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幼教思想与幼儿教育论文

摘要课程是一个变化的范畴和概念，人们对于课程的理解也会发生变化。张雪门先生也是这样。在20世纪30年代，他把课程主要理解为经验，经过选择的有价值的经验和材料，这种经验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到60年代，他对课程的本质有了新的理解。在《增订幼稚园行为课程》中，张雪门提出了“行为课程”的概念，并系统论述了他关于行为课程的思想。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古代幼教思想与幼儿教育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古代幼教思想与幼儿教育论文 篇1：

时势与业者的视角

[摘要]本文回顾了近代中国公共幼儿教育事业产生和最初发展的历史，揭示了近代中国幼儿教育界对于公共幼教机构与家庭之关系的认识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并分析了这种认识对于当时幼儿教育政策和公共幼教机构职能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近代教育史；幼儿教育史；幼儿教育政策；幼儿教育制度化；幼儿园的职能

家庭不能完全承担起幼儿教养的责任，是公共幼教机构产生的重要原因。有关家庭与公共幼教机构在幼儿照料和教育中的地位及其关系的认识，决定着公共幼儿教育事业发展的规模和公共幼教机构的职能。曾有学者联系欧美以家庭为主导的幼儿教育政策倾向，以及对公共幼教机构实践的非制度化的强调，批评我国幼教界使学前教育“制度化”的倾向。^①本文试图围绕这一问题，分析中国近代公共幼教机构产生和初步发展的历史，揭示当时业界关于幼儿家庭教育与公共教育之间关系的观点产生的历史背景，同时分析这种观点对公共幼教事业发展的影响。

一

20世纪初，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作为“新政”的一部分，中国政府人为地自国外搬来了学校教育制度，自上而下建立了一套教育机构，幼儿公共教育机构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它不是中国社会中自然生长出来的教育实体，“在科举时代，只有童子应试，没有谈到六岁以下的儿童应该受学校教育。自从光绪二十八年办新学的上谕颁布以后，学校渐兴。到了宣统三年，幼稚教育从东洋输进中国来。”^②这里所说的“幼稚教育”即指公共幼教机构。

在教会人士把幼儿公共幼教机构带到中国来之前，中国虽也有“慈幼院”“育婴堂”之类的慈幼机构，但它们是类似现在福利院或者孤儿院性质的机构，收养失去父母或被遗弃的婴幼儿，而且均以养育为目标。虽然戊戌时有些慈善家认识到“养与教同为仁政，谓惠谓忠，似教更重于养”^③，出现了给年龄较大的儿童办学堂的行动，但国人却从未有为现代意义上的学龄前儿童创办公共教养机构的行动。中国传统的“蒙养”教育主要在大家族中进行，《周易·蒙》从自然现象中揭示出的“启蒙”思想，包含了“慎始”“养正”和“时中之教”等内涵，成为中国古代儿童教育的指导思想。而我国传统的蒙养教育，所指对象的年龄段并不十分明确，大致指五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戊戌变法时期，“蒙学公会”表达的立会宗旨可以反映出传统的蒙养思想：“蒙养者，天下人才之根柢也，根本不正，萌芽奚遂?是以屯难造物，受之以蒙，圣经遗制，规利宏远。某等痛愤时难，恐善良种子播弃蕾落，受人蹂躏，用是仰体圣心，立为蒙学公会，务欲童幼男女，均沾教化为主。”同样，该会在确定自己关注的年龄范围时也继承了传统：“本会立报于养育幼孩之法，则重在五岁至七岁，以母仪为本；于启发童蒙之法，则重在八岁至十二岁，以师范为重。”^④对于七岁以前儿童，照旧希望仰仗“母仪”进行“养育”。只在康有为的《去家界为天民》中，对公共教养机构“育婴院”作了一些设想，也是仿照传统家庭和宫廷中的“家庭教育”设计的，其中被称为“女保”的工作人员扮演着代理母亲的角色。

中国人最初建立公共幼教机构的行动，源于两湖总督张之洞办理新式学堂，与近代学制相伴产生。1903年9月，湖北巡抚端方在武昌建立中国第一所公共幼教机构——湖北幼稚园，从“幼稚园”之名到设施物品，再到工作人员均由官方从日本输入，其《开办章程》亦露出浓厚的日本色彩。园内附设女子学堂，培养幼稚园保姆。这一努力在1904年初由张之洞厘订、颁布的《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中部分地得到了肯定，如招收三至七岁的儿童，比前述的“蒙学公会”关注的年龄范围提前了一些，这是向日本学习的结果；再如“保育教导要旨及条目”和“屋场图书器具”的规定，几平是日本1899年颁布的《幼稚园保育及设备规程》的翻版。^⑤但正如当时设立的新式学堂中必须将声光化电等西洋自然科学与中国的尊孔读经结合在一起一样，新生的公共幼教机构从名称到举办方式也未脱“中体西用”的思路。事实上，按章程本义，蒙养教育根本不想通过办理日本式的公共幼教机构来实现，只想“酌采外国幼稚园法式”，而更想保存中国传统的家庭早期教育。章程倡议的，实际上是在传统的孤儿院(“育婴堂”)和寡妇院(“敬节堂”)中，添建讲堂，由日本女教习讲习家庭教育或保育教育幼儿之事，为“绅富之家”培养“女师”“乳媪”，辅助其家庭抚养和教育。来堂学习的必须是节妇、孤儿院乳媪或有夫家的妇人，未出嫁的女子是不可以聚众学习的。^⑥这一讲堂就是所谓的“蒙养院”，它的宗旨是“以蒙养院辅助家庭教育，以家庭教育包括女学”。这种机构除被充作“院中学保姆者练习实地保育之法”的附近幼儿或育婴堂的弃儿以外，并不真正向公众开放，因此，按这种精神开设的蒙养院是否称得上是“公共幼教机构”值得怀疑。《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颁行后，原来独立设置的湖北幼稚园也不得不更名为“湖北蒙养院”，而且撤销了附设的女子学堂。这种被修正成“家庭教师养成所”的“新生事物”自然不会引起多少社会关注，当时的社会也不可能产生对这样一种机构的大量需求。而这一制度却遗留给社会一种观念——蒙养院就是孤儿院，与正常人家无关。这种观念保留了相当长的时间，张雪门先生在1926年的《参观三十校幼稚园后的感想》中还说：“幼稚园三字，七年前向人探询，恐怕就有人说是孤儿院。”^⑦而这种观念自然是公共幼教机构发展的障碍。

尽管当时政府并不重视兴办公共幼教机构，却出台了干预和支持家庭教育的政策。《章程》中明言：“保姆学堂既不能骤设，蒙养院所教无多，则蒙养所急者仍赖家庭教育，惟有刊布女教科书之一法”，加上刊布“初等小学识字课本及小学前二年之各种教科书”，致使“为人母者皆自行其教育于家庭之中，母不能教者或雇保姆以教之，是家家皆自有一蒙养院矣”。^⑧事实上，这倒是与当时中国宗法制社会的家庭状况相适应的政策，通过普及家庭教育的知识，或加强“女教”，来实现“蒙以养正”之功。以这种方式加强蒙养教育表明当时的政策制定者还未把幼儿教育与幼儿公共教育划上等号。

可见，当时幼教机构的凤毛麟角不只是出于缺少女师的缘故，根本的原因实为社会的共识是幼儿“在家教育”，况且当时中国的家庭状况也使幼儿有条件留在家中。那些由蒙养院培养出来的女师、乳媪所组成的“业界”，更不可能有在社会中拓展公共幼教事业的抱负。

事实上，这也是当时欧美社会的共识，甚至社会中“有教养阶级”对公共幼教机构还存有偏见，^⑨认为那是在干预家长的教育权利，放纵那些对幼儿不负责任的家长。公共幼教机构招收的通常是离家工作的劳动者的子弟，更免不了受到

歧视。而这种偏见又得到了许多关于婴幼儿收容机构儿童发展状况不佳的研究结果的支持。因此，社会“有教养阶级”主导的政府对这类机构的接受程度还不如中国政府，他们甚至采取抵制的态度。但由于工人对公共教育有广泛的需求，加上一批热心慈善事业和儿童教育的人士的创办和研究，幼儿公共教养机构仍顽强地在世界范围内扎根并生长起来。

二

中国的情形却有所不同，幼教机构首先是被作为公共教育机构的一部分引入中国的，像其他“舶来品”一样，人们甚至一时还搞不清楚它究竟有什么用，更不知道该怎么办理这种机构。虽说社会对此相当陌生和漠视，但未遇到对立和抵制。中华民国政府对它的态度，比抱有“中体西用”思想的清政府更有好转。在1912年学制中首先在名称上废弃了带有清政府官办机构色彩的“院”字，而代之以“园”，大抵是希望这一机构真正像在日本一样，成为为幼儿举办的独立的教育机构，而不再是附设于孤儿院和节妇院的机构。1912年《师范学校令》中规定：“女子师范学校于附属小学外，应设蒙养园。”同年公布的《师范学校章程》又规定：“地方长官得酌量情形于一定期限内以公立小学校代附属小学校或以公私立之蒙养园代附属蒙养园。”进一步为蒙养园打开了独立设置之门。

但蒙养园的教育模式与清末相比却没有什么改变。在1915年颁布的《教育部公布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中，对蒙养园的保育目标、保育项目和场地设备仅作了简单规定，与《奏定蒙养院章程》大致相同。1916年，教育部又在《国民学校令》中提出：“国民学校得附设蒙养园”，应该说在法令上表现出想借普及国民学校的机会同时推动公共幼教机构的发展。

然而，实际的情况是蒙养园依然少见，以至于g币范学校培养出来的保姆竟找不到工作。^⑩究其原因，与清末并无不同，即社会对学前教育的认识仍以“家庭教育”为主导，人们对公共幼教机构少有需求。另外，一味地模仿日式幼稚园也面临着经费、师资上的困难。

到“五四”时期，时势开始有了变化。一方面，新文化运动对封建宗法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文化界许多人士表示了对当时家庭教育的怀疑，发表了传统家族制度不适宜造就新社会公民的言论，家族生活使“人们只知爱其族，不知爱其国”。蔡元培更从适合幼小儿童特性的教育之角度，举古人易子而教的事例，分析了家庭教育条件和家长教育能力的不足，倡导建立从胎教院、乳儿院到蒙养院的社会公共教育机构，“小儿断乳以后，就送到蒙养院受教育，不用他的母亲照管。他的母亲就可以回家，操他的家政，或营他的职业了”。¹¹恽代英也从借改造儿童教育来改造社会的角度出发，花费很多笔墨批驳了杨效春的《非儿童公育》为保存家庭而反对儿童公育的观点。¹²他还在《中华教育界》上发表了《儿童公育在教育上的价值》，从教育要普及于一生、教育要普及于全民、教育场所的合宜和教育者的称职四个方面证明了公育在儿童教育上的价值。”¹³

这些争论无疑使知识分子中幼儿“在家教育”的观念开始动摇，教育界也终于在笼统的政令之外，有了推广幼儿公共教养机构的动议。1920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第六次议决案》的“推广蒙养园案”阐明了需广设蒙养园的两个理由：“吾国今日女学幼稚，母教莫兴，而为父兄者教育知识亦多缺乏，故子女于学龄时期之前即未受适宜保育，但儿童值此时期，身心之发育甚为敏速，其发展之不适宜，于将来品性之成就影响匪浅，故必于此时间施以相当之保育，以补救家庭教育之缺点，而养成善良之根本，则学校教育方克收美满之功效，此就事实言之，蒙养园之急宜推广者一也。家庭教育基于亲子之情爱，多失于放任，学校教育出乎教师之理想，易取严格，儿童由家庭入于学校，其境遇之变迁，过于急遽，而身心之发育，或不免受障害，若蒙养园其形式之组织同于学校，其保育之方法类于家庭，能调和家庭与学校境遇之变迁，使适于自然之发展，此就理论言之，蒙养园之急宜推广者二也。”¹⁴这两个理由都指出了家庭教育的不足。

另一方面，整个教育界的转向也使幼教机构的举办方式有了一些变化，最重要的就是不再盲目搬用日本的做法。“从五四运动以后，新教育的声浪渐高，许多欧美留学生都有几分真心为教育而努力，尤其是杜威、罗素接着来中国演讲，不独引起一般青年的兴奋情绪，即使一般平时只知道做官的教育人才也渐受感动。因此引起小学的改进，中学的改进，学制的改革，全国教育人士的大集会等。幼稚教育也就在这个波浪中推进……在五四运动以后，我国幼稚园由模仿日本式转而模仿欧美式。”¹⁵1922年11月在美国教育家孟禄的影响下制订颁布的新学制中，抛弃了带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名称“蒙养园”，而改称“幼稚园”^①，确立了它在学制中的地位，并仍保留1912年学制规定的各级学校附设幼教机构的命令，以推动幼儿公共教育机构的广泛设立。

但是，这时对欧美的“模仿”已经与以前有所不同了，教育界出现了一批热心儿童教育的人士。他们不是把建立外国式的幼教机构作为自己谋生的手段，而是将它作为一项事业与本国的社会发展紧密相联。这批人开始真正去研究公共教育机构在中国社会中的价值和适合中国社会的方式。而这些行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国人对于幼儿公共教育机构的漠视态度。

陈鹤琴可以说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清醒地认识到：“幼稚园这种教育机关，在中国本来是没有的，现在我们既然来创办这件事，就应当先自己问一问，用种甚么目标，怎样的办，倘是一些主张都没有，仍旧像中国初办教育时候，今日抄袭日本，明日抄袭美国，抄来抄去，到底弄不出什么好的教育来，我以为无论对于任何事体，要想去办，总得先计划一下，规定那几种步骤去做，否则只是盲目的效法，那里会有好的结果呢!”¹⁶于是，1923年春，他以私人身份创办了南京鼓楼幼稚园，开始试验本土幼稚教育的办法。不久，东南大学教育科派助教张宗麟加以辅助，逐渐又有加入者。“一面根据儿童心理学来做实验工作，一面搜集适合于国情的幼稚园用的材料，同时对于各国已有的幼稚园材料加以分析。”¹⁷这些研究首先得到了教育界的关注，到了1924年全国中华教育改进社在东南大学召开第三次年会时，幼稚教育已成为独立的一组。

基于对当时中国幼稚园教育的自己问题^①的反思，陈鹤琴、张宗麟从1925年开始，又在鼓楼幼稚园进行持续三年多的课程试验，总结出适合中国长江流域儿童的幼稚园一年课程，编辑出参考材料作为教师的课程资源，编制了儿童工作与习惯的进度表，作为教师制订教育目标的参考，并对西洋玩具和设备进行修改。“虽然是极初步的轮

廓，但是有此一举，国内呆板的课程风气为主一变。”¹⁸

这些工作渐渐打开了幼稚教育事业的局面。到了1926年，“国内渐有响应者，如《教育杂志》出版幼稚教育专号，而参观南京教育者非到鼓楼幼稚园参观不可。”¹⁹幼稚教育专号刊载了当时中国教育界对幼稚教育的探索成果，内容包括课程编制、设备、教材、各科教学法，一直到开办幼稚班的具体计划和幼稚生生活状况的举例，像是当时的中国幼稚园开办手册。《教育杂志》(19卷第4、5、6号)还在接下来的几期连续在扉页为这个专号做广告：“年来国内教育界人士，咸殚精疲力于大学教育之扩张与中学学制之变更；而对于幼稚教育，视若蔑如。实则幼稚教育为一切教育之基本；如放弃基本教育不讲，而徒驰鹜高远，此真所谓‘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本社有鉴于此，故年来特别提倡小学教育……兹特更进一步于本年二月号刊出‘幼稚教育专号’一册。”鼓楼幼稚园也约东南大学教育科编印幼稚教育月刊一种，就是后来风行全国的《儿童教育》的前身。有了这些宣传，“各地行政当局及学术机关，对于幼稚教育都有些许印象，所以只要一有机会，便来提倡”。²⁰

在这些有识之士的努力之下，幼稚园的举办有了方向和适合本土的方法，加上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受到怀疑，公共幼教机构开始得到一定社会阶层的认可。许多“大人先生”开始把送子女进幼稚园看成是“有面子的事”，以致在1927年以后，“父母要送子女进幼稚园，好比代子女谋差”，城市里幼稚园的数量由此大增，幼稚师范毕业生的境遇也有了转折：“不但幼稚师范毕业生全数回到幼稚园里来，甚至普通女师毕业生也有很多改任幼稚园的事。”²¹“一时物色幼稚教师，比聘请大学教授还难。”²²自清末以来，幼儿公共教育机构终于开始在中国的城市中有了一席之地。

三

当时幼教界人士在向国外学习的过程中，把握住了国际教育的一种趋势，即公共幼教机构是为了解决工业化社会中儿童照顾和教育的问题。例如，英国还掀起了保育学校运动”。而在中国，清末那种幼儿教育以家庭教育为主、蒙养院为辅的政策定位此时发生了变化，文化界、教育界已无意维护家庭在幼儿教育中的主导地位，“辅助家庭教育”被理解成多办幼稚园。当时的幼教界甚至有将幼稚园教育等同于幼儿教育的倾向。

很快有人注意到了这种倾向，赵廷为在1927年《教育杂志》的幼稚教育专号上发表的《幼稚儿童与家庭教育》一文，提醒教育者重新认识自“五四”运动以来饱受批判的家庭教育客观上对幼儿发展的重要影响，批评父母卸责的态度和幼教界忽视支持和帮助家长的做法：“我以为提倡幼稚教育分二途进行。一途是幼稚园及其他正式的幼稚教育机关之推广。这是大家所认为重要的，因为若无正式的幼稚教育机关，幼稚教育决无进步的可能。但是更根本的方法是研究并提倡家庭的教育。一则因为在许多没有幼稚园的区域内，家庭将继续为幼稚教育之惟一的机关，二则因为家庭的生活是儿童最亲切的生活，无论他人幼稚园或否，从这种生活中，他总不免受到最重要的教育的影响。有些父母，自把儿童送人小学或幼稚园后，便以为子女的教育已付托有人，此后可取不闻不问的态度——这显然是一种莫大的谬误。文明尽管变迁，工业革命的影响尽管巨大，家庭之教育的职能总不会完全失去，至于幼稚儿童的教育，更是家庭所不能卸责的了。”

而“现今流行的家庭教育，有根本改善的必要，而教育界应努力使一般的父母得到关于儿童本性的知识，并明晓其对于子女教育的责任之重大。换言之，公立教育对于家长的教育及家长预备的教育，也不应加以完全的忽视。”公共幼教机构不可放弃“辅助家庭教育”的职能。由此，赵廷为提出使“幼稚园职能推广”的想法，即幼稚园应不仅为幼稚教育之正式的机关，且应为家庭教育的模范。“现在流行的幼稚园，完全不与家长联络，未免是眼光狭隘。其实，如果幼稚园不进行一种家长的教育，以得到家长的合作，幼稚园的目标是难以实现的。”²⁴这种目标就是使幼儿身心健康地发展。

1927年，陈鹤琴对幼稚教育提出的十五点主张的第二点也强调：“幼稚教育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不是家庭一方面可以单独胜任的，也不是幼稚园一方面可以单独胜任的，必定要两方面共同合作方能得到充分的功效。”²⁵他批评了当时大多数幼稚园不与家庭合作而狭隘地专注于园内的教育的错误，还提出了四种家园合作的方法。

但这些观点都是建立在肯定幼儿公育的基础上的，甚至可以说建立在幼稚园教育优于家庭教育这一观点的基础上的，这与欧洲社会上层所持的家庭教育优于公共教育的一般观念大为不同。在中国，从未对“幼儿教育的合适场所”这一问题有过激烈争论。这或许与教育价值取向有关，中国社会很重视儿童的早期社会化，反对因亲子情爱而可能导致的家庭教育的“放任”，而欧美国家则更强调家庭亲情和宽松的气氛对幼儿人格发展的重要性，并怀疑公共幼教机构是否能提供这方面的条件。例如，1939年国际公共教育大会通过的题为《学前教育的组织》的第17号建议第1条指出，要“保持家庭生活的完整性的价值”，“尽力延长在家庭中教育并通过家庭进行教育的意义”，毫不含糊地表明在儿童教育中，家庭教育占主导地位；同时，鉴于现代社会尤其是城市社会中许多妇女离开家庭外出就业，无法尽到抚育子女的责任这一社会现象，指出可以由学前教育机构帮助承担养护与教育儿童的职责。可见，在欧美国家看来，公共学前教育机构只是家庭抚养与教育的补充。²⁶因此，欧美国家对幼儿教育的重视表现在通过多种多样的儿童社会工作普及幼儿养育和教育的知识，以此来支持家庭。而建立公共幼教机构往往并不是政策优先考虑的方面。幼儿公共教育机构事实上是在大众的需要中自然地生长起来的。而中国则是一个一举建立完整近代学制的国家，它将建立公共幼教机构放在政策优先地位，希望以人为推广幼稚园的努力引起人们对幼儿早期教育的关注。无论在1928年陶行知和陈鹤琴联袂向全国教育会议提出的“注重幼稚教育案”中，还是后来出台的一系列政令中，支持家庭教育均要通过幼稚园来进行，客观上将幼稚教育事业的视界局限在兴办公共幼教机构上。伴随的另一个情况就是，欧美国家办理幼儿公共教育机构往往非常注重吸取家庭环境的特点，从房间布置、班级混龄构成到教养人员与幼儿的交往方式，均尽力使幼儿感受到像家庭一样的自由和灵活，因此，公共幼教机构更注重同家长的联系，以回应社会对公共幼教机构刻板的批评。而急于帮助幼儿社会化的中国则更希望幼教机构的环境与家庭环境有所不同，教养人员要做与家长不同的事，也更关注与小学的衔接，并希望借普及义务教育的力量发展幼教事

业。但客观上，中国的幼教师资队伍素质较差，于是，政府和社会便非常重视对公共幼儿教育机构在教育内容和方法上的标准化和制度化，以便达到一定的水准。1932年，教育部公布了幼稚园课程标准，规定了幼稚园课程内容大纲、最低限度要求及教育方法要点。尽管明确规定了幼稚园教育要不同于小学^①，但“社会上一般人之对于幼稚教育，仍以小学教育相待，而以遣儿童人幼稚园读书识字为目的”²⁷而“一般人的态度总以小孩子的教育不关重要：早学一两年，或迟学一两年，没有多大关系”²⁸，于是，“无幼稚园之地方，不易提倡，已有者不易发达。”²⁹这也折射出当时幼教界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向家长宣传儿童心理和教育的知识，未在社会上明确幼稚园的独特职能和存在的价值，使幼稚园事业的发展更加举步维艰。

时代变迁，中国社会对公共幼教机构的需求日渐增多，但家长们对于幼儿身心发展的知识仍然贫乏，对幼儿家庭教育和幼儿园教育仍然有不恰当的期待，业界有必要从儿童发展的角度而不只是从推广和改革公共教育机构的角度来看待加强幼儿的教育对家庭的多方辅助是普及幼教，促进幼儿早期身心健康发展的根本，而这种广阔视野下的幼教实践也会加强公共幼教机构在社会上的地位。

参考文献：

[1][9][26]参见陈桂生．“学前教育”辨析．学前教育研究，2002，6

[2][10][22]张宗麟．中国幼稚教育略史．见：中国学前教育史编写组．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220，221，222

[3]转引自曾桂林．施善与教化：中国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史述论．见：http：／／www．mca．cn／redian／llet6．html

[4]转引自汤志钧，陈祖恩冲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105～106

[5]中国学前教育史编写组．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96(有关日本1899年《幼稚园保育与设备规程》的内容，参见翁丽芳．幼儿教育史．台北：心理出版社，1998．338-339)

[6]张之洞．札学务处办敬节育婴学堂．见：中国学前教育史编写组冲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91～92

[7]张雪门．参观三十校幼稚园后的感想．见：中国学前教育史编写组冲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184

[8]中国学前教育史编写组．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95

[11]蔡元培．贫儿院与贫儿教育的关系．见：中国学前教育史编写组冲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119

[12]恽代英．驳杨效春君“非儿童公育”．见：恽代英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36~144

[13]恽代英．儿童公育在教育上的价值．见：中国学前教育史编写组冲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121~136

[14]全国教育联合会第六次议决案．教育杂志，12卷12号

[15][17][18][19][20][21]张宗麟．幼稚园的演变史．见：张宗幼儿教育论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392，394，395，394，395，395～396

[16][25]陈鹤琴．我们的主张．见：中国学前教育史编写组．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148，149～150

[23]参见陈鹤琴．幼稚教育之新趋势．见中国学前教育史编写组冲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167

[24]赵廷为．幼稚儿童与家庭教育．教育杂志，19卷第2号

[27][29]舒新城冲国幼稚教育小史．教育杂志，19卷第2号

[28]陶行知．如何使幼稚教育普及．见：中国学前教育史编写组冲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141

作者：郭良菁

古代幼教思想与幼儿教育论文 篇2：

张雪门幼儿教育思想综述

摘 要

课程是一个变化的范畴和概念，人们对于课程的理解也会发生变化。张雪门先生也是这样。在20世纪30年代，他把课程主要理解为经验，经过选择的有价值的经验和材料，这种经验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到60年代，他对课程的本质有了新的理解。在《增订幼稚园行为课程》中，张雪门提出了“行为课程”的概念，并系统论述了他关于行为课程的思想。何为行为课程？“生活就是教育”五六岁的孩子们在幼稚园生活的实践，就是行为课程。

课程是经过选择的有价值的经验，是儿童的直接的实际的行为和活动。课程是儿童生长需要的材料。而儿童不仅是自然的人，也是社会的人。因此，为儿童发展所选择的经验，必须具有社会意义，同时又必须适合儿童发展的需要，但首先应从儿童的生活环境中搜集材料。这些材料的来源，“仍不外由于儿童的本身和其所接触到的环境。”即是说，幼稚园课程来源于学前儿童直接的活动。

关键词

张雪门 课程教育 课程 经验与行为

张雪门（1891～1973）是中国现代幼儿教育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教育家，被誉为“当代幼教宗师”。他在半个多世纪的躬身实践中，提出的幼稚园教育理念、幼师专业课程体系、行为课程理论、幼稚园科学教育等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对当前我国幼儿教育事业有重要意义。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关于张雪门思想研究的资料并不丰富，不胜遗憾。

早在20世纪30年代，张雪门就与我国的另一位著名学前教育专家陈鹤琴先生有“南陈北张”之称。他一生潜心研究学前教育，特别是幼稚园教育，经过长期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写出了进200万字的著作，大大丰富了我国学前教育思想宝库。在他的著作中，有关幼稚园课程方面的理论与思想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这些著作主要包括：《幼稚园的研究》《幼稚园课程编制》《课程组织法》《幼稚园教育概论》《幼稚园教材研究》《幼稚教育新论》《中国幼稚园课程研究》《增订幼稚于思念行为课程》等。虽然这些著作的许多内容是重复的，但是，从中我们能够非常明显地了解张雪门先生的学前教育课程理论与思想。这些思想涉及课程的本质、幼稚园课程的内容与来源、幼稚园课程的编制与组织的等方面，而他的学前教育课程思想则集中地体现在他的“行为课程”的理论与思想。

一、课程的本质是经验与行为

研究课程，不能不探讨课程的本质问题。课程的本质，集中地反映课程的基本特性。那么课程是什么呢？从他的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张雪门关于课程本质的理解在不同的时期发生了一些变化，经历了从“经验”到“行为”的转变。

在早些年份的著作《幼稚园的课程》中张雪门认为，“课程是经验；是人类的经验，用最经济的手段，按有组织的调制，用各种的方法，以引起孩子的反应和活动。”幼稚园的课程是什么呢？“就是给三足岁到六足岁的孩子所能够做而且喜欢做的经验的预备。”

由上可见，课程就是经验。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张雪门先生并不把所有的自然经验都看作课程。因为自然经验太零碎太紊乱，自然经验的获得太不经济，自然经验仅有适合简单环境的常识，不足以供高深专业的需求。在他看来，课程是有选择的经验，是有价值的经验，“是适应生长基本价值的选品，随时代而变迁”。张雪门先生批判了当时学校把课程仅仅看作是“知识”乃至“书本”的倾向，认为要改造民族，首先要打破有关课程的谬见，恢复课程的本来面目。课程的本来面目是什么？“课程原是人类生活有价值的经验。只为这些经验对于个人和社会都有绝大的帮助，所以人类要想满足自己的需要、适合社会的生活，便不得不想学得这些经验。”而“其实课程的范围很大，技能、知识、兴趣、道德、体力、风俗、理礼节种种的经验，都包括在课程里。”“课程非但是人类生活的经验，尤其是有价值的经验的选品。”这些经验不是一经过选定就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需要有变迁，适应时代的经验于是也有变迁，而课程的内容更不得不随之而变。“所谓变更课程的内容者，不过适应当代的需要，以合于生长的原则罢了。”

课程是一个变化的范畴和概念，人们对于课程的理解也会发生变化。张雪门先生也是这样。在20世纪30年代，他把课程主要理解为经验，经过选择的有价值的经验和材料，这种经验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到60年代，他对课程的本质有了新的理解。在《增订幼稚园行为课程》中，张雪门提出了“行为课程”的概念，并系统论述了他关于行为课程的思想。何为行为课程？“生活就是教育；五六岁的孩子们在幼稚园生活的实践，就是行为课程。这份课程包括了工作、游戏、音乐、故事等材料，也和一般的课程一样，然而这份课程，完全根据于生活：它从生活而来，从生活而开展，也从生活而结束。不像一般的完全限于教材的活动。”

幼稚园课程应强调直接经验。行为课程“首先应注意的是实际行为，凡扫地、抹桌、熬糖、炒米花以及养鸡、养蚕、种玉蜀黍和各种小花，能够实际行动的，都应让他们实际去行动。从行动中所得的认识，才是真实的知识；从行动中所发生的困难，才是真实的问题；从行动中所获得的胜利，才是真实的制拖驮环境的能力。游戏、故事、唱歌等教材虽然也可以表演，然而代表不了实际行为。”

从张雪门的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课程本质的理解从经验转到行为，只是从重点为经验转向重点为行为，或者说是注重经验到注重直接的经验。他强调让儿童在亲身的行动和活动中获得直接经验，这样的经验对儿童发展才更有价值。因此可以说，张雪门先生对幼稚园课程的理解更深入更科学了。

二、课程和教材来源于儿童直接的活动

课程是经过选择的有价值的经验，是儿童的直接的实际的行为和活动。课程是儿童生长需要的材料。而儿童不仅是自然的人，也是社会的人。因此，为儿童发展所选择的经验，必须具有社会意义，同时又必须适合儿童发展的需要，但首先应从儿童的生活环境中搜集材料。这些材料的来源“仍不外由于儿童的本身和其所接触到的环境。”即是说，幼稚园课程来源于学前儿童直接的活动。

那么，儿童的直接的活动有哪些呢。张雪门认为，可以构成儿童课程来源的直接的活动有如下四种：（1）儿童自发活动；（2）儿童与自然界接触而生成的活动；（3）儿童与人事界接触而生成的活动；（4）人类聪明所产生的经验，而合于儿童的需要者。

教材是课程的支柱，是课程目标的具体实现手段。课程确定以后，选择和编写教材就成为非常关键的因素。根据这四种活动及其要求，张雪门把幼稚园课程划分为以下具体内容，这些具体内容就形成了幼稚园的教材。

首先，张雪门先生确定了选择幼稚园教材的标准或条件。他认为，教材的功能在于满足儿童的需要，自然应在儿童的生活里选材。教材应该从儿童的直接经验中选择有价值的部分，加以合理的组织。但是仅仅这样，显然还是不够的。真正适合儿童发展的教材，应该符合以下四个条件。

1.教材必须合于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

儿童必须学习人类积累下来的经验。但是，由于社会的发展变化，人类积累的经验的价值也是变化的。从古代遗传下来的有价值的经验，不一定符合现实生活的需要，有的甚至会阻碍社会的发展。而儿童是现实生活中的儿童，他们是要在现实生活中学习和发展的。因此，为儿童选择的经验，应该适合现实生活的需要。

2.教材必须合于社会普遍生活的标准。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从城市到农村，从沿海到内地，从北到南，各地差异比较大，所编写的教材，不能把全国各地的所有情况都照顾到，而各地的情况有是时刻在变化的。因此，教材应该符合社会普遍生活的标准，只能注意大多数的普遍要求。

3.教材必须合于儿童目前生长阶段的需要。

进幼稚园的儿童，他们“非动作无以促进生活的健全，也非动作无以满足好奇的欲望……不是动这样，便是动那样。动作是整个的，其流转演变，无痕迹可分，知识技能……仅为动作的结果而已！所以教材要适合儿童生长现阶段中的需要，还得看能不能抛开分类的抽象知识，变成了直接的具体的行动。”

4.教材必须合于儿童目前的学习能力。

教材应适合现代儿童的学习能力，诸如摇船、荡秋千等，可以用来练习儿童的平衡感；用抛球可以发展儿童的投准，用堆积木、修铁道、盖楼房、种玉米等，可以培养儿童的合作精神与能力等等。

上述四种标准不是各自分裂的，而是互相联系的。选择教材，应该进行全面的思考。

三、幼稚园课程的特点和编制

幼稚园课程是为幼稚园的儿童所设计和准备的，应能促进儿童健康活泼的发展。因此，幼稚园课程必须适合儿童的年龄特点。那么这样的课程应该具有什么特点呢？

1.整个的。

幼稚园的课程不能像中学和大学的课程一样采用分科组织，而是“一种具体的整个活动。”在幼稚园，各种科目都变成儿童生活的一面，不能分而且不必分。“不独这科与那科不分，有时候甚至一种科目当作儿童自己生活之表现，科目与人都无法分了”。

2.直接的。

中小学似的课程多偏重于间接经验，而幼稚园的课程应注重儿童的直接经验。让儿童通过亲身活动来获得经验，对儿童具有更大的发展价值。

3.偏重个体发育。

中小学时期，课程虽然也注意儿童的生理与心理需要，但不像幼稚园时期分量大。幼稚园时期，儿童正处于6～7岁以下，其身体的发展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迅速，而且儿童的情绪、兴趣、性情等心理的发展，都与这个时期有密切关系。所以，幼稚园课程应更多地重视儿童本体，而不是强调社会制约性，同样不能过多地强调间接经验和知识。

张雪门认为，编制幼稚园课程时应特别注意三点：

（1）幼稚生对于自然界和人事界没有分明的界限；他们看宇宙间的一切的一切，都是整个儿的。

（2）幼稚生时期，满足个体的需要，实甚于社会的希求；编制课程时，不能忽视社会的希求，但更应注意儿童现在的需要和能力。

（3）幼稚园的课程，应根据儿童自己直接的经验。

因此，幼稚园的课程，不能是学科式的；学科式的课程不适合儿童生活的。

根据幼稚园课程的特点，张雪门构建了幼稚园课程结构和相应的教育目标。认为幼稚园课程由游戏、自然、社会、工作与美术、故事和歌谣（言语与文学）、音乐、常识等方面组成。每一方面都包括许多具体的内容。

游戏活动：感觉游戏、竞争游戏、社会性游戏、猜测游戏、表演游戏、节拍游戏等；

自然活动：饲养小动物、种植植物、观察自然现象、旅游参观、科学小实验等；

社会活动：有关家庭的认识活动、参观附近的社会场所和设施、了解各种职业的活动、了解其他社会团体的活动、节日和纪念日活动等；

工作和美术活动：参加家庭与学校的工作、模拟成人的职业工作、模仿成人家庭的工作、美术工艺活动等；

言语文学活动：自由谈话、特殊谈话、有组织的团体谈话和活动、述说故事（动物故事、神仙故事、浅近的科学故事、笑话、寓言、名人故事、传说）和歌谣（儿歌、民歌、谜语、游戏歌）等；

音乐活动：听音乐、辨音、拟音、唱歌、演奏简单的乐器等；

常识活动：关于衣、食、住、行方面的生活活动，关于家庭、邻里、工厂、商店、公共机关和社会团体方面的认识活动，关于节日和纪念日的活动，以及其他自然方面的活动。

四、幼稚园课程的编制

如何编制幼稚园课程？张雪门认为首先必须明确“儿童是什么”。为此，他提出了五个小问题：儿童是不是和空的东西一样？儿童是不是和植物一样？儿童是不是和动物一样？儿童是不是从不完备到完备的一段里程？儿童究竟是什么？

儿童是生长的有机体。儿童的全部生活都是生长的一段，他有自己的生理和心理。他用自己的生理和心理，与其当时的环境相接触，因而发生交互的反应，促进自己的生长。这就是儿童的本体。

儿童因身心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而生长，在这种生长的过程中，儿童获得的是经验。人类的经验按其性质分为三种：认识、知识、技能。这三种经验不一定能同时获得。而即使获得的经验，也要经过重新构建和改造。按范围来讲，经验有自然经验和人为经验。自然经验无目的，在生长上是堆积的经验；人为的经验是有目的的，按一定的步骤所获得的，在生长上是有机的经验。

张雪门先生长期从事幼儿教育实际工作，他综合中华文化和他国幼教理论及发展趋势，在实践基础上创立了“行为课程”模式，体现了独特而系统的幼儿教育思想。张雪门先生一生立足于本土的实践和研究，为建立和丰富中国幼儿教育理论作出了突出贡献。

五、从社会现实问题出发，重走前辈平民幼儿教育之路

幼儿教育工作者应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投身于改革实践。身处民族兴亡的动荡历史时代，张先生的幼稚教育思想具有强烈的时代感，明确提出“改造民族幼稚教育”，不是就教育谈教育，考虑国家民族的发展前景，注重幼儿教育改造社会的功能。认为，儿童教育的最高目的是培养新人。张雪门先生提出依靠儿童，建设新社会、新世界。

张雪门作为幼教工作者其关注和研究的视野极其宽广，同时躬身实践，致力于兴办和建设平民化幼儿教育。他针对中国国情，强调发展幼儿教育要因地制宜，根据现实条件和需要，就地取材，注重幼儿教师的培养，举办多种形式的师范班或师范学校，实行导生制等，实践和创新中国幼儿教育。

抗日战争前，张雪门主持北平幼师时，借用北平市几所幼稚园（当时北平的幼稚园多为半日制，下午不上课）开办平民幼儿园，招收一些贫困幼儿免费入园，让幼师学生从事教学实习。他还创办乡村教育实验区，探寻普及乡村幼儿教育的新路，以及培养幼儿教育师资的新途径和新方法。他所主办的幼师有明确的培养目标，即能为普及平民幼儿教育和广大农村幼儿教育造就新一代国民而献身的幼儿教师。

中国现今面向工农大众的幼儿教育体系客观地看，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建立起来的，并且首先在城市得到发展。然而，长期城市主体倾向及城乡二元化社会经济结构，拉大了城市与农村的差距，教育领域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二级分化。在城市幼儿园日益豪华、城市学前孩子享受优质而过度教育的同时，农村幼儿教育却发展滞后迟缓、条件简陋。而伴随经济体制转型参与城市化建设的广大农民工，他们身边的学龄前子女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现代教育应是平民大众的、面向每一个儿童的，而不是少数人或城市人的专利，处于弱势地位的外来农民工的学龄前子女的教育不应被忽视，这不仅关涉教育公平，也关系到基础教育的根基。

改革开放30年来，尽管伴随经济和社会发展幼儿教育有了飞跃发展，但以城市为中心的政策导向致使我们的幼儿教育越来越限于正规化的单一标准，甚至趋向于权贵化，脱离实际，背离了平民化方向，这表明现今中国的幼儿教育依然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让幼儿教育回归公平与均衡化是教育发展方向。

六、秉持大教育观念指导幼儿教育的实践探索

张雪门的教育观是一种大教育观，认为，学校应是一个地域的文化传播的中心和政治训练的广场，是广大民众服务娱乐集会的场所。基于此，教师也必须将目光投诸于广阔而鲜活的社会生活，意识到自身所肩负的向大众传递文化的使命和促进社会发展的责任感，真正地走向万象的社会，走进百味的百姓生活，联通学校与社会，联通教学与生活。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体制内幼儿园所谓优质教育日益陷入脱离社会需要和大众生活的巢穴。

在这样背景下，北师大师生直面这一社会现实，发动民调力量，组成了四环游戏小组。

四环游戏小组从实际出发，立足所在社区环境，发掘和有效组织各方面的教育资源，为农民工摊商子女提供育儿支援。孩子们每天在游戏小组得到照管和教育服务，在游戏中释放自然天性，享受童年的欢乐；同时，游戏小组作为育儿互助和交流平台，家长在参与中增强了育儿信心和教育主体意识，承担起孩子第一任教师的责任，把教育延伸到家庭的日常生活之中。四环游戏小组创出了以参与者为中心的非正规教育形式，实现了通过民间自救互助，解决农民工子女接受学前教育问题的现实途径，并成为进城农民工文化娱乐生活的俱乐部。

四环非正规教育的实践是在大教育范畴下的探索，今后的学校也不应仅仅是儿童们的学校，更不应是闲人莫入的学校，而应为当地文化的中心，为当地民众解决困难吸取需要的源泉。什么是好的教育？游戏小组几年来实践表明，适合的就是好的。游戏小组作为一种非正规教育形式，适合外来摊商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需求，是在社区即农贸市场因地制宜开办起来的；同时它也是适合孩子发展需要的教育，因而受到了欢迎。发展幼儿教育必须遵循实事求是原则，要从现实条件出发，从作为当事人的家长和孩子的角度出发，确立评价标准和判断的依据，而不是他人想当然或是那些“虚伪的”“装点门面的”。四环的教育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特别突出了养成教育做人教育，注重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因而“这里的孩子拥有快乐”。游戏小组的非正规性、参与性和开放性，使家长与幼儿同步受教育，逐渐了解孩子的学习方式，认识到游戏就是教育，教育观念和教养方式发生了转变。

游戏小组兴办6年来，从零起步到形成成熟模式，有400多农民工学前子女及其家庭受益。农民工摊商在参与育儿之中，自身的生活方式和文明素养也得到了很大改观。

游戏小组因其开放性和邻里守望——不仅实现了育儿的社会互助，解决低端人群孩子的学前教育问题，还推动了学前教育与社区建设社会发展同步，从而营造真正有益于儿童健康成长的环境。四环的实践和研究的意义还在于，在都市化这一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下，为政府转变职能，真正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每一个儿童受教育的权益出发，确定幼儿教育的发展方向和思路，对处于弱势地位的进城农民工及其子女（平等的纳税人和公民）的教育需求给予更多关注，并将扶持民间力量多元化办学作为政策建立的依据，提供了可以参考的范例。

目前，“四环”这一成熟的因地制宜以参与者为中心非正规教育模式已然对北京一些同类地区（如刘娘府、肖家河）有所借鉴和得以推广。流动儿童的“快乐”正在得到延续和放大。

七、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改革师范教育，培养走进大众生活的教师

张雪门先生极其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他说“一种真实知识的获得是应该以直接经验做基础，再来扩充间接经验（就是书本知识）才能融会贯通。”提倡师范生边接触实际，边讲行理论学习。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学校教育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一直广受诟病，甚至愈演愈烈。师范学校包括中师高师近年改革要求加强实践，却雷声高、雨点小，学生更多时间往往闭门上课或以所谓现代传媒方式实习。满足于形式化的措施，并无实质性的变革。

四环游戏小组在成立之初就把自己定位为作为教学实践和实习基地，几年来学前教育专业大学生担任志愿者教师，组织孩子们的活动，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既增强了对所学知识的理解，还积累了经验、提高了实际教育教学能力，对于学前教育的认识也在深化，专业精神得到升华。四环的大学生正是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了张雪门先生提倡的事情应该怎样做，就要怎样学，怎样学就要怎样教的“教学做合一”的理念。研究生甚至将实习贯穿整个3年的学习生活，在办学中综合素质得到了锻炼。他们以张雪门先生提出的“实践——理论——再实践”的办法，前赴后继接力，创出了适合实际条件和需要的非正规学前教育的成熟模式，为实质性地突破我国目前师范教育改革面临的顽症痼疾，带来了一抹希望的曙光。

大学生在四环“用心”做教育，将自身的理论知识与现实中的幼教实践相结合，以自身的专业优势，引导和影响农民工家长——虽为非专业人士却是教育主体——参与自己孩子的教育，以致有更多社会力量参与进来，不失为非正规学前教育可持续发展的一条道路。这种开门办学的方式与张雪门为师范学校设立“幼稚教育实验区”的思想不谋而合。

张雪门重视教育与社会的联系，认为，“教师自身的生活参加在大众的民族中间去”才能实现改造民族的教育，“在生活中获得客观的认识，在生活中锻炼奋斗的意志，比关在学校大门里做试验，当然格外的深切而有效。善骑马者，是从马背上学成的，善泅水者，是从水里面学成的。隔离了大众民族的生活，而在洋房里能够办理改造民族的教育，这未免是天下的‘奇迹’！”

大学生在志愿服务过程中接触到社会底层的农民工群体，走近他们，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走入大众生活，一方面得到如何做人的启迪，同时，进一步加深了对教育与社会关系的理解。参与志愿服务，激发起大学生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增进了对社会的认识及社会需要的了解，并投身于社会变革的实践，迎难而上，承担起公民对社会应有的责任。可以说，四环是很好的创业平台，而每个大学生也把自己作为这份事业的主人，分工负责各个方面的工作并配合协作，定期进行教研并针对问题展开研讨，共同把游戏小组不断推向前进。就此而言，四环游戏小组的非正规教育模式不仅作为解决农民工子女接受学前教育问题的有效途径，对于高校大学生教育也走出了一条新路，创新了大学生、研究生的培养模式。

张先生在《今后的教师》一文中指出，“教育的力量，在现代，是有一定限度的……”“教师……不要拘于现在所见所处的那样狭小的天地，要自认自己是通文化与民众之间的一条大路。今后的学校也不应仅仅是儿童们的学校……将是民众娱乐及民众集会的大会场。所以，今后的教师是民族改造的先锋，而学校是社会建设的灯塔。四环大学生的行动是在当下对教育走入生活、教师成为“通文化与民众的大路、民族改造的先锋”的最好诠释。

八、以行动研究投身社会变革，探寻一条通向和谐之路

“骑马要在马背上学”，张雪门先生强调，培育师资的最有效的办法是在幼教机构中的实地学习，实习和研究的范围非常广泛如儿童发展、教学实施、家庭与社区、机构兴办与管理、农村幼教等。教师的自我反馈和“检讨”是课程实施的必不可少的环节，从而了解儿童的反应和发现自己的成功与失败——反思教育实践。这正是目前教育改革中大力倡导的立足于实践的行动研究。

张雪门先生认为，教师实施教育，需要“在劳力上劳心”，教师不是知识的灌输者、教书匠，而应“从做中求进步，从研究发展解决问题”，作教育的探索者。研究幼稚园课程，不仅能够促进儿童的发展，也是教师自我成长的主要途径。“若做了就算，对经验既没有变化，自然谈不到进步”。知行合一、教学做合一是上世纪20年代幼儿教育家所共同倡导的教育思想，指教师要从行动中获取经验，“为用而学”和研究思考，以改进实践和增强行为的自觉性，而不宜知与行、说的与做的两张皮，理论和实践两相分离。这与现今注重教师教育即“教师专业化”的时代要求，强调立足于实践现场的行动研究——经验加反思——完全一致。张雪门先生强调“读书”要在“应用”上“教自己”，做自身专业发展的主人。张先生这一教育思想的提出早了半个多世纪，而且是基于自己的教育实践而提炼出来的，较之当下的一些理论工作者动辄拉出国外的先进理念引领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四环这一面向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的育儿支援行动，以学前专业的大学生作为主要教育力量。大学生志愿者几年来深入市场，着眼于依靠民间力量自下而上地解决流动儿童受教育问题。游戏小组六年来行走的历程，也是教育者进行理性反思和不断自我挑战的过程：

1.寻找教育研究的真问题。

农民工问题以及农民工子女的学前教育问题是中国当代面临的特殊问题，是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真问题，需要在实践中寻找切实可行的途径，来满足这部分人群的教育需求和平等受教育的权益。教育是实践性学科，教育研究要关注社会生活、要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服务，这就要求研究者深入生活实践，并以自己的行动做一点事情，参与变革现状的探索，而不是仅仅作为旁观者。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在亲身参与改革的实践中，才有可能更好的认识世界。这正是教育研究的价值所在。

2.突破单一视角借鉴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社区非正规教育的探索是一项综合性研究，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不确定性，早已突破了教育的单一视角，需要从实际出发，借鉴教育社会学、人类学等等的理论与方法，置身于问题发生的社会场景以及多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中，边实践边研究，综合地去认识和探索问题的解决。在有关农民工学前子女受教育途径这个问题上，迄今还没有成型的经验，国外也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照搬和套用，坐而论道指手画脚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走马观花、蜻蜓点水也于事无补。而是需要以广阔的视角长期深入现场、扎根实践、身体力行，才能有所发现、有所改变。

3.关于研究者的身份及其与现实场景的关系

探索面向农民工子女的非正规学前教育的适宜模式，需要采用行动研究——这是深入社会情景发生的现场的质的研究方式。四环的实践作为一项行动研究，不是去验证某种理论的合理性，而是形成关于行动的理论，需要通过行动建立起基于实践的理论，以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和现实状况的改进。作为研究者的大学生志愿者要能够游走于“研究者”与“行动者”“当事人”和“局外人”之间，以双重身份，边行动边学习，边研究。行动研究中，专业的志愿者自身就是重要的研究工具，他们以研究者的理性自觉和批判性的自我反思不断把研究向前推进，并在行动历程中获得心灵体验。

在四环非正规教育探索中，研究者不是救世主，不能居高临下地俯视和指挥，也不是以旁观者身份进行价值中立的研究，而是要融入现场，与现场当事人即研究对象亲密接触，相互间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随着交往程度的加深和关系的拉近，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去发现和理解这个群体的生活状态、行为方式及其所思所想，他们自身也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平等交往的可贵与充实。这里的孩子、家长、社区的人是那么聪明乐观——从他们身上，从社会之中获得的远远比付出的要多的多。行动研究关注现实问题的解决，要求研究者作一个“多面手”：既是学习者、实践者，又是研究者，既是老师也是学生，同时还是发动者组织者、宣传员和信息提供者。大学生在四环游戏小组的实践和探索，是在以投身于社会变革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学业，交出了一篇篇有关农民工子女教育和非正规教育的带有原创性的论文，颠覆了远离现实的象牙之塔才是搞研究的习惯定势。

大学生志愿者追寻张雪门等前辈的平民教育精神，在实践中探索因地制宜解决农民工子女接受学前教育这一社会现实问题的途径，与此同时，他们自身也收获了成长，不仅增长了见识丰富了阅历，更增强了教育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情怀。这正是张雪门教育思想最好的体现。

作者：许云云

古代幼教思想与幼儿教育论文 篇3：

中国幼儿教育史等

中国幼儿教育史

作者：廖其发

推荐理由

本书详尽论述了我国从古代到近代幼儿教育制度及相关教育思想，其具体内容涉及各个历史时期人们对幼儿教育作用与地位的认识、幼儿教育政策、幼儿养护或保育、幼儿思想道德教育、幼儿智育及美育、幼儿教育教师及幼儿师范教育、幼儿教育机构与管理、著名教育家的幼儿教育思想等方面。全书既比较清晰地梳理了中国幼儿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又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其中的经验及教训，对于读者全面了解我国1949年之前的幼儿教育历史有着重要的作用。

幼儿教育技艺：280个适宜与不宜案例评析

作者：缪仁贤等编

推荐理由

本书是《新课程教育行动研究》丛书编纂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反思性教育行动研究的最新成果，参考了大量国内外有关幼儿教育技艺的文献和研究成果，借鉴引用了部分相关资料。本书以幼儿发展为本，以幼儿教育技艺为主题，提供了大量操作性强又富启示的示例，力求体现提高教师和家长的教育技艺，家园携手同步实施优质的幼儿教育的本意。

中国幼儿教育忧思与行动

作者：储朝晖

推荐理由

作者从大教育的眼光看待幼儿教育，思维敏锐，看出了幼儿教育中不少显性、隐性的问题，并作出了正确的诊断，能够给予幼教工作者新观念和新思路的启发。全书从历史观、科学观、发展观的角度看待幼儿教育存在与发展的状况，以深厚的理论功底和高度的责任感对幼教体制的产生及演变做了全面的考证和宏观的嘹瞰，对政府、社会的责任担当进行了发自肺腑的呼吁。

外国幼儿教育史

作者：单中惠

推荐理由

“外国幼儿教育史”是师范院校幼儿教育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本书是学前教育丛书的外国幼儿教育史分册。全书共分三篇十章，其主要内容包括：古代幼儿教育、近代幼儿教育、现代幼儿三编，就幼儿的语言教育作了系统全面的阐述。本书内容全面，条理清晰，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及实用性，该书不仅可供幼教老师参考，同时对于广大家长来说也非常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