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实学经济思想论文

摘要：元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蒙古人入侵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和各民族之间的碰撞和融合极大地改变着这一时期的社会基础。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古代实学经济思想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古代实学经济思想论文 篇1：

“以开放倒逼改革”：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溯源

内容摘要 近代经济思想家把“师夷”与“变法”紧密联系，初步形成了较为清晰的改革与开放的辩证关系。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梳理我国近代关于“以开放倒逼改革”经济思想的内涵、主要特征和目标演进，可以为新一轮对外开放提供理论支撑与现实借鉴：“以开放倒逼改革”需要一个良好稳定的环境；开放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对经济增长产生持续的作用；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释放市场活力。

关 键 词 以开放倒逼改革 近代经济思想 倒逼式 建构式 并列式

作 者 赵玉蓉，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生。（上海 200041）

“以开放倒逼改革”可谓是中国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性创造。从建设经济特区、开发开放浦东新区、加入世贸组织到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经历了四次“以开放倒逼改革”式的发展。然而现有“以开放倒逼改革”的相关研究偏重于应用型研究，着眼于阐述和思考国际贸易、金融体系和跨国公司发展等开放型经济发展对改革的推动作用，缺少思想层面的研究与历史观照，且在关于改革与开放的经济思想研究中，鲜有“以开放倒逼改革”的专题性研究等。本文希望另辟蹊径，通过回顾中国近代有关“以开放倒逼改革”经济思想的深化演进，为新一轮对外开放提供经济思想的理论支撑与现实推进的借鉴。

近代经济思想中改革与开放的辩证关系

在近代经济思想中，残酷的现实使经济思想家们产生强烈危机感。不同于古代的内部式变法，近代经济思想家开始以开放的思维，把“师夷”与“变法”紧密联系，赋予改革新的内涵。从魏源的《海国图志》、洪仁玕的《资政新篇》、马建忠和薛福成的改革思想，到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严复的改革变法、谭嗣同的变法维新，再到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不仅蕴含着许多先进的有关对外开放和改革的思想，也初步形成了较为清晰的改革与开放的辩证关系。

1.倒逼式：以开放的外部压力促进内部改革，巩固政权。这部分经济思想认为，改革没有自身内部的动力，需要通过对外开放形成一种外部推动力、倒逼压力，使官僚体制和旧习得以清正，使政权得以巩固。魏源的对外开放思想与其改革思想密切相连，他认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1]，治理当世必须依据形势变化采取新措施。而当时的官僚集团昏庸自私，毫无理想，“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才为何物，所陈诸上者，无非肤琐不急之谈，纷饰润色之事……”[2]

只能寄希望于对外开放，通过引进西方技术提升国家军事力量，通过改革来保证政权的稳固。同样深刻认识封建旧习实质的还有严复，他指出封建势力之所以反对变法的原因是由于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国家承平既久，则无论为中为外，举凡一局一令，皆有缘法收利之家。曰法久弊丛，则其中之收利益愈益众，一朝而云国家欲变某法，则必有某与某者所收之利，与之偕亡。尔乃构造百端，出死力以与言变者为难矣。是故其法弥敝，则其变弥不可缓；而亦其变之弥不可缓，则其欲变弥难”[3]，“此变法之所以难，而维新之所以多流血也”[4]。

2.建构式：主张以开放引进西方制度体系，建构国内新的经济社会制度。这部分经济思想认为，通过编写纲领、计划以建构起全新的经济社会制度，融合了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的思想。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指出，英国由于“法善”而成为“最强之邦”，美国“礼义富足，以其为最”，太平天国必须“立法为准”、“教法兼行”，学习西方富强之国的“邦法”、“技艺”，“兴宝藏”、“興车马之利”、“兴舟楫之利”，并提出各种社会经济改革主张。郑观应通过对日本的经验研究，主张学习欧洲的政治经济体制，他认为“考日本效法泰西，从本源上讲求，重教育，设公塾，立宪法，兴实学，士农工商均有专门之学，人才日出，技艺日精，上下相顾，情如一体”[5]。康有为认为，中国变法的目的是“再立堂构”，通过改制立法建立一个宪政制度，坚持主张“全变则强，小变则亡”，要对科技、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各方面进行变革。他在戊戌变法中提出了相当完整的改革纲领，包括“钞法”、“铁路”、“机器轮船”、“开矿”、“铸银”、“邮政”六项富国主张和“务农”、“劝工”、“惠商”、“恤穷”四项养民主张。谭嗣同则以更激进的方式主张“尽变西法”，“铁路、轮船、钱币、枪炮与夫务材、训农、通商、惠工诸大政，固无一步应规仿西法”[6]，他坚信，采用西方式政体中国贫穷衰弱局面即可根本改变，“一旦衔勒去，民权兴，得以从容谋议各遂其生”[7]。孙中山提出“废除专制，创造共和”的口号，并以《实业计划》一书，具体而完整地阐述了他关于修建大海港、修建铁路网、整修通航水道、修造公路网、建立农业基地、开采矿藏建设等宏伟计划。

3.并列式：以开放争取和平外部环境，以改革增强国家实力。这部分经济思想主要倾向于开放和改革同步并进，两者并驾齐驱服务于两种不同的目标，认为改革旨在增强国力，开放旨在维护与他国关系，争取和平外部环境。李鸿章的“变法自强”是洋务运动的旗号，认为使国家自强的唯一办法和途径就是“变法”，“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对外“力保和局”，争取一个和平外部环境，赢得变法自强的时间；对内大办洋务，使中国早日进入世界强国之列。1871年他给丁日昌的信中说，“自强之策，当及早变法，勿令后人笑我拙耳”[8]。面对危机和困局，李鸿章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等措施，兴办新式民用工业、引进和仿造“制器之器”，真正把师夷长技付诸实践，取得现实成效。

上述关于开放与改革辩证关系的三种模式各有特点：倒逼式的经济思想，把开放作为一种外部压力推进改革，希望通过开放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引进西方的资金人才，建立与国外常态化的通商关系，从而冲击改变国内官僚体制腐化堕落的局面。建构式的经济思想，把改革置于一个较为宏大的改革或变法革新基础上，设定完整的发展蓝图，试图放弃中国既有的政治体制而全盘学习西方的政治架构和体制，但是缺乏现实支撑，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代背景下难以得到推进。并列式的经济思想，把开放与改革列为两种路径，开放仅一味朝着提高军事能力的方向，未能注意到开放与改革之间形成的整体合力，与体制改革的相关性不强。总体而言，开放与改革辩证关系的三种模式并没有清晰的界限，基本都意识到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并希望通过开放来实现国家的强盛。

近代“以开放倒逼改革”经济思想的主要内涵

主张开放倒逼改革的“倒逼式”经济思想，其实已经认识到了开放与改革的必然联系，并且把开放对改革的促进作用理解得较为透彻。

1.承认本国落后，以中西方发展“落差”作为动力。区别于古代“炫耀式”的对外开放，近代思想家有了对外开放的主动性，认识到与西方国家在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方面的落差，以此鞭策国家主动学习西方，融入世界发展大势。林则徐意识到中国军舰、枪炮的落后，提出“制炮必求其利，造舰必求极坚”[9]“开眼看世界”的先进理念。在林则徐的影响下，魏源力主对外开放，通过《海国图志》介绍了世界各国的风俗人情、科学文化、经济制度等，使国人转变观念，涌起了解外部世界的思潮。魏源极力鼓吹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诉之为“今夫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才不竞之谓贫；令不行于海外，国非羸，令不行于境内之谓羸。故先王不患财而唯亟人才，不忧不逞志于四夷，而忧不逞志于四境。官无不材，则国桢富；境无废令，则国柄强”[10]。内政改革不进行，对外开放则不能有效实现。之后，薛福成称“当此万国相通之世”[11]、陈炽称泰西诸国“挟其新器新发，长驱以入中国，中国弗能禁也”[12]，康有為痛心于闭关自守使清政府被欺压赔款，认为“非日本之胜我也，乃吾闭关之自败”， “方今万国交通，政俗学艺，日月互校，优胜劣败，淘汰随之”[13]，中国必须变法革新，“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14]，与世界开放潮流融为一体……这些均表明近代思想家对世界相通、各国紧密联系、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关注。

2.摒弃闭关锁国，以自由贸易为起点开启对外往来。在中国近代重商思潮形成和流行的过程中，不乏有许多对自由经济、自由贸易的推崇者。林则徐批判了把有限的中外贸易视为对“蛮夷”的恩赐、把断绝通商作为对“蛮夷”的惩罚的传统思想，认为西方各国以贸易立国，中国与之维持友好通商关系必然且互利。魏源把对外贸易看作师夷长技的途径，主张开展正常的对外贸易，“其有洋船、洋炮、火箭、火药愿售者听，不惟以货易货，而且以货易船、易火器，准以艘械火药抵茶叶湖丝之税”[15]。洪仁玕主张实行通商政策，认为闭关自守只能造成“全体闭塞，血脉不通”[16]。王韬称，“贸易之道广矣哉，通有无，权缓急，征贵贱，辨远近，其利至于无穷”[17]。严复的自由经济思想较为完整，他批评当时的闭关锁国政策，认为“不知使货出于地而莫与之通，虽国家筹甚巨之款，以备车牛借子种置屋庐于民，民今为之，不二三稔，其委而去之，又自若也”[18]。他翻译亚当·斯密著作《原富》，认为英国之所以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则守自由商政（自由贸易）之效也”[19]，中国的重商主义“保商权，塞漏厄之说，无所是而全非”[20]。谭嗣同宣称“仁以通为第一义”，把“通”分为：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其中，中外通的主要思想就是要求国与国之间开展贸易，“故通商者，相仁之道也，两利之道也，客故利，主尤利也”[21]。梁启超指出，“通商者，天地自然之理，人所藉以自存也”[22]。

3.引进外资外才，以对外开放实现强国目的。晚清思想家的觉醒，使“睁眼看世界”的对外开放不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更提升至制度、思想层面，把学习西方及赶超战略融于对西方技术、人才、资金、理念、制度的全方位借鉴运用。魏源极力主张通过学习西方技术增强军事力量，“欲制夷患，必筹夷情”[23]，认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24]，建议设厂制造，“请与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聘请法国、美国各来头目一二人，分别带来工匠，在厂内帮助中国制造船炮。同时选广东、福建“巧匠精兵以习之，工匠习其铸造，精兵习其驾驶、攻击”，“延西洋柁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25]。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批评洋务运动，认为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26]，中国只有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方式，才能振兴实业、发展经济，“今欲急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利用外资，利用外人，皆急求发达我国之故，不得不然者”[27]。

近代“以开放倒逼改革”经济思想的目标演进

近代关于改革、对外开放的经济思想，其方式路径各有不同，但其最终目标终是强国、富国以及富民。

1.强国。近代最初的经济思想主要是希望通过对外开放，追求军事力量的强国。如魏源指出西方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其强大的商业支撑军事发展，“故自昔惟意大利亚足以纲纪西洋，自意大里（意大利）裂为数国，教虽存而富强不竞，于是佛郎机（法兰西）英吉利代兴。而英吉利尤炽，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且佐行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遂雄岛夷。”曾国藩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28]，并强调购买“制器之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利器之所以然”[29]。左宗棠则把造船作为中国“自强要着”[30]，认为“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技以制之”[31]。李鸿章强调“变法自强”，大力开展洋务运动，建立北洋海军，把变法自强付诸实践。

2.富国。从强国到富国的演进，涵盖更多的是从经济思想的角度，追求国家产业的发展，实现生产方式的根本改变和国家的富裕。19世纪70年代后，李鸿章又提出“富强相因”论，主张国家的富和强互为条件、不可分离。王韬把兴利放在首要位置，提出“中国地大物博，于地球四大洲中最为富强，特当轴者不能自握利权，自浚利源，而亟为之兴利焉耳”[32]，“商为国本”，希望通过对外通商实现国家的经济发展。马建忠宣称“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33]。郑观应敏锐地觉察出西方列强的强大在于“兵战”和“商战”，而商战更为重要，“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国家不惜巨资备加保护商务者，非但有益民生，且能为国拓土开疆也”[34]。梁启超提出以工立国主张，强调实行大工业改造，中国经济的发展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3.富民。在近代以富国强国为使命的主张下，能够从富民角度来思考变法维新的思想并不多见，但在其中也不乏一些强国与富民相结合的经济思想。李鸿章提出过“富在民生”，“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35]。冯桂芬把开矿作为裕国的一项重要措施，主张在经营方式上，允许并鼓励私人开采以藏富于民，“开矿非利其税，即经费之外，全以予民，不失为藏富之道”[36]。薛福成指出，西方国家的工厂每家“能养贫民数千人，或数万人”[37]，中国要解决人满而贫的问题，也只有建立机器工业。而孙中山则站在民主民生的立场上，要求对外开放、振兴中华，“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38]，“民生主义是以养民为目的”[39]。

近代以开放倒逼改革的经济思想，无论是强国、富国或是富民的目标，都是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希望通过国家的强盛来维护国家的利益，以富国强国的实力来增进民众的整体福祉，在他们看来，养民问题将会自然而然地在富国进程中得到解决。是故，最为典型的整体主义思路正如孙中山所说，“准国家社会主义，公有即为国有；国为民国，国有何异于民有！国家以所生之利，举便民之事，我民即共享其利”[40]。

“以开放倒逼改革”之于当下改革开放的启示

近代的对外开放与改革之间始终处于一种持续的紧张关系，开放的外部条件有了改变，内部经济体制却没有及时变迁，使得开放与经济改革在很多方面不能保持步调的匹配，在没有适度体制变革的支撑下，开放未能促使经济发展产生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1.“以开放倒逼改革”需要一个良好稳定的环境。近代有关“以开放倒逼改革”的思潮都是在连续不断的战争冲击下而形成，这就使得这些思想有局限性：一是缺乏长期发展思路。在接连不断的战争状态下，各类经济思想的主张都是在共同抗敌的应急情况下产生，有强国、富国共同愿望，但偏重于进行整体性防御安全，缺少对经济如何发展的长期考量。二是缺少制度延续性。接连不断的政权交叠使得制度延续性缺乏，即使战争后实现了革命成功、政权转变的目的，其最终结果也是不可预期的。在不能确保获得长期利益的状态下，官僚资本、民间资本、民族企业家的行为都是短期行为。三是经济社会平衡被打破。当外资在近代大量输入中国时，“最少数之极富阶级，全属外国人，而吾国民则属于最大多数之极贫阶级”。外商控制市场，中国“既无商会，不能相联”，而“西商厘窥而情实，阴持短长，任意涨落，故延时日以老我师”[41]，各类利益集团、企业、行业协会的博弈规则被强势改变。

2.开放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对经济增长产生持续的作用。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的根本在于制度变迁，若把改革或变法维新称为制度变迁，则对外开放是一种外部变量。当对外开放与国内制度安排、制度变迁达成某种程度的倒逼、促进关系，并建立或健全与对外开放相配套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就能打破国内的既得利益格局，形成新的竞争机制和利益格局，促进制度变革，实现经济增长。如果仅仅实行对外开放而不对国家体制作出相应改革，经济增长则是未知数。日本明治维新后经济的快速增长与中国清政府的戊戌变法形成鲜明对比，最主要的区别在于重主朝政的明治天皇在开放条件下锐意改革，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方法，打破僵化体制，实现维新改革，使日本迅速成为亚洲强国。相比而言，中国近代的改革断断续续，清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但是没有制度变迁上的支撑，对经济有所冲击却无长远效应。

3.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释放市场活力。近代“以开放倒逼改革”的主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政府始终是主角，各类企业和企业家的作用未能凸显，制度变迁的方向只是政府形塑的管制方向，对于发挥个体和经济组织的激励性不强，没有释放市场的活力。梁启超指出，“我国方今为列强竞争之目的物，终已不克闭关自守，而有安能人自为战？故所望于强有力之政府者，對内所关犹小，而对外所关乃巨也”。在此判断基础上，近代经济思想家大多主张国家干涉主义，“干涉论者，以国家主义为其基础者也”，“然以今后大势之所趋，则干涉论必占最后之全胜，盖无疑矣”[42]！洋务运动后兴起的工业发展多以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为主，商业行会与政府官员之间利益共容，压榨了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空间，导致市场活力难以被激发。

以史为镜，我国在1978年坚定地选择对外开放、融入开放的世界，坚持和平发展两大主题，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合作，通过引进技术与引进外资产生“溢出效应”，激发市场活力，倒逼相应体制机制的改革，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变迁之路。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更要借鉴近代“以开放倒逼改革”的经验教训，正确把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用开放形成倒逼机制，用开放促进新一轮改革。

参考文献：

[1]魏源.筹鹾篇.魏源集（下册）. 北京：中华书局， 1976： 432.

[2]魏源.默觚·治篇十一.魏源集（上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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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19][20]严复.原富.严译名著译丛之二《原富》.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4、392、119、478.

[5]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自序.郑观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833.

[6]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237.

[7][8][16][24][25][28][29][34][35][36]转引自赵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续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69、158、57、35、35、142、143、211、164、115.

[9]林则徐.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郑振铎.晚清文选.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8.

[10]魏源集. 北京：中华书局， 1983：16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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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陈炽.续富国策·自叙篇.陈炽集. 北京：中华书局199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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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姜义华、吴根樑.康有为全集（第一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547-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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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2]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北京：中华书局，1950：299、45.

[21]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北京：三联书店，1951：44.

[22]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梁启超全集（第一册）.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16.

[23]魏源.海国图志·叙.魏源集（上册）. 北京：中华书局，1976：207.

[26]孙中山全集（第1卷）. 北京：中华书局，1981：8.

[27]孙中山全集（第2卷）. 北京：中华书局，1982：340.

[30]左宗棠.复陈福建轮船局务不可停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四十一（第8册）. 上海：上海书店，1986：630.

[31]左宗棠.拟购机器雇洋匠試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第4册）. 上海：上海书店，1986：2851、2844.

[33]马建忠.富民说.适可斋记言. 北京：中华书局，1960：1.

[37]薛福成.用机器殖财养民说. 薛福成选集.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420.

[38][39]孙中山全集（第9卷）. 北京：中华书局，1986： 355、410.

[40]孙中山全集（第2卷）. 北京：中华书局，1982：521.

[41]梁启超全集.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19.

[42]梁启超全集（第三册）.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867-1868.

编辑 李 梅

作者：赵玉蓉

古代实学经济思想论文 篇2：

元代经济伦理思想的实学转向

摘 要：

元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蒙古人入侵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和各民族之间的碰撞和融合极大地改变着这一时期的社会基础。游牧民族的商业精神及其统治所带来的传统儒士地位的下降作为这一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两大因素，与其它因素一起，共同导致了元代经济伦理关系的变迁，并进而对思想领域发生作用：宋代的义理之学由此转向一般并日趋务实；能同时体现伦理追问和致用特征的实学进一步将其对“实体”的关注转向“达用”；元代的经济伦理思想表现出明显的经世致用特征，并为明清实学之繁荣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元代；游牧民族；经济伦理；思想；实学

对实学的理解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之极，以明清实学思潮为代表，认为实学即实用之学，主张学问须经世致用，与之相对的本体论哲学等形而上问题可谓虚学。广义之极，认为上溯孔子时代，以内圣外王为核心命题的儒学思想均可谓实学。还有相对折衷的观点认为：“中国所谓实学，实际上就是从北宋开始的‘实体达用之学’，是一个内容极为丰富的多层次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学派和不同的学者那里，其实学思想或偏重于‘实体’，或偏重于‘达用’，或二者兼而有之，或偏重于二者之中的某些内容”。①其中，“实体”是中国实学的哲学基础，侧重于本体论意义，“达用”则侧重于致用。按照这一界定，程朱学派亦可谓实学，只不过相比明清实学，更多地侧重于实体之学。

纵观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能同时体现伦理追问和致用特征的实学，无不成为一个重要的关注点。不论采用哪种界定，似乎都不妨碍我们形成如下的认识，即：从总体上说，中国传统思想在从宋到元、直至明清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对“实体”的关注一直在逐渐转向“达用”。而元代，正是这一转向的开始。

一、 元代社会的总体特征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全国的王朝，元代不论在中国史、还是世界史的意义上都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如史所载，元代之前，“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併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②从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到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直至1271年据《易经》“大哉乾元”定国号“大元”，并于1279年统一南宋，元代统一全国的过程漫长而复杂，却最终得以实现。其版图之大、民族之多，以及生产方式的多样性和宗教信仰的多元化等均史无前例。

元代社会生活之总体特征亦相当鲜明。一方面，蒙古骑兵对中原地区的战争和掠夺对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先进的中原文明被相对落后的“野蛮”民族所统治，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发生强烈的冲突和碰撞；另一方面，在这个充满乱象的社会熔炉中，出于对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和利益调节的需要，在社会经济从破坏走向复苏、并进而发展的过程中，又逐步形成了与新的社会结构相适应的经济伦理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过程正酝酿出一种融合之势。这种融合，以各民族之间前所未有的密切接触和碰撞为基础，是对现实矛盾的反应和反思，也是对各种冲突的力求化解。不论这种融合事实上达到了何种程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以一种全新的生命形态，渗透到了元代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

具体而言，地域上，元代对内统一、对外扩张，其版图“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③，实现了长久以来未能实现的“地理之合”；政治上，元代由蒙古族行“汉法”治天下，并以前所未有的开放胸怀吸纳各色人等，虽难免存在不平等之处，但客观上加强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并促进了“民族之合”。信仰上，作为统治阶级的蒙古本族多为虔诚的萨满教徒，但他们对其它各宗教信仰的态度却异常宽容，政策上允许信仰自由，对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兼容并包，并呈现出其它王朝难以比拟的“宗教之合”。经济上，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同传统的农耕民族密切接触并相互作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模式所固有的行为方式，并对我国古代“重本抑末”的思想传统发生影响，形成了元代独特的“农商之合”。社会各阶层之间，元代统治者虽然实施汉法并重用个别儒士，但更为保护蒙古及色目人的社会地位，并格外注重管理权利在各色人等之间的制衡。这一变化使中原传统儒士作为贵族精英的社会地位受到了严重威胁。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得不远离官场，或消沉隐居、或迫于生计，涌向曾为他们“不屑”的各个社会阶层，客观上促成了一种新的变化和“士民之合”。意识形态上，基于上述社会变革，元代儒者较宋代明显更加务实、并讲求致用，在继承宋代理学的基础上，元儒始终致力于修正宋末的空疏风气，忌空求实，重视践履。理学内容上以朱陆合流为特征，形式上深入浅出、雅俗共赏，表现出一种“思想之合”。这些特征均使得元代在社会生活、经济活动乃至整个思想领域呈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的趋向。

二、元代经济伦理关系的变迁

基于如上这些变化，元代的经济伦理关系也呈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往的特征。

作为人与人之间“有精神渗透其中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体性关系”，伦理关系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复杂的制度、组织系统和礼俗伦常，体现为现实的合理的社会秩序”，其发展是“以经济关系发展的必然性和利益调节的必要性为依托的，是与社会政治关系密切联系的，同时又带有鲜明的文化特色，体现着特有的民族精神”④。

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不同的时代及其相应的社会生活方式决定了其时的伦理关系。曾有学者概括：“与原始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是血缘伦理，与奴隶制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是等级伦理，与封建制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是宗法伦理，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是契约伦理，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是平等伦理”⑤，换言之，伦理关系是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和现实条件的不断发展而变化的。其中，经济伦理关系作为“经济主体在一定的经济伦理意识的支配下， 与其它经济主体、与社会和政府、与环境等形成的具有道德意义的关系”⑥，同时关涉经济和伦理两个领域，能够更直接地反映社会经济生活画卷，是社会经济关系变迁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基础。

就元代而言，蒙古帝国入主中原，使我国成为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固有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秩序发生了改变，以社会民众为代表的经济主体与其它经济主体、社会、环境等之间的经济伦理关系亦随之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从总体上说，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化了。事实上，将元代纳入中原王朝之“正统”，并认定蒙古大汗忽必烈为元世祖皇帝，是以一种包容而宽广的历史观作为基础的：迄今为止，仍有很多学者更愿意用“亡国”或“被殖民”来描述元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原人士的生存状态。确实，自成吉思汗以来，蒙古帝国几代统治者征服世界的步伐已遍及整个欧亚大陆，近40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均在其征服和统治之下。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原王朝，只是庞大蒙古帝国所辖广阔领土中的一个区域，仅此而已。这就使得，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蒙古大汗，又是中原之主的元政府，在政治立场和政策倾向上难免有所偏离：拥有先进文明的中原人士不再是权力和利益的中心，虽然他们极力帮助元廷依“汉法”治国，但中原地区富饶的土地却已然失去控制地暴露在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之中。作为战败者，在不平等的新制度下，中原人士无力保全其曾有的荣耀和财富，不幸沦为了蒙古人和色目人之下、社会地位最为卑微的一个阶层。蒙古人的统治，及其对色目人和与之经商的偏爱，使得不少原来就生活在中原地区的色目商人获得了史无前例的优待，并进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异域商人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商品交换的内容和范围日益扩大，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和交流也日趋频繁。各民族之间所产生的新的冲突和联系，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对利益进行重新分配和调节的需要，都使得元代的经济伦理关系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综观元代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其经济伦理关系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正在于：这一时期，除了任何时代普遍具有的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进步所带来的经济伦理关系的变迁之外，还有几个更为突出的重要因素明显影响其经济伦理关系。这些因素，即游牧民族的统治和中原儒士社会地位的改变。

客观地说，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元代各经济行为人之间及各经济部门之间的经济伦理关系发生了特别的变化，并进而影响到思想领域，促成了元代经济伦理思想的实学转向。

三、游牧民族的商业精神

有元以前，中华民族素以汉族所统治的农耕文化为本，世世代代在广袤的土地上精耕细作、自给自足，虽不乏“农末俱利”等个别观点，但占据社会主流的，始终是重本抑末、重农轻商的传统思想。元代蒙古游牧民的入侵和统治，以及随之而来的农耕经济方式与游牧经济方式的冲突、碰撞到融合，却很大程度地改变了这一状况。

商业精神为游牧民族所固有⑦，这一点，或与其“居无定所”的生活状态有关。

首先，“游牧”是畜牧生活的一种形态。其中“游”，意指迁移、流动。形象地说，游牧民历来“逐水草而居”，过着以迁徙为特征的畜牧生活，其生活半径和流动性明显大于农耕民族。其次，由于自然条件和经济方式所限，游牧民族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也明显大于农耕民族：其生存状态极易受到夏季干旱、冬季寒流等恶劣气候的影响，有时甚至因此遭受灭顶之灾，“从日常生活用品到农业生产工具及各式战斗工具，亦常无法完全自给自足”⑧。这些困境，一方面决定了游牧民族对农耕产品的迫切需求，一方面也造就了他们所特有的勇气。换言之，游牧经济的先天不足使得他们迫切希望与农耕经济进行商品交换，但长久以来，中原地区重本抑末的思想传统并不鼓励实现这种交换，故客观上加剧了游牧民族因需求未能满足而进行的战争、入侵和掠夺。

直至元代，游牧民族作为统治者统一了全国，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方式终得以和平共存，并开始以正常的方式进行互市和商品交换。基于这一改变，游牧民族此前执着于战争和掠夺的勇气，才部分转化为从事商业的精神和力量，并极大地影响着中原地区固有的经济生活方式，客观上促进了元代商业的复苏、发展乃至进步。

具体而言，游牧民族活动半径大、流动性强等特征明显拓宽了人们之间经济伦理关系的视野和范围，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海外贸易的迅猛发展。比如，以交通为例，元代较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更为积极地广开运河、修筑驿站，并发展造船业和海上贸易。其中，驿站的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及其与经济联系之紧密，均堪称史上之最。如史所载：“元制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盖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古人所谓置邮而传命，未有重于此者焉”⑨，“溥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驿使往来，如行国中”⑩。区别于专门用于传递文书的急递铺，元代的驿站还担负着运送兵器、钱钞、以及丝、茶等商货的职能。曾有学者整理并指出“元代大站用马多达上千匹，站户超过30万”，而这一相应的数字在唐代是“大驿配马75匹，驿夫25人，小驿配马8匹，驿夫2—3人，驿夫总数约17000人”，明代是“每驿配马30-80匹，驿夫视驿马多少而定”?，元代对驿站的重视可见一斑。又如，元末将领董抟霄用以运送军粮的“百里一日运粮术”更是物流史上的一绝。其“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百里”“每人负米四斗”“人不息肩、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计路二十八里”?的陆运之方，可一日实现两万人口粮的百里运输。虽劳民者众，但对每人每次运粮的要求并不算高，只需“负米四斗”“行十步”，且分工合理，注重效率，与现代组织的流水作业法颇为相似，充分体现了元代统治者对商品及货物流动性的高度重视和相对成熟的操作技术。

不仅如此，游牧民族的对外扩张进一步为我们打开了国门。如前所述，作为中原地区统治者的蒙古大汗忽必烈在整个欧亚大陆建立了诸多汗国，客观上打通了我国与外国的交往渠道。经济上，元政府更是积极面对外商，欢迎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并推行“罢和买，禁重税”的政策，禁止贪官污吏强买勒索，以保护外商权益，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海外贸易，使泉州港成为当时马可波罗眼中令人叹为观止的“世界上唯一的最大商港”。

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所带来的如上变化，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元代商业之活跃和兴盛。元代经济伦理关系的触角亦随之不断扩大并向外延生，内涵也日渐丰富且更加复杂。

四、儒士治生的现实考量

元代经济伦理关系的变迁及其思想之实学转向，亦归因于元代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改变。

元代之前，知识分子历来是社会精英的象征，这一精英既代表学识上的地位，又暗指社会地位。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与其说是不同层次的道德要求，不如更确切地说，是对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的道德要求。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面其实暗含着公利和私利的问题。一方面，君子作为社会地位较高之人，比小人拥有更多的财富，故相对而言，私利较易满足，甚至可以完全不忧私利。另一方面，君子较小人拥有更多的权利并承担着更大的责任，这就使得他们必须“忧天下之忧”，即更多地以“义”为准则，追求“公利”的实现。故“君子”和“小人”在义利问题上的关注点不同，均系其所处的社会地位及其相应的物质条件和社会要求所决定。换言之，以皇帝或士人为代表的上层社会不应寻求私利，为的恰恰是让庶民“乐其乐而利其利”。有元以前，大多数时候，知识精英能够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社会的认可，成为社会地位极高的人；或在其强烈的影响下，使社会地位极高的人同时具备知识精英的素质。故“君子”多能集较高的知识水平和社会地位于一身，始终做到讳言私利，并逐步形成了这一思想传统。宋代，为了维护政权稳定，太祖皇帝削弱武将“杯酒释兵权”，致使传统的“崇武精神”日渐丧失，并由此确立了两宋“重文轻武”的政治基调，文人、士大夫在这一时代受到了史上最为优厚的礼遇，社会地位得以进一步提高。

但是，到了元代，一切都发生了改变。蒙古族的入侵和统治，使中原知识分子乃至所有民众的社会地位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以元世祖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统治者虽然执行汉法并重用了少数汉人幕僚，但面对严重的财政危机，在经济管理方面，仍多以“求富务实”为目标，普遍重用蒙古或色目商人为朝廷显宦。不仅如此，元政府还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极不平等的四等人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如前所述，蒙古人和色目人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并享有诸多特权；居住在北方包括金朝遗民在类的所有人统称汉人，位居三等；南宋遗民因最后才被统一，被称为南人，地位最为低下，而众多才华横溢的江南儒士恰在其中。

这些精英们大多与仕途无缘。他们中间，少数人因为民族气节不愿为元廷效力。多数人则是入仕无门：元代科举的废止斩断了他们走向仕途的通道，即便在1315年科举恢复之后，由于蒙古、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地位之不平等所决定的考试难易程度和录取名额上的悬殊，仍然使得真正能通过这一方式走向仕途的中原人士少之甚少。

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很多以往地位高尚的士人沦为了庶人。一时间，“九儒十丐”竟成为了这些知识精英们的生活写照，他们地位卑微，甚至不如娼妓，只比乞丐好那么一点。社会因此而蒙受损失，但同时，又由于这种新的结构，产生了一些建设性的作用，美国汉学家牟复礼曾称之为“精英作用的扩散”。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儒士迫于生计不得不走向很多曾为他们不屑的行业，而这一过程恰好使这些行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质量”的关注。儒士精英们“被迫”在更为广泛的空间中施展才华，却客观上促进了元代社会各行各业、各经济部门之间更加均衡而全面的发展。

如前所述，倘若对孔子所言“君子”和“小人”作社会地位之理解，元代知识精英们此刻的命运正在从“君子”沦为“小人”。其社会地位的改变，使之自然而然地更接地气，更加务实，并可以合理地“喻以利”。这些，都为元代经济伦理思想从“实体”向“达用”之转向创造了现实条件。

五、义理之学的经世致用

基于如上社会背景和经济伦理关系之变迁，素来高高在上的义理之学开始逐渐走向平常细事，并日趋务实、以求致用。

元儒郝经（1223—1275年）的“有用之学”和许衡（1209—1282）的“治生论”便是这一转变的典型代表。

郝经，出身于名儒世家，战乱中家境没落，多年来“忍穷为学”，“昼则负薪米为养，暮则读书”?，饱经沧桑，学有所成。其思想保留以宋代理学的总体框架和意旨，但很多方面有较大革新。

首先，郝经格外重“情”，这一点，有别于宋代理学强调“性即理”或“心即理”的朱、陆两派。在他看来，“夫性，形而上者也；情，形而下者也”，“情之生也，发于本然之实，而去夫人为之伪”。他承认“有情则有欲”?，对“形而下”的自然人性和欲望予以肯定，认为“情”乃去伪存真的本然之实理，尽“情”乃“下学上达之道，自流徂源之事，名教有用之学也”?。因此，他批判“后世虚空诞妄之学”为“不情之学”，认为他们“务乎上而不务乎下，务乎伪而不务乎实，谈天说道，见性识心，斩然而绝念，块然而无为而不及情，其所谓性与心者则安在哉”？?言语间，“上”“下”争锋，“伪”“实”相对，重“情”及求“实”之心切，可见一斑。

郝经还强调道之简易，认为学问应当“近而易行，明而易见”。“谓夫虚无惚恍而不可稽极者，非道也；谓夫艰深幽阻高远而难行者，非道也；谓夫寂灭空阔而恣为诞妄者，非道也。”?所谓“至易者乾，至简者坤”，在他看来，真正的道“非有太高远以惑世者”，应当是简而易行，“至中而不过，至正而不偏，愚夫愚妇可以与知，可以能行”?的。

基于同一思路，他提出了“古无经史之分”的创见，认为“六经自有史耳”，“以昔之经而律今之史可也；以今之史而正于经可也”?，明显撼动了传统观念视六经为千古不变、万世常行之典的神圣地位。这一思想，是郝经的历史观，更是他的经世论。因为，从“史”的意义上去解读“经”，主张“六经自有史耳”，并立倡二者一之，无异于将可能溺于训诂、或泥于高远之经学重新拉回实处，以求“落地”。而这一点，正是当时社会所亟须的：“训诂之学，始于汉而备于唐。议论之学，始于唐而备于宋。”郝经批评“训诂者或至于穿凿，议论者或至于高远”，并要求“学经者不溺于训诂，不流于穿凿，不惑于议论，不泥于高远”?，其现实主义思想可谓一剂清风，对宋末虚妄空寂之学术风气凿有一定的“填实”之效。

以此为基础，郝经的有用之学更是自成风格，并颇具功利主义的意味。“不学无用学，不读非圣书，不为忧患移，不为利益拘，不务边幅事，不作章句儒。”（21）与那些高高在上、只读圣贤书的儒士不同，郝经为学的目的恰是“道济天下”以“经世致用”。这一态度或源于他对现实的追问，即，为什么拥有高度文明的宋代会在蒙古蛮族的侵略下不堪一击？为什么在宋廷垂死之际，仍为国奋战且立下功勋的，不再是那些平日饱受优待且高调论战的士大夫们？如他所言：“理之统体，则谓之道；道之功用，则谓之德；德之充全，则谓之仁。”（22）郝经将“德”界定为“道之功用”，“仁”界定为“德之充全”，换言之，“仁”就是“道之功用”发挥得较好的一种境界。可见，在他看来，“功用”乃评价仁、德与否的标准，无“用”则不可谓之“德”，更不可谓之“仁”。这，便是郝经立志不学无用之学的现实条件和思想基础。

为了学以致用、道济天下，郝经拒绝成为隐居出世的“山林之士”或流于训诂的“文章之士”。他“用夏变夷”欣然应征，为“行中国之道”的忽必烈朝建言献策，提出了“务农以足食”“轻赋以实民”“罢冗官以宽民力”“减吏员以哀良民”“总钱谷以济国用”等一系列增加国家财富的思路与方法，与传统儒士们“言利色变”，视一切增加“国用”的行为为“聚敛财富”的狭隘认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充分彰显出其经济伦理思想的“达用”之特征。

同郝经一样，元代理学家许衡的经济伦理思想亦表现出一些现实主义的倾向。

由于世代为农且生逢战乱，年少即学有所成的许衡“家贫躬耕，粟熟则食，粟不熟则食糠核菜茹，处之泰然”（23），过着平常百姓一样的贫苦生活。正因为这样，他的学术思想也极为朴实、且平易近人。他主张“日用之事”应同“学问”共循一理，认为“君子之道，自其近小处而言，托始于夫妇居室之间”（24），“明明德是学顺中大节目，此处明得三纲五常九法，立君臣父子，井然有条，此文之大者。细而至于衣服、饮食、起居、洒扫应对，亦皆当于文理”（25）。其所谓“当于文理”的视野，较之以往那些传统儒士，有着明显的拓宽。在他看来，传统观念所甚为重视的“三纲五常九法”是“文之大者”，但仅以此为关注点的“文理”或“道义”却缺漏颇多。事实上，理应出于“事物之间”，“细而至于衣服、饮食、起居、洒扫应对”都应属学问关注的对象。因而，他进一步明确提出：“不独诗文，凡事排得著次第，大而君臣父子，小而盐米细事，总谓之文；以其合宜，又谓之义；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谓之道。文也、义也，道也，只是一般。”（26）在这里，那些如“柴米油盐”“衣食起居”等诸多为传统观念所不屑的“上不得台面”的日用琐事均被纳入了“文理”和“道”“义”的视野。而这一范围，正是广大百姓经济民生之所系，也是最难免与“利”相关的经济活动领域。在讳不言利的理学盛行之时，许衡大胆地将“道”之关注和“理”之内涵扩充于此，并肯定这些“盐米细事”只要“合宜”，便可谓之为“义”，其进步意义，用现代的学科语言来说，无异于充分尊重经济价值，并置其于应有的伦理关注和规范之中，实现经济与伦理的融合。

基于这一广阔视野，许衡极具创见的“治生论”应运而生：

“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进，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于生理之所致也。诸葛孔明，身都将相，死之日廪无余粟，库无余财，其廉所以能如此者，以成都桑土子弟衣食自有余饶尔。治生者，农工商贾而已，士子多以务农为生，商贾虽为逐末，亦有可为者。果处之不失义理，或以姑济一时，亦无不可。若以教学与作官规图生计，恐非古人之意也。”（27）这一观念包括两层含义：其一，“为学者”当以“治生”即“谋生计”，为第一要务，因为，如果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会对“为学之道”有所妨碍。其二，关于如何“谋生计”，许衡认为当以“务农”即农业生产，为主要手段，但只要“处之不失义理”，从事商业也是可以的。

许衡的这一见解，相对于传统儒家所推崇的“孔颜之乐”和重本抑末、尚农轻商的观念而言，显得离经叛道、格格不入，并因而饱受非议。然而，客观地看，他开拓性地将谋生与为学、经商与务农相提并论，恰是以更加广阔的视野看待问题，以期通过对君子为学的物质条件的必要关注，唤起世人对经济民生问题的更多参与和重视，更好地促进为学之成效。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一思想让“高高在上”的儒家理想道德一定程度地接上地气，并在元代这个避虚就实的社会中找到了现实的土壤：事实上，元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秩序和知识分子极其低下的社会地位早已使得大量儒士生活贫困、境遇窘迫，作为一个阶层，他们再也不能像在宋代那样受到礼遇、并拥有较大的财富和权利。为了养家糊口、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奔忙于“生计”已成为他们无奈却必然的选择，即使迫不得已从事那些为世人所不耻的末业，亦不足以批评。相反，如前所述，在元代，知识分子因不得志而被动涌向各个行业的行为，客观上促进了这些行业前所未有的成长，为整个社会带来了新的气象。处于那一时代的许衡，虽未系统阐明这一趋势，却已然察觉到了这些转变。如此看来，治生论这一崭新认识的提出，便是极其自然的事了，传统儒学亦因祸得福，被注入了一些新的活力。

诚然，作为元代北方理学界的重要代表人物，郝经、许衡等如上种种观念只是一些颇具亮点的思想碎片，还比较稚嫩、不够成熟并自成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形成于蒙古人所统治的元代这一特殊时期，抑或与身为游牧民族的统治者对商业交换的固有兴趣和儒士社会地位之卑微等客观因素密切相关。然而，这些都不足以影响其在我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史上的意义和地位。毕竟，它滋生于我国古代的社会现实，印证了其时经济活动之日益频繁和丰富，同时亦决定了宋代义理之学经由元代转向一般、日趋务实，并最终走向明清实学之繁荣的发展历程。

【 注 释 】

①葛荣晋，《中国实学思想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上卷，第9页。

②③《元史》卷五十八，志第十，《地理》一。

④⑤宋希仁：《论伦理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⑥刘可风：《我国经济伦理研究的反思》，《江汉论坛》2006年第6期。

⑦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中说：“对于无定居的游牧民族……往往正好有商业精神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做了他们的特征。”（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11页。）

⑧＼[日＼]杉山正明：《游牧民的世界史》，黄美蓉译，北京时代文华书局2014年版，第13页。

⑨《元史》卷一百一，志第四十九，《兵四·站赤》。

⑩《元史》卷六十三，志第十五，《地理》六。

?参见李云泉：《略论元代驿站的职能》，山东师大学报1996年第2期。

?《元史》卷一百八十八，《列传》第七十五，《董抟霄》。

?《元史》卷一百五十七，《列传》第四十四，《郝经》。

???郝经：《陵川集》卷十七，《情》。

??郝经：《陵川集》卷十七，《道》。

??郝经：《陵川集》卷十九，《经史》。

（21）郝经：《陵川集》卷二十，《志箴》。

（22）郝经：《陵川集》卷十七，《仁》。

（23）《元史》卷一百五十八，《列传》第四十五，《许衡》。

（24）许衡：《鲁斋遗书》卷五，《中庸直解》。

（25）（26）许衡：《鲁斋遗书》卷一，《语录上》。

（27）许衡：《鲁斋遗书》卷十三，《附录》，《国学事迹》。

作者：刘可风 解丹琪

古代实学经济思想论文 篇3：

论徐光启经济伦理思想的双重维度及其圆融

摘要：明朝中后期，中国封建小农经济发生质变，使财富、商道、义利等经济观念相应发生变化。徐光启处于封建统治的中枢，他一方面主张以儒家正统的贵义重义、崇公黜私等德性主义伦理思想来挽救经济领域中的价值分裂和行为失范；另一方面又摈弃前代耻言功利的思想，开始关注国家财富与百姓的日用民生，使其经济伦理思想具有德性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双重维度。这两种维度以他的“经世致用”的核心理念和“权宜变通”的思想特质为基础实现圆融、统一。

关键词：徐光启；经济伦理；德性主义伦理；功利主义伦理；双重维度

经济伦理化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主要特征。从先秦诸子百家，一直到明清大儒，中国传统的经济伦理思想呈现出德性主义、功利主义两种具有不同特征的主要派别。德性主义经济伦理思想注重“仁义”，反对恶利，反对“足欲”，强调国家经济管理中的以德为道；而功利主义经济伦理思想主张“利主义从”，注重求利致富，强调经济活动中的经济利益目标。作为历经明代四朝皇帝的重臣，徐光启主张既从儒家正统的德性之道也兼顾民生国富之利来挽救贫弱的明末政权和衰颓的社会意识，使他的经济伦理思想呈现出德性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双重维度。

一、“道之精微，拯人以神”——徐光启经济伦理思想

的德性主义维度

明朝中后期，封建小农经济开始逐渐走向解体，东南沿海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经济领域的这些变化使既有的经济思想以及社会价值观念受到冲击，这种冲击反映于社会生活中就是“牢笼世界，桎梏生死，以身殉物，悼往悲来，戚戚然若无所容”，世人浸溺于生死之虑、名利之忧而难以自拔。面对经济领域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道德精神的迷失，徐光启指出“道之精微，拯人以神，事理粗迹，拯人以形”，道德精神虽然无形，但它的确立可以拯救人的灵魂与精神，事理有形但粗显，可以从外在形式上满足人的需要。因此，道德精神的确立是挽救晚明颓势的第一要义。徐光启回归到传统儒学，把儒家的德性主义思想作为拯人之神的道德精神。他强调贵义重义，崇公黜私，并且以身践履，凸显了他作为儒门之士的德性主义底色。

1.德性主义义利观

徐光启从小习读儒家经典，儒家的德性主义伦理思想对其产生深刻影响，使他的义利观具有鲜明的德性主义特色。关于何者为“义”，徐光启继承了前代儒家的观点，把“义”与仁结合起来加以阐述。“有忠厚而兼正直者，如言仁则义在其中是也。总之二者非二物而已。”嘲徐光启认为仁与义的关系就像正直与忠厚的关系一样，二者本为一体，谈及“仁”时，“义”的含义已涵盖其中。仁与义是儒家传统伦理思想的核心，从孔子的“仁义礼”系统到孟子“仁义礼智”四端，再到董仲舒将其扩展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儒家一直把“义”作为圣贤之德的重要因素加以强调。按照孟子四端之说，“义”乃羞恶之心，即对自己或者他人的不合道德性的行为感到羞愧和厌恶，将其推拓至社会经济关系中就是禁止非正当性的获利行为。“仁”乃恻隐之心，就是对他人要心存仁爱，当别人遇到困难时要心生怜爱，出手相助，而不是只考虑个人私利，应用至社会经济领域，则要求济贫扶弱，不为私利而伤害他人。可见，有仁爱之心必然有重义之举，正如徐光启说的，言“仁”则“义”在其中。在古代的义利之辩中，“利”是相对于“义”而存在的，它主要是指主体对物质利益以及与物质利益相关的对象的客观需求。它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国家对物质财富的需要，即社会之公利；二是指个人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即个人之私利。徐光启的德性主义义利观主要体现于后者，即作为经济主体的个人，对义与利的取舍。他主要从两个角度加以阐述，一个是获利方式的正当性，另一个是个人的价值取向，即义与利，道德需要与物质利益，谁更为重要，更为根本。

首先，徐光启强调获取物质利益的手段的合道德性，把追求物质利益的非正当性行为称为“奸富”，斥为不义。他指出：“奸富者目前为我大蠹，而他日为我隐忧，长此不已，尚忍言哉！”徐光启倡导正当获利，排斥作奸犯科与不劳而获。他在《毛诗六帖讲义》中说：“稼穑而得禾也，吾安之。稼穑而不得禾也，吾甘之。若不稼不穑，何以得禾？即有之不愿也。”他认为尽力于稼穑之事，则收获多少都心安理得，不稼不穑而得到丰厚的收获，那便是非分之得，则心有不安。在《屯田疏稿》中，徐光启对盐商的“盖欲待行盐地方盐斤缺乏，价值胜贵，然后启行，以邀重价的囤积居奇行为以及“某商掺和沙土，民不堪用”的掺假获利行为“敕下本处宁司勘理，即地方不得容宽假，有司不得顾情面”，主张从中央到地方都要严格把关，有犯必惩。在禁止私盐的过程中，徐光启认为见利忘义，非法获取财富的不仅仅是奸商，更重要的是为官之人，即“凡坏盐法者，皆行盐法之官也”，“盖官引之雍，私贩之行，大抵皆盐官为之，而天下盐官之宦橐，皆私贩之余润也”。针对盐官的以权谋私，非法获取余润的行为，徐光启主张“必于司盐之官，大有更张。若一官未当，即一病之根未除”。

其次，关于义与利，道德需要与物质需要，哪个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问题，徐光启主要是通过对先祖重义行为的赞扬性描述中阐述自己贵义贱利、重义轻利的德性主义义利观。徐光启的先祖徐绪曾弃农从商，但他并非唯利是图，徐光启在《先祖事略》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先祖，“生平和厚，与物无竟，……逐什一之利，绝无市心，廉卖五之，竞以是或饶。然遇有穷乏者辄施与之，弗吝也”。从徐光启的措辞中可以看出，他认为商人一般都有市心，重利而轻义，但他称赞先祖能不慕于物，见利思义，用所得之利接济穷人，表现出君子的恻隐之心、仁爱之心。同样，徐光启的先祖母“既而家渐饶，则佐府君为义，施舍无倦色”。徐光启的父亲和母亲继承了前辈的重义品质，父亲徐思诚“好施与，先世稍有遗资，亲故或称贷，负去辄不问”。“族党亲戚有贫者、老者、孤者、寡者，辄收养衣食之。中年食贫，即疏粮与共飧，终不以贫故谢去。”他的母亲“晚年贫甚，而好行其德不倦，有告急者，解衣脱簪犹故也”。徐光启出生以后，伴随其成长的常常是令徐家陷入窘境的贫困，即便如此，父母亲好德善施，重义轻利的德行仍给他提供了很好的熏陶和示范作用。

2.德性主义公私观

在古代，义利之辩与公私之辩是紧密结合的，“义利云者，公与私之异也”。二程认为，义利之辩实质上就是公私之辩。德性主义者在义利关系上主张贵义贱利，相应地在公私关系上主张崇公黜私。徐光启对公私关系的阐述也体现了他的德性主义思想特色。“所谓公者，天下之所共也，天下之所共者是达道也”，徐光启认为公就是天下共有的通达之道，那么，什么是通达之道？“今夫，君令而臣行，父坐而子立，兄先而弟后，朋友先施而夫妇远别，事必劳勤而动有规矩，此所谓达道非乎？”徐光启把儒家君臣、父子等宗法等级之序以及行事之规矩称为达道，其实质就是儒家倡导的“礼”，而如孔子所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义是君子之礼的本质，是内在根据，而礼是义这一本质的外在表现形式，是行为的道德规范，天下应该共同遵守宗法之礼，也就是公有之义，可见，徐光启的崇公与贵义思想是统一的。何者为私呢？徐光启认为“所谓私者一人之所独也，一人之所独者恒情也”。“目欲色，耳欲声，口欲味，鼻欲嗅，四肢欲佚，于之则戚而从之如流，此所谓恒情非乎？”徐光启把个人对感官享受的欲求和好逸恶劳称为私，也就是个人私利。个人的享乐和欲望满足是简单和快乐的，而实现天下之公利却是艰难和辛苦的，但“古之圣贤，若尧舜周礼，非独乐于其所谓难且淡者，拘且苦者，乃去彼而就此也；以为不去彼而就此，必不足以为世道故也”。古代圣贤不是乐于艰难、清贫与劳苦，而是要去彼就此。徐光启这里所谓的去彼就此实际上就是指去除利已私心而致力于建立天下公有之义，其实质就是崇公黜私，他认为这样做才是行事之道，才是应确立于世的道德精神。

晚明士林，一部分人溺身于生死名利场，争权夺势，尔虞我诈；还有一部分人醉心于心性之学，作意成妄，希求顿悟。虽然这些人的最终目标不同，但其本质都是要满足个人对物质和名利、对个人心性修炼的私欲。因此，徐光启主张“欲学圣人者如何？必自去欲始，……是谓作圣，是谓褒赤子之心。……褒之云何？不为不欲，存心养性而已”。可见，徐光启针对于晚明的道德颓势，主张去欲灭私，重返传统儒家相传之矩蠖。“存天理，灭人欲”，这是程朱理学的核心，而徐光启把去欲灭私作为褒赤子之心的唯一途径，由此可见，在道德论域中，他并未超出程朱之藩篱，而是仍把正统儒家的德性主义思想作为拯救晚明的不二法门。

徐光启不但在理论上主张崇公黜私，而且，他一生都在践行自己的思想。“弱冠补诸生高等，食饩学宫，便以天下为己任”，中举以后，徐光启虽已“名噪南北，犹布衣徒步，陋巷不改。惟闭户读书，仍以教授为业。尤锐意当世，不专事经生言，遍阅古今政治得失之林”。他在任左春坊左赞善时，曾奉命册立庆王，“王具二百金并币仪等物追送至潼门关，先文定谢签有云‘若仪物之过丰，例无冒受；惟隆情之下逮，即衷切口衔’等语，遂委婉谢辞。”。这种不为利动，取予不苟的义举和当时许多贪官假公济私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正如徐骥在《文定公行实》中所评价的“文定利于己者无一不让诸人，利于国者无一不任之已”，甚至在病逝前，仍“只以疆围多故为念，一语不及于私”。

二、“人富而仁义附焉”——徐光启经济伦理思想的功利主义维度

徐光启的思想底色是儒家正统的德性主义，但针对当时国弱民贫的社会现实，他在《泰西水法序》中提出“人富而仁义附焉，或东西之通理”的思想，认为人的道德伦理精神，即仁义，是以一定的物质财富为基础的。他摈弃了前代耻言功利的思想，跳出道德论域，开始关注国家财富与百姓的日用民生，使其经济伦理思想又具有了功利主义的维度。

1.富国利民思想

富国是徐光启一生最重要的政治主张，也是他政治生涯的一个核心。徐光启的富国论是以他的财富论为基础和出发点的。关于何者为财，徐光启指出“古圣王所谓财者，食人之粟，衣人之帛，故日‘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也’”。中国古代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温饱一直是国民生存的第一要义，因此，徐光启把粟帛看成是真正的社会财富。既然粟帛是真正的社会财富，那么发展农业便是富国的必由之路，因此，他提出“富国必以本业”的重农主张。“用水而生谷多，谷多而以银钱为之权。当今之世，银方日增而不减，钱可日出而不穷。”。兴修水利是发展农业的基础，而只有农业发展了，生产的粮食多了，作为财富权衡标准的银钱才会增多，国家才能富足。相反，“方今之患，在于日求金钱而不勤五谷，宜其贫也益甚”。徐光启当时已经看到，自唐宋以来，由于“国不设农官，官不庇农政，士不言农学，民不专农业”，导致财政匮乏，国家贫困，这使他腐心扼拳，感叹“财之拙也”，因此提出“富国必以本业，强国必以正兵”的主张。“垦荒足食，万世永利，而且不烦官币。”“国家之治财赋，凡出纳、勾稽、巡视、查盘之类至慎矣，独盐法一事，所出入金钱最多。”“国家财富，多出于东南，而东南财富，皆资于水利”，徐光启提出的屯垦、禁私盐、兴修水利等主张的最终的目的就是“不烦官币”，使国库无忧，无不充满着功利主义色彩。特别是在禁私盐一事上，他认为贩私盐者都是富商大贾，“所浚者皆民膏，所阙者必国课耳”，因为伤及到国家的财力，所以必须严禁。徐光启还介绍了晒盐法，他所例举的晒盐五利，即“免于煎熬，所省功力，……可以宽贫穷也”，“不用煎熬，所省柴薪无数，价值倍贱，江淮浙直民穷，咸被其利”，“所入倍蓰”，“今不用柴薪，又免煎煮，盐价可减三分之二”，“淮浙之盐亦不用薪，其价倍贱”。这都是从国家经济利益的角度考虑的，功利主义目的更是显而易见。

徐光启强调富国的同时也兼顾“民利”，主张“浚河筑堤，宽民力，祛民害”，他将海外传人的甘薯推广到北方种植，认为它不但可以丰年救饥，还可以使百姓获利更多。“此等高地，既不堪种稻，若种吉贝，亦久旱生虫。种豆则利薄，种蓝则本重，惟用种薯，亦胜稻田十倍，……此亦任土生财之一端耳。”徐光启从经济收益的对比中得出种甘薯的优势，并号召北方百姓种植，增加他们的利润。“但虑丰年谷贱，公家折色银，输纳甚艰。民间急宜多种桑株育蚕，拟纳折银可也”，徐光启还主张百姓在丰年谷贱之时多种桑养蚕，增加收入。徐光启破除“唯风土论”，多方引种异地良种，认为百姓如果“轻信传闻，捐弃美利者多矣”，可见，他也是从使百姓“美利”的功利主义角度主张打破风土界限的。

2.“末富未害”的重商思想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当时的江南地区出现了很多工商业繁荣的城市。商品经济的利润使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受到冲击，很多农民开始弃农从商，一些士大夫也涉足商海。徐光启处于封建统治的中枢，对经济领域的这种变化具有最直接、最便利的获晓渠道和更为敏感的知觉神经，而且他本人“惟好经济”，面对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农业生产的衰落形成鲜明对比的实际情况，他在重农的同时也看到了国家财政对工商业的依赖性在日益增强，因此，提出“末富未害”的主张。

徐光启的重商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他沿用汉代司马迁对于“本富”“末富”“奸富”的划分，提出“末富未害也，奸富者目前为我大蠹”。他认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社会之大害是非法致富，而工商之富对国家无害，可以不加抑制。其次，徐光启认为“工与贾农之自出”，农业是工商业发展的基础，即农可“资”商，而工商业的发展反过来又会促进农业的发展，即商可“利”农。对农、工、商关系的阐述也体现了他的重商思想。他从此思想出发，致力于棉纺、制盐等手工业的发展，积极改进棉花种植技术与制盐技术，目的是提高棉花与盐的产量，一方面为棉纺织业的发展提供充足原料，另一方面促进棉纺织品与盐的商品交换，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徐光启的对外贸易观是他重商思想的主要体现。徐光启认为“有无相易，邦国之常”，主张开放对外贸易，使国与国之间互通有无。但自明初以来，由于政府实行海禁和“市舶附于贡舶”的制度，中外贸易的发展受到重重阻碍，特别是海寇增多，私商泛滥。针对这种情况，当时存在开海派与禁海派的激烈争论，而徐光启对倭寇泛滥的形势作了深入分析，指出“官市不开，私市不止，自然之势也”。他反对禁海派关于通商招致倭寇入侵的观点，认为海禁恰恰是引致私商泛滥的罪魁祸首，因此，他提出“惟市而后可以靖倭，惟市而后可以知倭，惟市而后可以制倭，惟市而后可以谋倭”，只有解除海禁，中日通商，才可以知敌制敌，彻底肃清倭寇。“除盗而不除商，禁私贩而通官市”，徐光启的这种将抗倭与通商区别视之的做法明智而正确，也反映了他对通商之利的重视。

三、双重维度的圆融

在中国古代，德性主义经济伦理思想与功利主义经济伦理思想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基本处于对立的地位。它们可以出现于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可以出现于同一阶段的不同思想派别，但在徐光启的思想中同时出现这两种维度，这是他所处时代的特殊性及其思想的独特性所决定的。

徐光启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逐步走向瓦解的时期，经济、政治以及思想领域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成为徐光启经济伦理思想出现双重维度的外在条件。经济上，农业生产凋敝，务农人口大量减少，国家财政紧张，国库空虚；政治上，宦官专权，党争不断，沿海地区倭患频发；在思想领域，阳明心学的发展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思想的解放，但却使士人过分沉溺于空疏之学而忽视现实生活的践履，使社会风习发生了空前的变动，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使既有的经济价值观念受到强烈冲击。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明末政权以及空疏颓败的思想界，特别是价值观念的迷失，徐光启一方面主张在道德上重返“尧舜周孔以来相传矩矱”，挽救晚明的价值分裂和行为失范；另一方面又对沉迷于心性之学的学术思想进行纠偏，开始专注于国富民生等实际问题。因此，徐光启的经济伦理思想呈现出德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双重维度，而此双重维度也反映出徐光启试图从道德与民生即精神与物质两方面挽救晚明社会的路径选择。

徐光启自身“经世致用”的思想取向是他的两种维度的经济伦理思想得以圆融、统一的基础。徐光启饱读儒家经典，从小就受到修齐治平等儒家人世思想的浸染，立志“治国治民，崇正辟邪，勿枉为人一世”。但由于他曾师承致力于心性之学的黄体仁，早期思想又受到阳明心学的不小影响。明朝末期，阳明心学被畸形发展为逃禅出世、华而不实的玄虚之学，中了进士的徐光启意识到心性之学的流弊，开始对其进行批判。“人习于欲必修以入圣，自然之势也，侈口见宗日当下即是，作意妄成，如是以求赤子之心，去孔孟远矣。”正是在对阳明心学逃禅之流弊的批判中，徐光启的治学精神和思想取向发生了显著变化，更加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他突破思想界长期以来对治心之学的沉迷，开始关心农田、水利、历法、军事等治世之实学，强调学术思想的功能有效性，把有用或者无用作为辩学的标准。在《刻紫阳朱子全集序》中，徐光启指出：“此其是非邪正，深言之即更仆未罄，然而窃衷之以两言日，有用与无用而已矣”。他以此为标准，认为朱子之学才是“实行实功，有体有用”之学，而佛老二氏之学则“果无所用于世，……而彼为逆取”。

正是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理念，以有用与无用为治学标准，两种本应对立的经济伦理思想能融于徐光启一身才会得到合理解释。徐光启的一生都是在求富国强兵，求良好的道德政治，简言之，就是求儒效。只要利于从道德与实践，从精神与物质两方面挽救颓败的晚明，徐光启便不会拘于古人，陷于窠臼。面对当时农业生产凋敝，国库空虚，民生艰难的状况，他认为能富国利民的措施就是有用之策，因此在提出“富国必以本业”主张的同时又强调重视工商业发展，使传统的重本抑末的德性主义伦理思想又具有了重商的功利主义维度。关于义利之辩，徐光启既强调重义轻利，但又指出“人富而仁义附焉”，两种观点看似矛盾，但在当时，伴随着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初步形成，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了囤积居奇、掺假、不劳而获等投机获利行为，特别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使既有的价值观受到冲击，因此，徐光启一方面主张重义贵义，强调为善去恶，希望以传统的儒家德性主义伦理观来挽救经济领域中的行为失范；另一方面，富国强兵的政治理想又使他重民利，重国家财富之增长。因此，徐光启并非死板地拘泥于某种伦理观念，在社会经济领域中，他认为，只要能“益于德，利于行，济于事”，只要能“经世致用”，就要去倡导和实践，因此德性主义与功利主义两种经济伦理观在他的思想中实现了圆融、统一。

徐光启在强调“经世致用”的同时，也主张“权时制而为变通，……审机宜而善继述”。凡事审时度势，不因循古人，不守成不变，因时因事，权宜变通，这是徐光启思想的另一显著特点，也是他的两种看似对立的经济伦理观能融于一身的又一思想基础。徐光启早期思想虽然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但心学对徐光启的影响并未使他走上逃禅出世之路，“这种影响大概只限于使他的思想具有基于善疑的开放性，从而使他既不拘于正统权威之说，亦不拘于自己已接受并较为偏爱的理论（指王学）”。徐光启一生由心学到实学，再到西学，他的学术思想的转变完美诠释了其不因循旧制，权宜变通的治学品质。在经济伦理观上也如此。徐光启熟读孔孟经典，着意追求儒家正统道德精神的确立，因此主张贵义重义，崇公黜私，并希望以此建立经济行为的合道德性规范。但针对心学的玄虚成枉，徐光启又因时变通，批判当时王学末流对道德话语的一味沉迷，而主张富国利民，从强调构建物质生活的功利主义角度提出一系列“经世致用”的主张。可见，经济视阈中的德性主义与功利主义在徐光启的思想中又以因时因事的变通为基础实现圆融、统一。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是中国由传统的农耕文明开始向近代社会文明转变的过渡时期。“中国农业文明的核心观念是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为内涵的封建意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占有主导地位的儒家正统贵义贱利、崇公黜私、重本抑末等德性主义经济伦理观念，而近代伦理思想则以“实功实力”“合私为公”“工商皆本”为主要特征。徐光启经济伦理思想的双重维度恰好反映了由传统农耕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渡性特征，而这种过渡性特征也反映了徐光启在经济伦理观上既有进步的思想，又深受儒家传统道德影响的双重性特点。

（责任编辑：李新根）

作者：陈晓利　王子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