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小说文学翻译论文

2022-07-03

摘要同文学翻译实践一样,文学翻译批评也常常为意识形态所操控。本文以林纾为个案,重点分析新文化运动前后林纾及“林译小说”在钱玄同等批评家那里为何声誉陡落,并受到猛烈抨击。期望在弥补微观个案不足之时,能使读者对林纾及其译作能有一个更为客观的判断,并进一步意识到翻译与政治关系密切,因此有必要深化翻译的政治层面研究。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林纾小说文学翻译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林纾小说文学翻译论文篇1：

《域外小说集》中鲁迅翻译现代性的体现及其影响

[摘要]鲁迅、周作人兄弟翻译的《域外小说集》是文学翻译史上的一次突破，具有开创性意义。在《域外小说集》中，鲁迅翻译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选材、选用文体、翻译手法三个方面。《域外小说集》中鲁迅翻译的现代性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鲁迅后来的翻译与文学创作，对当时的文学界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关键词]鲁迅;《域外小说集》;现代性

The modernity of Lu Xun’s translation in The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Overseas and its impact

JI Qi-m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Qingdao 266061，China）

Key words：Lu Xun; The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Overseas; modernity.

鲁迅、周作人兄弟于1909年3月和7月在日本出版的《域外小说集》第一、二册，是近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文学翻译史上的一次突破，体现了极具历史开创性意义的现代性。正如其好友许寿裳先生的评论：“……刊行《域外小说集》，相信这也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他们所译偏于东欧和北欧的文学，尤其是弱小民族的作品，因为它们富于挣扎、反抗、怒吼的精神。……（译文）字字忠实，丝毫不苟，无任意增删之弊，实为译界开了一个新时代的纪念碑。”[1]杨连芬亦评论道，《域外小说集》“以系统，直译的风格和明确的思潮意识，宣告了中国文学翻译 ‘林纾’时代的结束，标志着文学翻译规范化、学术化的来临”[2]。相对来说，钱玄同从正反两方面的评价更为客观：“周氏兄弟那时正译《域外小说集》，志在灌输俄罗斯、波兰等国之崇高的人道主义，以药我国人卑鄙、阴险、自私等等龌龊心理，他们的思想超卓，文章渊懿，取材严谨，翻译忠实，故造句选辞，十分矜慎……所以《域外小说集》不仅文笔雅驯，且多古言古字，与林纾所译之小说绝异。”[3]

周作人在1921年新版序言中写道：“一共收三十七篇，我的文言译的短篇，可以说全在里面了。只是其中的迦尔洵的《四日》，安特莱夫（即安德烈耶夫）的《谩》和《默》是我大哥翻译的。”[4]162本文欲以鲁迅翻译的这三篇短篇小说为例，论述《域外小说集》中鲁迅翻译现代性的体现及其影响。

一、《域外小說集》中鲁迅翻译现代性的体现

（一）选材

晚清民初，我国翻译界占主导地位的作品几乎全是英、美、法等发达国家与民族著名作家的作品，而周氏兄弟首先给予俄国、东欧、北欧等当时弱小被压迫民族作家以关注，选译其作品，开创了近现代文学关注世界弱小“被压迫，被侮辱”民族文学之先河，极具开创性意义。

在《域外小说集》初版序言中，鲁迅写道：“《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暮）之感矣。己酉正月十五日。”[4]155

鲁迅在《域外小说集》中所译的三篇短篇小说，所表达的基本主题为人世间缺乏真诚与挚爱，以及由此给人们带来的无尽的痛苦与伤悲。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倡导世人以真诚与挚爱待人。

安德烈耶夫（Leonid Andreyev，1871—1919）小说《谩》的主人公性格偏执，总觉得世人都在欺骗自己，从无真诚可言。尽管其女友反复强调：“吾爱君，汝宜信我”，但他最后还是杀死女友，自己也因而入狱。对人间真诚的追求反而导致主人公疯狂杀人。

安德烈耶夫的另一篇小说《默》，主人公伊革那支是一位不受众人欢迎的神职人员，是一位“凶父”。与女儿冷战，女儿以沉默对之。最终，女儿卧轨自杀，妻子悲伤如绝，任凭伊革那支百般劝慰，就是沉默以对。小说结尾处，伊革那支来到女儿的墓地，期盼女儿复活，呼唤“威罗吾女”，但笼罩墓地的是无尽的死寂，迎合了小说的主题。

迦尔洵（Vsevolod Garshin，1855—1888）的《四日》，则从战争的角度描述人们因缺乏爱与真诚而走向战争，以及残酷战争中爱的觉醒。主人公伊凡诺夫作为俄国志愿兵来到保加利亚参加俄国与土耳其之战，战争中他身负重伤，在死亡线上挣扎四天后最终获救。战争的惨烈、人性的丑陋、社会的冷酷，皆欲唤醒人们：人类需要互爱，世界应当摒弃战争与仇恨，提倡人道主义精神。

（二）选用文体

恰如鲁迅的回忆：“《域外小说集》初出的时候，见过的人，往外摇头说，‘以为他才开头，却已完了！’那时候短篇小说还很少，读书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所以短篇便等于无物。”[4]163

在此之前，市场上对国人产生过影响的翻译作品几乎都是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长篇巨著。《域外小说集》是我国第一部外国短篇小说集的单印本，短篇小说这种近现代文学形式第一次集中地出现在国人眼前，给读者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域外小说集》对短篇小说这种新文体的提倡和推介具有首创意义，并使得短篇小說这一近现代文学形式为后来的文学界所重视。

新文体的推介和提倡，也促进了文学本位思想的复苏。晚清文学的翻译，旨在介绍西方新知，追求趣味性，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对纯文学意识的追求。《域外小说集》中，鲁迅对安德烈耶夫的译介、周作人对莫泊桑短篇小说的翻译，皆出于对“纯文学”的提倡，这是《域外小说集》的一大功绩，避免了文学作品对纯娱乐性的追求。而异于长篇小说，优秀的短篇小说，以最经济、简洁、直接的文学手段，通过描写生活中最精彩的一幕、一景或一人，从而达到最佳的艺术表现效果，大大增强了文学艺术的感染力，突出了文学本身“转移性情”的作用，促进了近代中国文学本位意识的复苏。比如《四日》，作者通过主人公伊凡诺夫在受伤后短短四日的感受，全面、真实地描述了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悲哀，这样的短篇小说，无论审美情调，还是叙事方式，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文学都是前所未有的，在文体上具有开创意义。

（三）翻译手法

1.直译手法的提出与应用

鲁迅早期翻译的《月结旅行》《地底旅行》《斯巴达克之魂》《小约翰》，受晚清翻译风尚的影响，采取的翻译手法主要是编译与意译，正如他自己所说“虽说译，其实乃是改写”。

《域外小说集》体现了鲁迅的直译策略。为做到“迻译亦期弗失文情”，鲁迅直译的首要原则就是忠实原文，“宁信而不顺”“凡事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力求其易解，一则保持原作的风姿……”[5]不可否认，在某种程度上，直译是保证翻译忠实于原文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

以《域外小说集》中《默》[6]的第二部分翻译为例：

威罗既葬，阖宅默然，而其状复非寂，盖寂者止于无声，此则居者能言，顾不声而口闭，默也。伊革那支如是思维，每入闺，遇妇二目，目光艰苦，乃似大气俄化流铅，来注其背，—又若开威罗曲谱，叶中尚留故声，或视画像之得自圣彼得堡者，亦复如是。

下面是鲁民根据俄文源语对这一部分的新译：

从举行葬礼的那天起，这所小房子便笼罩着一片沉默。这不是寂静，因为寂静仅仅是无声而已，这是沉默，保持沉默的人本来是能够讲话的，不过他们不愿意讲。当伊格纳季神父走进妻子的房间，遇到她那固执的目光，那沉重得仿佛全部空气都变成了铅块，压在他的头顶和背脊上的目光时，他就是这么想的。现在，看着女儿那本好像印着她的声音的乐谱，她的书籍和那张从彼得堡带回来的大幅彩色画像，他的心里也是这么想。[7]

两段译文相较可以看出，鲁迅的这段译文是基本忠实于原文的，只不过是由于他的译文转译自日文，加之采用先秦语体，译文与原文稍有出入。

2.欧化因子的保留

“中国的文或话，句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于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词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要医这病，我认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8]对于如何改变中国言语的“不精密”，鲁迅的态度一直非常明确，那就是输入新的表现法。这一主张在《域外小说集》的翻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欧化因子的保留，包括标点符号的引入与“人地名悉如原音”翻译原则的提出与应用，就是这一主张在《域外小说集》翻译中的具体实践。

（1）标点符号的引入

标点符号是句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句式的选择和变化有着直接的制约作用。鲁迅在《域外小说集》中有意识地输入异质的欧化句式表现手法，重点输入了汉语前所未有的省略号和破折号。“！表大声，？表问难，近已习见，不俟诠释。此他有虚线以表语不尽，或语中辍。有直线以表略停顿，或在句之上下，则为用同于括弧。如‘名门之儿僮—年十四五耳—亦至’者，犹云名门之儿僮亦至;而儿僮之年，乃十四五也。”[4]157

以《谩》中省略号运用为例：

求诚良苦，荀如此，吾其死矣。顾亦何伤，死良胜于莣识。今在汝拥抱欤淁中，独觉谩存，……吾且见诸汝眸子，……幸语我诚，则吾亦从此别矣。

翻译文本省略号的使用，栩栩如生地表现了主人公的似狂非狂，言语似真非真的语境。

鲁迅在《默》的译文里，比较密集地使用了破折号：

曰：“吾自愧，—行途中自愧，—立祭坛前，—面明神自愧，—有女贱且忍！虽入泉下，犹将追而诅之！”

小说主人公将其女逼疯，其妻逼死，悔愧交加，嘴上却不认账。文中一系列的破折号将其丑恶嘴脸表现得淋漓尽致。

（2）“人地名悉如原音”原则的提出与应用

在明中清末的翻译界，人名、地名的翻译主要采用归化的方法，即意译、音义结合，或直接置换为中国式的人名与地名。对此，鲁迅颇有异议：“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介绍世界文学的文人，却偏喜欢使外国人姓中国姓，Gogol姓郭;Wild姓王;D’Annunzio姓段，一姓唐;Holz姓何;Gorky姓高;Galsworthy也姓高，假使他谈到Gorky，大概是称他‘吾家rky’的了。我真万料不到一本《百家姓》，到现在还有这般伟力。”[9]

《域外小说集》中，鲁迅站在翻译理念的新高度，摒弃了传统的人名、地名翻译方法，采用“人地名悉如原音，不加省节者，缘音译本以代殊域之言，留其同响;任情删易，即为不诚。故宁拂戾时人，迻徙具足耳。地名无他奥谊。人名则德，法，意，英，美诸国，大氐二言，首名次氏。俄三言，首本名，次父名加子谊，次氏。二人相呼，多举上二名，曰某之子某，而不举其氏。匈加利独先氏后名，大同华土;第近时效法他国，间亦逆施。”[4]157

“人地名悉如原音”原则的提出与应用极具开创性意义，彻底颠覆了晚清及以前文学翻译中人名、地名的归化翻译法，开启了人名、地名翻译的新时代。

以《四日》为例，比较鲁迅的旧译（译自德文版）与冯加的新译（译自俄文源语）对人名、地名的翻译，具体见表1。

通过表1可以看出，尽管鲁迅的译本《四日》转译自德文，其人名、地名的翻译与冯加直接译自俄语源语的区别不大，而且14个人名、地名译名中，有6个完全一致。可以得出结论，排除时代因素，鲁迅的人名、地名翻译基本做到了“人地名悉如原音”。

二、《域外小说集》中鲁迅翻译现代性的影响

（一）对鲁迅翻译与创作的影响

《域外小说集》中，鲁迅所译三篇短篇小说是他“弱小民族文学翻译”实践的开端，为鲁迅、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合作翻译《现代小说译丛》（1922年，商务印刷馆出版）打下了基础。《现代小说译丛》全书收录俄国、波兰、芬兰、保加利亚、爱尔兰、西班牙、希腊等18位作家的30篇作品，鲁迅翻译了其中的9篇[10]。

鲁迅在《域外小说集》所译的三篇短篇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也深深影响了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如《药》的结尾：“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是死一般静。”使我们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安德烈耶夫的现实主义色彩印记。对此，鲁迅曾经说过：“《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即安德烈耶夫）式的阴冷”[11];“安特莱夫的小说，还要写得怕人，我那《药》的末一段，就有些他的影响”[12]。

（二）对当时文学界的影响

《域外小说集》在商业运作上是失败的，据鲁迅回忆：“半年过去了，……东京……计第一册卖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册是二十本，以后可再没人买了……至于上海，听说也不过卖出了二十册上下……”[4]178

其商业上失败的原因，除了当时中国读者不习惯短篇小说这种文学样式、小说内容与读者存在隔膜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周氏兄弟采用的直译方法与林纾等著名译家的意译风尚相左”[13]，且系统地采用了先秦语体，造成译文生硬，佶屈聱牙，令人无法卒读。

但不可否认的是，《域外小说集》在当时文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刊行不久，1909年4月17日上海的《神州日报》就刊登了一段“赠书致谢”的文字：“会稽周子熟人研精文学，欧美近世名著……乃与其弟作人有《域外小说集》之刻。译笔雅健，无削履之嫌。凡所采录，皆文海之新流，欧西文豪之宏著，声价之高，盖可知矣。”

《日本和日本人》杂志与1909年5月1日第508期“文艺杂事”栏目刊登了介绍周氏兄弟翻译活动的消息：“在日本，欧洲小说的销量很好，居住在东京的周氏兄弟虽说只有二十五六岁，但在青年人里算是喜爱读书的。他们阅读英，德译本的西方作品，并计划将只值30文钱的《域外小说集》收集编译后寄回中国……”[14]这足以证明鲁迅、周作人兄弟当时翻译的《域外小说集》不仅在我国，在日本文学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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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志.民元前鲁迅的翻译活动：兼论晚清的意译风尚[J].鲁迅研究月刊，2002（4）：47-59.

赵龙江.域外小说集和它的早期日文广告[J].鲁迅研究月刊，2005（2）：67-68.

[责任编辑王艳芳]

[收稿日期]2020-07-31

[作者简介]纪启明（1966-），男，山东青岛人，青岛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作者：纪启明

林纾小说文学翻译论文篇2：

翻译批评与意识形态

关键词:翻译批评意识形态操控林纾

一导言

由于翻译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和权力体系下进行的,“翻译作为一种语言和跨文化交际行为,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同文学翻译实践一样,文学翻译批评活动在社会、历史、文化、文学观念等因素的影响下,也受社会和批评家意识形态的制约。20世纪初期,国内对林纾及“林译小说”的批评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

本文从微观角度出发,重点阐述为何一度赞誉颇多的林纾及“林译小说”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却声誉陡落,受到钱玄同、鲁迅等人的猛烈抨击。期望读者在对他人话语之下的林纾有一个明确而全面认识之时,进一步意识到展开翻译的政治问题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十分重要。

二意识形态对林纾翻译批评的操控

林纾的翻译生涯始于《巴黎茶花女遗事》。这部令林纾“投笔哭者三数”的译作出版后,一时之间好语如潮。如《新小说品》评说道:“如初写《黄庭》,恰倒好处。”大翻译家严复发出了“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的感慨。

《巴黎茶花女遗事》之后,林纾又翻译了《黑奴吁天录》、《迦因小传》、《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块肉余生述》、《孝女耐儿传》、《战血馀腥》、《爱国二童子》等作品,并且都取得了不错的反响。陈熙绩这样评价林纾的译作:

“吾友林畏庐先生夙以译述泰西小说,寓其改良社会、激劝人心之雅志。自《茶花女》出,人知男女用情之宜正;自《黑奴吁天录》出,人知贵贱等级之宜平。若《战血馀腥》,则示人以军国之主义,若《爱国二童子》,则示人以实业之当兴。”

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内林译本“书出而众哗悦”,时人欣欣然抢购之,商务印书馆给林纾极高的稿酬且对林译稿基本不做任何改动,这些都足以证明林纾的翻译在当时是受到社会肯定的。

季广茂指出所谓主流“意识形态”包括两方面含义。“第一,它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对社会公众发生着强烈的影响;第二,它常常依靠政治权威维持自己的影响。”

晚清时期,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危机逐渐加深,这使得“救国图强”、“改良群治”成了时代最鲜明的主题。无论是政治上的保守派、改良派还是激进派,在这一问题上是没有多大分歧的。林纾也感受到了这种时代热情,并承担起“以译述醒我同胞”的角色,以古文家“文以载道”的敏感,迅即把翻译小说与重塑国民精神的时代主题结合起来:“吾谓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演说又不易举,终之唯有译书。”林纾的这一翻译指导思想在其前期翻译中表现尤其明显。如选择《黑奴吁天录》是因为此书尤能惊醒国人亡国绝种之危机感,而翻译《布匿第二次战纪》、《埃斯兰情侠传》等也是希望唤起国人尚武精神,进而奋起维护国家主权。由于“主流意识形态总是‘定于一尊’的‘老大’”,“对社会公众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与主流意识形态基本吻合的林纾及“林译小说”在英敛之、陈熙绩等思想积极人士那里获得好评就不足为奇了。

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一书中对意识形态的本质做了辩证性分析。他指出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一种既肯定又否定的双重力量,其肯定的力量被称作“意识形态”,其否定力量被称为“乌托邦”。当然,这里“乌托邦”并非指乌托邦主义的虚拟与幻想,而是指一种针对现实社会“提供可替代的社会蓝图”,是一个对社会进行批判的,并追求一种可选择的社会,一个可以消除不合理的社会结构而建立一个和谐美满的社会的构想。正因如此,在“乌托邦”与社会总体意识形态对立与对抗、揭示与批判作用下,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并非是恒定不变的,先进的“反意识形态”终究会替代流行一时的意识形态。这也是林纾及“林译小说”在新文化运动前后饱受猛烈抨击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干将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古文自然成了他们首要的攻击目标。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他从“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文学进化论角度出发,认为应该废文言而倡白话。鉴于林纾在当时社会的影响力,文章自然要论及林纾,并把他所尊奉的韩柳欧曾的唐宋古文以及桐城派文章斥之为“死文字”,说模仿古代文章而写的古文只是“赝鼎”而已。同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2卷6号)上发表了措辞强烈的《文学革命论》,表明了更坚定的文学革命立场。为此,他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从思想上和艺术上向旧文学开了火。

对于废古之说,思想上已经趋于保守的林纾当然不能接受,于是他在同年2月8号的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了《论古文之不当废》,后又写了《论古文白话之消长》等文章宣扬白话文可以提倡,但古文不必因而废除的道理。不过,这时林纾的翻译家身份还没有成为“新文学”倡导者抨击的焦点,“林译小说”也并未成为“新世界”的“死对头”。钱玄同首先把林纾的翻译活动及“林译小说”列为批判对象。1917年6月在致陈独秀的信中,他暗示说应当把林纾也划入守旧派大营:“某大文豪用《聊斋志异》文笔和别人对译的外国小说,多失原意;并且自己搀进一种迂腐批评,这种译本还是不读的好……”随后为了给新文化运动造势,钱又和刘半农在《新青年》4卷3号上策划了一出双簧戏。于是,思想上背时的林纾卷入了与新文化干将的激烈口舌之争中,而这也严重影响了人们,尤其是新文化倡导者,对他的翻译活动和“林译小说”的评价。

钱玄同首先化名“王敬轩”,以封建文人的口吻写了《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诋毁《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并攻击白话文学为“荡妇所为”、“狂吠之谈”。为了给刘半农的批驳树立具体的靶子,迂腐守旧的“王敬轩”对林纾大加颂扬,硬将其捧上旧派核心的地位。同期还刊登了刘半农以《新青年》记者的名义写的一篇文章《复王敬轩书》。该文有差不多一半的篇幅是针对“王敬轩”的观点讽刺林纾的。其中针对林纾的翻译问题,刘半农认为林译有诸多“硬伤”,一是原稿选择不精,二是谬误太多,三是用唐代古文进行意译。三者中尤以语言问题最为严重:“当知译书与著书不同,著书以本身为主,译书应以原本为主体,所以译书的文笔,只能把本国文字去凑就外国文,绝不能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

当然,林纾也深知自己翻译的“短处”,对于上述批评不会感到意外。《复王敬轩书》一文中真正给林造成伤害的是讽刺他的古文功底不足,还抬出周作人与其并论。于是这一桩“双簧信”如钱刘等人所期望的那样起了效用。林纾果然开始向新文化阵营开火。1919年初,小说《荆生》的发表是导致林纾命运发生重大转折的事件。这篇小说丑诋陈独秀、钱玄同、胡适,将三人言论比做禽兽自语,并唤荆生跳将出来把他们消灭掉。然而,林纾的诅咒和痛恨根本无力阻止新文化运动的步伐,提倡拥白话而弃古文才符合社会的期求。可林纾并不甘心,于是给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写了一封长信,以恳切之词希望蔡元培能挽救“颓波”,重振纲常。然而,《公言报》未经与林纾商量就利用这封信大做文章。蔡元培1919年3月18日回信对林纾的观点给予驳斥。蔡先生明确表示北京大学并没有废古文而全用白话。而对于文言与白话之关系,他指出“白话与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内容一也”。为此还反问林纾:“《天演论》、《法意》、《原富》等,原文皆白话也,而严幼陵君译为文言;小仲马、迭更斯、哈德等所著小说皆白话也,而公译为文言。公能谓公及严君之所译高出于原本乎?”

蔡元培的观点不仅客观公允,也切中了林纾的要害,即林纾重文言轻白话。毕竟,文学的关键在于内容与形式并重,如果内容浅薄,即便使用文言也不如言之有物的白话。也许是过于心切,亦或是对蔡元培没寄予多大的希望,没有等到蔡先生的回信,林纾又写了一篇小说《妖梦》,把陈独秀、钱玄同、胡适乃至蔡元培一列骂倒。文中最中伤之处是将北大喻为地狱群鬼主持的“白话学堂”。小说一出,北大舆论一时哗然,群情激愤。林纾由此也彻底沦为不可宽恕之反动人物,遭到严厉批判和唾骂自是在所难免。

可以说,正是由于《荆生》、《妖梦》和《致蔡鹤卿太史书》相继发表,林纾在拥有或追求先进思想的时人心目中完全蜕变为“桐城谬种”的代言人、反动封建思想的象征,因此也招致了他们更为猛烈的反击与“围剿”。李大钊在1919年3月9日出版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了《新旧思潮之激战》,文中严重正告林纾说真正觉悟之青年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钱玄同在《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底后面》一文中则以近乎漫骂的口吻痛斥身为“遗老”的林纾属“亡国践奴,至微至陋”之代表,并暗示不识ABCD的林纾没有资格翻译外国文学,更不配“大文豪”之称誉。鲁迅和梁启超言语虽不如钱那般激烈,但态度也十分明朗。鲁迅认为林纾是“现代的屠杀者”,“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代的空气,却偏要勒派腐朽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梁启超更是直截了当地评论说,无论在选材上还是在思想方面,“林译小说”都无甚价值:“……有林纾者,译小说百数余种,颇风行于时;然所译本,率皆欧洲第二三流作者。……纾治桐城古文,每译一书,辄‘因文见道’于新思想无与焉……”

尽管1919年林纾在报上就自己的《荆生》、《妖梦》向蔡元培等道歉,同年4月5日在《公言报》又发表了《腐解》一文,暗示自己只不过是位殉道者罢了,但思想上与时代潮流相背的林纾还是退出了历史舞台。可以说,正是由于逆潮流行事,五四前后的林纾几乎完全等同于“封建保守”、“顽固不化”的代名词,而他的翻译家声誉也因此名落千丈,为积极拥护新文化运动者所挖苦、嘲笑,乃至讥讽。“林译小说”似乎除去扮演“造币厂”的角色也别无他用了。特别是伴随着五四大潮愈发汹涌,翻译家林纾及“林译小说”更是淡出人们的视野。直至1924年,林纾过世,五四大潮渐衰,对林纾及“林译小说”的评论才少了些“怒语”,多了点“恕词”与公正评说。

三结语

随着社会变迁、意识形态改变,林纾及“林译小说”在中国的声誉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褒奖之声有之,批判之音亦不乏,其间还夹杂着漫骂与中伤。可以说,飘荡于林纾翻译批评其间的声音,很大程度上就是时代之声的表证。从这个角度来看,本个案完全可以证明即便是翻译批评也同文学翻译活动一样,时常被“隐形之手”——意识形态所操纵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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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寒光:《林琴南》,中华书局,1935年。

[12] 张若英:《新文学运动史资料》,光明书局,1935年。

作者简介:

马锦然,女,1972—,辽宁锦州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法、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辽宁工业大学。

刘杰辉,男,1973—,辽宁锦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辽宁工业大学。

作者：马锦然刘杰辉

林纾小说文学翻译论文篇3：

从《黑奴吁天录》看林纾的翻译

摘要：本文对林纾的译著《黑奴吁天录》从文言的使用、文化的碰撞两方面进行分析，指出林纾的翻译受到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同时林纾的翻译也对中国文学和文学翻译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林纾《黑奴吁天录》价值

林纾是晚清时期重要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其翻译活动不仅对中国文学史的进程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且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翻译的发展。林纾被誉为“中国翻译西方小说第一人”，但译界对林纾的翻译褒贬不一。林纾的翻译中误译漏译较多，传统的翻译研究侧重于语言符号的转化的层面，对林纾的翻译存在很大争论;而译介学重视语言在转换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两种文化和文学的交流，以及翻译过程中语言信息的缺失、扭曲和变形，林纾的翻译便彰显出巨大的价值。《黑奴吁天录》是美国斯托夫人所著《汤姆叔叔的小屋》的第一个中译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体现了晚清时期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对中国文学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语言的融合

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使用的英语包括白人使用的正式语言，以及黑人英语和俚语。张培均在其译本《黑奴吁天录》序中指出：“此书所用黑人语言，现多不通行，手头又无黑人语言的字典可资查考——疏漏之误在所难免。”林纾的译著采用古文翻译原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的融合便体现了文化的交流。翻译活动要求译者必须精通至少两种语言，只有这样才能充分理解原文，进而从事翻译活动。然而，林纾的翻译十分独特。林纾一生翻译欧美等国小说一百七十余种，涉及多种语言，但他却不懂外文。林纾本人也多次提到自己不懂外文，他的译作是靠别人口述并且用古文翻译出来的。林纾用古文翻译了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虽然与小说原著内容有很大出入，但晚清时期读者最为赞赏林纾译笔，也就是他的文笔，往往忽视了原文的重要性。

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勒菲弗尔提出了“改写”的概念，将翻译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来考查，强调意识形态、主流诗学和文化等因素的作用。翻译必将受支配于一定的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林纾用古文翻译西方文学也正是受到了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的影响。

直到“五四”时期，中国的语言形态还是言文分离的。书面语用文言，白话文属于口语。在林纾的那个时代，已经兴起了白话文运动。但当时启蒙知识分子提倡白话文多是为了用白话文启迪广大民众，供识字不多的人看。因此白话文学只能存在于民间，受到主流文化的蔑视。传统中国文学崇尚诗文，小说是世俗社会的消遣品，没有资格跻身于文学的大雅之堂。而林纾之所以用古文译小说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受到了朋友的开导。与林纾有很多合作的魏易告诉林纾小说在西方文学中的重要作用，这样就促成了林纾在观点上认同西方小说为“雅”，是符合主流诗学的。第二是林纾本人认为古文与外文是相通的。他在《黑奴吁天录》①的序中提出：“是书开场、伏脉、接笋、结穴，处处均得古文家义法，可知中西之法，有不同而同者。”所以，外国小说本来就符合“古文义法”。林纾在翻译时也吸收了不少外来词汇和句法。钱钟书认为林纾不是用古文进行翻译而是用较为通俗、较为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

晚清时期，国内开始了小说界革命，一大批有识之士希望通过小说来进行社会改良。梁启超更是夸大小说的社会功能，看重小说启蒙、新民的作用。林纾翻译小说转变以“启发民智”为目的，符合这一社会潮流。在林纾翻译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之时，世界范围内正在发生虐待华人的事件，美国更是迫害我国旅美华工。林纾在《黑奴吁天录》的例言中陈述：“且证诸华人及近日华工之受虐，将来黄种苦况，正难逆料。”林纾翻译的《黑奴吁天录》在当时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

二、文化的碰撞

晚清时期是中国文化的转型时期，西方的观念和思想对中国社会有很大的影响。严复的《天演论》等译作将进化论等现代思想引进了中国。林纾的翻译则搭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用古文展现了西方小说的魅力。中西文化的碰撞也在林纾的译作中屡见不鲜。《汤姆叔叔的小屋》是一部多主题的小说。林纾在翻译中着重体现反对黑奴制的主题，而没有完整地传递出基督教的博爱思想，以及小说中女性拯救社会的主题。

接受美学理论认为，在作者—作品—读者所形成的总体关系中，读者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读者是文学活动的能动主体。“期待视野”是姚斯接受美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阅读一部作品时读者的文学阅读经验构成的思维定向或现在结构。将姚斯的理论运用到翻译中，可解释为：译者作为原作的读者，受到特定的期待视域的限制，对原作有着自己的理解；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读者的期待视域也是译者考虑因素之一。林纾本人是晚清举人，少时便博览群书，一生追求道德文章。“五十以后，案头但有《诗》、《礼》二疏、《左》、《史》、《南华》、韩欧之文，此外则《说文》、《广雅》，无他书矣”。②并且由于相似的文章追求，林纾也被当做桐城派来看待。林纾在翻译魏易口述的小说时，从中国传统的文化和道德角度出发，将目标读者——知识分子、士大夫——的期待视域纳入考虑范围之中。

晚清时期，西方殖民者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基督教传教士也从中获益，在中国设立教堂、兴办学校、医院和孤儿院，并且积极宣传发展基督教。同时也利用不平等条约做掩护，破坏中国司法，干涉中国内政，这些便引起了国人对基督教的误解甚至仇恨。斯托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主题之一便是宣传基督教的博爱思想。在林纾的译本《黑奴吁天录》中宗教这一主题被淡化了。林纾在《黑奴吁天录例言》中说明了对于淡化宗教信息的原因：“顾译者非教中人，特不能不为转述，识者晾之。”“是书专叙黑奴，中虽杂收他事，宗旨必与黑奴有关者，始行着笔。”③林纾删除了宗教信息较浓厚的部分如圣经的引语、赞美诗、小说中关于宗教对人内心的作用和宗教对恶人的感化。并且林纾用中国的传统观念阐释了其中一部分的宗教信息。如在小说原文第二十六章，伊娃感觉自己即将离世，让父亲召集所有黑奴，和他们告别。伊娃劝黑奴们要信仰耶稣，要成为基督徒并且要读《圣经》。林纾在译本用中国儒家思想来教导黑奴们，并且将原文中让黑奴们读《圣经》释义为“读书”。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林纾有着很浓的中国传统观念，并且用儒家的思想来释义小说的宗教思想迎合了目标读者的期待视域。斯托夫人在小说中突出的主题之一是宣扬女性拯救社会的力量。小说中的很多女性具有仁慈之心，信仰耶稣，并且善待黑奴，如谢尔比的太太为谢尔比卖掉汤姆和小海雷而据理力争；伯德太太和当参议员的丈夫争论对黑奴立法的问题；伊娃是书中最完美的形象，她用爱来感化周围所有的人，并且用基督徒的方式来教导周围的人。小说也刻画了一些反抗奴隶制的女性的形象，如伊莱扎为了不让自己儿子被卖掉而奋力逃亡；凯西用自己的聪明智慧逃离了雷格里的庄园。为了突出小说反奴隶制的主题，林纾在译本中大量删除了描写女性影响力的篇章，但是对勇于反抗奴隶制压迫的伊莱扎和凯西则详细描述其成功逃亡的过程。封建士大夫们所推崇的女性形象是服从“三从四德”。女性对丈夫是绝对地服从，更不会和丈夫讨论政治问题。林纾的翻译符合了目标读者的期待视域。

三、深远的影响

林纾的译著《黑奴吁天录》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正如林纾所期待的：“我读《吁天录》，以哭黑人之泪哭我黄人，以黑人以往之境，哭我黄人之现在。”④从《黑奴吁天录》可以看出，林纾的译著中遗漏删减之处很多，常常掩盖了西方原著的人文主义光彩，但却也是那个时代士大夫阶层可能接受和理解西方的最好策略。但同时，林纾的译著可读性很强，对介绍西方文学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些译著使中国读者第一次接触到西方文学作品，引起了他们对西方文学的兴趣，同时也打破了章回小说的旧格式，对中国的文学创作有很大影响。1898年梁启超发表的《译印政治小说序》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学翻译高潮。“但是真正以自己的实践、以数量众多的译作和优美传神的译笔迎来中国二十世纪翻译文学高潮的还应当首推林纾这位中国翻译文学的奠基人”。⑤《黑奴吁天录》是林纾的第二本翻译小说。正是这些译著开创了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的先河。

郑振铎在《林琴南先生》中这样评价林纾的翻译：第一，让国人且明白了“中”与“西”原不是两个纯然相异的名词。第二，大家才知道欧美亦有所谓文学，亦有所谓可与我国的太史公比肩。第三，他以一个“古文家”动手去译欧洲小说，且称他们的小说家可与太史公比肩，这确实是很勇敢很大胆的。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中》也提到正是看了林纾翻译的西方小说才对西方文学产生了兴趣。林纾在翻译了《茶花女》之后才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并且摒弃了中国传统长篇小说的章回体形式，而是像外国小说一样，按章节叙事。林译小说有一个超前性的价值，对中国五四新文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林纾翻译小说的目的是介绍西方文化，五四时期的文人不仅彻底接受了西方的文学，而且随后要求废除文言提倡白话文。而林纾对文言的坚持成了五四文人攻击的对象。事实上，林译小说提升了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并且传播了西方文化，对五四新文学的发展有极大的推进作用。

四、结语

林纾的译著《黑奴吁天录》用文言进行翻译，对小说中西方文化采用多种翻译方法，虽与原著内容相差较大，但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并且达到了译者与原著、译著与目标读者的视域融合，取得了成功。《黑奴吁天录》是林纾翻译作品中的代表作，从中可以看出，林译小说受到了晚清时期社会及文化思潮的影响，同时对晚清时期，以及之后“五四”时期的翻译思潮及文学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林纾魏易译.黑奴吁天录［M］.北京：商务印刷馆，1981：2.

②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187.

③林纾魏易译.黑奴吁天录［M］.北京：商务印刷馆，1981：2.

④灵石.读《黑奴吁天录》.引自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07.

⑤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6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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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林纾，魏易译.黑奴吁天录［M］.北京：商务印刷馆，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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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