骗对手、使用可怕的武器最大程度地杀伤对手,这一切都是合理的。在法西斯肆虐的欧洲,赫伊津哈竟然希望战争应该遵循所谓的国际法准则,这显然非常幼稚。他也许还不知道“法西斯只认识暴力”。如果说战争一定要讲规则的话,那就是没有规则。

总之,赫伊津哈是二十世纪一位杰出的文化史大家。“均衡论”、“游戏论”都是他对文化史的独到见解,是其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认真研究。在西方文化史的史册上,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约翰·赫伊津哈的名字。诚然,一个人的思想不可能是完美的,赫伊津哈的思想也存在着缺陷。文化史仅仅是解释历史的方法之一,它不能成为历史研究的全部,复杂的人类历史也不可能只靠解读文化现象就能说得清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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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赫伊津哈著.多人译.游戏的人——关于文化的游戏成分的研究.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

作者：汪 峰 吴 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