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论文范文

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金融市场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先秦秦汉时期，在发达的小农经济和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基础上，民间出现了以借贷为核心的金融行为。这一时期的政府具有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和金融市场的管理者的双重身份，然而政府对于金融市场的管理效果并不好。汉代以后的金融市场出现了很多的市场失灵现象，最终在战乱中走向崩溃。

第一篇：金融市场论文范文

金融理论与金融市场的矛盾

摘 要：随着主流经济学逐渐转向对个体行为的研究,实证研究表明现有金融理论与现实金融市场之间有些冲突,因而行为金融学日益发展成为一门科学。该文主要从从众行为来研究证券投资者的行为,强调行为金融在我国证券业的应用和发展,并指导投资者的投资决策。随着经济的开放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形成,金融的运行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关键词：行为金融学；投资决策；从众行为；羊群效应

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经济学家和投资实践家们不断地发现传统金融理论与现实金融市场之间存在冲突,因而尝试从多个角度对传统理论进行革新,以期更好地解释金融市场特异性等各种现象。金融理论的一个新发展--行为金融学,是从研究人的行为方式出发,分析不同投资者在不同环境下的投资理念,为现代金融理论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了很好的补充。投资者是证券市场的行为主体,他们根据所获取的信息进行决策,追求风险既定下的最大收益或者收益既定下的最小风险,并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文淑惠(2001)认为,“作为一个经济主体,投资者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行动,即:进行投资决策。在决策过程中投资者会把他们搜寻到的信息,以及对经济前景的预期,通过投资行为反映到股票价格及其波动上来。”行为金融学认为,投资者的最优决策实际上是不确定条件下的心理选择,不确定性决策是开放型的决策,不可避免地受到混乱的投资环境和个人情绪的影响。

投资决策的理论基础传统的金融理论是在EMH基础上提出的预期效用理论,理性投资者追求主观预期效用最大化,根据所有可以获得的信息估计股价并据此定价,投资者的信念和主观概率是无偏的。但随后几十年的实证研究表明,人们并不总是以理性态度作出决策,而存在诸多的认知偏差,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人们的投资行为。期望理论是行为金融理论的核心,它最早是由Markowitz(1952)提出的,但推动这一理论发展的是Kahenman和Tversky的研究(1979)。他们用更现实的行为假设取代主观预期效用决策模型,对传统的预期效用理论提出强有力挑战。他们认为投资者的效用并不完全依赖于财富或消费的绝对水平,而是反映在期望理论的价值函数V(ValueFunction)。价值函数是期望理论用来表示效用的概念,是获利或损失的函数。期望理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概率评价函数π(Weighting Function)。Kahenmann和Tversky(1979)认为人们对不同的效用值所对应的事件发生的主观概率是不一样的,按照实际概率值可以划分为极可能、很可能、很不可能、极不可能几种情况,不同情况下人们的概率评价值有着明显差异。在金融活动中,这种心理特征表现的很突出,其直接影响表现为投资者过分的依赖自己收集到的信息;其间接影响是过滤信息时,注重那些能够增强他们自信心的信息,忽视那些使他们自信心受挫的信息,从而降低投资者的回报。

从众行为决策过程分析传统的金融理论大多隐含完全信息的假设,认为投资者的决策是在理性约束下的相互独立的随机过程。但事实上,即使在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信息也是不充分的,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投资者的决策往往不完全是依据已有信息,而是相互学习相互模仿。正是投资者之间这种模仿行为可能引发证券市场上的剧烈波动,这对于市场的稳定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也易诱发金融危机。“羊群效应”理论是从心理学角度研究经济人在信息不完全、不确定的环境下的行为理论。同样可以用“羊群效应”理论来解释证券投资者的行为。证券投资“羊群效应”的成因。“羊群效应”的形成可以划分为非理性成因和理性成因。“羊群效应”的非理性成因说指的是基于投资者情绪的行为,强调人们类似动物具有从众的偏好,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正是投资者这种非理性的盲目跟风行为造成了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而理性成因说则更多地沿用了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框架,它将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融合进来,其主要成果仍是在效用最大化前提下得出。

行为分析对投资者的启示是作为投资者,很明显被许多行为和心理因素所影响。个人投资于股票应采取几种能帮助控制认识错误和心理障碍的安全措施。控制这些心理障碍的关键是各类投资者应该实施一种严格的交易策略。投资者控制认识错误的最好方法是长期坚持特殊的投资策略,投资者在为投资组合购进一只股票时应详细地记录其要点,而且应该制订特殊的标准以利于进行投资决策(买、卖或持有)。保留长期的“投资记录”有助于投资者评估其投资决策,这种类型投资策略,使投资者会更早地认识并承认这些认识错误,从而帮助他们控制“情绪波动”。本质上,避免这些认识错误的方法是少交易并实施简单的“购买并持有”策略,长期采取“购买并持有”策略通常业绩将超过高周转率的短期交易策略。我国的投资者结构以中小个人投资者为主,投资者的非理性特征更为突出,所以要规范与发展我国证券市场,首先要注意研究他们的行为特征,迄今为止中国股市的过度投机与波动莫不与缺乏一个理性的投资者群有关。证券市场上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的投资者教育,其涵义是通过由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来增加投资者的知识存量,减少中小投资者非理性的行为特征,其目标是构建证券市场的理性的微观基础。

随着信息技术越来越多地在证券市场上的使用,与今后证券市场国际化进程的演进,证券市场之间风险传递越迅速,涵义是通过由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来增加投资者的知识存量,减少中小投资者非理性的行为特征,其目标是构建证券市场的理性的微观基础。随着信息技术越来越多地在证券市场上的使用,与今后证券市场国际化进程的演进,证券市场之间风险传递越迅速, 对中小投资者的素质和投资理性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因此对投资者证券行为的研究具有更深远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刘力.行为金融理论对效率市场假说的挑战[J].经济科学,1999，(3).

[2]石善冲,齐安甜.行为金融学与证券投资博弈[D].北京：清华大学，2006.

[3]李国平.行为金融学[D].北京：北京大学，2006.

（编辑：ZK）

作者：唐鑫

第二篇：先秦秦汉时期金融市场的发展暨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管理

摘要：先秦秦汉时期，在发达的小农经济和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基础上，民间出现了以借贷为核心的金融行为。这一时期的政府具有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和金融市场的管理者的双重身份，然而政府对于金融市场的管理效果并不好。汉代以后的金融市场出现了很多的市场失灵现象，最终在战乱中走向崩溃。

关键词：先秦秦汉；金融市场；借贷；政府管理；利率钱庄；票号；高利贷；寺院金融

“金融”在古代中国并不是一个原生的概念，《康熙字典》及以前并没有“金融”一词。（张亚光，2011）现代意义上的“金融”，往往指的是与货币、存贷款、汇兑、股票债券等较为成熟完善的金融产品和金融体系相关的活动。但从本质而言，金融可以理解为对资源的跨时间、跨空间调配。

古代中国的金融市场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先秦秦汉时期，这时的金融市场主要表现为借贷，它经历了产生、发展并逐步衰微的过程，基本上与小农经济的衰微、庄园经济的发展相同步。二是魏晋隋唐时期。一方面，围绕着每一个庄园地主形成了彼此割裂的区域化的金融市场，统一的全国市场趋向消解；另一方面，地方力量的强大导致中央权威衰弱，由此造成长达三百多年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局面。这段时间里，超越血缘、地缘限制的宗教寺院金融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金融业的五大基本业务——存、贷、保、汇、兑，在这时的寺院金融中已具雏形。第三个阶段是唐宋以后，随着适合小农使用的曲辕犁的推广，庄园经济瓦解，小农复兴，由此导致宗教寺院金融衰落，世俗金融市场复兴。从此，金融市场的主要活动不再局限于借贷，而是出现了很多从事储蓄、汇兑等业务的新机构，诸如专业进行货币兑换的金融机构——钱庄，专业进行远距离资金流通的金融机构——票号，等等。

本文选取先秦秦汉时期的金融市场，是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较为完整的经历过从产生到衰微的金融市场时期。其中，春秋战国时期，殷周的农村公社宗族共同体瓦解，自由竞争的小农经济兴起，由此为金融市场的产生奠定了社会基础。及至秦汉大一统时期，长期的和平环境使得自由竞争加速进行，优胜劣汰的结果自然是小农解体，由此促进了大垄断组织——豪强地主的产生。豪强地主内部生产、分配、消费计划性的增强，意味着包括金融市场在内的商品经济的全面萎缩，中国从此进入以大垄断组织为主，垄断竞争市场结构的中古社会。关于春秋战国秦汉时期金融市场的发展情况，刘秋根的《试沦中国古代高利贷的起源和发展》，徐祗朋的《周代借贷性质的演变》，魏悦的《先秦借贷活动探析》，乜小红的《论中国古代借贷的产生及其演变》等，已按时间线索作了详细的研究，不赘述。本文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春秋战国秦汉金融市场产生、发展的原因及其运营情况；二是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管理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一、小农经济的局限性与先秦秦汉金融市场的发展

（一）小农经济的局限性与先秦秦汉时期金融市场的产生

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生产领域出现了铁制农具和牛耕的发明，个体家庭生产方式逐渐取代集体生产方式的趋势，小农经济在此时逐步形成。个体小农的劳动积极性较强，正如《管子》中记载的：“夜寝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①

但同时，农作物生长具有周期性，在当时较为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以及农业科学技术的限制下，经常出现周期性的物资短缺。《史记·货殖列传》载范蠡曰：“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越绝书·计倪内经第五》也说，“天下六岁一穰，六岁一康，凡十二一饥。”而统治者的横征暴敛更强化了这一周期性，以致力量弱小的小农往往因抵抗不了这些打击而走向破产。《汉书·食货志》记载，“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共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代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②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迫于无奈的小农不得不依靠向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中崛起的大农，亦即官僚贵族和民间富豪借贷来维持简单再生产。换言之，债务人的主体是生活困苦的小农，债权人的主体是官府、贵族和民间富豪。资源在空间和时间上进行调配，金融市场由此产生并得以发展。《管子·治国篇》说：“上征暴急无时，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征矣！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庸矣！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这是说，当君主对农民急征徭税不以时时，农民只有用倍称之息的借贷来应上征。当雨泽不足时，百姓只有用倍称之息的借贷来度凶荒，然后以庸力来还贷。秋收时富人们以半价收籴，春荒时又加息出粜。由此看出，农民始终生活在高利贷者的盘剥之中。

（二）先秦秦汉时期金融市场的发展状况

先秦秦汉时期，小农经济发达，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日益强大并逐渐巩固，此时的金融市场正是建立在这样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之上的。由于小农经济天然的难以抵抗农业风险的脆弱性，封建政府为了维护小农经济的稳定，有时会采取一些无偿救济的方式，但更多的还是依靠官府、贵族和民间地主、富商提供的资金来满足市场对借贷的需求，即采取金融市场的方式。当时金融活动的主体是借贷，按照借贷关系中债权人的不同，当时的借贷可以分为两种，即官府借贷和民间借贷，其中又以民间借贷为主要。

史书中关于民间借贷的记载有很多。例如，《史记》中提到的“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贳贷行贾遍郡国”，③讲的就是以冶铁起家的富商向国民提供借贷的例子。再如《庄子》中也记载，“庄周家贫，故往贷于监河侯……”。讲的是庄子向监河侯借贷的例子④。除了普通民众，部分官僚，甚至周天子也曾经靠借贷为生。《帝王世纪》中记载，“王（赧王）号虽居天子之位，为诸侯所侵偪，与家人无异。多贳于民，无以归之，乃上台以避之，故周人因名其台为逃债之台。”

1. 民间借贷

既然借贷，总得有还款的保证，或者依靠借款方或第三方的实物担保，或者依靠借款方的信誉担保，据此民间借贷可以分为信用借贷和质（抵）押借贷，在当时，信用借贷是最主要的借贷方式，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生产力水平较低，人们很少有生产剩余来为借贷进行担保，只能进行信用借贷。

（1）信用借贷。在信用借贷中，借款人凭借信用取得贷款，不需要提供担保。在当时，这种信用不仅仅基于债务人的资产和经营能力、社会地位、商业信用和人际关系等，更基于具有崇高社会地位的贵族以及与官府联系密切的富豪所拥有的对借款人的强大威慑力量。比如，孟尝君之所以敢面对薛地的民众，是因为这是他的封地，他拥有对民众强大的威慑力量。而交通不便和严格的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得人们的社会流动性很差，不容易产生逃债的情况，一旦还不上借款，则不能不用土地或人身劳动偿债，从而构成事实上的质（抵）押借贷。由于这个原因，当时的信用借贷条件远不能如后世那么严格。

这时期的民间信用借贷主要可以分为两种，即有利息的商业借贷和无利息的互助借贷。⑤例如《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高祖刘邦经常向王媪和武负借酒喝，刘邦喝醉时，武负、王媪看见他身上有龙缠绕，而且每当刘邦来喝酒的时候，酒店的收入会提高到平日的数倍。他们觉得奇怪，因此常常“折券弃责”，免除刘邦的债务。⑥这可以被视为一种民间商业借贷。武负、王媪因看见刘邦身上有龙，且刘邦来时酒店的收入每每大大提高，因此不需要他提供相关担保就借贷，最终竟也不用刘邦偿还。

《韩诗外传》中记载：“八家相保，……患难相救，有无相贷，……是以其民和亲而相好。”“有无相贷”说就是一种民间互助借贷，互助借贷一般发生在聚居村落，由若干小农组成一个小生产合作组织，小农之间彼此照应，由此形成成员间的互信，以致当某户发生经济困难时，其他小农单户会义无反顾地提供支持，助其渡过难关。显然，这是另一种形式上的信用借贷，是经济水平相当，且生活中有密切来往的组织成员之间通过相互免利息的方式所进行的生产、生活的合作。《史记·苏秦列传》中记载，苏秦到燕国的时候，“贷人百钱为资”，这也可以视为是这种“有无相贷”的传统的延续，后来债务人富贵了之后，偿还苏秦以“百金”表示感谢，这可看作是苏秦投资的利息。⑦

（2）质（抵）押借贷

严格说来，质押指的是债务在偿还之前，债务人就必须将自己的财物转移给债权人，提供担保，当债务人无法偿还时，债权人可变卖担保物，并用所得资金来抵偿债务的一种担保制度。古代一般用“质”“赘”等词来表示质押。抵押也是用财物来作为履行债务的担保，但用于抵押的财物不需要转移给债权人，只需将财物的权利凭证交与债权人即可，一旦债务人无力偿还债务，债权人可据此取得或变卖担保物。⑧在先秦秦汉时期，对质押和抵押并没有后世那样特别严格的划分，这是因为由于流动性低的原因，一旦借债人无法还债，债权人即可利用超经济力量的威权强逼他用土地、房屋等还债，因而并不需要将他的房产、地产的凭证交予债权人。

《说文解字》中是这样解释的：“质，以物相赘也。”“赘，以物质钱，从敖贝。敖者，犹放贝当复取之也”。根据用于“质”的对象的不同，“质”可以分为物质和人质。“物质”是指用财物作为担保以保证债务的履行，多指“以物质钱”，可分为动产担保和不动产担保两种。

动产担保，指的用一般可移动的财物（非房屋、土地）来进行担保。例如，《后汉书》记载了这样一个例子，东汉大外戚梁冀将四匹马抵押给扶风人士孙奋，想向他借五千万钱，可是孙奋只借给了他三千万。这里的“冀因以马乘遗之，从贷钱五千万”⑨，就是一种质押借贷的形式，质押物是马匹。

而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普通小农的剩余产品较少，因此，在“物质”中还有一种是不动产担保。秦汉时期，土地的买卖、租佃和转让进一步发展，经常发生以土地等不动产作为担保的现象（刘秋根，1991）。四川郫县出土的东汉残碑有一些记载，碑上记载的财产价格大体属于东汉调查私人田产时的乡里簿书。其中田土、宅舍有“质”价，如“田八亩，质四千”，“田卅亩，质六万”等，就说明当时以土地、房屋作为抵押物借贷钱物的现象十分普遍。《通典》中记载了一个东汉不动产担保的案例。乌程男子孙常和弟弟孙并分家，每个人四十顷田地。“并死，岁饥，常稍米粟给妻子，辄追计直作券，没收其田。并儿长大，讼常”。⑩在这里，孙常事实上是将救济粮食作价，以孙并的土地做抵押担保来订立借贷契约的。

而人身质押则是这时期的质押借贷中最常见的一种担保方式。“人质”指以人身（劳务）作为债的担保，作为抵押的既可以是债务人本身，也可以是债务人的亲属。当时的社会生产力非常落后，经济不发达，小农所有的作为动产的个人剩余财物很少，作为不动产的房屋土地也有限，为了保障债权人的权益，最直接的做法就是强制债务人以人身作为债务的担保，因此“物质”借贷的记载并不多见，大量出现的是“人质”借贷。

人身质押担保的情况在秦代已经出现，但秦代的法律是反对这种方式存在的，秦简中的“百姓有责，勿敢擅强质，擅强质及和受质者，皆赀二甲”{11}说的就是，如果贷方强迫借贷的百姓进行用人身抵债，会到“赀二甲”的惩罚。然而，虽然秦代的法律中有“强质”“恐”“强买”等罪名，但现实生活中，人身质押借贷屡禁不止，一直延续到汉代，依然广泛存在。关于人身质押的词语，例如“赘婿”，颜师古疏曰：“赘，质也，家贫无有聘财，以身为质也”，{12}说的就是如果家里贫困没有聘礼，不得不以人身作为抵押来娶媳。再比如“赘子”这个词，指的是以子女的人身作为担保来进行借贷。《汉书》中有“淮南俗，卖子与人作奴婢，名为赘子，三年不能赎，遂为奴婢”{13}的相关记载，说的是，如果在三年之内借款人不能还清债务，那他们用作抵押的子女就会被作为奴婢来偿债。

除了债务人直接的“物质”和“人质”，秦汉时期也已经出现了第三方担保的现象，但并不普遍。第三方担保指的是，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在债务人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债务时，代替债务人承担债务责任的一种担保形式。{14}《汉书》中记载：“（郑）当时为大司农，任人宾客僦，入多逋负。司马安为淮阳太守，发其事，当时以此陷罪，赎为庶人。”{15}《说文·任部》中说，“任，保也。”{16}。这里的“任人”，有时也称为“任者”“保人”等，指的就是第三方担保人。这里说的是郑当时为大司农时，保举的人及其宾客在替大农令承办运输时，亏欠钱款甚多。司马安任淮阳郡太守，检举此事，郑当时因此落下罪责，赎罪后削职为平民。

此外，《周礼·地官·大司徒》中也有“使之相保相受”的记载，郑玄注解“保”为“犹任也”。居延汉简中关于借贷的契约在最后往往都会有“任者××”的说法，这是用来注明担保人的姓名的，例如“惊虏隧卒东郡临邑吕里王广卷上，……贳卖八布一匹，直二百九十，……任者阎少季、薛少卿”。{17}

2. 官府借贷

官府借贷在不同时期发挥的作用有异。春秋前期的政府借贷主要表现为宗族共同体内领主贵族的赈贷{18}。例如《左传》中记载，在饥荒年份，宋公子鲍对国人“竭其粟而贷之”，对于七十岁以上的人，“无不馈诒也，时加羞珍异。”{19}到春秋后期，借贷活动更加普遍，出贷方开始要求贷方偿还贷款并与贷方签订债务契约。《左传》中有记载：“宋亦饥，请于平公，出公粟以贷。使大夫皆贷。司城氏贷而不书，为大夫之无者贷。”{20}其中说的“贷而不书”的“书”，指的就是借贷契约，说明在此时的政府借贷中，订立契约已经比较普遍了。

秦汉时期保留了不少有关政府借贷的史料。例如，《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司空律》{21}中记载：“有罪以赀赎及有责（债）于公”，这里的“有责于公”，指的就是民众向官府借贷的现象，这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又如《汉书·宣帝纪》中记载的诏令：“池崇未御幸者，假与贫民。……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说的是政府将公田租借给流民耕种，以帮助他们应付生计。

为了使借贷更为规范化，政府还设立了相关机构来管理所贷财物。例如《汉书·元帝纪》中记载的“北假田官”这一职位，李斐作注云：“主假赁见官田与民，收其假税也，故置田农之官。”该官职的主要职能是向农民提供土地租借，并收取相关租金。此外，政府也会对贷出的财物进行登记以便管理。居延汉简中记载：“驿北亭卒东郡平乔里皇随来，矢五十，三石承弩一，驽盾一，靳干幡各一，革甲鞮瞀各一。”记录的就是政府借给民间的物品。

由于小农经济天然的脆弱性，为了维持社会稳定，政府除了无偿赈济之外，还会通过官府借贷的方式帮助小农度过难关，而政府借贷中最重要的就是针对灾荒时期的救荒赈贷。（陈英，2010）所谓赈贷，就是将粮食、种子、衣物等维持生活所必须的救济品，借贷给受助人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例如《盐铁论》中记载，由于自然灾害，齐、赵二地遭遇大饥荒，政府就给灾民提供赈贷。“故均输之物，……所以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也。”{22}这些用于借贷的救济物品，往往是专门储存用来应对灾害的，是政府采取的重要的社会保障措施。

政府对灾民的赈济主要集中在粮食种子和食物，这既能保证灾民的基本生活，又有利于灾民进行生产自救。例如《汉书》中记载的“三月，遣使者振贷贫民毋种、食者。”{23}说的是政府向贫民提供种子和粮食的借贷。《后汉书》中记载“丙午，赈贷张掖、居延、朔方、日南贫民及孤、寡、羸弱不能自存者。”{24}说的是政府提供赈贷的对象主要是贫民、孤儿、寡妇和体弱多病无法自理的人。

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中曾经发掘过一些竹简，上面记载了一些关于赈贷种子和粮食的内容。据学者陈英的统计{25}，政府在向贫民提供种子和粮食的借贷时，一般会登记户主姓名、劳动力人数，全家口数、土地亩数以及所贷种子和粮食的数量。而从这些竹简中的记录来看，借贷种实与劳动力人数、全家口数无关，完全是按亩数计算，一亩贷一斗。

但是，救荒赈贷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更具有实际意义的是防灾备灾。在西汉后期大量百姓失去土地的情况下，政府在向民众提供种子和粮食的借贷时，往往也伴随着土地的借贷。其中，“假民公田”指的就是政府进行的土地放贷。

三、先秦秦汉金融市场的利率和还贷问题

（一）利率问题

利率问题是民间借贷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利率的高低起伏往往和当时经济的盛衰和走向有着紧密的联系。根据刘秋根先生的研究，先秦秦汉时期的利率在历史上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26}《史记》中关于利率的相关记载有：“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27}这里的“什二”虽然是工商利润率，但也能部分反映当时的一般借贷利率的情况。

在《管子·轻重丁》一篇中，根据宾胥无、隰朋、宁戚和鲍叔四人分别前往南北东西四个方向调查中当时的民间借贷利率，得出了在齐桓公时期，“凡称贷之家出泉三千万，出粟三数千万钟，受子息民三万家”的结论。

虽然汉代的高利贷比较常见，但整体而言，汉代的借贷利率还是比较低的，处于历史上的利率波谷。刘秋根认为，汉代的利率较低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是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小农经济的效率，进而提高了小农偿还债务的能力，这是最根本的原因。第二，商业货币资本在汉代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商大贾较之以前有更为充足的资金进行高利贷供给。第三，国家颁布了相关政策法律对利率采取了上限管制，如汉武帝时期曾对“取息过律”的诸侯进行处罚，这对高利率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笔者认为，除上述原因外，当时的利率不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落后，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不高，小农除了食盐、铁质品不能自给，需要和外界交换外，其他的全可依靠自我生产来解决，这导致全社会能够提供的资金数量固然不高，但由于需求更低，遂造成了市场利率的不高。

汉代的利率根据史料可以整理如表1所示。

（二）还贷问题

还贷问题是借贷过程中必须详加考虑的一个问题。在提供借贷时，债权人必须考量，当债务人不愿或无力偿还债务时候该如何处理。对于这种情况，债权人通常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直接免除利息，有时候甚至连同债务一同免除；第二种是迫使债务人进行债务抵押，抵押的对象包括财物和人身。

直接免除债务的例子在先秦时期已经存在，但这大多是当时政治家为了更好的笼络民心维持势力范围内的社会稳定的手段。例如《史记》中提到，孟尝君提供借贷时，对于有能力偿还债务的人，“与为期”，孟尝君与他们约定还款期限，而贫困不能偿还的人，“取其券而烧之”，孟尝君就免除了他们的债务。使得百姓纷纷感叹“有君如此，岂可负哉！”{30}当然孟尝君这样做，有一定的笼络人心提高威望的政治目的在，但客观上还是减轻了无能力还贷人的负担。

另一种方式是债务抵押。由于当时的社会流动性较差，造成借贷的流程体系并不十分完善，债权人在提供借贷的时候，并不一定要求债务人当时就提供相关财产或人身的担保。当债务人有能力归还债务时，借贷表现为信用借贷，而债务人一旦还不上，则往往以财产或人身劳务作为抵赔，此时借贷则表现为抵押借贷。《太平御览》中引用刘向的《孝子图》中董永卖身葬父的故事，董永的“以身作奴”，就是当时非常典型的以人身作为抵押进行借贷的例子，这也是为什么到了西汉中后期，土地兼并、债务奴隶现象大量出现的原因。

四、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管理及其评价

先秦秦汉时期，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央集权逐步建立并不断得到巩固。中央集权的加强使得政府有较强的控制力，并且小农经济的发展使得政府有意愿保护小农的私有财产，这些都是当时的金融市场得以运行的重要条件。这段时期，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管理主要从行政层面制定相关法律政策，规范金融市场行为。

总体而言，先秦秦汉时期的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发展采取较为积极的鼓励态度，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政府赈贷的局限性。在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时，为了维持社会稳定，政府一般会进行一定的赈济性质的贷款，而当债务人无力偿还时，政府往往会下诏令予以免除，这决定了政府借贷的非常态性，也使得民间形成了“欠政府的钱不算欠”和“欠政府的钱不用还”的心理。汉代诏令中的：“文帝二年，民贷种食未入、入未备者，皆赦之。”“昭帝始元二年，诏所振贷种食勿收责。”{31}等说的都是政府免除百姓债务的例子。

第二，政府的财政收入有限，在进行赈济贷款时可能会出现费用不够的情况，这需要民间的金融业来补充。例如周赧王就曾经靠借贷为生。《管子》中也记载，桓公在战时向百姓借贷，“吾闻子假贷吾贫萌，使有以给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故子中民之父母也。”{32}他称赞那些提供借贷的人家为“民之父母”，可见民间借贷对于政府的重要性。《史记》中也记载，“……於是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廥以振贫民。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贷假。”{33}说的是，山东遭遇水灾，政府向灾民提供借贷却遭遇资金不足的问题时，政府向民间募集资金来进行赈贷。

此外，政府还常常借助民间金融业来了解社会各阶层状况，制定保护小农经济的政策。例如《管子·问第二十四》中的一系列关于国情的问题中就有“贫士之受责于大夫者几何人？”“问邑之贫人，债而食者几何家？”这类与借贷相关的问题。这一方面说明当时的金融市场的活跃，另一方面也说明，政府会通过金融市场来体察社会各阶层的生存状况。

鉴于金融市场的发展对于政权巩固的意义，政府自然要制定相关法律和政策来规范金融市场，由此承担起金融市场的监管者的责任。

1. 在借贷的担保方面，政府制定法律，规定了对官府债务承担担保责任的经手人的责任。例如，《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金布律》规定：“百姓假公器及有责（债）末偿，其足以收责之，而弗收责，其人死亡；……令其官啬夫及吏主者代赏（偿）之。”这里所说的“官啬夫”“吏主”，有时候也称为“徒”“舍人”等，都是法律规定的官方经手人。

2. 在债务追讨方面，政府制定法律来强制债务的偿还，并在债务人无力偿还时处以相关的惩罚。例如《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司空律》中的：“一室二人以上居赀赎责，而莫见其室者，出其一人，令相为间居之。”{34}这里的“居”指的就是秦汉时期政府对无力偿还债务的债务人实施的劳役惩罚，一般称为“居作”。《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司空律》中还有一段：“有罪以赀赎及有责（债）于公，以其令日问之，其弗能入及赏（偿），以令日居之，日居八钱；公食者，日居六钱。居赀赎责（债）欲代者，耆弱相当，许之。……其日未备而被入钱者，许之。……百姓有赀赎责（债）而有一臣若一妾，有一马若一牛，而欲居者，许。”{35}这说的是，当债务人无力偿还债务时，应该从一个规定的日期开始，用人身劳务来偿还债务，不同的劳作情况可以抵债的数量有差别。此外，还可以由别人代替债务人用劳作抵债，也可以用牲畜、奴隶等来抵偿部分劳役。《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司空律》中还有一段：“居赀赎责（债）者归田农，种时、治苗时各二旬。”{36}意思是用劳役抵偿债务的人在农忙时可以有20天回家务农，这说明虽然政府会强制那些债务人以劳役还债，但为了维护基本的农业生产，还是会对小农有所照顾。

当然，对于实在还不上债务的，政府考虑到小农经济的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也会采用各种办法让债权人自动取消债务。例如，管仲就劝齐桓公“表称贷之家，皆垩白其门而高其闾”，以使“称贷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书，发其积藏，出其财物，以赈贫病，分其故赀。”而在解决债务奴隶方面，“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这一方面反映了债务奴隶现象之普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东方各国经济发达，民众追求精神生活，政府试图运用经济和非经济手段相结合的方法维护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转。而地处偏僻西部的秦国政府更倾向于采用严厉的法制手段保障金融市场的运转，于是明文规定禁止让无力还债者为奴隶，“百姓有责，勿敢擅强质，擅强质及和受质者，皆赀二甲。”

3. 在利息方面，政府对收取高额利息的行为会有相关惩罚。例如，《汉书》中记载的旁光侯殷因为“贷子钱不占租，取息过律”{37}而获罪，此外，永始三年有人上书请求“除贷钱他物律”{38}，这个“贷钱他物律”中就包含着对民间借贷利率的限制条款。

4. 秦汉政府还对贷款人的身份作出明确规定。例如，新出土的西汉初年的《二月律令》规定：“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敢字贷钱财者，免之”{39}。这是规定凡六百石以上的官吏及朝廷中的官员，敢以高利贷谋取钱财者，给予免官。由此看出，到了秦汉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贫富分化的加剧，政府官员、皇亲国戚利用手中巨大的财富向民间放贷牟利的事情越来越多，以致政府不得不通过国家律令加以限制。

尽管如此，先秦秦汉时期的金融市场建设并不完备，虽然在短期内取得了尚可的效果，但从长期来看，政府对金融市场并没有做到有效监管。

首先，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政府的财政收入有限，甚至在战争年代，政府还需要向民间借贷。例如东汉时期，中央政府与羌族的战争大量消耗国库存银，使得“兵费日广，且连年不登，谷石万余”，最终政府不得不向民间借款以弥补国库空虚，“官负人责数十亿万”。{40}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很难有充足的资金稳定市场利率，这推动了民间高利贷的发展，以至于政府尽管对高利率有所限制，但实施效果并不好，民间动辄出现借贷利率高达100%的情况。如，《管子·治国第四十八》中记载的“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而上征暴急无时，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征矣。”同时，由于小农力量弱小，很多时候并不能及时偿还借贷，更多地只能将人身和土地抵押给大农来还债，以致出现“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41}的情况，土地和劳动力大量向地主豪强集中。

其次，此时封建生产方式正处于迅速成长期，全社会形成了纵向进取有余，横向关心不足；自强不息有余，厚德载物不足的风气，这从当时人形容事业成功和人生得意的“奋疾”“驰骛”“奔扬”“驰骋”“奋迅”等词汇，以及陈胜的“苟富贵，勿相忘”，项羽的“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等毫不掩饰的表达中可见一斑。这种不顾一切追求利益的行为固然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然而也加速了与借贷相关联的土地、资金、劳动等资源加速向官僚地主和富商大贾集聚的现象，以至“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42}。

再次，西汉三大农业科技进步——代田法、两牛三人的耦犁、耧车的推广，使得农业规模经济的效益渐渐体现，庄园经济比个体小农经济有更高的生产率，这更对资金、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规模化使用提出了高要求，由此带来的土地兼并、债务奴隶问题也日益严重，以致到西汉末年竟成为严重影响政权安全的两大痼疾，这加快了小农经济向庄园经济的转变。西汉末年王莽曾经希望通过国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方法来解决这两大问题，他推行“王田制”，规定土地和奴婢不得私自买卖，{43}他的初衷是好的，但这与私有制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趋势相违背，只不过是一种书生之论，并不可行，失败是必然的。诏令颁布三年后，王莽就颁布诏令“王田及私属皆得卖买”{44}。

随着庄园经济的发展，豪强地主有更多的剩余产品服务于周围民众，由此造成统一的国内金融市场被分割为若干孤立的区域市场。豪强地主势力的扩大，严重影响了封建集权的巩固，使得大一统的国家在整合社会资源方面的能力越来越弱，由此导致了黄巾战乱之后长达几百年的战乱纷争，之前勉强维持的金融市场在战争中几乎被完全摧毁。在这种传统的世族、政府等社会组织无法满足乱世中朝不保夕的民众对于资金、食物的大量需求的情况下，一种强调突破血缘、地缘限制的金融——宗教寺院金融在乱世中出现并迅速成长起来，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中古社会。

注释：

①出自《管子·乘马》。

②出自《汉书·食货志》。

③出自《史记·货殖列传》。

④出自《庄子·外物》。

⑤{18}{28}胡磊：《战国至西汉借贷活动试探》，南京师范大学硕博论文集，2014年。

⑥出自《史记·高祖本纪》。

⑦{27}出自《史记·苏秦列传》。

⑧梁彗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99年版，转引自：岳琦亩：《简论中国古代担保制度》，华东政法学院硕博论文集，2003年。

⑨出自《后汉书·卷三十四》。

{10}《通典》卷168《刑典六决断》。

{11}《睡虎地秦简·法律问答》。

{12}《汉书·贾谊传》颜师古注。

{13}《汉书》如淳注。

{14}吴红艳：《我国古代担保制度研究》，安徽大学硕博论文集，2001年。

{15}出自《汉书·张冯汲郑传第二十》。

{16}《册府元龟·邦计部·旷败·诬誷·贪污》。

{17}《居延汉简释文合校》287.13。

{19}出自《左传·文公十六年》。

{20}出自《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21}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84页，转引自：胡磊：《战国至西汉借贷活动试探》，南京师范大学硕博论文集，2014年。

{22}出自《盐铁论·力耕》。

{23}出自《汉书·昭帝纪第七》。

{24}出自《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第四》。

{25}陈英：《汉代贫富差距与政府控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26}{29}刘秋根：《关于汉代高利贷的几个问题——与秦晖同志商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第138-145页。

{30}出自《史记·孟尝君列传》。

{31}徐天麟：《西汉会要》，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51页，转引自：谢全发：《汉代债法研究》。

{32}出自《管子·轻重丁》。

{33}出自《史记·平准书》。

{34}{35}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85页，转引自：胡磊：《战国至西汉借贷活动试探》，南京师范大学硕博论文集，2014年。

{36}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88页，转引自：胡磊：《战国至西汉借贷活动试探》，南京师范大学硕博论文集，2014年。

{37}出自《汉书·王子侯表第三上》。

{38}《居延汉简新释》，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转引自刘秋根：《关于汉代高利贷的几个问题——与秦晖同志商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第138-145页。

{39}{40}《后汉书·李陈庞陈桥列传第四十一》。

{41}{42}{43}{44}《汉书·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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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张增强

作者：周建波　曹姮

第三篇：中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改革

摘 要：金融市场又被经济学者称为资本融通的市场，是指资本供应者以及资本需要者两方经过信用工具的方式进行往来交易而融通双方资金的市场，即为金融商品交易往来的场所;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以市场为基础进行合理配置资本资金以及使用效率的前提下，以灵活迅速的方式将存储转化为投资的有效渠道。

关键词：中国金融市场;金融机构改革;创新

一、中国金融市场现状

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的结构相当复杂，当今经济学家普遍将其分成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这两大类型。这两大类型又可以分为很多不同的子市场。其中，货币市场包括很多方面，其中金融同业拆借市场、商业票据市场、大面额可转让存单市场等是货币市场相当重要的几个方面。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有两大方面：中长期信贷市场以及证券市场。其中金融机构以及工商企业之间的贷款市场即为中长期信贷市场。而证券市场是经过证券的发行与贸易进行融资的金融市场，此中包含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保险市场、以及金融租赁市场等。当今金融市场也存在着一定的优缺点。

先从缺点方面来看：虽然我国的金融市场发展迅速，然而与西方成熟的金融市场相比，仍然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下面我们来一一列举。

首先，金融市场缺乏竞争力。目前，我国的金融创新过度依赖于政府，民间资本不突出显出死板僵硬，且在有限的各领域创新中，进展失衡。这都导致了金融资源效率降低，我国金融创新能力削弱。第二，金融监管体系不健全。虽然目前，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已经建立，但与金融市场的现实情况还有一定的距离。在金融风险防范方面，国家的政策落后，并且国家对金融风险的防范意识不强，导致一些企业钻空子，插漏洞。第三，上市公司的股权及治理结构不周密。2006年的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我国上市公司关于股权和治理结构的很多问题已经被解决，然而过小的投资者比重，较大的国家股，法人股比重，使流通股过于分散，与实施现代企业制度的原则相违背。第四，对投资者的利益保护不足。目前，我国金融体制出入不断完善的阶段，关于投资者权益方面的法规还不健全。因此，对于资本，信息，专业知识都相对滞后的中小投资者来说，在交易时，权益往往受到侵害。而目前，我国应适当对中小投资者的权益进行保护。

优势方面：即使我们国家金融市场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然而不能否认的是，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和金融体系朝着市场化方向的不断改革，我国金融市场建设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目前，社会金融体系的范围不断扩大，市场参与者越来越广泛。它基本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和分工明确的市场体系，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稳步地推进了金融市场的创新，迅速发展已有的创新产品;市场布局尤其是融资结构更为优化，直接融资范围有很大提高;金融市场范围不断加大，市场影响力和涵盖面也不断加强;金融市场改革进展顺利，呈向上结构发展。

二、金融机构改革

1.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金融机构只有一家，即承担中央银行任务又具体办理大部分银行任务的中国人民银行。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金融市场得到很大改变。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金融机构30多年的快速发展过程中，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由中国人民银行参与布置宏观调控，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的新型商业银行为主体，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分业监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政策性银行以及外资金融机构并存的功能互补和协调发展的新金融架构体系。

2.深化金融机构改革

此次在杭州举办的G2O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就世界经济展开重要讨论。我国的金融机构如何适应世界经济大潮，以确保可以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就是改革。在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为使其平稳按照向上的轨道运行，金融机构改革成为三十多年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针对我国金融机构现状，应深入金融机构改革。

首先，应深入进行金融监管机制改革。众所周知，美国金融业监管及其严厉，我国也可以根据国情，将新兴金融机构纳入立法的范畴，以强化对于金融公司的监管。并以美国为前车之鉴，吸取教训，防止发生类似美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广大人民的正常理财以及国家金融业平稳有序发展。防止系统性风险也是必须进行的，去年，中央提出了包括去杠杆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要求没有系统性的财务风险，出现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资产与负债期限错配严重，监管部门需要对此提高警惕。

其次，改进政府的作用。政府应将有利于增强金融服务的税收，会计，财务等制度建立起来;也应将金融机构发展所面临的种种束缚解除;政府对社会金融机构的管制放松，不必要的金融发展条件予以去除，采用支持的策略使其建立正确的激励体制;稳步推行各种工具以利于形成市场定价机制，其中包括衍生的金融工具;针对评级评估会计确立明确的战略，使其既能考虑中长期市场发展和培育的需要，又能满足当前市场上的需求。

第三，应加快金融机构的创新。通过多样化，全面化，同质化这三方面进行市场金融组织结构创新，并使金融机构与其他业务领域结合，将以传统单一业务经营为主的金融机构转变成提供全能的服务的金融企业，使不同机构逐渐趋同。70年代以后，几乎所有大型商业银行均向连锁银行制和集团银行制发展。此举可以提高金融机构的运作效率，同时增加经营效益，以开拓服务领域，提高服务质量，扩大服务品种。使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市场化程度更高，更敏锐。

第四，完善金融组织体系的建设。大力支持鼓励发展村镇银行，区域性专业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发挥典当行业的作用，使其对中小微企业进行融资服务。大力支持地方金融机构发展壮大，鼓励符合相关条件，自身具有经济优势的地方法人以及金融机构尽早申请上市。同时，积极引进外资，完善金融监管机构设置，加强建设地方金融服务管理机构。尽早和相关部门联系，推出合理的共同协调的金融改革和创新方案，服务于社会金融市场。

第五，有效防范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国家通过加强宏观调控的重大举措，从而引导金融机构使其稳健经营，切实改进流动性管理和信贷管理方式，注意保证将金融市场的预期稳定，建全金融风险预警和处置方式以提高防控风险的能力及水平。加强跨市场金融产品的监管协调和风险监测，加强交叉性以促进社会各类金融市场以及金融工具的协调高效有序地向前发展。国家应该采用综合措施来维护社会市场金融稳定，将存款保险制度的组织实施工作扎实做好，守住底线，坚决不让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保证金融市场平稳有序发展。

第六：新型金融机构应建设金融业新格局，拥抱“互联网+”。随着互联网络，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终端通信等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互联网金融这一新型词汇也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并以蓬勃之姿迅速发展，对传统金融业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当今各类金融机构特别是新型金融机构应当积极采用“互联网+”的新型金融模式，推动自身企业转型。使企业适应世界潮流趋势，发展更好，建立需求导向的创新路径，使中国金融市场充满活力与生机。

第七，建立与农村新金融相得益彰的金融体系。推出适应农村和农村新经济发展的治理结构。当前，村镇银行的收取存款的渠道狭窄，业务范围受限，如一些银行卡业务及国际贸易结算等业务在村镇银行是不能进行的。截止2015年底，中国大约有500家村镇银行，其中大部分村镇银行里还未形成独立的IT系统，这使得新产品研发的速度受到严重影响。因此，村镇银行应积极面对挑战，主动适应新环境，加快制度创新，如引进民间资本，探索员工持股等制度安排，深耕农村市场，做有特色的“精品银行”等。在公司治理上，应该严格按照《公司法》及村镇银行相关章程，有效行使出资人及股东职责。相关领导也应该尊重其独立经营权，坚持做到：“不缺位，不越位”原则。

中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改革是关乎国际民生的大事，追溯历史，我们坚持改革开放，积极面对当前经济局势;方眼世界，我国应积极改革，适应世界经济的发展面临的挑战，以创新思想，发展理念，使我国金融市场平稳有序发展，人们安居乐业，生活富足。

作者简介：曹博焮(1996- )，男，辽宁省锦西市人，沈阳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金融学专业学生

作者：曹博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