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风险论文

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金融市场风险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后危机时期，如何正确应对金融创新、积极运用现代金融工具来推动传统金融体系的改革，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支撑，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第一篇：金融市场风险论文

金融科技、市场势力与银行风险

摘要：随着商业银行布局金融科技进程的加快，银行业市场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并成为新旧动能转换和风控升级的节点。本文使用2008-2018年中国68家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对银行发展金融科技、市场势力与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银行发展金融科技可以显著降低银行所承担的风险水平;(2)市场势力与银行风险之间存在u型关系，即随着银行市场势力的增强，银行风险呈现“先降后升”的态势，并且目前市场势力的提高导致银行风险降低的效应占主导作用;(3)整体而言，银行发展金融科技显著提高了银行的市场势力，导致银行风险水平下降，但是对于不同类型的银行而言，金融科技加剧了银行业的“马太效应”，即大型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市场势力更强，其风险水平下降，而农村商业银行的市场势力减弱，其风险上升。

关键词：金融科技;市场势力;银行风险;Lerner指数;银行业结构

文献标识码：A

随着金融自由化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蔓延，国务院与金融监管部门为缓解存在的金融压抑现象，陆续出台了众多文件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来发展普惠金融，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等的金融扶持力度。伴随着互联网技术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金融数据量呈几何级数增加，民间资本抓住这一历史机遇，逐渐形成以大数据为核心的互联网技术与传统金融相互渗透的互联网金融模式。然而，迅速崛起的互联网金融与原有银行体系形成错位竞争，分流了传统商业银行的金融市场份额，倒逼传统商业银行加码金融科技(包括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自2015年兴业银行成立首家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兴业数金”)，截至2020年4月，已有包括中国银行等4家国有银行、招商银行等6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北京银行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而中小银行由于资金限制，采取“报团取暖”的方式联合成立了“中小银行互联网金融(深圳)联盟”，均致力于将金融科技打造成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于2019年8月印发了《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首次明确了金融科技的定位，并制定了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即要求到2021年，建立健全我国金融科技发展的“四梁八柱”，进一步增强金融业科技应用能力，实现金融与科技的深度融合与协调发展。

商业银行在金融科技的赋能下可以打通金融业数据融合应用通道，突破传统商业银行经营业务的时空限制及不同金融业态的数据壁垒，使得不同银行面向的客户群体出现更加显著的“叠加化”现象。商业银行为获取更高的利润，可能会通过增强自身的市场势力来吸引叠加的客户群体中优质的头部客户，从而导致银行间的竞争程度不断攀升，市场结构发生深刻变革。在整个银行业布局金融科技以及市场结构发生剧烈变动的背景下，习近平于2019年2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会议时强调，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当前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并指出运用现代科技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因此，针对当前金融业的变化局势，商业银行布局金融科技究竟能否有助于降低银行风险，从而达到化解金融风险、保障实体经济高质量稳定发展的目的?市场势力等结构性的变动与银行风险存在何种关系?市场势力是否在金融科技影响银行风险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效应?而这一效应又是否在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中存在异质性?随着金融与科技之间相互融合步伐的加快，十分有必要对以上问题进行解答，这将有利于厘清金融科技在商业银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从而有助于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促进整个宏观经济体系的稳定和安全，并为各银行重金加码金融科技奠定实证基础。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三点：第一，使用“文本挖掘法”改进了以往金融科技的构建方法，研究了银行个体层面的金融科技发展指标对银行风险的影响，为金融科技是否有助于化解金融风险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并拓展了关于银行发展金融科技的研究。第二，从市场势力的结构性角度侧重分析了银行发展金融科技对银行风险产生影响的内在机制，不仅深刻地理解了金融科技对当前市场结构的影响，还有利于进一步揭示和理解金融科技、市场势力及银行风险三者之间的关系。第三，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两步广义系统矩估计(Two-step system GMM)模型，分别考虑商业银行个体、时间的差异以及银行经营业务存在的动态持续性特征，避免了样本数据信息的流失，确保研究方法科學、合理。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自互联网技术渗透到金融领域起，新兴科技在资本的推动下得到飞速发展，使得新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呈爆发式增长，引得众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新技术给金融行业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广泛研究。

(一)金融科技对银行风险的影响

由于传统商业银行主要将存贷利差作为主要盈利来源，因此大部分学者从存款、贷款的微观角度探究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商业银行的影响。从负债端而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引起了客户脱媒、资金脱媒和渠道脱媒，挤压了传统商业银行的零售存款份额，降低了零售存款占比，导致商业银行更加依赖同业拆借，从而推高了融资成本，加大了银行资金的来源压力。沈悦等从不同时期进行研究，发现前期互联网金融会通过减少商业银行的管理费用降低风险承担水平，但之后由于资金成本的上升，反而加剧了风险承担水平。从资产端而言，互联网金融会导致银行风险承担偏好上升，主要是银行为弥补负债端的成本增加会选择风险更高的投资项目。但是，易宪容认为金融科技与互联网金融存在明显区别，互联网金融本质仍是金融，只是拓展了金融的销售渠道，从线下移动到线上，从商业模式上提高了金融机构与客户之间联系的便捷性，对金融本身未产生实质性影响，而金融科技是将新兴科技应用于金融行业，技术驱动金融创新，创造新的商业模式、业务流程来提高传统金融效率，是对金融体系基础设施的技术创新，因此金融科技与商业银行之间属于互补关系。

从以上文献可知，互联网金融公司、第三方支付平台对传统商业银行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但金融科技的赋能可以弥补传统银行经营模式的不足，因此大部分学者认为银行发展金融科技对其经营存在正面影响，并且主要源自银行运营、盈利能力和风险控制等途径。首先，在银行运营方面，金融科技的应用可以极度压缩银行与客户之间的时空距离，最大范围地扩大客户覆盖面，同时配合商业银行多元化业务、渠道以及产品创新，优化客户体验，提升银行获取客户的能力、运营效率及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使得银行所承担的风险水平下降。其次，在盈利方面，金融科技的应用可以充分整合金融资源、加快发展中间业务等渠道提高银行经营绩效。最后，在风险控制方面，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能够为商业银行收集更多维度的客户信息，描绘出更客观、完整的客户画像，从而缓解结构性信用短缺所导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强化银行对风险的抵御与管控能力，降低其风险敞口水平，这种作用在中小银行中较弱。

综上所述，金融科技赋能可以提高商业银行运营效率及盈利能力，削弱银行的冒险动机和道德风险问题，即减缓商业银行将资金投入高风险的资本市场来获取较高收益的动机。同时，风险管控能力的提高可以强化银行的贷前审查能力，过滤出原有的劣质客户并吸纳低风险的优质客户群体，提升自身的资产质量，从而降低所经营业务面临的风险敞口。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从整体而言，商业银行发展金融科技有助于降低银行风险。

(二)市场势力对银行风险的影响

关于市场势力与银行风险之间关系的研究，国内外学者的观点莫衷一是。其中，部分学者认为银行市场势力的增加会降低其所承担的风险水平。这主要是因为：(1)较大市场势力的银行拥有更大的定价权_1引，往往通过制定较高的贷款利率来获取超额收益，这将提高资本缓冲能力或提升其拥有的特许权价值，增强银行抵御、化解风险的能力，从而导致银行风险水平下降。(2)为获取较高、长期的信息租金，市场势力较大的银行可以凭借雄厚的资源、最新的科技等优势去追踪、监控借款人的贷款用途及资金流向，或者通过降低所收取的利率来补贴不良贷款公司，从而降低借款人违约的可能性，使得银行面临的风险敞口水平下降。(3)具有垄断势力的银行享有“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的优势。这与“效率结构假说”相一致，即市场势力较高的银行通过经营更加多元化的业务、抢占更大比例的市场份额，降低银行的信息成本、运营成本，提高成本效率，从而减弱银行的风险水平。

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在银行面临的竞争度减弱、市场垄断势力增强的情况下，银行的风险水平会升高。主要原因如下：(1)市场势力过大的银行为获得更高的收益将利用自身的垄断势力收取过高的贷款利率，减少借款企业的预期利润，导致借款企业投资更高风险的项目，使其违约概率增加，银行面临的风险敞口提高。(2)正如“安逸生活假说”所暗示的那样，市场势力过大的银行管理层会享受“安逸生活”，不再通过完善贷款审查机制、提高运营效率来吸引客户，而是凭借自身的垄断势力和信息优势锁定客户，导致银行的经营效率降低，所承担的风险水平升高。(3)大型银行也可能“过于复杂而难以管理”，业务范围过度扩大或组织复杂性增加，导致风险增加。

还有些学者将以上两种相异的观点融合在一起，提出了关于市场势力影响银行风险的“中立观点”。例如，对于银行整体风险和信贷组合风险，市场势力越大的银行整体风险越低，但承担的信贷组合风险越高。或根据不同的市场集中度，有学者发现市场集中度和银行风险之间存在U型关系。Fu等同样发现过小或过大市场集中度均不利于银行稳定。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银行市场势力和所承担风险水平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的U型关系。在较弱的市场势力阶段，银行市場势力的增加将通过提高“特许权价值”“信息租金”和“规模经济”，激励银行增强对信贷的风险防控和反欺诈能力，提高贷款质量，获得更多的利润，从而降低风险水平。但是当市场势力过大时，银行“过于安逸”“业务过于复杂”及“贷款定价过高”等问题的存在，导致银行出现不良贷款的概率增加、经营效率降低，使得所承担的风险水平提高。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从整体而言，市场势力与银行风险之间可能存在“先降后升”的u型关系，过低或过高的市场势力都不利于银行稳定。

(三)金融科技是否通过市场势力对银行风险产生影响

王静发现互联网金融快速挤占了商业银行的负债端、中间端以及资产端，并与原有银行体系逐步形成错位竞争、分庭抗礼的局面。但是，金融科技与互联网金融之间存在本质区别，即与商业银行属于互补关系，这意味着传统商业银行与金融科技的融合发展可能会提升其在负债业务、中间业务以及资产业务的份额，从而提高银行市场势力。具体而言，从负债端来看，金融科技的应用突破了时间和空间限制，减少了地理位置造成的障碍。一方面，金融科技的赋能将金融服务(存贷款、理财产品等)向地理位置偏僻的城市、乡镇扩散，增强对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支持，提高商业银行在边缘地区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利用金融科技打破地域限制的特性来加速开发满足市场需求的金融产品，争抢跨区域的金融资源，蚕食依靠“跑马圈地”式物理网点所积累的客户资源，对传统商业银行拥有的存款份额产生挤压效应。从资产端来看，云计算、大数据以及区块链技术可以创造出一个去信任的商业环境来提高贷款的风险管控以及反欺诈水平，推进商业银行健全“敢放贷、愿放贷、能放贷”的长效机制，缓解结构性信用缺失带来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从而提高商业银行的贷款份额。从中间业务端来看，金融科技的应用使得支付类产品得到快速更新迭代，极大地升级了商业银行的传统支付结算功能，提高了客户通过银行进行支付的效率，获取了客户大量暂时闲置的资金。

综上所述，金融科技赋能为商业银行的负债和资产带来了“扩张效应”，增强了银行的市场势力。同时，近些年银行业的改革打破了新银行进入的政策性壁垒，削弱了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绝对的垄断地位，增强了整个银行业公平竞争的程度，而由此引起的“特许权价值”的下降、存贷款市场中的“价格战”使得大部分商业银行处于“竞争一脆弱”区域，即银行面临竞争程度的加剧提高了银行风险。换言之，单个银行市场势力的降低会引起银行风险的上升，反之，银行市场势力的增强将缓解银行面临的风险水平。因此，针对金融科技、银行市场势力以及银行风险三者之间的影响，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整体而言，发展金融科技将通过增强市场势力来缓解银行承担的风险水平。

二、模型构建

(一)数据选择

本文选取2008—2018年中国68家商业银行的年度样本数据，样本数据来源于Bankscope数据库。其中样本银行包括中国农业银行等5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招商银行等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青岛银行等43家城市商业银行以及北京农商银行等9家农村商业银行。宏观经济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所公布的数据。

3.银行金融科技发展指标

借鉴李春涛等构建地区金融科技发展指标的方法，本文构建了银行层面的金融科技发展指标。首先，从支付结算、资源配置、财富管理、信息渠道和技术路径等维度出发，选取与银行金融科技相关的关键词，包括第三方支付、移动支付、在线支付、网上支付、手机支付、NFC支付、数字货币、网络融资、网络贷款、众筹、网贷、互联网金融、消费金融、在线理财、互联网理财、互联网保险、智能投顾、征信、开放银行、在线银行、网上银行、网银、电子银行、手机银行、移动互联、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区块链、智能、生物识别、大数据、云计算、数据挖掘、语音识别、5G、人脸识别，共36个关键词。其次，将每个关键词与样本商业银行进行匹配，并在百度资讯中进行分年度搜索，如搜索“中国银行+手机支付”，百度资讯高级搜索网页将给出相关年度中既包含“中国银行”又包括“手机支付”的新闻。但是，由于百度搜索机制未筛除全部的无关或错误信息，因此本文将进一步对新闻标题进行关键词限制，以确保网页呈现的新闻与关键词精确匹配。然后，运用网络爬虫技术，爬取百度资讯高级搜索页面中所有新闻的数量。最后，将每年每个银行层面的所有关键词搜索的新闻数量进行加总，得到样本银行的年度总新闻条数，之后进行对数变换，作为衡量该银行在该年度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IFT)指标。

4.控制变量

借鉴已有文献的研究方法，选取了银行规模(LTA)、资本充足率(RWA)、运营效率(Efy)、贷款增长率(LGR)和不良贷款率(NPL)等一系列银行层面的控制变量以及GDP增长率(GG)、M2增长率(M2R)、消费价格指数(CPI)和一年贷款基准利率(IL)等一系列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各变量的具体定义和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可以看出，银行风险的均值为6.170，标准差为1.440，同时银行层面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标准差为1.077，表明银行风险和金融科技发展水平都存在较大差异，为下文的实证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数据基础。市场势力指数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0.664和0.121，与李明辉等对银行市场势力数据的测算结果基本一致。

三、实证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一)发展金融科技对银行风险的

影响

为了验证银行发展金融科技对所承担风险水平的影响，使用双向固定效应OLS模型式(1)和系统GMM模型式(5)对全部样本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见表2。可以看出，无论使用OLS模型还是系统GMM模型进行回归估计，银行层面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lFT)的系数均显著为负，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对全部样本商业银行而言，银行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越高，则银行风险水平越低。这一结论支持了假设HI，即商业银行发展金融科技有益于降低银行风险。换言之，金融科技的发展能够扩大商业银行所获信息数据的搜集范围、降低获取源数据的时间周期、提高客户信息数据的维度，通过建立数据标签并集中对所获海量数据进行学习建模，描绘出更具客观性的客户风险特征，进而准确识别个人或企业的风险数值，缓解传统经营模式下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降低商业银行所承担的风险水平。

(二)市场势力对银行Nt险的影响

为验证假设H2，本文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式(2)和系统GMM模型式(6)对全部样本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见表3。从第(1)(3)列可以看出，无论使用OLS模型还是系统GMM模型进行回归估计，市场势力(Lrn)的系数显著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银行市场势力水平越高，其风险水平越低。同时，在加人市场势力平方项的第(2)(4)列中，市场势力的平方项系数(Lrn。)在1%的显著水平上为正，表明随着市场势力的提高，银行风险呈现先降后升的U型走势。因此，假设H2得到验证。从整体来看，市场势力的提高导致银行风险降低的效应占主导作用。为了清晰呈现市场势力与银行风险之间的U型关系，本文在图1中绘制了全部样本商业银行的Lerner指数与银行风险的非线性关系曲线图(同时包含了下文中的分类银行样本)，并且利用表3中市场势力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估算了我国银行业最优的市场势力程度，结果见表4。

将图1和表4相结合进行分析可知，对所有商业银行而言，Lerner指数的临界值为0.365，表明随着市场势力程度的增加，银行风险水平下降，直到市场势力提高至0.365时，其银行风险水平达到最低，之后银行风险会随着市场势力的提高而上升。这可能是因为当银行市场势力较低时，随着市场势力的提高，银行会吸引大量优质的低风险客户，提升银行的收入水平，使得银行风险水平下降，但超过市场势力临界点后，市场势力过高会导致银行由于自身“大而不能倒”的特性出现道德风险或贷款定价过高等问题，即自身或所贷企业从事更高风险的经营活动，导致银行承担的风险水平提高。同时由表3结果可知，整体的银行风险会随着市场势力的增加而减小，表明商业银行风险随市场势力的变动目前主要集中于初期阶段(曲线最低点左侧)。

(三)检验市场势力的中介效应

本文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式(3)(4)以及系统GMM模型式(7)(8)检验市场势力的中介效应，实证结果见表5。对于全体商业银行而言，银行发展金融科技对市场势力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银行发展金融科技会增强银行的市场势力。在共同加入市场势力和金融科技指标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式(4)和系统GMM模型式(8)的回归结果中，相比于表2的基準回归结果，金融科技发展(zFT)的估计系数为正，绝对值有所下降，但依然显著，同时加人的市场势力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市场势力在银行发展金融科技影响银行风险的过程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从而证明银行发展金融科技通过增强其市场势力实现了降低银行风险的部分内在机制，该结论支持了本文的假设H3。

(四)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检验

使用上述模型研究银行层面的金融科技发展对其风险水平的影响，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风险水平越高的银行，为降低风险可能会发展新技术来增强自身的风险管理能力，从而导致其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越高。因此，本文使用滞后一期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作为工具变量，以缓解可能存在的联立内生性问题，回归结果见表6和表7。结果表明，布局金融科技通过增强市场势力的中介效应来缓解所承担风险水平的结论依然成立，因此使用滞后一期的工具变量后本文的结论仍是稳健的。

2.替换被解释变量

上文使用Z值指标衡量了银行的破产风险并进行了实证检验。为防止单一指标不能全面代表银行风险所导致的实证结果不稳健，此处使用衡量银行信用风险的不良贷款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来检验发展金融科技、市场势力对银行风险的影响以及市场势力的中介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发展金融科技与银行风险的负相关关系在使用不良贷款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后依然是稳健的，并且市场势力的部分中介效应依然存在。

3.更改解释变量的构建方法

借鉴沈悦等构建金融科技社会认知指数的方法，本文将银行层面的新闻按照支付路径、资源配置、新技术应用和财富管理的维度进行分类，并使用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重新测度银行层面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再次进行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发现，银行层面的金融科技发展指标的不同构建方法并不改变回归结果。因此，本文结论稳健。

四、异质性分析：银行产权

由上述可知，布局金融科技可以提高商业银行的风险管控能力，降低银行的风险水平，但对于不同产权性质的商业银行，其背靠资源、人才储备以及客户画像的不同，可能导致金融科技发展对它们的影响存在差异。具体来说，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以及股份制商业银行凭借自身资本、人才等方面的优势，一般通过建立金融科技子公司来进行布局，使得其决策周期短、行动能力强，可快速调整并应用新技术以适应市场的需求与发展。同时两者均在全国范围内经营业务，自身存储着海量数据，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应用新技术可以快速过滤出原有高风险的劣质客户。除此之外，应用金融科技可以极度压缩时空距离，扩大银行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使市场份额及影响力得到快速提升，并获取大量边缘地区的低风险优质客户，导致银行风险下降。然而，对于城市商业银行尤其是农村商业银行，由于其资源禀赋、人才储备处于劣势，通常选择与外部金融科技公司合作来推动对金融科技的布局，使得自主控制能力较差、自身调整的主动性不足，难以快速跟上大型银行的步伐，导致市场份额受到挤压，市场势力减小，无法留住大中型优质客户，引致银行风险上升。因此，本文认为对于不同类别属性的银行，金融科技发展对其银行风险的影响存在差异。

为验证上述分析，本文将全部样本银行分为大型国有及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三类，并检验金融科技以及市场势力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见表8。可以看出，大型国有及股份制商业银行发展金融科技可以显著降低其风险水平，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对于城市商业银行，其发展金融科技降低银行风险的作用及显著性减弱;而对于农村商业银行，发展金融科技却显著提升了其所承担的风险水平。这一实证结果证实了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布局金融科技会对银行风险产生异质性影响的结论。

从表8中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市场势力的一次项(Lrn)以及二次项(Lrn2)系数可知，大型国有及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以及农村商业银行的市场势力与银行风险水平之间呈现U型关系，但是从图1及表4中看出该三类商业银行最优市场势力的临界值依次减小，这表明随着市场势力的提升，农村商业银行先达到自身风险的最优点，城市商业银行次之，最后是大型国有及股份制商业银行，意味着商业银行规模越小，越容易随着市场势力的增大而出现道德风险问题，导致银行风险增加。

为了进一步检验市场势力在金融科技影响银行风险中存在的异质性中介效应，本文使用式(7)(8)对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市场势力是否存在异质性中介效应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见表9。可以看出，发展金融科技显著提高了大型国有及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市场势力，但是对农村商业银行的市场势力存在显著降低作用。结合表8，金融科技的发展加剧了银行业的“马太效应”，使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即大型国有及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发展金融科技增强了银行市场势力，导致其风险水平降低，而农村商业银行发展金融科技对其市场势力有负面影响，导致其风险水平升高。出现这一结果可能存在两个原因。其一，大型商业银行凭借较高的社会认可度在金融科技布局下可快速抢占业务未触及地区的金融份额，并且运用新的技术和风险管理系统来吸纳具有较强的硬信息条件的长尾客户，使所承担风险水平下降。然而，农村商业银行长期服务于地区性的中小企业和居民，并且在其他地区的社会认可度较低，导致原有核心客户群体狭窄，使得其金融科技的投入无法获得对等的产出，过多的投入侵占了部分利润，导致风险水平上升。其二，大型银行借助资源禀赋、人才储备与社会认可度等优势，在金融科技的赋能下分流了原属于农村商业银行的优质低风险的头部客户，提高了大型银行中抵押品充足、财务信息优质的客户占比，使得其风险水平下降，而农村商业银行由于头部客户的流失、市场势力的降低，为维持原有收益只好拓展新的风险等级较高的客户，导致其风险升高。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随着金融自由化在全球范围内蔓延，银行业管制的放松吸引了大批银行的进人，导致市场结构发生巨大变动，其是否影响了金融业的稳定发展?近年来商业银行重金布局金融科技，又是否能够缓解银行所承担的风险水平?基于以上两个问题，本文研究了金融科技发展与市场势力对银行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1)银行发展金融科技显著降低了银行所承担的风险水平，提高了金融稳定性;(2)市场势力与银行风险之间呈非线性U型关系，并且从整体来看，市场势力降低风险的效应占主导作用;(3)在金融科技、市场势力与银行风险三者的关系中，金融科技赋能通过提高商业银行的市场势力降低了银行风险，表明市场势力在银行运用金融科技降低所承担风险的过程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4)相比农村商业银行，金融科技赋能的作用在大型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中更为显著。

上述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刻理解金融科技赋能在抵御金融风险、稳定金融运行中所起到的作用，并且对我国商业银行布局金融科技具有重要启示。第一，从银行风险管理的角度出发，我国商业银行应尽快推进对金融科技布局的进程，这将加速商业银行传统经营业务的转型升级，有助于银行提高事前风控与反欺诈的能力，将银行流动性精准配置到实体经济中的重点领域与薄弱环节，从而推动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第二，从银行市场势力的角度出发，银行布局金融科技可以提升银行的市场势力，且市场势力的增强有助于金融业的稳定运行，因此应该为金融科技的布局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但监管部门不能放松对银行业的监管，以免银行过高的市场势力导致道德风险问题。第三，不同類型的商业银行对金融科技应该进行差异化布局。对于社会认可度偏低、科技人才和资金规模存在短板的商业银行尤其是农村商业银行，金融科技的布局无法与大型银行实现对等竞争，且在大型银行挤压了农商行原有的优质头部客户的情况下，会导致农村商业银行所获利润下降。因此，小型银行应在同质化严重的金融科技布局中建立自身特色的金融服务，实现自身长期发展。

作者：李学峰 杨盼盼

第二篇：风险分散、金融危机与金融市场发展

摘 要： 后危机时期，如何正确应对金融创新、积极运用现代金融工具来推动传统金融体系的改革，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支撑，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本文从马克思对商品交换的论述出发，探讨交易本身所具备的风险分散与传导功能及其演变;分析金融危机的机制基础，即风险传导机制的积极与消极作用;并认为，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和金融体制改革，增加金融系统的风险分散功能，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内在要求。只有更加完善、更加壮大的金融体系才能更好地抵御金融风险。

关键词： 商品交换;风险分散;金融危机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由此引致的全球经济萧条，严重地影响了人们对快速发展的金融市场的信心。危机以来，围绕以风险交易为主要功能的衍生金融产品需不需要进行更为严厉的规制、如何进行规制等问题，理论界有非常激烈的讨论。{1}当前，我国的金融体系正处于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如何正确应对金融创新、积极运用现代金融工具来推动传统金融体系的改革，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支撑，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本文拟从马克思对商品交换的论述出发，探讨交易本身所具备的风险分散与传导功能及其演变;分析金融危机的机制基础，即风险传导机制的积极与消极作用;以此为基础，阐述我国加快金融市场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惊险的跳跃” ：马克思商品交换理论及其启示

金融市场是无数交易的叠加。要分析金融市场，就必须对最为基本的金融商品交易有了解。对商品及其交换(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即交易)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的起点。因此，可以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及其交换关系的分析展开对金融市场交易的分析。

马克思对于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的认识是全面而深刻的。首先，交易价格的基础以及交易结果的公平性问题是关注的重点。区分价值与使用价值，商品交换关系的基本参照系是商品的价值;商品的价值是人类劳动无差别的凝结，其大小取决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就交易而言，从一定时期社会商品交易总量上(单个交易量的总和)进行分析交易价格就等于商品价值;交易的形式变化、总量的结构(例如各个部类的交易构成以及部类之间的交换)、特殊商业组织形式下不同生产要素之间的交换(例如企业组织形式下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交换)成为《资本论》关注的主要内容。这些内容，因其在整个架构中的重要性，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石之一。

其次，马克思关注了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过程对于商品生产者的重要性。交易是使用价值和价值在买卖双方各自实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卖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2}。在这里，马克思敏锐地发现了商品交易过程不仅是一个物物等价交换，而且具备一种特殊的社会功能，即商品交换过程是实现商品生产者之间社会关系的基本机制。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3}。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更多地关注了与之相联系的价值实现过程，而对与之相联系的商品生产者之间、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的实现过程则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具体的研究。

第三，马克思认为，在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关系背后，客观上存在着.随机的非等价交换。尽管从交换的总量上看，非等价交换并不影响交换的总量，但此类交易确实影响了交易作为一种分配方式的内部结构{4}。在随后的分析中，马克思着重分析了交换总量的不变性，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研究。随机的非等价交换作为一种偶发性、外生性事件，未能在理论中得到进一步的研究与分析。

第四，马克思阐述了“货币危机”{5}，即早期的金融危机。马克思认为，在货币的支付手段支撑下，“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销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货币危机才会发生。而“在危机时期，商品和它的价值形态(货币)之间的对立发展成绝对矛盾”{6}。这是对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根源的深刻认识。

“要有十分发达的商品生产，才能从经验本身得出科学的认识”{7}。交换是经济生活的基本关系。没有商品的交换关系构建与延伸，就不可能有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巩固与发展。商品的交换关系能否成立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社会关系能否成立的必要条件。尽管今天的商品交换，从手段、效率还是范围上看，都已与写于百年前的《资本论》大不相同。但《资本论》对商品交换的研究思路对于我们认识分析金融危机还是极具价值的。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其一，必须要以交易为基本的研究单位，分析金融风险形成的机制。在《资本论》中，受当时的货币经济活动形式的限制，马克思对货币危机的认识还停留在货币(支付手段)层次，没有进一步上升到交易层次。实际上，正如马克思所说，货币也是商品，因此，货币的危机也就是商品的危机，两者存在着直接联系。正因为如此，研究金融风险与危机，须从交易开始。其二，不等价的交换改变了交易分配的内部结构。马克思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并看到了其作用，但将其划入到偶然的、外生的现象中，未纳入理论中加以探讨。但商品交易发展到今天，以现货交易的角度来看，在现代金融工具支撑下的远期交易全都是不等价的交换。在特定条件未得到满足的条件下，没有相应的等价物，例如保险、期权、掉期等等。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不等价的交换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交易分配的内部结构，影响甚至决定了参与商品交换双方的社会关系。因此，我们有必要针对过去在理论中未得到充分发展的这一类非等价交易进行专门的研究。其三，商品不同，交易模式一致，除了双方所获得的使用价值不同之外，由交换所界定的社会关系是一致的。反之，即使商品相同，只要交易模式有差异，由交换所界定的社会关系就不一致。从这一意义上讲，由商品交换所反映的劳动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被交换本身所“异化”了。

二、交易的风险分散功能：马克思商品交换理论的发展

在现代金融理论中，金融危机是系统性的市场风险爆发。而市场风险是“一种本质上不能进行保险、不能资本化、也无法付给工资的绝无仅有的不确定性”，来源于是经济过程本身的前瞻性。{8}如果没有事前的预防性机制保障，如奈特所说的“合并”与“专业化”，{9}单纯依靠应急性措施来处置此类风险，无论是参与经济活动的个体还是整个经济系统，都是难以承受的。

如果跳出金融理论的限制，将金融危机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市场风险问题放到更为宽广的经济理论研究视野下，可以发现，如果没有相关金融产品交易的持续发生，个体的风险难以传导、更难以积聚，也就不可能在一个宏观层面上爆发。纵观金融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可以发现，现代金融市场和金融理论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风险定价问题。金融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功能就是风险分散与重新配置。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商品交换理论可以为这个问题提供答案。

交易是商品的交换，但通过交易来实现商品和劳务的交换只是交易的一个侧面。另外一个必须要加以重视的侧面是，与商品交换联系在一起的生产者之间社会关系的重构与实现。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交换是生产者之间社会关系的体现，而商品的交换关系将最终改变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劳动者自身。放在金融交易的角度，被改变的社会关系应当就是传统的社会结构所具备的风险承担与分散的功能由专门化的经济行为，即金融交易所替代，多元化的社会关系被“异化”为单一的经济关系，通过交换的手段加以实现。

与商品和劳务交换联系在一起的是交易各方所面对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的重新配置，这种重新配置会改变交易价格，并通过商品的交易实现来达到非等价交换改变分配内在结构之目的。以一个长期的买卖合约(排除偶然的欺诈)为例，交易达成意味着，商品和劳务在交易各方之间的产权配置关系随着交易关系的进展而改变。这时与商品和劳务附属的权利和义务随之改变，进而整个交易的不确定状态也会发生变化，这样就会形成交易各方重新评估自身所面对的不确定状况(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在各方信息水平的约束下，如果评估可以得出一个可以信赖的新价格，那么交易各方就会在新的预期价格指导下尝试对下一轮交易价格进行调整。如果不确定状况发生变化，但评估却不能得出一个可以信赖的预期价格，那么交易各方就有足够的动力来改变交易方式甚至退出交易，去寻求新的交易对象，以达成能够满足条件的新交易。

由此，要理解金融性交易的风险配置功能，我们必须重新对一般性交易展开研究的理论架构进行调整。这种调整的核心是：任何一个交易都必然地包括以下两个层次，一是对具体交易标的物的交换，例如商品和劳务。二是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交易，即 “交易的风险配置功能”(Allocation of Risk)。交易各方针对与交易标的物联系在一起的风险与不确定性进行交易，以实现风险和不确定按照交易各方的一致意见进行重新配置的目的。这里所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就是与交易的商品和劳务联系在一起的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例如价格的变化、物品灭失的可能性等等。

从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上看，这样的调整是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与商品和劳务交易联系在一起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交易在商品交换的初期并不为人们所重视。在市场经济不发达、交易规模和范围较小、支付期限短的情况下，由于各方承受的风险总体来说还保持在各自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风险自担(Risk Retention)是交易各方承担风险的主要方式;同时，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和较小的规模基础上进行市场交易，交易的对象较为固定，交易预期可转移的风险较少，成本难以分散，风险配置的组织化特征较为明显。客观上也限制了风险交易的进行。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交易各方对风险进行交易的激励并不强，而此时交易的风险配置功能表现不突出。这正是马克思所观察到的现象。

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交易规模和范围的扩大，支付期限的延长，交易各方所承担的风险因素逐渐突出，客观上存在风险分散(Risk Diversification)的内在激励;同时市场交易规模和范围扩大，也使得风险分散成为可能，在两方面的因素作用下，交易的风险配置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加强。我们已经看到，随着市场的细化，交易的部分风险交易功能已经从传统的交易中分离出来，成为专门的风险交易市场。今天，期货、期权以及各类金融衍生品市场，已经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常态;而市场经济的主体，无论是企业还是家庭，通过交易的方式来规避风险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

人们通过专门交易的方式来分散风险。或许一个特定的经济交易本身在转移风险的方向和程度上存在不确定性，交易参与者的谈判能力、信息把握水平都会左右交易的价格。但如果能有效控制并利用这种不确定性，经济交易的效率将得到提高，交易各方的福利将得到改善。要实现有效控制，就需要有公共知识、制度机制和稳定规范的交易方式做支撑。专业化风险交易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无异对交易的风险配置功能的发挥起到了支持作用。

分析至此，金融交易作为风险分散工具的重要意义就非常清楚了。重新回到马克思，卖“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商品生产者如果不能通过交易的方式将自身难以承受的风险转移出去，其交易的收益是要受损的;如果不把风险分散出去，因商品交换所带来的生产者之间社会关系的构筑与调整也难以实现。把握这一点，对于我们辩证地看待金融危机的发生与影响有着至关重要的理论意义。

三、风险传导与集聚：对金融危机的解释与启示

按照以上的阐述，既然现代金融交易的重要功能是风险分散，那么为什么在现代金融工具支撑下运行的金融体系往往会出现金融危机这样的风险集中爆发事件呢?其原因在于，如果没有一定的条件支持，尽管交易从整体上看可以获得风险分散收益，但在以产品和服务为标的的资产交易过程中，通过交易进行风险配置是一个偶发的、不稳定的过程。这一难以被把握的过程对于交易双方而言均没有实际的价值。因此，只有当针对风险的交易能够集中发生，能够以更为专业化的形式出现，交易的风险配置功能才能得到更为显著的表现。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在现实的市场交易过程中，这一偶发的、难以被把握的交易可以被结合为一个完整的交易链条。在这一链条上，不仅附属于交易的风险得到传递和累积，而且整个交易链条的形成和维持又导致了新的风险生成，这就是交易风险传导机制。这种机制的影响，在经济领域，最明显的负面表征就是经济周期，在更为具体化的金融市场，最为明显的负面表征就是金融危机(马克思所说的货币危机)。

回顾经济研究的历程，对于这一交易链条的发展结果，经济理论的研究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交易链条的形成和延续最终会导致经济的均衡：外生的冲击，例如政策的非预期变化，会引起经济运行机制的反应，从而减小并最终消除外生冲击的影响。{10}另一种观点认为交易链条的发展变化是经济周期和经济运行波动的重要原因，即经济运行的内在非均衡性。这种观点历史较长，从马克思、熊彼特到凯恩斯，以及后期的明斯克都持有这种看法。由此形成的对策是，市场制度的完善和适当的政府干预有助于减弱经济的波动性。{11}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这两种观点此消彼长。经济运行较为稳定时，均衡的观点占据上风，而经济运行波动较大、危机凸显时，非均衡的观点又会获得新的话语权。

从风险交易的观点来看金融危机，所谓金融危机实质上就是在金融市场整个交易链条上的风险累积并集中爆发。其基础就是风险传导机制的演化。所谓均衡的观点，就是风险传导链条各个环节直接契合较好、风险分散实现较为完善的市场交易过程的反映;而非均衡观点，则是对风险传导链条断裂情况的描述，以及对风险传导机制本身存在缺陷的认识。风险传导的过程究竟是一个风险化解的过程，还是一个风险逐渐累积的过程，取决于交易风险溢价收益的大小以及收益在交易双方之间的配置结构。

从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上看，影响风险传导机制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一是市场因素，即市场交易本身范围的大小。交易范围越大，风险传导链条越长，在这一链条上风险累积的可能性就越高。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货币危机爆发的原因。二是制度因素，即市场组织与市场制度的变化。相对于市场风险交易而言，企业规模的扩张、市场组织的演进在不断内化风险交易的同时，也提高了风险集成的可能性。集成的风险需要通过交易的形式交易处置，而市场制度的不断完善为专业风险交易市场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同时，政府规制的不断调整又对交易链条的存续形成了外在的约束。三是知识因素，即风险定价方式的变化。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和模式下，风险定价的方式也在不断地改变和调整，由此带来交易方式的相应调整。

在这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风险传导机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和成熟。这一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每一次市场规模快速扩大，风险传导链条过度延伸、最终难以为继而断裂后，商业组织的转变和市场规制制度的调整才得以发生，进而风险传导机制的演进才得以深入。尽管这种以危机发生和风险释放为反面激励的风险传导机制构建过程之间的间隔越来越长，但这一机制本身并未改变。

从风险传导机制的阐述上看，金融危机的根源不在于金融市场本身，一个成熟的金融市场本身有着众多的参与者、较为规范的制度支撑和巨量的金融产品交易，因此也有着较强的风险分散能力。危机之所以爆发，其根源不在于金融市场体系出现了某种体制上的问题，而在于快速增加的风险交易规模超过了现有金融体系的支撑，风险过度积累，进而形成了巨大的风险源。这一风险源的最终爆发，又摧毁了对现有金融体系的共同制度知识，使得曾经有效的风险交易失去了赖以存续的制度基础，最终形成了金融体系的整体崩溃。

由此，在后危机时代，上述分析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与金融体系的建设的启示是：其一，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和金融体制改革，增加金融系统的风险分散功能，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内在要求。只有更加完善、更加壮大的金融体系才能更好地抵御金融风险。其二，有必要深入研究金融风险传导的内在机制，对特定风险在传导机制特定环节上的集聚要能形成必要的市场化反应机制，有效地降低风险在宏观层面上集聚的可能性。其三，加强对金融创新的学习和研究，提高公众对金融体系的认知与理解，金融体系运行的基本知识应成为公共知识，为社会所熟悉。只有这样，一个公开、透明的金融体系，才能创造最为广大的居民参与到其中的机会。而只有一个被广泛参与的金融体系，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风险分散的职能。

注释：

{1} 例如，斯蒂格利茨(Stiglitz)认为，应当限制世界性的大银行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而斯科尔斯(Scholes)则认为，限制金融衍生工具无异于因噎废食，这样的措施会让金融市场的发展倒退数十年。见：Derivatives： Over the Counter， Out of Sight. Economist. 2009.11.14.

{2} 《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24页。

{3} 《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9页。

{4} “商品所有者A可能非常狡猾，总是使他的同行B或C受骗，而B或C无论如何也报复不了。A把价值40镑的葡萄酒卖给B，换回价值50镑的谷物。A把自己的40镑变成了50镑，把较少的货币变成了较多的货币，把自己的商品变成了资本。我们仔细地来看一下。在交换以前，A手中有价值40镑的葡萄酒，B手中有价值50镑的谷物，总价值是90镑。在交换以后，总价值还是90镑。流通中的价值没有增大一个原子，只是它在A和B之间的分配改变了”。见：《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85页。

{5} “本文所谈的货币危机是任何普遍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应同那种也称为货币危机的特种危机区分开来。后者可以单独产生，只是对工业和商业发生反作用。这种危机的运动中心是货币资本，因此它的直接范围是银行、交易所和财政。”(马克思在第3版上加的注)见：《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58页。

{6} 《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58-159页。

{7} 《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2页。

{8} [美]弗兰克·H. 奈特，安佳译：《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79页。

{9} 奈特指出，处理不确定性的两种基本方法是通过归组合并和通过选择能“应付”不确定的人来减少不确定性的方法，即“合并”(Consolidation，即企业组织形态的变化)和“专业化”。除此之外，在理论上合理的方法还有：①增强对未来的控制力;②增强对经济活动的预测能力;③分散不确定性事件发生后果的影响;④选择不确定性最小的行动方案，以减小其影响。见：[美]弗兰克·H. 奈特，安佳译：《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10} R. Frisch. Propagation Problems and Impulse Problems in Dynamic Economics[J]. Economic Essays in Honour of G. Cassel. Allen and Unqin[M]. 1933. London. E. Slutsky. The Summation of Random Causes as the Source of Cyclic Processes[J]. Econometrica. 1937(5). pp. 105-146. M. Friedman. 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8(58). pp. 1-17. R. E. Lucas. Expectations and the Neutrality of Money[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72(4). pp. 103-124.

{11} P. Ferri， H. P. Minsky. Market Processes and Thwarting Systems[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1992. Vol. 3， No. 1. pp. 79-91.

作者：杨志远

第三篇：关于金融工程在金融市场风险管控领域的研究

我国的金融事业随着金融模式的持续优化创新也渐渐地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金融工程的各个环节受到高度重视，政府部门持续地加强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管控。但依旧有部分金融机构未深入全面地了解到金融工程发挥的价值。因此在施工期间未有效地关联风险的管理与控制工作，以至于在金融工程实际建设中不具备较好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在金融工程的可持续发展中意义不大。
金融工程在金融市场风险管控工作中的意义

具备较强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金融工程建设的强化在互联网金融当中扮演者至关重要的角色，合理利用金融工程能够对互联网市场的交易活动进行监控，避免金融风险的产生。因为其存在及时性与准确性的特点，就能够在有序控制期货商品的基础上，有效的维护企业经济效益。当中最关键的内容是顺应目前互联网金融飞速进步的方向，跟随其前进的步伐一同发展，另外还需要在管理金融市场的风险时具备及时性和准确性，从而达到各方面的要求。

成本优势

这种优势通常体现在对金融工程潜在风险进行管控的环节，由于其本身存在的优势使得操作更加便捷，能够运用金融工程降低部分大宗交易中形成的风险管控成本，并且还能使公司的套期保值成本得到节省。总的来说，金融工程在进行风险管控时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价值。特别是在我国当前的互联网金融飞速进步的前提下，更需要重点关注金融在风险管控环节产生的积极作用，同时采用更为合理的方式促进金融工程的合理建设与可持续发展。

强化企业风险防控能力

企业经营管理能够推动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从而更好地在金融市场进行管控，大部分企业都在现代化创新发展期间频繁运用金融工程方式，使企业平时的生产经营活动更加顺利开展，并达到对经济风险进行管控目的。在对企业当前风险进行管理时，金融工程技术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特别是显著的引导性功能，最好和企业战略发展的目标达成一致，从而更好地管控企业风险。
金融工程在金融市场中的风险管控工作内容

信用风险管控

金融工程并没有经历长期的发展历程，而是在新时期中取得了普遍的应用，不仅加强了功能性，全面展示其在企业风险管理中的效果，还在时代的进步中扩大了金融工程管理的范围，显著的突显出优势。要想时刻跟随时代发展的脚步，还应该深入的拓展金融经济市场体系，但是，在经济环节受到的威胁逐渐显著，并相应的增加了改行业的信用风险。在合同义务履行过程中，能够通过金融工程技术的应用避免遭到损失与出现违约，在进行重大保护的基础上，可以合理地确保经贸双方的利益，降低风险率，平稳提升经营效率。

数量风险管控

金融工程具有较高的灵活性，能够对公司内部量化的风险进行管控。在平时的生产经营中将交易数量、销售额度等经济风险关联起来，强化金融工程技术的应用能力，以保证较好的控制成效。实际上，在市场经济上不断增加多样化的主体，并在企业经贸中强化了各方的交流，从而加大了企业的经济交易量。然而，要想对经济交易的数量进行管控具有非常大的困难，并且还有着明显的变异性特点，所以在企业的实际经济交易期间，需要强化对金融工程技术的使用，引起对数量风险的重视。第一步就是要凭借商品的期权厘清经济交易的数量；然后与企业的产出相结合，对市场经济主体进行调节，并巩固经济交易中参与方的贸易关系，避免形成风险，给各方的经济利益提供保障。
金融工程在金融市场风险管控中存在的问题

对金融风险的重视程度不够

当前，部分金融机构中并不具备较强的风险管控意识，也没有具备较好的风险防范意识与法律观念。比如存在部分商业银行为了扩大资本规模，通常会做出不良貸款的情况。另外，在对财务进行管理与资金的投入过程中，常常会出现管理混乱的现象，使得财务形成大量的风险。投资人员开展经营活动时，并未站在利益的角度对风险防范措施进行关注，对金融体系的现行法律法规的完善度不够，以至于无法有效加强对金融风险的监管力度。

金融市场信息模糊

信息咨询和金融产品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联性，要想使金融市场达到健康发展的目的，就务必的增强信息化的真实性与透明度。当前在金融市场中大量的信息都非常模糊与失真，就算是在部分上市公司当中，也不能绝对的确保其财务信息是完全真实的。另外，由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内部交易行为，便不可规避的需要形成对市场资金内部流动情况进行管理的制度，这也直接加大了对风险进行管控的难度。

金融风险管理体系不够完善

由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使得金融工程技术也随之取得了较好的进步，然而在对金融风险进行防范的制度上依旧存在大量的不合理之处，也没有专业的金融组织构造体系。对央行的信贷资金管理来说，掌握对业务风险的控制非常关键，以往的信贷风险管理模式并未和网络金融市场密切关联。并且以往金融机构中的内部管控不够，部分还存在不良债权，对金融资产质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当前还并未对金融机构专门设置单独的风险管控部门，无法对其进行约束。
金融工程在金融风险管控中的应用

引入金融工程思维优化金融风险管理

在对金融风险进行管控时，金融工程的使用能够将更多样化与新奇的工程思维引入进来方法，同时还创建了数字建模和数值分析等大量合理的金融风险分辨的方式，从而在基础上与本质上持续的实施技术组合，还可以正确的避免部分也许会发生的风险。在当前的发展前提下，金融工程中的风险管理重点特征就是进行量化与模型化，从而就可以直接表现出人们还能够大致的评估金融风险的合理管理程度。将金融工程技术运用到企业经营、风险处理与管控中，还能够利用交易的途径做出处理，在整个环节中所延伸形成的金融产品也能够作为一项风险管理产品。一款优秀的产品能够灵活应对市场的变化，并表现出非常正面的态度，才可以较好地处理由于传统风险管理方式而给金融造成的停滞性的现象。

强化金融决策的合理性

金融工程在我国当前的现代化金融中是非常关键的产物，并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占据着十分关键的地位，能够有效地对我国金融市场体系迈向更加现代化、国际化的前进道路提供帮助。通过金融工程技术可以持续优化我国的金融科学决策，并需要了解到金融工程中存在的部分法律制度与具体的市场经营条件。在我国的经济市场与规章机制上都有不足，要想充分发挥金融工程对金融风险管控的作用，就务必要改进与完善金融决策。另外，还应该全面有效地的掌握金融工程模型所带来的一连串改变，防止因为太过依赖模型上的参数指标，而加强了对金融风险的管控难度。

完善对风险管控体系的构建

为了充分的发挥金融工程工具的功能价值，就务必得加大对风险管控体系创建的关注度，从而对金融行业的风险进行有效管控，與顶层设计原则相结合创建多样化的管控体系。例如在采用金融工程工具时，应该更加深入的研究工具的多样性功能要求，科学的确定风险点，以保证能够不断地提高风险管控意识。还要对金融市场中的各个参与主体将自身的价值展现出来，构成合力作用，一起为增强风险管控力度而努力，进一步保证金融工程对金融市场的风险管控水平。

加强信用评估

在进行信用评估工作时的主要作用体现在金融市场当中，同时信用还能够给双方的交易造成极大的影响，而要是信用体系的完善程度不够，就不利于整个金融市场的前进，还会造成许多违约的情况发生。金融工程属于金融方法，工程师应该用更加理性与客观的方式来看待金融风险，并强化金融理论在各个环节的使用，站在市场发展需求的角度，需要持续的创新优化金融产品来提高产品的适用性。频繁的运用金融工程可以了解到各种评估工具与方法之间的区别，从而有效地增强信用评估工作能力，这也变成了对金融工程风险管控的关键。

加大资金管理力度

在金融市场中，风险管控和资金管控相互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运用金融工程主要是为了增强对资金的优化管理能力。在金融工程中对资金的给付途径十分多样化，其形式重点涵盖了预先给付、中期给付与后期给付等等，在资金主体取得较高的认可度基础上，就能够对某个特定的时间进行规定，从而保障资金能够顺利地给付。在金融市场上风险较高的现象就是因为全部金融要素都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因此在对资金进行管理时，不能过度的关注某个时段的状态，而是需要把它和传统的金融相结合做出对比，并且还应该对各种开放程度的资金表现情况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能够一定程度的强化金融工程的有关技术与方法的使用效率，避免资金流动风险的产生。
结 语

在整个金融市场行业中具有大量的风险，有关企业务必通过战略性的意识与行为，提高对金融市场风险的防范水平，并和互联网环境维持一致共同努力。我国政府对金融管理机制展开了全面的优化管理，同时还需要坚决避免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情况，在进行战略目标与标准的安排后，我国还需要深入的强化对金融工程在金融市场风险中的管控，提高金融工程的应用功能，让其可以更有效的发挥作用。

（天津农商银行东丽大毕庄支行）

作者：赵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