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事管理视角下医院管理论文

2022-04-27

[摘要]暴力伤医行为是现阶段我国医患关系矛盾尖锐化的一种表象,有极其广泛、深刻而复杂的诱因,社会、伦理、经济、管理等的发展变化都会对其产生深刻影响。暴力伤医行为是当今社会的毒瘤,有严重的危害性,需要从多个维度分析其诱因,并多管齐下进行综合治理。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药事管理视角下医院管理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药事管理视角下医院管理论文 篇1:

基于博弈论的医院处方外流的研究

摘 要 目的:分析政府、公立醫院、零售药店三个主要利益主体间导致处方外流困难的原因及利益诉求点,扫清处方外流障碍。方法:以博弈论为视角,分析政府与公立医院之间的博弈、公立医院与零售药店之间的博弈,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结果:在政府与公立医院间的博弈中,从政府的预期收益看,当公立医院消极履行公开处方责任时所获的经济收益增加,政府预期收益增加,反之减小。当医院积极对待处方外流而受到奖励增加时,政府预期收益减小,但政府监管成本上升后,监管程度会减弱;从医院的预期收益看,当政府监管处方外流的管理成本增加,医院的预期收益减小。当医院消极履行处方外流责任受到惩罚增加,医院的预期收益增加。政府损失的社会效益与医院预期收益成正比。在医院与零售药店间的博弈中,从医院的预期收益看,当医院积极推行处方外流而零售药店消极对待时的医院收益增加,医院的预期收益增加;从零售药店的预期收益看,当零售药店消极对待处方外流时,零售药店收益减小,反之增加。当零售药店因积极对待处方外流而转型消耗的成本增加时,零售药店收益增加。结论:政府部门对于公立医院应制定统一的监管标准,对于医院不愿意配合处方外流的行为采取相应的惩罚措施,对于零售药店也应加强监管;卫生部门需要及时给予医院“合理”的财政补偿,积极配合医院解决运营压力的需求,鼓励医院与诊所将处方交给患者到零售药店取药;零售药店也应该加快转型,提升专业服务能力。

关键词 政府;公立医院;零售药店;博弈论;处方外流;政策建议

DOI 10.6039/j.issn.1001-0408.2018.21.01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auses of the difficulties in prescription outflow among the three main interests as the government, public hospitals and retail pharmacies, as well as the interest claims, and clear the barriers to prescription outflow. METHO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ame theory, the gam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public hospitals and the game between public hospitals and retail pharmacies were analyzed, and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were proposed. RESULTS: In gam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public hospital, from aspect of government’s expected revenue, when public hospitals failed to perform the duty of opening prescription, the profits gained and expected revenue were increased, vice versa. The expected revenue of the government decreased when the rewards for hospital’s active treatment of prescription outflow were increased; when the cost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increased, regulation degree would weaken. From aspect of hospital’s expected revenue, when the regulatory cost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outflow was increased, the expected revenue of the hospital decreased. When the punishments for hospital’s failure to perform their duty of prescription outflow, the expected revenue of hospitals increased. The social benefits of government losses were directly positive proportional to the expected revenue of hospitals. In game between hospital and retail pharmacy, form aspect of expected revenue of hospitals, when hospitals actively implemented prescription outflow and retail pharmacies negatively treated it, the expected revenue increased. From aspect of expected revenue of retail pharmacies, when retail pharmacies negatively treated prescription outflow, retail pharmacies gained less and vice versa. Retail pharmacy revenue increased when retail pharmacies positively treated prescription outflow and the cost of restructuring increased. CONCLUSIONS: The government formulate uniform regulation standard for public hospital, take corresponding punishment measures for hospitals unwilling to cooperate with the outflow of prescriptions, and strengthen supervision for retail pharmacies. Health departments need to provide “reasonable” financial compensation in time, actively cooperate with hospitals to solve operational pressure needs, and encourage hospitals and clinics to hand over prescriptions to patients for taking medicine. Retail pharmacies should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improve professional service capabilities.

KEYWORDS Government; Public hospital; Retail pharmacy; Game theory; Prescription outflow; Policy suggestion

在我国,解决看病难、看病贵一直是医改关注的焦点,而医药不分、以药补医被公认为是造成看病难、看病贵的关键原因[1-2]。因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近年来国家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医药分开改革探索,其中处方外流无疑是实现医药分开的重要举措[3-4],对政府服务于民、医院破除“以药养医”机制、零售药店发展均有益处。但是,药店在药品维度上难以承接处方外流、在价格上竞争优势弱、在药学服务上水平欠缺,这些都限制了医院处方外流的步伐[5-6]。

博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参与人之间的信息(信息在人们之间的分布一般是非对称的)、策略以及行动的交互作用过程。博弈论是根据信息分析及能力判断,研究多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作用时,以使收益或效用最大化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7]。博弈论因其强大的工具性作用,已广泛应用于经济学、公共政策、心理学等领域[8-10]。

本文以博弈论为视角,分析政府与医院之间的博弈及医院与零售药店之间的博弈,探讨医院处方外流不通畅的原因,针对存在的问题以及实际情况为进一步完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供参考。

1 政策分析

处方外流,又称处方外配,是指患者在医院进行疾病的诊断治疗,并由医师根据治疗方案开具药品处方后,不在医院药房进行处方调配,而选择到社会药房调配处方的行为[11]。以往,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经济下,药品创收是医院维持自身发展的主要方式之一,处方外流比例非常低[12]。如今,随着药品招标政策及各种方式的二次议价对药品价格的影响,使得药品利润空间变小,价格降低[13];药品零加成政策推动医院药房由利润中心向成本中心转化,药占比指标作为公立医院评级重要考核指标推动各级公立医院必须严格控制高价药的院内处方,因此促进了处方外流至院外渠道销售[14];“两票制”的推行使得许多药厂避开公立医院销售终端,开拓新的营销渠道;在国家相关政策的颁布等推力的作用下,亦推动了处方外流的进程。国家层面处方外流相关政策见表1(根据国家历年相关政策整理)。

然而,真正實现处方外流的过程却困难重重。由于非营利性医疗机构长期“以药养医”,即其经费除政府财政拨款外,大部分通过药品“批零”差价的收入来弥补[15]。处方外流后,药品消费不再仅限于医院,医疗机构的药房与零售药店之间有着利益之争,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都不愿意处方流出,公立医院会寻找比原先更为隐蔽的手法限制处方外流,因此政策制定者就需要不停出台文件来改善这种弊端[16]。在公立医院没有找到适宜的营收模式之前,政策制定者和公立医院将持续地相互博弈,但这无益于药品零售终端的发展。

2 政府与公立医院之间的博弈分析

在“以药养医”的惯性下,公立医院掌握着处方药的“独裁权”,使得药品价格居高不下,政府希望通过“禁止医院限制处方外流”的制度,缓解居民看病贵的问题[17]。因此,只有当政府履行好出资、监管等职责[18],才能使得处方外流更通畅;医院原先的发展模式过于依赖药品收入,若立刻全部拿走,公立医院会面临经营压力,依靠财政补贴不是长久之计[19],因此公立医院倾向于消极推行处方外流。若没有改善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政府与公立医院之间的相互博弈会僵持不下。本部分通过讨论分析政府与医院之间的博弈,找出存在的问题。

2.1 博弈模型构建的假设

(1)假设政府和公立医院作为理性的行为主体,政府主管部门的决策有两种,一是监管处方外流,二是不监管处方外流;同样,公立医院的决策也有两种,一是积极推行处方外流,二是消极推行处方外流。

(2)政府监管处方外流的管理成本是P,不监管的管理成本是0;当政府对处方外流进行监管,公立医院积极承担公开处方的责任时,将得到政府主管部门的财政补贴与奖励是C1;公立医院为了自身经济利益,消极承担责任时,将受到惩罚是C2,惩罚归政府部门所有;政府不监管处方外流,医院的药品价格保持“虚高”,造成“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损失的社会效益是C。

(3)公立医院在积极履行公开处方责任时,医院追求医院公益性最大化获得的声誉得益是A1,公立医院消极履行公开处方责任时,医院追求经济利益所获收益是A2(A2>A1);如果政府主管部门不进行监督,便不会产生补贴、奖励或者惩罚。

2.2 博弈模型的构建

根据以上假设,可得到政府部门与公立医院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纳什均衡是一种策略组合,使得同一时间内每个参与人的策略是对其他参与人策略的最优反应)。政府部门与公立医院的混合策略博弈结局有4种可能,即:政府部门监督,公立医院选择积极;政府部门不监督,公立医院选择积极;政府部门不监督,公立医院选择消极;政府部门监督,公立医院选择消极。政府部门与公立医院的博弈矩阵见表2。

2.3 博弈模型的分析

2.3.1 政府部门的期望收益 从政府部门的预期收益函数来看,当A2增加时,β*增加,说明当公立医院限制处方外流,而且医院因此经济收益增加时,就会有更多的公立医院效仿限制处方外流,以此来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此时政府部门对其进行监管的概率增加,促使医院切实推行“医药分家”,让医院和医师奉行“以满意的服务质量吸引更多患者”的生存之道。当A1增加时,β*减小,表明公立医院不限制处方外流所获收益越大,政府部门监管的概率就越小。随着新医改的深化,医院处方原有的束缚松绑,当药房变成医院的成本中心,医保费用增长受限制、药占比持续降低,处方外流变得切实可行,医院没有动力再继续成为药品销售的渠道,相应的政府部门就会降低对公立医院的监管力度。当公立医院为了处方药中“灰色利益”限制处方外流而受到监管部门的惩罚C2增加时,公立医院必然不会再过多限制处方外流,而是主动向患者提供处方,此时政府部门的监管率β*就会减小。若政府对不再限制处方外流的医院进行财政补贴与奖励C1增加时,医院获得财政支持及医护人员获得利益补偿,就会更加积极履行公开处方的责任,但是这样政府部门的监管成本上升,会致使政府的监管程度减弱,即β*减小。

2.3.2 公立医院的期望收益 对公立医院的预期收益函数分析,当P增加,λ*则减小,如果政府部门对公立医院的监管成本太高,政府部门监管会不到位,医院没有动力公开处方、实施医药分开,致使λ*降低,医院不会放弃药品利益。若公立医院消极履行公开处方的责任受到惩罚C2增加时,也就是说药品在公立医院运行过程中由收入转变为成本增加,使得公立医院愿意积极推行处方外流,即λ*增加。λ*与C是正相关关系,当公立医院不主动向患者提供处方时,政府所损失的社会效益也会增加。

3 公立医院与零售药店之间的博弈分析

据艾美仕市场研究公司(IMS)的数据统计显示,处方药市场的三大渠道(医院、零售药店、第三终端)占比分别为77%、10%及13%[20],因此无论公立医院还是零售药店,作为药品价值链的主要相关方,都不想割让自己的利益。对公立医院来说,一方面处方作为医院的经济命脉,医院不愿意放手,处方外流显然将带来经济损失;另一方面从医师的角度来看,由于医师的专业知识,了解药品质量的差异性,且医院门诊药房经营的药品质量具有保障性的特点,医院门诊药房经营品种的质量层次明显高于零售药店,因此,不愿意以增加医患矛盾的风险而让患者去院外拿药。因此,公立医院更倾向于消极推行处方外流。对于处方外流,最大的受益者将是零售药店,零售药店将直接对接大量的慢性病和重大疾病患者,其渠道价值大幅提升[21],因此,零售药店更愿意积极对待处方外流。围绕着处方和药品,医院和零售药店的博弈也在展开。

3.1 博弈模型构建的假设

(1)公立医院与零售药店博弈双方信息是完全的,禁止限制处方外流后,两者都关注自身所能获得收益,因此公立医院有两种行为决策方式:一是积极推行处方外流,二是消极推行处方外流;零售药店的两种行为:一是积极对待处方外流,二是消极对待处方外流。

(2)首先医院主动向患者提供处方,然后由药师把关,最后由患者自主选择在医院门诊药房或凭处方到零售药店购药。当公立医院积极推行处方外流时,公立医院所获收益是R1,得到医疗保险机构及政府的补贴与奖励是B。当零售药店积极对待处方外流时,零售药店所获收益是H1,零售药店提升专业服务能力进行战略转型消耗的成本是C1。当公立医院积极推行处方外流,而零售药店消极对待处方外流时,此时公立医院获得的收益是R2,零售藥店的收益是H2(H1>H2)。

(3)当公立医院消极推行处方外流时,公立医院所获收益是D1,监管部门对公立医院进行惩罚成本是P,当零售药店消极对待处方外流时,零售药店所获收益是F1;当公立医院消极推行处方外流,而零售药店积极对待处方外流时,此时公立医院获得的收益是D2,零售药店的收益是F2(F1

3.2 博弈模型的构建

根据以上假设,可得到公立医院与零售药店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公立医院与零售药店的混合策略博弈结局有4种可能,即:公立医院选择积极,零售药店选择积极;公立医院选择积极,零售药店选择消极;公立医院选择消极,零售药店选择消极;公立医院选择消极,零售药店选择积极。公立医院与零售药店的博弈矩阵见表3。

3.3 博弈模型的分析

3.3.1 公立医院的期望收益 从公立医院的预期收益函数来看,当P增加时,即由于公立医院不配合积极推行处方外流而受到监管部门的惩罚,罚金归政府所有,因此公立医院所获收益μ*减小;当D1增加且P减小时, μ*增加,即当公立医院消极推行处方外流时,若监管部门没有对其严惩,公立医院获得收益的概率就会上升,医院更加没有动力推行处方外流;当R2增加,μ*会增加,这是因为虽然公立医院愿意将处方外流,但是最终的选择权还是在患者手中,若零售机构不够重视,不能保证药品质量,没有进行专业化的改造,患者依旧不愿意选择零售药店购药,因此处方又回流到医院。

3.3.2 零售药店的期望收益 从零售药店的预期收益函数来看,若F1-F2越小(F10,χ*减小,这是因为当公立医院紧握处方时,一方面处方流不出,零售药店承接医院处方就会很困难。另一方面零售药店若积极准备承接处方外流,加强自身建设和市场布局,此时零售药店就要向专业服务化转型,相应的转型消耗的成本C2会大大增加,因此零售药店消极对待与积极对待收益差额越来越大,即零售药店不认真对待处方外流,零售药店的所获收益概率也就会减小;当C2增加时,χ*增加,从短期看,零售药店的成本虽然增加了,但是由此提升了药学服务及专业性,形成专业化高品质的零售药店,自然就会削弱公立医院限制处方的能力,零售药店的所获收益概率随之增加;H1增加时,χ*增加,表示当公立医院积极推行处方外流时获得的收益越少,零售药店越积极对待而获得收益的概率就越大。上文中提到根据IMS的数据统计显示,医院与零售药店的处方药销售占比分别为77%与10%,医院控制着绝大多数的处方药。由此可见,如果医院积极履行处方外流的责任压缩利益空间,那么零售药店无疑是最大的受益方,因此零售药店的收益就会增加。

4 政策建议

处方外流让患者拥有了购药的自主权,这显然是推行医药分开、促进医疗改革、缓解群众看病贵的惠民之举和大势所趋。从表面看,医院已经没有动力继续成为药品销售的渠道,同时政策制定者也在出台的文件中一再强调要允许患者自主决定在医院药房还是到外的零售药店去取药,但从实际的进展看,持处方去零售药店买药并没有成为市场趋势,零售药店也并未因此而获得任何增量。政府、公立医院及零售药店之间的博弈说明了处方外流困难的原因。因此,只有未来三方博弈主体都能够以患者服务为中心,形成一个共同的体系或生态,才能最终推动医药分开取得成功。

4.1 加强政府部门的监管力度,制定奖惩分明的改革措施

根据博弈模型分析结果可知,当监管部门的惩罚及奖励增加时,公立医院就会积极履行公开处方的责任。因此,政府部门首先应该对处方外流的奖惩措施、实施细则明确化,“迫使”医院推行处方外流。在医院激励方面,政府可以通过补偿政策,给予医院一定的处方释出费,鼓励医院将处方交给患者到零售药店购药;在政府监管方面,政府对于公立医院应制定统一的监管标准,对于医院不愿意配合处方外流的行为采取相应的惩罚措施,对于零售药店也应该加强监管,保障群众的用药安全;在医保促进方面,政府可以鼓励零售药店从“提供药品”向“提供药学服务”转型,医保部门补足零售药店相应的药事服务费。

4.2 加大卫生部门投入,改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

在医药分开进程中,当药品收入从医疗机构剥离之后,医护人员获得的受益与其劳务付出不匹配,而政府部门对公立医院的投入不足,公立医院利益损失,因此公立医院就会消极推行处方外流。卫生部门需要及时给予医院“合理”的财政补偿,配合医院目前的诉求,积极配合其解决运营压力的需求,给予处方流出的补偿,鼓励医院与诊所将处方交给患者到社会药房购药。当医师从提供医疗服务中即可获得高水平的收入时,冒险寻求药品回扣等“灰色收入”的动力就会大大下降。

4.3 加快零售药店转型,提升专业服务能力

随着处方外流的推进,零售药店将成为处方外流的承接主体,但随着零售药店的服务量不断增加,当前我国传统的零售药店模式无法承接处方外流的需求,因此社会药房必须加快转型,提高专业化程度和服务质量。零售药店要想从“药品提供(卖药)”的角色认知向“药学服务(专业服务)提供”的形象建立转变,就要找准自己的定位。首先,最直观的体现就是零售药店应提供药师服务。每家药店平均拥有的执业药师数量至少保证1位,为患者提供值得信任的健康解决方案,让其享受到专业的药事服务;其次,药店执业药师应主动与医院医师建立信任关系,以及医药合作推荐患者到药店取药,向医师说明药店药师在医疗服务上的角色:遵从医师的处方给药,协助医师照顾他的病患(以帮助医师提升病患疗效与生活质量),降低医师的担心、疑虑与不信任,提供医师慢性病健康手册、购药抵用券、优惠券等,让医师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务给他的病患;然后,具体到药品品类上,慢性病、常见病用药是很好的切入角度。零售药店的专业服务药師可以针对经常购买慢性病药品的慢性病患者,提供到家的“居家护理”,并由政府相关部门及药店给付药店药师“药事服务费”报酬,不但可以减少患者的就诊次数,还可以提升药店的专业服务收入。再者,零售药店可以制作宣传折页,悬挂横幅,在保证医院药品与药店药品重合度下,告知民众凭处方到药房取药的便利与好处,提供货真价实的品牌和药品体验,让患者放心购买,并给予来药店取药患者小赠品,激励患者到药店取药。

4.4 扩大宣传力度,增加患者认知度

患者购买行为是促进处方外流的重要影响因素。长久以来,患者拿到处方后到医院药房购药已经成为患者购药的既定模式。医师开药后让患者院外购药的行为往往会使得患者将其与“回扣”行为挂钩,认为这是一种违规行为。因此笔者认为,政府、医院、零售药店这三个主体应当合作增加宣传,增加患者对处方外流的认知度。此外,零售药店应当争取媒体公关报道,制作宣传片,教育民众对零售药店的专业角色与功能认识,宣传医药分开带来的便利与好处,并建立零售药店药师的亲民服务形象与认知。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以药养医”的医疗环境下,公立医院主导处方药市场格局尚未完全改变。处方外流仍难以顺利实施,政府与公立医院、公立医院与零售药店的利益博弈阻碍了处方外流的推行。本研究在假定条件下分析了政府部门与公立医院、公立医院与零售药店之间在不同约束情况下的博弈情况。结果表明,虽然国家为处方外流做了很多努力,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除去处方药中的“灰色”经济利益外,如果政府监管及投入不到位,公立医院和医师在交出处方权时利益受损,就会没有动力承担推行处方外流的责任,因此开处方容易,拿到处方困难。目前,选择在医院购药的患者还是占绝大多数,目的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药品不同于其他商品,质量的优劣可能事关生死,因此要有绝对的质量保证,患者一般对医院药品的信任度更高,这是大多数患者愿意选择在医院买药的最主要原因。所以持处方去零售药店买药并没有成为市场趋势,零售药店也并未因此而获得任何收益,这也是医院在这场博弈中的信心所在。面对这些主体间的利益博弈,政府部门对于公立医院应制定统一的监管标准,对于医院不愿意配合处方外流的行为采取相应的惩罚措施,对于零售药店也应该加强监管;卫生部门需要及时给予医院“合理”的财政补偿,积极配合医院解决运营压力的需求,鼓励医院与诊所将处方交给患者到零售药店取药;零售药店也应该加快转型,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增加患者的认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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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8-04-23 修回日期:2018-07-27)

(编辑:刘明伟)

作者:朱艳娇 汤少梁

药事管理视角下医院管理论文 篇2:

多维视角透析:暴力伤医行为的诱因与治理

[摘 要]暴力伤医行为是现阶段我国医患关系矛盾尖锐化的一种表象,有极其广泛、深刻而复杂的诱因,社会、伦理、经济、管理等的发展变化都会对其产生深刻影响。暴力伤医行为是当今社会的毒瘤,有严重的危害性,需要从多个维度分析其诱因,并多管齐下进行综合治理。

[关键词]暴力伤医行为;医患关系;医疗改革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16.130

相关研究发现,暴力伤医行为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我国也不例外。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暴力伤医行为有增无减,呈愈演愈烈之势。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是源于医患之间存在内在的、结构性的紧张关系,而且这种内在的、结构性的紧张会随着经济、法律、制度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愈发表现出高度紧张。事实上,暴力伤医行为的诱因是多方面的,其危害也是十分严重的,可以从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多维视角进行透析,以寻求具有全局性和针对性的治理之策。

1 基于多维视角暴力伤医行为的诱因

1.1 从社会学视角看暴力伤医行为的诱因

从社会学视角来看,暴力伤医行为是社会矛盾突出的表现之一,其主要诱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转型期无法避免的社会矛盾。目前,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各方面的利益诉求多种多样,社会不公、道德失范、诉讼成本过高等问题得不到有效抑制,极容易滋生个人极端暴力犯罪。二是畸形的以药养医体制导致医患关系恶化。医患信任危机有着十分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根源,但畸形的以药养医体制是导致医患关系恶化的制度根源。令人费解的是,医生本应靠技术吃饭,而中国的医生却靠卖药求生存,这不仅导致医院公信力受到质疑,也严重影响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整体发展。三是医院公益性与社会责任缺失。一些医院为追求经济最大化,逐渐丧失了医疗机构的公益性与社会责任。在扭曲的管理理念和竞争战略的引导下,医院和医生往往更看重经济效益,却忽略了医疗的公益性,加上管理上的缺失和错位,导致医院日常管理存在许多漏洞,乱收费、高收费的现象层出不穷。

1.2 从经济学视角看暴力伤医行为的诱因

从经济学视角来看,暴力伤医行为的诱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医疗资源供需矛盾突出,且分布不均。在我国现有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下,医疗需求增长与医疗资源短缺之间的矛盾在短时期内还无法得到缓解,同时医疗资源主要集中或偏向于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大量病患涌入大医院,导致普通患者看病更难、更贵,既加重了大医院的负担,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优质医疗资源的浪费。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难以解决,难以获得称心如意的医疗服务,便会产生医患纠纷。二是社会医疗保障制度设计存在缺陷。目前,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总体保障水平是由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两项制度共同决定的,医保水平低下使患者就医所承担的负担较大。此外,现行的医疗保障体系是按人群划分的,在筹资标准、缴费以及赔偿比例等方面差别较大,缺乏公平性和统一性。三是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从客观上讲,医患关系是一种平等关系,这种关系体现在服务与被服务、消费与被消费等多个方面。但在医疗市场中,医患双方始终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从而使医疗服务出现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如果控制不当,就会引发冲突。

1.3 从管理学视角看暴力伤医行为的诱因

从管理学视角来看,暴力伤医行为的诱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医疗体制改革带来的阵痛。自2009年起,我国启动了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医改”的策略是以问题为导向,即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的策略。此种政策由于缺乏明晰的大局规划,极易出现“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即越改革触及的深层次矛盾越多,难度也越大。二是政府监管缺位。受国情及各级权力部门分散等因素制约,公立医院长期处于政府监管不力的发展环境中,导致服务质量不高,运行效率较低,医疗质量有待改善,“以药补医”现象长期存在。三是医院的管理手段和管理水平落后。一些医院薪酬制度设计不科学、不合理,有违公平公正的管理理念和按劳分配、多勞多得的分配原则。同时,一些医院的安全保卫能力和应急处理机制存在很多漏洞,对医务人员也缺乏必要的防护知识和技能培训。此外,一些医务人员缺乏服务意识和传统医德,服务态度简单粗暴,说话语气生硬别扭,“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2 基于多维视角暴力伤医行为的治理

2.1 从社会学视角看暴力伤医行为的治理

2.1.1 营造和谐社会环境

新旧体制并存、传统与现代同在,是社会转型带来的必然结果,这种二元性的问题需要用更多的社会力量来消解。在实践中,政府应主动承担责任,进一步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加大对卫生医疗事业的投入,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带来的红利。政府还可以通过引导社会资本投入、购买服务等方式,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关注医疗民生发展,化解医疗供需矛盾。此外,政府要进一步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引导全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营造和谐发展的氛围,引导医患双方秉持社会公德,增强法制观念,理性处理医患关系。

2.1.2 破除以药养医体制

解决医患信任危机,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是破除以药养医体制。目前,医疗技术服务价格严重低于其价值,而药品和耗材价格却普遍高于其价值。医生的劳动付出,如果无法从技术服务收入中得到相应补偿,只能从药品和耗材中另辟蹊径。从这个意义上讲,医疗服务价格体系的不合理,让医生陷入了“不仁不义”的困境。因此,医院要想消除暴力伤医行为,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关键在于改革体制弊端,让医生告别“药品依赖”,成为有尊严的高收入群体。

2.1.3 构建多元化的医疗格局

目前,我国的医疗体制和机制改革尚处于探索阶段,新旧体制交替,多元化的医疗格局并未形成,加剧了医患之间的矛盾冲突。因此,政府应厘清公益医院与非公益医院、公立医院与非公立医院之间的关系,并牢牢把握公立、公益性医院是我国医院的主体,要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只有这样,政府才能理顺医疗体制和机制改革中的各种关系,实现医疗主体间的公平竞争,真正建立起多元化的医疗市场体系。

2.2 从伦理学视角看暴力伤医行为的治理

2.2.1 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和职业操守教育

医院要高度重视医德医风建设,除要求医务人员自律外,要通过制度建设加强他律,对医务人员因工作失职、接受贿赂等违纪违法行为,必须加大查处力度。同时,医院要高度重视职业操守教育,建立患者及其家属对医生的信息反馈与服务评价机制,虚心听取患者及其家属、其他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此外,医院除定期对医务人员职业操守和综合素养进行内部培训、考核和评定外,还可以设立意见箱和投诉点,开辟网络沟通平台,进一步强化医患沟通。

2.2.2 抑制医院不当逐利行为

畸形的“以药补医”机制淡化了医务人员技术服务价值,也是医疗行业腐败滋生的土壤,而铲除这一机制的突破口就在于能否建立“以技补医”的机制,并依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医院的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因此医院需要尽快改变医疗技术服务价格长期低于成本的现状,并竭力推进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使医务人员的工资与其投入成正比、与其责任成正比、与其承担的风险成正比,真正做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

2.2.3 加强医患心理沟通

建立医患沟通制度是医方人文关怀的具体实践,可以改善医患关系,减少医患纠纷。世界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说过,医生有“三大法宝”:语言、药物、手术刀。我国著名健康教育专家洪昭光教授认为,语言是三者中最重要的。针对当前紧张的医患关系和频发的暴力伤医行为,医院通过提高医患信任程度,加强医患心理沟通,最大程度地弱化医患矛盾冲突,抑制暴力伤医行为的导火线,无疑是构筑和谐医患关系的最佳选择。

2.3 从经济学视角看暴力伤医行为的治理

2.3.1 公平配置医疗资源。

实践证明,“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举措已无法彻底解决我国医疗体制问题。政府只有从整体和源头出发,树立系统观和大局观,着眼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目标,重点解决医疗领域的公平问题,积极稳妥地推进全民医保,打破城乡医疗资源配置不公现状,才能真正推动医疗体制改革,实现医疗资源公平配置。北京等地的经验是,把一些优秀医生下放到基层,在农村地区优先配置先进的医疗设备,就比较好地化解了一些医患关系紧张问题。

2.3.2 公开透明医疗服务信息

公开透明医疗服务信息旨在拓宽医患沟通渠道,实现社会各界和患者对医院的监督、反馈、评价,以及完善医疗主体之间的竞争机制和沟通机制。除涉及商业秘密、知识产权、个人隐私外,医院应面向患者全面公开信息,除医院资质、医生业务水平等显性信息外,还应包括患者最为关心的医疗费用、治疗方法、治愈率等隐性信息,给患者自主选择的空间。

2.4 从管理学视角看暴力伤医行为的治理

2.4.1 深化医疗制度改革。

抑制暴力伤医行为,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的根本是建立使广大人民受益的新型医疗服务制度。政府应进一步完善、规范医疗救助制度和监管机制,切实让人民群众能“保大病”“保住院”,真正解决好弱势群体的后顾之忧。目前,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新农合制度虽然覆盖面很广,但各地间的报销比例差异较大,新农合的报销比例也比较低。因此,政府应在保障人民群众基本医疗服务的基础上,逐步消除地区、城乡差异,确保他们尽可能地享受均等化的医疗服务。

2.4.2 保障人民群众医疗需求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因此政府要立足“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目标”,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要求,建立健全全民覆盖的医疗保障体系,鼓励民营资本兴办医疗机构,公平配置医疗资源,切实缓解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2.4.3 引入科学的治理模式

医院要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经验,从变革医院管理方式入手,并在此基础上引入科学的治理模式,建立起与现代医院运行规律相吻合的管理机制。同时,医院要制定正确的医院内部管理理念和外部竞争战略,并通过完善各种运行机制来实现内部管理的高效化和科学化。此外,医院要提升管理水平、规范服务行为、鼓励管理创新、以管理促效益、以服务促形象,在不断降低医疗成本和提高服务质量的基础上,逐步提升医院的知名度和美譽度,努力做到让患者花最少的钱获得最满意的医疗服务。

主要参考文献

[1]王树华.医方伦理缺陷与暴力伤医关系研究[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5(12).

[2]梁子君,吴超,郭洪宇,等.我国暴力伤医事件成因的政策分析及应对[J].中国医院管理,2014(11).

[3]刘旭,李海燕,毛大川,等.集体行为理论视角下暴力伤医现象诱发因素的研究[J].中国医院管理,2015(11).

[4]黄宇,秦国宾.变迁与整合:医患关系的社会学视角分析[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6(10).

作者:胡立和 袁琦

药事管理视角下医院管理论文 篇3:

基于财务视角的公立医院风险管控

[摘要]公立医院作为国家民生工程建设的重大项目之一,关系着社会民众的切身利益与生命健康,一直发挥着必不可少的社会职能。同时作为事业单位性质,政府每年会拨出财政资金用于公立医院的建设,但是又不完全等同于其他事业单位,公立医院的财务相对独立,物资的使用相对自由,不过也正是基于这种特殊性,公立医院在财务管理方面存在一些弊端和不足,其不良影响甚至会触发财务风险,公立医院应该注意防范与管控。

[关键词]公立医院;财务管理;弊端不足;防范管控

[DOI]1013939/jcnkizgsc201722206

公立医院一直以来都是作为利国利民的民生工程而存在,是保证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工具,其发挥的积极效应影响着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但是近年来却屡有曝出医疗费用高、医患关系紧张等社会热点问题,这些问题也折射到公立医院的财务管理问题:医院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低,运用成本高;在竞争激烈的医疗市场,产业结构有待升级;缺乏绩效激励机制,员工工作积极性不高;财务内部管理机制不完善,财务信息化程度不高等。这些问题都是公立医院亟待解决的。

1公立医院基于财务视角存在的风险问题

11资金使用效率低,运营成本高

不同于私立医院,公立医院运营规模通常比较大,医疗的范围更宽广,下属的部门与员工也众多,所以公立医院相比于私立医院需要投入更多资金维持运转,公立医院的财政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公立医院的资金使用效率低,运营成本高也是客观存在,譬如对于购买一些常用通用的药材,医院购买一般比较粗放,这带来的影响就是不易管理,药材没有得到妥善使用,浪费现象严重,同样,医院涉及大量的医疗设备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保养维护,自然会加速这些设备的折旧,医院很多医疗设备价值是非常高的,一旦折旧损坏,医院必然会投入一大笔支出用于医疗设备的维修或重置。这些现象都会造成医院资金大量不必要的浪费,运营成本也会提高。

12产业结构有待优化升级

公立医院虽然属于事业单位,也主要不是以盈利为目的,但是由于其财政相对独立,又处于竞争激烈的医疗市场,公立医院不能永远只用以往的模式进行工作。不过同私立医院相比,公立医院依然缺乏市场敏锐度和产业升级的意向:比如说挂号难问题是很多大型公立医院存在的普遍现象,一方面,耽搁病患就诊的时间,徒增痛苦,另一方面,医院的工作效率也大打折扣,挂号和医生就诊时间的不对称,对于病患和工作人员来说都是非常麻烦的事;同时由于缺乏市场调研和内部管理机动性,导致部分科室排长龙的同时,另一部分科室闲置,内部又没有灵活的机动性来调配,这种矛盾现象的存在必然会对公立医院带来不良的影响。

13缺乏绩效激励机制,员工工作积极性不高

公立医院作为事业单位,其员工的收入来源主要靠两方面获得:国家拨款的工资和医院拨款的奖金。总体来说,公立医院员工的工资比较死板,也就是通俗说的“死工资”,虽然在奖金方面能够体现工作人员的工作绩效,但是奖金占整体收入的比率较小,这自然不能提高员工工作的积极性。比如,某医生总收入为5000元,固定工资4000元,奖金1000元,然而工作效率高与低只在奖金上有所体现,上下几百块钱的浮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自然很难提高,整体工作效率低,医院的效益也会不增反降,此外私立医院还会夺走公立医院很大一部分市场份额,公立医院就会因此陷入缺乏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劣势状态。

14财务内部管理机制不完善,信息化程度不高

公立医院由于规模较大,再加上有国家财政支撑,其坐拥的资产数额还是比较巨大,这对公立医院的财务管理而言自然也是巨大的挑战,对财务工作人员也有更高的要求。在实际管理过程中也确实存在不少现实问题,尤其是应收账款的管理,公立医院很大一部分资产被捆绑于应收账款中,一方面会造成资金使用的断层,另一方面应收账款的长期不能收回可能导致大量的坏账产生;在医院资产使用方面,由于没有明确资产的使用权限,员工使用的权责分配,医院的部分固定资产没有用到应该的用途上。此外,医院的财务信息化程度也有待提高:公立医院下属的部门分支众多,没有良好的沟通平台和实时的数据分享机制,财务部门不能对医院财务做出切实的财务报告。

2针对公立医院风险管控的财务方面建议

21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运营成本

“看病贵”是当前社会热议的一个话题,除了正常的药价、人工成本外,医院其他方面的资金使用也会间接地提高人们就诊费用,所以努力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运营成本,不仅能为病患带来实际的好处,还能缓解医院的财政压力。医院可以设立专员进行医院的成本控制:比如提前为购买药材做好规划,避免药材过多囤放于库房,浪费不必要的管理费用,也避免药材存放时间太长造成的变质或过期;制定药材领用表,有规划、限数量地根据各部门的实际需求,下发药材;对医疗设备进行定期的保养维护,及时维修损坏的设备,对于非正常损坏的器材,追究当事人责任,树立爱惜公共财物的优良作风。只有通过各方面资金的合理使用,才能为医院和病患带来实际的利益,可谓一举两得。

22优化产业结构,升级医院设施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当今,作为事业单位的公立医院也不得不参与市场的竞争,但由于公立医院规模大,综合性较强,在市场敏锐度方面和升级单位设施方面都不如私立医院。作为公立医院要有革新的意识,可以像同行业其他单位学习,比如挂号难问题,大量引进机器挂号、移动终端挂号系统,环节挂号压力和时间矛盾,还有类似的自动抓药设备,这些系统设备在前期投入较大,但就长远来说是节约了许多人工费、时间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更重要的是升级了医院的硬件设施;此外医院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调研市场需求,根据市场需求和医院实际情况,有机科学地分配医院的医疗资源,使患者拥有更舒适的就医环境,并且使医院的各项资源都能得到充分使用。

23通过绩效激励机制,提高员工作业积极性

办事效率不高是公立医院客观存在的现象,这很大程度上说是因为没有一个完善或者说有针对性的绩效激励机制,在医院员工的收入分配上,应该增加医院奖金的权重,使奖金占员工收入的主导地位,因为奖金是与员工业绩成正比的,奖金权重越高,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也越高,还是比如说一个医生收入的5000元钱,固定工资只有2000元,其余部分都为奖金所得,那么該名医生若在这月工作效率低,或许收入只有两千多一点,若工作效益好,可能就远远不止五千元,奖金是能直接影响到工作效率的。当然,有奖必有惩,对于工作效率低,工作不积极的员工也要出台相应的惩罚机制予以督促警告。只有通过多方面的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才能实现医院经济效益,提升市场影响力和占有率。

24建立健全财务内部管理机制,提高信息化程度

公立医院的财务管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复杂且困难的,它存在许多医院的现实情况,尤其是对应收账款的管理,很多医院会因为应收账款的长期不能收回造成大量坏账,为医院带来不小的损失,财务部门应该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对应收账款的管理,及时收回资金,尽可能地减少坏账产生,同时也应该做好坏账准备;医院资产使用方面,明确资产使用权限和使用责任,避免使用的混乱和滥用为医院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医院方面,应该积极开拓财务部门与其他部门的沟通渠道和信息交流平台,使财务部门获得实时的财务数据和数据相关信息,从而得到科学的财务报告,相对应地,财务工作人员自身要不断提高,巩固专业技能和学习信息技术。

3结论

公立医院因为其特殊性质和规模较大,在管理中必然会存在一些问题甚至是风险,公立医院应该及时地对这些问题和风险进行管控,从财务视角首先应该努力控制医院运营成本,提升资金有效使用率;对医院产业结构、医疗设备及时进行优化升级;出台相应的奖惩机制,充分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加强财务工作的内部管理,提高医院财务工作的信息化程度。从各个方面规避和控制公立医院可能出现的问题与风险。

参考文献:

[1]陈慈公立医院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6(19).

[2]杜曼,李翔基于城市公立医院改革背景下的财务分析改进研究[J].中国卫生经济,2016(35).

作者:郗学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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