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征管成本论文

2022-04-16

摘要税收征管则是国家税收的关键环节,尤其是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税收征管更是摆在我国广大税收工作者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加快建立和完善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现代税收征管制度显得尤为重要。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税收征管成本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税收征管成本论文 篇1:

我国税收征管改革:制度、模式与体系

〔摘 要〕我国税收征管改革在其建立、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大体经历了制度、模式和体系三个较大的发展脉络。每个发展阶段都凸显其时代烙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其不同的特点。从20世纪50年代的全职能、粗放型的管理制度到90年代末期的税收征管模式的提出与实施,从2003年的丰富了税收征管模式的内容到正在构建的现代化税收征管体系建设,阐明我国税收征管制度与模式的确立是一个嬗变过程,对我国税收征管模式实施效果不佳展开理性分析,并积极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税收征管体系,以进一步促进税收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

〔关键词〕税收征管改革;税收征管制度;征管模式;征管体系

我国税收征管改革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的。这个变化过程由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循环系统中发挥其职能和作用。共和国成立之初和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在税收征管方面实行过多种征管制度安排和征收方式。在新形势下,为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税收征管改革的需要,应对之进行较为深刻的变革和创新,才能更好地发挥税收的职能作用,指导税收的征管工作。

一、我国税收征管制度与模式的确立与嬗变

一般来说,制度是“要求成员共同遵守的,按一定程序办事的规程或行动准则”。[1]税收征管制度包含着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征纳双方应共同遵循的税收征管方面的法律、法规、法令、政策等涉税规程和行动准则。而模式“一般指可以作为范本、模本、变本的式样。……是研究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的理论图式和解释方案……”。[1]税收征管模式是把解决征管问题的方法总结归纳到理论图式和解释方案,即是征管模式。我国税收征管改革,除离不开其经济发展水平、财政管理体制、税收制度、征管对象的选择等外,更与税收征管制度与模式密不可分。凡是范围和规模较大的税收征管改革,都直接或间接渗透着税收征管制度的调整与完善、税收征管模式嬗变与梳理的过程。

1建国初期的税收征管制度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一直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了恢复国民经济、稳定金融物价、平衡财政收支,国家采取统一税政,对税收实行统一管理,建立高度集中的税收管理体制。1950年公布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明确规定全国统一征收的14种税,其管理权都集中在中央。这种高度集中的税收管理权限是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所必须的,对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之后,由于受“大跃进”和“文革”的影响,处于“放权”与“集权”的游离不定之中。当时,为了适应统一财政体制和税收管理体制,在税收征收模式上,对纳税人特别是国有企业推行“专管员进厂,各项税收专管,征管查集于一身”的征管模式,税收管理的主要目标是适应当时的国家政策的需要。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对私有经济和公有经济就采取“宽严不同,繁简不同”的措施,减少公有制企业的缴税程序,对私有企业也按照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态度,采取了不同的税收管理办法。由于当时的税收制度与税收政策虽有所调整,但一般来说仍比较单一,税收的主要课征客体是占公有制绝大部分的国营企业,由于国营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受中央政府调控,采取统收统支,企业少缴税的情况也比较少。由此可见,税收制度单一,征收对象范围较窄,而且偷、逃、抗、骗税现象较少,税收管理的任务侧重于“征”和“管”,相比较来税,税务稽查的工作量和征管要求较少,“专管员进厂,各税归口管理,信息不对称、征管查集于一身”,存在专管员“一言九鼎”、权力较大的弊端[1]

上述税收征管制度虽然在推行时,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但是,20世纪50年代的税收管理模式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税收征管模式变化缺乏“顶层设计”,使征纳双方对新的征管形势很难适应;科学化、规范化程度及征管质量也难以提升;税收管理机制不能走出“重征管、轻稽查”的传统方式;税收专管员直接开票的税款征收方式,也不利于提高纳税人自觉纳税的意识和合法的税收权益的保护,使税收征管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处于“不合理”状态,同时也弱化了税务干部人员配置,淡化了税务稽查工作职能,使税务机关主要业务部门之间出现工作效率低下的非均衡现象[2]

2改革开放后的税收征管制度与模式

改革开放后,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对当时的税收征管模式进行反思并推动其改革。20世纪80年代初,先后实行了二步“利改税”,实行新的工商税制,税收收入在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中的比重稳定增长,纳税人与政府的税收分配关系也逐步规范。但是,纳税人偷、逃、抗、骗税现象却增长较快,如果采取以前“专管员进厂”的模式明显不能符合新形势下的税源变化,创新税收征管模式已是大势所趋。在一些地方试点后,提出了“征收、管理、检查三分离”或“征管、检查两分离”的管理方式[3],逐渐形成了既相互制约又相互联系的税收征管新体制,解决了传统征管体制暴露出的不利于经济发展和中央财政收入增长的问题,为随之而来的税收管理变革奠定了基础。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又确立了“申报、代理、稽查”三位一体的征管模式。旨在放弃税管员户管制度,把纳税人申报纳税、中介机构的税务代理和税务机关的稽查管理有机结合,形成一个相互补充、相互制约的整体[4]

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我国税收征管改革实行了“建立以申报纳税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征管模式”。在2003年,为适应当时征管改革的需要,针对征管工作中存在的“疏于管理、淡化责任”问题,突出了“强化管理”的内涵,实施了“以申报纳税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强化管理”[5]的征管模式。这就是现行的“34字”征管模式。

3对我国税收征管模式的评介

从现行征管模式实施的实际情况看,与以往的税收征管制度和模式相比,“34字”征管模式的内容有以下不同。

(1)提出了纳税人自行申报缴税的法定义务。在传统的税收征管改革实施过程中,一般由税务干部上门征收税款,对一些单位尤其是重点纳税大户,都有专管员负责直接管理。“34字”模式取消了专管员户管制度,规定纳税人按照税法要求,自行或委托中介机构申报纳税。其初衷是要划清征纳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逐步提高纳税人按期申报的纳税观念。与此相适应,全国各地逐渐形成了税务代理组织体系,税务代理机构和从业人员发展迅速[6]

(2)确立了为纳税人服务的现代治税理念。在税收征管模式中,突出建立服务型政府或机关是与时俱进的理念。作为税务部门除了国家公布的税收法律、税收行政法规外,还要及时发布税收行政规章和税收其他规范性文件,要持续地宣传、辅导和答疑纳税人提出的有关涉税审批、办税流程和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的涉税信息和问题,按照集中、实用、方便纳税的原则为纳税人提供高效的办税服务场所,充分发挥实体办税服务厅和网络办税服务厅各自的作用,使登记、申报、缴纳税款、咨询、发票管理和复议诉讼等涉税事项可以集中办结,不断地为纳税人提供有效的、有针对性的服务。

(3)运用税收信息技术,逐步提高税收征管效率。为适应征管改革的要求,总局组织设计开发金税一期、二期工程,现正在试点运行和开发金税三期工程。就征管模式提出的“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以建立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计算机稽核系统,达到充分遏止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目的,杜绝增值税的流失,有效保障现行增值税制度。同时,各级税务机关都自行开发、使用一些税收征管软件,进一步防止税收流失,提高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

(4)利用人机结合的税务稽查资源,持续加强税务稽查力度。原有的税收征管工作存在着重征收、轻稽查的做法,在税务机关组织内部形成了强征收、弱稽查的格局。现行征管模式强化了稽查功能。各地税务机关利用人机结合的税务稽查力量,为税务稽查工作配备了素质更高的人员和优良的办公环境以及办案设备。在税务稽查部门内部,按照选案、检查、审理、执行等环节设置职能,按岗位分工协作、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逐步实施和完善稽查工作责任制、双查制和稽查错案责任追究制等各项制度,税务稽查工作力度不断增强。

(5)突出从源头治税,强化管理职能。为对原“30字”征管模式进行纠偏,凸显从源头紧抓税源,提出强化管理的工作内容。“强化管理”的初衷是为弥补原“30字”征管模式的不足而提出来的。因为原模式只强调“征收”与“稽查”,缺少“管理”的相关内容。新模式的提出,不仅仅是补充了原模式的不足,更重要的是发展和完善了新形势下税收管理的基本内涵。既是对税收管理方面的总要求,贯穿于税收管理工作的各个环节,也是从征管查分工合作的基础上阐述的。税收征管要实现科学化、精细化的战略思路逐步形成。

二、对我国税收征管模式实施效果不佳的理性分析

我们对税收征管模式是一个由浅入深、逐步认识和理解消化的过程。如实行纳税人自行申报纳税、发挥税务代理的作用、重视税务稽查工作等。但是,这个模式实施状况受到多方面的限制,直接对提升税收征管质量和征管效率产生影响,最终表现出来的效果远远没有实现所希望达到的目标。

1“34字”征管模式未能明确体现纳税人自主申报的主体地位

“34字”征管模式只是单方面强调“自行”,而不是“自主”,没有完全体现税收上的“主人翁”地位,即纳税人在纳税申报上的“当家作主”地位。在税务机关任务紧、工作量大、管户多且纳税人不及时申报的情况下,由于存在着对税务干部准期申报率的内部考核,往往有替纳税人申报之嫌疑;未能明确促进税法遵从的根本目标,过于强调完成税收收入任务目标;未能整体体现信息化对征管的支撑作用,各自开发自己的外挂征管软件,信息化的利用效率大打折扣,而且也增加了征纳双方的税收成本。

2“集中征收”未能明确强调依法征收

“集中征收”原意是指办公场所(主要指办税厅)的集中,是特指场所和管理事项的集中。随着信息化发展,电子申报和缴税的普及,场所集中的概念已经淡化 。此外,“集中征收”是纳税人自行缴纳还是税务机关上门征收?这里的 “征收”是大概念还是小概念等,存在着模糊认识。我们认为,就其实质来说,这里的“征收”是征管程序中的具体概念,不是税收征收的大概念。而在国际上,具体征管程序中的征收一般是特指经评估和稽查后的强制征收。在操作上,在确定了“以申报纳税和优化服务为基础”的征管模式后,在具体的征管过程中,纳税人自行申报缴纳的税款占整个税务机关征收税款的绝大多数份额。在新型的征纳关系和信息化条件下,以税务机关为主体的征收概念发生实质性的转移。现征管模式中将纳税人自主缴纳的行为定义为征收,本身与以纳税申报和优化服务为基础的提法存在矛盾。因此,不得不说该提法仍保留了以税务机关为主的管理理念的痕迹。

3“重点稽查”在实际工作中存在问题

“重点稽查”旨在集中征收后,税务机关主要任务是实施税务稽查,并规定稽查人员要达到一线人员的一定比率(或40%)及以上[7]。但经过十几年的征管实践,这一要求不仅未能实现,而且暴露出一些诸如国地税重复稽查、大征管中的评估与稽查如何衔接与定位等问题。总之,税务稽查的威慑力还未充分发挥。

4体现“强化管理”的两项主要措施也存在一些不足

一是税收管理员“一人管多户、各税统管”的属地化管户制度已不能适应纳税群体日益增长、经营方式日渐复杂的需要,尤其是难以对跨国、跨地区经营的大企业集团管理到位。税收管理员过多地承担了大量事务性工作,真正用于评估等税源管理方面的时间、精力有限。此外,由于管理员长期固定管户,也不利于从机制上消除“吃拿卡要报”的现象。二是对纳税评估定位不够准确、程序不够规范,至今也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纳税评估工作规程之内容的评估规范性要求,仍然是难以突破“摸着石头过河”的传统思维和做法,未能有效发挥引导和促进税法遵从的作用。

三、积极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税收征管体系

针对多年来围绕税收征管模式争论不休的实际情况,有必要进行反思。如果新的税收征管思路仍然沿袭着传统的思维定式而没有实行“顶层设计”;如果没有把税收征管系统看成是一个有机整体,仍片面追求用多少字推行税收征管工作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一般认为,体系是指若干有关事物互相联系互相制约而而构成的一个整体[1]。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税收征管体系就是要厘清新形势下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必要性,确立现代化税收征管体系的目标和基本内容,把税收征管视为一个系统工程不断完善。

1新形势下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必要性

近年来,适应形势发展变化,税务系统“自上而下”大力推行税收专业化、信息化管理,开展税源专业化管理试点和信息管税工程建设。各级税务机关“自下而上”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实施了一系列加强管理的新方法、新举措,税收工作面临新的形势,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成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1)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对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提出新的要求。逐步形成有利于促进科学发展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税收征管体系建设,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要求,形成纳税人自主申报纳税的主体地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税收方面的体现就是构建新型的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使税收征管改革融入加强社会管理和创新之中。面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必须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促进税收职能作用的有效发挥,为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服务。

(2)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是适应税源状况深刻变化的迫切需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税源状况产生了重大影响。税源状况的深刻变化集中反映是纳税人的数量急剧增长。据统计,截止2012年第一季度,全国税务登记的纳税人3 353万户,全国税收管理员277万人,人均管户数量在100户以上,沿海发达地区甚至达到人均1 000户以上[8],跨地区、跨行业的大型企业集团相继涌现。纳税人的经营方式、经营业务不断调整、日益复杂,纳税人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不断增强,涉税诉求多样化、服务需求个性化的趋势日渐明显。这些都给税收征管工作理念、管理方式、资源配置等带来深刻影响。

(3)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是顺应现代信息革命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当前,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为我国依托现代技术手段加强税收征管提供了重要机遇,也对税收征管工作提出更加严峻的挑战。企业经营和管理的电子化、智能化趋势日益明显,规模庞大、交易复杂的电子商务飞速发展,使税收征管的复杂性越来越强。虽然近些年来税收管理信息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但信息管税水平不高,现有信息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第三方信息来源渠道还不通畅,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状况日益加剧。

(4)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是推进我国税收管理国际化的必由之路。税收征管是税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与世界经济已经成为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引进来”和“走出去”企业数量不断增加,税源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跨境税源管理成为新课题。

2确立税收征管体系的目标

确立现代化税收征管体系的目标是全面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具体来说就是要提高税法遵从度和纳税人满意度,降低税收流失率和征纳成本 2012年7月,全国税务系统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工作会议在安徽合肥召开,会议提交并讨论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方案》。。

(1)提高税法遵从度。提高税法遵从度是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共同的责任和义务。税务机关率先遵从税法,依法行使国家赋予的税收管理权力,促使税法得到公正执行;纳税人依法诚信纳税,提高自主申报纳税的质量。通过提高税法遵从度,既要减少纳税人的税法遵从风险,也要减少税务机关的执法风险和廉政风险。

(2)提高纳税人满意度。税务机关通过优质服务、规范管理,切实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营造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树立税务部门良好的社会形象,增进纳税人对税收工作的理解、支持和满意,提高纳税人对税务机关服务与管理行为的认可程度。

(3)降低税收流失率。缩小税收实征数和法定应征数之间的差距,提高税收征收率,确保税收收入随着经济发展实现平稳较快增长,体现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遵从税法的程度,同时也反映税务机关服务和管理的水平。

(4)降低征纳成本。降低纳税人的遵从成本和税务机关的征收成本。在征管工作中,落实“两个减负”,即减轻纳税人的办税负担和基层人员额外的工作负担,并提高税务行政效率。

3规范税收征管体系的基本内容

在税收征管目标确立后,针对现征管模式存在的不足,结合征管实际情况,应加强税收征管体系基本内容建设。

(1)进一步明晰税务机关和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按照市场经济发展中“经济人”的要求,清晰界定征纳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并确定相应的法律责任,确立税收征纳双方法律地位的平等,使遵从税法既是对纳税人义务履行的要求,也是对税务机关义务履行的要求,在此基础上进行征管制度设计,开展征管活动。真正把纳税人看做为市场经济的主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负有依法履行自主申报纳税的义务,享有税务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利。税务部门的主要职责是依法征税,不能从事“保姆”式管理,更不能“越俎代庖”,而应通过建立税收征管程序,做好服务和管理工作。

(2)强化税收风险管理。把风险管理贯穿于税收征管的全过程,不是独立强调“集中征收”或是“重点稽查”,而是实行税收风险分析监控,依托信息技术平台,通过对涉税信息进行分析比对,识别可能存在税收流失风险的纳税人,进行风险等级排序后推送到相关部门进行应对,并对应对结果进行管理和评价。对税收风险不同的纳税人可采取风险提示、纳税评估(税务审计)和税务稽查等应对手段,识别和消除纳税人的税收风险,有效防范和避免税收流失。

(3)大力推行税收专业化管理。对纳税人进行科学分类,对税务机关和税务干部的管理权限、职责进行合理分工,对管理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提高税收管理的集约化水平。“34字”征管模式强调的“强化管理”更多关注的是“源头”管理和属地管理,而对征管流程中易出现的税收“跑、冒、滴、漏”没有从专业化管理的视角加以足够重视,因而应加强分类分级管理。分类管理是在按纳税人规模、行业,反避税、出口退税等特定业务的基础上,对不同风险等级的纳税人按照纳税服务、税收分析、评估与稽查等涉税事项实行管理;分级管理是将管理职责在不同层级、部门和岗位间进行科学分解、合理调配,并相应设置专业化的机构,配备专业化管理人员。

(4)进一步推进税收信息化建设。税收信息化是利用信息技术的先进生产力改进税收工作,实现税收管理的现代化[9]。在税收征管改革的过程中,应统一规划,克服各自为政、条块分割的“信息孤岛”,发挥信息技术的整体优势,即准确把握信息革命发展趋势,充分应用信息技术科学发展成果,大力推进税收管理信息化建设,为税收征管提供有力依托,解决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促进提高税收征管水平,不断提升税收征管效能。此外,充分发挥信息化的业务引领作用,坚持征管业务与技术的协调发展,推动税收征管与时俱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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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抚生,李树林税务管理教程[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54

[2] 钱冠林,王力中国税收30年(1978—2008)[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96

[3] 伦玉君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税收征管的基本经验及改革展望[J]税收经济研究,2011,(5):28-33

[4] 国家税务总局教材编写组税收管理员操作实务[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61

[5] 大连市国家税务局课题组税收征管模式的创新与完善[J]税务研究,2013,(2):63-66

[6] 徐立新,牛其林税源专业化管理的实践与思考[J]涉外税务,2013,(1):73-76

[7] 陈金艳税收征管改革与税收制度的协调[J]税务研究,2012,(9):70-72

[8] 李林军专业化管理的探索之旅——税源专业化管理与深化征管改革的思考[J]中国税务,2012,(7)

[9] 王雯婷完善信息管税提高征管质量[J]中国税务,2012,(4):36

[10] 孙开,金哲论环境保护视角下消费税改革的再次深化[J]财经问题研究,2013,(1):66-72

[11] 张雅君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推进《税收征管法》修订[J]涉外税务,2012,(11):45-48

[12] 朱国平对基层税收征管体系改革的探讨[J]涉外税务,2012,(9):64-68

(责任编辑:韩淑丽)

作者:王化敏

税收征管成本论文 篇2:

加快建立和完善我国现代税收征管制度

摘 要 税收征管则是国家税收的关键环节,尤其是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税收征管更是摆在我国广大税收工作者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加快建立和完善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现代税收征管制度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税收征管制度的基本要素及概念着手,在分析制约我国税收征管制度发展与完善的因素的基础之上,简要探讨了我国现代税收征管制度建立和完善的有效途径,期望能够对我国现代税收征管制度的发展、建立以及完善有所贡献。

关键词 税收 征管 制度 建立 完善

国家实施税务征收的这样一个过程,它其实是把社会上的各个经济组织以及个人所属的部分社会资源转变成由国家来进行支配的一种特定的活动。税收的征管工作在我们国家现行的经济体制中所占据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是我们国家整个税收征管活动的关键环节,是我们国家实现税收管理伟大目标,将潜在的税源转化为切切实实、真实的税收收入的一种有效的实施手段,同时这也是我们国家不断贯彻产业政策,监督并指导每一个纳税人积极主动地去履行纳税这项义务的基本工作,税收征管对于税收作用的发挥,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国计民生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因而,建立和完善有效的现代税收征管制度责任重大,意义非凡,我国税收征管人员应该给予充分的重视。

1 税收征管制度的基本概述

税收是一个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我国自古以来都对公民争取一定的税务,是对社会资源的再次合理分配,同时也是我们国家各项工作得以有序开展的有力保障。合理有效的税收征管制度对于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具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不合理滞后的税收征管制度则会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给社会带来诸多不良影响,所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合理制定有效的、符合时代特色的税收征管制度,逐步提高税收征管水平,使得税收征管工作得以高效、有序的开展,税收服务水平快速提高,是我国国家不断实施税收征管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

1.1 税收征管的基本概念

那么,何谓税收征管呢?有人认为,所谓税收征管,它指的就是国家税征收机关等相关部门,根据税收征管等一系列相应的法律法规,在税务征收的整个过程中,所进行的一系列组织、管理以及检查等相应的工作的总称。简单的来讲,所谓税收征管就是相关部门对税款进行征收和管理等工作。而税收征管,它又被叫做税收稽征管理,从广义上来理解,税收征管还包括国家内部一系列的税款征收的管理监控、税务稽征、税收相关法律以及税务的执行等等。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两个类别,其中一个类别是以税务主管机构等相关部门的行政职能为主,例如对违法的纳税人,包括组织或个体等进行行政处罚;另外一种类别则是税收征管等相关部门的内部管理行为,例如一定条件或需求背景下的税收审计和统计以及税收计划等管理行为。

1.2 我国税收征管制度的主要组成因素

随着我国税收征管制度的不断深化改革,我国税收征管逐渐形成了全新的税收征管模式,其主要是以申报纳税以及服务质量的优化作为基础,将计算机网络作为依托,对税款进行集中征收,重点稽查,不断加强管理的这样一个新的模式,主要有管理、征收以及稽查这三个环节。将申报纳税以及服务水平的不断优化作为基础,这就表示纳税人有自主进行税务机关或代理进行申报的选择的权利。这种现代化的纳税申报模式对于税收服务水平的提高以及税收成本的降低等,具有促进作用。把计算机网络作为依托,这就表示我们要充分的将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有效利用起来,利用其加强税收管理的信息化,将信息化与专业化进行完美有机的结合。在我们国家现行的税收征管模式中,集中征收,它指的其实就是国家税务主管等相关机构需要集中对纳税人所申报的各项纳税资料以及对其进行税款的征收等一系列活动,进行受理以及审核。重点稽查,它主要指的是国家税务机构通过科学的方法,有效地选择检查对象,集中人力和物力,深入挖掘违法纳税行为并对其给予严厉的打击。强化管理则是新时期我国对于税收征管工作的总体要求,它要求在税收征管的具体过程中,要加强管理、明确职责、加强税源等相关的工作,促进税收工作得以高效、平稳、有序、健康的开展。

2 制约我国税收征管制度建立和完善的因素

虽然,随着我国税收征管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税收征管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就目前来看,我国税收征管制度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制约我国现代税收征管制度建立和完善的因素,还有许多,情况依然不容乐观,笔者结合我国现代税收征管现状,简要对制约我国现代税收征管制度建立和完善的主要因素做了简要概括,具体如下:

首先,我国现代税收征管法律制度存在缺陷。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我国目前没有一部关于税收的基本法,税收法定原则在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中并没有得到明确规定,这就使得我国的税收活动没有《宪法》这个法律最高准则的指导,使得税收立法等一系列的法律问题得以产生;其二,我国税收相关法律法规的层级比较低,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主要体现在我国税收法律体系中,行政法規以及规章制度占了很大的比例,而出自全国人大的税务立法则相应较少,在我国现行的税收征管制度中,只有个人所得税等极少数是以法律的形式所规定的,而其它的大多数税种都是以行政法规的形式规定的,这就导致了税收立法缺失权威性;其三,我国税收征管法律体系不完善,税法颁布以后,缺乏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规章制度,使其在具体执行的过程当中举步维艰。

其次,我国当前税务审计制度还不够完善。税收审计的相关概念目前在我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涵义以及外延,税收制度的不断改革使得税收审计范围在分工方面出现一定的交错,新的税收征管模式没有科学有效合理的稽查制度以及纳税申报机制,这使得税收的成本得到提高,造成了税收征管效率的下降。

另外,我国现行税收征管机制也存在一些不足。其一,我国税收征管机关或部门对与税收相关的信息的整合管理不到位,能力略显不足。这主要在于当今时代纳税人收入呈现多元化发展,征税与纳税者之间出现了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在税收征管的具体过程当中,税务机关或部门不能够准确把握纳税人的具体信息,这就使得税务机关处于信息劣势的处境,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税务多头管理,重复管理,没有完整系统的第三方涉税信息平台,这就造成了税务机关对纳税人具体信息的缺失;其二,税收征管能力相对较弱,内外监督制度还不够完善。这主要在于我国当前税收征管人员综合素质整体偏低,还不到现代税收征管的要求,税务机关内部缺乏有效的协调,管理效率较低,并且外部监督管理缺乏,造成税收征管出现漏洞。

3 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现代税收征管制度的有效途径

3.1 加快建立和完善现代税收征管法律制度

建立健全税收法律制度,明确税务机关相关职责,促进税收征管工作的程序化、规范化以及公开化是我国现代税收征管建立和完善的有力保障。首先,我们要加快税收相关基本法律的出台,提高税收立法层级。税收基本法是我国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税收相关法律体系法人必要前提,而目前我国正缺乏这样一部税收基本法,只有尽快出台税收基本法,才能使得我国税收征管中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从法律层面上得以解决。其次,税务机关及相关部门应该公正执法,严格执法。只有公正、严格的执法,才能使得税收法律的效力和功能得以发挥。一方面,税收机构要加强对税收征管的执法监督,建立切实可行的纳税服务评估机制;另一方面,要使得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其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纳税环境,保证纳税人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另外,要对税收征管的处罚机制进行有效的完善。税务机构要切实做好对纳税违法行为的处罚,捍卫处罚机制的威慑力,保障税收征管工作有效开展。

3.2 推进纳税服务制度化建设

纳税服务是做好我国税收征管工作的前提基础,推进纳税服务制度化建设是构建我国良好税收环境的有力保障,是我国税收征管制度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税务机关等相关部门在具体的税收工作实践当中一定要以纳税人为中心,依法治税,构建多元化、人性化的税收服务体系。首先,我们要加大对正确的税收观念的宣传,使人们对于税收有更加深入与正确的了解;其次,我们要建立专门的税收服务机构,严把制度关,加强创新管理,不断提升我国税收服务质量;再次,我们还要建立多层次、形式多样的纳税服务方式,稳步提高税收服务质量,加快税收工作效率,努力降低税收成本;最后,我们要从根本上提高税收服务,不仅要加快制度建立和完善,创新纳税申报机制,还要提高税务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注重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提高税收服务水平。

3.3 加快税收征管信息化建设进程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互联网+”已经渗透社会的各行各业,税收征管当然也离不开信息化,加快税收征管的信息化建设,是提高我国税收工作效率和质量,降低税收成本的重要手段。首先,我们要构建标准化的电子数据采集系统,建立统一的数据管理模式,统一数据指标以及数据采集的标准,并制定相应的规范,加强管理,保证数据真实有效;其次,我们要建立科学的电子决策支持系统,建立数据库,并进行统计分析,做好数据整理与分析,为税务决策部门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再次,我们还要加强电子监督,构建严密的税务监督系统,多方采集与税务有关的数据与信息,并进行全面的对比分析,形成严密、完善、健全的监督体系;最后,我们还要建立多元化的、快捷的电子纳税服务體系,提高涉税办事效率,提高服务水平,保障税收工作得以良好有序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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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亚琴

税收征管成本论文 篇3:

跨境B2C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难题与破解

摘要:

跨境B2C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及其虚拟性和无国界性对税收征管带来了挑战,当前我国的跨境B2C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日益规范化,但仍面临课税要素界定难的实体性困境和征管流程实施难的程序性困境。在跨境B2C电子商务交易模式下,税收公平原则除了要求个体意义上纳税人间的公平和整体意义上国家与纳税人间的公平外,也强调国家间的公平。跨境B2C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应着力彰显税收公平原则以平衡各方利益,完善和细化税收征管体系以助推征管规范化,并创新国际税收合作方式和内容、加强税收情报交流以实现国际税收协作与共赢。

关键词:

税收公平;跨境B2C电子商务;税收征管;课税要素;纳税人;国际税收合作

文献标志码:A

一、引言

伴随着跨境电子商务试点城市范围逐步扩大、自贸区进一步扩围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跨境B2C电子商务发展迅猛。依托于进口环节少、时间短、成本低、效率高等自身优势,得益于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及其催生的支付手段革命等技术支撑,受益于国家的一揽子相关税收和通关规定等利好政策,扎根于消费者多元化的消费需要,跨境B2C电子商务成蓬勃发展之势(张怡 等,2015)。与此同时,跨境B2C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也需要创新税收征管制度以适应其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关于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早期研究主要关注电子商务的可税性问题。陈少英等(2001)在分析“比特税”方案和网络免税方案的基础上主张对其征税;袁翔珠等(2002)赞同应予征税,但强调应以现行税制为基础,不单独开征新税;段曉红(2005)主张电子商务应该课税,并提出将具体的电子商务交易归入既有的税收体系中、其交易额确定为营业所得的征税模式;向贤敏(2006)指出对电子商务进行征税已成必然;胡巍(2008)认为对电子商务征税应是最佳选择;彭鹏(2009)在剖析登记制度与电商网站代扣代缴制度的基础上,认为目前不适合对C2C交易课税;张敬(2015)则认为将C2C电子商务纳入税收监管范围是未来的必然选择。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相关研究趋向细节化,主要聚焦于以下内容:一是关于电子商务涉税的税种,如南振兴等(2003)着眼于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等领域,陈红彦(2004)关注营业税领域,陈月秀(2013)探讨增值税领域,黄素梅(2013)探究跨国电子商务中流转税税收管辖权问题。二是关于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信息问题,王保民等(2007)强调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性,王婷婷等(2015)以信息风险问题为主线分析大数据时代电子商务征纳税的实体与程序困境。三是关于电子商务涉税的比较法研究,那力(2001)以美国、欧盟及OECD等税收制度为基础讨论网络经济对国际税法的影响,王欢(2001)指出电子商务强烈挑战“常设机构”原则所严格依赖的地缘属性,师晓丹(2015)则借鉴美国数字商品税收征管模式构建我国数字商品税收规则体系。

上述研究大多涉及并最终落脚于程序法上,为如何完善我国现行税收征管、建构新的制度体系建言献策。在这个过程中,虽也有学者关注到税法原则,如郝琳琳(2005)指出税法的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中性和社会政策原则不因电子商务条件而改变。但遗憾的是,专门系统地论述税法原则与电子商务税收征管问题的研究较为少见。有鉴于此,本文基于税收公平原则从微观、中观、宏观维度对跨境B2C电子商务税收征管面临的难题加以考辨,进而提出破解对策。

二、我国当前跨境B2C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难解之题

1.规范化:跨境B2C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演变趋势

2012年以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商务部等多部门密集出台一系列关于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的政策,其中与跨境B2C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直接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共18部(见表1,以下对其均使用文件号表述),涉及具体税收制度的有5部:总署公告〔2010〕43号文规定了进出境个人邮递物品的50元免税额度、限值等内容;财税〔2013〕96号文明确了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的增值税、消费税退(免)税政策的适用情形、适用企业以及排除第三方交易平台的适用;加贸函〔2015〕58号文以试点网购保税进口模式为切入点严格规定网购保税进口的地点区域、技术设施、信息化征管、违法责任等内容;财关税〔2016〕18号文修改总署公告〔2010〕43号文的内容,新定跨境B2C进口税收政策的货物征收、适用范围、交易限额等内容;2016年十一部门第40号文公布了包括共1 142个8位税号商品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目录。

通过对以上18 部规范性文件的梳理和分析,可以发现政策目标逐渐由单纯的“促进跨境B2C电子商务健康发展”转变为“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跨境B2C电子商务进口健康发展”,与此相适应,税收征管也趋向规范化。2016年起,国家对跨境B2C电子商务逐渐采取规制态度,相应的,其税收监管也趋向规范化。这一趋势在总署公告〔2016〕75文、财关税〔2016〕18文、十一部门2016年第40号文中逐渐得到体现,特别是财关税〔2016〕18号文更是细化和调整了原有税收政策具体来讲体现如下:(1)“行邮税”向“跨境电商综合税”转变,“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按照货物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2)调整并细化交易限额的规定,“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的单次交易限值为人民币2 000元,个人年度交易限值为人民币20 000元”;(3)取消免税额,变更税率,“在限值以内进口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关税税率暂设为0%;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取消免征税额,暂按法定应纳税额的70%征收。超过单次限值、累加后超过个人年度限值的单次交易,以及完税价格超过2 000元限值的单个不可分割商品,均按照一般贸易方式全额征税。” ,我国跨境B2C的税收征管正日益规范。虽然现有法律规定,特别是前述18部规范性文件从法律上提供了一揽子的税收征管依据,但是面对跨境B2C电子商务税收征管实务中层出不穷的新兴样态与课税事实,既有法律框架已不适应,面临着实体性与程序性的双重困境。具体而言,一方面是税收管辖权、纳税主体、征税对象、纳税期限和地点等课税要素的界定困境;另一方面是纳税申报、税收征收服务和税务稽查等流程实施的困难。

2.实体性难题:跨境B2C电子商务课税要素界定困境

(1)税收管辖权难以界定。由于跨境B2C电子商务的虚拟性和无国界性,纳税主体居民身份和所得来源地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强,而相应的流转税和所得税的税收管辖权认定难度随之加大(戴芳 等,2015)。从更深层次讲,跨境B2C电子商务突破国界壁垒,横跨至少两个税收管辖区域,即使卖家和电子商务的收入来源可以确定,国家一般无法执行域外税收负担(Salter,2002),且不同税收主权国家(地区)间的税收原则存在差异。大型实体企业“走出去”的税收风险通过合理的筹划与安排是可以控制的,但跨境B2C电子商务这种小微型、多频次的交易模式难以避免因管辖权冲突而在不同税收主权国家遭受非公平待遇。

(2)纳税主体难以确定。纳税主体(也称纳税义务人)是确定税收法律关系的必备要素,若不能确定纳税主体,则以此为基础的税收征管就自然无从谈起。依据传统的规定,纳税主体涵盖具有明确身份的自然人和法人,然而跨境B2C电子商务中,连接企业和消费者的桥梁是虚拟的网络交易平台,囿于电子商务自身的虚拟性、互联网信息的不对称性以及交易双方的匿名性等,征税机关难以确定纳税主体的身份,无形中增加了税务机关的工作的成本。以软件产品为例,若消费者通过移动终端购买跨境软件,而两个国家又未签订涉税信息交换协定,则不对称的信息使得具体纳税人难以清晰界定。

(3)征税对象性质难以判断。商品、所得和财产的“三分法”构成现代社会国家的征税对象,是征税对象物化特征的一个佐证(张守文,2016)。而跨境B2C电子商务中新增加的信息财产和线上服务等數字化产品,依据现有的税收征管法规及技术难以界定其性质。软件往往与维修服务是捆绑在一起的,前者具有有形的软件属性应纳税毫无疑问,而后者往往存在争议(Yang et al,2013)。依据现有理论,信息财产的性质界定有三种观点:货物说、许可说和劳务说(齐爱民,2010);而在实务中,包括税务机关内部仍未就信息财产的性质形成共识。

(4)纳税期限和地点难以确定。纳税期限体现税收固定性特征,纳税地点表明纳税人申报纳税的征税机关及其管辖权。而在跨境B2C电子商务中,一方面传统纸质课税凭证作用弱化和新兴电子信息取证困难等增加了判断收发货物时间、收款日期等要素的难度,致使纳税期限无法准确界定;另一方面,依据网络服务器、网址等虚拟性营业场所无法准确界定常设机构所在地,征税对象的判断困难进一步提高了确定财产所在地、经济活动发生地等的难度,进而以此为基础的纳税地点更是无法确定。

3.程序性难题:跨境B2C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流程实施困境

(1)纳税申报自主性不高。实现对跨境B2C电子商务有效税收征管的前提是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进行规范的纳税申报,这涉及出口退(免)税和进口征税两个环节。在出口环节,国办发〔2015〕46号文、财关税〔2016〕18号文等要求继续落实现行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退税或免税政策。然而以上规范性文件在一定程度上并未照顾到跨境B2C电子商务量大、件小、频率高的特点,部分中小微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多采用邮包、快递等形式零售出口商品,但是作为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无法出具增值税缴款凭证和收付汇证明而导致无法办理退税(苏如飞,2016)。在进口环节,涉及关税、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征收,而跨境B2C电子商务中普通消费者的纳税遵从度有待提高,并未养成纳税申报的意识和习惯。例如,单次的几罐进口奶粉或者化妆品金额很轻易就超过2 000元,依照规定应按照一般贸易方式全额征税,即使单次不超过2 000元,仍面临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和消费税。

(2)税收征收服务滞后。跨境B2C电子商务对税收征管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虽然我国积极探索“互联网+税务”的纳税服务新模式,但还未充分发挥信息化服务的准确、便利功能。虽然我国对《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公布办法(试行)》进行了修订,且出台了《对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但其涉及的主体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且是由税务部门发动的一种事后的惩戒措施,并非是针对全程的动态信息交流与整合。而且电商信息仍处于税收监管的一个盲点,更遑论与之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同时,跨境B2C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需要一支业务能力扎实、作风过硬、执行有力且熟悉国际国内税法的税务管理队伍,而目前国内具备上述条件的税务工作人员不多。

(3)税务稽查难度大。目前税务稽查还是依托货物、资金、信息的流向,建立在对纳税人原始凭证、财务报表、库存资产等检查的基础上(武汉市国际税收研究会课题组,2015)。但是,如前所述,跨境B2C电子商务课税要素的确定存在困难,直接影响选案工作的开展;第三方交易平台的介入进一步增加了税务稽查过程中实地检查、询问相关主体、调查取证等环节的成本和难度;此外,纳税人到庭以及审理后的执行工作也面临诸多的挑战。

三、基于税收公平的跨境B2C电子商务税收征管难题检视

税收公平原则的理论内涵伴随着社会变迁愈加丰富,从经济学界配第的朴素税收公平理念和斯密的平等原则之起步,到财政学界阿道夫·瓦格纳的社会正义原则、税法学界北野弘久的实质课税原则、金子宏的税收公平主义等之发展,历经三个多世纪的演变,逐渐确立了被西方学者奉为税法最高原则的以税收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为基本构成的税收公平原则。我国学者在普遍接受其演进合理性的基础上,新的解释也在理论的变革中产生。王鸿貌(2005)认为基于税法和税收的基本职能,税收公平原则包括税收权力的分配公平、税收权利与义务的分配公平、纳税负担的分配公平三个内容;张富强(2013)认为税收公平原则涵盖整体意义上国家与国民之间在社会财富收入的分配公平和个体意义上纳税人与纳税人之间的税负公平以及税收实质公平。这些理解体现了税收公平原则的多元性,丰富和发展了其内涵与外延。我们应当全面地理解税收公平原则的内涵,构建起一个立体而非平面的、动态而非静态的、回应性

而非单向度的保障税收公平的制度体系(张怡 等,2012)。基于此,本文从税收公平原则的微观、中观及宏观三个维度来解析跨境B2C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基本要求及其难题。

1.微观维度:纳税人间的税收公平

税收公平原则要求纳税人间的应能负担公平,是量能课税的具体体现。基于不同的规范或目的跨境B2C电子商务的纳税人被以各种标准进行分类,总体来讲,我国对于跨境B2C电子商务采取的是一种倾斜性的保护(鼓励)政策,如电子商务示范试点城市、进出口税收优惠政策等。这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不同纳税主体之间的非公平性。

第一,跨境B2C电子商务的进出口退(免)税优惠政策,造成跨境B2C纳税人(优惠的享受者)和传统非电子商务纳税人(优惠的非享受者)间的不公平。“税之优惠措施从税负的承担力这一点来看,尽管是纳税义务者都处在同一状况下,但税之优惠措施在税负的承担力上是给予特定者以特别利益的,故,税之优惠措施是同税之公平主义相抵触的。”(金子宏,2004)事实上,在线零售在政府补贴的前提下与传统的零售进行竞争,尽管二者商业潜力相等,但是电子商务得到税收优惠,而传统竞争对手仍然需要遵守一系列的国家税收义务(Daniel,2015)。财关税〔2016〕18号文以2 000元人民币为单次交易额限制和20 000元为年度交易额限制,分别采取不同的税收征管税率,而限额内的纳税人与传统的一般进口纳税人所承担的税率是不一致的,这无疑是对税收公平的挑战。

第二,跨境B2C电子商务试点的地域有限,导致试点地区纳税人与非试点地区纳税人之税收不公平。例如在国家电子商务示范试点城市组织开展网络(电子)发票应用试点和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工作,这弱化并阻碍了全国其他非试点城市的电子商务发展。特别是加贸函〔2015〕58号文第二条明确提出了只有在特定区域才能开展的规定网购保税进口应当在经批准开展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城市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保税物流中心(B型)开展,非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城市不得开展网购保税进口业务。 。这就为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划定了清晰的“楚汉之界”,加剧了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间纳税人的不公平性。

2.中观维度:国家与纳税人间的税收公平

税收公平原则同样要求国家与纳税人间的应益负担公平,这是税收公平的首要和关键问题。随着“税收债权债务关系说”对“税收行政权力说”的取代,国家与纳税人间的关系也由“一元关系”过渡到“二元结构”,在这个过程中合理地分配国家与纳税人间的权利与义务,通过纳税人的合法权利以制约国家征税权力的行使,也是税收公平原则的基本要求(张怡 等,2016)。在跨境B2C电子商务税收征管中,一方面,现有的税收规范性文件侧重于对国家征税权力的维护,片面从形式的量能课税角度出发指出“为防止国家税款流失,保障国库收入,应该对跨境B2C电子商务课以税收”,这实际上仍是“国库中心主义”思想的体现。例如,总署公告〔2010〕43号文将个人邮寄物品的免税额从500 元降为50 元,而财关税〔2016〕18号文中取消50元的免税额度,并规定进口的跨境零售电子商务由按照物品征收行邮税变更为依照货物征收关税、增值税和消费税,以及规定年度交易限值和不同层次的增值税、消费税税率,这一系列的规定事实上起到了维护国家财政收入的作用。另一方面,现有的税收规范性文件偏重于纳税人义务的履行,单方面强调义务而忽视纳税人应有的权利,这实质上是典型的“国家分配论”思想。考察上述的18部规范性文件,这些文本中暗含着一种不容忽视的明显冲突:纳税人协力义务的过分强调与纳税人救济权的相对弱化。

3.宏观维度:国家间的税收公平

在跨境B2C电子商务这样特殊的交易环境下,税收公平原则除了要求个体意义上纳税人间的公平和整体意义上国家与纳税人间的公平外,也强调国家间的公平。在传统的贸易模式下,各国历经长期的冲突与竞争、交流与合作,建立了普遍认可的税收利益分配格局和共同规则。

而跨境B2C电子商务打破国界壁垒,进一步促进了税基在各国间的自由流动和分配,但同时也带来国际重复征税、国际逃避税、税收歧视等税收风险。在跨境电商模式下通常无须在消费市场所在国家设立有形的场所,因而容易规避构成“常设机构”,侵蚀了消费市场国家的税收权益(路向东 等,2015)。

四、税收公平视野下跨境B2C电子商务税收征管难题的破解

跨境B2C电子商务在税收征管中存在的实体性与程序性困境使其深陷“戈尔迪之结”,从税收公平的三个维度审酌以上问题,可以进一步窥其本质而求其破解。一种公平地对待所有公民的税制,不仅是基于社会正义的合理诉求,而且是提高税收水平的功能性要求(彼得斯,2008)。立足于我国未来跨境B2C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发展趋势,为回应与破解跨境B2C电子商务税收征管难题,应着力彰显税收公平原则以衡平各方利益,完善和细化税收征管体系以助推征管规范,并加强国际间交流合作以实现国际协作共赢。

1.衡平化:明确税收公平原则

如前所述,税收公平包括纳税人之间、国家与纳税人之间以及国家间的税收公平。我国跨境电子商务虽异军突起,但作为新兴的电子商务大国,在税收征管方面仍处于探索期。为促进跨境B2C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公平,兼顾国家、纳税人以及国际间的各方利益,从而落实税法的程序正义,应注重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构建。

一是尽量实现納税人之间的微观税负公平。税收征管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应坚持量能课税,以纳税人的实际课税能力为标准,真正做到税收公平。具体而言,无论是出口退(免)税的优惠还是试点城市的差别化税收待遇,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与税收公平原则的非契合性,但是应该认识到这只是为实现真正税收公平原则而进行的在一定期限内的倾斜性保护,其最终仍会回归税收公平原则。在这个过程中应注重尽量维护微观纳税人的利益,不应忽视纳税人个体的税收公平。

二是保障纳税人与国家间权利义务的中观公平。在税收征管的过程中,一方面,应强调纳税人权利本位理念,在倡导纳税人自觉履行纳税义务的同时注重保护纳税人权利,做到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切不可单方强调义务而忽视权利,否则将致使纳税人权利遭到侵犯,进而不利于提升纳税人的纳税申报热情和税收遵从度。另一方面,要重视国家对公共产品服务的提供,构建服务型税务机关,建立和完善“互联网+税务”新型税务服务模式,秉承服务纳税人的理念,培养现代化税务管理队伍,提高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

三是力求国家间税负的宏观公平。跨境B2C电子商务突破地域界限,其税收征管涉及国家与国家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公平,税收征管不能只考虑本国、本区域的利益,应重视国家间、区域间的整体利益,积极参与并制定相应的双边或多边税收协定,实现国家间、区域间的税负公平。

2.规范化:完善和细化税收征管体系

基于税收公平原则力求平衡不同涉税主体的利益,在具体的跨境B2C电子商务税收征管过程中,为消除实体性与程序性困境,亟待立法的明确和规制,主要可通过以下两个层面加以落实:

一是明确征税要素内容。对我国现行跨境税收法律法规以及国际条约和协定进行相应补充、修订和完善,增加关于跨境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相关内容,以完善现有跨境B2C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法律法规。通过签订及修订国际条约和协定,以明确跨境B2C电子商务所涉税收主权国家的税收管辖权;建立“互联网+税务”模式,增加“虚拟常设机构”的规定,以确定纳税主体、纳税期限和地点等相关要素;依据可税性理论以及借鉴欧盟的做法将信息财产定性为销售劳务,从而对数字化产品实行统一的增值税,以明确征税对象。

二是规范税收征管程序。这是实现跨境B2C电子商务税收征管规范化进而推动依法治税至关重要且不可忽视的问题,若置之不顾,则将构成税收征管法治化的障碍。应该从源头、过程以及监管三个层面进一步规范税收征管程序。在源头上,强化纳税人纳税申报和依法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明确规定第三方平台代征代缴的法律制度;在过程上,进一步推进“互联网+税务”的征管模式,培养并提高税务人员的专业素质以优化税收征收服务;在监管上,确保电子数据资料的真实性,引进第三方平台的监管,密切与海关的合作,以加大税务稽查力度。

3.合作化:加强国际间交流合作

目前,单个国家不能解决跨境电子商务给税收征管带来的难题,这就需要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Azam et al,2012)。跨境B2C电子商务税收征管需要协调各国税收政策,必须积极主动地推进跨境B2C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全球合作,这不仅有利于完善税收征管,同时也有助于提升我国税收影响力和话语权。一方面,要创新国际税收征管合作方式与内容。中国应继续深入参与全球税收合作,担当起大国税务的责任,积极主动走向国际舞台,逐步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并力求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国际税收协定,为跨境B2C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提供国际法保障。另一方面,要加强国际税收情报交流。虽然我国在国际税收情报交流方面卓有成效国家税务总局与OECD等25个国际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与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内的113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双边税收合作机制;已与105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和10个信息交换协定,数量规模仅次于英国和法国,排名世界第三(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2016)。 ,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要想完善跨境B2C电子商务税收征管,还应该继续致力于增强税收信息的全球透明度,为跨境B2C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提供良好的、稳定的信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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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B2C ecommerce and its virtual character and its property of nonnationalboundary bring the challenge to its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Presently, the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China for crossborder B2C ecommerce is more and more standardized but still faces the practical difficulty in tax collection factor definition and procedural difficulty in tax collection procedure implementation. Under crossborder B2C ecommerce transaction mode, the principle of fairness of the tax collection not only requires the fairness between tax payers and the fairness between a government and an individual tax payer but also highlights the fairness between different countries. Tax management of crossborder B2C ecommerc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fairness principle to balance the interests of each party, perfect and make detailed tax collection management system to standardize tax collection, innovate cooperation mode and contents for international tax collection, and enhance tax intelligence communication to realize the cooperation and doublewin of international tax collection.

Key words: tax fairness; crossborder B2C ecommerce; tax coll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tax collection factor; tax payer; international tax collection cooperation

CLC number:F812.423;F724.6

Document code: AArticle ID: 16748131(2017)05009408

(編辑:杨睿;段文娟)

作者:侯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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