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术资本主义研究论文（共8篇）
篇1：国内学术资本主义研究论文
作为高校与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的产物，学术资本主义意味着学术能成为一种资本，学者可以利用学术创造经济、社会价值。学术资本主义影响了大学的传统理念和治理结构，引发了大学的系统变革。尽管学术界对学术资本主义不乏争议，然而更多的学者认为学术资本主义的不但存在，而且已开始蔓延。
试论情感语言节目主持人万峰、钟晓的语言特点基于园本课程开发背景下研究教师教育理念的形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护理相关因素分析及对策试析价值多元化背景下学生价值观的引导试论高等职业院校高等数学课程改革争议试论中职《外科护理学》的情境式教学试析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问题研究经济学和经济法基础课程融通教学小针刀治疗颈椎病疗效观察手术侧卧位适宜度的研究
从发表时间来看，主要集中在近5年，2007年2篇，2009年和2010年各5篇，2011年16篇，2012年13篇，2013年和2014各19篇，2015年8篇。从研究机构和作者来看，排前三的机构分别是：华中科技大学(8篇)，武汉大学(6篇)，东南大学(5篇)。发文较多的作者有东南大学张静宁(5篇)，武汉大学殷朝晖(3篇)和华中科技大学丁亚金(3篇)。从发表期刊来看，主要集中在教育类期刊，核心期刊比例高达51%，其中《江苏高教》占8篇，《高教探索》占7篇。本文将从3个方面就国内学者对学术资本主义的研究进行梳理。
一、学术资本主义的由来和内涵
(一)“学术资本主义理论”的由来
美国学者斯劳特和莱斯利的《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政策和创业型大学》(1997年)一书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4国公立高校为例，首次系统阐述了“学术资本主义”的概念、成因、理论依据和结果等，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学术资本主义理论的经典文献。斯劳特等人将“院校及教师为确保外部资金的市场行为及类似市场行为”界定为学术资本主义 [1]。根据这一概念，高校专利的获得及转让和使用、联合办学、校企合作、捐赠基金等均属于学术资本主义范畴。随后，斯劳特和雷兹又出版了《学术资本主义与新经济：市场、政府和高等教育》(2004年)，重点关注市场导向的大学行为和大学能力提升的内在关系。目前国内学者关于学术资本主义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以斯劳特等人的学术资本主义理论为理论基础，有的学者还针对斯劳特《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政策和创业型大学》一书的内容进行了全面解读(潘发勤，2009;李木州，2011;肖绍聪，2012;唐俭欣，2013)。
学术资本主义的产生既有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外部环境因素影响，也有自身发展的内部要求。斯特劳基于资源依赖理论，从经济全球化和政府政策的角度分析学术资本主义的产生原因。朱丰良(2012)博士论文对斯特劳的学术资本主义理论进行了批判和重构，认为学术资本主义产生的首要原因不是政府削减了高等教育经费，而是由于知识的指数型增长导致资源需求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2]。
(二)学术资本主义的内涵
国内对学术资本主义的内涵理解不同，褒贬不一。除了认为是一种理论外，也有学者认为是一种管理模式、一种理念或一种现象等。如王正青(2009)认为“学术资本主义是一种市场导向的知识生产与转化方式，是一种基于专业化理念的大学组织与管理模式，是一个影响大学及其成员身份定位的文化系统”[3]。易红郡(2010)认为“学术资本主义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理念”，已经成为大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4]。也有学者强烈批判了学术资本主义，如李涛(2011)把学术资本主义比喻为“一场被资本意淫的政治狂欢”，阻碍了学术创新，导致文化也成为一种伪学术制造的时尚工业[5]。陈志利(2011)认为“学术资本主义是学术与资本畸形的婚前体验”，偏离了“人的发展”的目的，脱离了大学的本真[6]。
二、学术资本主义对大学的影响
相对于学术资本主义内涵的论争，关于学术资本主义会给大学带来什么影响的话题更受到国内学者的普遍关注。
(一)学术资本主义对大学传统文化的影响
一些学者认为大学不是企业，学术资本主义的市场化冲击了大学文化传统，影响了大学的学术至上、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如杨东平(2014)《大学之道》一书，分析了学术资本主义的市场导向伤害了大学自由，影响了大学的学术生态[7]。余小茅(2011)从一个人文学者的角度呼吁要理性面对学术资本主义的扩张，捍卫大学精神，坚守学术的高贵品质[8]。王英杰(2012)认为学术资本主义和大学行政化的叠加造成了大学文化传统和价值的失落[9]。叶晖(2012)从知识论的视角对学术资本主义进行了解读，认为“应用研究不能代替基础研究，职业训练不能代替通识教育，科学专利不能代替公共传播”，学术资本主义是对大学核心使命的冲突[10]。董志霞(2013)分析了学术资本主义对“学术至上”、“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传统理念的侵袭[11]。
也有学者持不同态度，认为学术资本主义与大学传统并不矛盾，如李宁(2014)认为学术资本主义加速了知识更新和成果转化，进入市场并不意味着放弃传统的学术信念，学术资本主义是消融象牙塔与社会之间壁垒的积极形式之一[12]。
(二)学术资本主义对大学治理结构的影响
一些学者认为在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大学应该走出象牙塔，有责任利用知识为社会服务。学术资本主义对大学的治理结构提出了新要求，使高校更加紧密地适应知识经济的变革。如温正胞(2011)认为“创业与创业精神正在成为大学价值体系的新元素”，学术资本主义引发了大学组织结构的变革，越来越多的大学在向创业型大学转型[13]。丁亚金(2012)认为面对学术资本主义，大学应分享治理权，构建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大学治理模式 [14]。谢艳娟(2014)认为学术资本主义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和合法性，扩大了大学治理结构的“市场”主体，推动内部治理矛盾转移到外部治理矛盾，拉动着治理权力向治理结构顶层和基层延伸[15]。
学术资本主义不仅打破了校内学科专业发展的平衡状态。同时，高校之间也容易热门专业重复设置，缺少特色。徐斯雄(2011)通过对近5年高校的专业设置数据的统计指出：“学术资本主义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高校专业设置的趋同，还削弱了基础理论的研究，弱化了大学的人文教育。”[16]
(三)学术资本主义对大学学术研究的影响
无论是学校层面出于办学经费的考虑，还是因为教师个人经济收入的驱动，市场化对学术研究领域都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对整个学校的学术发展都有影响。刘爱生(2012)认为面对“求是”或“求利”，中国大学的学术研究一边倒地偏向“求利”[17]。易红郡(2010)认为，在学术资本主义背景下，“不仅大学优先关注的研究领域发生了改变，学术研究的操作方式、主导价值观，乃至其核心理念都发生了变化”[18]。唐晓玲(2009)认为“学术资本主义对大学科研的发展格局、科研活动的组织与管理以及科研人员的身份定位都产生了影响”[19]。张静宁(2013)介绍了美国学界把学术资本主义纳入教师学术评价体系的争议，认为中国需要接纳市场对学术的引导，减轻政府对科研的强势管理[20]。
(四)学术资本主义对教师和学生的影响
学术资本主义直接造成了教师的收入差距，从而间接改变了其角色、地位和价值观。钱志刚(2013)认为学术资本主义使大学教师角色从学者转变为创业者。参与学术资本主义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提高了教师的地位，教师的价值观也从知识导向转向了市场导向，导致了不同学科、任务和资质的教师群体的分化[21]。张静宁(2014)基于建构主义分析，认为学术资本主义并没有危及教师的学术身份，其赋予了学术身份全新的内容，教师能在新的情境中做出判断并积极应对[22]。孙冬梅(2010)认为高校教师“正逐渐摆脱以‘学术研究’价值观，转向以‘学术研究’价值观为主导，同时关注社会服务、经济发展、社会关系等多方面的‘多元化’价值体系” [23]。
学术资本主义对学生的入学机会、师生关系和就业创业等也产生了影响。张萍(2013)认为学术资本主义增加了学生的入学和留学机会，转变了学生的角色和师生关系，提供了更多创业和研发机会[24]。王艳(2014)认为学术资本主义使学生从单纯的学习者变为核心顾客，师生关系也转变为“师徒”关系，影响了大学生的就业[25]。龚雪(2012)结合问卷调查，认为学术资本主义作为市场化的知识生产模式对我国研究生教育中的师生关系产生了影响[26]。殷朝晖(2014)分析了学术资本主义视域下的美国研究生创业生态系统，认为学术资本主义转变了美国研究生的角色，为其创业营造了良好的内外部环境[27]。
三、学术资本主义的应对策略
尽管存在争议，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学术资本主义已成为一种趋势，应以中立的态度理性认识，通过政策导向平衡市场与大学的关系，避免大学过于商业化。
(一)理性认识学术资本主义
钱志刚(2013)认为，学术资本主义视域下的大学不可能完全生活在象牙塔内，但也不能成为纯粹追逐利益的机构。“学术资本主义的目的是在促进知识转化服务社会的同时更好地反哺大学自身，不能以手段代替目的”[28]。张维红(2011)认为学术资本主义的争论归根结底是大学价值是否中立问题。学术资本主义是大学在新的历史阶段的无奈选择，或许能成为解决目前中国高校经费不足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29]。
不同于西方大学，中国大学尚未形成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的大学传统，却深受“官本位”传统文化影响，又要直接面对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冲突，面临的挑战更大。王凌峰(2014)认为，中美学术资本主义现象相同，但原因却有很大不同。中国大学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过于行政化，不完善的考核机制对人文学科和基础研究带来的负面影响远高于市场冲击[30]。
(二)建设创业型大学
面对学术资本主义的新语境，大学应如何通过变革寻找平衡点。“创业型大学”是与“学术资本主义”紧密联系的另一个核心概念。一些学者提出了建设创业型大学的变革之路。如温正胞(2009)认为创业型大学已成为大学新范式，“以学术资本主义为内在动力的创业型大学以其独特的组织特性，宣告了大学与社会新型关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31]。苏晓华(2011)认为创业型大学的诞生和发展是部分大学适应生存环境的结果，并分析了市场化生存模式[32]。刘叶(2011)认为建立学术导向的欧洲创业型大学模式应成为中国大学的理性选择[33]。
建设创业型大学不限于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也可以尝试。目前国内已有一些学校开始建设创业型大学或成立创业学院，如福州大学、内蒙古大学、浙江农林科技大学、义务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等。2013年10月，浙江农林大学承办了一次全国性的关于创业型大学建设的高峰论坛。教育部马陆亭、浙江大学邹晓东、浙江农林大学宣勇和付八军等专家学者在会上讨论了学术创业的问题，肯定了创业对学术的价值，认为创业是激活高校学术的心脏。厦门大学邬大光认为创业型大学现象本身就是一种理念和精神，也是一种制度和机制，还是一种文化和生态，更是一种可操作的行为[34]。不同国家的创业型大学具有不同的特征，创业型大学的本土化研究和建设刚起步，任重而道远。
四、研究的启示和展望
国内学者对学术资本主义研究涵盖了国外相关理论的解读、学术资本主义的具体影响后果和应对策略3个方面，在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对后续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现有研究的启示
1研究视角：学术资本主义理论的借鉴和批判并存
不管把学术资本主义作为理念、现象还是模式，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学术资本主义已经存在或成为必然趋势，对学术资本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价值判断和立场选择上。学者们主要借鉴斯特劳的学术资本主义理论研究框架，对学术资本主义进行丰富和拓展研究。我国学者对学术资本主义经典理论的研究已经从照搬转为批判性反思。朱丰良(2015)系统梳理了“学术资本主义理论”、“知识生产模式理论”、“企业型大学思想”、“高等教育商业化思想”、和“创业型大学理论”5大学术资本主义研究流派的主要观点，站在更高的角度认识学术资本主义，拓宽了学术资本主义的研究视角[35]。
2研究内容：学术资本主义的本土化思考不足
国内学者对学术资本主义的研究以介绍西方理论，借鉴西方国家大学变革为主，重介绍轻比较。也有学者结合中国具体情况，分析了学术资本主义和行政化对当前高校的双层影响，不断反思中国学术资本主义现象的深层原因。总体而言，结合中国实际对学术资本主义进行深入研究的甚少，国内学者更多的是在默认学术资本主义存在的前提下，开始把研究焦点转向寻找大学在新时代的变革之路，如创业型大学的研究和实践成为近两年的研究热门。
3研究方法：定性思辨分析为主，实证研究不足
国内学者对学术资本主义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对宏观问题定性分析的层面上，以理论思辨为主，缺乏实证研究。目前尚未有关于教师和学生微观层面的调查研究，也没有学校中观层面的案例调查。
(二)研究展望
在学术资本主义问题上，迫切需要加强中国的本土化研究。诸如以下问题中国高校学术资本主义的具体影响有哪些?面对创业成功率低的客观事实，中国学术资本主义的风险又由谁承担?除了增加市场创收，还有没其他途径解决中国高校的资金不足问题?中国高校的去行政化道路坎坷，高校如何立足国情，从自身建设出发积极应对学术资本主义带来的挑战和机会?建设创业型大学是高校的必然选择吗?学术资本主义本身无对错，不同的利益会有不同的立场，重要的是如何把握其内在影响机理，利用其为高校自身和社会发展服务。尽管中国高校主要由政府的财政拨款，然而办学资金紧缺问题也很普遍。高校不能只依赖政府，应该自谋出路。除了建设创业型大学，学术资本主义可以迫使高校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未来高校之间的联盟和资源共享将是必然趋势。数字化的学习资源以其便利性和经济性，必会成为高校的重要选择，进而还会带来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的重大变革，这些都有待后续研究和思考。
篇2：国内学术资本主义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近年来，各级政府对生态环保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视，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应对生态环境恶化的措施。在此背景下，我国生态投资逐年增长，在控制环境污染、保护自然生态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我们同时也看到生态投资主体单一，政府生态投资存在着投资质量不高、重复建设严重、投资效益差、监督管理不力等，同时引发难以筹集用于生态投资的资金等问题。政府无法对项目总投资进行有力的控制，管理弱化，投资效益低下，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和市场机制的深入发展，探索新的生态投资项目管理模式已势在必行。
关键词：生态投资 环保投资 生态补偿
从国内外的实践来看， 生态问题是颇费物力和经历的。建设时不考虑生态问题， 省了小钱， 待日后产生了问题再去治理， 就要花大钱付出高昂的代价。因此提高生态投资效益，可以在实现原定生态目标的前提下， 节约生态投资， 腾出更多的资金来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也可以用同样多的生态投资， 取得较多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有利于实现生态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本文通过综述国内外各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成果，期望能为生态投资的研究提供更多的帮助。
一、国内研究综述
生态投资是生态研究领域内的新课题，目前我国理论界对它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系统。但是与生态投资有关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有关部门和专家对生态投资相关课题发表了一些论着，如张福庆，董唤霞发表了《科学发展观催生生态投资建设理念》，针对传统的经济发展建设模式， 提出经济发展应建立在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内容的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 走生态投资建设之路，以实现“五个转变”和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协调统一的本质内涵。该论文侧重于号召有关部门发展常规投资的同时注重生态环保的投资。汤尚颖和徐翔发表了《准确理解生态投资的内涵》，文章指出随着环保投资的界和内涵不断延伸，环保投资的概念也将演变为“生态投资”环保投资及生态投资的内涵。在区分了环保投资和生态投资的内涵之后，指出生态投资从范畴上看应包含： （1） 生态环境保护投入；（2） 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投入；（3） 生态产业投入。马国强发表了《生态投资与生态资源补偿机制的构建》一文，明确了我国现阶段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生态投资模式， 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 尽快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投资与生态资源补偿机制。文中首先分析了我国的生态环境与资源承载力，论述了我国目前的生态投资状况和以政府为主导的生态投资模式选择的必然性，之后在对比国外生态投资与生态资源补偿机制的实践经验和我国目前面临的困难的基础上，提出我国生态投资与生态资源补偿机制的构建的一些建议。牛荣在《论西部生态投资补偿方式》一文中，在分析生态投资补偿的含义和探讨进行西部生态投资补偿必要性的基础上， 提出应以政府补偿为主， 采用多样化的补偿方式， 来解决西部生态建设投资不足的问题。此外，由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简称“国合会”）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共同公布的《中国生态足迹报告》中也分析了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的诸多现状，提出了增强生态投资的一些途径和具体实施方法。
通过上述有关学者的相关论文和有关部门发布的官方报告可以得知，目前我国学者对生态投资的研究主要是依附于对环保投资的基础之上，虽然针对有关的生态投资内涵，以及生态投资的补偿机制等有了专门性的论述，但是并没有形成有关生态投资研究的学术体系。大多数研究都只是针对生态投资课题的某一方面，而没有一个全面的综合性的研究。所以理论研究虽然有了一定的进步，但并不能满足我国生态投资日益发展的需求，因此，有必要对生态投资课题进行一个系统的综合研究。
二、国外研究综述
由于西方进入现代化比我国要早很多，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早已经历了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并且已经采取了相关的措施来加以保护。其中对于生态的投资，也较之我国早了很多。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生态经济学中，已经注意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如美国的莱斯特？R?布朗在其《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一书中就在分析了经济发展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危害之后，提出了新型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并最终得出要通过降低生育率以稳定人口、调整经济的手段（包括财政引导、税负转移、补贴转移、许可证交易和对财政调整的支持等）、加速国家、企业和个人的转变等来改善现在的生态环境，保护所有生物共同的家---地球。书中其实就涉及到了生态投资的主要议题：生态投资的来源，生态投资的多样性和生态投资的方向。加拿大学者布莱恩？纳特拉斯， 玛丽？奥特梅尔着有《与虎共舞：环保导向带来企业成功》一书，介绍了公司、政府、非营利组织中的个人和群体如何在满足持续财务绩效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要求的同时，加大对自然生态保护的重视，投资于生态环境，承担更大的社会和环境责任。
而具体的关于生态经济的学说，国外和国内一样，也是从环保投资中引申出了生态投资的概念或是就认为环保投资和生态投资是同一个内涵。如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提出，环保投资包括：（1）环保设备的投入；主要是指“三废”处理和污染控制设备的投入，用于自然保护和提高城市环境舒适性的设施投资；（2）环保服务投入；（3）洁净技术和洁净产品的生产投入。而这三个方面实际上包含于生态投资的诸多领域。西方国家对于生态投资的研究更多的是在实践中去体现，发达国家中，瑞士生态环保投资主要由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家庭三部分承担，三者的比例大致相当。在投资方向上，废弃物的管理花费最大，占整个环保投资的1/3 强，空气和水污染的防治费用次之，各占25%左右。而加拿大则设立了环保开支账户（EPEA） 作为环境和资源账户体系（CSERA） 的一个分支，其范围包括发生在污染治理和控制、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和栖息地的恢复、环境监视、环境评价和环境审计、土壤改造等方面的费用，但是，提高健康水平、美化环境等方面的费用则不包括在内。其投资的.主要方面有：（1）关于环保的家庭开支。家庭环保开支是指居民对控制和减少日常生活对水、空气和土壤的污染而支付的费用。（2）政府对环保的现金和资本支出，包括中央政府之间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转移支付。（3）商业资本运营对环保的支出。而意大利对环保投资的分析以账户的形式反映在区域和地方两个层面上并影响着环境政策。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已着手对环境税进行研究和实践。美国生态环保产业通过联邦和州政府的公共财政支持、发行市政债券进行市场融资、企业自筹和公私合作（PPP）模式筹集更多的资金。而日本则通过建立财政投资于贷款项目基金、政府金融机构支持融资、会计预算和非政府组织（NGO）的融资来满足其生态投资的需求。
目前已有的研究认为生态投资概念是由环保投资概念演化而来，在大力提倡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建设的新形势下，环保投资的范围界定具有难以克服的缺点，主要表现在：忽视了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资源开发和保护”活动；忽视了生态产业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难以真实反映生态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等。但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如何解决我国新时期生态投资不足的问题，并没有得到重视，因而，本文的着重点之一就在于剖析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如何扩大生态投资的多元投资体系加以探讨。
从以上国内外环境保护的理论讨论来看，生态投资的范围并不统一，各国的情况各不相同。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视角下，重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实现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方向，为了保证我国社会沿着这个方向顺利发展，必须深入对生态投资的研究，进而能够准确反映生态投资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及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综合生态投资的研究现状不难看出，关于生态投资的研究开始的时间并不长，对于生态头的定义众说纷纭，还没有统一定论；关于生态投资的研究课题比较分散，缺乏系统性，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需求结合不够紧密；国内研究只是单纯的理论研究，缺乏对现实社会指导作用的研究，对于这些都有待更多学者的努力。
参考文献：
萨缪尔森、诺德豪斯，萧琛等译：《经济学》 （第16版），北京华夏出版社
龚玉荣 沈颂东：环保投资现状及问题的研究.工业技术经济。.2
陈克新：环保投资：筑就金融海啸防波堤.中国经济导报。 .2.5
程雪莲 宋慧云：对中国现行环保投融资现状的反思.云南地理环境研究。.1
篇3：国内学术资本主义研究论文
一文科类学术型研究生学术能力的内涵
(一) 系统说
系统说认为, 学术能力实际上就指专门对某一学问进行系统的哲理或理论研究的能力。[1]持这一论点的主要代表肖川, 认为学术能力包含问题的发现与提出的能力、文献的收集与整理的能力、概念的生成与厘定能力等六种能力, 最终形成学术洞察力、培养学术鉴赏力并提高学术判断力。有学者分析官方文件中规定的研究生需要培养的能力, 认为学术能力涉及与学科、研究以及时间三个维度相关的能力。[2]同样持系统论的学者王雪梅, 把英语专业研究生的学术能力归纳为认知习得能力、专业知识拓展能力和学术研究能力。[3]
(二) 科研说
国内许多研究倾向于把学术能力等同于科研能力。学者孟万金在对研究生科研能力结构要素进行调查研究时, 发现文科研究生基本科研能力结构要素按重要程度由大到小排序前5项依次为创新能力、言语表达能力、语言理解能力、逻辑推理能力、感悟力。[4]在此基础上, 陈木龙在进行研究生科研能力结构模型的构建及胜任特征分析时, 把研究生基本科研能力结构简化为八个要素, 分别为成就欲、自主监控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等。[5]两位学者对研究生学术能力的理解都偏重于科研能力, 此外, 陈木龙认为成就欲和自主监控能力也属于研究生的学术能力范围。
(三) 学习力说
有学者倾向于学术等同于学习, 认为研究生要提升学习力。有学者提出衡量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和硕士学位“含金量”的主要标准之一是研究生的学习能力。[6]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 研究生学习力包含:学习动力, 即研究生进行学习的源动力;学习毅力, 即研究生能否持之以恒地学习;学习能力, 即研究生开展学习的主客观条件的总和;学习转化和创新力, 即研究生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物质财富或精神财富并在此基础上获得突破的能力。[7]学习力是一种动态的、发展的能力[8], 它强调研究生学术能力的提升要依靠内外因的共同作用。
(四) 感悟说
有学者把学术能力归结为一种对学术的感悟力。徐杰舜教授认为这种学术能力包含动手能力、沟通能力、参与能力、语言能力、观察能力、概括能力、提炼能力、升华能力、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等十种能力。[9]他认为, 这十种能力要作为研究生的基本素质进行培养和锻炼。
(五) 梳理创新说
目前国内学者对研究生“学术能力”的界定和研究越来越聚焦, 从系统说到科研说, 从科研说到学习力说, 从学习力说再到感悟说, 囊括性逐渐变弱, 针对性逐渐变强, 研究边界逐渐缩小, 研究深度逐渐加强, 如图1。结合以上系统说、科研说、学习力说和感悟说, 笔者认为文科类研究生学术能力实质上就是在具备基本专业素养的基础上所延伸出的逻辑梳理能力和创新能力, 即“梳理创新说”。梳理能力是指在专业课学习基础上阅读相关书籍和文献, 然后结合自己的理解, 梳理成册, 以便自我学习和总结, 同时为自己以后的学术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创新能力是指在梳理能力的基础上, 理论结合实际, 培养创新能力, 发挥创新能力, 开拓学术新领域, 找寻学术新方法。
二文科类学术型研究生对学术能力的态度和认识
(一) 文科类学术型研究生学术能力因素特征
有学者指出, 文科研究生应认识到人文学科研究的文化特征:第一, 在认识世界的方式上, 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有“体知”和“认知”的区别;第二, 在研究路径和方法上, 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有着解释与实证的不同;第三, 在研究的目标指向上, 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有着应然与实然之别。[10]
由于学科特点等方面的差异, 文、理、工三科研究生学术能力相关因素的重要程度有所侧重, 孟万金、陈木龙的调查显示, 研究生群体对待学术能力因素的态度与导师群体略有不同。孟万金和陈万龙的调查结果分别如表1、表2所示。
综合表1和表2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 由于文科研究中定性、思辨性研究占主要部分, 所以语言理解能力、逻辑推理能力成为文科研究生明显区别于理科和工科的能力要求。但是孟金龙对研究生导师的调查结果是创新能力对文科、理科、工科都是最为重要的学术能力要素, 陈木龙以研究生为对象的调查结果显示, 科研创新能力对于工科、理科更为重要, 文科最弱。
(二) 文科类学术型研究生的学习动机外化
清华大学课题组面向全国研究生的调查显示, 相当高比例的研究生缺乏针对学科或者科研的内在学习动机, 研究生“希望今后从事学术研究”的占27%, “求职或晋升”的占58.41%。[11]来自对北京市属高校硕士研究生调查分析也显示, 从入学动机来看, “就业压力”是一半学生选择攻读硕士学位的首要原因, 选择“学术兴趣”的仅占不足1/3。[12]许多研究生取得文凭是其选择进行研究生学习的目标, 以使自己最终在就业市场中拥有更高更有利的地位, 从而获得更高薪酬。李志所做的《高校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术观的实证研究》发现, 研二、研三的学生与研一的学生相比, 学术研究目的逐渐功利化。研究生学习的动力主要应来源于对专业学习与研究浓厚的内在兴趣, 外化倾向的研究生学习动机应当得到正视和纠正。
(三) 文科类学术型研究生自主性学习意识弱化
研究生的学习属于高级学习, 自我监控的、深入的思考与积极参与时间是关键, 外部的指导在只是内化与创新中仅仅起到辅助作用。[13]然而, 在实践中, 我国研究生自主学习意识不足,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学习自主意识逐渐淡化;二是自主学习目标出现游离;三是自主学习能力逐步弱化, 简单移植, 简单揭示表面现象, 简单延伸, 简单推理。[14]种种调查数据和研究都表明, 研究生群体自身已经越来越偏离研究生教育的轨道, 自主性的弱化必然导致对待学术态度的偏差和学术能力的下降。
三提升文科类学术型研究生学术能力的对策
文科类研究生在学习中存在诸多困境, 如缺乏问题意识, 徘徊于学术研究之外;缺少知识积淀, 缺乏工具与方法, 难以驾驭问题或材料。[15]针对文科类学术型研究生学术能力的提升, 诸多学者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看法的一致性。
(一) 从源头到结尾把关研究生学术能力
不少学者认为要提升研究生学术能力, 离不开对研究生本身质量的重视, 研究生作为研究生教育的主体, 是研究生质量的关键。要严格把握研究生的招生质量, 降低初试笔试成绩在研究生招生考试中的比重, 创建研究生选拔与培养的科研能力评估体系[16], 在招生时选择学术能力潜力大的研究生入学。同时, 招收研究生实行“导师负责制”, 导师有权利选拔和录用他个人认为研究能力强的学生。[17]有学者倡导借鉴欧美国家建立淘汰制[18], 实行“严禁严出”的培养模式, 提高学生的危机意识。还可以把淘汰制与学分制、延长学制结合起来, 未来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 在导师队伍中也引入淘汰机制。[19]
(二) 转换文科类学术型研究生的学习模式
有学者倡导研究生阶段应在兼顾维持性学习的同时, 以创新型学习为主。[20]也有学者认为研究生要掌握从确立问题意识到解决问题的学习方式[21], 侧重问题意识影响研究生学习的作用。还有的学者重视研究性学习模式对研究生的重要意义, 专门探讨了小组合作学习模式、问题探索学习模式、学习研讨和交流模式、课题研究模式四种学习模式, 建立复合、动态的研究性学习模式。[22]也有学者提倡一种新的基于项目的学习模式[23], 都旨在提升研究生的学术能力。陈向明提倡一种以“合法的边缘性参与”方式进入实践共同体的学习模式, 这种模式倡导研究生从“边缘性”位置参与课题研究的常态, 减少获得模式的学习, 更多进入参与模式[24], 在共同做研究的过程中经过浸染、影响, 逐步成为成熟、有经验的研究者。
(三) 改革课程体系与教学方法
有学者建议文科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要突破专业、研究方向的局限, 扩大对经典的理解, 逐步建立起以经典精读为核心的课程体系。[25]有学者建议开设专门的文科科研方法课[26], 也有学者建议借鉴美国研究生的课程设置, 加强文理科之间的交叉与渗透, 拓宽研究生的学术视野, 并设置灵活的研究生课程, 适应研究生个性化发展的需要。[27]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要根据课程的特点灵活地使用案例式教学、互动式教学、学术沙龙等方法, 培养研究生的实践动手能力, 采取课程论文、课程报告、团队课题等多种方式对学生进行课程考核。[28]教师在对研究生教学的过程中注重方法论的教学, 把学生引向科研前沿, 同时也要注重营造民主的教学氛围[29], 因此也要加强对教师素质的培养。
(四) 重视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
科研能力是提升学术型研究生学术能力的重要因素。要充分尊重研究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 为研究生提供选择与创造的机会, 营造自由宽松的科研环境。[30]有学者倡导建立文科研究生科研基地[31], 主要措施在于加大研究生教育和高效科研的投入力度, 保证高校有足够的研究课题来培养研究生, 较大幅度提高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的待遇。此外, 人文学科的导师一定要转变观念, 积极尝试依托课题组织科研、学习团队, 建立研究生的科研、学习支持团队帮助研究生获得足够的支持, 能够向研究生提供人力、心理、经费等多方面的帮助与支持。[32]这样一种创新的方式能够为研究生提供制度化与组织化的帮助与支持, 有助于提升导师指导研究生科研的效率, 团队内帮扶作用也使能力较弱的研究生得到一定的研究支持。
(五) 引导文科类学术型研究生“为己而学”
篇4：国内学术资本主义研究论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讲好中国故事；出版
【作者单位】杨晶，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网络传播学院。
【基金项目】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6BKS005）；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网络传播研究院重点课题（YB2016003）阶段性成果。
马克思主义读物的出版和发行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重要环节。在我国出版业市场化转型中，各大出版社通过坚定思想、导向正确、选题创新和政策倾斜等措施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图书的出版[1]。其中，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以“学术”确保理论的科学性，以“普及”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广大受众的认知能力水平和接受形式，在政治社会化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事业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媒体环境下，学术普及性理论读物由于适应受众阅读习惯和阅读方式的深刻变革趋势而备受关注。
一、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出版的实践路径
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有分量的学术研究成果通俗化的著作。它不同于政治宣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读物。后者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和实践最新成果的通俗化诠释，其政治宣传功能突出，理论政策性较强，虽然是党的社会实践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理论成果，但是在形式上与学术性研究成果有所区别。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在创设科学社会主义之初，就尤为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及化和通俗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方法，因此，理论的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内在本质的体现。同专心伏案的学术研究者不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作为社会革命的实践者和科学理论的构建者，在理论创新的同时，主要通过群众演讲、撰写社论等大众化的传播形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成果通俗化。例如，1847年年底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发表的、后被冠以《雇佣劳动与资本》标题的演说，可以被视为马克思对日后成熟著作《资本论》核心内容的通俗化诠释。1919年7月，列宁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做了题为《论国家》的讲演，是对《国家与革命》核心思想的通俗化解说。这些对理论研究的通俗化诠释经过整理均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并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
毛泽东尤为重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的自觉建设。他高度赞赏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通俗而有价值的著作”。毛泽东也身体力行撰写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其中被称为“两论”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最为突出的代表作。中国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帮助广大忙于军事斗争的红军将士及时、快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不但在共同目标层面上，而且从学理上更加透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以共同利益的深刻认知铸造无坚不摧的理想共识，使马克思主义凝聚成为中国人民解放的巨大物质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需求有增无减。社会主义出版业的发展极大地推进了政治宣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读物的发展，使其始终紧跟党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发展的时代步伐。同时，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的市场占有比例却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尤其是在政治斗争时期，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遭受巨大冲击，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的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唤醒了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的发展及与其相关的出版事业。
二、国内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出版的发展历程
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出版的发展历程来看，其主要出现过两次契机和热潮。
第一次是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大量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包括学术普及读物被中国的学者介绍到国内，以指导和推进中国的革命实践。由于当时中国学者大多数留学日本和苏俄，因此马克思主义著作（包括学术普及读物）主要来自这两个国家，这些著作主要有：苏俄理论家西洛可夫和艾曾伯格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日本学者河上肇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等。由于革命时期国内学者无暇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所以引进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学术普及读物为主。
不可否认，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受到西方著作的影响，但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和毛泽东的“两论”等之所以能够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就在于它们不是对苏联和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照搬，而是在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基础上有所创新。例如，毛泽东在阅读苏联哲学家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时做了大量的批注，这些批注中有毛泽东对于马克思“实践”定义的独特理解，还有对列宁认识论不足的自觉指认等，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中理论创造的自觉。
第二次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呼唤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展现思想魅力和发挥指导作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大量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 ，“倒逼”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学界对苏东模式的教科书体系充满质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水平上的超前地位产生不安，主张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原典中梳理出思想的本真基础，以此发展没有被苏联中介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以及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市场经济现代性困境的反思以探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路径。总之，“回到马克思”就是跟随马克思走向历史的深处，回答实践中的发展问题。这个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得以迅速恢复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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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与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成果丰收相比，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的发展毫无起色。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欧美国家再现阅读马克思《资本论》的热潮。其时，西方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也随之大量涌现，自2010年起被国内出版社先后引进。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由英国学者、当代西方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著写的《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新星出版社，2011年），法国哲学家丹尼尔·本赛德著写的《马克思主义使用说明书》（红旗出版社，2013年），日本学者内田树与石川康宏合著的《青年们，读马克思吧！》（红旗出版社，2013年）以及韩国学者柳东民著写的《马克思问我哪里痛》（中信出版社，2014年）。在此一轮出版攻势下，学界的理论传播意识被惊醒，中国学者在已有的自主研究、基础扎实的成果基础上，逐步展开相应的普及读物写作和出版工作，涌现出诸如程建宁等编著的《活着的马克思》（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张博颖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行》（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等优秀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
在大众媒介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促使纸质读物向包括广播、电视、电影、互联网、新媒体等在内的广义出版物转型。《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纸质读物在国内出版当年，中国电信天翼阅读基地就获得首发电子书的授权，面向平台已有的3000万用户推广和普及这本书。2013年，由北京市委宣传部等部门联合出品的50集电视系列片《正道沧桑——社会主义500年》在北京卫视播出，同时在凤凰网、新浪、搜狐等各大门户网站推出同步视频，开播两个月点击总数超过2亿次。这部电视片在片中加入权威专家访谈以确保内容的科学性，并强化普及特性；根据新媒体传播特性，每集限长15分钟，以“一个人物、一个故事、一个论断”的脚本形式展开，注重三维动画等新元素的吸纳，在表现形式上更加生动活泼，贴近年轻观众的欣赏习惯，扩大普及范围。
上述两次国内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出版热潮都是在国家发展需求和“引进来”的双重刺激下形成的。但是，“引进来”的刺激没有淹没中国学者和实践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和信心。学界“本土化”的责任意识在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的“引进来”热潮中被激活，于是，学界在不遗余力推进“大众化”的同时，乘胜追击让“大众化”成果“走出去”。2015年5月28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著写的《少年读马克思》英译版在纽约“美国书展”亮相。这本书是韩毓海在其学术研究成果《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是美国出版的第一本面向青少年的马克思读物。这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开始担负起提升中国形象国际认可度、增强国民的自信心和凝聚力、提高国家在国际社会影响力的崭新使命。
三、国内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出版的发展建议
1.“两条腿走路”，相得益彰
第一个“两条腿走路”是“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举，两者相互借鉴、相互启发。第二个“两条腿走路”是“普及性”和“学术性”兼顾，两者融为一体、深入浅出。改革开放以后，国内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出版曾经将重点放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物传记上，这部分传记在受众和市场定位上过于单一化，并且呈现两极化的极端倾向。一类传记面向青少年，“普及性”压倒“学术性”，内容偏重励志，失于思想深度；另一类面向学者，“学术性”压倒“普及性”，以思想史为理论研究服务，疏于通俗化叙事。在这方面，西方学者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们的著作备受欢迎的共同点在于擅长讲故事以及生活化的视角。例如，内田树与石川康宏的《青年们，读马克思吧！》通过8封书信，就《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马克思经典著作当中的经典问题进行了讨论，深奥难读的文字变成一个生动有趣的思想游戏。丹尼尔·本赛德的《马克思主义使用说明书》是一本关于资本的“侦探小说”，通过追踪资本积累的机制，洞悉商品拜物教的秘密，将《资本论》的奥义变得趣味盎然。
目前，国内学者缺乏的不是思想的深邃，而是讲好故事的本领。在新媒体时代，一个好故事往往要比一个真理或真相更具有吸引力。2015年名叫胡伟的年轻哲学硕士在红旗出版社出版了《真思想：马克思哲学的超越之维》一书，其在叙事风格方面深得韩国柳东民所著《马克思问我哪里痛》的精髓。胡伟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出发阐述日常生活中的爱情友情、为人处世等问题，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一部生活指南。可见，中国学者的“讲好故事”能力正在新一轮的思想解放中得到提升，进一步助力社会主义的深化改革事业。
2.在出版基金和政策方面给予适当倾斜
改革开放37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涌现了大量优秀学术成果，为本土化学术成果的普及工作奠定了基础。从2012年起，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普及读物项目的实施全面助力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的快速发展，涌现诸如《中国国情读本》《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等优秀成果。此外，国家社科基金自2010年起设立了“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其主要资助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优秀成果以外文形式在国外权威出版机构出版，进入国外主流发行传播渠道[2]。通过这一渠道，一大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优秀学术成果通过海外知名出版社发行传播，极大地提升了社会主义的文化软实力并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话语权。相形之下，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在“走出去”的战略平台建设方面明显不足，需要在出版资金和出版渠道方面推行相应的扶持性政策。
目前，国内关于海外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的版权引进既有事业单位主管的中央级出版社，也有民营的出版公司。前者在出版物翻译和发行营销方面具有优势，能够最大限度确保读物的出版质量和销售数量；后者往往在资金等方面缺乏支持，其读物的目标受众和选题策划方面不可避免需要更多地考量经济效益。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的性质决定了其出版必须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因此，相关“引进来”的工作同样需要出版基金和政策方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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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编辑出版工作的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
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普及读物，它的编辑工作往往涉及意识形态工作的问题。出版业的市场化发展带动了出版文化的多样化发展，但是意识形态的一元性指导地位仍然需要坚守。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的“引进来”，注重的是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科学普及方面的优势，同时要关注西方读物观点与我国主流思想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
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学术专业性著作，它的主要受众是接受科学普及的、不具备专业甄别能力的读者人群。出版社在遴选和引进海外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时，要将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放在首位。出版社要紧跟学术研究动态，加强业界和学界的互动，邀请知名学者推荐适宜的出版选题，邀请学科领域的专家提供优质的译本、为出版物撰写具备理论引导功能的“前言”等，全面提高出版专业化程度。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等之所以在中国备受青睐和追捧，就在于它们站在科学基础上，客观评价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有效性，否定了西方学界对马克思思想的种种诘难。同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真理性的检验，它是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走出去”的根本动力。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的使命在于促进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交流，进而以文化交流促进国际社会的和谐共生，增强全球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意识。
4.强化数字出版的守土意识和阵地意识
“好故事”需要现代媒介的传播，同时也要适应现代媒介的特性才能实现效果最大化的传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中国共产党基本文献》等马克思主义论著正在利用全媒体实施数字化工程。数字出版推进数字阅读，数字阅读推进全民阅读，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同样需要在这场转型中得到新的发展契机和功能发挥空间。
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数字化必须从政治合格的角度加强对出版内容的审查，强化阵地意识，确保政治导向正确。数字出版改变了传统出版的生产和消费形式，革新了人们的阅读习惯，同时在技术上增加了数字出版活动的监管难度。需要警惕的现象是，一部分境外的或原创的非法政治性数字出版物打着学术普及读物的幌子在虚拟空间中散播，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也在数字出版领域寻找滋生蔓延的机会。这类出版物往往比拙劣的网络文学或网络谣言更具有迷惑性和危害性，它以学术研究和思想论争将自身包装成理论权威，以通俗文字和反智语言发挥“魔弹”效果，令受众接收错误政治信息。因此，打击非法普及读物需要政府与行业建立联动机制，以行政监管之力整饬网络空间，同时加强行业自律和行业监督，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数字出版市场健康发展。
[1]赵燐. 图书出版的重大历史使命──谈走向市场中的马克思主义图书出版[J]. 中国出版，1994（2）.
[2]李雪涛. 对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几点思考[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4（1）.
篇5：国内学术资本主义研究论文
中華民國97年10月1日 臺會合字第0970063035號函
一、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鼓勵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發
表研究成果，以利擴大國際視野，強化研究能力，並建立國際研究交流合作關係，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機構：公私立大學校院。
三、申請人資格：教育部立案之國內非在職專班博、碩士班在學研究生。
四、申請方式：.申請人應配合機構作業至本會網站線上製作下列文件並確認送出後，再由申請機構將申請人名冊線上彙整傳送本會。
申請機構最遲彙送日期為會議首日所屬月份之前一個月之首日，遇例假日者，順延至次一上班日，逾期不受理申請。
(一)申請書。
(二)論文被接受發表之證明文件。
(三)擬發表之論文摘要。
(四)指導教授推薦函（註明外語能力）。
(五)其他有助於審查之文件(如論文全文)。
五、審查：申請案收件後，由本會相關學術處進行審查，一個月內函復審查結果；
必要時，得延長審查作業期間。
六、申請人在同一會計內以補助一次為限；論文為合著者，每一論文以補助
一人發表為限。
七、申請案經本會審查核定後依核定金額補助，其補助項目如下：
(一)往返機票費用：由國內至會議地點最直接航程之往返經濟艙飛機票。機票由受補助人於出國前自行墊款購買，以搭乘本國籍之班機為限。但因故無法搭乘本國籍班機者，應填具因公出國人員搭乘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申請書，經申請機構首長或授權代理人核定後改搭乘外國籍班機。
(二)出席會議之註冊費用。
以上各項補助費用，由受補助人於出國時先行墊付。
八、受補助人應於返國後十五日內，於本會網站線上系統繳交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報告，始得辦理經費報銷。
九、經費之報銷、撥付及原始憑證之保管：
(一)受補助人應於返國十五日內，依據「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之規定，向申請機構辦理報銷。
(二)申請機構於每月十日前將上月該機構已執行且彙整完畢之收支報告表
經該機構首長及有關人員簽章後併同申請機構之領據，函送本會歸墊。
(三)申請機構應按本會補助編號順序，將本會核准函影本及原始憑證裝訂成冊，妥善保管，以備本會及審計機關查核。
十、重度殘障者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得補助一名隨行看護人員之往返經濟艙飛機
票。其費用之申請及報銷，與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申請案一併辦理。
十一、受補助人未依規定完成繳交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報告或出國經費報銷歸墊
篇6：国内学术资本主义研究论文
“资源资本与研究生成长成才”明德人文讲座
12月4日晚，由党委研究生工作部主办，资源与环境学院承办的第六届研究生学术文化节之“资源资本与研究生成长成才”明德人文讲座在校100人报告厅举行。讲座由资源与环境学院党委书记主讲，资环学院副院长主持，资环学院全体教师、研究生、部分本科生及兄弟院系研究生代表近百余名前来参加。
书记幽默的以“那一年我们研三，突然怀念本科老师能把一个个知识点眉飞色舞，妙趣横生地讲出来真的很不简单„„”开头，引经据典，语重心长地告诉研究生们通过研究学习需训练理性科学的逻辑思维，培养交流能力、协作能力、管理能力，与时俱进地进行创新性学习。郑书记通过事例深入浅出的表示研究生们在校学习期间需利用好时间资源，通过制定日计划、周计划以及年计划循序渐进的达到自己的目标；掌握好理论资源，通过本专业学习、相关专业理论学习以及人文素养的学习，建立合理知识结构，补缺自己的木桶短板；掌握好方法资源，培养与人沟通的能力；学会利用文献资源，通过阅读论著和综述，了解学科发展和前沿动态，要以批判的眼光审视文献内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研究生们通过培养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创造力和想象力，将所掌握的资源固化为个人特质，以期拥有将来顺利适应工作、适应社会的资本。书记精彩的演讲使大家深受启发，赢得了同学们阵阵热烈的掌声。
篇7：国内外人力资本定价理论研究综述
作者： 王新华 孙剑平
人力资本定价理论是目前经济学前沿的尖端课题之一。自上世纪中叶起，国内外学者对人力资本理论研究在各方面就已取得较大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在人力资本产权、人力资本投资成本与收益分析、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及人力资本与收入分配等领域成果丰硕，但在人力资本定价理论的研究相对薄弱。近几年，国内学者开始逐渐关注人力资本定价理论的研究。这对于丰富和完善人力资本理论，推动人力资本其他相关理论和人力资源价值会计的理论研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人力资本定价的研究成果，将直接为企业人力资源价值计量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方法，为员工薪酬的界定和企业薪酬管理体系的建立，推行经营者股票期权和员工持股计划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从而客观地反映人力资源的实际价值，使人力资本真正参与到企业的剩余分配，充分挖掘人力资源潜力，全面提高企业工作效率。
一、经济学者的研究综述
经济学者对人力资本定价理论的研究由来已久，关于人力资本的专门计量研究，始于20世纪的30年代。1930年，达布林和洛特卡合作进行了人力资本的计量研究，估算了人力资本的个人收益现值，以此作为人寿保险合理购买量的衡量指标。1935年，沃尔什首次对人力资本价值进行了成本估算。1944年，奈特集中考察了经济增长中生产知识的社会存量的增进对克服收益递减的作用。但作为完整的理论分支、并对西方经济学界产生持续影响的人力资本理论，则是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解释“增长剩余”的难题时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二次大战以后，随着计量经济学的兴起和统计数据资料的丰富和完善，丹尼森等人对若干国家经济增长因素进行了详细估算，结果发现产出总量除了（物质）资本和劳动投入量的贡献之外，还有一大部分未能清楚地解释其“增长剩余”。对于这种“增长剩余”的解释与争论就成为当代西方人力资本理论形成的一个基本背景和动因。这也从剩余贡献率角度为人力资本的定价研究提供了一条思路。从20世纪60年代起，在舒尔茨、贝克尔、明塞尔、阿罗等人力资本理论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们的著作中，都对人力资本的定价理论有了初步的研究。其中贝克尔的最大贡献在于为这项理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微观经济分析基础，并使之数学化、精细化和一般化。新古典人力资本模型研究者，运用边际决策准则，以边际工人为人力资本投资分析对象，得出了要不要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及投资数量多少的决定因素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而以哈西摩多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的交易费用模型研究者，以企业契约理论为支撑，揭示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有利性和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成为对新古典人力资本理论的重要补充。由此，信息经济学和博弈理论被逐渐应用到人力资本理论分析中来。
20世纪80年代起，经过罗默、卢卡斯、斯科特等一批经济学家的努力，形成了以构建技术内生化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将人力资本因素作为一个独立变量引入经济增长模型。这时期的人力资本理论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本对社会经济增长的作用上。他们运用统计分析、时间序列分析等方法作了一系列实证研究。
二、管理学者的研究综述
管理学者从人力资源价值计量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以往的人力资源管理主要倾向于定性分析，缺乏定量研究；与此同时，传统的会计学主要倾向于核算物质资源，而忽视最重要的人力资源。这种情况显然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自从人力资源会计作为会计学的一个崭新分支诞生以来，西方国家管理学者们对人力资源价值计量的研究逐步深入。
从计量的时间角度，可分为成本法、折现法、期望价值法、现值法以及其他若干方法。其中，成本法又包括“历史成本法”、“重置成本法”、“机会成本法”三种。有关折现方法研究的最多，包括有“未来工资报酬折现法”、弗兰霍尔茨提出的“随机报酬折现法”等。期望价值法包括弗兰霍尔茨提出的“经济价值法”、“完全价值测定法”等。其他影响较大的方法还有赫曼奇和琼斯提出的“内部竞标法”、赫曼森提出的“商誉评价法” 等。
从计量的对象角度，可分为人力资源个体价值计量模型和人力资源群体价值计量模型两大类。（1）人力资源个体价值计量模型。主张该模型的人认为，组织的人力资源是个人价值的总和，只有先求出个人的价值，才有可能求得组织的价值，而且企业的许多决策都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取得个人价值的信息对企业的决策更具相关性。上文中提到的未来工资报酬折现法、内部竞标法、随机报酬法等方法就是人力资源个体价值模型常用的方法。（2）人力资源群体价值计量模型。主张该模型的人认为人力资源的价值是指人力资源会计在组织中的价值，作为组织中的一员，人力资源离开了组织就无法衡量其价值，而且，个人价值的总计不一定等于组织的价值。所以，他们认为人力资源价值会计所计量的应是群体的价值，而非个人的价值，为此他们提出了上文提到的商誉评价法和经济价值法等方法来测定群体价值。
三、国内学者人力资本定价理论的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对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而人力资本定价理论研究是近两年来才逐渐出现于相关文献的一个前沿课题，思路上也大致沿袭国外学者。从经济理论上分析的有汪丁丁、张维迎、周其仁、方竹兰、李宝元、冯子标、李建民、张广科、焦斌龙、程承坪等专家，他们的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从企业契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角度探索企业人力资本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实现；（2）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角度寻找人力资本定价的理论源泉；（3）人力资本股权化角度提出人力资本运营论；（4）通过企业绩效和报酬敏感性分析建立人力资本定价模型；（5）采用布莱克——斯科尔斯的期权定价模型进行人力资本股票期权定价；（6）通过博弈模型从雇主和员工双方博弈决定人力资本的均衡价格；（7）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来推导人力资本定价模型；等等。这些研究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人力资本定价在理论上作了一番探讨。
我国的管理学者在对人力资源价值计量的研究上，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其中尤其以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张文贤教授、湖南长沙交通学院财经研究所所长李世聪为代表。前者的主要思想是通过对人力资源管理贡献的确认与计量这一“支点”，采用管理入股、技术入股等手段，对人力资本进行定价。而后者在总结分析国内外人力资源价值计量研究现状和测算国内外人力资源价值计量模式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人力资源当期价值理论，设计了一套全新的人力资源当期群体、个体、效绩、分配价值和未来群体、个体价值等一系列计量模式，实现了企业人力资源群体价值、个体价值、效绩价值、分配价值的四位一体化，并经过多家企业应用验证，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其他学者还有：徐国君提出的“完全价值测定法”；文善恩提出的“未来净资产折现法”；樊培银、徐凤霞提出的“调整后的完全价值法”等等。
篇8：国内学术道德相关概念研究述评
关键词：学术道德,学术规范,学术失范,学术道德失范,述评
学术道德研究和建设的逻辑起点是学术道德概念的界定。学术道德是由学术和道德两个概念构成的,因此学术道德概念的界定有赖于学术和道德这两个概念的界定。学术道德的主要内容是学术道德规范,学术道德规范属于学术规范,而学术规范概念又往往借助于学术共同体这一概念来界定,因此学术道德概念的界定和深入研究又不可避免地要关联到学术规范、学术道德规范、学术共同体等概念。学术界对学术道德之所以热切关注,是因为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等学术失范行为频现,因此学术道德基础研究必然要涉及到学术不端、学术腐败和学术失范及其相近概念的界定。
1 学术
关于学术的概念内涵,学界研究指出中国近代以来有三种代表性观点:(1)“理论论”,指“专门的系统学问”[1],按照蔡元培的理解它可以分为“学”(学理,即基础理论)和“术”(应用理论)。[2]叶继元认为是指“科学”或“高深知识”,其广义上“涉及整个知识领域,既包括自然科学,也涵盖人文社会科学”,其狭义上“特指人文社会科学”。[3](2)“过程论”。梁启超、梁漱溟认为是指“探究学问、发展学问的研究过程”,其具有探究性、自由性、自主性和学科性等特点”。[4]也有学者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学术一词是从西方植入的,“在欧洲的传统中,学术是由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在具备专业条件的环境中进行非实用性的探索”。[5](3)“活动论”。俞吾金认为学术活动可以分为“研究性的学术活动”和“非研究性的学术活动”[6]。江新华认为指“学术研究活动、学术评价(审)活动、学术奖励活动等”。[7]王恩华认为学术有名词和动词之分,动词性的学术是指“认识主体或学术组织按照学术规范,结合比较专门的和系统的学问,围绕知识创新而从事的各种活动”,包括“学术事务”(如学术职称的评聘、科研经费的分配、科研政策的制定等)和“学术活动”(即科学研究活动)[8]。
2 学术道德
学术道德是道德的种概念,“道德是反映和调整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利益关系,用善恶标准评价,依靠人们内心信念、传统习惯和社会舆论维系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9]
因此有学者从学术和道德两概念的内涵相结合的角度,认为学术道德“是指从事学术活动的主体在进行学术研究、学术评价(审)、学术奖励等活动的整个过程及结果中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等关系时所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10]或者严格依据形式逻辑学上的“种加属差”的定义方法将学术道德定义为“科学家们在科学研究活动中所特有的,由经济和学术关系决定的,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维系
的,并以善恶进行评价的原则规范、心理意识和行为活动的总和”[11]。有的学者从学术道德形成和目的的角度,认为学术道德是指“作为学术界为保证学术事业健康发展而约定俗成的普遍道德准则”。[12]叶继元认为“学者的学术道德,就是在学术上有一定成就的知识分子在学术活动中所表现的道德。”[13]
3 学术规范与学术道德规范
3.1 学术规范概念内涵
关于学术规范概念的内涵界定,国内学术界主要有三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约定俗成论。“学术规范是从事学术活动的行为规范,是学术共同体成员必须遵循的准则,是保证学术共同体科学、高效、公正运行的条件,它从学术活动中约定俗成地产生,成为相对独立的规范系统”。[14]第二,自觉制定论。学术规范是“根据学术发展规律制定的有关学术活动的基本准则,反映了学术活动长期积累的经验”[15],或者是“学术共同体根据学术发展规律参与制定的有关各方共同遵守的而有利于学术积累和创新的各种准则和要求,是整个学术共同体在长期学术活动中的经验总结和概括”[16]。第三,两者综合论。学术规范是“由学者公认的或由权威部门制定的,在相应领域或范围内必须遵守的科学研究的行为准则。”[17]
3.2 学术规范概念外延
学术规范概念外延是指学术规范这一概念所指对象范围,这种对象范围按一定标准分类便是学术规范的层次结构。目前国内学术界的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
第一,二分法。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①原则性规范(要有知识增量)和技术性规范[18];②一般规范和特殊规范(后者又可以分为领域性的和专题性的);③“学术研究中的学术规范”和“非学术研究中的学术规范”[19];④义务性学术规范和禁止性学术规范;⑤“所是”的学术规范(接近于价值规范)和“所做”的学术规范(接近于事实规范)的基础上,其中“所是”的学术规范分为“学术起点规范(事实客观与现有知识)、学术过程规范(语言、逻辑与方法)、学术终点规范(发表与对话)”[20];⑥社会学研究者应当具有自律精神,应当有科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学术道德和学术品格[21]。
第二,三分法。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可以分为:①道德规范、法律规范和技术规范[22];②技术层次、内容层次和道德层次[23];③学术道德规范、学术写作规范和学术研究方法规范[24];④国家和学术共同体层面上的可操作性政策法规和技术规范、学术研究个体层面上的观念道德和价值取向、学科层面上的方法、概念范畴与理论框架[25]。
3.3 学术道德规范
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规范之间的关系,学界多数人都认为学术规范主要是关于学术道德的规范[26],而学术道德规范“是对学术工作者从思想修养和职业道德方面提出的应该达到的要求”。[27]这种界定,一方面基本上说清了学术道德规范的基本内涵及其与学术规范的关系,但是却不能算作一种严格的定义。
4 学术共同体
学术共同体又称科学(家)共同体。目前学界主要观点有三:一是志同道合论。认为“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学者,遵守共同的道德规范,相互尊重、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推动学术的发展,从而形成的群体”。[28]二是,价值追求和利益取向共同论。认为“是共同价值追求和利益取向的学术研究群体,是一个以民主的、合作的方式探索真理、自我纠错的群体,也是以诚信为基础、以自律和他律为保障的科学活动群体。”[29]三是,学科规范共同论。认为“是遵守同一学科规范的科学家所组成的群体”,具体说“是一群专注于相似的研究对象、使用相似的实验仪器和表述语言、集中在少数几个刊物上发表研究成果、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和参加相关学术会议的科学家群体”。[30]
5 学术道德失范及其相近概念
5.1 学术失范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认为学术失范是“指技术层面违背规范的行为,或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而违背行为准则的做法。如:数据核实不足、文献引用出处注释不全等,其动机与情节较学术不端行为为轻”[31]教育部如此界定的本意可能在于从动机与情节上区分一般的学术技术规范的失范行为和学术道德规范的失范行为等学术规范失范行为。但在客观上大大缩小了“学术失范”的“范”的范围了(仅指学术技术规范),实际上其范围不仅包括学术技术规范,而且还包括学术道德规范、学术法律规范和学术纪律规范等一切学术规范。
5.2 学术道德失范
可能学术界认为学术道德失范概念的内涵不言自明,因此在使用时往往不是不加界定,就是采取外延列举式界定。只要少数学者如江新华比较正式地采用了“种加属差”方法对其进行了内涵描述式界定,认为学术道德失范是“学术人用不符合学术道德规范的手段去实现社会的价值目标(如获取职称、金钱、学位等)”,它包含“学术人行为层面的不合学术道德规范”和“学术人内在精神世界意义系统的被破坏、动摇、否定或失落”两个方面内容,具体表现为“学术研究”、“学术评价”和“学术奖励”三个领域中的越轨行为。[32]此种界定方法比较科学,逻辑比较清楚。其基本逻辑是:学术道德失范的前提是存在学术道德规范;学术道德失范是对现存学术道德规范的背离,即“不符合学术道德规范”;学术道德规范是学术有关的道德规范,而学术既包括学术研究又包括学术评价和学术奖励;学术道德失范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某种(些)社会的价值目标;学术道德失范的深层原因在于“学术人内在精神世界意义系统的被破坏、动摇、否定或失落”。
5.3 学术不端行为
关于学术不端概念内涵,中国科协《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规范(试行)》(2007年1月16日通过)认为是指“在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中的各种造假、抄袭、剽窃和其他违背科学共同体惯例的行为。”这一界定比较全面,因为它不仅包括科学研究活动而且还包括非科学研究的学术活动中的、与学术有关的不端行为。然而2009年出版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却界定为“学术共同体成员违反学术准则、损害学术公正的行为”[33],大大缩小了学术不端行为主体范围(仅仅是“学术共同体成员”,没有包括科研管理人员等非“学术共同体成员”)。其实如此界定,更适合于“科研不端行为”或“科学不端行为”。
2006年科技部发布的《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第一章第三条)就曾使用过“科研不端行为”概念,并界定为“违反科学共同体公认的科研行为准则的行为”。2007年2月26日中国科学院发表的《关于加强科研行为规范建设的意见》(第四部分第一条)也曾使用过“科学不端行为”概念,并界定为“研究和学术领域内的各种编造、作假、剽窃和其他违背科学共同体公认道德的行为;滥用和骗取科研资源等科研活动过程中违背社会道德的行为。”
而科研不端行为在20世纪九十年代常被称为科研越轨行为,属于科研人员的越轨行为。有学者曾将科研人员(其原文用的是科学家一词)的越轨行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上包括:①在社会生活中对法律、道德、社会秩序的背叛。②在从事科学研究项目时的出现的种种背叛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行为。③科学研究活动的社会化(从申请立项到荣誉分配)过程中的违规行为;④发现和处理科研越轨过程中的违规行为。广义的科研人员越轨又可以分为非道德类越轨和道德类越轨,前者包括思想方法类越轨和过失类越轨,后者包括伪造类越轨、剽窃类越轨和僭誉类越轨。狭义上主要指道德类越轨行为。[34]
关于学术不端行为概念外延。《教育部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教社科[2009]3号)列举式地概括了其外延:抄袭、剽窃、侵吞他人学术成果;篡改他人学术成果;伪造或者篡改数据、文献,捏造事实;伪造注释;未参加创作,在他人学术成果上署名;未经他人许可,不当使用他人署名;其他学术不端行为。教育部上述《通知》中所列都属于科研中的科研成果写作与发表环节的学术不端行为,其既没有完全涵盖科学研究活动所有环节,也没有论及科学研究之外的科研评审(包括项目申请、成果评奖、人员评审、单位评估,其中人员评审又包括学术骨干、学术带头人等)等科研管理、科研工作者身份(如专家、权威名义进行学术宣传、参与商业广告)使用等过程中的学术不端行为。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杜祥琬院士总结的十三类学术不端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1)论著造假、剽窃、搭车署名;(2)靠跑项目;(3)友情评审;(3)伪造学历、伪造被引用证明;(5)报奖搞包装、搞运作;(6)院士候选人的提名材料言过其实;(7)院士名人多头兼职而不能尽责;(8)专家学者跨领域以权威姿态发表评论,误导公众;(9)评审、鉴定专家不能坚守科学态度;(10)单位评估中国,单位集体做假;(11)科技管理部门把管理权力化、利益化,长官意志至上;(12)领导干部干预评审;(13)科技工作者以权术代替学术。[35]但这一总结,一方面仍然没有完全列举所有学术不端行为,另一方面,这种分类并没有依据统一的分类标准。
6 学术腐败行为
学界有人研究指出学术腐败是“拥有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个人和集体为谋求小团体和一己利益,在学术研究和学术评价活动中采取的种种非理性和不规范行为”。[36]此种界定在对学术腐败行为主体的特定性已经有了明确认识,但是一方面缩小了学术腐败行为发生的场域,另一方面没有指出学术腐败行为所违背的学术规范的性质和范围。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则在界定学术腐败内涵的同时不完全列举了其外延,指出“学术腐败是一种极端的学术不端行为,指学术权力的行使者滥用学术权力的行为。例如:利用学术权力不正当获取名利,不正当地获取学术资源、侵占或剥夺他人的学术资源,对学术批评者进行压制、打击或者报复”。[37]
7 国内学术道德相关概念研究简评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学术界研究的拓展和深入,关于学术道德有关的基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但是从现存公开发表的有关学术成果审视,依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其一,不加界定。杨守建的《中国学术腐败批判》、方舟子的《溃疡——直面中国学术腐败》这样直接以“学术腐败”为书名的著作都没有界定“学术腐败的概念内涵和外延”。
其二,错误界定。将学术腐败和学术(道德)失范、学术不端等概念混同。如“学术腐败指学术运作中为实现某些学术或非学术目的而实施的损害学术纯洁性的非学术行为,如“履历、成果造假、权力寻租、行贿受贿和各种变相的利益转移行为。”[38]“学术腐败的表现多种多样,其中以下现象最为明显:“出版物低水平重复”、“制造学术泡沫”、“搞假冒伪劣”、“抄袭剽窃”、“用权钱捞取学术职称”、“高等教育和学位注水”和“学术评审腐败”[39]。
其三,循环定义。例如一方面用学术(道德)规范来界定学术共同体,另一方面又用学术共同体来界定学术(道德)规范。
其四,概念混乱。虽然学术界对于学术道德有关概念的认识越来越趋于一致,但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形成一套公认的概念体系,人们对某些概念如学术道德失范与学术失范、学术不端、科研不端行为等概念的内涵尚没有完全形成共识,在使用中比较混乱。这种混乱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学术界对于学术、学术研究、科学研究、学术活动、学术研究活动等界定学术道德(规范或失范)概念之前就需要在先界定的基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没有形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