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税收征管法律制度论文

2022-04-25

摘要：人类的生存发展离不开环境。然而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为了追逐经济的发展而过度开采资源牺牲环境的做法非常常见，给自然环境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因此，在新时期，我们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保护环境不被破坏。其中加强环境税收法律制度建设就是一项重要举措。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我国税收征管法律制度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我国税收征管法律制度论文篇1：

论ＷＴＯ原则的法治化要求和我国税收法律制度的改革

内容提要：在加入WTO后，我国的税收法律体制面临着新的要求和挑战，为了进一步适应WTO的原则和法治化要求，适应全球经济和我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我国应该加快税收法制的规范化，完善税收立法，实施依法治税。但是我国现行税收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结构单一，未能与国际接轨，特别是在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关税等税种征收的制定上，与WTO的相关原则不符；我国税收法律立法级次较低，税收立法呈现出行政化的趋势，因此要加快立法的进程，完善各种税收法律；进一步贯彻WTO透明度原则，加大依法治税的力度，完善我国税收法律体系；同时转换法治观念，大力改革，使我国的税收法律体系更加适应WTO的要求。

关键词：WTO 透明度原则税收法律制度税收立法体系

WTO经过多年协调和发展，在多边贸易体制所要遵循的重要原则上达成了国际共识。综合起来，主要有非歧视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关税减让原则、公平竞争原则、鼓励发展原则等。其中，透明度原则提出了各成员国的法治化要求，即法律政策稳定与法律政策公开，各成员应公正、合理、统一地实施有关法规、条例和决定，其成员所有与投资有关的政策、法规、行政规章应该以迅速、透明的、随时可以取得的方式加以公布。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前尚未完善，现行的税收法律体制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由此而产生的震动、冲突和摩擦是避免不了的。因此，适应加入WTO的法治化要求，完善我国的税收法制建设就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应该根据WTO的相关原则，针对目前我国依法治税环境不佳、税收法律透明度不够的现状，进一步加快税收法制的规范化，完善税收立法，实施依法治税，加强税收监管，构建一套立法完整、执法严格的社会主义税收法律体系。

一、我国税收法律体制的现状

我国税收法律体制有狭义和广义之说。狭义的税收法律体制仅指由正式法律构成；广义的税收法律体制包括各个层次的规范性税收文件。我国现行的税收法律体制，是在宪法的规定下，通过税收法律、法规对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在征纳关系中所涉及到的税收财产关系、税收行政关系、税收刑事关系的专门调整和规范所形成的相对完整的税收法律制度的总称。这是一个既包括对各具体税种加以规定的税收法律，又包括对税收征收管理加以调整的税收法律，还包括对涉税犯罪，税务行政执法等领域加以规范的系统的税收法律、法规体系。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基础上，我国现行的税收法律制度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了，它是以统一税制、简化税种、降低税率、合理负担为原则，以《宪法》为核心，以税收法律、行政法规为主体，规章相配套而门类齐全，结构严谨，各单行法之间，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界限分明而又相互衔接、协调、统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税收法律体系。

经过多年逐步的改革和完善，我国建立起来的税收法律制度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保证财政收入、加强宏观调控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最近八年来，我国国民经济连续多年保持了8%左右的稳定增长，综合国力的世界排名在逐年提升。就改革之初前三年的统计，全国财政收入的年增量都在1000亿元以上，有力地实现了税收聚集财政收入的功能；通过改革，统一了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税负和税率，初步实现了公平税负，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为入世后与国际惯例接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伴随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特别是加入WTO后，新规则、新变化日益增多，我国现行税收法律体系暴露出许多缺陷和不足，滞后于经济形势的发展的要求。因此必然要求税收法律体制不断改革、完善，构建符合WTO原则要求的税收法律体系。

二、加入WTO后我国税收法律制度需要调整

我国目前的税收法律制度与WTO所体现的透明度原则有冲突之处，具体而言主要是改革和调整税种，包括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关税等；规范和完善税法立法体系，完善税收一般性规范、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等；加大依法治税的力度。

(一）改革和调整税种。

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实质上是市场经济规则在世界范围内的运用和发展。按照WTO的原则,我国以下现行税收法律制度亟需加以调整、修改。

1.现行企业所得税的改革和调整。我国现存的内外资企业两套所得税制有悖于WTO的国民待遇原则，必须尽快将两套所得税制合并统一。另一方面，加入WTO后，我国企业将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所得税税负上的不公平，不利于我国企业同外国企业在同等条件的国际竞争，不利于现代化企业制度的建立。所以，加快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是改革重点，应尽快按程序通过全国人大制定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此外，对目前存在着的一些外资企业税率优惠过多等问题, 也需要按照产业政策的导向进行适当的调整。

2.现行增值税的改革和调整。目前国际上通行的是消费型增值税，即对固定资产所含增值税款允许抵扣。我国的增值税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即不允许扣除固定资产中所含的增值税税款。生产型增值税不利于鼓励企业投资和采用先进技术、先进设备，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国外生产同类产品的固定资产所含增值税款可以抵扣，它的税收负担就小，不利于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当前，消费增值税已经在我国东北地区进行试点运行，但是增值税的完善之路还任重而道远。

3.改变关税和我国进口环节流转税减免的不适当办法。目前我国进口商品由海关代征增值税，如果关税减免，代征增值税也要随着减免，这就背离了进口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在征收国内税上要实行同等待遇——国民待遇原则。按国际惯例进口环节征收增值税，出口退增值税。而我国进口时是与关税同步减免，出口退税却不彻底、不到位，退税政策也不统一。其他税种都不能退税，因而使国内同样商品处于不利地位，为此应该实行增值税全额退税，同时扩大退税税种范围，增强我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

4.继续降低关税水平，优化关税结构，扩大税基，保障关税收入。我国关税减免制度过于繁琐，关税的优惠政策过多，实际税负参差不齐，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企业公平竞争。从国内看，企业承担的进口关税负担不平等，地区之间的税负也有很大差距，导致了资源的不合理流动。这既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同时也不利于国外进口商品的平等竞争。因此，那些不符合市场经济公平竞争规律的关税减免税优惠政策要停止或调整；同时, 要更好地发挥关税的保护作用，将优惠的重点逐步倾斜到国家重点扶持的支柱产业上来，按照“国民待遇”原则的要求，注意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在关税政策上的平等待遇；调整减免税政策，扩大关税税基，保证关税税率下降后税收收入的不减少。

（二）适应加入WTO的需要，进一步规范和完善税法立法体系。

我国现行的《宪法》和199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都对我国的税收立法权有过一系列的阐述，但是这两部法律在规定中更多只是强调了行政法规的地位与作用。我国行政机关成为税收立法的主要机关，税收立法呈现出行政化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税收立法级次较低的缺憾，出现了“法律倒置”的倾向。目前，除《税收征管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农业税条例》等是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以外，我国现行税收法律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都是由国务院及各主管部门制定。据不完全统计，国务院制定的税收暂行条例30多个，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90多个，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税收法律只有4个，造成税收法律体系的构成严重不合理。我国税收立法中这种行政主导立法在根本上是与税收法律主义相违背的，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与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税收立法有差距。为此，加入WTO之后，要主动地加快我国税收的法制建设工作，加快推进税收立法进程。当前，应着重研究解决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1.加紧制定我国的税收基本法。

我国目前没有统一的税收基本法，但税收基本法的制定对于完善我国的税法体系有着重要的意义。结合我国国情，研究国际税收法律的经验，加紧建立起适应当前市场经济发展，能够促进税收实体法的立法进程，规范税收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提高税收执法和司法的法律效力的税收基本法。特别是在加入WTO之后，基本法的出台将使我国的税法体系有一个稳定的法律框架，以利于我国税收基本法与国际的标准相接轨。

2.改进税法立法工作，提高税法立法水平。

我国现行的立法程序中，立法准备阶段存在着很多问题，税法起草工作比较仓促，立法的透明度和公开化程度不高，立法人员的水平参差不齐。因此，我们必须借鉴西方国家的立法经验，成立专门的立法委员会，引入民主决策机制，立法过程也要经过充分的酝酿。最重要的是要重视对立法技术的研究，提高立法技术含量。

3.明确税收立法权的划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二章第一节第七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立法法》的出台，明确规定国家的立法机关。但是，对于我国现行的税收立法权的划分问题，迄今为止尚无一部法律对其做出完整的规定，只是散见于若干税收法律、法规中，尚有待于建立起税收基本法做出统一的规定。

4.充实税收实体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第二章第一节规定“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因此，主要的税种都应该采取正式的法律形式，以“税法”取代“条例”来提高各实体税法的法律级次，维护税收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例如：在我国消费型增值税改革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增值税立法的经验，加强对其立法的研究，这对我国增值税法的早日颁布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燃油税的启动要找到合适的契机；根据税收生态理论，改革资源税，着手排污费改税的工作。

5.完善税收程序法、健全税收监督法律体系。

要使《税收征收管理法》成为名副其实的税收实体法的程序法，并在此基础上制定规范的《税务代理法》、《税务机关组织法》、《纳税人权利保护法》，保障税收工作的正确性。

税收监督是对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情况具有的引导、组织、管理以及对纳税义务情况所具有的监督制约等内在功能。税收能够引导纳税人的经济活动向着有利本国民经济整体协调发展的方向发展。因此，加大税收监督力度，并健全完善税收监督法律体系，把执法监督贯穿到税收征管的全过程，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系统、科学的操作规程和制约机制，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三）贯彻透明度原则，加大依法治税的力度，完善我国税收法律体系。

贯彻透明度原则要求一国税收法律公开，税收执法公开，虽然我国近年来在税收法律的透明度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同世贸组织透明度原则的要求相比较还有一些差距。

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税务工作的基本职责、基本出发点、落脚点、基本方针都是依法治税，最终目标也是依法治税。即要求税收工作要建立在宪法和法律的基础上，贯彻法治原则。我国依法治税的社会大环境依然不尽理想，地方政府干预税收执法的现象还时有发生，随意减免税，收“人情税”、“关系税”或暗箱操作的问题屡禁不止。税务机关内部，个别税务机关和干部法制观念较淡，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而且在执法过程中不注重证据的收集，程序违法、行政处罚畸轻畸重等现象时有发生。

因此，贯彻透明度原则，加大依法治税力度的对策在于：

1.要真正的贯彻新的《税收征管法》，建立健全严密的执法监督机制，强化内外监督。

2.坚持依法行政，诚信征税，严惩涉税违法行为。

3.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积极稳妥地推进信息化支持下的税收征管改革，努力实现征管体系现代化，征管手段网络化，完善税源监控管理机制。

4.完善税收立法，加强税法宣传，积极营造良好的税收法治环境。

总之，加入WTO对我国税收法制的建设，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入世促使我国税制、税法与国际接轨，我们必须严格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彻底将税收法治思想从人治、权治向法治的根本转变。重新审视、调整、修改我国的税收法律制度使其适应入世的需要，适应我国的国情变化, 市场经济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要求。

参考文献：

［1］刘剑文.WTO体制下的中国税收法治.北大出版社，2004年版

［2］刘剑文.财税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4版

［3］刘剑文.财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4版

［4］王诚尧.WTO规则对税收的要求与调整税收政策.中国税务出版社

［5］刘佐，龚辉文.我国“入世”与税制改革.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版

［6］龚贡亮.加入WTO与我国的税收法律制度的调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7］刘永东，胡海强.完善我国税收法律体系的构想.中国税务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周珊珊

我国税收征管法律制度论文篇2：

浅谈环境税收法律制度建设

摘要：人类的生存发展离不开环境。然而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为了追逐经济的发展而过度开采资源牺牲环境的做法非常常见，给自然环境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因此，在新时期，我们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保护环境不被破坏。其中加强环境税收法律制度建设就是一项重要举措。本文首先就当前环境税收法律制度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加强环境税收法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后对于环境税收法制度建设提出了几点针对性的建议。

关键词：环境税收；法律制度；建设

0 引言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人类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过度开发环境资源，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给人类的生存发展也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我国也采取了很多举措进行环境保护。但在环境税法律制度方面还有所欠缺，仅有一些针对环境保护的税收优惠政策，相关的税收法律制度也还不健全，环境税收政策难以发挥有效的作用。因此，必须加强环境税收法律制度建设，加强环境税的设立、征收和管理，从而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朝生态化的方向发展。

1 环境税收法律制度发展现状及问题

1.1 缺乏专门性环境保护税种

目前，我国环境保护的手段大多还是依靠某些税种中的税收优惠政策来发挥作用，与环境保护相关的专门性税种仅有资源税。而资源税是为了有效地管理和合理利用资源而设置的，像国外发达国家普遍征收的汽车燃料税、噪音税、污染税等针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直接征收的专门性税种都没有设立。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环境保护税收法律制度建设还比较落后。环境税种的缺位严重限制了税收对破坏环境行为的调控力度，弱化了税收对环境保护的作用。

1.2 缺乏科学系统的税收优惠措施

在我国，现行的税收优惠措施还是比较多的，但对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来说还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主要表现为：首先，现有的税收优惠措施形式多是减税、免税，范围窄，缺乏针对性，政策之间协调性不足，税收政策在环境保护方面的鼓励激励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其次，现有的环境税费优惠措施中使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的观念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针对预防环境污染的行为的鼓励政策不够；再次，各项优惠政策散布在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各大税种中，难以掌握。并且，优惠政策的执行方式也是多样的，如免征、即征即退、先征后退等，给优惠政策的落实到位带来困难。

2 环境保护税收制度的最新进展

日前，经过调整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向社会公布，环境保护法就位列这76个立法项目中。7月9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的《环境保护税法（征求意见稿）》（简称征求意见稿）也已经结束了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了“费改税”方案，规定的税额标准与现行排污费的征收标准基本一致。环境保护税法的出台已势在必行，这将为整个环境税收法律制度的建立奠定坚实基础。

3 加强环境税收法制度建设的措施

3.1 严格遵循环境税收法律制度的立法原则

环境税收法律制度的建立既要符合我国发展的国情，又要考虑到理论上的合理性。我国在环境税收法律制度的建立上，应当遵守以下原则。第一，谨慎性原则。税收是国家的命脈，它由经济决定，同时又反作用于经济。而环保税作为针对环境污染等行为征收的税种，其中涉及的专业性判断要比一般市场交易行为更为复杂。因此，环境税收法律制度的建立需要严谨的法律规范，一旦设立将会促使企业将污染成本由外内化为生产成本，进而对企业乃至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必须设立时要坚持好谨慎性原则；第二，环境保护优先原则。环境污染存在于方方面面，既然环保税的目标是保护环境，那么在环境税收法律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应当适当扩大征收范围，进行多样尝试。例如，对新购置的机动车由销售企业代扣代缴环保税等，维护好环保税收制度的全面性。第三，协调性原则。环境保护是一项社会工程，牵涉到的主体众多。环境保护是环保部门的工作职能，并且环保部门对环境的鉴定检测具有权威性。而征税是税务部门的职能，环保部门无权干涉。一旦双方产生分歧，就会导致环境保护税收工作陷入尴尬境地。因此在环境税收法律制度的建立过程中，还要建立好环保主管部门与税务机关之间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机制，这是环保税征收过程中必须重视的问题。

3.2 建立完善科学的税收征管制度

《环境保护税法（征求意见稿）》公布后，引起了社会的热议：“费改税”后，税费征管一旦从环保部门移交到税务部门，“无费可收”的环保部门会不会为弥补经费缺口而滥用罚款权？费改税”后会不会成为环保部门新的“敛财工具”？在环境保护税征收之后，一定要建立完善的税收征管制度，既要按照税法规定应收尽收，又要防止征收“过头税”。

3.3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出台环境保护税法还只是第一步，税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还有更大潜力可挖，完善环境税收法律制度还任重道远。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应该在环保法律制度建设方面加强与国际的交流，借鉴先进的环境税收法律制度建立的先进经验，从环境保护的政策、管理和技术上进行深入协作，结合我国实际的发展情况，使环保税收法律制度得到更大提升。

4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我国应该严格遵循环境税收法律制度的立法原则，借鉴国外税收法律制度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建立科学、系统、完善的环境税收法律制度，真正发挥出税收在治理和减少环境污染上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培立.我国环境税法律制度的构建[D].北方工业大学，2012.

[2]刘洁.我国环境税收法律制度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2.

[3]朱小玲.关于完善我国环境税收法律制度的思考[D].暨南大学，2008.

作者：张妮娜

我国税收征管法律制度论文篇3：

规制与创新：金融衍生工具的税收法治化

摘要：如今，全球范围内的金融衍生工具快速发展，其对金融市场带来深刻变革的同时，也对相关的税收法律制度带来不小的冲击。明确金融衍生工具的基本定义及相关特质，是深入分析其造成课税难题的研究基础。目前，我国欠缺针对金融衍生工具的系统的课税法律制度，还停滞于对期货、可转换债券和股票期权征收流转税、所得税和行为税。政出多门、法律空白较多。建立合法合理、简单统一的金融衍生工具税收法律制度，应成为我国金融税制改革的关键步骤。

关键词：金融衍生工具；课税难题；税收法制；税制改革

近三十年来，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迅速崛起已成为全球金融创新史的重要里程碑。金融衍生工具的避险、趋利、高效、投机使之成为众多投资者追捧的对象，但及至2007年10月，美国的次债危机最终被金融衍生工具的杠杆效应放大为全球金融海啸。不过，对于金融衍生工具仍需坚持辩证的立场，通过强化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规制，有效发挥金融衍生产品的特有优势才是必要之举。笔者试从税法角度出发，建立一个规范调整金融衍生品市场、控制风险抑制过度投机的金融衍生工具课税机制，寻求金融创新的税法规制。

一、金融衍生工具的维度与课税难题

1. 金融衍生工具的梳理。金融衍生工具源于基础金融产品，因此有必要首先明晰基础金融产品的概念。法律语境下，基础金融产品泛指金融市场主体间为实现资金融通需求而确立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文书。金融衍生工具作为基础金融产品的衍生物，是指基于基础金融产品的价格或数值而形成变量的派生金融产品。2006年我国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明确将金融衍生工具划分为独立衍生工具和嵌入式衍生工具。其中，前者涵盖期货、期权、掉期、权证和互换等单一交易模式的衍生工具，后者则主要囊括可转换公司债、资产证券化等组合交易模式的衍生工具。

2. 金融衍生工具的特征与课税难题。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人的一生不可避免地唯有死亡与税收。由此可见，金融衍生工具从其诞生之日就担负着应有的、法定的纳税义务。然而，金融衍生工具也因其一般特征及创新特性冲击着课税原则，金融工具创新不断产生新的金融产品，对税收理论和税收制度都带来许多新的课题和难题。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性和灵活性不断挑战税收法定原则和税收法律的稳定性。税收法定原则要求政府凡欲课税，必须经过权力机关的立法授权，并且经过法定的立法程序。然而，跨境跨期交易的金融衍生工具则随时处于变幻姿态，课税要素一时难以准确界定。经历漫长立法程序的税收法律，或许从其草案审议之时便已落后于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与此同时，金融衍生工具的杠杆性还在不断挑战着税法的技术水平。金融衍生工具如期货交易，大宗期货合约通常由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保证金或权利金即可实现，实现以小搏大的经济效果，金融杠杆效应明显。现如今，全球金融市场虽处于颓势，但部分投资者仍在借助金融衍生工具进行自我创新，意图以杠杆原理降低税负。由此产生的课税难题就是如何提升税法的立法技术，合理区分避税型金融衍生产品、节税型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和一般金融衍生产品，并对其适用不同的课税方法。此外，还需避免税收政策的过量颁布代替税法的主干法律，即在技术性与法定性之间寻求平衡。

二、我国金融衍生工具税收法律制度的不足之处

目前我国在金融市场主要形成了以营业税和所得税为核心，增值税、证券交易印花税、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并存的税收法律制度，但依照税法规则和经济学原理深究之，金融税制的建设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

1. 金融衍生品的税法规制认识不清。在自由的贸易市场中，税收会扭曲正常交易行为的结果，引起总剩余的减少，即税法会产生无谓损失，最终造成买者和卖者因税收遭受的损失大于政府筹集到的收入。诸如欧洲、美国、加拿大等金融市场发达的西方国家，一般均对金融衍生工具施行简单的税制，课征较少的证券交易税和企业所得税，旨在减少税收对金融市场产生的无谓损失，提高金融衍生工具对资本流动速率的促进作用。相反我国尚未意识到该点，只是对金融衍生工具的市场交易主体沿用现行税制征收多个税种，税种繁多，相应的征税办法、计税依据也是各不相同，徒增税收的无谓损失和征管成本，进而形成低效繁琐的金融税制。特别是我国国民经济开始放缓、财政收入增长率逐月降低、民间资本暗流涌动的今天，我国政府更不会放松对金融衍生工具的税法规制。立法者一方面通过高税负的税法严格控制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另一方面以此减缓财政收入增长的压力。

2. 金融税负偏高。企业除投资期货交易依法缴纳增值税外，进行其他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基本均按照“金融保险业”税目缴纳相应的营业税。营业税作为一种间接税，是以企业的全部营业额作为计税依据，而非按照净额征税，因而重复征税现象十分明显。我国营业税“金融保险业”税目的法定税率为5%，但因不可避免地存在重复征税现象，金融衍生工具交易者实际承担的税收负担势必增加。相比之下，为简化税制、降低税负、提升效率，英法德等欧盟国家通常不对金融业征收流转税，仅象征性的征收税率较低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或证券交易登记税。隔海相望的韩国虽对金融行业也征收营业税，但法定税率仅为5‰。相较之，我国金融行业的流转税税率明显处于高位。此外，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卖方还需缴纳1‰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但由于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具有较高的换手率，直接导致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实际税负远高于其名义税率。以营业税、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金融衍生工具税收法律制度，缺乏对金融衍生品的明确划分，加之仅存少数的税收优惠政策，金融衍生工具的高税负成为必然。

3. 税收立法的匮乏与税收规章的冗杂。目前，我国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课税政策基本是围绕国务院的授权性立法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部门规章而建立，除却所得税立法，有关金融衍生工具的税收立法空缺自不在言。由于金融衍生工具不间断的创新发展，避税型衍生产品层出不穷，税务征管机关为了弥补税法上的漏洞，意图让纳税义务人无机可乘，便不断发布税收政令、出台税收解释的通知和办法。结果是税法上的令函、通知、公告等税收规章越来越多，最终税法的主干法律很少，税法一时成为世人讽喻的“补丁法”。金融市场缺乏明确的税收立法，导致税务机关单独制定金融衍生工具税收的计征办法。一方面税收法定原则受到极大挑战，另一方面效力层次较低的税收法规也导致税收政策频繁变动，稳定性较差。最终税法应有的可预见功能不能得到有效发挥，金融市场主体无法预见何种金融衍生工具应缴纳怎样的税收。税务部门在对金融衍生工具的税收决策上享有巨大的行政权力，亦因税收责任的缺失极少受到法律的约束和限制。金融衍生工具税收立法的空白和缺位，也无法给予税收政策因时调整相应的法律支持，税收决策较为随意和频繁。最终有违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容易损害金融纳税义务人的合法权益和经济利益，减少社会总福利。

4. 税收征管难度大。金融衍生工具的税收诱因理论，导致在征税机关与纳税人之间形成旷日持久的智慧斗争。金融衍生工具在如今高税负的驱使下不断创新，自我进化，通过经济模型的派生和组合逃避税收；而为了及时堵塞漏洞，对金融衍生工具的税收政策也不得不追逐金融创新的脚步。与此同时，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课税也在考验着税收的立法技术。税务机关须花费较多人力物力确定每种金融衍生工具的课税要素，进而针对其进行相应的税收征管，最终做出普适性的税收规定，致使税法缺乏应有的严肃性与一致性。其结果往往是新的税收政策刚一出台，金融衍生品市场风向骤变，不久又催生出规避该政策的新型金融衍生工具。周而复始，无疑大大加重了税收机关的征管难度。

三、完善金融衍生工具税收法律制度的基本思路

总结前述不足，针对性地建立完善的金融衍生工具税收法律制度，不仅有利于缓解金融产品课税规则的缺失状态，还有助于营造健康有序的金融市场竞争环境，实现金融市场税负的公平与正义。

1. 构建简单合理的金融税制。考究欧美国家发达的金融市场与简明的金融税收规则，我国学者对构建何种金融税制的探讨虽存在部分细节上的分歧，但也已基本达成共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所有国家，已对金融保险业全面课征增值税，并且根据金融业务的不同种类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就本文的金融衍生工具而言，多数OECD国家对进出口信用保险、金融担保、股权交易、证券出借、期货、期权和互换等收入项目免征增值税，少数国家也是不征税的。对金融衍生工具设计如此税制，其前提在于肯定增值税的改革，认同将金融业劳务纳入增值税的课征范围内，通过确立“扣减进项税额”的计征办法减轻金融企业的实际税负，“减少因对处于社会再生产中间环节的某项货物或劳务课征营业税而引致的货物与劳务税‘重复课税’”。但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了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交易过程中，与其他传统金融服务的不同而予以免征增值税。一是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真实增值额难以确定。以期货交易为例，期货保证金制度的存在以及期货交易的虚拟性和杠杆性决定了其交易额仅是一种被夸大的虚拟增值，并非真实的现货交易额，故难以直接认定以该虚拟价值中的增值部分作为增值税的课税对象，或直接予以免征，继而改为对期货交易行为课税；二是金融衍生工具增值额的计算难以操作。对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额课征增值税的理想条件（或理论条件）是，全世界的金融基础市场与金融衍生市场在同一时期内，均实行税率相同且征管模式相同的统一的增值税制。而现实状况却是，全球范围内的股票、债券等基础金融工具的税率不可能一致，跨境交易的股指期货、权证互换等金融衍生工具的进项增值税额亦无法形成。因此，我国在借鉴OECD国家的基础上，可以考虑对金融保险业的流转额仅征收增值税，但对于金融衍生工具的增值税处理上，亦应采取免税的优惠政策。

我国目前的股票交易印花税基本上代行了证券交易税或金融交易税的职能，但是对于债券、基金等他种金融基础工具的交易行为没有征收印花税。美国已取消证券交易印花税，而且就目前各国税收立法走向来看，国际上对证券交易改征金融交易税可谓大势所趋。此外设立印花税的目的在于广集财政收入、加强对其他税种的监管、培养公民的依法纳税观念。倘若我国顺应世界税收立法的改革趋势，取消股票交易印花税，而改征金融交易税，非但可以充实税源、提高财政收入，还能够加强对其他税种的监管力度，堵塞金融衍生工具的逃税漏洞。而且，为完成我国税制改革的结构性减税要求，起先应当实行税率偏低的金融交易税，但当金融市场出现过度投机、大量资本冲击的情况时，即可施行具有惩罚性质的高税率金融交易附加税。此外，金融衍生工具课征金融交易税的征收管理，还应当科学识别、划分该工具的交易目的——套期保值还是避税。对于纳税义务人利用金融衍生工具进行套期保值交易，合理规避和分散操作风险、系统风险等市场风险的，因其属于正常的市场投资行为，只应承担一般的税负；但对以逃避应纳税负的金融衍生工具，可以考虑征收额外的金融交易附加税。

2. 提高税收优惠政策。金融税负高是诱使避税型金融衍生工具层出不穷的主要动力。因此，为了正常发挥金融衍生工具的高效、灵活、避险等优势，促进金融衍生工具的健康有序发展，采取措施降低金融税负成为完善我国金融衍生工具税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是降低金融业实际承担税率。如前所述，我国应当构建以增值税、金融交易税、所得税为核心的简明合理的金融税制。因此在所得税和金融交易税方面，应当考虑适当降低名义税率，在满足结构性减税的要求的同时还能够减少对金融市场的扭曲，降低无谓损失，促进金融衍生工具的繁荣发展。如此非但不会缩小税源、减少财政收入，相反还可以通过对更多数量的金融衍生工具课税达到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二是增加税前扣除事项。该法是避免重复征税现象，减轻金融企业实际税负、提高社会总福利的重要举措。如资产证券化的投资主体主要是各类机构投资者，交易对象大多是金融基础产品的大宗交易，交易策略普遍采取积极买入并到期行权的模式，因而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规模和品种不断扩大，但二级市场交易尚不活跃。造成机构投资者（即企业）不愿提高换手率的一个原因就是企业所得税的税前扣除事项范围狭窄，企业实际税负较高，因此有必要适当增加针对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税前扣除事项。现行税法已明确允许高新科技公司的研究开发费用在税前加计列支，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虽不属于科技创新行为，但在立法中也可以考虑将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费用予以部分税前扣除，达到利益激励的效果。

3. 选择原则性立法的税收立法模式。截至目前，我国对金融衍生工具的主要实行“一产品一税制”的课税政策，其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及时跟进金融创新的发展，而且造成税负不公平的现象。因此，立法者应前瞻性地了解金融衍生工具的灵活性和多元性，可以考虑在金融交易税的立法中增加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课税原则或规则，为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等税收征管机关的税收政策制定和应变提供法律依据。比如将金融衍生工具按照法律性质划分为股权类衍生品、债权类衍生品和混合衍生品，根据其资产利得的一般方式、行权时间等确定相应的税率、纳税义务人、纳税期限和纳税地点。如此一方面可以满足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建立法律基础上的税收规则，另一方面还能够对税收政策的制定者予以明确的税收职能和法定责任，使其受到税法应有的约束和限制，避免税收行政权力的滥用。

4. 清理行政规章。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以及上海、深圳、河南等地的税务部门，对金融衍生工具的税收征纳问题发布了众多的通知、批复、令函、解释等行政规章，其不仅混乱了统一的金融衍生工具课税规则，增加了税收征管的成本，亦对纳税义务人造成了预期税收上的政策困扰。因而，考虑到我国尚未统一金融税制的现实情况，我国应当首先对现存有效和虽已失效但仍参照执行的行政规章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清理汇编，其后在参考“一行三会”，会计、法律和证券等执业协会意见的基础上，出台统一、有层次的金融衍生工具税收政策，为金融税制的成功改革和金融衍生工具税收法律制度的成功构建奠定政策基础，也有利于新旧课税机制的顺利衔接。简化税收政策、清理行政规章，是减少税收无谓损失、提高社会总福利的举措，不仅有利于税务征管机关的税款征缴，还有助于实现税法的预见功能，方便纳税义务人的税务筹划，有效发挥金融衍生工具的套期保值功能和价格发现功能。

四、结语

金融衍生工具不仅是促进金融市场蓬勃发展的重要助推器，也是引发目前金融海啸的导火索。因此，对金融衍生工具的税法规制应当坚持因势利导和防微杜渐，既要发挥金融衍生工具的市场功能，亦要防止国家税款的流失。针对金融衍生工具的特有属性，建立完善的金融衍生工具税收法律制度，将极大缓解金融课税规则的缺失，实现金融市场交易主体对税负的可预期性，并最终有助于实现资本市场乃至整个金融市场的税负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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