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蒙学思想下语文教育论文

内容摘要：《千字文》是我国古代蒙学教育中一部非常重要的教材以其丰富的内容和独特的体例，开创了我国蒙学教育史上的先河，影响了后世诸多蒙学教材的创作。而且《千字文》作为古代最有文采、最有义理、地位最高的蒙书，在今天仍然具有教育儿童的优势，它作为识字课本和品格教育教材的功能还应该继续得到发挥。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古代蒙学思想下语文教育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古代蒙学思想下语文教育论文 篇1：

两汉童蒙教育研究述评

摘 要：两汉童蒙教育在整个中国古代蒙学教育史上具有承前启后之功，了解汉代童蒙教育的时代特征，是对中国教育史的有益探索。三十年来，学界对蒙学教育的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入，陆续发表了许多相关论著。但整体性研究依然薄弱，仍停留在文献的探讨上。因此，未来蒙学的研究应多采用跨学科研究的方式。

关键词：两汉；童蒙教育；述评

“文革”结束以来，两汉蒙学教育研究成果卓著，不仅形成了研究的热点，而且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本文分专著和论文两方面论述，专著方面又分综合著作、教育制度、教育史料、专题研究等部分。论文方面分蒙学教育内容、方法，识字教材和私学教育。

一、专著类

综合性研究方面，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以下省去“年”）、王炳照等编《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等以“中国教育史”命名的十多部。这些著作都对两汉的文教政策、学校制度、官学和私学，作了程度不同的叙述，对两汉蒙学教育的研究有很多借鉴。值得注意的是肖川、何雪艳《中国秦汉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是论述两汉教育史的专著，其中两汉私学和蒙学教育的内容值得参考。

教育制度研究方面，李国钧、王炳照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以儒家经学教育制度为主来介绍汉代教育制度，对汉代私学的恢复与发展、办学形式、教学内容、蒙学和蒙养教材、家庭教育等都作了较为详尽地论述。郭齐家《中国古代学校》（商务印书馆，1998）对汉代学校的发展作了介绍。姜维公《汉代学制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是目前对汉代学制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著作，该书详细地考察了汉代官学与私学的产生、发展乃至演变过程，分析了学校的施教人员、教学内容、师生关系及教学形式，论述了四姓小侯及皇储和诸侯王的教育，并指出太子教育与诸侯王教育的异同。对汉代家庭教育和书馆教育的论述也颇为翔实。

关于教育史料，程舜英《两汉教育制度史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孟宪承编《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都是资料选编，程书以分专题按编年的方式陈述教育制度及其实施的历史发展，从文字和书籍、书馆和书师、私学等方面对汉代教育的有关材料进行梳理。熊承涤《秦汉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选入的内容涉及两汉学校制度的建立、教育内容与方法、书师和师生关系等。

此外，还有一些专题著作也涉及童蒙教育的内容，如熊承涤《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吴洪成《中国学校教材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对两汉学校教材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胡幸福《中国古代平民教育》（中国大地出版社，2008）等从蒙养教育与生存技能教育和生育教育等方面阐述了中国古代平民教育的状况。幼儿教育涉及两汉童蒙教育内容的有乔卫平、程培杰《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杜成宪、王伦信《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等。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的一套中国古代生活丛书，其中有毕诚《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阎爱民《中国古代的家教》。马镛《中国家庭教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的出版推进了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史的研究。

学界对蒙学教育的专题研究成果，影响较大的有喻岳衡主编、岳麓书社出版的《传统蒙学丛书》，主要是对古代的童蒙读物的搜集整理，并进行简单的注释、评价，进而汇编成书。徐梓《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按时期对古代蒙书进行了梳理，具体介绍了两汉时期各种体裁和类型的蒙学读物。徐梓的蒙学研究涉及两汉的还有《历史类传统童蒙读物的体裁和特征》（《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清代以前的启蒙教材》（《文史知识》1999年第1期）、《传统学塾中塾师的辛酸苦痛》（《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4期）等多篇论文。徐梓的研究深入而细致，是近年国内蒙学研究成果较为突出的研究者，为后学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二、论文类

两汉时期的蒙学教育的研究论文较多，内容涉及蒙学教育内容、方法，识字教材以及私学教育等诸多方面，现择其要者概述如下。

王子今《两汉的童蒙教育》（《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兼用简牍和文献资料详细介绍了汉代童蒙教育的具体形态，指出汉代童蒙教育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地位。熊承涤《我国古代的儿童早期教育》（《人民教育》1983年第4期）、黄智允《汉代童蒙教育中的儒家因素：以天才儿童形象的探讨为中心》（《兰州学刊》2012年第5期）介绍了我国古代儿童早期教育学习情况。周永卫《两汉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唐都学刊》2000年第1期）、周慧梅《试析传统蒙学的主要教育方法》（《寻根》2007年第2期）也对蒙学教育方法、特点做了论述。曾钊新、刘良湖《古代儿童道德教育的内容、方法及途径》（《教育评论》1993年第5期）、张迎春《中国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的德育思想》（《晋阳学刊》2004年第1期）论述了勤俭、礼让、诚实、孝亲等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德育思想精华。

关于两汉童蒙教材方面论文数量颇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熊承涤，他的《中国古代专科教育的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3年第2期）作者对中国古代的算学、医学、律学、武学、书学和画学等专科教育做了介绍。《谈谈中国古代的儿童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4年第1期）概要地介绍了中国古代儿童学习教材的发展和情况。《汉代学校的教材与经学（上、下）》（《课程·教材·教法》1986年第1、2期）指出汉代私学教学的程度不一，大致分为授字书、授《孝经》《论语》、讲授专经三阶段，但这三个阶段并没有明显的年级和年龄界限。吴洪成《试析我国古代蒙养教材的特点》（《课程·教材·教法》1997年第3期）、李良品《试论古代蒙学教材的类型、特点及教育功能》（《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指出童蒙教材具有集中识字、押韵、注重实用知识和道德等特点。贺科伟《汉代蒙学识字读本出版及其特点浅述》（《出版发行研究》2011年第11期）介绍了汉代蒙学识字读本的编撰和出版特点。于兴汉《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的编选特点》（《教育史研究》2000年第1期）、李宝迪《我国古代儿童历史教材编篡的特点》（《浙江师大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1期）等介绍了两汉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蒙学教材，并分析了教材的类型、特点及使用情况。

李建国《汉代的童蒙识字教育》（《文史知识》1999年第2期）概括介绍了汉代童蒙识字教育的情况，认为汉代童蒙教材承前启后，并指出汉代童蒙识字教学在西汉中期前以识字写字为始，对书法和文字规范非常重视。沈元《<急就篇>研究》（《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从西汉社会生活史的角度来分析蒙学识字教材，并对《急就篇》进行了目录学的考察。丁毅华、陈国忠《<急就篇>的史料价值》（《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版）》2001年第2期）阐述了《急就篇》的史料价值。

近年来，利用简牍资料研究汉代蒙学教育也有突出成果。张金光的《论秦汉的学吏制度》（《文史哲》1984年第1期）对秦汉字书的性质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秦时《仓颉》、《博学》、《爰历》，两汉《急就篇》都是当时学吏识字、学书、识名物的课本，并非一般的蒙学教材。又在《论秦汉的学吏教材——睡虎地秦简为训吏教材说》（《文史哲》2003年第6期）再次加以强调秦汉字书为当时学吏者专用的启蒙教材，其内容分为识字学书教本、吏德教本、法律典章教本。而张传官《谈<急就篇>等秦汉字书的性质——与张金光先生商榷》（《辞书研究》2012年第3期）反驳了张金光将《急就篇》等秦汉字书视为学吏者专用启蒙教材的说法，认为从秦“三苍”到汉之《急就篇》等，都是书写范本，与当时的籀文、小篆、隶书等书体紧密相关。启蒙教材、字书、和书写范本三位一体，是社会各阶层通用的启蒙教材，而非学吏专用。

两汉私学教育研究为考察童蒙教育提供了借鉴和依据。刘良群《论汉代的私学》（《争鸣》1992年第5期）、张鹤泉《东汉时代的私学》（《史学集刊》1993年第1期）、李军《论秦汉时期的私学》（《上海社会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3期）都有对两汉蒙学教育的论述。其中，张鹤泉对东汉的私学类型、招收学生的特点及师生关系等都作了阐述，是目前对汉代私学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成果。并将私学划分为蒙学教育和“明经”教育两个阶段，蒙学教育与“明经”教育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而孙峰、肖世民《汉代私学考》（《西安联合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和肖世民《论汉代学校教育》（《唐都学刊》2002年第2期）则认为汉代私学分为蒙学（书馆）—初读经书（乡塾）—专经（精舍）三个上下相互衔接的阶段。而王炳照（《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则认为初读经书作为私学教育的基本类型尚不十分稳定，有时和“书馆”教育相联系，作为蒙学教育的深入；有时又和“精舍”教育相联系，作为专经教育的过渡或预备。可见，对初读经书阶段还存在一定的争议。

我国台湾地区近年来有关两汉蒙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台东师范学院儿童文学研究所林文宝《历代启蒙教材初探》（《台东师专学报》1983年第11期），介绍了两汉的蒙学教材。本文后经作者丰富成《历代启蒙教材初探》一书，1995年由台东师院语文教育学系出版。妙芬《作为蒙学与女教读本的<孝经>：兼论其文本定位的历史变化》（《台大历史学报》2008年第41期）对两汉童蒙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之处。

三、总结

我国两汉童蒙教育研究的成果还有很多，难以一一举列。在前辈学人的努力下，两汉蒙学教育的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入，为后学进一步考察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也存在诸多不足。第一，两汉童蒙教育的整体性研究依然十分薄弱。对童蒙教育的研究还比较零散，一个明显的特征是诸多论著皆以大时代跨度的概述为主，很少做深入的断代研究，将童蒙教育与两汉的时代背景、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征相联系进行探究的更不多见。第二，关于童蒙教育的研究多停留在对蒙学文献的探讨上，不是泛泛而谈历代蒙书就是对某单一教材进行的韵语体裁研究，但对蒙学教材的渊源，类型特征，历代的注释、续作、改编以及流传和影响等能够展示两汉童蒙文献全貌的研究并不多。

总之，在未来的蒙学教育研究中，应多采取跨学科研究的方式；童蒙教育的其他广阔领域，诸如蒙学教育中师生关系、塾师的选聘待遇、社会地位、学塾的兴办和建立、学校的组织和管理、传统启蒙教育的利弊得失等等问题，也是今后一段时间应努力的方向。

作者：郭炳瑞

古代蒙学思想下语文教育论文 篇2：

蒙学范本《千字文》文献综述

内容摘要：《千字文》是我国古代蒙学教育中一部非常重要的教材以其丰富的内容和独特的体例，开创了我国蒙学教育史上的先河，影响了后世诸多蒙学教材的创作。而且《千字文》作为古代最有文采、最有义理、地位最高的蒙书，在今天仍然具有教育儿童的优势，它作为识字课本和品格教育教材的功能还应该继续得到发挥。

关键词：传统蒙学 教育价值 《千字文》 蕴藏理念

《千字文》是我国古代蒙学教育中一部非常重要的教材，它以其丰富的内容和独特的体例，开创了我国蒙学教育史上的先河，影响了后世诸多蒙学教材的创作。而且《千字文》作为古代最有文采、最有义理、地位最高的蒙书，在今天仍然具有教育儿童的优势，它作为识字课本和品格教育教材的功能还应该继续得到发挥。因此通过收集、分析古往今来各位学者对蒙学教育—《千字文》的研究得到以下内容。

一.传统蒙学教育与当代蒙学教育

（一）蒙学是指在我国传统历史中对孩童进行教育的一种称谓，传统蒙学对，儿童的教育是我国近现代之前的主要教育形式[1]。而中国古代以蒙书进行启蒙教育，上至周秦两汉，下讫民国初年，其间长达数千年之久。在这古道漫长的数千年间，蒙学相传相袭，其书逐渐增多，内容亦不断总结完善，至汉唐基本趋于成熟。蒙养教育开始多推行于宫廷内部和显贵缙绅之家，宋、元之后广泛发展，庶民子弟也多可受其教化，从此启蒙教育普及于社会，并成为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吸取知识营养、增长聪明智慧、规范道德行为、取得文明进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思想基础[2]。

中国古代蒙学蒙书，是中华民族悠久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3]中国蒙学教育历史悠久、教育内容广泛、教材（或读物）众多。古代蒙学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对儿童传授文化知识，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即所谓“蒙以养正”，使儿童树立一种符合社会要求的道德规范，从而维护封建统治和封建宗法制度。蒙学蒙书伴随着社会进步与发展，不断批判扬弃，总结提高，已成为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珍贵财富。其中有不少蒙书包含博大精深的历史知识和思想内容，已远远超出了童蒙教育的樊篱，因此说古代蒙书不仅是儿童的教科书、是促进儿童成长与进步的一块知识田园，也是更多人丰富知识、修身励志、完善自我的重要传统读物[2]。但是历代繁多的蒙学教本和课外读物，无论是关于识字、写字方面的，还是理学方面或涉及综合教材的，无不都是以宣扬封建伦理观念为宗旨的，糟粕也极多。因此需要客观的角度看待传统蒙学教育及读物[4]。

关于传统蒙学教育，20世纪有许多学者做了研究，产生了一批研究专著。如谢励武、王子民的《中国蒙学精华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徐梓的《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浦卫忠的《中国古代蒙学教育》（中国城市出版社，1996年）等。此外，张志公的《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林治金的（中国小学语文教育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高谦民的（中国小学思想品德教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等著作，虽然不以传统蒙学教育为研究核心，但是都有相关的论述21世纪以来，一批学者维续关注传统蒙学教育的研究，影响较大的研究成果有徐梓的《中华蒙·学读物通论》（中华书局，2014年）、《传统蒙学与蒙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另外，还有一批家训类论著，也涉及传统蒙学的研究，如王长金的《传统家训思想通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戴素芳的《传统家训的伦理之维》（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刘颖的《中国传统家训与现代家庭青少年道德人格培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等[5]。

现在的蒙学教材中可以折射出当代启蒙教育的特点：重知识、重能力。在现代教育理念的启发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知识与能力的辩证关系[2]。因而，现代的儿童教育不再停留在对事物的简单认知上，而是更强调对知识的运用即各种能力的发展，注重孩子的全面发展。

智力因素已不再成为衡量个人的尺码，情商、心理因素已成为成败的关键所在。因而，在各种蒙学教材中都努力加强对孩子各方面素质的培养。善于汲取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科技的发展使人们能更方便地收集各种知识，儿童的启蒙教材中也不再仅仅是由中国传统的作品组成，全球化的时代特点在蒙学教材中也得到了体现。

二.《千字文》的起源及价值

（一）起源

《梁史》中有记录：“周兴嗣，字思篆，陈郡项人，上以王羲之书千字，使兴嗣次韵为文，奏之称善，加赐金帛。”由于《千字文》是皇家用书，外界不易读到，于是在7世纪末，智永和尚用了三十年时间，在吴兴的永兴寺写真体和草体《千字文》共八百本，分赠给浙东的各个寺庙，使这篇文章得以流传于后世，这就是“智永和尚”的典故[6]。

（二）价值

1.历史文化价值

作为最早的蒙学读物，千字文开创了蒙学教育传统的先河，初步形成了蒙学教育和蒙学读物编写的体系，为蒙学教育中伦理道德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后世蒙学教育的影响十分深远。

《千字文》在逻辑清晰的内容中，一直推崇着儒家思想。家庭中的尊老爱幼，父慈子孝[7]。《千字文》的内容包罗万象，涉及天文、伦理、历史、农业、祭祀、饮食等[8]。《千字文》引经据典地涉及了非常磅礴的知識，包含了很多人名、地名和历史典故。全文涉及经典22种，其中以《诗经》、《尚书》、《礼记》次数最多，内含很多儒家经典著作。全文直接提到的人名共36个，提到的地名共19个，并且会适当说出此地的特色[7]。

2.情感价值

《千字文》提倡仁爱教育，提倡与人为善。让小孩子从小养成正确的是非观念，以引导孩子健康成长;尊师敬长、孝顺父母和对他人友善仁爱的思想意识。要求不仅要将孝道、爱心扩展到父母以外的家人，更要将父母之爱、兄弟之爱、朋友之爱扩展到对社会他人的爱;对礼仪的倡导和弘扬。如“外受傅训，入奉母仪。诸姑伯，犹子比儿”讲的是一种长幼有序的道德规范。

3.实用价值

传统蒙学教育重视了对蒙童的年龄身心特征的分析和把握坚持内容浅近循序渐进的原则。明代理学家王阳明说过“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瘩。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见《训蒙教约》）。王筠在《教童法》）中也提出顺应儿童，坚持正面诱导多加表彰奖励的重要：“孔子善诱，孟子曰教亦多术，技遇笨拙执拗之弟子，必多方以诱之，既得其之所在，即从此鼓舞之，蔑不欢欣，而唯命是从矣。”这样方可变厌学为乐学。

《千字文》为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的重要文本，展现出情韵兼具的韵文形式，既切合了汉语语音规律，又符合儿童的思维和心里特点，对儿童的韵文识字和语言表达有着良好的作用[9];适应蒙童心理，从心理学的角度说，短句、押韵、通俗、贴近生活的文字，总是容易记住，成人尚且如此，儿童更是这样[10];将深奥难懂的知识转为通俗易懂的文字，便于儿童接受和传诵，“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11]。”

“现代汉语3500常用字”可直接对应的汉字有889个，这意味《千字文》千字中所占的常用字为88.9%。《千字文》与“现代汉语7000通用字”可直接对应的汉字有996个字，即《千字文》1000字中有99.6%，这说明将它作为识字教材是非常合理并且适合的。这就意味着对于小学教育而言，可以初步达到小学生识字、用字的目标[7]。

三.《千字文》的理念

（一）教育理念

1.文化知识教育[12]：《千字文》的内容极为丰富，所以它不仅能作为一般的识字课本，而且也可用于传授各种知识[13];交友择朋教育;为人处事教育;孝悌睦亲教育。

（二）德育理念

《千字文》在道德理念方面关注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强调爱亲敬长的孝悌意识和强调诚实守信的道德规范[14]。既有学者提出《千字文》的道德理念渗透在仁、义、礼、智、信、忠、恕、勇、谦（让）、俭这十个方面，主要以儒家思想为主对儿童进行治国修身、为人处世等方面进行道德伦理教育[15]。也有将其分为言传身教、自省慎独、见贤思齐、讲求仁爱、追求诚信、入孝出悌[6]。

（三）美育理念

《千字文》通过自然美、人格美两个方面来对儿童进行美育教育，一方面以华丽的文字再现了自然生态之美，使儿童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纯真与美好，有利于培养儿童热爱自然、珍爱生命的情感，并从中得到了美的熏陶;另一方面让儿童通过诵读这些富有人格美的语句，荡涤与洗礼儿童的灵魂，陶冶儿童的情操，完善儿童的人格[8]。

四.探究述评

通过对以上相关文献的检索、整理发现，对蒙学教育—《千字文》的研究主要以国内居多，国外基本很少涉及此方面。但是国内对于《千字文》的研究的范围也是比较广的，从价值、优势、识字、用韵等方面，阐述《千字文》流传几百年来的自身价值所在，以及对当代社会的适用性，对于低龄阶段的孩子传授中华文化的传统教育具有现实意义。但是其对于现实教育的指导意义、实际操作方面的研究还是不够的，这对于引导现代蒙学教育还是有弊端的，所以还需要结合现实情况以及需要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以提高蒙学教育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史丽琴.中国传统蒙学教育思想研究[J].文化空间，2016（06）.

[2]张静.从古代蒙学教材的演变看当今启蒙教育[J].《现代语文（教学研究版）》，2007（10）.

[3]陈雅兰.浅谈中国古代蒙学教育[J].职校论坛，2018（09）.

[4]同庚.蒙学教育浅论[J].六盘水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1）.

[5]李明高.传统蒙学道德教育研究文献綜述[J].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8（2）.

[6]陈晓睿、周岳钟.论《千字文》中的德育思想[J].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8（6）.

[7]郝玉琦.应合理将《千字文》融入当今小学教育[J].教育教法讨论与实践，2018（6）.

[8]孙丽敏.《千字文》对当今语文教材编写的启示[J].基础教育研究，2017（11）.

[9]余淼.浅析古代蒙学韵文形式对当代新儿歌的发展和启示[J].文化与探索，2016（9）.

[10]谢嗣极.从蒙学教育中记取语文教育的精华[J].古典文学常识，2007（6）.

[11]王筠.教童子法.载李国筠.清代前期教育论著选：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12]赵宏欣.传统蒙学的教育理念[J]商丘职业技术学院，2017（2）.

[13]池小芳.中国古代小学教育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14]冯文全、孙丽敏.探析《千字文》道德思想及当代价值[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7（8）.

[15]颜亚明.论《千字文》的道德教育渗透特征[J].中外教育研究，2019（10）.

（作者介绍：代钰洁，长江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小学教育专业2017级本科生。指导教师：张文浩）

作者：代钰洁

古代蒙学思想下语文教育论文 篇3：

中国古代教材对现代语文教材建设的启示

【摘 要】中国古代蒙养类教材是古代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体系的物质载体，具有多功能、内容广的特点，集识字、求知、养德、激趣为一体，且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对当今新课改背景下的语文教材建设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蒙养教材 当代 语文教材 启示

一 古代蒙养类教材概述

1.蒙养类教材的历史

古代教育家孔子说：“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汉代的贾谊也提出“早喻教”的观点，可见，在古代人们就已经开始重视儿童的早期教育了，还编写出了很多适合儿童早期教育的蒙养类教材。按历史来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周秦——唐末）综合性教材：识字为主，兼传道德准则和文化常识。如《史籀篇》是最早的一本识字教材，《弟子职（管子）》是思想教育类的书，流传时间最久的是汉元帝时期史游所著的《急就篇》。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千字文》，它不仅能让学生认识1000个字，其中还渗透着当时的世界观、自然观、价值观、伦理道德观等，在文化知识的传授过程中对学生进行道德修养的教育。1000多年来，《千字文》作为启蒙教材影响深远，人们甚至用它作为序码，给事物编号。它流传广泛，影响到日本、朝鲜等国家。第二阶段（北宋——清中叶），出现分门专写教材：道德教育、历史故事、典章名物、诗词歌诀等。其中《三字经》流传最为广泛，全本376句，共1128字，采用三字句的形式，两句一押韵，朗朗上口，篇幅不大，便于记诵。第三阶段（清中叶以后），在明代后期西学东渐大潮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启蒙教材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出现新内容——科学文化知识。

2.蒙养类教材的特点

中国古代蒙养类教材是古代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体系的物质载体，具有多功能、内容广的特点，集识字、求知、养德、激趣为一体，且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识字训诫相结合。古代蒙养类教材，具有多种功能统一的特点，一本教材，既是识字教材，也是历史教材、文化教材和德育教材。例如《三字经》主要功能是教学生识字，《三字经》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开篇，全书共376句，1128字，其字贴近儿童日常生活实际，实用性强。另外《三字经》有明确的礼仪教育内容，如“亲师友，习礼仪”“首孝悌，次见闻”强调了礼仪教育的重要性；《三字经》还给我们讲述了孔融让梨和黄香温席的故事，是中国传统家庭礼仪的重要体现，这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在《三字经》中还有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它高度概括了人们应遵守的封建伦理道德思想核心——三纲五常和君臣十义，虽然在今天看来它里面的伦理道德有一些封建社会的思想，但仍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内容。《三字经》把枯燥乏味的伦理道德融入朗朗上口的儿童识字教育中，符合儿童心理，比单纯的说教要有效得多。其二，押韵上口好记诵。蒙养类教材的语言，大都为短句、偶句、通俗的韵语。因为汉字是一字一音节，可编成句式整齐的韵语，这样的句子，富有节奏感，朗朗上口易读易背。如《百家姓》以人们的姓氏为内容，四字一句，双句押韵，朗朗上口，方便记诵。又如《弟子规》，全书以封建道德行为规范为主要内容，纲目清楚，简明扼要，三字一句，双句押韵，可操作性强，因而流传极广，影响深远。类似的还有《千家诗》，是宋末诗人谢枋得编成的，由明代王相作注，全书共选诗224首，入选诗人119家，多数是唐宋名家名篇。体裁限于五言绝句和五言律诗、七言绝句和七言律诗，短小精悍，格律严谨，便于记诵和揣摩学习。其三，易学易教兼实用。蒙养类教材多由专家、学者针对某种目标专门编写，如作古诗讲究对仗和押韵，而字的平仄和所属韵部不易记住，《笠翁对韵》和《声律启蒙》就是为解决这一难题编写的。如“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背熟了这两部书，既记住了常用字所属的韵部，又学到了平仄和对仗的知识，一举多得。老师在教的过程中，因为目标明确，也容易达成教学目标。

古代蒙养类教材，在日益发展和完善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虽然蒙养类教材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基础教育教材，其内容渗透着某些封建、落后的思想意识，但从教材建设的角度看，仍能带给我们很多启示。

二 蒙养类教材对现代语文教材建设的启示

1.教材的编写应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和认知水平

蒙养类教材的语言，大都为短句、偶句、通俗的韵句，汉字是单音节词，一个字一个音，必须一个一个地认读，这就给儿童识字带来了困难。古人在编写教材时充分考虑到了这一因素，把这些字排列组合成整齐、押韵的词组和短语，读起来顺口，富有节奏，听起来悦耳，既方便记忆，又能提高儿童的兴趣，符合学生身心的发展。另外，传统蒙养类教材在识字与写字方面的教学经验是分进合击，不追求认、讲、用、写的一步到位，而是四者各走各的路，到了一定程度才合而为一。众所周知，传统的识字教学时先让学生读《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开始认的是“人之初，性本善”，开始写的是“上大人，丘乙己”，认和写是不同步的，讲和用也是不同步的，可见，古代蒙养类教材的编写符合学生认知水平的发展。

2.教材的编写应探索既有丰富性又有针对性的科学体系

古代蒙养类教材具有多种功能统一的特点，如《千字文》

不仅能识字，还能学习丰富的天文、地理、历史、伦理等知识，但在多功能的同时它还具备了针对性强的特点，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核心功能是识字，在识字的同时兼有其他功能，《笠翁对韵》是专门的韵律学习教材，《千家诗》是针对诗句学习而编纂的。清光绪刘恂指出：“俗本《千家诗》，传布已久，村俗童子，罔不记诵。其中唐诗少，宋诗多，绝律仅百数十首，率皆简明易解之作。以此启迪童蒙，甚便。”

在古代蒙养类教材的体系中，不同类型的蒙养教材虽然内涵丰富，但都有教材本身的针对性与侧重点，不同类型的教材是相互配合的，而不是每本教材每篇文章都同时承担识字、阅读、写作、思想等多方面教育目标。当今的语文教材，不是多本教材形成一个体系，没有专门的识字教材、诗句学习教材等，而是一本教材自成体系，融合识字、语文知识、文学素养、道德教化等多方面的内容。这样做自然有其好处，能减轻学生的负担，但也就更要求这本书的编写体系更科学。目前，语文教材都是以一组文章为范例的单元型，依据文章题材和类型划分单元，每篇文章在讲授时一般都要求实现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重目的，似乎学每篇文章都要实现学生知识、能力与思想的提高。这样的做法虽然看似可以全面提高学生的能力，实际上却缺乏侧重点与针对性。从教师教的角度，也会使得目标过多而导致难以达成。在教材编写中应既有丰富性又突出针对性，这是古代蒙养类教材给我们的启示。

3.教材编写应注重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

课程标准在“课程性质”部分第一次明确指出，语文课程应使学生在“初步学会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进行交流沟通”的同时，“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提高思想文化修养，促进自身精神成长”，所以“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语文教材的编写也应体现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古代蒙养类教材，在识字、韵律学习、诗句学习的同时又兼顾到了对儿童进行传统文化及思想道德的教育。

总之，语文教材改革是语文课程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古代蒙养类教材，我们要吸收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和针对性强的特性，逐步完善当代的语文教材建设，当然，时代是发展的，我们在借鉴的同时又要清醒地认识到蒙养教材存在的陈旧知识和封建思想观念，弃其糟粕、吸取精华是教材编写应遵循的原则。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2]王莉珺.中国古代蒙学教材对现代语文教育的启示——以《三字经》为例[J].金田，2013（2）

〔责任编辑：林劲〕

作者：王欣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