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翻译论文

2022-04-16

[摘要]外国文学在文化背景、语言环境以及审美习惯上都和中国存在极大的差异，译者就需要从现实出发，了解这些差异，关注读者，在翻译过程中，改变传统观念，运用新的方法，加强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从真正意义上做到对外国文学作品的准确翻译。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外国文学翻译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外国文学翻译论文篇1：

外国文学翻译过程中思想传达的指向变化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日渐强烈，国内各类文化存在的形式也随之越来越丰富。在西方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出现强烈冲击的背景下，外国文学作品与中国古代历史的接洽与融合极为关键。通过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阅读，可以使我们刷新对西方文化的认知，缓解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冲突，形成具有现代特征的文化氛围。文学翻译作为不同文化的桥梁，在世界范围中的关注度和可研性方面明显突出，因此，本文将通过对外国文学的发展背景的分析引出外国文学翻译传达思想的主要导向，望对业内起到借鉴作用。

关键词：外国文学;翻译;思想传达;指向变化

语言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良好沟通的重要交际工作，是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的起源，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科技乃至全人类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翻译是语言与语言之间相互转换的媒介，更是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交流桥梁。通过翻译可以将语言不同表现形式所表达的内容直观展现在公众的面前，对于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规范化的翻译标准是文化传播的先决条件。通過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中国文化在层次上得以提高，可以说两种文化在激烈碰撞之后擦出了“友谊”的火花，这也体现出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规范性、完整性等特点，对未来文学翻译工作的发展方向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

一、外国文学的内涵

外国文学主要是指中国文学以外的西方文学，是构成世界文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世界文学的历史起源早在几千年之前，在人类文明的深厚积淀下逐渐孕育出的一种文化瑰宝，文学作品的内涵和欣赏价值也在不断的深化和提高，可以说是国家精神文明体现的灵魂，为后人文化素养的提高奠定了坚实的文学基础。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对外国文学著作的研究进入了崭新的阶段，相较于早期研究成果来看，无论是研究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有着质的提升，对外国文学主要思想内容的研究也逐渐形成了体现中国特色的逻辑思维体系，不再跟随西方文学家的思维逻辑，利用一种文化之间碰撞出来的独特视域充分解读外国文学作品，深入西方国家的文学流派和思想发展，可以说我国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研究逐渐向世界标准纵深和发展，在此背景下，外国文学翻译的研究逐渐受到社会的关注和公认[1]。

二、外国文学作品翻译工作现状及问题

1.外国文学翻译的历史背景

外国文学的翻译本质上来讲就是一种比较研究，是对不同文化的不同语言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深刻的剖析和研究，进而通过翻译的媒介实现语言的认知表达、阐述和再创造，直至目前为止，我国对外国文学翻译的研究已有近一百多年的历史。

在“五四”期间，各界学者在对国情进行充分剖析的情况下提出了“思想救国”的发展观，但在传统封建文化思想的影响下以及社会动荡的局势下，思想救国的尝试性发展建议的反响平平，根本原因是社会局势已经在社会中造成了不小的恐慌，人们对此未来发展无暇顾及，无力担负起救国救民的艰巨使命，然而在西方文化日渐盛行的情况下，各界学者对曲线救国的思想观念有了新的认识和改变，标志着一个崭新的文学时代即将到来，这也是外国文学翻译的一个重要转折点[2]。

自改革开放以来，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中国发展观推动了各国文化的互惠互融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发展，在此期间，大量的外国文学著作流入中国，在国内文学界掀起了强劲的思想浪潮，人们对外国文化认知的迫切需求使得文学著作的翻译工作越来越具有挑战性，同时，对外国文学翻译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当时，由于国家打开国门，经济、文化、社会和科技的发展都处在起步阶段，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研究无法得到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政策方面的支持，研究成果并不乐观，使得外国文学作品在翻译质量方面存在欠缺，这在很多早期外国文学作品的译本中国都有体现。

2.现代外国文学翻译工作现状

近几年，我国在外国文学翻译课题上的研究次数越来越频繁，研究成果的客观性和发展性也随之不断深化。在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中，由于受传统文化思想的禁锢，翻译工作人员对外国文学作品所传达逻辑思想的解析并不能充分诠释文学作品的内涵，译本的汉语言规范化也未达到国际化水准，语句不通、词不达意、错字频出等情况普遍存在，严重误导社会公众对外国文学作品的解读方向，充分体现出目前我国外国文学翻译工作尚存在诸多问题，缺乏规范化管理，不利于文学的跨文化交流和发展。

另一方面，出版社在外国文学翻译中的作用极其关键。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流通方式主要是通过出版社流向社会，以供社会各界文学爱好者审读。众所周知，外国文学作品在翻译后要通过出版社的排版和校对方能出版，但由于出版社工作内容相对复杂，校对工作相对笼统，工作人员会根据译本的主要内容对汉语言译本文学作品加以处理，往往在出版后才能发现问题所在，导致翻译工作失效，根本原因是由于出版社的整体管理体制存在漏洞，管理水平不高，监管和校验机制并不完善，对外国文学翻译思想传达起到了一定的负面作用。

三、外国文学作品翻译中思想传达的指向确定

回顾“五四”期间各界学者对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优异成绩，通过对思想的解放以及大部分国外文化精髓的借鉴，以李大钊为为首的文人义士在当时掀起了强烈的思想浪潮，各界学者纷纷倡导“思想救国”的发展观念，通过翻译媒介对外国文学作品的内涵进行深入的解读和剖析，明确社会发展与文学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在当时，混乱的社会局势下，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仍然能够达到借鉴作用[3]。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者大多有着国外留学经历，文化素养较高，开放的思想以及基本的语言翻译能力在当时的翻译工作发挥着不小的作用。另一方面，当时的翻译工作者不仅注重译本的质量，对文学作品的流派、体裁以及内涵等多个层次的解读也更加充分，这也成就了现代外国文学翻译的不断发展。

在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的背景下，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必须秉承尊重原著的基本原则，在用词、造句、再创作等方面最大程度的还原作者在文学作品里所表达的主要思想和内涵，充分发挥汉语言博大精深的魅力，在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视域下，对外国文学的发展背景、文学特点以及思潮和流派加以深刻的研究，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方法[4]，在审视中国在外国文学翻译方面研究的薄弱环节以及翻译作品的规范化程度，做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翻译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指导方向和语言基础，才能更快更好的推进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实现跨文化、跨国家的发展走向更高的阶梯。

此外，在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中，译者要避免传统封建文化影响出现的故步自封问题的出现，在翻译工作中充分体现多元化特点，例如，尝试研究文学与哲学、文学与人类语言、文学于文化等跨学科的课题，丰富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内容，使得译本更具全面性和客观性，满足翻译工作的多元化需求。外国文学翻译还需要考虑到出版社的作用，在译本完成后，出版社应对译本进行系统、全面的校对和重组，构建完整的外国文学作品出版体系，完善体系内各环节的工作内容，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优化译本成刊流程，对译本的语言、语句、愈发以及思潮等方面进行精密的核查和校对，全面保障文学译本的高质、高标，为文学爱好者提供更好的阅读享受，丰富文学素养，以期国家对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客观研究，为文学作品译本确定思潮。

結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的外国文学翻译工作承载着国与国、文化与文化、人与人之间友好交流桥梁搭建的重任。在外国文学翻译过程中，翻译工作人员要明确己任，以认真、负责为工作原则，对翻译工作进行严格、规范化管理，从根本上提高译本的质量，为外国文学翻译的思想传达指导方向的确定提供有力依据，从而实现推动国家经济向全球化方向发展的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1]刘宇. 试论阐释学视野下的翻译理论对文学翻译的指导作用[D]. 浙江工商大学， 2015（08）：224-228.

[2]陈冰雯. 阐释学视角下的文学作品复译—《了不起的盖茨比》新旧译对比研究[D].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5（01）;341-356.

[3]张林. 中西方文学和翻译史视阈下的胡适翻译思想刍议[J].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5）：536-540.

[4]李丽. 对话：文学翻译的社会指向性[J]. 晋中学院学报， 2018（01）：106-108.

作者：常研

外国文学翻译论文篇2：

外国文学翻译现实策略研究

[摘要]外国文学在文化背景、语言环境以及审美习惯上都和中国存在极大的差异，译者就需要从现实出发，了解这些差异，关注读者，在翻译过程中，改变传统观念，运用新的方法，加强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从真正意义上做到对外国文学作品的准确翻译。

[关键词]外国文学；翻译；策略

[收稿日期]2013-05-10

[作者简介]石乐波，首钢工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语教学、文学翻译及应用语言学。

当前，随着世界一体化趋势的加强，人们对外国文学也越来越重视，外国文学翻译也在随着时代的变迁处于发展之中。自从鸦片战争中国的国门被打开以后，很多外来的文化也随之进入中国。外国文学翻译在中国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其间有高潮时期也有低谷时期，不管怎样都给中国文学注入一股新的力量，让中国的读者接触到不同于本土文化的异域风情。

一、外国文学翻译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1.外国文学翻译的定义

外国文学即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就是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方法，虽然不同领域对翻译的定义千差万别，但是，从文学的角度上看，翻译就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性的创造，是译者在外文文本的基础上对文学作品的再一次艺术加工。翻译文学“含着翻译家自身独特的创造性”[1]（P13）。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对译者、对读者、对作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不但给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生命力，也帮助了很多中国作家的崛起，对中国作家本土文学的创作，无论是形式还是思想内容都提供了灵感借鉴和吸取营养的来源。从鲁迅、郭沫若、茅盾到徐志摩、卞之琳等众多的现代文学大家，他们既是外国文学的翻译者，又是作家或诗人，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同时不仅拓宽了创作的视野，还通过翻译吸收和接受了外国文学的影响，丰富了自己的创作。当然，外国文学通过翻译进入中国社会之后，也促进了人与人的交往和了解，由此实现了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和交流。

2.外国文学翻译发展历程

外国文学翻译在古代只是零散的、时断时续的，真正地以强势进入中国，给中国的社会和文学带来震撼性的冲击力应该是在鸦片战争之后。这是中国历史上外国文学作品发展的第一次高潮，不仅是让当时的国民了解和认识了西方世界，也推动和促进了中国整个社会的变革和发展。

到了五四时期，各种文化社团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他们除了独立发行刊物，还积极地从事外国文学翻译的工作。在此时，无论是在外国文学作品的选择范围还是翻译的策略、方法和目的上，都有了多元化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党中央的重视以及经济建设与文化事业的发展，广大群众对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多，这也使外国文学翻译出现了一次飞速的发展。无论是数量和还是质量，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大大超越了五四时期。苏联文学作品爆发式的大量出现，很多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品也随之涌入，都是此前从来没有过的现象。但到了1964年之后，受到“四清”和“文革”的影响，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及研究也受到了很大制约，保持止步不前的局面。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带来一股全新的动力，推动着文学翻译乃至整个人文研究的发展。世界范围内大量外国作品的涌入，不仅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也使我国的文学翻译及研究工作进入一个空前发展的时代，在各个文学翻译领域全面开花，甚至包括以往从未接触过的拉美文学翻译领域。

3.外国文学翻译的现状

随着世界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人民欣赏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作品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青睐。目前，我国外国文学翻译作品覆盖面非常广泛，从现当代西方文学到拉美文学，甚至西方后现代派，魔幻现实主义、“爆炸文学”等无一不涵盖其中。欧美文学研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继续保持强劲的势头，俄罗斯文学虽不能重现历史中的繁荣景象，但其发展势头和在读者中影响力也是不容小觑的。

中国读者对经典的外国文学作品的熟悉，其实并不是原著而是译著。在对外国文学翻译的研究上，诸多的文学家、艺术家及翻译家都以身作则，以严谨、专业的素养推动着我国的翻译事业的发展，并对翻译文学的理论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近现代著名作家茅盾先生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就一直专注于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主要翻译的作品有《工人绥惠略夫》《战争中的威尔珂》《哈克贝里·芬历险记》等，对外国文学翻译的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当代外国文学翻译存在的弊病

目前，随着大众审美水准的提高，对外国文学需求越来越大，也推动着外国文学翻译工作朝着文面精准、内容深邃、通俗易懂、本土化的方向进行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1.缺乏文化理解

不同的地理环境造、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造就了不同的人文内涵，因此，文化的特质也是千差万别的。正是这样的一种差异性，使外国文学翻译作品中往往会出现与当地文化严重脱节的现象，进而读者不能理解文章的具体内涵，或者理解产生差异。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翻译者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对作品本身、作品的创作背景及作家的写作意图不太了解，没有认真地去了解当地的文化。所有的外国文学都有它的思想文化背景和政治社会背景，了解这些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是非常重要的，它有助于翻译者在翻译时对作品的思想进行深度的解读。但这在一时之间还不能达到，这需要对文化环境和语言特征有着深入的了解和长期的积累。著名学者杨绛就曾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情，她看到意大利神父艾儒略的作品《职方外纪》里提到一位著作等身的名叫多斯达笃的贤士，由此想到在《唐吉诃德》一书中也曾出现过对这个人的描述，还被译为“焦黄脸儿”。杨绛一度不太清楚这两者之间存在什么关联。后来，她在访问西班牙的时候，才了解到这位多斯达笃是西班牙历史上著名的作家，因其有吉卜赛人的血统，所以面色焦黄，不同于普通的白种人，当地的老百姓就亲切地称他为“焦黄脸儿”。这样一个西班牙路人皆知的典故，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却是极为陌生的，即使是杨绛这样学识广博的学者、专家也是百思不得其解，这确实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2.缺少语境关注

语言和文化向来是相辅相成的，文化的传播都是通过语言的流通来实现的。世界上每一个民族的语言都有其特殊性，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也必然导致语言结构的差异，翻译者要充分体会原著，精确提炼每个字，才能译得传神而不失西方的文化特色。在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时，如果只是对语言进行表面的意译，而忽略了语境，没有处理好外国语言中的特定语法和语态，就必然导致翻译的作品出现漏洞，语句不通顺，阅读起来缺乏流畅性。这样，读者在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会不知其所以然，甚至发生理解上的偏差，影响对整个作品的文学性的审美。

3.缺乏审美趣味

文化之间的差异性，造成审美趣味和思维方式的不同，这也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乌尔利希·韦斯坦因说：“在翻译的过程中，一些重要的（甚至可以说决定性的）因素——我们不妨称之为‘真实性’、‘气氛’或 ‘情调’——是几乎要失掉。”[2]（P58）外国文学作品翻译虽然在文字的精确性上精益求精，但却缺少了对审美方面的追求，导致外国文学作品翻译出来以后，不符合本国的审美习惯，毫无美感，缺少可欣赏性。这样的作品怎么能吸引读者，打动读者呢？

三、促进当代外国文学翻译发展的策略

想要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从现实关怀出发，关注中西方的文化差异，结合不同的语境进行翻译创作，从本国读者的阅读需求和审美习惯出发，融合本土文化，增强外国文学翻译作品的可读性，缩短读者和作品之间的差距，使读者阅读起来能身临其境，倍感亲切，进而对整个作品产生艺术审美。

1.关注文化差异，了解文化内涵

正是因为中西方文化渊源、历史地理、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各不相同，审美情趣及思维方式也存在很大的差距，所以读者在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时候很容易有一种隔阂感，觉得离现实生活很遥远，很多时候，这种隔阂感就是翻译作者翻译不当造成的。想要让读者这种不真实感消失，吸引读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就要译者多多关注文化间的差异。对原著作品中体现的文化加以了解，当然还要结合我国的文化，做到知己知彼，方能使作品散发出足够的魅力，征服读者。比如，我国近代著名的翻译家林纾，他的翻译历来备受争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翻译符合当时的语言环境，迎合了时代和读者的需求，他的翻译作品无论是增是删抑或是改写，都体现了他对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差异的一种思考。也就是说，林纾在翻译的时候充分考虑外国文学作品的本土化，考虑到读者的因素，所以在当时林纾的翻译作品得到了国人的喜爱，推动了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

2关注语言环境，实现多元化模式

现在，翻译方法仍然受到近代翻译家严复先生提出的“信、达、雅”理念的影响，无法走出“直译” 和“意译”的局限。直译的特点就是直接照搬，不管是句式结构还是表达方式，只要是符合中文语言习惯的，就完全按照原著的意思翻译过来。意译则是当原著的句式特点不符合中文的语言习惯时，就改变原著的句式特点，只求对原著内涵的表达。在外国文学翻译中，我们如果脱离了语言环境，无论是“直译”也好，还是“意译”也好，都是毫无意义的。语言研究离不开语境，语境对翻译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如果缺乏对语境的关注，译者既不能正确地理解原著的意义和功能，也不能选择出合适的表达方式。在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必须对语境进行翔实而确切的分析，通过分析语境的不同来确定最合适的翻译方法。

从多元共生的角度来看，“直译”和“意译”不一定是对立的，它们也可以形成互补共生的关系。列夫·托尔斯泰就曾经说过，世纪的更迭并不只是百年的交替，而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交际方式的变换[3]（P12）。对翻译家来说，这种交际方式的改变就是翻译思维模式的改变。由二元对立到多元共生观念的改变对译者来说非常重要，也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关注原著的文化背景的差异，采用不同的语言方式和翻译方法来翻译不同语境下的作品，这样翻译出来的作品才能更好地体现原著的精髓。以莎士比亚的第十八号十四行诗开头两句为例：

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Thou ar e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

因为地理环境的不同，文化的内涵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中国人既有的文学语境和思维观念中，“夏日”并不讨人喜爱，大部分都是和酷热难耐、心烦气躁相联系的，所以中国读者在读这两句诗的时候往往无法理解。殊不知，由于气候的差异，英国的冬季漫长，而春季又太短促，所以夏季倒是充满了一种温馨明媚的感觉，是一年中最宜人的季节。就像中国文学语境中对春天充满赞美和向往一样。莎士比亚把友人比作夏日，就是想要表现友人的可爱美丽动人，借此抒发内心的愉快感受。那么，在翻译中怎样才能把这种感受传达给中国的读者呢？如果是直译恐怕无法唤起中国读者心中像英国人那样对夏日的美好感受，不妨可以将直译和意译相结合，在“夏日”前增加“美丽” 一词作为修饰，亦可“熊掌和鱼兼得”，这样翻译过来就是：我可否把你来比作美丽的夏天？你比夏天更可爱，也更加温善。这样既保留了原诗的美感，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扭曲，又关照了中国读者的现实感受，补充了夏日这一意象的不足，帮助中国的读者更好地感受诗歌的艺术美。

3拓展解读空间，促进对话模式

德国著名理论家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4]，接受主义美学也认为文学不是客观的存在，而是主观的体现，它因其开放的特性，使不同的读者可以根据自我需求的不同，文化素养的差别以及思维角度的变化对作品进行任意合理的解读。“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文学作品因其内涵的扩张性和延展性让多种解读成为可能，跨地域、跨文化背景的解读更是让这种“可能性”得以实现的最有效的途径。外国文学作品在留给中国读者解读空间这一方面应该是得天独厚的。中国读者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运用和外国人不同的情感体验，帮助外国文学的潜在价值得以实现。那么，译者在翻译外国作品时就要忽视翻译工作的功利性和目的性，而是以促进读者和作品的“交往”为前提，为实现外国文学原著与中国读者之间的平等对话架设桥梁。

随着现代思维的丰富，中国读者已经不满足于仅从外国文学作品中全盘接受译者所注入的内涵，而是开始积极地向作品的深度开始挖掘，希望和作品建立起一种平等对话的模式，更好地感受外国文学作品的魅力。译者的工作就是让这两者间的对话模式得以顺利展开。所以，译者可以运用交往行为翻译方法，尽量模糊文学文本，揭示文学形象的多重特性，尽可能地促成原著和中国读者之间的对话，让中国读者不受时间、空间以及思维模式的限制，建立起更多的更全面的对外国文学作品的解读，甚至使读者能打破文化的壁垒，与作品进行自由的交往和沟通。这种翻译方式不同于以往方式，它不仅需要在翻译的方法上采取不同的译法，而更多地需要译者在认识上有所改变。

综上，外国文学翻译想要打破当前面临的僵局，译者就必须革新传统的观念，运用本土思维，从全新的视域去审视外国文学翻译创作。立足于现实社会，从中国读者的阅读需求和审美习惯出发，了解中西方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结合不同的语境进行翻译创作，增强外国文学翻译作品的可读性，缩短读者和作品之间的差距，促进读者与原著的对话交流模式的展开，让读者能从多重角度去解读外国文学作品，获得艺术上的享受。笔者相信，随着对外国文学翻译的研究越来越深入，译者的翻译理念和方式越来越革新，相信外国文学将会带给中国读者更多更好的作品。

[参考文献]

[1]王向远.翻译文学导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2][美]乌尔利希·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3][苏]凯尔迪什. 20 世纪初俄国现实主义[M] . 莫斯科：苏联科学出版社，1975.

[4][德]哈贝马斯. 交往行动理论（1-2 卷） [M] .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1996.

[责任编辑薄刚]

作者：石乐波

外国文学翻译论文篇3：

从近代翻译史看以文化觉悟为导向的文学翻译教学

摘要：近代外国文学翻译发生在西学东渐、救亡图存的背景之下，翻译主体是知识界精英，他们具备深厚的学术功底和高度的文化觉悟，为外国文学翻译人才培养带来诸多启示。回顾历史反思现在，外国文学翻译教学应注重文化觉悟导向，在宏观规划上深化国情教育、切合国家发展战略、提升培养目标、改进培养模式;在微观教学上，引导学生从文化的维度思考翻译活动，并在翻译实训中培养学生的文化敏感性，充分利用翻译前辈留下的翻译序跋，研究他们的文化觉悟及翻译经验。

关键词：近代外国文学翻译;文化觉悟;翻译人才培养;翻译序跋

文化觉悟兼具“自觉”“觉他”两方面的含义。“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1]。“觉他”则是指对他者文化的理解。“自觉”“觉他”，才能取长补短，获得“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2]。文化觉悟与外国文学翻译关系密切。一方面，文学作品是文化的载体，外国文学作品译介，是感知他者文化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外国文学翻译的目的之一，是取长补短，促动自身文化的发展，因此必然要以文化觉悟为先导。

文化觉悟的形成，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虽不能在短暂的学校教育中完全实现，却是文学翻译人才培养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尤其在当今机器辅助翻译、网络翻译、语料库翻译等翻译技术成为显学的背景下，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及能动性更不能忽略，其文化觉悟培养值得研究。下面结合近代中国翻译史，讨论译者的文化觉悟及其形成，为培养新时代文学翻译人才的文化觉悟提供参考。

一、近代翻译家的文化觉悟

近代中国，对西方科技、文化及文学作品的译介者，大多是知识界精英，属于学者型翻译家，如马建忠、严复、林纾、梁启超等。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透彻的理解，对西方文化有独到的认识，堪称学贯古今会通中外。其中，马建忠精通英文、法文、希腊文、拉丁文，一本《马氏文通》把西语语法引入汉语，成为汉语语法体系的开山之作。严复是清末极具影响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他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向来视为翻译界的金科玉律。林纾被胡适誉为中国“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3]，在中国古文法方面造诣极深。梁启超则是公认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其他翻译家如王寿昌，人称诗书画三绝;而作为中国第一位女性翻译家的薛绍徽，在诗词文章方面也才华出众。知识界精英搞翻译，其深厚的学识功底，决定其文化觉悟及其翻译境界，翻译作品的影响力有目共睹。

近代外国文学翻译，以林纾的小说翻译最为著名。林译小说附有大量的序言和跋语存世，为研究林纾翻译实践中的文化觉悟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研究林译小说的序言和跋语发现，林纾“每序一书，每论一事，必博古通今，中外互参，异同相见，取舍决然”[4]，反映出他对翻译作品中他者文化的理解，以及在中外文化相互比较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显示出林纾以译立言，言及古今中外的思想轨迹，显示出林纾的文化觉悟。

比如，林纾认为中国当时“无律师，但有讼师;无包探，但有隶役。讼师如蝇，隶役如狼”[5]，所以开始翻译《神枢鬼藏录》，唯愿“此书风行，俾朝之司刑谳者，知变计而用律师、包探，且广立学堂以毓律师、包探之材”[6]。林纾不仅了解中国刑侦审判制度的利弊，也深知西方侦审机制的要害，在刑侦、诉讼、辩护及审判方面，有极为清醒的认识。可见，林纾的翻译有很强目的性，其驱动因素，就在于他的文化自觉。再比如，林纾在翻译《伊索寓言》认为“夫寓言之妙，莫吾蒙庄若也。特其书精深，于蒙学实未有裨”[7]。意思是说，庄子的寓言，寓意深奥，思辨精微，但不易为蒙学者掌握。在林纾看来，伊索寓言，则得之阅历，足以证事，易于理解。所以他翻译《伊索寓言》并非“黜华伸欧”[8]，而是希望儿童读了伊索寓言后，能渐悟人心之变幻，明晓物理，其实质与读庄子寓言殊途同归。从林译小说翻译序跋来看，林纾的文化觉悟，其内容相当丰富，可从他的民族情结、诗学视野、伦理思考等三个方面加以考察（详见笔者论文《从林译小说序跋看林纾的文化自觉》[9]）。

林纾之外的文学翻译家，如梁启超、沈祖芬、赵必振、周桂笙、鲁迅、陈景韩、周作人等，也有翻译序跋存世，从中可以看出其翻译初衷，无一不与其文化觉悟相关，显示出深厚的民族情怀。比如梁启超《佳人奇遇》序言中指出：“凡人之情，莫不庄严而喜谐谑，故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靡靡而忘倦焉……在昔欧洲各國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10]鲁迅翻译《月界旅行》辨言指出：“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11]放眼当今文学作品译介者，有民族情怀者不少，但觉悟之深如梁启超与鲁迅者不多。

近代外国文学翻译家的文化觉悟与他们的教育背景、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近代外国文学译介者，大多属于学者型翻译家，在教育不甚普及的年代，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深厚的国学传统，又是最先开眼看世界者，堪称文化精英。比如严复、梁启超、鲁迅等，均学贯古今汇通中外，因此极具文化敏感性，能够对时势作出清晰的判断，以其著译等身的成就，引领朝代潮流。此外，近代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重大历史事件。丧权辱国、内忧外患的局面，致使有志之士奔走呼号，新民救国成为广泛共识，在此背景下发生发展的外国文学翻译，也以开启民智、救亡图存为宗旨，体现出“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12]的愿望。

二、近代文学翻译对当今翻译人才培养的启示

近代外国文学翻译发生在救亡图存、西学东渐的背景之下，翻译主体为知识界精英，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透彻的理解，对西方文化有独到的认识，其深厚的学识功底，决定其文化觉悟，从而也决定其翻译境界，翻译作品的影响力及国民教育功能不言而喻。基于近代外国文学翻译国民教育传统研究的这一发现，可以反思当今外国文学翻译人才培养中的问题，并提出改革建议。

外国文学翻译要适应国情，要有翻译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外国文学翻译人才培养中，要加强学生的国情教育。目前高等院校外语专业在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等各阶段的培养目标、教学大纲及课程设置，都体现出对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方面的要求，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也多有宣传和教育，但对中华传统文化及历史的学习与掌握缺乏深层次的要求。中国文学与文化类课程开设不多，有的甚至流于碎片化的百科知识式介绍，学生脑子里没有清晰的中国文学与文化图式，在接触西方文学时就缺少了参照系，很难进行比较研究，缺乏基本的批判思维及创新能力，翻译使命感和责任感更无从谈起。

外国文学翻译人才的培养，应缩小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提升博士研究生人文学科综合素质，朝尖端方向发展，培养学识渊博汇通中外的翻译大家。目前，我国外语专业硕士点及博士点数量已经基本稳定，但近年来外国文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明显减少，选报翻译硕士的人数比例大幅度增加，而翻译硕士中以文学翻译为研究方向占比也在减少。这一现象貌似市场饱和的自然淘汰，事实上能胜任外国文学翻译的人才并未饱和，尤其高水平翻译人才奇缺。近代外国文学翻译家群体的学识学力背景给我们的启示是，当前外国文学翻译人才的学术功底及素养亟需提高。当然，近代外国文学翻译家的成长，与现代教育体制下的人才培养不是一条道路，但最终胜任翻译所需的基本功及文化觉悟诉求是相似的，都需要长期积累和终身学习。考虑到现行教育体制下，外国文学翻译人才培养中存在很多知识框架方面的短板，建议延长外国文学方向博士生的培养年限，补足知识结构方面的缺陷，打下深厚的学术基础。

外国文学翻译人才培养，应打破外语专业限制，在人文学科的大范围内做文章。目前高等教育界，虽然一再倡导培养通才，但受专业体制的影响，通才教育还未达到理想的效果。所以，针对外国文学翻译人才所需素质，应打破专业限制并创造条件，使禀赋好且对文学翻译感兴趣的学生能够在文学、历史、哲学三大学科领域内得到复合培养。所谓复合培养，主要涉及两种方案：一是以外语专业学生为中心，加强其在文学、历史、哲学三个领域的复合培养;二是以非外语专业学生为中心，加强其外语能力及其在文学、历史、哲学三个领域的复合培养。两种方案并行不悖，但涉及教学管理的不同侧面，期望在网络教育、远程教育等教育教育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加快实施。

三、以文化觉悟为导向的文学翻译教学

以文化觉悟为导向的文学翻译人才培养，必然要求文学翻译教学作出相应的改革。目前，文学翻译课程主要在研究生层次开设，多采取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以全国翻译硕士学位系列教材之《高级文学翻译》[13]为例，该教材分“理论· 实务”和“文体·实践”两编。理论部分澄清翻译的本质，重点介绍严复、许渊冲等中国翻译家的学说，并且更多地介绍了西方学者的翻译理论，在翻译理论、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翻译技巧等方面的指导有独到贡献。在文体部分，除了介绍散文、小说、戏剧电影、诗歌、儿童文学等各种文类的文体特征、欣赏规律之外，还对每种文类的中外翻译史有简单概括，充分体现了文学翻译作为一门学科的专业性。然而，从文化觉悟的角度，文学翻译课堂教学还应该增加一个文化维度。

首先，要引导学生从文化的角度思考文学翻译活动，包括翻译选材、翻译文本操控等。为什么翻译某一文本而不是其他？这一文本之于中国读者的意义何在？它在题材、体裁、主题等方面，与中国相类文本有什么相通相异之处？两相比较，优劣如何判断？诸多问题都涉及更深层次的审美与思辨，与译者文化觉悟关系密切。比如林译小说的选材，学界有不同声音，其中不乏称其二流者。对这一问题，引导学生从文化的角度去思考，并给学生分发一些林译小说序言做必要的参考，学生就能够认识到林译小说的苦心，从林纾翻译的初衷，判断其翻译效果及翻译影响力，同时也能从文化，尤其是意识形态的角度，思考林纾对翻译文本的控制。以《橡湖仙影》中的一段关于墓地的沉思为例：

（1）First， with the instinctive selfishness of human nature， you will recognize your own future habitation; perhaps your eye will mark the identical spot where the body you love must lie through all seasons and weathers， through the slow centuries that will flit so fast for you， till the crash of doom.[14]

笔者直译：首先，出于人本能而自私的天性，你会为将来寻个住所，或许为自己躯体找好墓穴，在季节轮回天气变换，世纪缓流中，度过你飞快的一生，直至末日将你摧毁。

林纾译：一待大命近止，事业功名皆成幻影，仅能占此一块黄土，与天长地久之日月同其晦明[15]。

比较笔者直译与林纾的译文，不难发现林纾翻译的用心。比如，doom一词一般译为“末日”，但林纾译为“大限”，与doom的含义非常切合，又为中国读者所熟悉，消除了文化隔阂。而“事业功名皆成幻影”，则是对原文的意译，“事业功名”为林纾添加的信息，这一信息按原文可以推导，但非必然如此，从翻译忠实原文的角度来说，应该算瑕疵。然而，“事业功名”的添加，使原文對人生的感慨泛化、宏大化，淡化了个性化的情感抒发，无形中折射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原文“slow centuries”译为“天长地久”，形象地揭示出时间的缓慢流逝，又流露出抽象思维与具象思维的不同。

其次，要加强学生的文化知识修养，培养其文化敏感性，使其能够辨识基本语汇中的文化信息，尤其是熟语、专有名词及字里行间所蕴含的文化信息。以英语中很常见的两个词汇Sir和Lady为例，学生在翻译中经常出现文化传递方面的疏忽或不解。比如简·奥斯丁《傲慢与偏见》第一章开篇，班内特太太劝自己丈夫去拜访宾利先生：

（2）But consider your daughters. Only think what an establishment it would be for one of them. Sir William and Lady Lucas are determined to go， merely on that account， for in general， you know they visit no new comers. Indeed you must go， for it will be impossible for us to visit him， if you do not. [16]

笔者译：看在女儿的份上。想一想，她们不论哪一个，要攀上这样的高枝该多好。卢卡斯爵士夫妇已经决定去拜望他，无非是这个用意。你知道，他们通常是不会拜望新搬来的邻居的。你一定得去，要是你不去，我们就没法去。

学生做翻译练习时，大多在establishment这个词上有疑问，但当问及William and Lady Lucas百度翻译为 “威廉爵士和卢卡斯夫人”是否合适时，却没有什么反应。事实上，表示爵士（或准男爵）头衔的"Sir"可冠于名前或名与姓氏之前，但不可只用于姓氏之前，原文中的Sir William and Lady Lucas 应该译为“卢卡斯夫妇”，而不是没有配偶关系的“威廉爵士和卢卡斯夫人”。此外，按照英国当时社交风俗，必须男主人先去拜访邻居，而后女眷才可前去，所以，班内特太太说“要是你不去，我们就没法去”。

再比如，在艾伦·亚历山大·米恩（A.A.Milne）的独幕剧《哥儿回来了》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叔叔拍着桌子跟侄子发火说：

（3）And perhaps I’d better tell you， sir， once and for all， that I don’t propose to allow rudeness from an impertinent young puppy.[17]

句中的sir译成“先生”显然不合适，但译成什么好呢？这时候学生第一反应是查字典，但无济于事。当告诉学生吕叔湘先生把sir译成“少爷”时，学生会很疑惑，怎么叔叔对侄子既称“少爷”又称“小狗”呢？这就要从文化的角度去做出解释，因为英国文化中，sir既可以表示恭敬，又可以表示讥讽。

lady作为称谓，一般译为“夫人”“女士”，但与中国文化里对应的两个概念有时却不相等。据吕叔湘先生总结，按中国称谓习俗汉代天子的妾称“夫人”，春秋时代诸侯的妻称“夫人”，汉魏以后，贵宦家妇女也称“夫人”，但用自家的姓而不是夫家的姓。“夫人”用丈夫的姓是“欧风东渐”后的事[18]。而英国文化里，与“夫人”含义相关的还有duchess（公爵夫人/女公爵）、countess（侯爵夫人/女侯爵/伯爵夫人/女伯爵）、baroness（男爵夫人/女男爵），这在翻译时把握起来就有些困难，导致对同一当事人会出现不同的翻译。如1984年《人民日报》报道：“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国务大臣杨男爵在昨天的上院辩论中首先发言……她认为……”[19]，而同一天《参考消息》报道：“外交部国务大臣珍尼特·扬女男爵在上院辩论时首先发言。她还赞扬中国人…”[20]两篇报道是翻译外国通讯社的同一电稿而来。既然后文有“她”，发言人是女性无疑，但她是“女男爵”还是“男爵夫人”，就得查阅相关文化史料，参考《英国当代名人录》《伯克氏贵族名录》等。当然，翻译中更深层次的文化现象，远非现成工具书能够解决，需要译者有更高的文化觉悟，有大师级的洞察与思考能力。尤其在源文本所载文化信息，在目的语文化中没有对应，或者不完全对应的情况下，就要求译者有足够的学养，结合本族文化，造就相应的名词或术语，这实在不容易。正如严复先生感慨：“此以见定名之难！虽欲避生吞活剥之诮，有不可得者矣！……一名之立，旬月踟橱……”。[21]严复先生所言定名之难，难就难在词汇所载文化信息的理解与翻译上。

再次，要引导学生学习研究翻译前辈的实践经验。回顾近代外国文学翻译史，不难发现，很多翻译大师，在其翻译文本的选择方面，倾注了很多心血，他们的所思所想，大多记录在其译著的翻译序言及跋语里，彰显了译者为翻译工作所做的学术研究与准备，搜集资料、分析资料、归纳总结自己的评论和意见，无一不透露翻译者的治学精神和学术功底，反映了翻译者的理论观点和治学方法，显示出译者高度的文化觉悟，历来都有学者专门收集。比如，罗新璋《翻译论集》、陈平原、夏晓红编纂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周作人《知堂序跋》、鲁迅《鲁迅序跋集》、矛盾《茅盾序跋集》等，对翻译序跋均有收录。一些知名出版社在出版著名翻译家的译著时，附翻译序言或跋语，也一度成为惯例。目前，更有李今课题组，历时五年，整理出十三卷本的《汉译文学序跋集1894-1949》，收录翻译序跋450万字。这些翻译序跋都是翻译教学的有益参考。研读翻译大师的翻译序跋，可以归纳总结序跋中体现的翻译思想、翻译策略以及为翻译所做的学术研究工作，体会译者的文化觉悟，以及文化蕴含的传递方法。此外，精选一些翻译序跋，引导学生以译者自己的翻译标准衡量其译作执行程度，在实例研究的基础上分析翻译得失，最后形成对翻译效果的评价，指出在翻译实践上的指导意义，不失为行之有效的方法。这样既可以避免学生对单纯的翻译理论讲解的厌倦，又可以使他们的翻译实践有一定的遵循与引导，更可以回避学生对所学理论的生搬硬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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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李华兴. 容闳：中国近代化的卓越先驱[J].复旦学报，2005（5）：46.

[13] 何其莘，仲伟合，许钧主编.高级文学翻译[M].北京：外語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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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奥斯汀. 傲慢与偏见[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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