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开放信息安全管理论文

20世纪50年代以后,公民“信息权”的概念被提出,档案开放政策成为实践界与理论界共同的关注热点。迄今已有两届国际档案大会的中心议题、至少5届国际档案圆桌会议的主题与档案开放有直接关系。学者们在档案开放政策的酝酿、制定、贯彻执行的过程中发挥着作用,形成了大量有价值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档案开放信息安全管理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档案开放信息安全管理论文 篇1：

档案开放程序规制构建的主体及权责探析

摘要：档案开放程序规制构建四个基本要素中，确认档案开放主体是关键一步。明确主体构成及责任主体权责是构建档案开放监督与责任追究机制的基础。本文分析了档案开放责任主体和权利主体，重点对档案形成及保密机构、国家档案馆、授权的档案形成单位及档案行政管理机构等档案开放责任主体的权责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档案开放程序规制开放主体开放权责

“档案开放程序规制，就是围绕档案开放程序开展法制建设，即对档案开放任务进行有效分解，对档案开放全过程各环节的权责严格落实，依据法定程序行使档案开放职权，履行开放责任，并依托监督机构对档案开放行为进行有效监督，从而保障档案开放工作依法实施和有序开展”。[1]档案开放程序规制构建是将档案法从“实体法”向“程序法”推进的努力尝试，包含主体及权责、客体及类别、流程及方法、监督及追究四个基本要素。档案开放流程设计是连接主体和客体的核心要素，也是开放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前提条件，因此，笔者首先完成了对此要素的研究。[2]

档案开放是一个较为庞大的社会工程，其顺利开展是多个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梳理参与其中的各个主体，理顺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厘清责任主体各自的权责，是档案开放程序规制构建无法回避的重要任务。法国学者法约尔曾指出：“责任是权力的孪生物，是权力的当然结果和必要补充，凡权力行使的地方，就有责任。”[3]档案开放主体权责，主要是指承担档案开放职责或任务的公权机构的权力与责任，即有权力就必有责任，有时权力就是责任。本文在探讨其主体构成的基础上，重点探讨相关责任主体的权责。

一、档案开放中的主体构成

档案开放中的主体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履行开放责任、实施档案开放职权的公权机构，称之为档案开放责任主体，二是依法享有档案开放权益的当事人及其他参与人，称之为档案开放权利主体。

（一）责任主体

依据完整的档案开放程序及规范的档案开放流程，档案开放任务须由多个责任主体共同合作才能顺利开展。按照档案开放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以及权力与责任相一致的原则，责任主体应由以下机构组成：

1.档案形成机构。档案形成机构是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简称《档案法》）等相关规定，把本单位形成的需要长久保存的档案定期移交给同级国家档案馆的各级各类组织机构，包括党政机关、团体、国有企业及相关事业单位等。档案形成机构作为开放档案的源头，最了解自身业务工作的内容性质，熟悉自身业务范围的发展状况，最能够掌握档案保密的关键部分，是准确判断档案是否应予开放的关键，是重要的档案开放责任主体。

2.国家档案馆。中央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各类档案馆，是集中管理档案的文化事业机构，负责收集、整理、保管各分管范围内的档案，并提供利用服务。各级各类国家档案馆作为集中保存国家档案的基地，与各档案形成部门和档案开放当事人直接发生联系，无疑是档案开放最核心的责任主体。

3.授权的档案形成单位。授权的档案形成单位是由国家档案行政管理机构授权，由单位自行永久保管和利用档案的机构，因此也应由其负责承担本单位档案开放的全部责任。例如：根据我国外交工作的特殊需要，国家档案局授权由外交部自行管理其档案，并设置了外交部档案馆。

4.国家保密机构。国家保密机构享有秘密文件范围的认定、密级的确认及保密期限的确定等权力，因此在“涉密”档案的解密工作中应承担部分责任，成为档案开放责任主体之一。

5.档案行政管理机构。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事业，并对本行政区域内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工作实行监督和指导。档案行政管理机构对档案开放工作拥有监督权和指导权，因此在档案开放工作中，承担较为重要的监督指导责任。

（二）权利主体

档案开放权利主体是指与档案开放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以自己名义参与档案开放利用程序的当事人以及依法享有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其他参与人。虽然档案开放程序重在强化责任单位的职责，但是离开权利主体的积极参与，档案开放就会成为档案机构、档案形成机构演绎的“独角戏”。反之，如果公众积极参与，无疑能够加速档案开放进程。如2000年12月18日，德国法兰克福《众报》的头版头条以《媒体聚焦场面尴尬》为题，报道了柏林州档案馆遭遇公众骚动引起媒体关注而处于尴尬场面的事件。该档案馆因即将搬迁决定在近一年的时间内暂时关闭，由此引发公众的强烈反对，甚至采取了“特别行动”。[4]这些公众习惯于档案馆对他们开放，而不能容忍档案馆的关闭，实际上已经成为该地区档案馆存在和发展的坚定支持者。”[5]可见，权利主体的积极参与是权利行使的重要体现和有力保障。权利主体既可以围绕档案开放的内容、形式、时间等做出积极回应，又可以对档案开放工作的效果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从而促使档案开放反馈机制、评价机制及监督机制的完善。需要注意的是，档案开放工作的内部性、专业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在档案开放程序规制的构建中，权利主体的行为不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本文着力探讨档案开放中肩负重任的相关责任主体的权责内容。

二、档案形成机构及保密机构权责

档案开放程序规制首先要明确，档案形成机构应重点负责“涉密”档案的解密工作，承担解密的主要责任，保密机构承担“涉密”档案的审查和指导责任。

现有档案开放制度，没有明确规定档案形成机构在档案开放中的责任主体地位，相关条例甚至明确提出保存在档案形成机构的档案不对外开放。然而，档案开放的首要工作——“涉密”档案解密审查，必须由档案形成单位审核把关。依据《各级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解密和划分控制使用范围的暂行规定》，其解密条件及责任分工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看出，“涉密”档案的解密责任主要归属于档案馆和档案形成机构，其责任划分依据主要是时间及保管场所。虽然此规定明确落实并有效衔接了已进馆和未进馆“涉密”档案解密的责任主体，但是将已进馆“涉密”档案的解密责任归属于档案馆，一是与《保密法》提出的“解密工作由秘密形成单位负责”的相关条款相背，二是缺乏实施细则做补充，使其成为事实上的虚设条款。因此，无论档案在档案馆还是档案室，档案开放程序规制均应明确，“涉密”档案的解密应由档案形成单位承担主要责任。

现有的保密制度对秘密范围的认定比较笼统，解密单位需要花大量精力去探索解密的方法和措施。解密之难还在于解密范围和标准随社会环境和形势发展而不断变化，一定时期认为可以开放的，在特殊时期又需要重新审查。因此，保密机构应承担“解密”的审查和指导责任，对秘密范围的认定可以更细致规范，并积极参与档案开放工作中的“涉密档案”的认定和审查，对档案形成机构审查过程中把握不准的内容，提供指导性意见。

此外，档案开放前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如开放鉴定、档案提前开放的认定、档案公布前的审核，档案形成机构都需要配合档案馆承担相应责任。已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文件，档案形成机构还应做相应标识，以便这些归档文件移交到档案馆后，可以简化开放手续，及时向社会开放，解决《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档案法》目前存在的一些冲突。如2015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北京市区县档案馆馆藏档案开放工作管理办法》，就要求对已作为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文件的开放，在备注一栏里做出“已开放”的标注。[6]

三、国家档案馆权责

各级国家档案馆在档案开放中处于核心地位，在档案开放的各个环节都承担相关权责。依据档案开放工作流程，档案馆应承担以下具体任务：

（一）负责“涉密”档案解密的沟通、协助和核查等工作

档案馆作为档案的保存场所，虽然在理论上拥有部分所谓的“解密”权力，但是在档案解密工作中实际仅能承担辅助解密的责任。档案开放程序规制应明确国家档案馆承担辅助“涉密”档案解密的沟通、协助和核查等责任。如档案馆保存的1991年前形成的涉密档案，如果其保密期限即将届满，应及时告知档案形成机构；对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类涉密档案，经审查有必要提前开放的，应向档案形成机构发出提前解密的通知，是否解密，要经过档案形成机构的认可；对各立档单位移交来的档案的解密状况进行审核检查；收集各种档案解密审查经验提供给审查机构共享等等。

（二）负责档案开放前鉴定的组织工作

开放鉴定既是档案开放与否的重要关口，又是国家信息安全的重要屏障。虽然现有档案开放制度明确规定了国家档案馆应承担此项职责，但是由于没有具体的标准和规范的流程，导致档案开放与否自由裁决空间较大。大多数档案馆对档案开放持保守态度，即可开放可不开放的一律不开放，一卷档案“涉密”内容不管占的比重多少，一律划为不开放范围，这种做法导致我国档案开放比率过低。虽然这种行为能够使档案馆“自保”，但是却以剥夺公民的利用权为代价。因此，档案开放程序规制必须明确开放鉴定组织的程序、方法和责任，以规避这种消极开放行为。如2014年出台的《北京市区县档案馆馆藏档案开放工作管理办法》，明确了档案开放鉴定的组织与职责，规范了档案开放鉴定程序，明确了档案开放范围等。[7]在该管理办法下，北京市各区县档案馆有据可依，变按卷审查鉴定为按件审查鉴定，成效明显。另外，鉴定过程中如遇到疑难问题，档案馆可以提出申请召开联席会议，以寻求科学、民主的解决方法。

（三）负责开放档案的整理与编目工作

《各级国家档案馆开放档案办法》第五条规定：“各级国家档案馆开放的档案必须经过系统整理，并编有供利用者自行检索的案卷或文件级开放目录。”美国开放制度也明确提出，已作解密处理交到国家档案馆的文件，整理编目后，才能向公众开放。[8]随着开放力度的加大，档案馆整理和编制文件级目录将是发展趋势。如广州市档案馆开放档案目录，已按照文件级方式整理和编制。开放目录包括责任者、文件日期、题名、页号、案卷号、顺序号等要素，并添加了全宗名称。

（四）定期公布档案开放目录

随着公共服务理念的深入，档案馆开放档案目录不仅要及时公布，而且应该采取公众容易获取的方式公布。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通过档案信息网站公布开放目录就是一种重要方式。北京、浙江、广州等地都实现了档案网站的档案开放目录公布。《广东省档案条例》第三十六条甚至明确规定：综合档案馆应当建立档案电子信息网站，定期公布开放档案目录。

（五）开放档案的公布

依据《档案法》及《档案法实施办法》相关条款规定，保存在档案馆的，由档案馆公布；必要时，应当征得档案形成单位同意或者报经档案形成单位的上级主管机关同意后公布。档案馆的公布权不仅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而且有相应的责任追究条款加以保障。

（六）开放档案的利用服务

《档案法》第十九条规定：“档案馆为档案的利用创造条件，简化手续，提供方便。”《浙江省国家档案馆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档案馆应当采取设立阅览室、档案网站等多种方式，向社会提供已开放档案、文件查询服务。”档案馆应以利用者的需求为导向，灵活采用多样化的利用服务模式。如目前北京、广州、上海、浙江、天津等地档案馆推出网络服务模式，向社会提供开放档案的指南、目录和全文。2015年，广东省档案馆在原有提供手机上网查阅本省已公开政府信息的基础上，添加了“国家开放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利用系统”的网站链接。手机用户通过原有手机系统点击链接进入“国家开放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利用系统”，可以快速查阅全国50个副省级以上档案馆提供的开放档案。[9]

（七）开放档案年度报告的编制及发布

《各级国家档案馆开放档案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各级国家档案馆应于每年年终将本年度开放档案的全宗目录、档案数量和利用后产生的重大效益等情况报送本级和上一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通过该项工作的开展，各级档案馆可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推动来年档案开放工作的有效开展。

四、授权的档案形成单位权责

授权的档案形成单位的档案是国家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档案开放的重要对象。档案开放程序应明确规定，该类机构承担本单位的档案开放责任。虽然《档案法实施办法》规定“涉及国防、外交、公安、国家安全等国家重大利益的档案，经上一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延期向社会开放”，但是如果该类机构已为档案开放做好了充足准备，就能够及时有效地履行档案开放责任。例如：虽然外交部保存的大部分档案属于秘密档案，但是在外交部领导及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2004年至2008年期间对外公布了三批近八万余件档案，三次解密档案的数量分别占该时期形成档案总量的30%、60%、70%，外交部开放档案总数和开放比例逐年上升，其中标有“绝密”级的文件占开放档案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此外，依据《外交部档案馆开放档案暂行办法》的规定，外交部保存的开放档案将编制机读开放档案目录，提供查阅利用场所进行查阅、摘录或复制，利用者可以在研究著述中摘引，编制介绍性的文字材料和检索工具，系统出版开放档案的汇编。

五、档案行政管理机构权责

档案行政管理机构对档案开放工作拥有监督权和指导权。根据责权统一的原则，具体承担的职责有：一是对档案形成机构、国家档案馆的档案开放任务提供业务指导。二是对档案开放利用的执行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并负责组织开展档案开放利用效果评估与反馈；负责收集全国档案开放典型案例，对档案开放工作经验加以推广。三是负责组织设立相关领域的档案咨询委员会，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对档案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疑难问题，提供咨询或作为牵头人召开相关单位的联席会议，并明确牵头人、参加部门、工作职责、工作规则等事项。联席会议协商没有达成一致的事项，由牵头部门将有关部门的意见、理由和依据列明并提出意见，报本级人民政府或上级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决定。四是对于授权的档案形成单位的开放责任，档案行政管理机构与授权单位之间应当签订书面委托协议，并报同级人民政府法制部门备案；档案行政管理机构还应将受委托的机构和受委托的事项向社会公布。上述各责任主体，应依据档案开放程序规制构建的流程与方法行使档案开放职权，采取多种措施实现档案开放目的，选择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益的措施进行档案开放。每一个责任主体，都必须明确各自的责任范围。同时，廓清各自的权力边界，构建权力“行使有度、运行有序、监督有效、出轨问责”的档案开放程序规制。为此，在探讨主体及权责之后，还应着力展开对档案开放监督和问责的研究。通过对档案开放进行全程监督，对违规行为进行责任追究，保障档案开放程序的实施落到实处。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责任为导向的档案开放利用政策评价与设计”（项目编号：11CTQ035）及国家档案局科技项目“档案开放程序规制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014-R-03）的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及参考文献：

[1]李扬新，贺军，邱柏霞.《试论构建档案开放程序规制的必要性及基本思路》[J].北京档案.2014（5）：16.

[2]贺军，李扬新，吴玉婷.《档案开放程序规制构建的流程与方法》[J].北京档案.2015（3）：17-20.

[3]（法）法约尔.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M].周安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86.

[4]（德）HartmutWeber.提供利用档案.李文栋译.外国档案动态.2003（9）.

[5]冯惠玲.开放，公共档案馆的发展之路[J].《档案学通讯》，2004（4）：11.

[6] [7]钱海峰.《北京市区县档案馆馆藏档案开放工作管理办法》解读[J].北京档案.2015（5）：11-14.

[8]韩玉梅.外国档案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63.

[9]何奕忠.国家开放档案信息手机可查[N].中国档案报，2015-04-09（1）.

作者：贺军 李扬新

档案开放信息安全管理论文 篇2：

档案开放政策理论与实践现状及学者的责任

20世纪50年代以后,公民“信息权”的概念被提出,档案开放政策成为实践界与理论界共同的关注热点。迄今已有两届国际档案大会的中心议题、至少5届国际档案圆桌会议的主题与档案开放有直接关系。学者们在档案开放政策的酝酿、制定、贯彻执行的过程中发挥着作用,形成了大量有价值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

1 档案开放政策理论现状

档案开放政策理论研究的特点是:基本没有对立的观点;部分观点论述得较为充分,达成共识;部分观点由个别学者提出,论述尚不充分,值得进一步探讨。

1.1 相关概念表述

这主要表现为国内与国外的区别。“档案开放”一词中的“公开”、“开放”,各国学者的文字表述不一:国外多数国家用信息“自由(freedom)”一词,有时也用“公开”、“开放”(open)、“获取”(access)等,这反映出不同国家法律文化背景的细微差异。“自由”所着重反映的是信息申请者的主观权利,“获取”强调的是得到信息的客观结果,而“公开”强调的是政府机关的主动义务[1]。不过这些不一致并不影响实际运用。

1.2 档案开放政策的背景和必要性

国家政治民主化是档案开放政策研究的背景。米歇尔•迪香在RAMP关于开放利用问题的一份调研报告中指出,档案是可利用性概念的提出是一次理论变革,公民信息权应得到实现[2];学者们大多认为,开放档案是巩固公民权利的需要,也是建立透明公开政府的必然要求。在我国,不同时代的档案学者吴宝康、刘国能、陈永生,马素萍等都认为,公民有权利用开放档案,档案开放意义深远。张甜甜就专门对档案开放主体的权利进行了研究,指出公民权利意识淡薄是阻碍档案开放持续发展的原因之一[3]。档案开放研究的必要性毋庸置疑。

1.3 档案开放原则

多数学者同意“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日本学者Masaya Shiomitu先生在国际档案理事会东亚分会第五届全体会议上指出了档案“基本利用原则”和“关于公众利用的例外原则”,并指出其原则与档案开放一致[4]。“档案自由利用原则的目标是:档案开放的范围应最大化,档案保密的范围应最小化——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5]。姜之茂也认为:“既然政府信息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档案也应“完全可以”“以开放为原则、不开放为例外,且应以“至少自形成之日起满三十年的档案应以开放为原则”[6]。《政府信息条例》中体现的自由使用原则已经可以明确地说明档案学者与政府的意愿是一致的。然而,在档案开放实践中,这个原则的执行却困难重重,多数档案处于封闭状态,事与愿违。档案开放政策如何更有效地体现这一原则尚值得探讨。

1.4 档案开放期限

学者们对档案开放期限(由于档案开放范围大多以开放期限界定,有些学者在讨论档案开放的范围时也用档案开放期限表示)质疑较多。在本世纪初许多学者曾对《档案法》规定的30年开放期限提出过质疑。近年来,很多学者认为这与政府信息公开期限有矛盾,纷纷提出原则性建议。杨霞指出:“档案开放期限应该只针对不开放的档案而言,并根据其内容有区别地划定开放期限,不宜采用30年‘一刀切’的方法[7]。”这个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周汉华、陈永生、潘连根、秦珂等人都有类似的论述,赵力华(2008)还专门以《对我国三十年档案开放期限的反思》为题进行过讨论。然而,在档案开放期限与哪些因素有关、如何区别对待不同种类和内容的档案开放期限等问题上,尚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1.5 档案开放中的例外

多数学者认为从立法上看,档案开放的例外应包括:国家安全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个人数据、个人隐私)。如何在档案开放中保护“例外信息”的安全成为一大难题。其中,档案开放与公民个人信息关系问题涉及民生,令人关注。但是这项研究目前尚难以令人满意,病历档案、人事档案、信用档案管理中个人隐私被泄露的事件时有发生。尤其是信息安全技术尚待完善的今天,如何在档案开放中保护个人信息安全也成为关注点。丹麦学者奥而森指出“新技术给个人隐私保护带来了潜在的危险”,档案部门作为数据管理者在数据的利用及准确性问题上应当尽到义务[8]。在新技术环境下,如何通过政策与立法切实保证个人信息的安全,同时又不违背信息公开原则值得进一步探讨。

1.6 其它有价值的观点

在档案开放研究中,还有很多有价值的观点。李扬新(2007)提出:应当公示档案开放工作内容和程序、开拓档案开放方式方法;周毅(2006)探讨了现行文件公开方法体系结构,为便于“随时开放“创造条件,档案开放鉴定应随时进行。周甜甜(2007)认为可将开放鉴定纳入归档环节,在具体判断每份文件保管期限的同时,确定文件保密等级。遗憾的是,其中的不少观点并没有得到持续研究,深度还不够。

2 档案开放政策实践现状

实践成果是理论研究的结晶,档案开放政策制定的实践情况是:档案开放政策最早在18世纪末法国档案工作改革中提出。1966年,美国颁布《信息自由法》,并在当年的国际档案大会上提出“向大众而不仅仅是政府及其追随者开放档案”的倡议,推进了各国档案开放政策的出台。

2.1 世界档案开放政策实践成果

目前,全世界档案开放政策的表现形式大体有三种:一是颁布专门的档案利用或开放法规(如法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二是将档案开放政策纳入该国的政府信息公开法规体系中配合使用(如美国、挪威、瑞典),三是直接用信息自由法代替档案开放政策(如墨西哥、牙买加)。根据美国freedominfo网站公布的一项调查数据表明,到2006年7月全世界已有69个国家拥有政府信息公开法规[9]。2006年7月至今,该网站只在2007年5月长篇报道了中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消息。这说明至今世界上至少有70个国家已拥有政府信息公开法。在信息公开环境中,世界档案开放政策正走向成熟。

2.2 我国档案开放政策实践成果

从国内看,1980年5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第21次会议,作出了开放历史档案的重要决定,这是我国首次明确出台档案开放政策;1987年颁布,1996年修订的《档案法》的第十九条和1990年颁布、1999年修订的《档案法实施办法》有了档案开放的具体规定,沿用至今。我国首次出台的档案开放政策是1980年“开放历史档案”的决定;1987年颁布的《档案法》和1990年颁布的《档案法实施办法》中有了档案开放的法律规定。对于档案公开中的例外问题,各国大多在国家安全法、保密法、商业秘密法中予以规定。美、日、加等国已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我国也即将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在现行文件公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国家都能做到及时通过网络、档案馆的现行文件利用中心等为公众提供现行文件查阅服务。

3 学者的责任

随着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被列为首位政府信息法定查阅场所的档案馆承担起了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使命。档案学者们在档案开放的必要性、概念及原则方面已达成一定共识,建立了一定的理论范式,但具体的理论研究还不够深入、细化,实证研究也相对欠缺;实践上还缺少较为完善的档案开放政策体系。就我国而言,档案开放政策已渐渐不能适应政府信息公开形势,急需进行包括档案开放原则、主体、范围、方式、程序、监督保障等问题在内的全面调整。因此,我国档案学者的职责是:适应政府信息公开环境,借鉴国外,立足本国,关注公民合理需求,制定出合适的档案开放政策。具体可以通过对国际上政府信息公开和档案开放工作开展得较好的北美、西北欧、东亚、澳大利亚各国的相关政策进行比较研究,找出我国的差距;再选取国内若干地区作为调查对象进行实证研究,利用统计资料、问卷和访谈调研等方式获得样本地区相关数据、案例,从失败案例中研究现有档案开放政策的内部问题和外部约束,从成功案例中研究可供借鉴的经验。最终目的是针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对档案开放政策涉及到的各种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若干政策建议,寻找档案开放与控制的平衡点,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档案开放政策框架模型。其中,研究重点是比较研究、国内实证研究和对策研究。同时,还要注重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的紧密结合。

参考文献:

[1] 周汉华.起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专家建议稿)的基本考虑[J].法学研究,2002,(6):75-97.

[2] 米歇尔•迪香.开放、利用和传播档案信息的障碍的调研报告[A]//中国档案学会外国档案学术委员会.《文件与档案管理规划》报告选编[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0,215-275.

[3] 周甜甜.公民与档案开放主体权利不对称引发的思考[J].档案管理, 2008,(1):40-41.

[4] Masaya Shiomit.日本国家档案馆历史档案的利用原则[J].外国档案动态,2001,(12):27.

[5] 吴文革,马仁杰.论档案开放的原则[J].档案学通讯,2004,(4):72-75.

[6] 姜之茂.档案开放的再认识[J].档案学通讯,2005,(2):4-8.

[7] 杨霞. 从政府信息公开的视角检视我国档案法规[J].北京档案,2004,(9):17-19.

[8] [丹]奥而森.电子时代的发展趋势——保护隐私,数据利用与档案工作[J].外国档案动态,2000,(3):14-19.

[9] David Banisar.Freedom of Information Around the World 2006A Global Survey of Access to Government Records Laws.[2009-02-12].http://www.

freedominfo.org/documents/global_survey2006.doc.

作者：陈祖芬

档案开放信息安全管理论文 篇3：

谈谈档案开放鉴定工作中的几个具体问题

摘要：笔者根据工作经验就档案开放鉴定工作中出现的有关涉密档案开放鉴定、上级来文档案开放鉴定、按卷鉴定开放档案、档案开放率与档案开放程度关系及涉及公民隐私内容档案鉴定标准掌控等五个具体问题进行了描述，并对这五个具体问题提出了建议解决方案，希望能够对今后档案开放鉴定工作的开展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使开放鉴定工作真正做到应开尽开、能开必开、不能开不开、可开可不开缓开，实现不开放档案的信息安全与保密，已开放档案的为民、便民、惠民服务。

关键词：档案开放档案鉴定隐私保护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社会公众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档案馆已从神秘的存档部门转变为公开的查档单位，正在千方百计将馆藏可公开的档案为社会公众提供利用。但档案工作有其独特的政治性，档案开放鉴定工作往往受到政治性、隐私性等各方面的限制，具体到每一卷、每一份档案内容则又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因此做好馆藏到期档案开放鉴定工作需注意以下几个问题，有些已经是工作中形成的惯例，但却是误区，需要更正。

一、涉密档案仍需进行开放鉴定

馆藏到期档案中往往有标注密级的档案，由于长久以来档案工作人员的惯性思维，自动地就认为标注密级就是需要保密的，就不能够开放。而这种思想恰恰是错误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第十五条规定“国家秘密的保密期限，除另有规定外，绝密级不超过三十年，机密级不超过二十年，秘密级不超过十年。”馆藏到期档案，是指档案法中所规定的产生满三十年的档案，因此已经过了保密期。可以这么说，档案法之所以规定对产生满三十年的档案进行开放鉴定，就是因为最高级别的绝密级档案的保密期限是不超过三十年。因此对标注有密级的档案即判定为不开放的做法是不正确的。

那么对已经过了保密期限的标注有密级的到期档案又如何进行开放鉴定呢？根据《各级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解密和划分控制使用范围的暂行规定》第二条“各级国家档案馆保存的一九九一年一月一日前形成的标有‘绝密’、‘机密’、‘秘密’字样的档案（以下简称涉密档案），其解密工作，由各级国家档案馆负责进行。对形成将满三十年的涉密档案，原档案形成的机关、单位，认为仍属国家秘密的，应当自该档案形成届满三十年之日前的六个月，通知（以文书形式，以下皆同）同级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和国家档案馆，逾期未通知延长保密期限的，由各级国家档案馆按照本规定第七条办理。”第四条“各级国家档案馆保存的一九九一年一月一日后形成的涉密档案，未接到保密期限变更通知的，自保密期限届满之日起，即自行解密”的相关规定，1991年1月1日之前形成的标有密级的档案，未得到成文单位延长保密期限通知的，由档案馆负责其解密工作。换言之，也就是根据文件内容进行开放鉴定，具体鉴定条款按照《各级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解密和划分控制使用范围的暂行规定》的第七条办理。而1991年1月1日后形成的涉密档案，未接到保密期限变更通知的，自保密期限届满之日起，即自行解密。

二、上级来文档案不应由本级单位进行开放鉴定

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大部分是本单位产生的档案，但仍有不少是上级来文。对上级来文的开放审查，实际工作中工作人员往往是按照本单位产生档案的开放鉴定原则进行的。但是根据《各级国家档案馆开放档案办法》国家档案局1992年第2号令第十三条规定：“各级国家档案馆不得擅自公布上级机关制发的文件或归属管理权不属于本馆的历史档案。公布上级机关文件，需经文件制发机关所在行政区域的国家档案馆同意；公布归属管理权不属于本馆的历史档案，需经有关规定对该档案有归属管理权的档案馆的同意。”上级来文的开放鉴定工作不应由本级档案馆负责，其是否开放应以其制发机关所在行政区域国家档案馆的意见为准。鉴于现阶段，各档案馆馆藏档案尚未共享，无法鉴别上级来文开放与否，故笔者建议对于本馆保存的到期上级来文不予开放鉴定，也不予擅自对外公布。

此外，对于转发上级来文的档案，笔者认为档案的作者已经从上级机关转变为本级机关，则本级档案馆有义务和责任对其进行开放鉴定，经鉴定可开放的档案应当及时对外公布。

三、按卷鉴定开放档案大大影响开放率

现阶段，由于馆藏档案尚未全部完成数字化扫描，尚不能实现按件提供利用，因此绝大多数档案馆的开放鉴定工作仍采取的是案卷审查的方式。这种方法实现了一旦整卷开放则利用者可查阅全卷。但也出现了一卷档案中有一页内容包含不开放内容则整卷均不得给予利用的问题，开放率大大降低。

因此，今后应当加大馆藏档案数字化扫描进度，在全部数字化扫描完毕，实现馆藏档案全部数字化扫描复制件提供利用的前提下，进行按件审查开放档案工作，甚至可以按页审查。因有些档案不开放原因仅仅只是一个人的姓名或其电话、家庭住址等个别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点，而对于整件文件的内容则是可以开放的。对于这种情况，在技术手段支持的前提下，可以将类似不开放信息点进行技术处理加以隐藏或掩盖，以增大开放率。

四、科学处理档案开放率与开放程度的关系

如果不考虑开放对象的问题，事实上所有馆藏档案都是开放的，都是可以利用的，只不过是谁能利用的问题。举个例子来说，档案产生单位对本单位进馆档案都是可以利用的。但是考虑到开放对象的问题，也就是说对谁开放的问题，则馆藏档案就会分为开放、控制开放、不开放等不同程度。现实工作中的档案开放鉴定，实际上已经将开放对象默认为社会公众。因此经鉴定为开放的档案，则是可以上网供社会公众自由阅览的；不开放则是社会公众无权阅览的；控制开放则在开放与不开放之间，不能上网供社会公众自由阅览，但又不是完全不能利用，而是需符合一定条件才可利用，换句话说也就是依利用者申请提供利用，这样的档案基本为涉及个人隐私的婚姻、招工、知青、房产、户籍等民生类档案。另外经审查不开放的档案，即使利用对象是社会公众，也不是完全不能利用，如果经档案产生单位审查同意，或者档案产生单位来人查阅并根据档案内容开具相关证明，实际上也是提供了利用。

但是在传统意义上，档案开放率的计算，仅仅是计算了可以上网供社会公众自由阅览的那部分纯开放的档案占所有到期进行开放审查档案的比率，而并没有考虑控制开放的部分，因此各区县甚至市级档案馆的馆藏档案开放率基本在30%左右，甚至更低。因此建议今后在计算档案开放率方面，应当更加细化一些。或者对开放率加以区分限制，比如计算馆藏文书档案开放率。而控制开放的档案几乎全部属于可利用状态，开放率应当为100%，因此单独计算控制开放档案的开放率，其意义并不大。

五、涉及公民隐私内容档案鉴定标准需更加详细

《各级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解密和划分控制使用范围的暂行规定》第七条规定“各级国家档案馆保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形成的历史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形成满三十年的已解密的档案和未定密级的其他档案，凡涉及下列内容的应当控制使用”；第十六款规定“涉及公民隐私的，对社会开放会损害公民声誉和权益的档案”应当控制使用。仅就这一条规定来看，对于实际工作还是远远不够的。其问题就在于涉及公民隐私的档案内容如何区分其使用程度。比如全文都是涉及公民隐私的如婚姻、知青、招工、房产等民生类档案，可以直接划分为控制使用，当事人凭本人身份证即可利用。而在文书档案中往往有一部分甚至是一个段落、一个统计表、一句话涉及到有关个人家庭住址、历史问题、出身成份、家庭成员、个人简历、个人不良表现、对个人的评价等等内容，这部分内容是不是属于上文提到的应该控制使用的范畴？如果属于，具体到什么程度的可以算？比如早期文书档案中往往有表扬一个人逐渐变好的过程，其变好之前的不良表现是否不能开放？如果控制使用，恐怕也不是当事人凭身份证即可利用的使用模式，基本等同于不开放使用了。因此在涉及个人隐私方面内容的档案开放审查，还需要更为详细的审查标准，甚至利用标准，以便实际操作中加以衡量，达到标准统一，避免开放审查因审查人不同而审查结果不同。

总之，在信息化发展迅猛、公民法律意识日益增强的今天，档案开放鉴定工作一定要细之又细，既要保证档案的政治性、隐私性不被侵犯，又要满足社会公众的利用需求，真正做到应开尽开、能开必开、不能开不开、可开可不开缓开，实现不开放档案的信息安全与保密，已开放档案的为民、便民、惠民服务。

作者单位：北京市东城区档案局

作者：吴海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