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管改革税收论文

摘要：财务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税收征管模式是一种新型的税收管理体系，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旨在立足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融西方先进管理经验、我国税务传统管理思想和未来管理发展趋势为一体的新型税收管理体系。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征管改革税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征管改革税收论文 篇1：

“互联网+”助推税收征管改革 迈向税收治理现代化

摘 要：互联网和经济社会的不断结合，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影响。在“互联网+”时代的潮流压力下，税收征管的革新也在不断地与时俱进，严格实施“互联网+”，能够推动税制的不断革新，也是提高税收管理水平趋于现代化的关键方式。本文主要讨论“互联网+税收治理”革新与改变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互联网+” 税收 征管 改革

1 税收征管改革发展至税收治理的过程

简单总结税收征管成长过程，对于当今“互联网+”潮流冲击的认知具备重要价值。

1.1 新中国税法的建立及税收征管起步阶段

“一五”阶段，是我国税收管理改革的初步发展时期，主张“保障需要、简化税制、区别对待、合理负担”的税收基本准则。20世纪50年代初的《全国税收实施要则》作为那个时期的基础税法[1]。我国也在那一个阶段开展了极其集中的财税管理制度，成立并补充了一套具有税种类多元化、以及重复征收特点新的复税制度，开始建设起了我国的税收征管体制。

1958年～1978年这个时期，我国税收管理改革逐步处于搁浅的状况。于1975年修订后的《宪法》取缔了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中仅存的“公民有依法交税的责任”的税收条例，作为世界上罕见的完全不包括税收相关条例的宪法之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逐步发展至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82年制定的《宪法》还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法缴税的责任”的税收条例。“非税论”的理念禁忌彻底被冲破，税收的用途被大众再次评价与关注，税法体制的革新也逐渐开始。1986年，国务院颁布了《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使我国税收管理具有单独以及一致法令法规，该举措被当做我国税法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证明我国税收管理逐步与法律接轨[2]。1991年，我国开始正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相互限制、互相协助的“征管查”三分离的税收征管形式，缴税人自觉申报交税和税务代理的试行工作逐步开展。

1.2 分税制革新推动税收法制建设的完善时期

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以及改变的目的更加清晰化。从1990年代开始，依据税法一致、合理分配关系等主导思想的的带领下，我国成立了流转税法，该税法是以实施全面的增值税为关键，消费税以及营业税作为辅助税法，对《个人所得税》以及《企业所得税的暂行管理条例》做出了修订，是一次全新而又系统的改革。于1992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证明我国的税法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对于税法的实施做出有力的保障。为顺应分税管理制度的需求，把所有的税种进行分类，主要包括中央税、地方税以及中央地方共享税三种，而且设立国家税务总局和地方税务总局两类管理机构。国家级的税务局主张“推动征管查的互相协助，以及专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全方位进行深化管理”，其税收征收的形式是缴税人主动申请交税，而不是税务人员上门征收，每个阶级的税务管理机构都配备计算机互联网装备，地方税务总局还只是初级发展阶段。于2001年《税收征管法》和《实施细则》的再次修改，对依法纳税的工作目标再次强化，推动依法税收的法律化进程[3]。

1.3 全方位推动财税体制革新后的新进步时期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推动国家管理体系和管理水平的现代化，实现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保障市场统一、推动社会公平可持续发展、达到国家长治久安层次，对强化税制革新作出全方位安排，也为税收的现代化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为税收在服务发展中的展现用途指出了道路。税收体制是现代财政体制的核心组成要素，表现和承担着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等多角度的基础联系。2014年中央政府通过《财务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对1994年分税制革新成果不断强化，并在此前提下进一步作出理论的改变以及应用的创新，也为税收制度的下一步发展提供了发展方向。

税收征管水平完整的展现了国家对税收治理的水平，对国家的治理有着更深远的影响。税收制度的不断革新和深化，税收征管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也是当务之急[4]。国家税务局主张建设完善的规范税法制度以及完整的税务制度系统，不断使服务体制更加方便快捷，建设强大稳定的信息系统以及高效廉洁的组织团体，力争在2020年初步完成税收现代化体系的任务。2015年9月“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税务总局的有关文件表示，用更加开放包容的胸襟、改变与革新的勇气、协作双赢的理念，全面推动互联网与税收管理的结合。

2 “互联网+税收治理”改革的进展趋势

2.1 创新思维作为指导，明确税收治理的定位

“互联网+税务”高度结合，必须全方位审查税收工作，以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为原则，主动实现“互联网+”的乘数效果，完成税收工作全面转型创新。

（1）革新跨界协作，完成“行业+”。“互联網对传统行业”成立的新兴商业形式、全新的营销模式，也表明新的经济业态、新的经济税源的出现。税务部门能够改革体制制度，冲破现存的层级阻碍，充分使用互联网资源，以完成跨界协作。上下部门之间资源的内外整合（不包括国家税务与地方税务之间），寻求跨政府机构、金融机构、社会组织及媒介机构与软件公司、电商平台、物流集团等协作，全面了解纳税人互联网时代交易状况、支付形式、交易模式等数据资源，合理纳入税收监控范畴，为深化税源治理、税收风险预测、税务稽查选案及税收政策的改变提供信息基础[5]。

（2）改变交易平台，完成“三维+”。一直沿用的办税方式是由纳税人主动到办税服务厅排队叫号窗口服务实施纳税，改为到自助终端装备查询纳税，在转变为自己登录税务机关网站进行申报的流程。不管是办税服务厅“一窗式办理”或者“一站式处理”，或者“同城办理”、银行受理转账，都会受到地区、时期和形式的制约。推动“三维+”，关键是为了冲破这些制约，创造出多元化、没有时间空间等条件制约的纳税服务平台，把互联网当做行政业务办理的一项基础装备，依据电脑、移动智能终端、APP软件等服务终端设备，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运用的前提下，让纳税人可以像自助购买火车票、充值话费、自助存取款一样便捷地缴纳税款及相关业务的办理，完成从税务登记管理、税款申请缴纳、电子发票的应用、交税凭条的开据等全面的多功能的电子税务局。

（3）改革纳税服务，完成“人文+”。为纳税人供应便捷的服务是税务机构的法定责任，同时也是创建服务型税务机构的必备要求。完成“互联网+税务”最核心的一个要素就是让纳税人认可。依据“起步于纳税人需要、以纳税人满意为基础、结束于纳税人遵守”的规定，完成“人文+”，一方面要提升纳税人的认可度，另一方面要提升办税人的幸福指数。强化优质的纳税体验，以纳税人需要为核心，不断补充政务信息公开化、税收法规政策库及办税流程模块，使其更加完整。研发简便操作的办税操作体系，使用电脑等移动互联网终端完成发票检验和审查、无线数据输送、在线寻求帮助、纳税人认可度调查等，让纳税人可以快速办税的同时，也实现税务人员移动办公。

2.2 严格实施规划，推动税收治理的发展历程

（1）不断补充税收立法，确定政策依据。在法定程序下制定《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条例》，带动电子商务稳定可持续发展。第一，寻找创建电子税务登记的新登记形式，完成新办纳税人登记管理网络与信息化，简化行政审理与批准的标准，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网络经济进步。第二，拓展发票管理方法范围，确定电子发票的法律意义。使用数字证书、二维码等手段，创建统一的电子发票数据文件准则，高效缩减征纳双方发票审批印刷、采购运送、储存销毁等资金投入，逐渐完成纸质发票到电子发票的改革。第三，推动数据开放，确定第三方涉税信息互换和税务审查获取电子证明的合理性。在法律方面确定有关机构的责任和义务以及违规的惩罚等，依据法令制度的权威性对其进行限制，创建合理的电子税务系统。第四，推动产业革命的发展，制定符合社会发展的优惠措施，带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2）推动责任的调整，深化征管的革新。加强税收的威胁管理，提升缴税人的服从度。首先要明确“互联网+”时代的税收制度与管理体制的误区，推动线上线下的税收遵守，以大数据平台为基础，形成相应的体系。使税收的执法更加合理，强化对电子税务的审查。要清楚认识到税务审查的现代化发展对于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与治理的重要性，从思维模式、法规制度等方面进行改变与提高，模仿并创新西方国家的互联网监督手段，不定期抽检，以推动公平合理发展，完成税收职能的作用。

（3）强化对信息化的建设，保障网络安全。信息管税是对税收征管的一项关键举措，信息化技术手段能够实现网络信息准确、安全。此外，加大对互联网的管理与监督，对大数据平台要严加监管，避免出现漏洞以及病毒的共计，创建信息提取体制，与网络运营商进行密切沟通与协作，保障网络信息安全。

（4）实施业绩评估，不断加大对人才的建设。第一，模仿美国国内入署高效的业绩评价制度，不断加大对税务人员的考核以及税务系统的考核，不断完善互联网+税务的考核标准，提升税务体系的执行水平。第二，建设税收信息搜集部门，成立信息统筹风险治理与督查，提升对互联网+税务的最新信息的判断能力。第三，不断革新理念思想，借助于税务系统的劳动力资源以及外脑的智力帮助，创造出互联网+税务的作用和带动力。

2.3 借助社会合力，参加国际税收协作

（1）以政府为核心，实现多元管理的合力。改革是带动发展的首要驱动力，也是实现发展主旨的基础要求，互联网时期电子政务云的创建使政府每一个部门间的联合管理以及合作分工变为基本的工作模式。政府简化政权，对所属部门下放一定的权利，职能和结构的调整以及改革创新等角度开展，推动社会诚信体系的创建，对互联网+具有更大的包容性。（2）共同协作，提升國际税收的作用。现阶段税源的稀缺，使竞争日趋激烈。在“互联网+”时期新经济逐步与国际竞争结合中，需要充分认识到市场的各个主体间的竞争与协作，依据国际经济协作和发展组织的的优势，不断完善我国逃税体系监控的系统，增加我国在国际的影响程度。

参考文献

[1] 袁显朋，赵联果，王玉.基于“互联网+”的电子发票发展探析[J].财会通讯，2017（04）.

[2] 刘洁，蒋卫东.“互联网+税务”新模式探讨[J].财会研究，2016（11）.

[3] 崔晨涛，崔玉亮.“十三五”期间促进县域电子商务发展的税收治理政策展望[J].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04）.

[4] 张茜怡.税收征管业务流程再造研究[D].云南大学，2016.

[5] “互联网+税收治理现代化”专题征文启事[J].税务研究， 2015（12）.

作者：邱瑞雪

征管改革税收论文 篇2：

深化税务改革视角下税收征管共享服务的创新思考

摘要：财务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税收征管模式是一种新型的税收管理体系，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旨在立足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融西方先进管理经验、我国税务传统管理思想和未来管理发展趋势为一体的新型税收管理体系。基于此，本文将阐述财务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税收征管模式应该具有的基本内容与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财务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一中心，四机制”的税收征管共享服务中心，旨在推动税务征管转型、规范税务征管标准、提高税务征管效率。

关键词：财务数字化;税收征管;共享服务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近20年的时间里内，世界各国就税收征管制度都开展了不同程度的改革，特别是在税务机构重组、现代电子服务的提供与使用、税务风险管理、纳税人权利保护等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并呈现出税收管理目标战略化、税收征管手段信息化、机构设置低成本化、税收管理社会化、税源管理科学化、税收管理法制化、税务稽查力度大的发展趋势，尤其是近年来“互联网+”经济已经渗透各个领域，因此，转变税收征管模式迫使我们必须重视“互联网”、“物联网”技术在税收征管中的应用，着力推进实现税收信息化、电子化、网络化。

传统的税收征管系统无法充分发挥出应有的管理决策职能，同时，传统税收征管事前预算不力，事中跟踪指导不够，事后分析不到位，无法满足财务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税收征管迅速发展、扩张的需求。到目前为止，对电子商务的征税仍然停留在理论层面，导致大量税收流失，也缺乏对电子商务市场的税收调控。本文的探讨是站在新形势下，为财务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税收征管共享服务提出创新性的思考，也为“深化税收征管改革之我见”贡献绵薄之力。

二、财务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税收征管基本内容及特征

（一）税制设计从“粗放”到”精细”

税制设计主要包含税制设计思想、税制设计过程、税制设计结果三个方面。我国于2016年开始全面推行“营改增”试点方案后，我国现存18个税种，上百种地方附加税。税制改革期间，各项税收政策变动频繁，尽管大企业业务种类繁多，也基本覆盖了大部分税种和业务流程。传统的税制设计模式较为粗放，在实施过程中，税基确认、税金计算等流程主要依靠税务会计人员的专业素质及对相关税务制度的理解，人为失误将给企业带来较大的涉税风险，财务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税制设计从“粗放”到”精细”，企业在实践过程中也充分考虑不同分支机构的税务差异，精细化管理涉税业务。

（二）税务管理从“分散”到“集中”

税务管理的组织结构往往会按照省市县乡层层下放，财务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税务管理必然也需要从“分散管理”到“集中管理”，税务管理理念做到立足当前、长远规划、与时俱进、持续改进;税务管理模式做到集专业管理、风险管理、差异管理、精细管理于一体，实现各层面之间、各层面的不同环节之间衔接流畅、运行高效，相互配合协调、相互监督制约、考核科学、服务规范的集中管理模式。

（三）税务稽查从“被动”到“主动”

财务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税务稽查，从精细化和科学化管理的角度出发，加大对税务稽查专用软件的开发发和应用，以适应当前迅猛发展的信息技术社会，以便更好地发挥税务稽查打击逃避缴纳税款行为的职能作用。税务稽查合一化实现了从“被动”执法到“主动”执法的完善，实现信息共享和全税种统查，进而形成执法合力，威慑作用，提高纳税遵从度。

（四）纳税服务从“手工”到“自动”

纳税服务内容通过加强网络信息化建设，从“手工”到“自动”确保税收工作重点突出，既要保障网站信息的丰富多彩，又要保障信息的准确、及时，特别要保障信息的有效性。财务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纳税服务形式也更现代化，通过逐步深化网络办税的形式，提高网上征税系统的稳定性，保障有一個高速运行的网络环境，在技术上保障纳税人身份的认证、数字签字和数据传输的完整性等。

三、“一中心，四机制”的税收征管共享服务中心

（一）建立税务共享服务中心的目标

深化我国税收征管模式的改革必须开展“一中心、四机制”的改革战略，即搭建起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中心，构建税源专业化管理共享机制、风险监控运行共享机制、征管质量考评共享机制、纳税人权利保障机制的共享平台。

（二）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中心”，提升税务共享服务的科技含量

实现税务共享服务，首先是考虑到对税务集中征收的实现，财务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税务集中征收模式，并非是简单把零散的、碎片的网络信息资源进行整合，而是将税务共享服务融入到网络信息中，拓展信息的应用，将信息的深度与广度在税务共享平台得到最大的延伸，从而为纳税人、企业管理层提供最有利的信息。从税收征管系统的发展来看，推动和实现金税三期工程的大数据完善，优化全国税收征管信息化的集中征收，是实现现代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有利契机。于此同时，在集中征收的基础上，规范税务共享平台数据的标准化和规范性、统一数据的归口，这对信息化纳税工作有积极作用。我国目前推行的电子发票、网络发票等信息库的检索和建设，进一步推动了税务共享服务平台外部信息的完善。通过税收的各方信息整合，建立里高度共享的信息数据库，为未来搭建起税务共享平台做好基础工作，确保税收征管改革稳定且高效的实现。

（三）运用“四机制”的协调统一，优化税务共享服务的全面发展

1、积极推进税源专业化管理共享机制

通过成立专业化的税源管理机构、明确重点税源专业化管理目标、建立专业化的税收管理员制度以及细化分类管理办法等方法，再将这些数据进行整合和共享，就可以实现财务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税收征管共享服务的进一步推进。积极推进税源专业化管理共享机制首先应对重点税源户数进行较为有的放矢地集中管理，这样有针对性地管理方式可以促进财务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税收征管共享服务进一步的发展;其次，积极推进税源专业化管理共享机制还应该及时调整管理目标，以节约成本和方便纳税人为原则，逐步向内核发展。

2、建立風险监控运行共享机制

建立风险监控运行共享机制的首先是通过建立税收执法风险的识别和评估的共享机制，早共享早发现早处理。其次，将建立一套税收执法风险的事前预防、事中监控和事后处理共享机制。与此同时，还应建立科学的执法责任体系、权力制约机制、执法预警制度，做到税收执法风险的有效防范。建立严密的征管过程监控体系。财务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建立风险监控运行共享机制需要通过流程环节的自我控制、执法环节的随机检查、计算机操作中的自动控制等方面将执法检查的横向制约、纵向制约进行较为柔性地控制，并尽量减少人为因素的干扰。

3、征管质量考评共享机制

健全的征管质量评价共享机制是财务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税收征收管理的重要环节，高效高质量的征管质量考评共享机制是税务征收管理薄弱环节查找的有利工具。征管质量考评共享机制的建立可以通过设计有操作价值的量化指标作为客观评价的依据。第三方的介入、网络征集等方式都可以加强数据库的建立，信息分析的同时实现共享的机制。与此同时，将税收征管形成的共享数据库与实际工作中的岗位绩效、评奖评优、人员聘任等方面全面挂钩，形成一整套较为公平且而合理的竞争考核共享机制。

4、强化纳税人权利保障机制的共享平台

强化纳税人权利保障机制的共享平台首先要完善纳税征管方式，建立健全税务信息网络服务共享系统，为纳税人提供及时准确的税务信息，切实保证纳税人的知情权。其次，可以建立税务机关与社会中介机构相结合相协调的纳税服务共享系统，保证纳税人享受、选择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权利，加强税务监督体制，严格行政执法的过程。

四、总结

财务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税收征管共享服务的创新思考，是深化税收征管改革之路中值得我们探讨的主题。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中心，构建税源专业化管理共享机制、风险监控运行共享机制、征管质量考评共享机制、纳税人权利保障机制的“一中心、四机制”共享平台，可以适应改革进程，健全税收征管体系，进一步理顺税收征管体现中的各个环节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

参考文献：

[1]黄胤强.黄民锦.做好大数据背景下的税收调查工作的思考[J].经济研究参考.2020（41）：25-27.

[2]屈涛.立足共享服务构建企业级企业数据中心[J].管理会计研究.2019（02）：81-85.

[3]牟信勇.王雪绒.大企业税收风险管理问题研究[J].税务研究.2014 （10）：55 -60.

[4]苗雨君.郭亚红.企业企业财务共享服务的流程再造研究——基于创新资源配置的机理分析[J].改革与战略.2017（3）.

[5]张庆龙.董皓.潘丽靖.财务转型大趋势：基于财务共享与司库的认知[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8.

[6]陈虎.从新开始：财务共享财务转型财务智能化[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7.

[7]谢旭人.中国税收管理[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7.

作者：楼晴静

征管改革税收论文 篇3：

财政层级改革、竞争效应与税收征管

作者简介：刘建民（1964—），男，湖南省湘乡人，博士，长沙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财税理论与政策。

摘 要：以“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从企业实际税率的角度考量财政层级改革对县级政府税收征管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加剧了县级政府间的税收竞争，显著弱化了县级政府税收征管努力，降低了辖区内企业的实际税率，并且对于处于不同市场化水平和不同行业集中度的企业具有异质性影响。

关键词：财政层级改革; 省直管县;税收征管;竞争效应

一、引 言

政府税收征管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和国家繁荣的重要基石[1，2]，税收占GDP的比重偏低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特征，仅不到20%，而在发达国家，这个比重将近达到50%[3]。导致发展中国家税收占GDP的比重偏低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税收征管力度偏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关于税收征管力度问题，现有研究一般侧重于强调信息约束和征收机构征管能力的影响[4]，但税收征管力度不仅受制于社会的经济结构，还受制于政治制度的激励机制[5]。地方政府作为政策执行者，在税收征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将税收征管效率作为一种税收手段使用，从而影响税收能力[6]。地方政府通常有两种手段操纵税收征管能力：一是直接调整法定税率，二是降低或加强税收征管力度。中国地方政府没有制定法定税率的权力，只有有限的税收征管权，因此，第二种方法的运用便成为可能。税收征管力度下降会导致企业避税行为增加，避税被发现的概率以及机会成本下降，收益增加，因此诱发更多企业选择避税[7]。这点在中国的经验证据得到了证实。不少研究都发现，我国企业实际税率远远低于名义税率[8]。地方政府执法不力是企业避税的主要原因[9]，甚至是主导者 [10]。究其原因，是以GDP为导向的官员晋升制度推动同级地方政府竞相降低实际有效税率或实施税收优惠，进行税收竞争，从而吸引更多资本以发展本地经济。政府默许、诱导企业避税是政府失信行为的体现，而政府公信力是国家治理的重要资源，一旦失去，就会掉入“塔西佗陷阱”。

影响地方政府税收征管行为的因素，一直是学者们研究和关注的重点。在税收征管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的情况下，税收分成成为影响地方政府税收征管行为的重要因素。政府间的税收分成会影响地方政府征税努力，上级政府税收分成越高，下级政府的征税努力越低[11]，征税收益下降使得地方政府放松税收征管[12]。转移支付也是影响地方政府税收征管力度的重要因素。一方面，转移支付对税收征管力度具有替代效应，转移支付收入的增加抑制了地方政府的征税努力[13];另一方面，转移支付的存在会在平衡地区发展的同时，产生“鞭打快牛”的效果，加强地方政府税收征管力度[14]。但政府支出偏向导致这两种效应相对强弱不一，对税收征管行为影响具有不确定性[15]。当政府对生产性支出总体重视程度相对较高时， 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会降低征税努力，而增加生产性转移支付却会加强税收征管力度。当政府对民生性支出重视程度较高时，结果刚好与之相反。除此之外，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9]、政治关联度[16]、财政紧缩的压力[17]、地方层面的税收任务[18]等外部因素冲击也会对税收征管产生影响。

随着财政“省直管县”改革的不断推进，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在不断丰富。有学者从本级收入和转移支付着手，发现改革主要是通过约束地级市政府对转移支付的截留行为来提高县域财力[19]。“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提高了县域经济增长速度[20]，这种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经济管理权限扩张[21]和地区产业结构升级[22]。“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会提高政府支出规模[23]，但会引致“重基建、轻民生”的支出倾向[24]，扭曲地方政府职能，强化了以GDP为导向的支出行为偏差[25]。大量研究表明，财政层级改革通过影响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对地方财政收支产生重要影响，强化县级政府城市支出偏向，加剧城乡收入差距[26]。“省直管县”改革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市级财政收入缩减[27]，削弱市级政府财政自主权[28]，但也不能笼统断定[29]。

影响地方政府的税收征管力度的因素有很多，少量学者开始关注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对税收征管的影响，但结论不一。从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上看，财政“省直管县”显著抑制企业避税行为，增强县级政府税收征管力度[30]。但通过对县级政府税收努力程度的测算，却发现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对县级政府税收征管力度具有显著负面影响[31]。可见，现有文献由于使用样本及方法的不同，对改革的效应并无统一结论。同时，现有文献鲜有从企业实际增值税率的角度分析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对县级政府税收征管行为的影响。增值税作为企业缴纳的主体税种，占据企业全部税费的大头，如果用企业实际增值税率衡量企业税率，则更具代表性。基于此，本文尝试将“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从企业缴纳实际增值税率的角度，分析财政制度因素对县级政府税收征管能力的激励机制，揭示财政层级扁平化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税收征管力度，并尝试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采用1998-2007年①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通过更长时间跨度的样本，以及一系列识别策略，对这种影响方向与程度加以检验，试图得出更加稳健的结论。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制度背景

我国的财政体制改革一直以来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密切相关，最初我国实行的是“中央-大区-省-（地区）-县”的行政管理体制。1954年，“大区”被撤销，形成了“中央-省-（地區）-县”的行政管理格局。1982年中央开始实行地区体制改革，“市管县”体制再度兴起。由此至2003年，我国除海南省、直辖市以及港澳台地区外，其余各省、自治区一直实行“中央-省-市-县-乡镇”五级政府管理体制。

五级政府管理体制运行初期，为地区“晋升锦标赛”“为增长而竞争”提供了制度环境，拉开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序幕。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政府职能转换，五级政府体制的负面影响逐步显现。地级市多重身份暗藏的利益冲突，随着1994年分税制改革收入大幅上移、事权层层下放而日渐显现和加剧。财力与事权的不匹配使得地级市财政收入缩水，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地级市“市本位”思想倾向越来越严重，“市刮县”“市占县”屡见不鲜。县域财富被市级政府盘剥，中央和省政府给予县级政府的转移支付等财政补贴被市级政府截留、挪用[32];同时，市级政府又将支出责任转嫁给县级政府，导致县级政府几乎承担地方经济发展的所有职责。县域经济发展受制，财政陷入困境现象突出。

为应对县域财政困境，从2004年起，湖北、安徽、吉林、江苏等省区先后开始进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探索。截至到2007年底，全国共10个省份进行了改革，改革主要涉及收支划分、财政收入目标、税收返还、转移支付等方面。

（二）理论分析

2004年开始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其主要目的是减少政府层次，由现行的“市管县”平稳过渡至“省管县”，壮大县域经济，为县域财政解困。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在政府间收支划分、转移支付、资金往来、预决算、年终结算等方面，省财政与县财政直接联系，绕过市级政府，进而避免市级政府对县级财政的截留和侵占。改革不可避免地造成市级政府财政紧缩，地级政府在压力之下改变其税收征管行为。财政层级改革带来的市级政府财政压力，会激励其加强税收征管[33]。对于县级政府而言，“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提高了县级政府税收分成比例和转移支付收入，增强了县级政府自主财力，一定程度的财政宽松也会改变县级政府的税收征管行为。税收征管强度是税收分成的增函数[11]，改革提高了县级政府税收分成比例，在一定程度上激励地方政府加强税收征管[30];縣级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也会提升地方政府发展地区经济的动机，通过参与税收竞争，降低税收征管强度，吸引地区间流动资本进入[34]。可见，现有研究对改革的效应是正是负并无一致结论。

为此，本文从企业实际税率入手，使用双重差分、基于PSM的双重差分等实证方法，重点研究“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县级政府税收征管行为的影响效应，并分析影响机制及异质性效应。

三、数据与模型设计

（一）模型设计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是由中央决定、省级政府跟进的一项政策，对于县级政府来说是一项外生政策冲击，因此，选取双重差分模型（DID）来识别政策效应。不同省份实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年份不同，而是否进行改革为一个政策冲击项。基于此，构建以下双重差分模型：

其中，evatict表示位于c县的i企业在t年的实际增值税率。PMCct表示受到政策冲击的县，若在t年县c实行了“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取值为1;否则为0。δi为企业固定效应，δt为年份固定效应，εict为误差项。X为加入的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层面的特征变量和地区层面的特征变量。参考已有研究，从企业层面实际增值税率的变动来刻画地方政府税收征管强度的变动[17]。实际增值税率以应交增值税与工业增加值的比值来衡量。地方政府税收征管强度越高，实际增值税率越高。其他控制变量，借鉴相关研究[35]，具体定义见表1，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2。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主要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地市县财政统计年鉴》以及“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等数据，通过地区代码以及年份对数据进行匹配并做相应处理，得到主要使用的数据。（1）首先对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相关处理。删除一些明显不合理的观测值：删除负债、总资产、折旧、实收资本、存货、应收帐款、固定资产小于0的观察值，以及总资产小于企业固定资产净值与企业流动资产的和、累计折旧小于当期折旧的观察值。对所有连续变量在1%的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以消除异常值的影响。（2）由于河南、江西、山西、陕西、青海、甘肃六省实行的是渐进式改革，为避免改革错觉，删除在2004-2007年进行渐进式改革的省份。（3）删除地区发展水平和社会环境与改革省份差异明显的西部地区的样本。（4）剔除北京、上海、重庆、天津四个直辖市辖区内企业。（5）市辖区与县和县级市在财政自主权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删除所有市辖区样本。（6）由于浙江、宁夏长期实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而海南一直实行省直管县体制，所以剔除这三个省份的企业。（7）剔除在2004年之前就已经实行省直管的县级样本，包括河南省的济源市、湖北省的仙桃市、天门市和潜江市，确保所有样本在改革前均处于同一状态。经过上述处理，使用的样本的时间跨度为1998-2007年，最终使用的是1998-2007年共687963个观测值。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为检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政府税收征管激励的影响，首先对模型（1）进行双重差分回归。所有回归均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并在县级层面进行聚类以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相关问题。回归结果见表3。其中，列（1）为单变量回归结果，只加入了“省直管县”与年份的交互项PMCct。回归结果显示PMCct的系数为-0.0148，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确实弱化了县级政府的税收征管强度，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实际税率。列（2）进一步控制企业特征变量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以及企业年龄，PMCct的系数为-0.0170，依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以及企业年龄的系数皆为正且显著。列（3）依次加入获得贷款能力、资本强度、核算差异以及盈利能力等企业层面的变量。在控制了企业自身特征可能影响实际增值税率的因素后，交互项系数依然为负且显著。列（4）和列（5）在前面的基础上加入了反映县域特征的财政自给率、第二产业占比、人均GDP，并控制扩权县影响，交互项系数也显著为负，表明研究结果是稳健的。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企业年龄、资本强度、核算差异的系数显著为正，盈利能力的系数显著为负，估计结果与既有研究结论一致[18]。

在五列基准回归结果中，双重差分项PMCct的系数始终为负，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系数在-0.0170～-0.0148之间小范围波动，表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会显著减弱县级政府税收征管强度，弱化县政府税收执法动力，降低企业实际增值税率。

（二）平行趋势检验

使用双重差分进行实证分析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要满足平行趋势假定，使用事件研究法（Event Study Approach）对平行趋势进行验证。回归方程如式（2）所示。

其中，PMCnct为第n年双重差分项，若县c在“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之前（后）的第n年取1，否则取0。控制变量X及固定效应与基准回归相同。回归结果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在实施改革的前三期，交互项系数不显著异于0，而在实施改革之后的1～3年交互项系数皆显著为负，由此可证满足平行趋势假定。

（三）稳健性检验

1.安慰剂检验。通过构造虚拟政策实行时间的方式进行安慰剂检验，进一步验证上文结论的稳健性。由于各省改革年度不一致，假定各省政策实施前一年、前两年、前三年为改革的年份，删掉政策实施当年及后的所有样本，然后构建一个虚拟的交互项PMCct，原有处理组在原政策实施前一年、前两年、前三年时取1，否则取0。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可以看到，列（1）～（6）中虚拟的交互项的系数均不显著，说明基准回归中对实际增值税率的负向影响确实是由改革带来的，进一步说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2.基于PSM-DID的稳健性检验。为进一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以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首先，在县市层面根据模型（3）对实施“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县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其中，ln rjgdpct、eczbct、czzjlct的含义与上文相同;yczbct表示第一产业占地区GDP的比重;rkmdct表示人口密度，用總人口与县域面积的比值衡量;czhlct表示地方城镇化率，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度量。以上指标在经济、城镇人口、财政几个方面反映了县市的特征，具有一定代表性。

其次，用匹配好的样本按照模型（1）进行基准回归，回归结果见表5。为加强结果可靠性，用不同的匹配方法进行匹配。列（2）和列（3）为n=1、2近邻匹配，列（4）和列（5）为n=1，半径为0.01和0.05的卡尺内K近邻匹配。可以看出，无论是何种匹配方法，交互项PMCct的系数均显著为负，由此可证结论具有稳健性。

3.替代变量检验。选取实际所得税率来从另一个角度度量，实际所得税率以应交所得税与总利润的比例表示。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其中，PMCct的系数为-0.0089，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无论是有效增值税率还是实际所得税率均显著下降，“省直管县”改革对县级政府税收征管有显著负向效应，基础回归结果稳健。

除此之外，实际增值税率的下降可能来自企业工业增加值的增加，而非应交增值税的下降。基于此，从两个角度检验该假设的可靠性：一是直接研究改革对企业工业增加值的影响，二是通过研究改革对利润差距率的影响来交叉验证税收执法。利润差距率主要衡量应计利润和报告利润之间的差额，反映企业是否通过虚报利润来进行避税。应计利润的值=公司总产值-中间投入-财务费用-总工资单-现行折旧-应交增值税，利润差距率=（应计利润-报告利润）/工业增加值。回归结果（见表6）显示，交互项的系数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改革对工业增加值的影响微弱。PMCct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省直管县”改革确实降低了地方政府税收征管努力，间接鼓励辖区内公司通过少报利润来避税。

4.排除其他政策影响。2002年企业所得税改革，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新登记注册的企业单位的所得税由国家税务局征收管理。这里删除了2001年后成立的新公司，以使样本中剩余的公司不会受到2002年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的影响。表7显示，结果依然显著为负。2004年东三省实行增值税转型试点改革，为排除增值税转型影响，本文删除了东三省辖区内的所有公司（见表7），交互项系数依然稳健。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为了刺激投资，通常会对新公司给予优惠税收待遇，这可能会影响“省直管县”改革对实际增值税率的效应估计，造成伪回归。删除1997年以后成立的公司，以保证在样本期间不包括新成立的公司（见表7）。结果表明，“省直管县”改革对实际增值税率的影响仍然很大。

5.样本筛除。外资企业长期在我国享受超国民待遇，在税收等方面享受多种优惠。为排除外企对结果的可能干扰，这里删除外资企业（见表8），PMCct的系数为负，且通过了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改革对税收征管的影响依然稳健。因考虑到改革只涉及税收划分和转移支付，因此，将福建省视为对照组进行了基准回归。在这里，将其剔除以控制其可能对结果产生的干扰，PMCct的系数依然显著为负，可证结论的稳健性。除此之外，增值税出口退税也可能通过法定退款率影响实际增值税率，为了消除出口退税的潜在影响，删除所有出口为正数的公司，然后重新进行回归分析，系数仍然显著为负。

五、机制分析与异质性检验

（一）机制分析：税收竞争效应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提高了县级政府税收分成比例和转移支付收入，增强了县域自有财力，有效缓解了县级财政困局，作为一项分权改革使得县级政府更有动力以及财力发展当地经济，进而加剧县级政府间以“GDP”为导向的税收竞争[34]，弱化地方政府部门的税收征管力度[9]，降低辖区内企业的实际增值税率。

首先，计算县级政府一般预算收入占地区GDP的比值incit;然后，用incit 与全省平均水平incpt的离差值作为县级政府税收竞争LTC的度量指标[36]，即：

其中，LTCct表示c县在t年的地区税收竞争水平。表9使用地区税收竞争（LTCct）作为被解释变量，按照式（4）进行回归。其余与基准回归式一致。回归结果中PMCct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会加剧地区税收竞争，放松税收征管，验证了税收竞争效应的存在。

为了进一步验证机制稳健性，将改革省份按照所辖县市的数量分为两组：一组是所辖县市数量较多的安徽和湖北，一组是所辖县市数量较少的江苏和吉林[25]。财政层级扁平化会增加县级政府竞争主体，省辖县市越多，竞争主体越多，地区间竞争就越激烈。若上述机理存在，那么，辖县越多的省份“省直管县”改革引致的地区税收竞争强度的增加越明显，因而县级政府税收征管力度就越弱（见表9）。可见，改革对安徽和湖北的税收征管力度的负向效应要大于对江苏和吉林的负向效应，且非常显著。

（二）异质性检验

1.制度壁垒：市场化水平。为进一步研究“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作用途径，在异质性检验部分使用交互项方程展开进一步回归分析：

其中，Z是需要关注的异质性检验变量，其余变量含义与基础回归式（1）相同。

采用樊纲的市场化指数来衡量地方市场化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作为反映不同地区制度壁垒程度的指标。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通过加剧地方竞争进而弱化地方政府税收征管力度，降低企业实际增值税率，这种效应在不同制度壁垒的地区具有异质性影响。回归结果②中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地区市场化水平越高，即制度壁垒程度越低，改革对县级政府税收征管的影响越弱。地区市场化水平越高，政府对市场和企业的干预越少，通过改变税收征管行为，操纵企业实际税率来进行地区竞争的意愿也就越低。

2.行业壁垒：赫芬达尔指数（HHI指数）。 政府税收征管行为不仅会面临制度壁垒制约，也同样会受到行业壁垒的影响。采用赫芬达尔指数作为衡量行业壁垒的指标，分析不同行业壁垒水平下改革对税收征管行为的异质性影响。行业壁垒程度越弱，企业进入成本越低，县级政府放松税收征管吸引税源流入的动机也就越强。赫芬达尔指数数值越小，行业的集中度越低，行业垄断程度越弱，企业趋向于自由竞争。以总销售额计算县级行业HHI指数，基于式（5）进行回归，回归结果②显示，PMCct ×HHIi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壁垒水平越低的行业，“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实施对放松税收征管的激励越大。

六、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以上研究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显著降低了地方政府税收征管水平，这一结论在经历一系列检验后依然稳健。“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提高了县级政府财政收入，缓解了县域经济困境，促使地方更有动力发展经济。收入增加后的县级政府更有财力投入地方竞争，放松了税收征管，降低了企业实际税率，吸引企业进入，发展本地经济。对于市场化水平高、行业壁垒较强的地区，企业进入成本高，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较少，县级政府通过调节税收征管强度干预企业的动机较低。

虽然“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能够增加县级财政收入，缓解县域财政困局，但是这项改革会降低县级政府税收征管水平，诱导更大范围的企业避税。因此，在为县级财政解困、扩大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权的同时，也应注意加强地方政府税收征管水平，防止国家税收流失。为此，对稳步推进“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提供以下几点启示：（1）在“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逐渐铺开的过程中，上级政府应加强对县级政府税收征管的监督，建立健全税收监管机制，以约束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发展地区经济而竞相降低税收征管水平的短期逐利行为。（2）上级政府在加强监管的同时，也可将地方政府的税收征管水平加入官员绩效考核体系，根据不同地区实际情况设置合理的绩效指标，以激励政府官员提高税收征管水平。（3）“一刀切”式“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更适合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进行。在这些地区，政府较少干预市场，“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县级政府税收征管的负向效应较弱，不会导致税源流失问题。在其他市场化水平较弱的地区，上级政府应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改革模式，并完善财税监管制度，规范税收征缴。

注释：

① 由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工业增加值数据只到2007年，因此本文数据跨度截止至2007年。

② 限于篇幅，具體结果未呈现，备索。

参考文献：

[1] Besley T， Persson T. The origins of state capacity：Property rights， taxation， and politic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9， 99（4）：1218-44.

[2] 陈晓光.财政压力、税收征管与地区不平等[J].中国社会科学，2016（4）：53-70，206.

[3] Gordon R， Li W. Tax structur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Many puzzles and a possible explanation[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5， 93（7）：855-866.

[4] Pomeranz D. No taxation without information：deterrence and self-enforcement in the value added tax[J]. Econ.Rev， 2015， 105（8）：2539-2569.

[5] Besley T， Persson T.Why do developing countries tax so little？[J]. Econ.Perspect， 2014， 28（2）：99-120.

[6] Cremer H， Gahvari F. Tax evasion，fiscal competition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J]. Eur.Econ.Rev， 2000， 44（9）：1633-1657.

[7] Slemrod J， Blumenthal M， Christian C. Taxpayer response to an increased probability of audit：evidence from a controlled experiment in Minnesota[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1， 79：455-483.

[8] 李增福，徐媛.税率调整对我国上市公司实际税收负担的影响[J].经济科学，2010（3）：27-38.

[9] 范子英，田彬彬.税收竞争、税收执法与企业避税[J].经济研究，2013，48（9）：99-111.

[10]Tang T， Mo P， Chan K H. Tax collector or tax avoider？ An investigation of intergovernmental agency conflicts[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7， 92（2）：247-270.

[11]吕冰洋.政府间税收分权的配置选择和财政影响[J].经济研究，2009，44（6）：16-27.

[12]李明，毛捷，杨志勇.纵向竞争、税权配置与中国财政收入占比变化[J].管理世界，2014（5）：52-66.

[13]胡祖铨，黄夏岚，刘怡.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与地方征税努力——来自中国财政实践的证据[J].经济学（季刊），2013，12（3）：799-822.

[14]Buettner T， Quot.The incentive effect of fiscal equalization transfers on tax policy[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6， 90（3）：477-497.

[15]吕冰洋，张凯强.转移支付和税收努力：政府支出偏向的影响[J].世界经济，2018，41（7）：98-121.

[16]Lin K Z， Mills L F， Zhang F，et al. Do political connections weaken tax enforcement effectiveness？[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18.

[17]Chen S X. The effect of a fiscal squeeze on tax enforcement：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in China[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17， 147：62-76.

[18]田彬彬，陶东杰，李文健.税收任务、策略性征管与企业实际税负[J].经济研究，2020，55（8）：121-136.

[19]宁静，赵旭杰.纵向财政关系改革与基层政府财力保障：准自然实验分析[J].财贸经济，2019，40（1）：53-69.

[20]毛捷，赵静.“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J].财政研究，2012（1）：38-41.

[21]鄭新业，王晗，赵益卓.“省直管县”能促进经济增长吗？——双重差分方法[J].管理世界，2011（8）：34-44，65.

[22]王立勇，高玉胭.财政分权与产业结构升级——来自“省直管县”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J].财贸经济，2018，39（11）：145-159.

[23]卢洪友，余锦亮，张楠.纵向行政管理结构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J].金融研究，2017（10）：35-51.

[24]陈思霞，卢盛峰.分权增加了民生性财政支出吗？——来自中国“省直管县”的自然实验[J].经济学（季刊），2014，13（4）：1261-1282.

[25]贾俊雪，宁静.纵向财政治理结构与地方政府职能优化——基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拟自然实验分析[J].管理世界，2015（1）：7-17，187.

[26]乔俊峰，齐兴辉.省直管县改革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吗？——基于PSM-DID方法的研究[J].商业研究，2016（9）：78-86.

[27]Liu Y， Alm J. “Province-Managing-County” fiscal reform， land expansion， and urban growth in China[J].Journal of Housing Economics，2016， 33（9）：82-100.

[28]谭之博，周黎安，赵岳.省管县改革、财政分权与民生——基于“倍差法”的估计[J].经济学（季刊），2015，14（3）：1093-1114.

[29]才国伟，张学志，邓卫广.“省直管县”改革会损害地级市的利益吗？[J].经济研究，2011，46（7）：65-77.

[30]李广众，贾凡胜.政府财政激励、税收征管动机与企业盈余管理——以财政“省直管县”改革为自然实验的研究[J].金融研究，2019（2）：78-97.

[31]龚锋，刘意明，王昭.“省直管县”与税收努力——来自中国县级面板数据的准自然实验证据[J].东南学术，2019（04）：150-160.

[32]张占斌.政府层级改革与省直管县实现路径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4）：22-27.

[33]李广众，贾凡胜.财政层级改革与税收征管激励重构——以财政“省直管县”改革为自然实验的研究[J].管理世界，2020，36（8）：32-50.

[34]王小龙，方金金.财政“省直管县”改革与基层政府税收竞争[J].经济研究，2015，50（11）：79-93，176.

[35]Cai H， Liu Q. Competition an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Evidence from Chinese industrial firms[J].The Economic Journal， 2009， 119（537）：764-795.

[36]唐飞鹏，叶柳儿.税收竞争、资本用脚投票与产业转型升级[J].财贸经济，2020，41（11）：20-34.

（责任编辑：宁晓青）

作者：刘建民 刘晓函 吴金光 刘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