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文化管理论文

2022-04-20

摘要本文从跨文化管理的涵义出发,归纳了跨国传媒集团文化管理的特征,对跨国传媒集团所面临的文化差异、文化冲突和文化风险等问题进行详细分析,提出解决跨文化管理问题的本土化策略、降低文化风险的文化注入式和文化融合创新创新式策略,为跨国传媒集团的跨文化管理提供建议。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资本主义文化管理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资本主义文化管理论文 篇1:

文化管理:引领管理革命的新范式

[摘要] 文化管理范式,是组织管理领域的一次革命。本文重点分析了文化管理范式产生发展的条件、价值观、原则和方法,强调管理理念应该进行一场从价值观到方法论的系统革新。

[关键词] 文化管理范式管理价值观管理方法论管理系统

文化管理范式,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吸收了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先进最文明的管理理念、管理技术和方法,从而在管理过程和效益上实现最优化的一套系统的管理范式。综观目前学术界和业界对于文化管理的探讨,绝大多数还仅仅停留在企业文化学的层次上,更有人直接将文化管理等同于企业文化,造成认识上的混乱和偏差。另外,偏重于方法论而轻视价值观的浮躁风气也在业界盛行。须知作为一种管理范式,一种管理科学,文化管理更偏倚于管理价值观之角度,而非独方法论之范畴。鉴于此,本文试对文化管理范式做一宏观疏理,以期对文化管理学的发展有所助益。

一、文化管理产生和发展的条件

1.全球跨文化交流的发展,为文化管理范式勾勒了历史大背景。

世界有条件的国家无不鼓励国内企业向国外拓展,近年来中国也加快了海外投资的步伐。世界经济交流主要以跨国公司为媒介,在优势资源的吸引下,跨文化的经济活动无疑成为了推动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巨大动力。而经济与文化的联动效应,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文化活动的面貌,跨文化交流成为国际交流中鲜明的时代特征。面对这一客观变化的事实,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不得不改变视角,采取新的管理范式。管理者可以忽视甚至践踏廉价劳动力的人格(比如曾经报道过的一些在华合资独资的日韩企业,其管理人员对中国员工采取罚跪、扇耳光等的野蛮管理方式),但是,他们无法改变当地国的文化。采取野蛮愚蠢的本地管理方法只能让管理者品尝异地文化抗击力的苦涩滋味。因此,正视入住地的文化,尊重本土的行为方式和文化习惯,成了跨国交流与管理的一大课题。

2.市场经济自身运行的规律和文化消费时代的到来,分别是文化管理范式产生和发展的内外动力。

一方面,竞争促使人们改善管理,以赢得市场优势。一种新管理范式的诞生,标志着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和管理科学发展的最新结果。迄今为止,管理范式经历了两次革新:从初期的经验管理演变为资本主义生产快速发展时期的科学管理,再从科学管理嬗递到当代世界一体化端倪凸现的文化管理。每一次管理范式的革新都以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为基础,是适应市场竞争的产物,反过来又引导和加剧了新的竞争。由此可见,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竞争的条件下,管理理念、方法和技术必然会不断向前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会向新的管理范式跃进。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又是面向“上帝”的经济,谁能满足顾客需要,谁就赢得竞争。产品质量、种类越来越同质化,“上帝”的品位越来越高,个性化需求越来越突出,迫使企业经营者挖掘和塑造自身独特的文化品质,以期赢得顾客。

3.现代发达的通信和网络技术,为文化管理提供了可操作的技术系统。

文化管理以三大系统为支撑:生产销售系统、传播沟通系统、学习开发系统。这三大系统的协调运转无不以现代发达的信息网络技术为支撑。从某种意义来说,正是上述技术的运用才让文化管理方式得以实现。

二、文化管理的哲学基础

管理范式的革新首先是价值观和方法论的革命。一种新的管理范式,必然有系统的理念为其指导,这样才能使管理达到自觉的水平。管理哲学,作为指导组织和个体行为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既汲取了时代精神的精华,又包含有个体独特的理解与诠释。它成为组织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东西。当代文化管理范式的这种行而上的意识形态的东西,即我们称之为组织哲学的东西,是存在——人本主义哲学思潮。

存在——人本主义最初作为欧洲兴起的资产阶级用以反对封建神权,把人的主体地位及人的权利、尊严从天上降落人间的思想武器,经哲学家几个世纪以来的不懈努力和科学验证,也成为了当代组织成员向异化其主体地位的资本关系和组织关系提出抗议并维护其权利的武器。换言之,现代组织尤其是企业组织必须意识到,为了整个社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必须理性处理好同社会及其他组织的关系,处理好同本组织员工的关系。资本的本性必须有所收敛和妥协。凌驾于个体之上的组织必须充分考虑其成员的主体地位。用文化管理的手段,削弱社会关系和组织关系强加于劳动者身上的异化,以调动其工作主体性和积极性,产生最大的组织效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组织哲学的核心,是人性观,即如何看待进而如何对待人。而文化管理范式的人性观是“文化人”。文化人的人性观承认人的主体地位与权利,人与人之间的人格是平等的;要看到个体的特质差异,同时也要看到个体自身具有自我学习、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潜力,但这需要满足一定的物质和组织条件。要接受这样一种“有悖于资本性”的价值观,对狭隘自私的资本拥有者或管理者的确是一场意识上的洗礼,然而非如此不能把握文化管理之精髓。应该说,管理者的“管理人格”与员工的个体人格之间的对立是由社会关系或组织关系所决定的,但这种对立并不必然意味着冲突。文化管理,则是润滑协调两者矛盾的良剂。

三、文化管理的原则

1.组利益与社会利益、成员利益相协调的原则。在资本主义管理发展史上,资本及其代理人的本性决定了在其管理实践中,曾经长期漠视社会、公众及其组织成员利益。但资本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也为自己悬挂了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市场竞争的法则唤醒了资本及其代理人的管理伦理和理性良知:谁不顾及社会利益谁就会被社会所抛弃,谁不考虑成员利益谁就得不到良好的生产力。在组织管理中,管理伦理涉及处理上述两类关系。其中,组织成员的利益与管理有效性直接相关。在知识越来越资本化的今天,脑力劳动的比重越来越大。根据心理学原理,智力和创造力的再生产不仅依赖于良好的物质生活条件,还依赖于良好的组织气氛和环境。这表面上意味着组织收益的“额外损失”,但从长远看,却意味着双赢。组织与社会的关系也是如此。因此,文化管理必须处理好眼前与长远的关系。

2.吸取优秀文化成果与坚持自身独特性相统一的原则。文化,不管是从宏观、中观还是微观层面上理解,都意味着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因此,文化管理范式本质上与文明进步息息相关。如果不能吸取优秀文化成果,那就不能算作文化管理范式。优秀的文化成果是全人类共享的,但组织在吸收过程中却不能不结合本组织的特点,使共有的文化折射出自己的特色。不少企业在导入企业文化的过程中,由于过度依赖技术性和操作性,致使企业文化千篇一律,缺乏独具特色的内涵和表征,这与不能正确领悟和运用共性与个性的辨正关系是有关系的。由内向外统一的组织文化Identity,强调与其他组织有不同的特点。

3.组织发展与组织成员自我发展相促进的原则。文化管理还必须处理好整体与个体的关系问题。整体与个体的关系本来是非常明显的:互为前提。但管理者常常站在组织的立场,一味强调组织发展,要求成员奉献于组织,而不愿意将组织成员的发展放在优先地位。这在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占主导的中国组织中,尤其突出。管理者很容易忽视一个基本的道理:没有个体的发展,最终也没有组织的发展。遵循这一原则,就是要贯彻以人为本的方针。而以人为本,又必须以树立正确的人性观为前提。

四、文化管理范式的方法论

文化管理范式的方法论基础已经从“老三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发展到“新三论”——协同论、突变论和耗散结构论等自组织系统理论。自组织理论致力于讨论社会组织良性自运行的机制和模式。文化管理涉及组织管理有效运行的三个有机联系的系统,因此,关于文化管理范式的方法的探讨,也围绕着下述三个系统进行。需要指出的是,三个系统中所运用的方法,都统一于文化管理范式,在这里,只是为了叙述和理解的方便才分开来探讨。

1.生产销售系统的文化管理。毫无疑问,生产销售活动,是一个组织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从某种意义说,一切文化管理活动将围绕它来进行。

在生产销售中,文化管理主要处理人与工作的关系。在文化管理视野中,工作不应该成为让人感到枯燥乏味的机械行为。而要让人感受工作的价值和乐趣。要达到这样一种目标,要求管理者尽量采取人文关怀的态度,综合运用美学、心理学和企业文化学的方法,以改善组织成员的身心状态。诸如运用流程再造技术,提高工作人员的自主性;岗位轮换,减少工作枯乏感;运用美学技术,改善工作环境;塑造理念文化,明确成员的工作价值感等等。

2.传播沟通系统的文化管理。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信息化的社会,组织对内对外都需要运用现代发达的传媒进行充分的传播沟通,以减少管理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从而达到管理信息和组织信息的传播沟通及时有效的目的。

在传播沟通系统中,主要处理组织内外社会关系。在这个系统中,运用的方法和技术主要是公共关系和组织形象设计。公共关系的职能是塑造形象和协调关系,让更多的客户和相关公众了解信赖和支持本组织。组织形象设计,吸取现代发达的工艺和传媒技术,让组织成员和外部公众对组织的特点和优势产生强烈的本体认同感。

3.学习开发系统的文化管理。在整个组织的资源构成和管理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核心要素,无疑是人。因此,文化管理的核心也是关于组织成员的自主发展和成长过程。学习型组织的倡导者比得·圣吉先生曾经指出:“发挥人们的创造力现在已经成为管理努力的重心。”

文化人的发展,经过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团队学习和系统思考这五项修炼,运用组织学习和人力资源开发的方法来实现。

上述文化管理的三个系统,是紧密相关的整体,如果用人体来做比喻,生产销售系统是人的胃,传播沟通是人的神经,而学习开发系统则是血管。没有胃,人体便没有能量,没有神经,人就无法活动并适应环境,而没有血管,人体就无法进行新陈代谢。因此,进行文化管理时,我们一再强调要系统的吸取和运用当代一切涉及管理的科学研究成果,诸如美学、心理学、组织行为学、公共关系学、组织形象学等领域的知识,并将其贯彻到管理的各个环节和各个领域。如此,方能体现文化管理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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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 桦 王益富

资本主义文化管理论文 篇2:

浅议跨国传媒集团的跨文化管理

摘要本文从跨文化管理的涵义出发,归纳了跨国传媒集团文化管理的特征,对跨国传媒集团所面临的文化差异、文化冲突和文化风险等问题进行详细分析,提出解决跨文化管理问题的本土化策略、降低文化风险的文化注入式和文化融合创新创新式策略,为跨国传媒集团的跨文化管理提供建议。

关键词跨国传媒 文化差异 文化冲突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传媒市场不断开放,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在本国化与全球化之间,在母国文化与东道国文化之间,寻求一种适度的跨文化平衡,已经成为跨国传媒集团在竞争中取胜的关键。高水平跨文化管理是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重要途径。

1 跨国传媒集团及其跨文化管理

1.1 跨国传媒集团的概念

跨国集团(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主要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企业,以本国为基地,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世界各地设立分支机构或子公司,从事国际化生产经营活动的垄断企业。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跨国传媒集团开始形成与发展起来。跨国传媒集团的形成是传媒发展潮流的必然结果,究其原因是其内部原因和外部推动力一起作用产生现在的跨国传媒集团。

1.2 跨文化管理的涵义

跨文化管理也称比较管理,是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管理的理论与方法。跨文化管理又称交叉文化管理,就是在跨国经营中,对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类型、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子公司所在国的文化采取包容的管理方法,在管理过程中寻找超越文化冲突的公司目标,以维系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共同的行为准则,从而最大限度地控制和利用企业的潜力与价值。

1.3 跨国传媒集团跨文化管理的特征

就当前世界范围内大部分跨国传媒集团文化管理的探索和实践目标来说,主要具有如下特征:

(1)文化管理的跨文化性。跨文化性是跨国传媒集团文化管理的最重要特征,也是区别于一般文化管理的主要特征。在异质的文化环境中,跨国传媒集团的文化管理需要跨越不同国别、民族、区域、种类、层次和文化背景,将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资源进行比较、整合,全面、系统地进行文化管理。

(2) 注意组织精神和价值观的个性化追求。把传媒组织看成有机的培养人性的学校。从文化管理的角度看,传媒集团高层管理者在组织生活中还拥有更为重要的使命——培养人性,培养员工的跨文化素质,增加其对跨文化价值观的认同。

(3)倡导“外圆内方”式管理。跨国传媒集团的文化管理很好地诠释了制度与文化的关系:“外圆”指通过文化来营造良好的企业氛围,“内方”指制度的内化,把制度变为一种员工自我的行为习俗。文化是制度的润滑剂,再好的制度如果没有文化的润滑则难以有效运行。

(4)重视感情因素在管理中的投入和运用。跨国传媒集团的文化管理着力于人的刚性规范转向强调“以人为本”的柔性引导,尽量满足人的精神价值需要,通过感情、价值观的渗透,变人的被动管理为主动参与。

(5)文化管理的目标是“学习型组织”。传媒学习的根本目标是让知识冲破个人的见解,迅速有效地在组织之间传播,更有效地进行资源优化配置,从而形成强大的团队合力,提升组织的整体能力。通过在跨文化环境下“学习型组织”的培育,跨国传媒集团的文化管理便拥有了源头活水。

(6)注重人文价值的积累,培养组织的超越情怀。跨国传媒集团的使命之一是积累人文底蕴,弘扬传统文化。文化管理要把文化继承与创新作为使命,健康的组织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因此从可持续发展目标出发,跨文化管理实践要关注集团成长的价值和意义,引导组织成员廓清生命的终极目标,培养超越意识。

(7)跨文化管理具有风险性。跨国传媒集团在跨文化管理过程中由于文化环境因素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使用的文化管理手段若不能适应当地文化,就会存在导致跨国经营失败的风险。因此,跨文化管理的风险性要大于一般的文化管理。

2 跨国传媒集团跨文化管理所面临的普遍性问题

2.1 文化差异产生的影响

文化的多样性意味着文化差异存在的必然性,而文化差异是传媒集团跨文化管理必须要克服的障碍之一。

传媒自由是传媒产业的核心,人们通过文化市场中的文化产品,来交流各自的哲学思想、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宗教信仰与意识形态,从而形成地球村中的新的趋同和新的差异。文化差异在传媒集团的跨文化管理中表现更为突出,跨国传媒集团在跨国经营中势必面临着意识形态、文化层面和国家主权概念方面的挑战。

2.2 文化冲突带来的挑战

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渗透并影响到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若不能识别与控制,将使交际双方因各自观点不同或违背预期而产生文化冲突。在跨国传媒集团跨文化管理中,文化冲突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1)显性文化的冲突。显性文化的冲突是跨国传媒集团最常见和公开化的文化冲突。显性文化的冲突即来自行为者双方的象征符号系统之间的冲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表达方式所含的意义不同而引起的冲突。这些表达方式主要通过语言及行为方式表现出来。

(2)集团经营目标的冲突。由于文化的差异,在不同文化环境下的管理者会有着不同的经营目标,这就使得在跨国传媒集团内部经常会出现经营目标不一致的情况。

(3)制度文化的冲突。制度文化体现于传媒集团经营的外部宏观制度环境与内部组织制度之中。来自发达国家的管理人员,一般是在法律环境比较完善的环境中开展经营管理的,通常用法律条文作为行动依据;而中方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却习惯于按上级的指令行事。

(4)价值观的冲突。价值观是指人们对事物的看法、评价,是人们信仰、价值、价的方面。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对工作目标、人际关系、财富、心态系统中可评时间观念不尽相同。国内外员工在工作态度上的差异性可能会引发冲突。

(5)经营观念的冲突。经营观念是文化在经济方面的具体反映,不同的文化产生不同的经营观念。 比如美国、德国的管理者,经营观念都是围绕市场的需求而形成的,重视生产更重视营销。中国等一些亚洲国家的管理者往往重生产而忽视营销,在经营上趋向于谨慎保守,缺乏创新。

2.3 跨国经营面临的文化风险

文化风险指传媒集团在跨文化管理过程中由于文化环境因素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使用的文化管理手段不能适应当地文化,导致跨国经营失败的可能性。跨国传媒集团面临的文化风险主要有四种表现形式。

(1)区域文化风险。区域文化与当地的历史传统与传统习惯密切相关,这些区域文化特征必然对传媒商品取材、设计加工、款式、包装装潢和产品名称产生重大影响,形成带有浓厚区域文化色彩特征的传媒商品。

(2)审美风险。审美是一定社会群体的审美标准和审美能力,它潜移默化地来源于艺术造型、表演、文学作品等艺术形式,对国际市场营销影响显著。

(3)种族优越风险。由于不同文化所表现的价值取向不同,来自一种文化的人具有较强的种族优越感,相信自己的行为方式优于他人,有偏见地对待异族文化而产生的风险。对于跨国出版传媒集团来说,种族优越风险尤为值得重视。

(4)宗教信仰风险。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宗教信仰对一国国民性的塑造发挥重要作用。基督教倡导节俭和勤奋工作,易导致追求效率的氛围。佛教强调精神修养,贬低物欲,易导致对技术的忽视和对和谐的人际关系的追求。这些价值观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会对消费需求的结构及其消费模式产生持久强烈的影响。

3 解决跨国传媒集团跨文化管理问题的策略

3.1 实施本土化策略促进跨文化融合

思维全球化、行为当地化,是跨国传媒集团实现文化融合和互补的重要原则。将跨国集团的生产、管理和营销等融入到东道国的经济环境中去,既有利于降低派驻海外人员的高昂费用,更有利于减少当地文化抵触情绪,较好地避免文化冲突。

(1)加强本土化策略决策的计划性和可控性。跨国传媒集团要在总的战略目标指导下,有计划地实行本土化策略。本土化是跨国集团实现其整体战略的重要手段,实施本土化的时机、本土化策略的内容等要符合全局目标。同时,还需要对其进行有效控制,即对本土化策略的效果进行测度与评价,并对本土化策略的具体内容及做法进行调整,以达成预期目标。

(2)对本土化策略环境进行专项调研。跨国传媒集团制定并实行本土化策略,要切实考虑本土化的真实环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在特定环境下,跨国传媒集团实行本土化策略的利弊及影响,从而使制定的具体策略更符合实际情况,实现预期目标才更有保障。

(3)建立和完善具有较强灵活性、竞争性的内部管理机制。实行何种程度的本土化会受到跨国传媒集团内部诸多因素的制约,要求企业在管理上具有较大程度的灵活性,这样才能使本土化的优势更充分地体现,真正地提高集团的国际竞争力。

(4)强化跨文化培训。企业实施有效的本土化策略有赖于其人力资源整体素质的提高,尤其是跨文化管理能力的提高。跨文化培训应该包括三个主要方面:一是针对国内传媒工作人员外派任职的培训;二是针对东道国工作人员的教育与培训;三是多元文化团队的组织与训练。此外,集团应将跨文化素质与能力作为招聘管理人员的重要条件之一。

3.2 加强文化注入式和文化融合创新式策略降低文化风险

(1)文化注入式策略。文化注入式是指将已方特质文化输入到另一文化的特定群体中,在跨文化管理中,可以采用文化注入式的主要包括先进的科学技术,代表国家形象、地方特色和民族文化的产品,以及企业形象等。

跨国传媒集团的形象包括集团的总体文明状态,良好的企业形象有助于企业在跨国经营中赢得顾客的信任和市场开拓。当集团显示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注重维护公众利益,为市场提供实用、便利、经济、安全、卫生的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时,便在海外市场上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2)文化融合创新式策略。文化融合创新式即文化融合式,通常表现为将已方文化与东道国文化有机融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新文化。在跨国传媒集团的经营中,可以采用文化融合式的主要包括按照目标市场国的文化进行的产品设计,按照目标市场国的文化进行的营销调整。在进行跨国经营时,要将传媒集团所属文化的特性设计到传媒商品中去,以适应其文化特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消费者,其审美观是不完全一致的,体现在产品设计中的个性文化要求特别强。

综上所述,跨国传媒集团需要通过本土化策略的实施,进行跨文化管理,消除文化差异,促进文化融合。必须树立文化风险意识、提高应付文化风险的能力、制定科学的国际化决策、运用文化注入式和文化融合创新式解决文化风险。

参考文献

[1]吕叔湘.现代汉语词典[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0:716.

[2]王学成.全球化时代的跨国传媒集团[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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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海花.国际营销中的文化风险[J].江苏商论,2004(10).

[5]彭红霞,陈芝慧.跨国公司的跨文化管理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7(7).

[6]赵曙明.跨国公司在华面临的挑战:文化差异与跨文化管理[J].管理世界,1997(3).

作者:江 天

资本主义文化管理论文 篇3:

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当前进展和未来趋势

[提要] “文化体制”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一是指文化发展的整体制度环境;二是专指文化管理体制。本文从四个方面简要梳理和概括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第一,简述新中国文化体制的形成和特点;第二,概括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缘起及当前进展,并对改革成效进行评价;第三,简述当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演变对中国文化发展提出的挑战;最后,瞻望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前景和趋势。

[关键词] 文化体制;管理体制;改革;发展战略

[作者简介] 荣跃明: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一我国文化体制发展历程

(一)新中国文化体制的建立

1948年5月,中共中央离开陕北到达河北西柏坡,一方面指挥三大战役,对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予以最后一击;另一方面,已经在为新中国的建立进行各项准备。1948年9月华北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为新中国国家制度建设和行政机构设置运行进行路演

阎书钦,张卫波.华北建政:为中央人民政府肇基[N].北京日报,20140929(理论版).。同时还向苏联派出了考察团,学习借鉴苏联的国家制度、政府管理和机构设置,其中包括文化管理体制

蒯大申,饶先来.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第一届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组织法》等法律精神和原则,在中央政府层面设置了文化部、教育部、新闻总署、出版总署等政府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同时,根据党管意识形态的传统,确立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宣传部是文化管理的綜合性权力机关。从1949到1956年,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从初创经不断调整,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多层级、全覆盖、条块结合和多系统专业化分工合作的文化行政管理体制,其中包含了中宣部系统、文化部系统、新闻总署系统、出版总署系统、文联和作协系统,以及地方文化管理系统六大系统

蒯大申,饶先来.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1956年,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大致定型,其制度基础主要来源:一是苏区和延安时期中共的文化意识形态管理传统;二是对苏联文化管理体制模式的全面借鉴。除此,还有新中国成立后接受的旧中国文化资源、设施、组织机构和人员等

杨立青.上下联运与制度变迁:中国文化管理体制创新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二)计划经济时代的文化体制特点

第一,党管意识形态。实际上,党管意识形态起源于十九世纪欧洲政党政治的兴起,当时,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利益的政治团体逐步政党化,运用当时新兴的传播媒介——报刊杂志等进行宣传和社会动员

参见刘苏里为巴拉达特著《意识形态:起源和影响》一书所作的序:“意识形态及其起源”[M].张慧芝,张露璐,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这同样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兴起发展的传统。列宁在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和“十月革命”中都一再强调报刊出版的党性原则

“党管意识形态”原则形成于列宁1905年提出的“党的报刊出版宣传工作的党性原则”。参见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选集:第一卷[M].中央编译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62667.,这是苏联政权建设和国家文化教育发展中形成“党管意识形态”基本原则的历史根源。

第二,文化发展的意识形态宣传模式。尽管文化是一个比意识形态更大的实体,但“党管意识形态”原则的确立,使文化发展高度意识形态化了。新中国建立之初形成的文化管理体制之所以成为文化发展的意识形态宣传模式,不仅是世界范围政内党政治发展的传统,也与当时全球范围内冷战兴起直接相关。20世纪50年代初期,“麦卡锡主义”对美国思想文化界有一次意识形态的清洗

参见维基百科:Joseph McCarthy词条。,但美国文化发展的同时发生了媒介革命和传播转型

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作为新兴媒体的电视把基于即时影像的新闻传播到世界各地,电视带来了媒介革命,由此也重构了新闻和文化娱乐发展格局。几乎在这一媒介新技术广泛应用的同时,美国学术界推出了以拉斯维尔、施拉姆等人为代表的传播学理论,这一理论为大资本进入新闻和文化娱乐业进而形成“文化工业”,建构了“科学的”微观理论基础。,由此形成了文化强势发展的态势。而中国的文化管理体制全面融入了计划经济体制,成为计划经济体制的一部分。

第三,文化管理体制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分层分级的集中管理架构。一方面是管办不分,另一方面是存在多个管理系统,职能交叉、相互掣肘,缺乏法制,效率比较低。

第四,文化发展采用了事业体制,主要是文化国有和大集体所有制,形成了文化发展的国家垄断和封闭模式。一方面,在城市地区,文化艺术发展全部被纳入了事业体制,专业作家和艺术家都是作协或文联会员,是专门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公职人员,其收入和生活得到了保障,并享受很高的社会地位;而在广大乡村地区,民俗民间文化被当作封建文化残余遭到完全禁止。另一方面,广大城乡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群众性文艺活动,由此形成了国家支持的体系化大众文艺体制。文化事业体制决定了文化发展的高度意识形态色彩,社会文化发展的自由创新空间受到压制,同时存在有限的文化对外开放,但仅限于与苏联、东欧等少数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今天看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文化发展事业体制极大地制约了文化生产能力。

(三)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化发展

“文化大革命”后,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全面恢复了文化管理体制,即重新回归“文革”前十七年的文化管理体制。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初期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大讨论和思想解放运动,激发了压抑已久的思想文化的创新活力,催生了一大批影响巨大的文艺作品,以《伤痕》、《班主任》、《于无声处》等文学作品为代表,文艺创作出现了繁荣的景象。

(四)经济体制改革与文化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一方面,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全面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另一方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运动带来了文化发展的活力,但随着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入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各种各样的新思想新文化也随之涌入,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思想混乱的局面。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文化管理体制,擅长于对文化领域意识形态的掌控和主导,为保障社会稳定和持续推进改革发展提供了比较有利的思想舆论环境。

二文化体制改革的开启和深化

(一)文化发展的環境变迁和认识深化

尽管新中国前十七年形成的文化管理体制比较有效地保障了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在变化了的内外环境下,原有文化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和矛盾不断暴露出来。有学者认为,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杨立青认为,我国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参见《上下联动与制度变迁》第128163页)。实际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只是作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建设必须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体制改革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是1994年全面实施的分税制改革,期间经历了思想认识、改革方法、路径和目标等内容的争论和共识形成,可以说有一个较长的准备阶段;而就文化管理体制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建立,是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础和条件。。当时在一些地区和文化部门开展了文化经营管理的改革,主要是借鉴经济领域的改革经验,探索尝试文化经营部门的承包经营等,以解决文化经营部门的经费短缺和人浮于事等效率低下的问题。实际上,这些改革只触及了文化发展的微观层面,并没有触及文化管理体制的整体架构。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人民群众日益增长且不断多元化的精神文化需求与现有文化管理体制下的文化生产供给能力之间的差距日益凸显和拉大。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相互关系中,经济增长是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根本基础。文化管理体制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织部分,是上层建筑。在体制改革顺序上,我国体制改革存在着先经济,后政治、社会,再到文化的时间差序。从决策视角看,文化体制改革的启动遵循了自上而下、循序渐进的原则;另一方面,也呈现为一种冲击-反应的模式,就是在回应现实矛盾和挑战中寻找突破。

当然,文化体制改革关系重大,如何启动,怎么改?影响因素十分复杂。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都影响了文化体制的改革进程。其中,中国的“六四”风波和后来的苏东解体对中国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形成了巨大冲击;另一方面,尽管改革开放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我国传统文化管理体制下的文化总体实力在开放环境下与西方强势文化的竞争中差距悬殊,对我国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

在影响文化体制改革各种因素中,有关文化建设的认识深化和理论发展是一个关键因素。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并没有现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发展的系统理论。马克思提出了“精神生产”理论,但只是一个未经系统化特别是未经实践检验的理论萌芽。马克思之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三种走向。

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流派。这一派继承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传统,结合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发展实践,提出了不少新观点和新理论,如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伯明翰学派的文化批评理论,以勒菲弗尔、哈维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学派理论,以波斯曼、席勒等人为代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以及詹明信、奈格、哈特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主要着力于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由资本垄断和控制文化发展进行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从早期自由竞争到后工业时代文化发展的内在机理,成为我们理解和认识资本主义文化发展规律重要的思想资源

参见衣俊卿.20世纪的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层解读[M].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3.。

二是苏东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思想,首次在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各个层面发展中获得了实践空间。在文化领域,列宁提出了党管意识形态原则,斯大林提出了民族语言政策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卢那察尔斯基根据列宁的唯物主义反映论思想,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创作方法

参见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等等。概括地看,苏东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指导下的文化发展实践,建立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完全不一样的体制背景下,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展开的。尽管苏联建立了庞大的电影工业和文化意识形态传播体系,但冷战时期,即在以美英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全面对抗中,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发展遭遇了“辉煌的失败”

二战后,苏联把握当时世界传播新媒介的发展趋势,建立了完整、系统的电影、广播和出版生产传播体系。但面对西方的文化冷战和意识形态渗透,苏联的文化管理体制未能有效处理意识形态宣传与大众文化生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进而遭遇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溃败。参见克里斯汀·罗思艾.莫斯科的黄金时代[M].蓝胤淇,陈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导致苏联在一夜之间解体。事实证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理论,虽然在国家层面上获得了实践发展空间,但所有这些理论都只是关于文化和意识形态内容的理论,并未真正像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那样,把文化发展看成是一种不同于物质生产的特殊生产过程。系统地总结分析苏联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历程和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三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理论。早在延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大众文化理论

参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M]//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新中国成立之后,借鉴苏联文化发展的经验和模式,建立起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文化发展体制。但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面临着与苏联文化发展相似的矛盾和问题。因此,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建立和不断完善,通过文化体制改革,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一致的文化体制,需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依靠我们自主的探索实践,边实践边总结,逐步建构起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國国情的具体结合,是在实践中不断概括、提炼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理论也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有关文化发展思想和理论的基础上,汲取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中的有益成分,尤其是总结苏联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并在改革开放后文化发展的实践中不断丰富、深化和拓展。党的十六大,特别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若干意见》,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进而指导和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一系列改革创新实践。

(二)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

从决策过程看,文化体制改革的真正启动和全面展开,始于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决议,这个文件首次确认了文化产业这一概念。到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五中全会,有关文化发展的两分法,即把文化发展区分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两个部分,正式成为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另外,文化体制包含了两个主要部分,一是文化发展实体,即在一国政体下的文化机构、部门、设施等人财物的资源配置、组织设置和运行状况;二是以文化实体发展为对象的文化管理体制。2003年,中宣部会同宣传文化系统相关部委起草拟定了《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并以中办国办文件下发

参见杨立青.上下联动与制度变迁[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48.。

改革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并全面推开,至2005年底,历时三年完成。主要内容是通过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向企业转制,并辅于财政税收、投融资、资产处置和工商管理等各项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2005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在改革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就改革中的党政、政企、政事关系,以及扩大文化领域的对内对外开放,允许民营和外资有序进入文化发展领域等,提出一系列指导意见,强化党对文化体制改革工作的领导,同时提出在原有文化事业体制基础上,通过改革转制,建立起保障公民文化权益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参见杨立青.上下联动与制度变迁[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50.。

(三)文化体制改革的成效

文化体制改革的全面启动和展开,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已基本实现改革预设的初期目标,建立了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形成了以国有资本为主体,民营和其他社会资本共同参与的文化产业体系。通过文化体制改革,我国的文化综合实力、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得到极大提高。

(四)文化体制改革的主要特征

一是文化体制改革借鉴和汲取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采用先增量后存量、自上而下、先易后难、循序推进的方法,既极大地解放了文化生产能力,促进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又确保了改革开放环境下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安全。

二是文化体制改革初步构建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文化生产体系。在文化发展两分法的基础上,把经营性的文化发展推向市场,使其走产业化道路,这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原有的为公民提供服务的文化事业转变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成为政府三大公共服务内容之一,进一步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

三是文化体制改革采用了在宣传文化系统内部推进的方法。这主要是出于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的考虑。管理体制的整体架构没有变,而是随着增量改革不断增设新的管理部门和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原有管理体制中多系统并存,职能交叉重叠和相互掣肘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突出了。比如,治理手机垃圾短信问题,需要中宣部、文化部、工信部、公安部等十几部委联合发文。因此,文化法治和文化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仍然任重道远。

四是文化体制改革对媒介新技术的挑战目前还缺乏高效的应对能力。网络传播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极大地扩大了文化发展的空间,特别是构建了对传统文化管理体制而言的一个全新的文化空间。由于原有文化管理体制是建立在物理基础上的,而由互联网构建的文化新空间在结构形态上具有无中心和跨域的特征。一方面,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不断催生网络文化的新形态,对于原有文化管理体制而言,存在着无法完全覆盖或管理空白的问题;另一方面,针对媒介新技术的挑战,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在现有文化管理体制架构上增设了新的网络文化管理机构和部门,但却进一步放大了文化管理体制的固有矛盾,即新增网络文化管理部门与原有管理架构中的各个部门,在职能设定和分工等方面如何协调,始终是一个突出问题。

三新形势下我国文化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演变和重塑进一步深化

2016年一系列国际重大事件表明,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开始的全球秩序演变和重塑已经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无论是英国脱欧、特朗普胜选、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还是韩国总统朴槿惠被弹劾,出人意料的“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并成为常态。这表明,一方面,由传统精英把控且一直十分坚固的西方社会深层结构已被打破,由主流价值观或常识构成的西方社会共识正在消解,并呈现出社会分裂的状态;另一方面,全球秩序演变正在向纵深蔓延,并同时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各个领域依次展开。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已经走到头了,全球发展将较长时期处在不稳定和不确定的状态之中,这种态势必将在全球意识形态和文化层面上表现出来。近期,经奥巴马总统签署生效的由美国国会通过的2017年国防授权法案中,附设了《反虚假情报和宣传法案》

根据该法案,美国会将每年拨款8000千万美元建立一个基金,用于专门资助和培训记者、NGO及公民组织、智库和私营机构,专门开展揭露其他国家虚假宣传的活动。有评论认为,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将进入高风险期,而该法案有很大可能被美国用于对抗和攻击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参见香港南华早报网站2016年12月21日的报道:《美国反宣传法可能为与中国打思想战铺路》。,这预示着美国正在进一步强化对全球层面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垄断和争夺,可以预言,未来相当时期内,全球层面国家间的文化竞争将日趋激烈。

(二)中国的全球化发展:“一带一路”战略

中国正在全面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这是中国版的全球化发展战略,是党中央顺应当今世界发展大趋势、把握发展大机遇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虽是一个经济发展战略,但党中央十分清醒,准确地认识到这一战略在经济层面上的推进,必将与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形成竞争、博弈甚至冲突。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战略要文化先行,并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强调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理念,主张在不同文化平等相处、互学互鉴、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合作。这一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标志着中国发展进入了全新的阶段,同时也预示着,在很大程度上,这一战略能否成功实施取决于中国的全球化理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能否为沿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认同和接受。事实上,讲好中国故事,即以多样化的文化形态来呈现中国不同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价值观和文明观,就此而言,中国文化的全球有效传播已经成为中国全球发展的重要战略问题,同时也将有效地检验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成效。

(三)网络信息技术的媒介革命

人类社会已进入网络信息时代。全球万物互联的一体化网络,使高度分工的人类生产体系遍布于世界各个角落;物质生产能力的普遍过剩已经改变了经济竞争的形式,品牌竞争成为产品生产能否持续的生命线;万物互联使任何物品都凸显其媒介化特征,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媒介进一步呈现社会化趋势,并以一种全新的社会技术范式重构经济社会结构。如奥巴马用社交媒体通过汇聚小额捐款赢得大选,特朗普同样依靠社交媒体赢得草根民众,这完全颠覆了社会精英的传统权威。在网络信息时代,由于物的媒介化和媒介的社会化,不仅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如不同产业的相互融合,最典型的是互联网+);而且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也呈现出新的一体化发展趋势: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等不同领域的各种竞争,都因媒介的社会化而进一步放大其所内含的价值和意识形态特征,并最终呈现为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的竞争。

(四)中华文化当代发展的趋势和特征

当前,一方面,我国随着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但就我国文化生产体系而言,文化生产供给和消费需求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缺口。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社会结构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并同时推动了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在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背景下,中外古今各种思想、思潮、观念、理论轮番出场,相互激荡、交流、交锋、交融;传播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新媒体地不断涌现,在加强人们交流沟通和自由表达的同时,也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輿论阵地带来严峻挑战和巨大冲击,并对文化生产方式造成巨大影响,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和满足方式更趋多元、多样和个性化;在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深入推进和城乡人口大规模流动背景下,来自不同地域(包括境外)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重叠交融,民间宗教和信仰日趋活跃,农村地区传统民俗活动呈现复兴趋势,并随人口流动影响着城市文化;城市地区的外来文化、流行文化、通俗文化成为时尚——价值冲突和文化碰撞无法回避。当代中华文化发展呈现的日趋丰富多样性,一方面给文化发展带来内在张力和活力;另一方面,文化发展的这种丰富多样性需要有效整合,否则就难以形成被广大民众高度认同的精神文化价值,也难以凝聚起推动和支撑实现两个百年和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目标的精神力量。

从整合角度看,文化发展的丰富多样性主要从两个方面影响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一是公共服务体系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一步转型的过程中,功能需要提升,即发挥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文化治理能力,形成国家意识形态整合多样化社会文化的功能,而不是仅仅成为多元社会文化的一元。二是文化产业的发展,一方面要提升文化产业发展的质量、规模和水平;另一方面文化产业必须通过国际化发展助力中华文化走出去,推动海峡两岸和香港、澳门的文化产业融合一体化发展,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当代认同提供坚实的产业基础,最终实现两岸统一;再者是在世界经政格局发生变化的当下,通过东亚各国文化产业的合作、协同发展,重塑和传播东亚文化和价值观,消解西方文化霸权,再造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全球文化新格局。

四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前瞻

(一)我国文化发展已迎来重大战略机遇

从某种意义上说,前述挑战也是我国文化发展的重大机遇。把握好重大机遇,必须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理论论述和文化体制改革原则等方面有许多新提法,如文化强国建设,文化发展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文化自信、自立、自强等;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深改领导小组,2014年2月28日,深改小组第二次会议通过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根据十七届六中全会和实施方案精神,文化部确定了十三五时期的六大任务:一是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二是建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三是全面提升文化产业质量和水平(打造千亿级文化企业);四是建立健全文化市场体系;五是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六是建立对外文化传播体系。可以看出,文化部确定的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的六大任务,都是新形势下文化体制改革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二)文化安全和文化发展战略

文化体制改革与改革开放同步启动。如果对近40年来文化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和决策特点进行梳理概括,可以发现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设置、推进方法和具体措施,实际上存在一个意识形态和文化安全的战略框架,也就是说,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所有决策,前提是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化安全,如果前提条件不成熟宁愿慢一些。在今天看来,2003年以来的文化体制改革大概可以概括为是一种防御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体制改革正在由防御战略向进取战略转变,如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国话语体系建设、文化“三自”和文化走出去战略等,通过对外文化交流、贸易和投资,积极建设对外文化传播体系。相信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文化发展战略将更加积极进取。

(三)文化体制转型和重塑

经过持续不断地文化体制改革,我国文化体制已经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一事业体制,全面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益性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经营性的文化产业体系。在已经转型的文化体制下,当代中华文化活力充沛,创新能力涌流,尤其是网络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创造了全新的文化发展空间。像美国有好莱坞电影、印度有宝莱坞电影、日本有动漫、韩国有韩剧一样,现在中国也有足以代表当代中国文化的文艺样式——网络文学。网络文学并不是在现行文化管理体制下发生成长的,恰恰相反,网络文学一开始就被贴上了“体制外”的标签,既不被文学界认可和看好,又处在政府监管的灰色地带。尽管网络文学中仍然充斥着大量的低俗低质作品,但其中也已产生了不少优秀作品。短短二十多年来,网络文学的发展已经重新形塑了整个文艺生产结构,不仅影响当代中华文化发展,还出人意料地产生了全球影响。我国网络文学的兴起和蓬勃发展给人重要启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需要把握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点,一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解放文化生产力,必须发挥资本在文化生产中的资源配置作用,但同时必须强调文化生产的社会效益优先,以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二是网络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创造了文化发展的新空间,而网络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恰恰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由资本推动的。因此,对于基于互联网的文化发展新空间的有效管理,既要确保意识形态和文化安全,又要促进文化繁荣发展,这需要重塑文化管理架构与文化发展实际中的内容生产、資本、技术和市场等文化生产各种要素的结构关系,在把握意识形态导向和文化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充分激发文化生产各种要素的生产潜力,进而进一步解放文化生产力,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

(四)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前瞻

正如前面所概括的那样,文化体制改革成就巨大。但从决策过程看,一方面,由于采用了自上而下和宣传文化系统内推进的方法,作为改革的实施者,即管理体制的主体,政府文化部门和机构设置的总体构架没有变,原有文化管理体制的弊端仍然存在,特别是缺乏应对新技术挑战的高效能力,这成为了文化体制改革取得系统成效的短板;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管理体制总体架构没有改变,尽管文化发展的基础体制已经转型,即广义上的文化体制已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但狭义上的文化管理体制转型还不彻底,相当程度上体现为由传统的意识形态宣传模式向现代文化传播模式的转型还没有完成。具体表现涉及方方面面,仅以文化走出去为例,现在主要是政府在主导,投入很大,但效果不尽如人意。原因在于,文化管理体制转型具有整体性,文化走出去所依托的基础,即建立在高水平、国际化文化产业基础上的对外文化传播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基于上述观察,未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应是着力解决文化管理体制效率低下问题,通过调整文化管理体制的总体架构,对文化管理的权力、机构和资源等进行优化配置,并进一步调整文化管理的对象、内容和方法,在确保党管意识形态领导权即意识形态和文化安全的前提下,最终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意识形态宣传模式向文化传播模式的转型。

(编辑:邓红)

作者:荣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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