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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资本主义论文范文
多元主义难解资本主义财产制度的困局
多元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主流思想意识和行动指南，欧美的大牌学者哈贝马斯、泰勒、德里达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与以往的主张相同，多元主义没有触及资本私有化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基本矛盾，也没有把阶级矛盾视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是试图用新的社会分层方法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难题;而与以往的主张不同，多元主义承认利益的多元化，而且要求在话语上、制度上容纳相互矛盾的利益主体、利益主张，并强调关注少数群体、弱势群体的要求，确定社会生活水平的底限，以期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妥协，化解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它首先反映在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基础的财产制度上。但是，在我们看来，多元主义仅仅是视角和方法的一种改变，仍然无法解决当今资本主义财产制度的难题。
多元主义与资本主义
财产制度的两个困局
财富不平等和政府债务危机是当代资本主义财产制度的两个困局。财富的不平等是资本主义财产制度的老毛病，它起源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社会对个体掠取财富行为的放纵，造成的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富者恒富，穷者愈穷。只不过在今天它不仅表现为个体之间地位、权利、身份等的差异，更多表现为资本主义财产制度中难以扭转的个体主义倾向。一味地顺从个体利益，只会使得财富差距不断变大，财富不平等的矛盾越积越多，由此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不断爆发，拉丁美洲的每一次政治动荡往往都和明显的财富不平等有关。
因此，为化解财富不平等困局，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改变了过去不介入、不干涉个体生活的态度，开始为社会成员提供广泛的社会福利，以维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满足其基本需要并维持其生活的基本能力，由此产生了许多新型的财产权利及其制度，诸如福利财产权。但是，保证社会成员的这些福利需要政府花费大量的金钱，随着福利水平的提高，很多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不得不依靠借贷或者发行政府债券来维持福利开支，累层叠加，最后导致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往往不能按时还本付息，形成政府债务危机，最近的欧债危机及美国一些地方政府的破产危机就是典型表现。然而，这是否就意味着通过社会干预减少财富不平等的努力就全部失效，现在还不好说。
这就是多元主义面对的现实境况。多元主义主张财产制度要容纳不同利益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一方面要满足个体的财富偏好和提高效率的要求，给个体自由，鼓励个体去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并能够容忍财富的不平等，但是又要合理控制个体之间的财富差距水平;另一方面也要求政府在能力范围内维持个体最低的财富水平，设定财富的最低值。通过这样的财产制度，多元主义一方面希望以此来控制财富不平等的差距水平，由此减少财富不平等给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造成的冲击，用平缓的方式获得各个利益主体对于财富不平等差距的认可，同时也希望以此来减低政府的财务负担，将福利水平限制在政府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而不是无限制地提高。这样一来，个体、社会和政府各得其所，各自发挥各自的能力和作用，同时又照顾到其他各方的利益，似乎前述的财富不平等和政府债务危机的困局都可以化解掉。然而，在现实操作中多元主义又面临诸多挑战。
多元主义面临的挑战
多元主义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给出了一个妥协、折中的方案，其实它化解资本主义财产制度中各种矛盾的努力，在各个层面都面临着严峻挑战。
首先，在现实层面，控制财富不平等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个难题，任何措施都会遭遇到极富群体的反对。最近由于反对新一届法国政府征收富人税而发生的法国富豪叛逃比利时和俄罗斯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另外，减低政府对个体的福利水平也是一个难以实现的事情，对于政治家和政党来说，选票永远要比政府债务危机更重要。2012年左翼的奥朗德接掌法国总统宝座，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选民对福利政策和制度的选择。所以，多元主义的妥协、调和的主张，想要在上述两个方面同时发力并都取得相当的效果在实践中很难实现。
其次，在理论逻辑层面，财富的不平等和政府的债务危机都植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图景、社会图景中。按照斯蒂芬·芒泽的说法，正是由于“这种图景的作用，根据一种理解，社会正义的期待是通过各人利益之私人自主的追求而实现的，而根据另一种理解，社会正义的期待恰恰是因此而破灭的”。资本主义财产制度之中的矛盾程度可见一斑。这种矛盾性对多元主义理论逻辑的挑战也不小。一方面，多元主义注重个体能力、天赋等方面的差异，要激发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去不断地增加社会财富，只有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才有可能为提高弱势群体的福利水平提供条件，但同时又想控制个体可以获得的财富总量，使之不至于超过社会的承受能力。“既要马儿跑，还要马儿吃得少”。另一方面，多元主义也注重政府提供社会福利和保持成员基本能力和基本需要等方面的作用，只有发挥好政府的作用，才能更好地控制个体财富之间的差距，减少财富不平等对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负面影响。但同时，还想把政府的作用和负担降到最低水平，避免对个体造成冲击。这使得后来的学者都不得不把眼光盯在这种矛盾的具体处理方法上，像西方学者贝克提出的积点法和衡量法，芒泽提出的优先规则和相互修正规则相结合的解决办法。但这反过来又降低了多元主义在资本主义财产理论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再次，在制度层面，财产制度及与之相伴随的经济制度上，多元主义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私有财产制度和福利财产制度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财产制度，多元主义想要把两者联系起来，安置在一个统一的、综合性的框架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私有财产社会化、福利化的趋势和潮流在某种程度上倒和多元主义这种调和、妥协的方式相契合。一方面，私有财产制度是财富不平等的来源，但同时又是激励个体创造社会财富的最好手段;另一方面，福利财产制度是政府债务负担的来源，但又是化解财富不平等而不得不维持的社会手段。它们的长处和短处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难以分开。你要用它的长处就必须能容忍它的短处，而多元主义只想好好发挥长处，希望遏制甚至不想要它的短处，难度可想而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具体制度上的主次、高低、优劣等因素，是多元主義财产制度不得不考虑的重要方面。
最后，在思想层面上，多元主义代表了一种妥协、折中的主张，主要根源是当今西方资本主义的左派思想。这是左派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解决危机而开出的新“药方”，它关于主体多元化、利益多元化的主张已经被普遍认可。但是如何把不同的主体、不同的利益容纳进一个框架内，则存在很大的分歧。有的希望以此来改进资本主义的财富分配制度，体现社会公正，给不同的社会群体尽可能提供公平正义的环境，像美国的罗尔斯;有的则鼓励国家对个体生活的限制，强调平等的优先地位，要求国家在社会财富分配上承担更多的角色，像英国的柯亨。而这些主张遭到了极右翼的强烈反对，像诺齐克，他就要求国家彻底退出私人生活领域，回归自由资本主义的理想，并且怀疑平等能否存在，认为只有不平等才是真实的，对个体放之任之，鼓励个体依能力去获得尽可能多的社会财富。
这种分歧恰恰说明，当代资本主义利益、群体分化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重要。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已经从过去简单的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扩散到了整个社会，从财产制度的不同主张和反映的不同利益诉求来看，资产阶级的不同群体之间，包括无产阶级内部之间都存在着分歧，财富的不平等不仅仅存在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而且在资产阶级内部也存在。政府减轻债务负担，减低福利水平不但会影响到无产阶级、弱势群体的利益，同时也意味着部分有产者福利水平的减低。所以，多元主义尽管可以承认不同群体的利益主张，但是到了妥协、调和的时候却难以摆脱不同利益群体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现实算计，以至于难以形成统一的普遍性框架。
多元主义的影响和结局
多元主义有三个主张：一是承认多元主体、多元利益的存在;二是对弱势群体、少数群体的利益给予保护;三是设立底限标准和水平，满足基本能力和基本需要。多元主义不仅在资本主义财产制度上，而且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生活中都有广泛的影响力。在解决国内矛盾问题上，多元主义既为弱势群体、少数群体争取经济和政治权利提供了依据，也为政府调整政策、介入和干预个体生活提供了依据和手段。正是由于多元主义的影响，美国政府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中，顺应民众的呼吁和要求而进行的各项改革就很好地保护了黑人、印第安人、亞裔和拉美裔等少数群体的政治经济利益，以及妇女等弱势群体的政治经济利益。而在国际合作方面，尤其是在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像欧盟，其关税或者货币等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的民主程序及进程的安排，多元主义都是各方主要的行动指南。在欧盟东扩过程中，对于前华沙组织范围内的欧洲成员像波兰、匈牙利、立陶宛、罗马尼亚等相对贫穷和处在发展中的国家，欧盟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做出了和以往成员不同的安排和要求。这种承认差异、保护弱势、设立底限的做法，无论对于欧盟内原来来自西北欧的老成员，还是来自中东欧的新成员，都是利大于弊，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欧盟继续东扩的行动方式。
然而，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不平等和政府债务危机，并没有因为多元主义的影响而减小，反而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这是因为，一方面资本主导经济、政治及社会生活的总体结构没有改变，资本和话语权仍然掌握在极少数的极富群体手中。他们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基本形态的愿望，只是在具体矛盾和具体问题上把主导权和话语权暂时让给了多元主义者们。一旦触及其核心利益、根本利益，他们立刻就会做出反击的姿态，采取反击的措施。由此，多元主义还没能触及到资本主义财产私有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基本矛盾。不仅如此，资本的扩展本性也没有改变，多元主义有时候反而成为其扩张的新理由，新借口，尤其是在西亚北非问题上，美国和北约已经不只一次以保护少数群体、弱势群体的姿态出现，借正义之名，行干涉之实。另一方面，多元主义调和、妥协的立场和主张本身难以实现。多元主义试图以承认差异，保护弱势及设立底限为基础，通过不同群体之间的合作以调和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形成一个统一、综合的框架。在这个框架里，强者可以自由发挥自己的优势和长处，而弱者则可以得到政府有效的帮助和支持，可以保障其基本能力和基本需要。然而，这个框架实现的难度很高，除了不同群体利益的对立本身无法调和之外，个体的角色安排、政府的应有责任、社会公正的价值趋向等都存在难以调和的分歧。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试图化解资本主义的财富不平等和政府债务危机几乎是不可能的。
由此我们可以说，多元主义尽管已经深深影响了资本主义财产制度，甚至已经改变了判断其正当性的方式、根据和理由，但是，它仍然改变不了资本主义财产制度中根深蒂固的个体主义倾向，财富不平等的鸿沟只会越来越大，政府债务危机的严重程度也会越来越高。
最后，对于资本主义财产制度中的多元主义倾向，我们应该有清楚的把握。第一，要避免陷入财富不平等和政府债务危机这两个难题，吸取资本主义社会的经验和教训，致力于形成一个既能发挥个体能力和优势，又能保证社会长久存续，还能彰显社会主义美德的，具有独特优势的财产制度和经济制度。第二，对多元主义的主张保持必要警惕，合理吸收其有益成分。平衡好财产制度中的个体、社会之间的关系，通过综合衡量、彼此修正的方式方法来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让两者更好地发挥创造财富和促进公平的作用。第三，充分认识到财产制度中平等问题的重要性，并且采取措施控制好社会成员之间的财富差距，避免由于财富差距拉大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刘娟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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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军
第二篇：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部分质变
摘要：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既不是资本主义本质的根本改变，也不只是资本主义统治与剥削的手段、形式和斗争策略的改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积极扬弃，已经跨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临界点，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界限，包含某些社会主义因素，逐渐向社会主义和平发展。因此，绝对不能抱着教条主义的态度，简单地用机械的、绝对的和主观的方法，而应当用辨证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来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来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
关键词：当代资本主义;自我扬弃;部分质变
作者简介：于金富(1956-)，男，辽宁建平人，河南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理论经济学研究。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在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现代科技与信息化迅速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开始从工业经济步入知识经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呈现出了许多重要的新特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特点，说明它已经发生了某些阶段性和局部性的部分质变，它正处在向更加高级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非爆发式转变的过程中。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需要，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观点与方法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变化和新特点，对其作出合乎实际的理论解释，提出令人信服的科学观点，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
一、应当摈弃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错误方法与观点
实践经验充分证明，如何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首要问题。传统社会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没有正确解决这一重要问题而招致了严重的挫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理应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正确地认识资本主义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许多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和新变化进行了科学研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同时，在学术界也存在着一种值得注意的观点，即认为无论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怎样的新变化，都完全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没有改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根本对立的基本态势。徐崇温先生(2005)发表的《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的几个界限》一文(载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4期，以下简称为徐文)，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徐文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没有而且也绝不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界限，没有而且也绝不可能向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笔者认为，徐文观点存在许多纰漏之处。对此，笔者要在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方法、态度及其基本观点等方面同徐文作者进行商榷。
首先，从其内容来看，徐文观点包括这样三个具体论点：一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是资本主义本质的改变，而只是资本主义统治与剥削的手段、形式和斗争策略的改变。二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具有了社会主义特征，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具有趋同性。三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会自行长入社会主义。很显然，这些论点的实质在于仍然坚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社会形态“非此即彼”的完全排斥论，坚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根本对立论，坚持“灭资兴社”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革命飞跃论。这些论点，尽管其表面上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依据的，但实际上则是无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际情况、无视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密切联系的客观现实，教条主义地照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某些业已过时的具体结论的结果，因而是脱离实际的理论观点。就其实质来说，这些论点仍然是斯大林为代表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当前新形势下的翻版.是以往长期存在的固有观念的变种。因此，这些论点是难以看作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科学观点的。
其次，从其根据来看，徐文观点的提出有这样三个主要论据：一是主观目的决定论。徐文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中所采取的各种新措施的主观目的，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与发展，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决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二是客观效果有限论。徐文指出当代资本主义采取新措施的结果，只是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与社会矛盾，而没有也不可能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三是和平演变论。徐文强调当代资本主义并没有改变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只是改变了斗争策略，因而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完全排斥和根本对立的基本格局。很显然，这些论据是主观化和绝对化的观点。根据徐文作者的分析，只要资产阶级自己不想或不愿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不管它采取什么样的自我扬弃措施，都绝不会改变其资本主义制度。相反地，最终导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是戈尔巴乔夫及其错误思想和路线。这是典型的“唯意志论”和“英雄创造历史”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用资产阶级的主观动机来论证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必然结果，完全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变化根本原因和客观趋势的科学原理;用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和政治背叛来说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也完全违背了人民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根据徐文作者的分析，资本主义要么是实现根本质变，要么只是形式变化而绝不发生任何性质变化;当代资本主义制度要么保持不变、踏步不前，要么飞跃突变、一步到位。这是形而上学的机械论观点，而完全违背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从量变经由部分质变而到根本质变的科学原理。毫无疑问，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确实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确实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质变。但这绝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丝毫没有引起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性质的变化。当代资本主义没有实现总体上的根本质变不等于它没有发生局部性和阶段性的部分质变。徐文在否认当代资本主义根本质变的同时，也武断地否定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引起部分质变的可能性，这显然不是科学的方法与观点。
根据徐文作者的分析，由于当代资本主义仍然推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因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仍然是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这同样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机械论观点。它既没有看到或不承认当代资本主义自身自我扬弃、逐步向社会主义渐进发展的客观现实，也没有看到或不承认现代社会主义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学习和广泛利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文明成果的现实情况。当前，和平与发展早已经是时代的主题，经济全球化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之间互相学习、相互借鉴、互相影响也成为不可改变的客观趋势。徐文根据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就断定资本主义与社会主
义仍然是根本对立的，既是有悖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逻辑的，也是不符合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客观现实。
最后，从其实质和危害来看，徐文提出的观点实际上是传统观念在作祟和传统观点的变种。它所宣扬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完全排斥的根本对立论、排除资本主义而另起炉灶建设社会主义的“空地论”、坚持同当代资本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阶级斗争论，在理论与实践都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从理论上来说，这些观点不利于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客观现实，不利于根据新的历史条件进行理论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从实践上看，这些观点不利于我国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全面学习与利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成果，不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
笔者认为，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而不是固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某些具体结论。一是应当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生产方式变革的必然趋势来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基本过程和必然结果。二是应当运用唯物辩证的科学方法，辩证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主要特征与基本性质。根据这些方法，笔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既不是资本主义本质的根本改变，也绝不只是资本主义统治与剥削的手段、形式和斗争策略的改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是资本主义自我否定而不断地向社会主义渐进发展。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方式的变革;而生产方式的变革，则必然伴随着生产关系乃至上层建筑的变革。因此，生产方式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对社会的存在与发展直接起着决定性作用。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它从根本上和总体上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进程。生产方式既决定着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性质，也决定着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基本方向与进程。恩格斯十分明确地指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根据这一基本原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新技术革命的结果，是以信息化为首要标志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而绝不是什么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资本主义制度而进行改良的结果。换言之，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根本原因，既不在于资产阶级择善而从的良知，也不在于资产阶级维持生存的本能，而在于现代生产力及其生产方式发展与变革的客观物质原因。只有把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归结为现代生产力及其生产方式的发展与变革的结果，才能科学地说明现代生产力及其生产方式发展与变革的深刻的物质根源，进而才能科学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特征及其发展的必然趋势。
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质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而绝不只是资产阶级统治与剥削的手段、形式和斗争策略的改变。其主要表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从生产方式方面来看，现代信息化、自动化的生产技术条件已经代替了机械化、电气化的生产技术条件，现代扁平化、网络化的生产组织已经代替了等级化、官僚化的生产组织，“计划化”的现代市场经济已经代替了自由放任的古典市场经济，社会化、人力化的现代资本形式已经代替了以私人、物质资本为主要代表的传统资本形式。从生产关系方面来看，以管理民主化、利润分享化、福利全民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取代了以家长制管理制度和独占制分配制度为主要特征的古典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的基本特点，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积极扬弃已经取代消极扬弃而占主导地位，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扬弃已经跨越临界点，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界限。现代资本主义是不断自我否定，日益生长社会主义因素并向社会主义渐进发展的新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其中，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计划化的现代市场经济是向社会主义自觉调节的生产形式转变的过渡形式，公众股份制和职工股份制是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转变的过渡形式，职工参与管理是社会主义民主管理制度的初级表现形式，全民福利制度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的初级实现形式。总体上来看，如果说在古典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日趋尖锐化，从而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外壳”被炸毁，社会主义的大厦将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那么，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过其自身积极的自我扬弃，不断地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社会主义因素日益生长和不断增加，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外壳”正在逐渐自行脱落，其发展趋势必将是一个新的、更高级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最终脱颖而出。
三、基本结论与主要启示
笔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既没有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也绝不只是资本主义统治与剥削的手段、形式和斗争策略的改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是资本主义自我扬弃而不断地向社会主义渐进发展。
根据上述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内容及其特征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两个基本结论：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包含新社会的因素、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已经具有一些社会主义特征。二、当代资本主义正在向社会主义和平发展，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趋势日益明显。
上述结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进行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的结果。因此，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关键就在于是否用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的态度，一是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经过实践检验为科学的基本原理;二是从实际出发，敢于突破那些已经过时的具体结论，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在如何正确对待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这一重大课题上，我们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基本原理和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为指导，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客观现实为依据，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敢于突破实践证明业已过时的具体结论，坚决摈弃教条主义的错误观点，提出合乎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的新观点、新见解，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特征问题上，应当摈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非此即彼”、完全排斥的错误观点，确立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发生部分质变，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已经具有“亦此亦彼”之密切联系的新观点;在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应当摈弃“泾渭分明”、根本对立的错误观点，确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互相依存、互相借鉴的新观点;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途径与方式的问题上，应当突破“你死我活”、只能通过阶级斗争而实现革命飞跃的传统观点，确立当代资本主义可以而且正在向社会主义自我扬弃与和平发展的新观点。只有这样，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才符合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客观实际，才能积极地学习与全面地利用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所产生的人类文明成果，从而有效地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夺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
编校：育 川
作者：于金富
第三篇：《资本论》与资本主义“最典型地点”
内容提要 作为精神生产的《资本论》创作必须有相应的“生产资料”，《资本论》所需“生产资料”主要来自英国出版物及伦敦博物馆免费提供的各种纸质文献。英国不仅是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典型地点”，而且也是马克思当年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理想场所。如果说《资本论》作为精神产品而具有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内涵与价值指向，那么它唯独在英国才可能创作完成的事实也表明，所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典型地点”，同时也可能是认知、批判并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典型地点”。
关键词 《资本论》 资本主义 精神生产 最典型地点 文献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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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科学研究与文艺创作等都纳入广义的“生产”范围，在集中考察物质生产领域中的“资本”主题时，也多处关注到“精神生产”、“最高的精神生产”、“从事各种科学或艺术的生产的人”等方面。①因此我们可以把他本人的《资本论》创作视为一种精神生产活动。
《资本论》初版序言强调该项研究在英国才可能完成。因为“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本文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目前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释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②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当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得最确实”的地点。然而，如果我们从《资本论》据以考察英国“生产方式”的具体途径分析，问题并不如此简单。
一个基本事实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研究过程中很少直接进入资本主义工厂作实地考察，《资本论》分析所据大部分资料也并非马克思本人实地考察所得，相关传记资料鲜有马克思进行实地考察的记载。③《资本论》所据资料主要是相关的纸质文献出版物。物理学家的研究是在实验室中进行，马克思的实验室则主要是拥有丰富文献资料的英国伦敦博物馆。马克思本人多次谈论他撰写《资本论》的过程：“这一切都是在英国博物馆进行的”，“我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英国博物馆里。”1863年5月29日与6月22日马克思致恩格斯信，分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46、354页。
根据《资本论》对人类生产活动之共性的分析，任何生产过程都至少包含两方面简单要素：一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二是劳动赖以进行的“生产资料”(第202页)。《资本论》的“生产资料”显然不是农业耕作的土地，不是工业所需的煤炭棉花，也不是公司银行等“资本”运营操作的现场设施，而主要是起源于“资本”生产方式的、以纸质出版物为载体的、与“资本”课题相关的文献资料。
马克思指出：在工业社会中，“一切产业部门所处理的对象都是已被劳动过滤过的劳动对象，这些对象本身已经是劳动产品”;例如农业中的种子作为劳动资料，“最肤浅的眼光也会发现它们绝大多数都有过去劳动的痕迹”(第206页)。这个分析也可移用于作为《资本论》分析对象的文献资料，因为这些文献资料已经包含了前人涉及“资本”对象的脑力工作。作为客观存在的“资本”现象，在这些文献资料中已经被先前的脑力工作“过滤过”，已被观念地表现于出版文献中。对于《资本论》生产过程来说，它们是“已经通过先前的劳动而发生变化的原料”(第206页)。马克思主要依赖英国伦敦博物馆的文献资料来从事《资本论》研究，这一事实意味着，没有这些相关出版物作为“生产资料”，他就不可能实际进行撰写《资本论》的“生产过程”。
这一事实在《资本论》完成形态中也留下了直接而鲜明的印记。据统计，《资本论》诸卷引用涉及近800本著作和蓝皮书文献等。[德]曼弗雷德·克利姆：《马克思文献传记》，李成毅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第277页。《资本论》第一卷是由马克思本人全部完成并校对付印，其中马克思本人标明的文献引注数多达270余条。根据中译编者所附参考文献目录，马克思直接引用涉及的文献资料有三类：著作类、报刊杂志类、官方文件(蓝皮书)类。基于《资本论》的“生产资料”主要是纸质出版物，笔者期望从这个角度考察《资本论》的生产条件，并由此解答：它为什么能够产生于英国这个“最典型地点”。
一、《资本论》创作与“最典型地点”的出版物
《资本论》引涉文献绝大部分出版于英国。就著作类而言，出版地涉及十多个国家(详后)，总计365种，其中英国出版者计223种，占总数的60%强。位居第二的法国59项，仅为英国出版数223种的26%。在英国出版著作中，伦敦出版者为199种，占英国出版数223种的近90%;其余10%的出版地点分别为爱丁堡、格拉斯哥、牛津、都柏林等城市。可见仅就《资本论》引用著作的出版地而言，英国已经是“最典型的地点”了。马克思撰写《资本论》所居住的伦敦则处于这个最典型地点的中心。
《资本论》贯穿使用的是“历史与逻辑的方法”，马克思从“资本”的细胞形态即“商品”开始分析，而商品现象早在古代已经出现，因而《资本论》引涉最早的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资本论》开首《商品与货币》篇就两次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商品观：“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第74页);“每种物都有两种用途”，一种是直接使用的“自然用途”，另一种是“为交换而存在的”(第103页)。这两个观点分别见于亚里士多德《尼科马赫伦理学》和《政治学》中。虽然亚里士多德著作早已存在，但是就马克思直接阅读的亚氏著作的文本而言，它们是1837年在英国牛津出版的《亚里士多德全集》(伊·贝克尔编)。换言之，就《资本论》生产过程中直接使用过的文献资料而言，它们是19世纪的出版物。但是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历史形式而言，它乃是欧洲近代产物。因而严格地说，作为“资本”现象之观念形态载体的文献资料，是近代以后才可能出现。如果说研究现实的经济形式尚可能采取实地考察的方法，那么要“历史”地把握该方式的发展过程，就必须而且只能依靠相关的历史文献(当时尚未出现影像产品)，马克思在搜集相关历史文献资料方面是不遗余力的。例如他1858年5月31日致信恩格斯请求帮助购买一本可能有参考价值的书：“这本书图书馆还没有，……也许它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新东西;不过我的理论良心不允许我不读这本书就写下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16页。恩格斯在1869年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传记提纲中写道：“马克思在自己尚未确信已经没有一本书他未曾读过之前……决不以系统形式发表自己的结论。”[德]曼弗雷德·克利姆：《马克思文献传记》，李成毅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77页。我们可以预设，如果将《资本论》引涉的文献资料按历时顺序编排，可望某种程度上获得关于“资本”主题的文献出版史概况。据此也可能切实认知，马克思是通过哪些文献资料来“历史”地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下面按《资本论》引涉所据文本的出版年代(世纪序)排列英国出版的相关著作类文献。
116世纪英国出版的相关文献《资本论》第1卷引涉16世纪出版文献计4部，另一部为德国出版的路德·马《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维登堡版，1540年。
著者文献出版时间
福特斯居·约《谈谈英国法律的优越性》1537年首次发表
斯泰福·威《对近来我国各界同胞一些抱怨的考察》伦敦版，1581年
哈里逊·威《英国概述》(载《编年史》第1、2卷)伦敦版，1587年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于15世纪末，《资本论》指出，最初的“世界市场”出现于15世纪末的意大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4页。)英国在16世纪开始出现这个“新兴生产力的产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6页。因此，《资本论》引用最早文献是出版于16世纪这一事实并非偶然;而其时相关文献稀少也正是当时该生产方式萌芽期的表征。上列3部著作都出版于英国伦敦，其中1537年的《谈谈英国法律的优越性》，触及的是15世纪生产方式特点，其时“人民的财富排斥资本的财富”(第786页)。1581年的《对近来我国各界同胞一些抱怨的考察》，被马克思引用说明的是“16世纪货币贬值”的社会影响(第812页)。1587年的《英国概述》被三次引用，其中之一为：
我们对照一下每一个骑士领地的旧财产的清单，就会发现，无数的房屋和小农户消失了;现在土地供养的人口少得多了;虽然有一些城市繁荣起来，但是很多城市衰弱了……城市和乡村为了作牧羊场而被毁坏，只有领主的房屋被保存下来。(第786页)
这段引文叙述的是英国骑士领地在中世纪末逐渐转变为新兴城市，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城乡之间巨大变化的过程。马克思是据此文献记载而了解英国最初“资本”历史形态的。
上列著作大多直接与经济学问题相关，少数著作虽非属于政治经济学，却包含着相关内容。例如《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为新教创始人路德的布道之作，马克思引用的是其中涉及货币买卖的内容：“路德把作为购买手段的货币和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区别开来。”(第155页)荷兰来顿出版的《动物界论》被马克思评价为“详尽无遗地论述了现代人口理论”(第677页)。意大利威尼斯出版的《现代——并不逊于过去思想的思想》，被引用的是其中记载机器发明引起劳动者恐慌的事件：“一台非常精巧的机器，它能同时织4～6条花边;但是由于市议会害怕这项发明会使大批工人沦为乞丐，因而压抑了这项发明，并让人将发明人秘密勒死或溺死。”(第468页)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对《论手工业者的疾病》及其译本之流传过程的叙述：
意大利医学教授拉马志尼1713年发表了自己的著作《论手工业者的疾病》，1777年该书译成法文，1841年又转载在《医学百科全书·古典作家》中。自然，大工业时期使工人患病的病例大大增加。参看《一般大城市特别是里昂城工人的生理卫生和精神卫生》(安·路·丰特雷医生编，1858年巴黎版)和罗·亨·罗哈奇《不同阶层、年龄、性别的人所特有的疾病》(六卷集，1840年乌尔姆版)。在1854年，艺术和手工业协会任命了一个工业病理学调查委员会。在“特威克楠经济博物馆”的目录中可以找到这个委员会所搜集的文件的目录。官方的《公共卫生报告》是十分重要的。参看医学博士爱德华·赖希《论人类的退化》，1868年厄兰根版。(第402页)《资本论》指出，最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是像霍布斯、洛克、休谟一类的哲学家，像托马斯·莫尔、富兰克林那样的实业家和政治家，而最早在理论上作出贡献的是配第、魁奈一类的医生。(第677页)
这段说明文字提到了该书的三个版本以及与其主题相关的四种后出书目，涉及的出版国有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英国。这表明马克思即便是在考察某一专门问题时，其文献视域也是超国别的。
与著作类的世界性分布相同构的是报刊杂志类的文献资料。《资本论》引涉后者总计35种，其中英国出版者22种(其中21种为伦敦出版)，分别为：《晨报》《晨星报》《工人辩护士报》《外交评论》《观察家报》《纪事晨报》《今日》《经济学家》《雷诺新闻》《麦克米伦杂志》《每日电讯》《派尔-麦尔新闻》《旁观者》《旗帜报》《旗帜晚报》《社会科学评论》《泰晤士报》《韦斯明斯特评论》《新莱茵报》《艺术协会杂志》《星期六评论》(以上皆伦敦出版)，《格拉斯哥每日邮报》(格拉斯哥出版)。
英国以外出版的报刊杂志数13种，分别为：《经济学杂志》《实证哲学评论》《巴黎革命》《德法年鉴》(以上巴黎)，《贝里卫报》(法国贝里)《民主周刊》《人民国家报》(以上来比锡)，《工人问题杂志》(柏林)，《纽约每日论坛》(纽约)，《圣彼得堡消息报》《欧洲通报》(圣彼得堡)，《孟加拉公报》(加尔各答)。
以上各种报刊杂志的出版地点首先是集中于英国，占总数的2/3以上，其余也主要分布于法国、德国、俄罗斯以及美国等欧美地区。报刊杂志较之专门的学术著作，其特点在于能够提供时间上更为迅速、空间上更为遥远的信息。在这个意义上，身居英国伦敦的马克思主要是借助它们的媒介及时地了解“资本”的动态变化。例如《资本论》“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一章，其分析对象包括1866～1867年期间英国发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而当时正是该书行将交付出版之际。马克思是通过报纸才及时了解该危机之发生与势态的。下面是他从当时伦敦《旗帜报》1867年4月5日报道中摘录的一个片段：
昨天在这个大都会的一角出现了一幅可怕的情景。东头的好几千工人虽然没有打着黑色丧旗成群结队地游行，但是这股人潮已经够吓人的了。让我们想想这些人受的是怎样的苦难吧。他们快饿死了。这是一个简单而可怕的事实。在这个不可思议的大都会的一个区，一边是旷古未有的最大量的财富积累，而紧挨着它的旁边的是4万个走投无路的行将饿死的人!(中略，第735页)
这篇报道中的“昨天”事件和场景在当时的专著文献中显然无法及时反映;虽然该事件发生于马克思居住的伦敦市，但是其具体场所的伦敦东头却离马克思居住的郊区相隔颇远。正如今天的城市居民如果不借助报刊等传媒就难以及时了解本地事件一样，如果没有报纸，居住伦敦偏远郊区的马克思未必能及时知道该事件。即便他能够直接观察或亲自参加该事件，至少在获取并加工该事件信息的过程中，其“必要劳动时间”的长度会大大增加。
《资本论》所引最边远地区的报刊是出版于孟加拉国加尔各答市的《孟加拉公报》。在“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一章的“协作”节，马克思分析英国殖民统治造成东印度地区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现象时，引用了来自该地区该报1861年7月22日的报道：
人们很难想象，在这个劳动力输出比世界上任何地区(也许中国和印度地区除外)都多的国家里，所发生的一种祸害竟是：找不到足够数量的人手来收摘棉花。结果是大量棉花在田野腐烂。由于在适当季节缺少劳动者，植棉者实际上不得不损失大量棉花，而这些棉花正是英国所十分渴望的。(第365页)
再如《资本论》第三版中，马克思补充了他在第一、第二版中未知的新材料，新材料得自于《泰晤士报》1873年9月3日一位英国议员对经济势态的分析：
如果中国成了一个大工业国，那么欧洲的劳动人口除非把生活水平降低到他们竞争者的水平，否则，我就不知道他们怎样才能坚持竞争。(第659页)
马克思根据他的这番议论，对英国资本的变化作了新的判断：“现在英国资本渴望达到的目标已经不再是欧洲大陆的低工资，而是中国的低工资了。”(第659页)
《资本论》引涉文献的出版地点广泛分布于“世界市场”的众多国别与城市。因此，英国这个“最典型地点”提供《资本论》创作的不仅是英国本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原料，而且包括英国本土以外的世界市场中的信息资料。如果说一个国家的信息生产和信息流通之发达程度与该国的物质生产水平具有同构对应关系，那么《资本论》生产过程中所享有的信息资料，归根结底也是得益于英国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换言之，身居英国伦敦的马克思之所以能够读到如此众多国别的相关著作，首先是依托了英国的发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条件，其次是依靠了伦敦这个现代大城市所特有的“世界市场”的流通条件。正是这种条件，为马克思《资本论》生产过程提供了其他国度和地区难以企及和媲美的、丰富而及时的“生产资料”。
三、《资本论》创作与“最典型地点”的官方蓝皮书
《资本论》考察焦点是工厂机器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依据主要来源于此);众所周知，其鲜明特征是基于工厂劳动者生存状况极端恶化的批判倾向。然而马克思本人很少直接调查工厂劳动者的生活状况。从《资本论》引用文献中足以判断，他主要是通过英国官方定期公开发布的、被称为“蓝皮书”的调查报告而了解把握的。《资本论》评价最高且引用最多的出版文献也是此类官方出版的“蓝皮书”文献。马克思高度赞扬：“其中有关于无产阶级生活条件的非常详细的调查材料”，“1850年以来，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没有受到过比这些蓝皮书更沉重的打击。”1866年7月21日马克思致恩格斯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2页。下面是《资本论》引涉的英国官方组织的“工厂调查委员会”部分文件的标题：
《工厂调查委员会·皇家委员会中央评议会的第一号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33年6月28日刊印)、《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1856年4月15日的质问》、《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1861年4月24日的质问》、《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1867年12月5日的质问》
这四篇调查报告标题中的时间，最早者1833年，最晚者于《资本论》初版的1867年，可见英国官方的工厂调查是作为制度而持续实施，该制度在马克思发表《资本论》之前至少持续存在了30多年。《资本论》引用1833年报告中的一段资料是：
现时工厂制度最大弊病，在于它必然把儿童劳动延长到成年人工作日的极限。克服这个弊端的唯一办法，看来就是实行儿童分两班做工的方案，而不是去限制成年人的劳动，因为那样造成的弊端比要求消除的弊端更大。(第309页)
这段文字大体可以表明，“工厂调查委员会”的基本意图是为了消除工厂劳动中的“弊端”。这个意图与马克思的期望大体相近。
《资本论》引用率最高的是《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达30余份之多。其中最早的一份是1842年出版，最晚的一份是1867年出版。其起迄时间的跨度与《资本论》撰写过程的时间大体相吻合(马克思最早的经济学著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类蓝皮书出版时间为每半年一期，这意味着其调查具有及时性，马克思借此可以定期了解和随时阅读其调查结果并了解新近发展动态。《资本论》引用最新的该蓝皮书计5次，其中一段是署名罗伯特·贝克的英格兰工厂视察员调查爱尔兰情况所见个案：
我最近视察爱尔兰北部的时候，看到一个熟练的爱尔兰工人靠自己少得可怜的收入尽力使自己的孩子受教育，这件事使我深为惊讶。约翰逊说：我是一个清棉工，从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从早上6点干到夜里11点;星期六下干到下午6点，有3个钟点的吃饭和休息时间。我有5个孩子。我每周劳动的收入是10先令6便士;我的妻子也做工，每周挣5先令。我们有三个孩子上学，每人每周花费1便士。我们的房租每周9便士，泥碳和燃料每周至少也要1先令6便士。(中略，第777页)
马克思引述后仅作简要点评：“这就是爱尔兰的工资!这就是爱尔兰的生活!”马克思对此报告的真实性显然深信无疑，他是据此了解和评判与伦敦隔海而居的爱尔兰岛上工厂劳动生活的。马克思引用工厂视察员报告中也有相反情况，例如一位把缩短工厂劳动时间的措施称为“祸害”的苏格兰工厂视察员，马克思批评“他与英格兰的工厂视察员相反，已完全为资本主义思维方式所俘虏。”(第345页)但是在马克思引用资料中，这种“相反”情况不多。
《资本论》揭露工厂劳动最痛切之处在于对童工劳动的描述与分析。这方面的资料来源也主要是依据官方调查。马克思直接引用过的至少有：
《联合王国儿童劳动调整法案委员会的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32年8月8日刊印)、《限制工作日的长度和禁止雇佣十岁以下儿童做工的法令》(1853年伦敦版)、《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第1～6号(1863～1867年，伦敦版)等三种。
从标题中“限制”、“禁止”的关键词可见，该类调查是旨在限制乃至禁止使用童工从事劳动。上列调查报告进行和完成的时间跨度为1832～1867年，其间历时30多年。这表明当时英国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是持久关注着童工现象。
英国官方蓝皮书中还有从“公共卫生”专业角度的系列调查。《资本论》引述的有《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的报告·第3～8号》(根据下院决定刊印，伦敦版1861～1866年)。这类调查报告的执行者都是专业医生，其中所引汉特医师一项报告中“调查过5375座农业工人小屋”(第751页)，另一位担任主编的西蒙医师写道：
虽然我的职务上的观点仅限于医学方面，然而最普通的人道不允许我忽视这种灾祸的另外一面。……如果想让处在于这种环境下的人们在其他方面努力向上，追求以心身纯洁为本质的文明气氛，那是绝对无望的。(中略，第723页)
可见作为调查员的医师，他们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灾祸”方面，其人道感与马克思的批判倾向可谓一致。
就《资本论》引用官方蓝皮书文献所涉范围而言，它们遍及各行各业。例如：《爱尔兰农业工人状况·答可尊敬的下院的1861年3月8日征询》、《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第二次报告》(1863年，伦敦版)、《矿山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66年7月23日刊印)、《皇家铁道委员会·委员们的报告》(1867年，伦敦版)等。从标题可见，调查范围涉及农业、面包业、矿山业、铁路业等多行业。《资本论》所引关于矿山妇女劳动状况的一段引文，其中所涉文件编号达千位数以上：
虽然1842年以来已经不再在井下使用女工，但是她们仍被用来在井上装卸煤炭等物，把煤桶拉到运河边和火车旁，选煤等。最近3～4年来使用的女工大量增加。(第1727号)这些女工大多数是矿工的妻子、寡妇和女儿，年龄从12岁至50、60岁。(第647、1779、1781号)(第545页)
《资本论》引用的官方蓝皮书广泛涉及英国社会经济各方面，例如：《我们英国羊毛业的诉讼案·索美塞特郡大陪审团的陈述：敬呈议会》(1685年，伦敦版)、《王国谷物法情愿特别委员会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14年7月26日刊印)、《上院秘密委员会受命研究商业危机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48年7月28日刊印)、《剑桥大学委员会·皇家委员调查剑桥大学课程和收入等状况的报告》(1852年，伦敦版)、《食物等搀假调查特别委员会第1号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55年7月27日刊印)、《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57年7月30日刊印)、《联合王国从1846年至1860年的15年简要统计一览》第8卷(1861年，伦敦版)、《英国出生、死亡和结婚中央注册局局长第22号年度报告》(1861年，伦敦版)、《法律执行情况调查委员会关于流放和徒刑的报告》(1863年，伦敦版)、《联合王国的各种统计材料》(1866年，伦敦版)、《联合王国从1846年至1860年的15年简要统计一览》第13卷(1866年，伦敦版)、《关于工业和工联问题同女王陛下驻外公使馆的通讯》(1867年，伦敦版)、《工联及其他团体的组织和章程调查委员会第10号报告，附证词》(1868年，伦敦版)等。这些官方文件最早者是1685年，最晚者1868年，时间跨度近两个世纪。由此不难想见，可供马克思阅览的官方文件数远远超过马克思实际引用过的数量。
《资本论》引用的“蓝皮书”不仅数量众多，而且通常是一个文件多处引用;短则数行，长则整页乃至以上;《资本论》不少页码中，页底引注的篇幅常常超过正文叙述的篇幅，有的章节的正文叙述主要是借助引用这些资料而构成(例如“工作日”章)。因此，仅从引用数量和频度就不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些蓝皮书文献，《资本论》至少在篇幅容量上会大大缩水，不会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巨著规模。
《资本论》所引的这些官方文献表明，当时英国政府(女王和议会等)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冲突不乏直面关注、深入调查、积极改善的努力。诸如《工厂视察员报告》《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公共卫生报告》等系列文献说明，英国官方的积极努力已经实施为常规的制度性措施。没有这些措施，就不可能有这些及时反映、定期出版的调查报告;马克思撰写《资本论》所据以分析论证的文献资料难度也会大大增加。
《资本论》引用的官方文献还表明，具体承担实施调查任务的工厂视察员、公共卫生医师等，其中不乏具有责任感、同情心和人道意识的人士。没有他们的敬业、诚实和努力，至少他们调查报告的真实性会大打折扣，从而《资本论》的引用文献、马克思的观察分析也就缺乏真实依据。
《资本论》所引蓝皮书文献是公开出版物，并且是英国官方批准的公开出版物，其中有些直接标明“根据下院的决定刊印”;甚至包括《上院秘密委员会受命研究商业危机报告》这类机密文件(第954页)。这表明，当时英国官方掌握的政治经济状况的资料对公众具有相当公开性和透明度。如果说没有这种公开性和透明度，英国的一般公众就难以知情，而身为英国侨居者的德裔学者马克思就更不可能读到这些出版文献。
余说
马克思《资本论》初版序言中将其祖国德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条件与英国作过比较，他指出，差别不仅在于德国经济发展落后于英国，更在于德国官方的态度和提供的研究条件与英国难以比肩而语：
德国和西欧大陆其他国家的社会统计，与英国相比是贫乏的。然而它还是把帷幕稍稍揭开，使我们能够看见美杜莎的头。如果我国这帮政府和议会象英国那样，定期指派委员会去调查经济状况，如果这些委员会象英国那样，有全权去揭发真相，如果为此能找到象英国工厂视察员、编写《公共卫生》的医生、调查女工童工受剥削的情况以及居住条件和营养条件等等的英国调查委员那样内行、公正、坚决的人们，那么，我国的情况就会使我们大吃一惊。柏修斯需要用一顶隐身帽来追捕妖怪，我们却用隐身帽紧紧遮住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第11页)
这里不仅赞扬了英国工厂视察员及公共卫生医师们的“内行、公正、坚决”，而且也率直表达了对保障前者“有全权去揭发真相”的英国现代制度文明的某种赞赏。我们结合《资本论》大量引用英国政府出版的调查报告文献等可以推断，当马克思说这番话时，对他侨居英国伦敦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典型地点”，应该是怀抱某种钦敬乃至感激之情。
作为精神生产的《资本论》创作必须相应的“生产资料”，《资本论》课题所需“生产资料”主要来自英国出版物及伦敦博物馆免费提供的各种纸质文献。侨居英国的德裔学者马克思之所以能够阅读、研究、享用这些出版文献，是基于后者所由产生、汇聚和流通的先进文明因素。英国不仅是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典型地点”，而且也是马克思当年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理想场所。如果说《资本论》作为精神产品而具有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内涵与价值指向，那么它唯独在英国才可能创作问世的事实也足以表明，所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典型地点”，同时也可能是认知、批判并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典型地点”。《资本论》命题之一为：“资本主义生产与某些精神生产部门相敌对，例如与诗歌与艺术相敌对。”这个命题的深刻性是基于辩证法。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96页。关于该命题的“相敌对”方面，参见拙文《“资本主义生产与某些精神生产相敌对——关于马克思一个诗学命题的思考》，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7辑，刘纲纪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魏策策
作者：陆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