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民主选举研究论文

高放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1981年中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著名政治学家，历任国务院学术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等职。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资本主义民主选举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资本主义民主选举研究论文 篇1：

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两种互动

【收稿日期】2010-12-26 【作者简介】高放（1927— ），男，福建长乐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西方是市场经济催生民主政治，我国作为东方大国则是民主政治催生市场经济。当今要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才能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否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有蜕变为权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危险。当前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捷径是稳妥推行县区级、乡镇级首长的直接民主选举。

【关键词】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县区乡镇首长直接民主选举

一、西方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正向互动

西方国家从古代奴隶社会到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其发展的路径一直是市场经济催生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又反转过来促进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又反作用于经济，这种互动作用可称之为正向互动。

我国理论界迄今还有不少人仍然认为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是有严格区别的：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高级阶段的产物，是商品经济发展到19世纪后半叶时才形成的；“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就是在19世纪末才出现的，因此市场经济只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商品经济早于市场经济出现，它可以姓“奴”、姓“封”、姓“资”，也可以姓“社”。我早在1992年写成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一文中（发表于《浙江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收入高放文集之二《社会主义在世界和中国》，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49-760页）就坦诚表明不同意上述见解。我以为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一回事，商品经济是从产品的生产、制造范畴而言，市场经济是从产品的交换、流通范畴而言。历史上与现实生活中，任何商品通常是通过市场销售给消费者。可以说，从来没有无市场的商品，也没有无商品的市场。我们不能因为“市场经济”的概念是在19世纪末才出现，就断定它是资本主义经济特殊的产物，只是到市场相对繁荣时，人们才创造出“市场经济”的新词汇。实际上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同步发展的。

古希腊雅典城邦，由于位处爱琴海沿岸，对外贸易和市场经济较为发达，催生了雅典民主共和政治。公民会议通常每九天开会一次，民主讨论各大问题，当场投票作出决定。公民大都主张对外开拓，增加手工业品出口和粮食、奴隶的进口，增加城邦和个人收入。于是雅典市场经济得到更大发展，从爱琴海延伸到地中海沿岸，在海外建立了殖民地，并与地中海沿岸各民族广泛联系，使地中海一带成为第一个庞大的共同市场。中世纪地中海沿岸共同市场的进一步扩展与周边佛罗伦萨等城市共和国的民主政治也起着同样的互动作用。15-16世纪开始了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逐步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经历了简单协作、手工工场和机器生产三个阶段，商品市场经济超越了、取代了封建社会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成了新兴的城市工商业资本家阶级。这个新兴的市民阶级起初是作为议会中排列于地主贵族和僧侣之后的第三等级。随着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个新兴市民阶级羽翼丰满之后，它就要独立起飞，在议会中独占鳌头。于是欧美众多国家发生了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的1640年革命和1688年“光荣革命”，法国1789年革命、1830年革命和1848年革命，德国1848年革命和1867年北德意志联邦、1871年德意志帝国君主立宪制的建立，意大利1848年革命和随后的民族复兴与统一运动，西班牙1808-1814年革命，比利时1830年革命，美国1775-1783年独立战争，等等。这一系列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成功之后，在欧美众多国家广泛建立了议会制民主共和国或者议会制君主立宪国。不论哪种政体，其议会都先后通过立法，打击了封建主义贵族地主土地所有制，消除了封建主对农民的种种压迫，取消了关税壁垒，解除了手工业主对雇工的限制和行会制度。资本主义议会民主的这些措施，无疑促进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在18-19世纪，盛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资产阶级经济学之父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主张依靠市场“看不见的手”价值规律的作用来调节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外来干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发发展的结果，导致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于是英、法、德等国工人运动崛起，危及资产阶级的统治。这时各国资产阶级政府被迫出面救援。例如英国政府于1834年颁布“济贫法”，以缓解贫富对立；法國政府镇压了1871年巴黎公社无产阶级政权以后，温和共和党组阁时发表经济纲领，把每天劳动时间缩短为10小时，禁止使用14岁以下童工，准许工人团体承包公共工程，为老年人和工伤致残者设立退休金，设立劳工保险制度，向劳工贷款等，以缓解劳资矛盾。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一方面于1878、1890年取缔工人阶级社会民主党的合法活动，另一方面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如1883年疾病保险法，1884年工伤事故保险法，1889年老年人和残疾人保险法等等，使得德国无产阶级革命难以爆发。由上述可见，在西方从古至今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一直是正向互动的，市场经济催生了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又缓解了经济危机，促进了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

但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世界霸权的激烈矛盾，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1918年大战期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更加深重。这一次空前危机使世界资本主义难逃灭顶之灾。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被打开了一个大缺口。1918年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重整旗鼓，大力修补其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然而好景不长，1929-1933年由美国带头又爆发了深重的世界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这时美国民主党领袖罗斯福竞选获胜，于1933年取代共和党胡佛就任美国第32任总统。恰好苏联于1928-1933年实行第一个社会主义五年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国民经济获得大发展，大工业总产值在五年间增长一倍多，工业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已占70%，苏联已由小农占优势的国家变为工业国，计划经济初步显示出比市场经济更加优越。罗斯福上台后及时借鉴苏联计划经济成就的经验，他把苏联的“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政府不规定硬性经济增长指标，而提出有弹性的指导经济复苏的计划，如兴建田纳西水利工程、铺设全国高速公路网等等，由政府发钞票投资，吸纳失业工人参与国家建设。水利工程和高速公路这些公共事业的发展，不仅减少了失业工人，解救了经济危机，而且萌生了社会主义因素。因为公共事业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和标志，它有利于造福劳苦大众和全体人民。罗斯福政府还颁布了社会保障法，对失业者实行救济和职业培训，建立养老金制度和残疾人保险，消除城市贫民窟，保护女工和童工。对在职工人提高工资待遇，缩短劳动时间，从1938年开始美国在世界上首次实行五天工作周制（即星期六、星期天休息两天）。“罗斯福新政”启动了政府对市场的强有力的干预，发挥了民主政治对市场经济的重大调节作用。“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的积极运作弥补了价值规律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消极缺陷。这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得以恢复元气，重现活力。然而，20世纪30年代德、意、日法西斯势力猖獗，终于1937-1945年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东欧、东亚又有12个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世界社会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在战后冷战对峙了40多年。资本主义各国由于能够广泛采用罗斯福新政的政府调节市场的措施，所以最终都能够安然度过一次又一次经济危机（即便是2008年美国带头爆发的这次特大金融危机），使市场经济继续得到更高水平的发展。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胜利，本应弥补市场经济大课。列宁晚年已认清这一点，于1921年提出新经济政策，要发展商品市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可是由于受教条主义影响，后来斯大林急于消灭资本主义，硬要在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只在个人生活消费品领域保留小市场。与之相适应，实行集权政治，缺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种过度集权的计划经济苏联模式，虽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一时能够取得成效，但是在战后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大潮冲击下，苏联模式愈益暴露出严重弊病。而苏联东欧国家由于长期死守着僵化的指令性经济体制和过度集权的缺少民主自由的政治体制，不善于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积极成果，一再延误体制改革，终于1989-1992年包括苏联在内的10个社会主义国家连续发生剧变，又倒退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轨道上去了，其历史教训异常深刻！

二、东方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逆向互动

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要避免重蹈苏联东欧国家败亡的覆辙，关键是要探索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路。然而这一条新路绝不可能沿着当年西方由市场经济催生民主政治的老路开拓成功，必须倒转过来由民主政治来催生市场经济。因为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原来都是沿用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把市场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因此要发展市场经济首先必须发展共产党党内民主，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先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再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这样才能逐步从原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顺利转轨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民主政治来催生市场经济，再由市场经济来促进民主政治，这就是东方与西方迥然不同的逆向互动关系。

回顾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正是在开辟这样一条新路。我国从传统计划经济转轨到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体上是经历了好几年的不懈探索，才迈出了以下这样四个步骤。1978年11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首先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解放思想，发展党内民主，要求与会者从实际出发，重新总结历史经验，人人畅所欲言，破除个人专断，集思广益，多数人形成共识。这样才使得12月间召开的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能够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三中全会公报强调“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要“保障人民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要“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重视“价格”、“差价”、“销价”问题，“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公报中的这些内容，我认为可以说是我们党以民主政治催生市场经济的最初认识。从1979年起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路线，经过近四年的实践检验，到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经过大会民主讨论、民主决策，确立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这是民主政治催生市场经济的第一步。同年12月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主讨论、民主通过的新宪法，新增了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内容，扩大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规定了国家领导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这就实际上取消了领导职务的终身制，还增添了民族自治和地方自治的权限，等等。这体现了市场调节的发展反过来推动了民主政治的进步。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经过民主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提法突破了以往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视为完全对立的旧观念，肯定了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可以融为一体，而且把重点和中心转移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上来。这是民主政治催生市场经济的第二步。到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经过全党民主讨论与民主决策，提出“以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和实践日程上来。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七项：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协商对话制度，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选举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十三大进而强调：“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为此就要“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这就从商品经济更进一步转移落实到市场体系中来了。我认为这是我国的民主政治催生市场经济认识提高的第三步。实践证明，1987年十三大以后试行党政分开等等民主政治的新步伐确实促进了市场体系的形成，我国的经济发展连续登上新台阶。到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经过会前争论和会上讨论，明确规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十四大文件草稿讨论中，本来有过三种不同的提法：第一种是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第二种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第三种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比较和争鸣，最后十四大采用了第三种提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提法，不再把市场与计划并提，也不再把计划作为市场的前提，这并非说完全否定了计划的作用，而是更加突出了市场经济的独立地位，把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基本经济形态。这就是民主政治催生市場经济的第四步，至此也可以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完成了催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我国经历了近14年时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才最终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才最终催生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近18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茁壮成长，使我国经济的每年增长率一直都保持10%左右。我国经济增长的成就举世瞩目，国内生产总值2010年已超越日本，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人们都希望我国市场经济的大发展会继续促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持续大进步。不过自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虽然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一直只是碎步小进，甚至有时还有某种逆转（如1987年中共十三大后起步的党政分开，一段时期党政不分却更加严重了）。正是由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步伐相对滞后于市场经济脚步，致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变形。因党政官员尤其是基层官员缺少民主选举与民主监督，权力制约不够，官商勾结、官员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当今我国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程度和亿万富翁的数量都已经仅次于美国。事实证明，只有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

可是当前对于如何认识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如何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思想理论界却有多种不同看法。这方面非常值得我们认真探讨。据我所知，主要有以下五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民主政治好得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都是我国民主政治的独创与独特优势。这种政治体制远比西方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和多党竞争优越得多，用不着大改革和大发展，否则就会削弱以至丧失共产党的领导，导致政治大动荡和大混乱。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以偏概全，未看到我国因沿袭了苏联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模式，致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未能充分发挥其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多党合作与人民政协制度等也不够完善，都还需要进行积极的改革。

第二种观点认为我国民主政治糟得很。我国至今仍然是苏联模式的一党专政、以党代政体制，党和国家的权力全归中共中央和各级党委，权力缺少制约与监督，党政官员腐败难以遏制，人民群众不能真正自己做主。只有采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普遍长期通行的三权分立、多党竞争的民主政治体制，才能保证市场经济健康运转。我以为这是另一种以偏概全的极端观点。我国政治体制中深受苏联模式影响的弊病，正是要通过改革而加以清除的。然而决不能去照搬西方那种三权分立、多党竞争的模式，否则我国就会政局大动荡，无法正常进行现代化建设。

第三种观点认为我国民主政治紧得很，即政治体制紧绷绷。在人大、政府和政协领导层中都有共产党的党组紧密领导，在人大、政府和政协上面还有中共中央紧密领导。这双重的紧密领导，使得人大、政府和政协都难以依法独立发挥充分作用，事事都要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办理。看来这种双重紧密的领导将长期坚持下去并逐步完善。因此有人认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30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得了显著成效；那么第二个30年就要以社会建设为中心，使经济建设再猛上一个台阶，民生水平普遍大为提高；到第三个30年，再以政治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民主政治，使民主政治从紧密、紧张转向宽广、宽松。我以为这种把改革开放截然划分为三个30年的三个阶段，并不符合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和规律。如前所述，头30年我国正是以民主政治催生市场经济。如果第二个30年再延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完善，很可能等不到第三个30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完全变质了。

第四种观点认为我国民主政治空得很。宪法规定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然而由于深受苏联模式以党代政体制的影响，人大会实际上显得比较空虚、空泛。于是有人出面提出如何使人大会变成拥有实权的又有权力制约实体的改革方案。例如把全国人大常委会改为参政理事院，把人民政协改为人民议政院，另设国家参理院、国家司法院、国家议政院三院并立，等等（详见华炳啸著《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西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作者花了十几年时间写成这部力作，我曾为该书写了万言长序）。我以为作者长期关注并且坚持探索民主政治的勇气和毅力可嘉，然而他这些关于民主政治的具体设计过于繁琐复杂，难以为我国领导人和人民大众所接受。其实要使人大制度不架空、显充实，只要改变、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克服苏联模式遗留的弊病，人大制度本身再进一步作一些改革（例如调整人大代表结构、提高人大代表素质等等），全国人大就能成为真正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第五种观点认为我国民主政治难得很。难就难在要克服苏联模式以党代政的弊病，遇到重重阻力。既为权贵阶层的人不愿意改变这种体制，想跻身权贵阶层的人也不愿意改变这种体制，真正要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领导人往往习惯于这种传统体制的运作，而且担心改变这种传统体制会削弱甚至丧失党的领导，以至会引起政局动荡，会破坏社会的安定团结。这真是难言之隐，又真是积重难返之事。面对这重重困难，我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该怎样迈步呢？我们是知难而退，畏缩不前，还是知难而上，另辟蹊径呢？我想衷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有识之士，理应集思广益，想方设法，先易后难，巧度难关，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言献策，俾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拨乱反正，走上坦途。以下我就冒昧提出当前我国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捷径的刍议。

三、当前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捷径是什么

毋庸讳言，建国头30年，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基本上照搬苏联模式，权力结构很不合理，人民当家作主很不充分，权力过度集中，以致“左”的路线长期未能改正。1978年以来，我们逐步摆脱了苏联模式的不良影响，启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不少成就。尤其是废除了领导职务终身制，扩大了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宪法新增了要“维护和尊重人权”，扩大了农民的选举权，加强了多党合作协商民主的作用，等等。但是，当今在我国政治体制中苏联模式的主要弊病依然处处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依然还不够充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当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要先易后难，先从易处着手启动，再进而解决老大难问题，例如实行党政分开就是老大难问题。易处是什么呢？从1997年党的十五大到2007年十七大，党一直提出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然而只是跬步小进，没有迈出较大步伐。我认为当前要选择县区级、乡镇级首长民主选举作为民主政治建设突破口、新起步。这是既方便又快捷的切实可行的路径。按我国宪法规定，两类人员应由民主选举产生，即各级人大代表和各级政府第一把手。可是，以往按照苏联模式，民主选举的候选人通常由党委提名，等额投票选举，这实际上是变相任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主选举大有改进。例如人大代表候选人有差额，选民十人以上联名推荐可增加候选人，然而缺少竞选。我认为真正的民主选举要遵守三个原则：候选人应改为完全由选民提名，党委可以提名供选民参考，最后要由选民自己决定或者另外提名；候选人应有差额；各候选人要与选民见面，并且发表自己的主张，互相展开竞选。我们不搞西方那种劳民伤财、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竞选，要开创东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竞选，即候选人通过各种方式向选举人亮出自己的主要主张，表明当选后在任期内要做哪几件事，供投票人比较选择。当前，民主选举可从直接民选乡、镇长和县、区长着手，取得成功后再逐步稳妥地向上推广。

当前开展民主选举，主要有五个认识误区和思想障碍必须清除。第一，怕出现贿选与拉票行为。因在前一阶段村委会民主选举中这个弊病屡有出现。我想只要保证选民有揭发贿选的自由，就能减少以至防止这种弊病。对于拉票要作具体分析，通过合法正当手段散发候选人材料争取选民支持，这样的拉票是正常的，不应禁止。我20多年前的一位学生前几年在东部某县竞选县长，当选才半天，即因散发个人材料被作为拉票取消了当选资格，这是基层党委不恰当干预民主选举的典型案例。第二，有人担心差额竞选会失去共产党领导权。这是可以想办法避免的。依据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情，可以对各级政府第一把手的竞选资格明确规定只有二三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才能充当候选人。各县区乡镇都有众多共产党员，人才济济，不会挑选不出二三个杰出的共产党员参与竞选。这样不论谁当选，领导权都在共产党手中。也有人认为，共产党员是同党同一纲领路线、同一方针政策，如何展开竞选？然而不同的人当选，如何实现纲领路线，执行方针政策大不一样。所以共产党员之间还是完全能够开展竞选，便于选民比较鉴别，优中选优。早在1940年延安选举一名陕甘宁边区参议员时，就有三位著名共产党员徐特立、郭化若、周扬参与竞选，最后郭化若当选。这岂不是很生动的历史先例吗？第三，有的领导人担心如果实行民主提名民主竞选，自己的意中人很可能落选，当选者不是自己意中人，就可能不听从自己的指挥，造成上下级之间的对立，甚至会造成中央与地方的分裂。这是当前民主选举难以推广的关键所在。党依法治国，要变人治为法治，就不要怕下级不听指挥。上级如果违法，下级当然要抵制，下级如果违法，上级就要依法处理，这样权力就得到制衡，而不至于被滥用。至于有人担心会造成中央与地方分裂，这更是过虑。我国历来实行地方服从中央的纪律。地方官员如果借口对选民负责不执行中央政府决策，中央可依法提请选民罢选。地方官员反映选民正当要求，中央就要顺从民意，及时调整政策。第四，有人认为，西方的竞选不符合我国国情，易给败选者重大精神打击，应发扬我国古代选举制精华，再辅以现代投票民主选举，才能体现中国特色。中国古代早有“乡举里选”之说，《后汉书•陈蕃传》记载：“自蕃为光禄勋，与五官中郎将黄琬共典选举。”其实我国古代选举只有下面乡里推荐，再由上面考察认定，所以从西汉起就有“荐举”、“察举”之说。现在由上级荐举、察举提出名单，再交由选民或者人大会投票通过，这种选举实际上是变相任命。由上级挑选只限于他们熟悉的几个人，由选民选举则是从众多人之中选优。如俚语所说“筐里挑瓜，越挑越差”，我还可以补充一句：“园里挑瓜，越挑越优”。古代这种选举应该称为selection，现代选举是election，从上或从下选，由领导人选或由选民选，这是两者的原则区别。当今我国的体育运动已引进世界通用的比赛竞争、优胜劣汰的规则。民主政治生活也有通则，我们要学会败选者向胜选者祝贺的政治文明风格。第五，有人认为中国人应该更注重协商民主，这是中国人自1949年或1946年开创的（1949年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946年召开了中国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民主选举只是选民在投票时能做主，协商民主则可以经常进行。我认为，这是对民主选举的重大误解，民主选举并不是选民投完票就不再做主，还包括民主监督、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问责、民主弹劾、民主罢免。推举人大代表或政府第一把手如何能协商产生？如用民主协商取代民主选举，实则是协商任命。民主协商适用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不适用于民主选举。民主选举是民主政治第一要义，可谓民主政治之母。民主选举靠票决，少数人服从多数人，而难以通过协商取得一致。民主协商在不具备民主选举条件下（如建国初期）有重大意义；民主协商在实行民主选举条件下要缩小其功能，要作为民主选举的重要补充，民主协商可以与民主选举并列，但是不能超越甚至取代民主选举。

只有走出以上五个认识误区，清除以上五种思想障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选举才能顺利展开。鉴于我国缺少现代民主选举的传统，加上苏联模式弊病的深远影响和长久以来层层任命的惯性作用，在我国普遍地实行民主选举尚不现实，但可在乡镇长、县区长层面实行民选。近几年乡镇长、县区长民选已在四川、江苏、浙江等省好几个县试行，取得成功经验。现在可以进一步推广。县级民主选举难以一蹴而就，可分期分批分地区在二三年内在全国逐步实现。（下转至第17页）

作者：高放

资本主义民主选举研究论文 篇2：

高放：民主的第一要义是什么

高 放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1981年中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著名政治学家，历任国务院学术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等职。

从民主究竟是什么东西谈起

《同舟共进》：本刊2007年第12期“民主：社会主义的生命”专题，不知您是否读到？能否请您也发表一点意见，参与民主问题的讨论？

高放：贵刊的这些文章我都认真拜读了，受益良多。例如民主的核心是要实现宪政民主，要消除对民主选举的恐惧症，中国实现民主要避免其他国家走过的弯路，中国要实现“优质民主”，而不要“劣质民主”，等等，这些见解都是真知灼见，富有启迪。我还注意到，贵刊编者在按语中提出：“中国的民主之路不平坦，梦想变成现实不容易。民主究竟是什么，如何找到适合中国的民主模式和路径，怎样建立优质民主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和现实难题需要我们思考、探索、破解。”我认为这里首先提出的民主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就很值得讨论清楚，力求取得共识，然后才能进一步寻找到达民主彼岸的路径。

《同舟共进》：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引发了对民主的热烈讨论。有人说“民主是不坏的东西”、“民主是不很坏的东西”，甚至有人说“民主是坏东西”、“民主不是东西”等等，不一而足。您认为民主究竟是什么东西？

高放：俞可平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人而言的，也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的；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坦率地说，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如果要我发表意见的话，我说：民主是难得的最好的东西。民主，顾名思义应该是主权在民，或由民作主。民主与专制相对立。民主真正体现了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主体的科学世界观，它是最好的国体和政体，又是各种社会团体最好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只有自由民主才能选举贤能，集思广益，择善决策，立法治理，制约权力，防治腐败，匡正祛邪，及早纠错。

为什么选举是民主的第一要义

《同舟共进》：您为什么把“选举贤能”作为民主的首项内容、第一要义呢？

高放：我用“选举贤能”这句话，是从《礼记·礼运》“大同篇”中孔子所说的“选贤与能”稍作修改而来的。

西方的“民主”、“选举”两词起源于古希腊。早在公元前15世纪中叶在希腊文中出现的“民主”一词，是由“人民”（demos）和“权力”（kratia）组成，意为“人民的权力”，即主权在民、由民作主。当时希腊小国寡民，奉行的是公民的直接民主。

到公元前4世纪罗马共和国时期，民主选举有了进一步发展，平民能与贵族共同协和治理国家，从此共和国成型。

近代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度逐步发展起来之后，公民无法以直接民主来治理国家，才出现了间接民主，即由选民分选区选出议员，组成议会作为立法机关。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出现政党之后才有政党参与竞选，由占议会多数席位的执政党组阁。美国建国后又开创了国家最高行政长官总统由选民从竞选者中挑选的新体制。

《同舟共进》：为何民主选举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第一要义？西方民主选举制度经一二百年才逐步定型，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什么要急于发展民主选举呢？

高放：社会主义民主理应承继人类文明成果，并开创更高类型的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民主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平民百姓的民主。

西方式的议会民主选举从1907～1911年起已在清朝的资政院和谘议局议员选举中试验。当时资政院的议员分钦选、民选两部分，民选98人，约占一半；谘议局议员采取两次复选法产生，即先从有钱有势有才学者当中选出“合格选举人”，再从中互选出议员。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这是继1898年昙花一现的菲律宾共和国之后，亚洲第二个民主共和国。随后中国出现过民国国会、国民参政会、国民大会、参议会等民选机构或反映民意的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4年第一部宪法明文规定年满18岁的公民除精神病患者和被剥夺法定权利者外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早在1953年就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同年5月开始乡、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等基层单位的直接选举工作。毋庸讳言，由于受苏联等额选举的影响及1957年以后“左”的路线干扰，长期以来我国的民主选举很不完善。

1979年通过了新选举法，1982年和1986年又作了必要修改。从1997年十五大到2007年十七大，三次大会的报告都把“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并列为我国人民民主的四个内容和程序，其中民主选举居首，也就是具有第一要义。道理显而易见，因为选民只有首先享有选举代表和负主要责任官员的决定权，才能进而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而各级人民代表和负责官员只有真正由选民选举产生，才能切实为选民的福祉进行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并接受选民监督，完全对选民负责。政府官员首先要做到权为民所授，才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

如从1907年算起，我国的民主选举已有100年历史。当今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世界民主潮流汹涌澎湃，我们更应加快民主建设步伐，充分显示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

《同舟共进》：世界民主潮流的发展态势究竟如何？

高放：著名政治学家缪尔·亨廷顿在《第三次浪潮：20世纪晚期的民主化》一书中认为，世界民主化的第一次浪潮是1828～1926年，有33个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第二次浪潮是1922～1942年，有40个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第三次浪潮是1974～1990年，有32个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我没有及时看到亨廷顿这个观点。我曾把20世纪世界民主与专制两种政治体制的消长概括为三个浪潮：大体上1911～1923年为民主战胜专制的第一个浪潮；上世纪30年代初到50年代初是民主战胜专制的第二个浪潮；上世纪60年代以来是民主战胜专制的第三个浪潮。中外学者都看到20世纪后期以来确有世界民主浪潮高涨的态势。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1998年我国已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中就有关于公民选举权的具体规定，理应付诸实施，表明我国是信守诺言的负责任的大国。选举权是现代化国家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选举制是宪政体制的首要组成部分，民主选举就是由选民授权给其代表和行政首脑，因此它是国家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和依据。

如何切实推进我国的民主选举

《同舟共进》：您从国内、国际、历史、经验、学理、现实等方面论证了为什么选举是民主的第一要义，既摆事实又讲道理。能再简要谈谈中国共产党开展民主选举的历史吗？

高放：早在1928年共产党建立农村革命政权之初民主选举就开始起步了。后来在抗日根据地，民主选举又有新的进步。可惜建国后没有吸取我党亲自开创的好经验，照搬苏联的选举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依然未有大的改进，使广大民众对基层民主选举相当冷淡。

老苏区的民主选举照搬了苏联等额选举的模式。毛泽东在1933年11月写的《长冈乡调查》中明确指出：长冈乡苏维埃选举的缺点之一在于“候选名单人数恰如应选人数，没有比应选人数增加一倍，因此群众对于候选名单没有批评。”这里只是讲到了真正的民主选举应该有候选人差额，而且还要有多一倍的差额。真正的民主选举还必须有竞选，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候选人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便于选民作出自己的判断，独立自主地投票。

1941年在延安举行的边区参议会参议员民主选举，开创了在共产党员间开展竞选的好经验。当时同一选区的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和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校长郭化若三个共产党员候选人展开竞争，各自发表演说，最后因抗日军政大学人多势众，郭化若当选参议员。

改革开放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北京市副市长选举曾采用发表电视讲话参与竞选的方式。我亲耳听到吴仪同志参与竞选的演说，她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当选副市长，将以鲁迅先生所说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为市民服务。”

遗憾的是自从我参与北京市区人大代表选举，50多年来没多大改进。只有1979年的区人大代表选举采取差额竞选，有人认为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随即后退。后来的区人民代表选举有差额但没竞选。

以2006年10月14日的一次选举为例，我手边还保存着一张选民证。当时是三个候选人任选两人。选举前只贴出这三个候选人的简介，选民始终不见其人影，更听不到他们的声音。选民投票时习惯性地投排名前二人的票，第三人照常是陪选。选民热情不高，不去投票还不行，会被不断催促。有的选民只好将票上的三个候选人都选上，成为废票，或者选票没有投入票箱，悄悄撕掉或带走，以示抵制这种不够民主的选举。近10多年来我每次都向投票站的负责人建议：为什么不能让几个候选人与我们选民见个面，说几句话，可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广大选民衷心期待执政党能够倾听众多选民的殷切呼声，让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时能够有序地开展候选人的竞选。

1979年通过的选举法第30条明文规定：“各党派、团体的选民，都可以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为什么我们难以依法开展民主竞选呢？为什么建国已近60年，还不能开展省级和全国人大代表的直接民主选举呢？苏联模式的等额选举固然有弊病，但苏联在1936年即建国19年时已实行全国最高苏维埃代表由分区直接民主选举产生，斯大林作为候选人还在莫斯科选区发表了演说（当然，由于苏联是等额选举，这不能算是竞选演说，即便差额，谁也无法与斯大林竞选）。我们还比不上上世纪30年代的苏联啊！真应该急起直追了！

《同舟共进》：除了人大代表的民主选举外，民主选举还有什么需要改进之处？

高放：按照1982年宪法第101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分别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政府的省长和副省长、市长和副市长、县长和副县长、区长和副区长、乡长和副乡长、镇长和副镇长。”这里所说的省、市、区或省、县、乡三级行政首脑的选举，在第一步中就可以试行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上差额竞选产生，先从乡、区级试点，再扩大到县、市级以至省级、中央级；第二步这三级行政首脑可改为由选民直接差额竞选产生。为确保党的执政地位，在第一步中可规定候选人必须是共产党员。共产党有7000多万党员，人才济济，每个乡、镇、县、区、市至少都可以挑选出两三个思想作风好、能力魄力强的优秀党员参与竞选，不论谁当选都能维护党的领导。有人很欣赏美国的两党制，认为有两个总统或州长候选人互相竞选，让选民挑一个，才是真民主。其实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主要都是维护富豪、财团的利益，从这一点看美国实际上是一党制，但它以两党竞选形式出现，选民感到自己投一票能起作用。我们可借鉴发达国家的民主形式，由两个共产党员竞选，既让选民有选择空间，又能维护共产党领导权，何乐而不为呢？将来还可允许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与行政首脑竞选。实际上不少地方公选、直选已试行，成绩显著。只要下决心真正启动这方面的改革，很容易于短期内在全国绽放民主选举之花。

《同舟共进》：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是统一的，两个共产党员竞选能有什么区别呢？

高放：不同的人当权肯定会有不同的做法与绩效。只要参与竞选的人讲清他当选后准备做哪几件大事和小事以及如何做到，选民就能从中比较哪位候选人的计划和承诺更可取可信。如果某人哗众取宠，开空头支票，选民日后还可以质问他、罢免他。凡是选民民主直选竞选产生的领导人，就要认真向选民负责、由选民监督，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是只向上级负责。这样还可以从制度上根绝跑官、买官的积弊，极大地遏制官员的腐败。任命制或严格控制的选举制实际上是为民作主，而不是党领导人民自己作主。只有直接民主差额竞选产生人民代表和行政首脑才能真正激发全民的政治热情，才能极大地改善我国的国际形象，在世界上凸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特异性。

《同舟共进》：直接民主差额竞选产生行政首脑既然有这么多好处，为什么改革开放已经30年还难以付诸实践并加以推广？

高放：关键在于一些人习惯于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缺少人民民主思想，认识不到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上级领导人有没有民主思想很重要。不妨举出我熟悉的正反两个实例。正面的实例是江苏省宿豫县于2003年6月在11个乡公推后确定的12名候选人都登台演说和答辩，乡镇干部和人大代表全程听取，再通过专家评鉴和民意测验，确定正式候选人，候选人还要到乡镇进行实地调查并给出施政方案，最后得票多数的当选者多数人感到满意。原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大力支持这种公推竞选，认为“公推竞选是基层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推进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改革和完善了选举制度，应当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可也有公推直选的县长因不符合上级领导人意愿被撤职的实例。1998年J市L县在人代会上直选县长时，市委推荐的县长候选人落选，该县党校副校长兼党委书记刘慎刚以压倒多数票当选县长。市委连夜召开紧急常委会，以刘曾贿选拉票为由竟决定撤销其县长职务，次日上午不通过县人代会就宣布决定，使刘慎刚成为世界历史上任期只有十几小时的最短命的县长。事后并没有查出他有贿选行为。（见李凡主编《中国基层民主发展报告》，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第325～334页）这种做法挫伤了人民代表和选民的积极性。

《同舟共进》：俞可平曾把民主比作陀螺，很有意思。民主为什么像陀螺？如何才能使这个陀螺转起来并越转越快而不至于停顿倒下？

高放：俞可平在《民主与陀螺》自序中说，他打从上小学到初中，就在课余一直为生产队放牛。当在山坡、原野牧牛时，能格外给他带来乐趣的便是玩自制的陀螺。然而玩陀螺需要练就一定的技巧，特别是要顺势用力，要是抽打的方向与旋转的方向相反，陀螺就会倒下。他深入研究政治学后深感民主就像陀螺，甚至就是陀螺。陀螺不抽不转，民主政治如果没有人民自己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员去推动，也不会自动运行。推动民主政治除了制定程序和机制外，同样需要推动力和技巧，“特别重要的是要顺应民心，借助时势，循序渐进，增量发展。”我觉得要使民主这个陀螺运转起来，首要在于正确使用民主选举这个鞭。以往做法的弊病在于代替人民扬鞭或者手把手教人民如何扬鞭，这样人民就不能、也不会独立自主扬鞭。只有启动差额竞选，由人民学会并善于扬鞭，人民才能得到民主这个难得的最好的东西。

作者：华　翊

资本主义民主选举研究论文 篇3：

壮族传统都老制的村民民主自治特征

[摘要]历史上的壮族农村地区曾普遍存在着一种社区自治制度——都老制。都老制以民主选举、民主立“法”、民主议事以及民主监督等为自治的核心内容，充分地体现其民主本质，是一种具有民主特征的乡村社区自治制度。民主不是舶来品，在壮族传统都老制的村民自治，“原生态”的民主，已经深深地扎根于壮族乡村的土壤里。

[关键词]壮族传统；都老制；村民自治；民主

[作者简介]陈洁莲，广西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广西　南宁530022

壮族农村有着悠久的村民自治传统。历史上的壮族农村地区，曾普遍存在着一种社区自治制度——都老制，也称“头人制”。这种制度为壮族所特有，是由壮族村寨的民众民主选举产生“都老”，再由“都老”行使自己的职权，维护壮族村寨的秩序和村民权益的一种村寨制度。关于“都老制”的记述，除了引用古籍关于“都老”的一些简略记载作为依据外，溯其本源，均出自《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调查》)中的重要调查报告。根据《调查》等历史资料的记载，传统都老制对壮族乡村的管理包括制定和执行村规民约、管理公共资源和集体财产、组织和领导村民建设公益事业、维护公共秩序和治安、聘师办学和倡导教育、处理本村村民之间及本村与外村之间的纠纷以及组织祭祀活动等社区内部自我管理的自治内容，都老制的社区成员积极参与社区自治事务。都老制的自治，以民主选举、民主立“法”、民主议事以及民主监督等为自治的核心内容，充分地体现了其民主本质。所以，都老制是一种具有民主特征的乡村社区自治制度。

一、民主选举

传统都老制的负责人，即“都老”，是采取民主选举的形式产生的。

《隋书》曰：“并铸铜为大鼓，初成，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来者有富豪子女，则以金银为大钗，执以叩鼓，竟乃留遗主人，名为铜鼓钗。俗好相杀，多构仇怨，欲相攻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宋书》也有这样的描述：“其族铸铜为大鼓，初成，悬庭中，置酒以召同类，争以金银为大钗叩鼓，去则以钗遗主人。相攻击，鸣鼓以集众，号有鼓者为‘都老’，众推服之。”《隋书》和《宋书》的记载分别以“群情推服”和“众推服之”来表明，“都老”是经过大家推举的。

从《调查》可以看出，在传统壮族乡村，各地对“都老”的称呼有诸如“都老”、“村老”、“乡老”、“大老”、“寨老”、“头人”等。尽管称呼各不相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这类人物的“都老”、“头人”地位并非世袭，亦非官委，跟个人的宗族地位亦无关系，完全是由众人“推举”、“公选”即民主选举产生的。

《龙脊乡》叙述“寨老”的产生过程时，用的是“公举”、“公认”等词汇，并指出“没有官方委派，也没有呈请官府批准或备案”；《三科村》将“都老”的产生程序定性为民主选举，“都老不是自封的。也不是村中凡是年老的人就自然而然地都成为‘都老’。而是由壮族村民民主选举产生，或是由年迈卸任的‘都老’荐举经群众认可的人充任”；《邓广乡》指出：当时各村皆有“父老”(又名“大老”)，由全村公选产生；《白定乡》则指出，“乡老”或“头人”的产生必须经过大家的“公认”，他们是“受群众的敬仰而自然产生的”，其地位“完全是通过自己在平日处事中去取得信任，受群众的拥护而得来的，但他不是属于统治者之行列”。众多史料证明，壮族农村传统的都老制，其负责人即“都老”的产生是以民主选举的形式产生的，而不是政府任命的。充任“都老”者必须获得村民的信任和拥护，任何人均不可能借助其它力量在缺乏民意支持的情况下充当“都老”一角。“都老”身份的“合法性”。或取决于“公选”，或取决于“公认”。因此，我们不必细究“都老”选举程序等细节问题，便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都老”是由壮族村民民主选举产生的。

二、民主立“法”

村规民约机制是中国农村社区独立运行和自我发展的一个重要机制，是地缘关系基础上的组织管理形式。在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乡村自治的农村社区，村规民约这一非正式制度，是村民自治的保障，成为村民自治的“小宪法”，村民自治组织通过这个“小宪法”获得了在村规民约规定范围内的“执行权”。

(一)都老制村民自治的保障

在传统的都老制时期，壮族农村基层社区的管理并不是依据明确的法律条文和权利义务来规范人的行为，而是依靠约定俗成的习俗和习惯来维持共同体的秩序。在中国传统乡村，村民几乎一辈子都在村庄中度过，共同的礼俗和习惯成为村民的行为模式和心理积淀。村民心中存在的礼法观念和习惯是村庄伦理精神的主要内容，逐渐成为乡村生活约定俗成的“规范”，经过社区全体村民的认可后往往以村规民约的形式被固定和保留下来。而且当村规民约一旦被村庄社区的村民普遍接受，就成为乡村生活的共同秩序，在乡村共同体范围内具有非常强大的控制力，成为社区自治的“法典”。在传统的壮族乡村社区，正是都老制的村规民约所具有的权威性、可操作性，才使得“都老”能依“法”治村。都老制重“乡约”、行“法治”，“乡约”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了提醒村民们遵守“乡约”，很多壮族乡村每年都要开展一些宣传“乡约”的活动，这有点类似于当今的“普法宣传”。这方面的例子，《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多有记载。

(二)民主制定村规民约

在都老制社区自治制度中，具有如此重要地位的“法”，即“乡约”、“村规”、“禁条”等，不是由“都老”或少数人来制定的，而是由全体社区成员商议讨论，经民主表决通过后，方能确立和执行的。

《三科村》明确指出，三科村为了制订村规民约，首先召开长老会议拟定草案，然后召开村民大会进行讨论，表决获通过后，才能公布执行：“都老”具有召开长老会议和村民会议来制定村规民约的职责，为了利于安定社会秩序，进行生产，举办公益事业和维护共同利益等，“都老”首先召开长老会议拟定村规民约草案。然后召开村民大会进行讨论，作补充修改，再表决通过。最后由“都老”张榜(挂牌)公布，使家喻户晓。督促大家遵守。

这一情况，在《龙脊乡》和《檀乐乡》也有记载。如《龙脊乡》称：“乡约的产生与修改的形式，是通过群众议论”；《檀乐乡》在论及村规民约时，将其称为“习惯法”，并指出，“习惯法的产生，由户长会议通过实施或由各屯召集群众协商通过作为公约”。

不仅如此，都老制社区成员参与村规民约的制订这一“立法”过程的态度是如此的认真，以至于有时候这一过程要经历数天之久的讨论，新制定的“乡约”方能通过。《龙脊乡》对此有如下描述：“乡约”的条款，在讨论的过程中，不论头人或凭兴趣前来旁听的群众，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乡

约的讨论，往往拖延几天之久，最后要绝大多数人同意即算通过，乡约便成为十三寨群众必须遵守的法律……

三科村在上思县，地处广西南部；龙脊乡在龙胜县，几乎是在广西的最北端；檀乐乡在田东县，位于广西西部。此三地相隔甚远，但是，由全体社区成员制订村规民约的情形均大致相同。由此推知，地不分南北东西，壮族都老制自治社区制订“乡约”、“村规”，都是以社区的全民参与方式来制定的。可见，都老制村规民约的制订过程是民主的。都老制的民主“立法”，是继民主选举之后，其民主特征的又一显著体现。

三、民主议事

都老制在民主选举出“都老”，通过民主方式制订出社区自治的“法律基础”村规民约之后，社区的诸多事务便开始交由“都老”处理。但是，“都老”之外的社区成员，并没有从此就置身事外，每逢重大事情，他们都要参与商议决断。都老制这种民主议事的特点，是都老制民主特征的又一体现。

《三科村》称，三科村的“许多重大事情都由长老会议和村民大会来讨论决定”。

从《三科村》我们还可以了解到，都老制的民主议事是制度化的，议事会议定期召开，而且，根据所处理事务的重要程度，会议的种类性质会有所区别。如：三科村黎姓壮族村民有各种各样的会议。按会议的性质来说，有“都老”和“酒头”的碰头会，有长老会议、村民大会等。按时间来说，有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如每年秋后祭土地公祝神还愿和某些月初二、十六等拜祭土地公就属于定期会议。在这些集会上，“都老”主持村民们讨论决定本村的重大事宜。临时会议就是为了处理临时发生的事情而紧急召开的会议。各种会议的内容往往涉及村民的生活、生产(进行抗旱、防涝、建设水利工程等)、治安、维持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以及祭祀事宜等等。

用现代政治学的眼光看去，都老制时代的三科村相当于存在着一个“村议会”。“都老”和“酒头”，便是“议长”角色；“长老”一类经常参加议事的人物，便是“议员”。社区里的公共事务，一般情况下都是交由“议长”和“议员”们代议，只有当碰到重大事情的时候，才召开村民会议，来个“全民公决”。这种制度设计兼顾了效率和公正，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代议制”的雏形。

四、民主监督

任何一种管治制度，都要面对如何防止握权柄者以权谋私的问题，都老制也不例外。通观《调查》所作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都老制并不奢望社区由不会犯错误的“贤人”来管治。社区民选“都老”，虽然大家预期当选者的行为中规中矩，希望当选者能够遵循民意，公正行事，但是，对并非“圣贤”的“都老”有可能犯下过错的这一可能性，都老制其实已经作好了准备。都老制通过保障社区成员对“都老”的“不信任权”来保持社区对“都老”的持续的监督压力。所谓“不信任权”，就是社区成员对“都老”所作所为的合理性和公正性提出质疑的权利。社区成员通过舆论监督和弹劾罢免的方式行使这一权利，对“都老”施行实质性的、有效的监督。其中，舆论监督是都老制实施民主监督的非常有效的手段。《龙脊乡》记载有这样一个例子，其详尽的描述，很能说明问题：民国初年时，毛呈寨有个叫萧鸿兴的人，一天失了一头猪，他诬赖邻居廖景平、廖景风二人偷盗，请头人廖锦盛来排解，廖锦盛得了萧家的“背手钱”，要替萧家说话，强迫廖景平二人负责赔偿萧家的损失。但廖景平二人不服，便敲起锣来叫全村人给他们评理，经大众讨论后，大家都认为这是无理的诬害，是头人判决的不公，并戳穿是头人吃了钱替萧家说话，群众一致指骂廖锦盛的不义，又罚廖锦盛出两吊钱来赔偿廖景平、廖景风二家名誉的损失，事情才算了结。

在这里，“不义”的“都老”不但遭受了社区众多成员“鸣鼓而攻之”的谴责，还被众人罚款，赔偿了事主的损失。舆论监督在都老制“社区政治”中作用之大，由此可见一斑。正所谓，田间陇上，大榕树下，无处不是舆论场所；酒后饭余，赶圩路上，何时没有评论时间?更兼铜锣一敲，村民云集，众目所怒，千夫所指，此时，枉“法”谋私的“都老”，真恨不得有一条地缝钻了进去。故哈贝马斯如此关注他的“公共领域”的作用，自然有其道理，在都老制的壮族乡村社区里，亦有类似哈氏“公共领域”的情况。

除了舆论监督外，对“都老”的罢免，更是都老制实施民主监督的重要手段。《龙脊乡》中，便有“都老”因行为不检和处事不当，丢掉了“都老”位子的记载：头人的产生既然是决定于群众的信任，所以头人的垮台，也取决于群众。倘若失去了群众的信仰，也就会失去了头人的职位。如江边寨的廖美富、廖章元二人，原来都当上了头人，后来因为贪财好酒，同时在调解事情中，往往处理得不好，不久就不再有人请他们去排解了，头人从此再当不上了。

对这种通过罢免手段实施的对“都老”的监督，《龙脊乡》是这样总结的：“头人的产生既然是决定于群众的信任，所以头人的垮台，也取决于群众。倘若失去了群众的信仰，也就会失去了头人的职位。”

这一情况，和《三科村》提及的对都老的“撤换”一致。《三科村》曾罗列出当选“都老”必须具备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诸如“办事公道”、“肯为群众服务”等。在开列出这些条件之后，《三科村》作者紧接着指出：“如果丧失了这些条件，随时都可以被撤换”。我们应该注意到“随时”一词的使用，以及整句话的语气，说明《三科村》的作者欲强调。“都老”只是一个为大家服务的“总管”、“公仆”角色而已，服务不好，自然就该换。另外，这句话还反映，三科村对“都老”的弹劾罢免程序，是非常容易启动和生效的。

由此可见，在传统都老制的壮族乡村，村民们对“都老”有很大的监督权力。渎职谋私者，会遭受令其颜面尽失的公众舆论的谴责，还会被施以罚款，有的甚至还会从“都老”的位置上被赶下来。由于这种监督不是由自上而下的“巡视”、“检查”来完成的，而是由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来达成的，所以，这是一种民主监督。都老制的民主监督，和都老制的民主选举、民主立“法”以及民主议事一起，共同构成了都老制的民主特征。

五、结　论

以上分析表面，都老制以民主选举、民主立“法”、民主议事以及民主监督等为自治的核心内容，充分地体现村民自治的民主本质，都老制是一种具有民主特征的乡村社区自治制度，以真正的民主选举和民主管理实现了所在乡村社区的良治。缘起于对壮族这种“原生态”民主的回溯，壮族人具有民主自治传统的事实被揭示，一种壮族地区特有的源远流长的乡村社区民主自治制度——都老制，如久埋地下的铜鼓刚刚出土，扫去尘埃，展露真容，人们由此得以看清壮族乡村民主自治的历史脉络。这一研究还表明，民主不是舶来品，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在壮族传统都老制的村民自治，“原生态”的民主，已经深深地扎根于壮族乡村的土壤里。

作者：陈洁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