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研究论文

[关键词]企业理论;生产视角;评价[摘要]作为企业理论的另一种思维,生产视角下的企业理论与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变化过程一起发展。在当今经济学界,企业史学者的研究、以熊彼特创新理论为基础的企业理论以及网络化视角中的企业理论都是比较活跃的生产视角下的企业理论。这些理论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资本主义企业在不同发展时期的实际状况。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资本主义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资本主义研究论文 篇1：

学术资本主义研究流派的批判与重构

摘要：财政危机已成为当前国际高等教育面临的共同挑战。在此背景下，高校的组织行为越来越象公司企业，斯劳特等学者称之为“学术资本主义”。本文系统综述了与学术资本主义有关的研究流派。在批判性分析的基础上，尝试重新界定学术资本主义的概念、原因、影响和趋势。

关键词：学术资本主义;研究流派;批判;重构

一、问题的提出

近些年来，欧美高等教育学界存在着一个普遍的共识：政府在逐渐削减高等教育经费，或者在降低对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在经费削减的情况下，高校开始通过学费、捐赠、企业研究项目、专利、子公司等途径弥补经费的不足。高校的组织行为越来越象公司企业，这引起了学术界和高校管理层的普遍忧虑。高校能否指望政府增加高等教育投入？如果不能，高校如何应对经费紧张的压力？高校的创收行为对学术的影响是什么？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进一步压缩一般性支出和‘三公’经费，政府带头过紧日子”[1]。这是否意味着，中国高校也有可能面临经费的危机？

在这种背景下，高校组织行为的变化成为国际研究的一个热点，涌现出了成百上千的论文和著作。然而，对于上述问题，学者们并未形成一致意见。在众多理论之中，影响力最大的是斯劳特（Sheila Slaughter）等学者的“学术资本主义理论”（Academic Capitalism Theory）。该理论认为，政府拨款的削减是高校创收行为的主要原因，是高校通过专利、子公司、产学研关系等获取“利润”的主要驱动力。[2]斯劳特等学者对高校的这一变化更多地持消极的态度，提议政府增加高等教育投入，建立一种新的知识生产和传播系统。[3]

与斯劳特等学者所不同的是，一些学者得出了相反的结论。门德泽（Pilar Mendoza）和博格（Joseph B.Berger）研究发现，市场对学术文化的影响取决于具体的情况，比如不同类型的高校和学科。“尽管一些院系有很多企业研究经费，然而教师的学术文化依然保持良好。教师把企业资助看做一种十分有效的方式，用以提高教育质量和支持科学探索。”[4]麻省理工副校长布什（Vannevar Bush）认为，在工程领域中，研究问题本身就包含了经济因素。如果研究者只是把研究结果公开发表，他并没有履行全部职责。让一项重要的专利束之高阁，发明创造就难以为公众所用。[5]哈佛校长博克（Derek Bok）认为，如果政府一般性拨款的削减是学术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一些商学院和生命医学学院拥有大量的研究经费，为什么他们也会参与学术资本主义活动？[6]

鉴于学术界的这些争论，本文系统梳理了与学术资本主义有关的研究流派。在批判性分析的基础上，将尝试重新界定学术资本主义的概念、原因、影响以及趋势。

二、学术资本主义研究流派批判

（一）学术资本主义理论

斯劳特等学者最早对“学术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做了界定。学术资本主义，即大学和教师的市场行为以及类似市场的行为。市场行为指的是高校的营利活动。这些活动包括：专利的授权与回报;创办子公司;创办独立公司;产学研合作。类似市场的行为指的是高校和教师所参与的经费竞争。这些经费的来源有：政府、基金会、企业、学生等。这一行为之所以带有类似市场的性质，原因是需要通过竞争来获取外部资源。[7]

围绕“学术资本主义”这一主题，斯劳特等学者研究了四个国家（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公立高校。他们的结论是：“国家政策的变化和州政府资助份额的减少引发了院校内的学术资本主义”。[8]斯劳特等学者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是因为他们借鉴了资源依赖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你想要了解组织的选择和行动的话，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是少注意组织内部的互动，以及领导者的价值和信仰，而是多注意组织所在的环境，以及组织所需要承受的来自环境的压力和限制。”[9]在高等教育领域，资源依赖理论所指的外部环境或因素主要是政策和政策制定者。[10]

对于学术资本主义现象，斯劳特等学者的评价是：市场逻辑不适合高等教育，高校也不是成功的风险资本家。未来的大学应当设计新的组织结构和激励方式，创造新的知识传播路径、边界组织与合作网络。这些新的方式和组织究竟是什么？他们并未给出清晰的答案。

以上是学术资本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下面是对该理论的分析。

1.学术资本主义的概念。如果把高校通过竞争获得资源看做“学术资本主义”，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一直采用竞争的方式（同行评议）来分配研究经费，我们是否可以称它为学术资本主义？ 竞争是一种资源分配方式，评价高校竞争行为的标准应当看竞争的目的和对教育活动的影响。对于政府而言，促使高校竞争资源并不是目的，目的在于通过竞争提升高等教育的质量。耶鲁大学与麻省理工大学的校长认为，正是这种基于同行评议的竞争性拨款方式，保证了美国科研的质量。[11]

2.学术资本主义理论的依据。斯劳特等学者所依据的是资源依赖理论，该理论主要从外部环境的角度来分析组织的内部行为。由于资源依赖理论过于强调外部环境的影响，因而轻视了组织的内驱力。正如斯劳特等学者所理解的那样：“资源依赖理论认为，只要参考组织的外部环境，就能清晰地理解组织成员的内部行为。”[12]伯顿·克拉克认为，与外部环境的影响相比，知识的增长是自我驱动的现象，对高等教育产生的影响更加巨大。[13]

3.学术资本主义的结果与评价。从斯劳特等学者的访谈材料中不难发现，高校与企业的合作，并非如他们所设想的那样弊大于利。相反，在被访者那里，斯劳特等学者所设想的一些不利之处并不存在，或者并不明显。高校与企业的合作、网络继续教育、专业硕士和博士项目等等，并非都是为了金钱。不可否认，一些高校出于创收的考虑而设置这些项目。然而，更多的高校是为了满足教育和社会的需求。究竟是何种机制，使得欧美的高校有效地平衡了市场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张力，值得深入研究。斯劳特等学者的贡献在于提醒人们，高校的市场行为有可能使学术走向异化。

（二）知识生产模式2理论

在《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一书中，迈克尔·吉本思（Michael Gibbons）等学者提出了“知识生产模式2”理论。[14]他们认为，自1980年代以来，知识生产模式发生了深刻的转型，即由模式1逐渐过渡到了模式2。后者没有取代前者，而是作为一种补充与模式1共存。在未来，知识生产模式1将会并入到知识生产模式2之中。知识生产模式发生转型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知识的需求和供给大量增加，二是在国与国、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经济竞争中，知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吉本思等学者从五个方面阐述了知识生产模式的变化：就研究问题的性质而言，模式1的研究问题是学者基于个人的兴趣，从认知的角度出发而提出来的;模式2的研究问题源自生产和生活，具有明确的应用导向。就研究方法而言，模式1主要基于单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模式2则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就研究结果的评价而言，模式1主要采用学者同行评议的方式，评价的标准是研究者对知识的贡献;模式2的知识评价者不仅包括学者同行，而且包括政府、企业等研究资助者。评价更多地依据经济和社会价值。就知识的生产者与使用者而言，模式1的生产者主要是大学，模式2的生产者遍及社会各处。模式1的知识使用者主要是学者同行，模式2的知识则用于生产和生活。就组织而言，模式1主要以系科为单位，模式2以跨学科的团队为单位。

以上是知识生产模式2理论的基本观点，下面是对该理论的分析。

1.分析思路。吉本思等学者的分析思路与斯劳特等学者相同，主要从外部环境的变化入手来研究知识生产的变化。换句话说，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知识生产的社会驱动力与社会组织上，而忽视了知识生产自身的变化与规律。二战后，之所以出现跨学科的院系组织，其原因除了社会因素以外，还由于知识生产的内在规律和知识量的剧增。知识生产的内在规律是，新的知识往往出现在学科边界上，要求学者进行跨学科的合作。知识量的增长规律是呈指数的方式，十年的知识增长量是过去所有知识量的总和。[15] 这使得一个科学家很难再掌握所有的知识，跨学科的合作成为必然。

2.知识生产的性质和研究问题的性质。二战前的知识生产并非象吉本思和斯劳特设想的那样，属于纯研究或者基础研究，即基于兴趣，从认知的角度出发，进行科学探索。相反，很多科学问题源自生产和生活。罗伯特·莫顿（Robert K.Merton）研究了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他发现当时多数科学家的研究都与经济、军事需求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16]20世纪后半叶以来，知识生产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客观地看，不能因为这些变化，就把之前的学术看成是远离社会的象牙塔;也不能把任何与经济有关的研究，看成是学术资本主义。学科性质的不同，决定了学科与市场的远近。比如，新闻学、工商管理、工程学科等，与市场有着紧密的联系;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则相对较远。需要注意的是，当那些与市场联系紧密的学科与市场互动时，应当警惕学术价值和伦理的扭曲。

（三）企业型大学思想

赛门·马金森（Simon Marginson）研究了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提出了“企业型大学”（Enterprise University）这一概念。[17]与过去的大学相比，企业型大学更加积极地从各种途径获得经费，经费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声誉。

1980年代末以来，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下，澳大利大学经历了一次转型。①在这次转型中，政府削减了高等教育经费，促使高校资金来源多元化。同时，政府采用了绩效拨款的方法，资源配置更加强调大学竞争和对经济的贡献。这种经费变化导致大学从一个传统的文化机构，变成一个类似企业的组织，院系的权力逐渐被削弱;以副校长为中心的管理层越来越取代学术委员会，主导大学的发展;大学绩效更为重视量化的指标，比如研究经费和论文数量。马金森认为，这些变化带有浓厚的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色彩，大学远不是管理者想象的那样简单。

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改革代表了一个极端的案例，即政府把大学当成产业来办，用产业的绩效指标来衡量大学的成就。马金森的研究揭示了大学与政府关系的变化，以及大学内部管理权力的转移。他所忽视的是对这一变化的内因研究，即高等教育大众化导致的政府资源压力——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如何承担迅速增长的高等教育经费需求？同时，马金森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管理层面的变化，而这一变化对大学内核（教学和研究）的影响却被忽视了。涂又光认为，这是目前高等教育研究存在的一个主要倾向，即重视对财政、政策和管理的研究，而忽视了对高等教育自身（higher education-in-itself）的研究。②伯顿·克拉克认为，过去三十年间，学者们过多地关注于事件的表面，特别是对政策和法律的争论。多数人研究的是宏观趋势和结构，而低估了微观的活动和决定因素。[18]

（四）高等教育商业化思想

哈佛校长德里克·博克（Derek Bok），反思了大学商业化的原因、危险和应对的策略。“高等教育商业化”，指的是大学内部人员通过教学、研究和其它活动营利的行为。[19]这些活动和行为有：远程教育;体育比赛;工商管理教育;校企合作;教师创办企业和持有公司股票;咨询;专利授权，等等。

博克认为，大学的上述行为并非近些年才有。自1975年以来，大学比以往更加积极地从教育和研究中创造收入。究其原因，许多学者认为是由于政府削减了一般性拨款，从而迫使管理者和教师寻找新的资金来源。博克认为，高等教育商业化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政府，很大程度上在于大学自身。“教师和学生永远在产生新的兴趣和理想，要满足这些都离不开钱。校长和院长无不为这些需要感到焦虑。”[20]对于越来越多的大学商业活动，博克表示担忧：从商业活动中获得的金钱收益容易衡量，而大学为之付出的代价很难去量化，也不是一时一刻能够显现的。在评价大学的学术计划时，人们主要依据它们能够带来多少金钱，而不是基于内在的学术价值。

以上是博克的高等教育商业化思想。就概念的界定而言，博克与斯劳特相同的是，把许多能够带来资源或经费的行为视为“营利活动”。不可否认，工商管理课程、继续教育、企业研究项目等，的确为大学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回报，然而美国的非营利性高校并未把这些回报进行分红。不仅如此，他们还严格限制教师其它来源的收入。例如，麻省理工规定，如果教师每年有超过1万元的外部收入（或持有公司5%以上的股份），将被视为重要利益冲突。教师需要向系主任和学校公布。学校也会采取措施监督教师的研究和学生培养。[21]

就高等教育商业化的原因而言，博克超越了斯劳特等学者的观点。他不仅看到了政府高等教育财政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博克认识到了高等教育商业化的内因：教师和学生永远在产生新的兴趣和问题，这意味着国家和大学要提供更多的资源支持。然而，这些兴趣和问题如何造成了资源的压力，博克并未进行证明。

就高等教育商业化的结果而言，博克与斯劳特等学者一样，指出了它对学术标准和价值的危害。然而，他们的研究结果却表明：现实中，美国的大学教师抵御住了商业诱惑，很少有科学家以牺牲教学或研究为代价，追逐报酬丰厚的商业机会。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教师遵守学术规范，而不是异化教学和研究？博克未能进一步探索。

就应对的策略而言，博克认为，政府持续的、足够的经费支持是避免商业化的最终保障。然而，他没有认识到的是，政府能否满足高校日益增长的资源需求。如果高校资源需求增加的速度超过了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长期下去，政府如何满足高校的经费需求？如果不能，高校如何避免商业化？

（五）创业型大学理论

20世纪90年代，伯顿·克拉克研究了欧洲的大学改革，提出了“创业型大学”（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理论。

所谓创业型大学，是指当大学越来越不适应变动不居的环境时，一些不甘平庸的大学，没有等待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和增加预算，而是选择了主动变革。在不断地变革过程中，学者和管理者协同努力，为大学赋予了新的品格：坚持自我（self-asserting）、自我依靠（self-reliant）和自我决定（self-determining）。[22]很多人把“entrepreneurial”一词与创收和营利联系在了一起。在克拉克那里，虽然它涉及大学“经费来源的多元化”，但更接近于积极进取（proactive）一词，表达开拓事业的冒险精神与不懈努力。

与斯劳特等学者相同的是，克拉克研究了经费紧缩背景下大学的创收行为。所不同的是，克拉克没有把这种行为定性为“学术资本主义”。原因是，创业型大学筹集的经费更多地用于教学和研究，而不是增加个人收入。透过这一概念，克拉克表达的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倡导有独立精神和变革意识的大学。

就原因而言，克拉克与博克的观点相同，认为大学经费不足的深层原因是，教师不断产生新的研究兴趣，使得知识呈现指数的增长方式。这导致大学必须不断更新和增加教材、课程、学科、专业、仪器、教师等。他们对这一原因的揭示，超越了许多学者的“外因论”。克拉克指出：“知识的增长速度超过了资源的增长速度。”[23] 然而，他没有论证这两者的关系。也就是说：知识的增长如何使得大学的经费入不敷出？知识增长如何导致高校的资源需求迅速增长？如果知识的增长速度呈现指数的方式，那么高校资源需求的增长速度是不是同样如此？

就结果而言，克拉克的研究与马金森的研究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澳大利亚的大学改革中，管理者把基层院系和教师看成了不利因素，因而决策往往绕过他们。在克拉克的研究中，“创业型”的回应一方面弥补了大学经费的不足，同时从根本上转变了大学的品格（character）。大学从依赖政府转向依靠自我。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创业型大学整合了行政与学术的力量，使得大学没有出现价值的分裂。

三、重构学术资本主义

本文综述了与学术资本主义有关的理论流派，从中可以看出，学者们对学术资本主义的看法不尽相同。斯劳特和博克从消极的立场，把大学的许多活动贴上了学术资本主义的标签。他们认为，这些活动会侵蚀学术的价值和伦理，因而大学不应当承担这些活动，以恢复大学的公共产品属性。吉本思则从积极的角度，认为知识的市场化是一种必然趋势，是知识经济的客观要求。克拉克也从积极的角度，分析了大学在新的环境下做出的主动变革。

鉴于学者们的这些分歧，本文拟从四个方面进行讨论。

首先，学术资本主义的原因。斯劳特等学者从资源依赖理论的角度出发，认为政府一般性经费的削减是学术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因。然而，就绝对值而言，美国政府虽然削减了一般性经费，但同时增加了竞争性经费，来自政府的总经费并没有减少。就相对值而言，美国政府用于高等教育的经费在GDP中的比重呈稳定状态，这说明政府的财政支持并未下降。如果以高校的总收入为参照，政府经费所占的比重的确呈下降趋势。原因在于，政府经费增加的速度无法与高校经费需求增长的速度保持同步，高校不得不通过其它途径弥补经费的不足。因此，不能把学术资本主义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政府，而应当深入分析高校经费需求迅速增长的根源。

其次，学术资本主义的结果。斯劳特等学者把许多活动看作学术资本主义，认为它们会侵蚀学术的价值和伦理。实际上，学术资本主义产生的结果是相对的，受制于特定的语境（context）。在一些高校中，这些活动并非单纯是为了创收，而是出于教学、研究和服务的需要。例如，在理工科院校，产学研合作是教学和研究的内在要求;专业学位和继续教育是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专利的授权是为了使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如果把这些活动都定性为学术资本主义，显然是不合理的。应当根据这些活动的主要目的，来判断它们的性质;应当避免把这些活动异化为商业行为。

其三，学术资本主义未来的趋势。对此，斯劳特等学者并不确定，呼吁政府增加高等教育经费。克拉克则认为，政府是不可靠的经费提供者，大学应当主动地寻找其它资源。

然而，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并不是有效的解决之道。例如，无限地提高学费，已造成学生辍学或背负过重的贷款。在美国，学生贷款已经超过了信用贷款。公立高校是否可以象私立高校那样，依靠捐赠投资回报呢？事实上，这也是一条不太可行的途径。原因是，捐赠投资的收入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宏观经济情况，而且每年只能使用一部分。即便在捐赠基金有310亿美元的哈佛大学，福斯特（Drew Faust）校长这样说：“人们经常问我，哈佛大学有310亿美元捐赠基金，怎么会面临财政压力呢？我的回答是，这些基金对我们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战略资产，但不等于有310亿美元活期存款。其一，捐赠人往往限定了某些基金的用途;其二，我们每年只能拿出5%的捐赠基金用于教育……今天的财政压力是所有研究型大学共同面临的挑战，包括哈佛。”[24]

如果资金来源多元化或者公立高校私立化，不是化解学术资本主义的有效方法，那么，未来高校究竟该如何解决经费紧张的压力？美国高校试图通过网络开放式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MOOC），节约教学成本。然而，他们未曾考虑的是，如何节约研究的成本。正如克拉克所言，与学生的增长相比，知识的增长将给高校带来更多的资源压力。在此情况下，我们有必要深刻反思中世纪以来的大学运行模式。打破资源孤岛，实现大学间和大学内的资源共享，例如实验室、仪器设备、图书等。这些探索可能引发教学和管理的深刻变革，开启一个崭新的高等教育时代。

最后，学术资本主义的概念。斯劳特等学者所说的学术资本主义，实际上指的是，高校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各种途径获取资源的行为。经费不足的部分原因是，政府无法承担庞大且迅速增长的高等教育成本。更为重要的是，知识的指数型增长使得高校对资源的需求同样呈现出指数的增长方式。[25]学术资本主义既可能有利于学术，又可能不利于学术。关键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活动的出发点和目的，二是高校是否有意识制定政策，避免不利于学术的行为。在美国，一些著名高校，例如斯坦福和麻省理工，有着长期与企业合作的历史，然而他们非常有效地保护了学术的价值和伦理。原因之一是，这些高校制定了强有力的利益冲突政策（Conflict of Interests）。③

斯劳特等学者把许多活动定性为学术资本主义，是不合理的。如果这些活动的出发点是基于教育自身的规律和需要，例如理工科专业与企业的科研合作，就不是学术资本主义。如果这些活动为了增加收入，而牺牲学术的价值和伦理，我们可以说它是学术资本主义。斯劳特等学者所列举的学术资本主义活动，实际上是大学在知识经济时代所特有的属性，是学生增长和知识增长引起的必然结果。我们应当持有的态度不是全盘否定，或照搬模仿，而是应当设计合理的机制，确保高校在与知识经济互动的过程中，更好地平衡学术价值与市场价值之间的张力。

注释：

①所谓“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是1980年代以来欧美经济与公共领域改革的一种主导思想。就经济领域而言，它旨在刺激经济，通过减税和减少管制来加快经济的发展，即小政府，大市场。就公共领域而言，它旨在改革过去的福利政府，减轻政府负担，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公共领域的运行效率。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是：放权（devolution）、减少管制（deregulation）和私有化（privatization）。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范例是英国的撒切尔政府改革，美国的里根政府改革，澳大利亚的道金斯政府改革，以及他们后任政府的改革，等等。

②笔者2010年9月与涂又光的交流。高等教育自身，或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指的是通过教学和研究，增进人类对宇宙和自身的认识，使人格达到至善，并获得生活所需的知识和技能。

③笔者对斯坦福大学校长（John Hennessy）的邮件访谈，访谈日期为2014年4月15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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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0][12] Sheila Slaughter and Larry L.Leslie.Academic Capitalism：Politics，Policies，and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11，11，68，68.

[3] Sheila Slaughter and Gary Rhoades.Academic Capitalism and the New Economy：

Markets，States，and Higher Education.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4.335-338.

[4] Pilar Mendoza.Academic Capitalism in the Pasteur’s Quadrant.Journal of Further and Higher Education，2009，33（3）：301-311.

[5] Vannevar Bush.Trends in Engineering Research.Sigma Xi Quarterly，1934，22（2）：45-51.

[6] Derek Bok.Universities in the Marketplace：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8-9.

[8] 希拉·斯劳特，拉里·莱斯利.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政策和创业型大学[M].梁骁，黎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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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usan Hockfield.Paving the Way to Growth：Technology and the Research University [EB/OL].http：//web.mit.edu/hockfield/speeches/2010-acropolis-museum.html.2014-03-12.

[13][18] Burton R.Clark.Substantive Growth and Innovative Organization：New Categories for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Higher Education，1996，32：417-430.

[14] Michael Gibbons et al.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The Dynamics of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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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Derek Bok.Universities in the Marketplace：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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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MIT Office of Sponsored Programs.Guideline for Financial Conflicts of Interest

[EB/OL].http：//osp.mit.edu/sites/osp.mit.edu/files/u9/COI_July2008.pdf.2014-03-12.

[22] 朱丰良.从政府主导到自主创新——华中工学院转型的历史描述与分析[D].武

汉：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2004：67-72.

[23] 伯顿·克拉克.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157.

[24]Drew Faust.Open Year Address [EB/OL].http：//www.harvard.edu/president/speech/

2013/opening-year-address.2014-03-12.

[25] 朱丰良.学术资本主义理论的批判与重构[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2012：47-73.

（责任编辑刘第红）

作者：朱丰良 唐纳德·费希尔

资本主义研究论文 篇2：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

[关键词] 企业理论;生产视角;评价

[摘 要] 作为企业理论的另一种思维,生产视角下的企业理论与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变化过程一起发展。在当今经济学界,企业史学者的研究、以熊彼特创新理论为基础的企业理论以及网络化视角中的企业理论都是比较活跃的生产视角下的企业理论。这些理论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资本主义企业在不同发展时期的实际状况。但是,这些企业理论也存在着仅仅研究企业在一定社会结构下的某一些特征的片面性。

自从资本主义企业产生以来,企业就成为不同经济学流派的研究主题。从再生产的角度来看,企业行为是生产和交换过程的统一,因此,对企业的研究也发展出了两种理论视角:生产的视角和交换的视角。近20多年来,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学界的广泛传播,我国学者主要是从交换的视角研究企业,形成了以交易成本、合约等概念为基础的各种流行的企业理论。但是,从交换出发的各种企业理论通过抽象掉生产关系,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经济范畴处理为各种一般化的交易关系。这种过度抽象不仅在理论逻辑上存在问题,而且与企业的历史发展过程不一致。

与之相对应,在资本主义企业产生之初,古典学者就从生产的视角对企业进行了研究。例如,20世纪之前,威廉•配第、杜•斯图亚特、亚当•斯密和他的老师弗格森、巴贝奇和尤尔等学者从分工与交换、创新与劳动生产率、劳动者技能变化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从生产过程出发研究了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将企业处理为通过榨取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实现资本积累的生产组织形式,与生产视角下的其他企业理论有本质的区别。

随着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生产视角下的企业理论在现当代也取得了同步的发展,较有影响力的主要包括企业史学者的研究、演化经济学和企业能力理论以及网络化视角中的企业理论。

一、企业史研究中的企业理论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市场的扩张和加工技术的进步,这为发达国家单个企业规模的迅速扩大提供了基础。激烈的竞争催生了多次购并浪潮。在这一过程中,一些企业逐渐成长为全国性的大企业。许多大企业逐渐从原来的直线职能结构向多部门结构转变,即出现了包含多个经营单位并由职业经理人员进行管理的现代工商企业。对这种企业产生原因、发展过程的分析,就成为企业史学者的研究主题。其中,代表人物是钱德勒和拉佐尼克。

1.钱德勒——战略与结构理论。

钱德勒提出了一个“战略与结构”互动的分析框架,来分析企业组织结构变化的原因和结果。战略是指企业所确定的长期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所要采纳的行动和分配的资源。结构是指管理一个企业所采用的组织设计。他通过调查研究发现,自20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大企业转向多部门的组织结构。而这起因于企业管理者做出的决策。这种决策取决于管理者对企业面临的紧迫需要和机会的认识,而这些决策的组合就形成了企业的战略。多部门的组织结构是在企业规模扩大、积累了一定量的资源并经历了早期的合理化之后,向新的产品市场和地区扩张时被采纳的。在企业实行多样化扩张战略时,高级管理人员做出的决策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断增加,采用多部门组织结构有利于将高层经理从日常的经营活动中解脱出来,从而有时间、信息甚至心理上的义务感去做长期的计划和评估;同时将日常管理决策交由经营单位的行政首长负责。因此多部门组织结构的产生和扩散是因为它能更有效地协调大规模生产和分销。[1]

资本主义现代工商企业的另一个特征是支薪职业经理在企业管理职能上对企业主的替代——即“管理革命”。其结果是,在协调经济活动和配置资源方面,现代工商企业这只“看得见的手”取代了亚当•斯密的所谓市场力量这只“看不见的手”。钱德勒认为美国工商企业的发展经历了传统经济阶段(1790—1840年)、大批量分销和大批量生产阶段(1840—1880年)、大批量生产与大批量分销相结合产生的现代工商企业阶段(1880年以后)。现代工商企业的“管理革命”,是在大批量生产企业通过直接纵向合并或先横向后纵向合并两种途径,将大批量分销结合进自己的经营过程中完成的。这一过程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和分销上的高通过量(throughput)进行协调的需要,这就要求企业雇佣大量的职业经理;二是合并过程中出现的管理集中化导致了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使得支薪职业经理阶层逐渐控制了企业的管理。只有当置于行政协调之下的组织过程比市场交易过程产生更高的物质通过量时,多部门的并由支薪的职业经理管理的现代工商企业才会出现。[2]

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中,生产技术上的重大创新带来了可以利用由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所带来的空前成本优势的潜力。钱德勒认为实际利用这种潜力的关键是企业家对大规模生产设备、销售系统和管理组织进行的相互联系的三重投资,而这又导致了现代大规模企业的崛起。在这三重投资中,最重要的是对管理组织进行的投资,它是使前两种投资发挥预期经济效益的充分条件。历史上最先进行这三重投资的企业成为第一批行动者,获得了强大的竞争优势,其所处的行业也形成了由少数先行者所主宰的垄断竞争结构。当受到跟进者的挑战时,这些先行企业可以更强有力地为市场份额而战,并通过职能和战略上的效率来提高利润。利用现存的生产设备、销售系统和组织能力,少数先行企业通过实行地理上的扩张,利用规模经济、通过范围经济实行产品的多样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海外直接投资。通过对美国、英国和德国200家大企业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的动态发展情况的比较研究,钱德勒提出,尽管市场规模、政府政策、金融和教育体系存在着差异,美国和德国企业在经济上的持续竞争优势和扩张动力,在于这两个国家少数先行企业对生产设施、销售系统和管理组织进行三重投资所形成的以组织结构为基础的组织能力。英国企业组织能力发展的障碍在于英国企业坚持个人或家族式的控制和管理,而在三重投资上较为迟缓。[3]

2.拉佐尼克——创新型企业理论。

拉佐尼克认为钱德勒因排除工作现场的特征而忽略了管理控制的社会关系方面。在对工业领导权在英国、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历史转移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拉佐尼克从车间的竞争优势和创新性企业两个层面,进一步扩展了钱德勒的“战略—结构—组织”的分析框架,并将劳资矛盾关系的影响引入了对企业发展的分析。

拉佐尼克认为,正确地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不是资本家如何从工人身上榨取剩余价值,而是资本家如何使得工人的技能和努力水平与价值增值的需要相吻合,为劳资双方福利的改进创造足够的价值。资本家与车间工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对于保持竞争优势或工业领导权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车间合作关系能达到对机器技术投资的利用的最高水平,从而使资本密集型投资的高固定成本转化为低单位成本和很大的市场份额;车间合作关系也使资本家对工人本身进行投资以提高其技能——这种技能不仅影响生产的数量,而且影响其质量。为了建立车间合作关系,资本家必须愿意而且能够支付给工人比其他地方更高的工资并保证就业安全。采用这种策略不会以牺牲利润为代价,反而是获取更大利润的前提。拉佐尼克认为,为了在价值创造过程中获得车间工人的合作,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明显依赖于企业中工作组织的不同结构:英国企业的管理结构较落后,只是简单地允许熟练工人拥有技能、控制操作流程和利用企业的投资或技术,并在具有手工业行会特色的车间工会组织的基础上形成劳资合作关系。在英国,为建立大规模生产而采用新技术的投资战略受到了车间工会的抵制,同时英国的教育制度、价值观也不适宜培养符合大规模生产要求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因此英国企业只能采用过时的技术并依赖工人的低成本技能与美国、德国等竞争,无法达到建立在速度经济基础上的大规模生产竞争优势。在英国企业的竞争优势削弱时,美国资本家通过进行节约劳动的技术投资造成了车间工人的非技能化,从而降低了工人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贡献,将关键技能保持在了管理阶层手中。此外,通过建立国民教育体系,美国培养了所需要的技术与管理专家。在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和外部的积累体制的支持下,美国企业获得了建立在速度经济基础上的大规模生产的竞争优势。但随后,非技能化的工人形成了独立的、不认同企业目标的工会组织,并与资本家达成了以年资为基础的定期增加工资的劳资协议,这提高了工人的地位,也提高了企业成本和管理的压力。而且,车间工人的操作是单调和异化的,工人对工作的不满情绪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达到了顶峰,导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开始下降。在这一时期,日本的资本家通过终身雇佣制、年功薪金制和以企业为基础的工会,既将工人的目标与企业的目标整合了起来,又保持了对价值创造过程中专业化劳动分工的协调和控制。通过对工人的技能培训,日本企业实现了持续的工艺和产品创新。这样,日本企业比美国竞争者实现了更高程度的组织一体化,逐渐形成了建立在速度经济和范围经济基础上的弹性化的大规模生产,获得了超过美国的竞争优势。[4]

拉佐尼克认为,企业组织的竞争优势在于其创造价值的能力——即以较低的单位成本生产高质量的产品,而创造价值的能力取决于企业的创新过程,创新取决于企业能否开发和利用生产性资源,开发生产性资源必须采用高固定投资成本的投资战略。拉佐尼克将这种采用高成本投资战略以开发生产性的资源的企业称之为创新性企业,而将避免这种投资战略的企业称之为适应性企业。创新性企业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其投资所形成的高固定成本能否转化成产生收益的产品,即如何将投资形成的高固定成本的竞争劣势转化为以较低成本生产高质量产品的竞争优势。因此,企业必须能最大化地利用已经开发的生产性资源来实现建立在高通过量基础上的速度经济。创新在技术上越复杂,开发新技术(即生产性资源)越需要计划和协调更为复杂的专业化劳动分工——不仅包括研发活动,而且包括销售和纵向相关的生产过程。因此开发和利用生产性资源,将投资形成的高固定成本劣势转化成以较低成本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优势,需要建立相应的计划和协调的管理组织结构。[5]

二、以熊彼特创新理论为基础的企业理论

在新古典经济学兴起并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背景下,一些学者试图重新恢复企业在经济理论中的主动地位,其中代表人物就是熊彼特。熊彼特力图“建构一个跨越时间的经济过程的理论模式,换言之,是想研究经济组织如何产生经济过程不断变化的动力”。[6](P10)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经济制度。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源动力来自于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行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在继承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演化经济学和企业能力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企业的演进。

1.演化经济学——惯例之间的自然选择。

纳尔逊和温特认为,利润最大化和帕累托均衡这两个概念弱化了主流经济学对经济变迁的认识。为了理解经济变迁,必须对企业如何在变化的市场环境中行动进行分析。纳尔逊和温特就此提出了演化理论。

由于有限理性、竞争的动态性和随机因素的作用,企业追求的是满意利润而不是主流经济学所预设的最大化利润,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马尔科夫过程而不是帕累托均衡过程。为了说明企业在动态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展现的能力和采取的行动,纳尔逊和温特将企业定义为在任何给定的时间上具有一定能力和决策规则的生产者,即生产性知识和能力的集合。他们用惯例表示企业组织演化过程中固定的做事方式。生产、管理、销售、投资和研发等各个方面都有一定的惯例,“这些惯例起着基因在生物进化理论中所起的作用”。[7](P25)

企业的运行离不开这些惯例。它们与人类的技巧有相似之处,是程序化、能继承和可选择的。企业具备一套行之有效的惯例,生产就可以“自动”完成。在动态的市场竞争过程中,企业的行为类似于自然界的“自然选择”;当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不能保证自身继续存在时,就需要搜寻、选择新的生产技术和惯例。“搜寻和选择是演化过程的同时的、相互作用的方面……通过搜寻和选择的联合行动,企业随时间而演变,行业在每个时期的状况带有它在下一时期的状况的种子”。[7](P25)

2.企业能力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实践上的变化和对新古典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的不满,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的一批学者,开始从企业内部来分析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认为企业内部能力、资源和知识的积累是解释企业获得超额收益和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从而形成了企业能力理论。企业能力理论认为,能力是企业拥有的主要资源或资产,企业在本质上永远是一系列能力的体现,积累、保持和运用能力以开拓市场是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企业的能力储备影响企业的经营范围。由于分析问题的层次不同,企业能力理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领域:一是一批管理学者从企业层次来分析企业如何获得和维持竞争优势,形成了“以资源为基础的企业理论”;二是一批经济学者从产业层次来分析企业如何适应外在环境的变化来保持竞争优势,形成了“能力协调理论”。

“以资源为基础的企业理论”以要素市场而不是产品市场作为分析起点,从资源的不同特征来分析这些资源是否成为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从企业在产品市场上的战略出发,巴尼指出,为产生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企业资源必须满足稀缺性、有价值、不可模仿和不可替代的条件。[8]而潘汉尔德和哈默儿强调企业的竞争优势来自于企业组织内部的核心能力,即“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派的学识。”企业应当决定实施特定的战略需要哪些核心能力,并努力开发或获取企业还没有的必需能力。[9]提斯等进一步提出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企业必须具有不断更新自身核心竞争力的能力。[10]如果企业拥有其他企业无法有效复制的产生特殊能力的源泉,那么企业就可以将竞争优势维持下去。[11]因而企业建立强有力的资源优势比拥有突出的市场势力(market power)更为重要。

“能力协调理论”主要着眼于企业本身获得的知识和能力优势是否会因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而消失。它通过内部和外部能力的协调等范畴来解释企业竞争优势的维持和边界变迁。该理论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依赖于能否生产出顾客满意的产品和服务,这意味着企业必须协调提供产品或服务的构思、设计和开发、制造、要素投入、市场营销和分配等一项、数项或全部活动,因此“将组织紧密结合的特殊性协调能力是绝大多数对其他组织来说既难于获得而又难于仿制的知识形式”,它“提供了一种只要企业不分裂或解体便不会丧失的优势”。[12](P114)在大多数情况下,“最终产品的生产需要一揽子延伸出单个企业的能力的资源”。[12](P115)为了利用现有的能力,企业必须开发在经济体系中并不存在的新能力或因其他企业不愿意或不能提供而买不到的能力。但由于存在“动态交易成本”①,企业必须进行扩张或纵向一体化以拥有新的能力。在长期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力的获得开始发生变化。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以知识为基础,当其他企业或个人获得了必要的学习机会,基础性知识变得广为人知以及能力拥有诸多用途时,能力就会扩散,企业的核心能力由于其不可仿制性的减弱而被破坏。如果交易成本由于能力互补的企业愿意从事交易而下降,企业内部的特殊性协调亦开始让位于竞争性协调,那么纵向非一体化将逐渐盛行。因此,任何时点上企业边界的选择都受这一时点所处环境的限制,即依赖于能力在经济中的分布和市场的效率,寻求竞争优势的企业必须着眼于企业的所有能力,而不仅仅是突出的特殊能力。

三、网络化视角中的企业理论

20世纪70年代,由于市场需求趋向多样化、“石油危机”发生等因素的影响,福特制面临危机。美国作为福特制生产方式的典型代表,与日本和德国相比,其劳动生产率出现了停滞或下降趋势,在国际上的工业领导权不断衰落。而与此同时,意大利、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某些地区和亚洲的日本,却出现了与美国生产率下降相反的局面。在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中,美国学者相继提出了“弹性专业化”和“精益生产”理论。

1.弹性专业化理论。

弹性专业化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工业分工理论”的延续。19世纪,蒲鲁东曾提出一种独立工人在手工劳动的基础上进行小规模协作、分工的设想。按照派尔和赛伯的观点,蒲鲁东的设想是可行的。但是,在现实中,由于大规模生产的工厂制度——福特制战胜了小规模的生产制度,蒲鲁东的设想没有引起相当的关注。然而,福特制的危机使社会面临着又一次“工业分工”(industrial divide):第一,大规模消费市场已经饱和,消费者越来越厌倦标准化的产品,需求的突然变化日趋频繁;第二,微电子、短周期生产线和程序编写技术的发展使得开发新产品不需要大规模的额外投资和很高的成本;第三,采用弹性技术的成本快速下降,这使得诸多小规模企业也能采用类似技术。按照派尔和赛伯的观点,工人自我管理的非集中化企业是微电子技术下的最佳组织形式。工人之间的小规模合作可以不受官僚化决策的阻碍,并使工人发挥创造性,增加生产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灵活性。在意大利北部和其他地方的有代表性的手工生产企业中,由熟练工人进行的中小批量生产取代了由非熟练工人进行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此外,通过信任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小企业形成了弹性化、网络化的区域组织,使得区域之内的各企业保持了长期的联系。[13]

2.精益生产理论。

由于国内市场狭小、资源约束明显,日本的主导企业在战后并没有彻底地采用福特制。相反,它们发展了精益生产方式。一些学者认为这种生产方式将取代大规模生产和手工生产,成为21世纪的标准的全球化企业组织形式。

精益生产方式的“口号”是尽量减少不能增加产品最终价值的“浪费”,包括监督活动、质量控制、维护和清理工作、库存管理等等。在生产上,日本企业通过工作轮训将车间工人培养成具有自我管理、协调和应变能力的“多面手”,来减少额外设立的专门岗位。多技能的工人将对质量的关注、机器的维护和清理工作结合在一起,并具有对劳动过程进行边际改进的能力。通过将研发、生产和销售等部门的工人结成小组,并在这三个部门之间建立起紧密的联系,日本企业提高了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的速度和应变性。企业将注意力集中于有利于维持核心竞争力的生产领域,而将与此不相关的生产、销售等业务通过签订转包合同、设立合资企业外包给关联企业。在销售上,精益生产理论认为,利润来自于为特定消费者的特定需求提供产品或劳务。企业采用各种信息技术和手段创新来详细地追踪消费者的需求动向并将信息及时反馈到生产部门,从而实现以更短的生产周期、更低的存货水平向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产品。为了实现生产与销售的合理连接,精益生产方式建立了“及时生产”的后向体系,即信息从销售部门传递给生产线末端,然后传递给中间品制造者,一直逐级传递给原材料和其他投入品的供应商。

在精益生产方式中,随着信息资源越来越多地掌握在企业的一线工作区域,工作小组的自主权由此增加,企业内部的协调方式发生了从中央集中管理到分散管理的转换。同时,信息技术有助于打破将设计、生产、营销和管理等职能分割开的等级制障碍,从而使这些部门中的任何人无需经过等级制的纵向渠道就可以相对容易地获得其他部门的信息。这样,传统的M型管理和控制结构在精益生产方式下削弱了并趋于扁平化。

四、对生产视角下的企业理论的评价

生产视角下企业理论的发展是与特定时期特定国家生产发展的实践同步的。美国大规模企业的兴起为钱德勒、熊彼特等人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可观察的实践材料;信息技术与日本、意大利的生产实践使经济学者相应地提出了精益生产方式和弹性专业化理论;尽管企业能力理论和拉佐尼克都试图提出一般化的理论框架,但是这些理论实际上是以比较不同国家技术与企业的发展实践为基础的。这些理论都体现了从生产视角来分析企业的共同特征,它们之间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主导企业组织形式的变迁。

1.对企业史学者研究的评价。

钱德勒试图在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众多企业发展案例的基础上提炼出具有一般意义的企业史理论。他提出技术进步导致的速度经济是企业存在的基本理由,而这只有通过企业内部的一定组织形式才能实现。企业组织的核心是能够对内部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计划和行政协调的管理结构。这种管理结构为过渡到由支薪经理管理的大规模生产企业奠定了基础。但是,管理控制不仅是技术性的,而且是社会性的。因此,通过管理层级来实现速度经济必须配合有合理的劳资关系和劳动力使用方式。钱德勒对组织能力的研究注意到了如何利用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技能,但是他显然忽略了劳资关系问题。

拉佐尼克关于车间的竞争优势的理论,从劳资关系对价值创造的影响入手,弥补了钱德勒理论上的不足。他的创新性企业理论进一步细化了大规模企业存在的基本理由和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但是他没有解释采用不同的技术为什么要求不同的劳资关系。在他的理论中,技术的选择是先验的、既定的。更重要的是,他将日本企业中更为精巧的结构化劳动控制体系视为劳资合作关系,以现象代替了雇佣关系的本质。而且他认为企业发展的趋势是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这并不符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企业发展的实际。

2.对以熊比特创新理论为基础的企业理论的评价。

纳尔逊和温特借助达尔文进化论和拉马克主义的基本思想,利用熊彼特的竞争、惯例和搜寻等概念,一方面批评了正统的主流经济学,另一方面从单个企业的行为和行业发展之间的联系出发,提出了企业的演化理论。尽管这对研究企业的发展很有启发性,但是,在该理论中,企业行为主要是对市场环境的消极反应,难以区分创新性和适应性行为。此外,由于没有考虑内部结构和组织上的变化,纳尔逊和温特用惯例的过渡这个非常模糊的概念来描述企业内部的技术、劳资关系和管理结构变化,这显然抽象掉了一些重要的差别。

企业能力理论从企业如何获得和保持竞争优势出发,分析了生产投入过程中的资源差异如何导致了企业能力的不同,阐明了企业是异质的这一观点。企业能力理论说明了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不断地将企业的资源存量转化为与众不同的能力流量。因而,企业是一个对能力进行加工和转化的实体,其增长和发展是其适应或学习能力的函数。尽管我们可以从直觉上来理解能力、核心能力、动态能力、相似能力和差别能力等概念,但却很难准确地对它们进行定义。实际上,这一理论还很不成熟。

3.对网络化视角中的企业理论的评价。

网络化视角中的企业理论是在福特制面临“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它们都分析了福特制企业组织的刚性以及部门分工与市场需求的变化之间的矛盾,研究了后福特制时期企业之间和内部的分工、协作关系呈现出的弹性化、网络化特征。

弹性专业化理论以“第三意大利”为基础,分析了小企业之间在分工合作的基础上建立的动态网络的经济优势。这种优势来源于具有较高技能的工人与新技术的结合,这种结合能够适应市场的灵活性。但是,在现实中,弹性专业化理论所描述的非集中的工人合作模式却并不多见。[14]福特制企业的规模确实缩减了,但少数的几个全球性大企业仍然保持着显著的相对经济实力。并且,在那些弹性专业化企业占主导的地区,成功的企业倾向于逐渐增加企业的规模和相对经济实力。此外,也没有很多证据表明大规模生产市场已经饱和了,因此断言大规模生产企业将要消失为时尚早。从创新的角度来看,小规模的工人合作确实能动员一线工人的才智,促进边际产品创新和边际工艺创新。但是,其他更大规模的创新在大规模企业中更可能发生。例如在相关技术之间进行协调的系统创新和将本来不相关的技术重新组合在一起的混合创新等。这些创新的发生一般要求在同一组织内部保持制造和设计部门之间的紧密联系,而这通常要求企业的规模也较大。[15]

精益生产理论通过描述企业内部分工的灵活化、劳资关系的合作化和生产技术设备的通用化,分析了企业与外部供应商、销售商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探讨了这种企业组织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上与福特制企业组织相比所具有的效率和创新优势。这些学者认为精益生产模式是发达国家未来的主导性企业组织。这种看法基本上反映了目前发达国家企业组织变迁的实际。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结合信息技术的发展,美国福特制企业组织内部通过业务流程再造、企业资源计划、外部通过供应链管理和客户关系管理,进一步向精益生产演变,形成了新的“大规模定制模式”。 但是,现有的网络化企业理论的问题在于它们基本上都是描述性的,对企业组织的变革缺乏一致的逻辑分析。尤其是现有的理论都只强调了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并采用了工具主义的解释,没有揭示内部的利益冲突。

五、结 语

从生产角度出发研究资本主义企业的各种理论,在不同侧面上揭示了不同时期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的实际状况。以钱德勒和拉佐尼克为代表的企业史学者以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为基础,分析了企业中的管理、战略、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拉佐尼克还关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意义上的社会生产关系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演化经济学将企业的发展过程等同于自然界的自然选择过程,提出只有采取一定惯例的企业才可以在竞争中存在。企业能力理论坚持从企业内部分析竞争优势的获得和变化,认为企业的成功与失败取决于能否恰当地利用和协调几方面或各方面的能力。网络化视角中的企业理论则关注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产生的弹性专业化企业和精益生产方式。

与交换视角下的企业理论相比,生产视角下的企业理论如果不是从更深层次上揭示了企业的性质、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未来的趋势,也至少提供了一种同样有力或更加有力的分析思维。但是,生产视角下的企业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仅仅研究企业在一定社会结构下的某一些特征的片面性,因而不能从微观层面的企业与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动态关系的角度完整地揭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主导性企业的变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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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尼古莱•J•福斯等.企业万能[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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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Florida, R. and Kenney, M. The Breakthrough Illusion[M]. Basic Books, 1990.

[责任编辑 陈翔云]

作者：谢富胜　李　安

资本主义研究论文 篇3：

国际金融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专题研究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堪与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比拟，至今5年来世界仍然在危机的影响中。各国都在研究试图走出这场危机的道路、方式与发展模式，期待着理论创新。社會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可以进行实验室的试验进而得出经验性的结论，社会科学只有深入观察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站在历史发展进程的轨道上，观察、研究发现其细微的变化，得出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性认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包括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按照社会历史发展，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夜。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条件下，两制国家并存，充满着博弈、斗争或合作，对大危机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和对外交往中防范风险。本栏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几位学者研究当代资本主义问题的文章，主要对当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金融与产业分离趋势问题，危机后资本主义国家的调整与改革发展模式问题进行了阐述。以飨读者，同时我们也期望读者对以上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作者：栾文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