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资本主义论文

[摘要]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是基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历史而展开的，是与马克思的理性批判和资本主义批判密切相关的。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现代性资本主义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现代性资本主义论文 篇1：

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

〔摘要〕 深化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研究是一项持久且有意义的任务，同时结合中国现代化发展实际厘定中国现代性建设的方向，必将以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为指导，从而开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之路。全面深入探索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及其对中国现代性建设重要价值的《马克思现代性思想探析》，以逻辑自洽性、学术启发性、实践指导性和理论成长性为突出要点，把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为理论界贡献了丰富的学术灵感。

〔关键词〕 现代性;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中国现代化;中国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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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时代不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代名词，而是属于全人类的，这尤其在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中被积极地衬托出来。指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现代性也并非只是对应资本主义文明，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了中国味道，体现出中国新文明类型的特点。田辉玉、李齐的《马克思现代性思想探析》（2020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是一部详细分析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及其对中国现代性建设重要价值的重量级著作，该著作不仅创造性地阐述了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主要内容，而且对学术界继承与发展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虽说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研究成果较多，但该著作在充分吸收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展现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完整轮廓，并结合中国现代性建设经验阐发中国现代性建设的自我主张，具有逻辑自洽性高、学术启发性强、实践指导性大、理论成长性广的特点。

一、逻辑的自洽性

从该著作的内容结构来看，具有较高的逻辑自洽性，章节对应、由点到面体现出内容结构的严谨。开篇之处作者以西方现代性的德国品质为理论阐释对象，对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现代性思想作出了分析，提前挑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形成的理论背景。同时，作者基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况，接续阐释了西方现代性的现代发展模式，通过对马克斯·韦伯、海德格尔和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现代性思想的分析，勾画了西方现代性的当代发展状况。基于现代性的自反性，该著作选取卢卡奇的“物化意识”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和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思想等进行分析，指出这些思想家对现代性批判的不同思路，从而为体现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性提供了帮助。作者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以马克思的思想史发展脉络为出发点，并结合马克思相关文本，呈现了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形成的逻辑结构。这一逻辑结构的表述为：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本原则，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形而上学抽象统治的过程中，深刻洞察到了现代性的资本本质，使现代性的秘密公开于世。该著作以中国现代性建设为研究对象而展开，深入解析了中国现代性建设的总体视域和自我推进。作者立足中国现代性建设实践经验，时刻围绕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揭示中国现代性建设实践经验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恰如其分地使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与中国现代性建设有机统一起来，努力展现中国现代性的自我形象，对今后中国现代性的理论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可以看出，该著作内容前后紧密衔接、结构严密、层层递进，立足思想史和问题域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对西方现代性及其当代演变、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形成及其当代性和中国现代性建设等三个方面作出了史论相结合的研究，具有较强的逻辑自洽性。

二、学术的启發性

从该著作的内容来看，作者以历史主义态度对西方现代性作了深入分析，并把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融入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刻背景中进行考察，从而使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深深地扎根在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当中。尤其是作者对马克思早期文本的解读，使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具有了前后一致的连贯性，对今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性。

该著作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启发性：首先，提出费尔巴哈的“感性”现代性思想，弥补了以往对现代性仅仅从近代唯心主义这一条线索进行研究的不足，充实了西方现代性研究的唯物主义因素，不仅从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两条线索完整展现古典现代性图景，而且为今后深入研究西方现代性捕捉到了理论成长空间。其次，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基本内容，认为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也可以称之为历史的唯物主义现代性。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的基本原则是历史，而不是唯物主义。以历史为根本基础的新唯物主义必然成为叙述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合理表达，这一观点为今后学术界的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支点，而且也为创造性地进一步深化马克思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增长点。再次，作者提出了超越西方现代性困境的思路，即认为马克思揭示出了西方现代性发展的客观逻辑和自身矛盾，在尊重西方现代性客观发展的基础上，映射出西方现代性在自我矛盾的运动过程中表现出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最后，作者重点分析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利用资本建设现代性的具体措施和实践经验，诠释了中国现代性建设的实践方向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基于中国现代化道路背景下的中国现代性建设思路，作者从理论上提出了中国现代性建设的思想资源和成功经验，把立足中国现实国情、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中国现代性建设方案的立足点，这为今后学术界在中国式现代化基础上凝练中国现代性的自我形象扩展了深化的空间。

三、实践的指导性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该著作的一个亮点，作者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而且结合当今中国现代性建设的历史经验，积极阐发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对中国现代性建设的引领作用，这一引领作用主要体现为中国现代性建设在“利用资本的革命性作用”“‘三阶段论’的中国借用”“时代精神的积极凸显”等三个方面，从而使中国现代性具有了历史必然性。作者提炼出中国现代性建设的要点及其成功经验，体现出作者时刻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作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加以运用的努力，使该著作内容显示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品质。作者认为，中国现代性实践从重视经济发展的维度，转换到重视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有机统一的轨道上来，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中国现代性发展的最终目标。进而言之，中国现代性对于西方现代性最大的优越性，不仅是从客观的物质条件上体现出来，如科学技术水平、管理经验、工业化程度等，还是转换到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一重要的价值维度上作出的整体判断，而且只有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个标准来判断，才能够真正体现中国现代性建设的世界历史意义，也才能够从根本上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所以，作者并非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和中国现代性建设泛泛而谈，而是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和中国现代性建设展开了接地气的研究，从而使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与中国现代性建设充分结合。因此，该著作将会在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方式上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和中国现代性建设的研究起到重要的实践指导作用。

四、理论的成长性

可以说该著作是作者较强学术探索精神的产物，问题的提出与问题的解决持续更新且相辅相成，使得该著作具有很宽广的理论成长空间。从该著作论及的内容来看，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理论增长点值得指出：

首先，关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及其当代性问题的研究。立足马克思的文本解读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是该著作的一个特点，对马克思著作的阐释将会支撑起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理解，这是持续且深入完整研究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充分必要条件。所以，作者落实了以马克思的文本为基础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研究要求，这为今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研究提供了理论生长点。

其次，关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关系的研究。该著作认为资本是资本主义的原则，也是现代性的原则。能够使马克思对当代资本主义深入批判的理由在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本质上就是对资本的批判，是对作为资本主义本质根据的资本逻辑的批判，这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论域，也是确证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当代性的根本理由。作者引入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分析他们对现代性问题的态度和批判思路，同时揭示他们在解救人的异化方法上的缺陷，这为凸显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性作出了铺垫。因为马克思从资本结构的批判分析开始显示出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积极效果，这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水平远远高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建立起来的文化批判、技术理性批判、生活世界殖民化批判等批判思路，更具有現实性。所以，继续开掘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对话，由此进一步彰显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性，必然成为学术界后续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质点。

再次，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耦合研究。当前中国现代化道路稳步推进，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作者指出，提炼现代性的优越之处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尤其在当今中国所实行的以利用资本（市场经济是资本逻辑的表现形式）为手段的发展模式中体现出来。然而，针对资本具有的正反两面性而言，并不意味着中国无条件地利用资本来推动其现代性建设，而是要对资本的本质、特征和作用等方面加以研究，利用资本好的一面，管控资本的“邪恶一面”，这是该著作尝试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而对这一重要问题的持续研究，则需要转换到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具体化阐释层面，也就是从微观层面厘定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必然要求今后的理论研究落实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不同领域，从而总结出中国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成果，进而完整体现中国现代性建设的自我形象，这是该著作凸显的又一个理论生长点。

概而论之，该著作史论结合，体现出作者高度的学术严谨性，在遵循思想史发展线索的基础上，深入刻画了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和中国现代性建设的主要内容及其融合质点，不仅使该著作内容呈现出“一整块钢”的特点，而且还是一部难得的针对中国现代性建设提炼出其成功实践经验的著作。因此，该著作不仅对继续深化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贡献力，而且对中国现代化发展背景下凝练中国现代性建设的世界历史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作者：项久雨

现代性资本主义论文 篇2：

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基本方法

[摘 要]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是基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历史而展开的，是与马克思的理性批判和资本主义批判密切相关的。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形成于他对于古典哲学的抽象理性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批判基础上，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原则，在其中呈现了总体性、辩证性、革命性等一系列现代性批判方法，体现了马克思批判话语的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无产阶级的理论立场和共产主义目标的实践立场。马克思认为对于整个现代性世界、整个社会历史、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无产阶级的解放的研究都要贯彻总体性方法原则;对于主客观世界、对现代性的历史进步意义和历史局限性、无产阶级主体性和现代性客观性之间的关系都应具有辩证的方法态度;以及要坚持无产阶级主体地位、科学性与时代性统一的革命性根本实践指向。总体性、辩证性、革命性三种现代性批判的方法原则是一个有机整体，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之中。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方法的梳理，对进一步理解评价当代资本主义现代性社会现实、当代西方社会现代性研究思潮、推进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丰富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现代性;批判;辩证法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与他的资本主义批判密切相关，这根源于资本主义与现代性在历史发展中的内在一致性。在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考察的过程中，马克思利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逻辑、社会历史辩证法的一般逻辑和资本主义理论的具体逻辑而展开了它的批判体系。在其中围绕着总体性、辩证性、革命性的方法原则，马克思构造了对现代性的超越向度，为迄今以来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奠定了深刻的话语基础。

一、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基本逻辑

马克思对于现代性的基本态度是批判性的，这根源于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基本态度，同时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原则之上的。批判性意味着考察主体，即无产阶级及其立场的对于自身处境的认知与反思，进而在辩证对待作为资本主义客体的历史作用和历史价值的基础上，通过揭示其内在矛盾从而唤起主体的革命性与反抗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立场遵循从抽象理性到现实理性、从资本到劳动、从资产者到无产者、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内在逻辑，从而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赋予了科学性、实践性与超越性的特质。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既定现实的揭示，从而在此基础上确立了自身的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立场。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真正跳出了资本主义自身的现代性批判的逻辑，跳出了哈贝马斯口中“认知兴趣普遍存在于对自然与社会的工具性控制当中”[1]的局限性。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的指向性通过质疑资本主义存在本身的合法性，从而“找到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钥匙的新派别”[2]，赋予了批判性理论以实践本性，并立足于对社会历史全面的理解来构建一种可供超越现存的革命的科学理论形式。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方法正是基于这种逻辑来构建自身的方法指向的。

现代性本身就是一項包罗甚广的巨大工程，而马克思主义正是从现代性庞大的总体架构的高度上来把握它的一般形式的。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对象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现代性。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遵循马克思主义分析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基本方法与原则，并且在其中贯穿着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即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逻辑，最终会指向它自身的否定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所以，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逻辑、社会历史辩证法的一般逻辑和资本主义理论的具体逻辑的。由此呈现了总体性、辩证性、革命性的特征。

二、总体性的基本方法

总体性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考察现代性的基本方法与原则。总体性范畴虽然来源于卢卡奇的观点体系，但实际上在马克思的话语与科学方法的应用中就得以体现，是唯物辩证法进行社会历史批判的方法与原则。在马克思的辩证法体系中，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共同存在并构成了关于世界和思维的辩证图景，并且认为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正确反映，完成了思维与现实的辩证法相统一的观点。现代性的蔓延使得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甚至思维方式和社会关系都面临重构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要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3]34以此来表达现代性对整个社会世界的总体性改造。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也贯穿着这种总体性的原则。

第一，马克思认为现代性世界是一个总体性的世界，而不是只局限在某个领域，体现出社会研究的总体性视野。正如20世纪早期卢卡奇的总体性观点所说，现代社会与以往所不同的正是社会历史各个领域密切的相互关联并且相互影响，“只有根据这种联系，才能把社会生活孤立的事实看作为历史进程的各个联系环节，并且把它们归纳为一个整体，对事实的认识才能够有希望成为对现实的认识”[4]，意味着只有充分认识到社会历史各领域各维度相互关联的总体性特征，才可能为有效的认识社会某个方面甚至整个社会创造前提。卢卡奇看到了社会各要素日益紧密联系的现代世界，从而提出了这样一种与社会历史现实发展、人的认识能力的发展与现代性一般特征相协调的研究基调。

第二，在马克思看来，进行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也必须具有总体性的观点和方法，才能为正确认识现代性创造理论前提。这体现了马克思进行社会历史研究的总体性思路。虽然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是通过批判黑格尔抽象劳动观点从而进展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资本和劳动等一系列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主线而展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思维方法是纯粹经济学的，更不意味着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仅仅关注资本主义经济领域。在揭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根源的前提下，马克思通过对人的异化、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历史性的批判，展开了关于现代社会各个领域受到现代性支配的现状。在此基础上，社会历史各领域的现代性特征则统一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根本特征之中。马克思认为以生产异化而展开的社会各领域都被笼罩在一种异化的关系之中，“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5]165从而在对社会事实的分析中确立自身理论的总体性构架，即将社会历史各领域看做一种统一总体的运动过程。

在马克思之后，以卢卡奇和霍克海默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发展这种总体性的思维方法。他们在理论方法中认识到了现代性对现代人和社会的统治进入到更深的层面，进而他们所着力揭示人的生存状况的异化，也随之涉及精神心理科学、现象学等不同的层面，这不仅反映了现代性不断深入发展的事实，也表达了总体性理论对于现代性研究的进一步整合和推进。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整纲的观点，正是揭示了马克思理论进行分析批判时所运用方法的总体性。所以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自身的总体性特征对相应的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将总体性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分析范式的前提下，不仅需要应用多种理论资源对现代社会进行具体的、综合的、统一的分析，也需要将各种社会研究对象作为不同社会领域或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资本论》就是这一总体性方法的典型范例……完整的理论表现为一个具体与总体辩证统一的逻辑结构，成为一个看似‘先验’的体系”[6]199。

第三，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现代性对社会的压迫和统治具有总体性。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是基于资本主义批判而展开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条件下现代性导致的压迫、异化和剥削并非仅仅局限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而是普遍的、总体的。马克思在分析异化的过程中，指出劳动异化包括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过程的异化以及劳动者与其类本质的异化等多个层次，相对应的则是异化在以劳动者和劳动过程、劳动产品为核心的社会经济领域之中而全面展开，正如马克思所说：“它尽可能地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在它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各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质的最后一点假象。”[5]566所以，资本主义现代性在不同的方面展开了它的总体性统治。

在经济基础方面，正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了整个世界，资本家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使其“沦为机器，沦为资本的奴隶”[5]121，而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不仅剥离了无产者的本质，也改造了資产者使之同劳动、商品甚至自然相异化，“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样表现了人的自我异化。”[5]261在上层建筑方面，随着劳动和劳动对象异化为主的经济基础的异化，大众文化、宗教与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异化表现出人已经失去了自身的类本质，与自身真正的自由的自然状态相隔绝，从而只能依附于由资本和商品关系为基础构建起来的社会关系，“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取了他的类生活。”[5]163在全球关系方面，现代性颠覆了以往世界那种分割的、相互孤立的关系，将世界通过资本和商品联系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一个国家都变得对世界体系产生依赖性，从而构成了全球的总体性。在其中，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处于主导地位，向外输出商品、资本、制度、生产方式以及污染，而落后国家遭受着严重的资源、人口与环境剥削。这种压迫和剥削是建立在全球总体性的基础之上的，时至今日诸如环境、资源等问题的全球性正是因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统治和剥削而造成的。

第四，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超越构想具有总体性。马克思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总体批判之上，而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历史局限性本质的揭露来构建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科学方法。马克思并没有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超越简单地看作是一种经济或政治的单一范畴，正如拉兹洛指出当代世界的囚徒困境，“无论穷国富国，绝不会独树一帜地将武器熔化了铸成犁头”[7]一样，任何单一领域的解放都不能称之为真正的解放。在革命领域上，马克思正是通过无产阶级的总体性革命和总体性解放来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在马克思看来，“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3]66，从经济生产领域出发，进而使得“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8]524，从而完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体解放。同时，马克思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理论的基础上推断最终无产阶级革命必然是全球性的，即基于密不可分的世界总体的，这同样也反映出了现代世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总体的事实。正如卢卡奇所认为的：“这种辩证法的整体概念似乎已经远离现实，似乎很‘不科学’的塑造现实。但是他是能够理解和再造现实的唯一方法。因而，具体的整体性是支配现实的范畴”[4]，进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打破了以往那种孤立的、与实践相脱离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认为对社会实践必须要通过批判性的解读从而构建起实践与理论相连接的事物的内在超越性，这种观点是基于对马克思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进行总体性的批判，也就必然会上升到对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总体性批判之上。

三、辩证性的历史方法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具有辩证性的特征。这意味着马克思对于现代性的基本态度并非是完全的肯定或否定，而是在肯定现代性重要历史意义的基础上指出其中的历史局限性和建构的有限性，从而辩证地历史地指出现代性的生成、前景和出路，这就构成了马克思对于现代性自身辩证特征的基本回应，这种辩证性包含了三个基本的范畴。

第一，资本主义现代性与马克思对它的批判一样，都具有内部高度关联和复杂的相互关系和体系，从而呈现辩证性的主客观世界。这个体系并非是抽象的纯粹概念的体系，同时这个体系是遵循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马克思反对将辩证法图景停留在概念的或者是抽象的领域：“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9]。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则是整个社会辩证图景的核心和根源，“从现在起，可以把所有这些弊病完全归咎于已经不适应当前情况的社会制度。”[5]683所以说，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自我运动是通过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而展开到社会各个领域的，因而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也遵循着同样的逻辑，即从社会基本矛盾出发分析资本主义现代社会。那么，资本主义现代性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在其框架之内的不可调和性，才意味着只有通过超越资本主义，才有可能实现现代性内在矛盾的根本解决，而那种以资本主义的合理性论证理论、福利国家理论、政治改良理论或者新自由主义等等，试图在不动摇资本主义基本制度框架的前提下消除资本主义现代性种种弊端的构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也正因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超越问题上，简明扼要地指出共产党人就是要消灭私有制，进而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从而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第二，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并不是单纯的鞭笞和谴责，而是在充分肯定现代性的重要历史意义的前提下揭示其内在局限性，构成了马克思对于现代性的辩证态度。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现代性为世界带来了反对神学统治的世俗的、理性的光辉，并且带来了思想的解放;肯定了资本主义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和社会面貌的巨大变化;论述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全球扩张对世界文明进程的推动;并且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为进一步的人类解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前提。这一系列观点构成了马克思对于现代性的高度赞扬，认为它带来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8]52以及“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5]541以此来从政治、经济多个方面阐述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积极意义。而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对现代性的赞扬之上，而是将现代性对社会历史的积极意义作为其进行自我内在超越而创造的基础。马克思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将资本主义现代性作为一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体，一方面巨大的生产力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不平等的生产关系则是资本主义历史性的根源，所以“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5]530，从而将这个辩证运动直接指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无产阶级革命基础上的更高阶段的统一上。

第三，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性和资本主义的客观性之间的辩证性。片面地强调主观因素，试图用人的力量超越客观实际的限制和片面强调客观性从而忽视人的，尤其是无产阶级的主体性都是错误的观点，这无论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论述中，还是在共产主义运动史的革命实践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马克思批判了寄期望于资本主义发展而自然形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3]14，认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反抗与革命才有可能实现超越，而许多不彻底社会主义与改良主义则是“愿意要现存的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3]61是不可能真正实现人的解放和现代性的自我超越的。无产阶级主体性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运动中不是置身事外的，而恰恰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激化的一个客观环节，而这需要通过作为阶级主体性、每个人的主体性来共同实现，这正体现了作为革命力量的主体性和现代性的客观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四、革命性的实践方法

革命性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根本实践指向。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蕴含着无产阶级的价值立场，并且通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揭示了无产阶级需要发生革命取代资本主义的实践方向，从而实现了马克思批判的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统一。从而实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性、革命行动的实践性与方法的科学性的统一。

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基本主体。“无产阶级革命话语就是在批判现代性解放没有实现人真正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思想背景中出现的，它首先具有一种价值上的担当”[6]203，就确定了革命的主体是无产阶级，对象是资本主义。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并非是思想一形成就确立的，而是在对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古典哲学的抽象性的理性构造而展开怀疑和扬弃的结果。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将启蒙思想宣扬的自由平等的理想进行批判和扬弃，认为资本主义并没有在现实中实现这些抽象的理想;另一方面他对抽象理性的批判同对资本主义现实社会制度的批判结合起来，使现代性批判的话语具有了坚实的现实基础。这样，无产阶级价值的立足点就不是抽象、永恒的，而是具体、历史的，具体到资本主义的社会状态下，无产阶级的价值就在于“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5]46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得出了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并不能真正实现启蒙运动宣称的人的真正自由和解放的结论，并从其经济学哲学批判中演绎出了人的异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本质关联，就使得马克思自然占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之上，而不是构建一个虚假的、抽象的理性乌托邦。

革命实践的方法要坚持科学性和时代性的统一。革命行动的实践性是无产阶级价值实现的根本路径和方法。只有通过革命实践，才能真正地改变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构建起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经济形式，实现社会形态的更迭。马克思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无产阶级取得真正主人地位不能够依靠资产阶级改良的怜悯，“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就有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8]103在吸取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教训之后，马克思指出：“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8]151，指明了无产阶级必须通过革命斗争的形式，把国家机器掌握在自己手中才可能带来革命的胜利。而不能对资产阶级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同样，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不仅仅涉及夺取政权的环节，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保持、发展等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进一步消灭阶级及其产生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形式的过渡阶段的必然方式，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加强社会主义经济与民主建设，为国家和阶级的消亡作出充分的准备。这表达了无产阶级的根本价值，即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同时也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根本实践指向。

五、结语

这三种现代性批判的方法与原则共同决定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超越其他现代性理论观点的科学性所在，并貫穿于马克思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之中。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自我丰富和完善的。因为现代性世界的日新月异，要求相应的理论必须也随之更新自身的范式、观点和方法，并且不断地实践活力。同时，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给予资本主义现代性以更复杂的诠释，其总体性特征也随之越来越具备多样性和复杂性，并且呈现其更加深刻复杂的辩证法。只有深刻理解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一般态度和批判方法，才能在日新月异的现代性状况下保持科学的态度和精神。当今西方社会中，现代性的分析学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各种流派、观点和思潮纷繁复杂，对现代性的理解也具有极大的多样性，赞扬者有之，批判者也有之，都没有超过马克思批判话语的科学性和深刻程度。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思潮为我们理解现代性提供了众多的范式、方法和理论视角，也为更深入地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坚持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基本方法就仍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可以有助于我们推进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当代解读和多元阐释，同时也有利于帮助我们分析、辨别和评价众多现代性研究思潮的本质和局限。

因此，马克思主义也应当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与原则的前提下，充分吸收各个学科的最新的方法、范式和理论以及丰富自身理论适用性和加强自身的解释力，更加深刻而全面的认识到当代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矛盾结构等方面的特殊性，并充分认识到其对历史进步的有利方面和积极因素，才能够更好地指导批判理论的革命性实践以及更好的完成马克思主义的使命。

[参 考 文 献]

[1][美]马克·布朗.民主政治中的科学[M].李正风，张寒，程志波，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11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8.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M].王伟光，张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1.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罗骞.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及其当代意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7][美]拉兹洛.人类的内在限度[M].黄觉，闵家胤，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40.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94.

〔责任编辑：崔家善〕

作者：刘云杉

现代性资本主义论文 篇3：

“#3.O时代”与中国现代性的问题

摘要：全球化时代一直是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相较量的进程，这一进程仍然会在“#3.0时代”继续，但是谋求新的交互发展应该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受了资本主义现代性“#2.0时代”的结构，但35年的改革开放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的发布，为中国塑造了通往自身“#3.0时代”的全球化图景。

关键词：全球化 “#3.0时代” 中国现代性

在《探索“中国发展一中华范式”，打造“#3.0”全球化》l一文中，黄枝连教授纵横捭阖、洋洋洒洒，将世界历史整个进行了“#1.0”、“#2.0”、“#3.0”的划分，2并以此对中国发展的未来和对世界文明发展的“#3.0”贡献可能郁给出了宏大的分析与展望，其中观点新颖、视角独特、行文自由、不拘一格，却义论证缜密，给人以新鲜而刺激的感受。

但与黄教授通篇宏大的充满建构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历史叙述不同，我将转换黄教授的三个时代的分析范式，用丁分析中国“#3.0”时代的现代性问题。在我看来，今天的世界文明发展范式，虽然在总体上会表观出黄教授所分析的三个时代之转换，而且我们的确应该对于这种转换的范式给予普遍性的关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世界文明范式的转型中，每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也同样会有自己特殊的发展范式，尤其是在今天全球化仍然处于整体化与碎片化共同交织的时代，每个国家也都会有自己“#1.0”时代、“#2.0”时代、“#3.0”时代的划分。

中国未来的发展，会伴随着全球化文明的时代转型而不断升级，但必须首先解决自身在这种转型中所出现的现代性问题，如此未来的大发展、大范式才有可能成功。

一、“#3.0时代”——全球化的升级

今天，我们正面临着新的全球化的升级，这种升级的内核和动力来自于对西方主义“#2.0”时代的反抗，也来自于对自身文化“#1.0”时代的批判，但终究都是一种扬弃，共同走向新的“#3.0时代”——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融合。

自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的理论以来，全球化的浪潮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时至今日，全球化正表现为人口的快速增长、交通和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各种国际组织的广泛出现，人们之间的交流互动，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的主权时空愈来愈变为超越一切主权地域的世界时空。在这其中，个人、集体、组织、民族、阶级、政府、国家等用于描述国家与民族认同的传统范畴，都发生了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双向变化。

普遍主义发源于古希腊自然哲学，在那里它只是作为探讨万物统一的本原与永恒的基因的世界观；而这种对于普遍性和永恒性的自然探求，很快进入其它一切领域，普遍主义转而成为一种以抽象化的方式来把握具体世界的方法论和价值观。尤其是价值观方面，以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存在与不存在的尺度”为标识，极大地展现出“人”——这一普遍性的存在物对于世界的价值支配。所以，普遍主义绝不如享廷顿所讲的只是自由主义的特质，它就是西方思想的原始基因。1这种原始基因不断经过西方社会、哲学、宗教、政治、历史的推演转而成为今天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比如哈耶克就认为，普遍规则和个人自由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必要条件，而这种普遍规则和个人自由不过是社会的自发秩序。2无论是旧的还是新的自由主义它们所主张的民主白由、人权平等、科学理性等等都是这种白发秩序的结果，任何一个地区都应该如此。

说到底，我们所谈论的普遍主义总是与资本主义的方方面面联系在一起。因为，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平等、认同、国家、市场、政府、理性、科学等等理念，无一不是资本主义的发明与发展。尽管在东方哲学或者中国哲学中，我们同样看到在自然哲学层面对于永恒基始的探讨，对于人性的普遍设想，对于国家大同的无限畅想，但那终究是非常局限的，甚至带有强烈知识论、人生论色彩，而且鲜有进入到国家政治的意识形态层面。这就注定了中国哲学与我们今天所谈论的普遍主义的远离在近代基础主义的扩张下，在宗教主义的推动中，这种普遍主义基因在资本主义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中得到了极大地实践。联合围《世界人权宣言》开篇所宣称的人人都“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更是这种普遍主义的表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东剧变之后，西方的普遍主义得到了极大地推崇，因为它意味着“历史的终结”1 。 2002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布什就明确表达：我们信仰的自由不是美国送给世界的礼物，而是上苍对人类的赐福；自由的价值观对丁每个人、每个社会都能适用……自由是人类尊严不容商榷的需要，足任何文明中的任何人与生俱来的权利。2003年，英国首相布莱尔在美国国会的讲话中则再次确认：我们追求的自由不只属于某些人，而是为全人类所共有

在今天，普遍主义已经表现为西方文明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向外的推演及其扩张。

特殊主义，显然是针对普遍主义的反抗而产生的。没有普遍主义的强制，可能很难说到特殊主义。按照最一般的哲学理解，无特殊性则普遍性，但是人类历史认知的总体发展与追求似乎都是普遍主义的二在今天，谈论特殊主义似乎就是一个非常无根的话题。不过，特殊主义必须产生，而且注定会有相当大的市场。因为，以普遍性来代替特殊的个体性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都表现为以一种全面的，整齐划一的方式来实现对个体性的支配，个体性则沦为抽象的个体，但是，这种普遍性的支配方式是否能为所有人、地区无差别、无反抗地所接受？显然不可能

特殊主义的产生正是基于个体的反抗。它拒绝被普遍化，拒绝那种抽象的普遍意识与观念，同样拒绝那种必须以特殊的牺牲来换取似是而非的“普遍价值”，因为普遍的承诺无法根本兑现：所以，西方普遍主义的承诺一定会遇到非西方地域与人们的抵抗，更不消说遇到西方内部的反普遍主义的对抗。比方说，今天的欧盟基本就是一团散漫的结合，拥有普遍意识与价值系统的、团结起来的“欧洲人”不过是历史的想像（苏格兰的独立公投事件、乌克兰危机即是如此反映）。

所以，套用现实主义的政治描述，特殊主义更多地是非两方、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面对普遍主义的“普遍化”时的主动对应结果，它既承认、并希望接纳普遍主义的最根本理念，但又希望不会失去自身所拥有的民族意识和国家特质，这包括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传统。亚洲的印度、伊朗等国家就是典型，它们接纳自由、民主、人权与平等，但同时拒绝改变本国的等级制度；它们接受市场、货币、娱乐享受，但同时又拒绝麦当劳、好莱坞，并保留白己的商贩和民族文化生产方式。中国也不例外，非洲国家亦是如此。但是，今天全球化的世界，是普遍主义的世界，特殊主义只具有形式上的空间与时间。特殊主义，无论其好或者坏（暂时与价值判断无涉），都无法抵抗普遍主义。

所以，全球化的本质是什么？无非是普遍主义的世界化——“资本主义化”和特殊主义的“民族性”之间的融合与冲突。而戴维·米勒的判断可能非常适用于这种评判：“普遍主义者在特殊主义中看到合理性的缺乏，而特殊主义在普遍主义中看到一种对超出普通人能力的抽象合理性的承诺”。1

亨廷顿显然抱有强烈的伦理普遍主义情绪，并极力支持民主化的普遍主义世界化浪潮。但是，2001年爆发于美国的恐怖主义，使得他不得不抛弃普遍主义的视角，而转向于特殊文明的分析。这恰恰说明，新一波全球化的基调正在从经济、政治的所谓一体化不断走向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反全球化。恐怖主义，不正是特殊主义的变种？那种设想世界社会、地球村、全球共同体的普遍主义策略，终究被现实的特殊主义所代替，于是亨廷顿又很快抛出他的文明冲突论。这显然反映出，大国政治的普遍主义战略的阶段性意图：全球化以经济为第一要素，使世界空间与时间都变得可以计算与讨价还价，使人类理性与情感都变成为利益的博弈品，使民族心理与民族文化都变成一种被包裹于国家文化心理之下的小心翼翼的状态。但恰恰是民族心理与民族文化，它总是表现出反全球化的面目，它不接受同质化的全球化，它也拒绝与普遍主义的妥协，它总是使白己区别出来，显现出自己的特殊性。于是，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了多面的全球化，也看到了更加多样化的文化斗争，而这一切的文化斗争归根结底不过是民族的斗争。

所以，新的全球化时代并不完全是一个整体主义的时代，也是一个更具碎片化的时代。这一点正如“#3.0时代”这个术语所标示：如何跳出“西方主义#2.0时代”的世界性支配？如果说，西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普世化了它曾殖民的地域与民族，而全球化却在后殖民时代释放了地域文化与民族被埋没的特殊之物，这是否又是对“#3.0时代”的反叛从而回归到“前西方主义#1.0时代”？当然不是。

在今天，任何一次的反叛无非意味着一种新的否定，即是新范式的生成，“#3.0时代”虽然意味着全球化的整体升级，但绝不妨碍各个特殊国家和地区内部对于自身发展的诉求，这难道不也是一种“#3.0时代”？

、“#3.0时代”的中国现代性问题

社会主义的出现，宣告了西方资本主义的“#2.0”时代开始从一枝独秀进入化开两表的时代，也意味着全球化的“#2.0”模式进入到新的结构，即现代性不冉表现为纯粹的资本主义现代性，还有另一种——社会主义现代性但是，社会主义现代性终究是生成于资本主义现代性包围之中，而正是这种包围与反包围演变出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相对抗的另外一种社会发展方式。社会主义是反资本主义普遍性的产物，而它也力图使自己成为普遍之物；但历史总是那么残酷无情，1989苏东巨变导致了社会主义普遍性的解体。于是，全球化似乎开始以一种否定的逻辑再度进入到“#2.O时代”。若如此，我们该如何考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生成？

显然，我们还缺少从理论的抽象层面来对中国现代性的历史进行梳理与全球化的把握。之所以没有，根基性的原凶在于，我们在历史、现实与理想中所意识、建设和信仰的社会主义制度一定是对抗于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挽救人类社会与危广的形态而出现，因此它自然地就代表着人类的美好前景。因此，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普遍主义问题。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在其历史的建设过程中，正是以这样的面目而出现，甚至可以说以过去苏联为代表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可能都是如此。也许现存的古巴、朝鲜、委内瑞拉还是认为自己的社会主义是作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代替者，正朝着马克思主义百年前的科学社会主义之理想而不断前进。

不过，历史的发展总是超出人们天然的想象和理想的规制。资本主义率先推动和发起的现代化虽然破坏了人类普遍的历史文明与民族生存，但也带来了世界历史的不断形成和民族生存方式的多样化。马克思对于这种现代文明——资本主义义明的双重性特质：积极性与消极性——已经在其批判英国对印度的殖民剥削时沦述得非常清楚，历史有其铁的必然性——就是不断地进步，尽管会有民族、国家门身、甚至是道义的消亡，但最终是会有新的道义与理性的生成与实现，而且将是替代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这就是马克思的历史普遍主义。

“#2.O时代”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造就了现代世界的一切文明成果，可以不夸张地说，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我们这个生存的“现代世界”，借由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多次科学革命在社会生产力中的极大普及，以及相关宗教、哲学、法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在信仰、自由、人权、平等、私有财产等精神理念的奠定和确立，资本主义建构起以“资本一劳动一权利”三位一体的现代化与现代性结构一这种现代化与现代性结构是同源同体的，它以资本为中心确立起白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它以劳动为中介确立起自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结构，它以权利为手段确立起资本主义的公民国家结构：但是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马克思曾批判过的，资本内在的增殖欲望一定会带来极端个人主义的泛滥——自私自利的唯我主义，导致物对人的支配逻辑。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运动之下，在与工人劳动和权利运动的斗争中，在自身的内在反省中，资本主义非常狡黠地迈过了崩溃边缘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时代。

虽然那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声称已经进入到后现代阶段——所谓“#3.0时代”，即实现了对资本、劳动和权利公平对待与尊重的时代，但实际上，以资本支配为核心的三位一体结构从未被根本性地消解和置换。资本主义在“#2.0时代”所奠定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结构——以资本为中心的全球化逻辑，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反而得到了进一步地巩固。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说的“现代性是一个未竞的谋划”，就具有深刻的判别意义。后资本主义仍然是在这种三位一体的支配逻辑中发展，那种宣称超出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普世化时代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符号。

当然，其中内在的关系却可能发生并会继续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资本的中心不再是以国家为主体，而是跨国公司为主体，因此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已经生成出一种公司组织化的资本主义；劳动仍然是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中介环节，但是已经不再是纯粹的体力劳动或者智力劳动，而是实体劳动与虚拟劳动的结合，因此这种资本主义具有更强的模糊性；权利不再是以劳动权、生存权、政治权为主要诉求的目的，而是扩大到社会权利和幸福权利、自由权利等普遍主义与个体主义权利的共同获得。所以，未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将会在公民社会的内化之中走向一种新的更高级形态的资本主义，而这种未来的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结构将真正会被消解——因为资本的私人欲望得到社会化的真实实现时，以它为起点的劳动和权利也将同时得到普遍的解放与实现，那时会是什么呢——也许就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共产主义。但是当然，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并没有摆脱这种现代性结构，它所表现出来的后现代面目只具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观赏性和生活性，不具有普遍性。甚至这种现代性结构仍然是造成现代世界新殖民主义的根本动力。

身处于“#2.0”和“3.0”包围中的现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实际上更是处于“资本一劳动一权利”这种三位一体的现代性结构之中（虽然，它力图要以门己的特殊性来突破这种“#2.0”结构，来建构属于自己的“#3.0”模式）。这种结构的真正开始显然是起于邓小平所谋建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过，毛泽东时代所确立起的社会主义制度同样也是一种现代性结构，只不过它是一种不完善的结构，它是以劳动和权利为中心而确立起的计划经济制度，缺失了资本这个现代性的“魔戒”。但是，毛泽东时代显然是以破坏和打破这一“魔戒”为主要任务，因为它导致了自由、民主、人权等的抽象化与虚伪化一于是，确立起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的人民劳动主体、社会权利结构成为社会主义计划时代最根本的任务。

苏联社会主义在二战中的巨大成功，使得中国共产党看到了能够对抗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制度形态，于是学习苏联成为中国的唯一选择。新生的中国试图以另外一种方式来确立起中国 社会主义的现代性：“权利一劳动一国家”，这是一种抽离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异化根源的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第一次确立。它以人民群众普遍的权利实现为中心，以人人劳动建设共产主义伟大目标为理念，以维护发展社会主义中国超越资本主义为目的。而马克思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制度自然而然地在斯大林之后成为中国人的当然选择。可以说，这种现代性的社会主义结构的确创造了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的伟大奇迹，“一五”计划尚未完成，中国就从满目疮痍的局面中恢复过来，确立起基本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在后续的发展中，超常规发展的计划经济和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建设使得中国的第一次现代性走向了以保护社会主义中国为目的的“文化大革命”。这个曾被西方某些学者当作共产主义红色革命的伟大再现，却严重地伤害和破坏了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第一次特殊主义建设，不得不开始反思：如何才是真正的礼会主义？

计划的抽象化与对社会主义的虚空化，使邓小平必须转向于西方主义的“#2.0”模式，即学习与消化“资本一劳动一权利”的现代性逻辑，所以，35年前的思想大解放运动，不仅是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更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第二次进发。市场经济的建设，就是首要的一步。因为，没有市场经济就不会有资本，也就不会有劳动与权利的自由交换与自主生成。35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 集中力量于“资本一劳动一权利”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资本主义实践，这才是中国特色。正是这种社会主义的35年实践，才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今天的世界地位：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解决了世界上14亿人民的温饱问题，中国成为对抗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坚强盾牌。但是，我们不得不审慎地反思，在对“资本一劳动一权利”三位一体的实践中，社会主义的实践一样导致了资本拜物教、异化劳动与人权利益的剥夺等消极现象。

全球化的“#3.0时代”需要我们进行新的思考，这不仅是为超越资本主义，更是要首先超越社会主义自身。

三、中国道路：走向中国的“#3.0时代”

2013年9月4日晚，一份有28位学者签名的《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的若干共识》首先在共识网上发表。全文858字，分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关于中国现状和问题的认知，后半部分是关于“怎么办”的4点共识。这个共识的生成是具有白由主义、新左翼、新儒家和基督教研究等不同学术或思想背景的中国学人公开达成的，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第一次思想界的共识。虽然，这个共识并没有达成更为细致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分析与解决方案，但却提出了“面对中国和世界的大变局，任何一家一派的社会思想都是有局限的，一个可爱亦可信的未来社会蓝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并“希望中国坚持‘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即以人民的认可为权力的来源，以人民的权利为制度的基础，以人民的福祉为国家的目标”。这个共识性的文件，显然并不只是纯粹思想差异上的弥合，倒更象是一个中国知识界关于中国道路如何发展以超越于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未来宣言。

的确如此。今天的中国无论在思想还是社会层面，歧见丛生，甚至当我们仍然处在“#2.0时代”包围之中的资本主义内里时，我们也很难对此形成一致的现代性批判或者接受意见。为何如此？难道是因为，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性从未经受过脱离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考验吗？

也许并非如此。

2004年5月1 1日，英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和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撰文“北京共识”。由一个外国人率先抛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北京共识”，说明了西方人对于中国发展的北京判断而不是华盛顿判断。雷默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动力和发展物理学：它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贸易这样的传统思想。它有足够的灵活性，它几乎不能成为一种理论。它不相信对每一个问题都采取统一的解决办法。它的定义是锐意创新和试验，积极地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越来越深思熟虑地积累不对称投放力量的手段。它既讲求实际，又是意识形态，它反映了几乎不区别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古代哲学观。“北京共识”从结构上说无疑是邓小平之后的思想，但它与他的务实思想密切相关，即实现现代化的最佳途径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试图采取休克疗法，实现大跃进。1显然，在雷默看来， “北京共识”打破了那个在华盛顿炮制的新自由主义体系而实际上，由几个学者和几位总统共同制定出来的新自由主义，在2008年后的今天，已经被金融危机验证为是一种不可救药的错误。所以，“北京共识”在今大的最大记忆意义恰恰在于，它要摒弃国际诸多思想界的传统意识，它要质疑国际经验界的市场自由主义常识，来更为现实地观察中国问题，思考今天中国政府和知识界都在追求和热议的“中国道路”的可能性。

我们应该可以认真地思考，中国道路在今天的意义，而不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因为，这种意义正在于确认我们对于自身发展的高度认同，而不是一种基于思想或者某种理论的浅层相符。

事实上，35年的改革开放可以给予我们这样的认同确认。2008年爆发至今仍未消散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带来了两个直接性的后果：一个是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结构本身的怀疑；一个是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怀念，而后者更为引入注目，因为，马克思理论正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批判最为深刻的思想，他在《资本沦》这部天才著作中已经预言了虚拟资本必将导致泡沫式的金融危机的思想，这是资本主义不可白愈的弊病。所以，当德国财长、美国议员、澳大利亚首相等国家政要纷纷向马克思取经时，并不让人感到意外。资本主义，那种崇尚“资本一劳动一权利”三位一体的现代性结构，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冉次暴露出奠基于全球化劳动结构的异化分布和权利的层层消解基础之上的资本增殖，注定会遭受根本的反抗。所以，怀疑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不过是马克思时代命题的继续。

对丁这一点，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马丁·雅克在2009年的著作《当中国统治世界时》中，明确地反对西方的普遍主义。马丁·雅克指出，欧美一些国家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于是他们一厢情愿地以为，中国无论是自然进展或必然发展，最终会遵从西方的范例。雅克认为，中国不会沿袭西方的现代化规划，“中国的传统思想，是求同存异。”中国非主流的发展模式，将会接替两方国家在各个领域的主导地位，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 2后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改革，是对西方普遍主义的超越，虽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会带有强烈的自由主义痕迹，那就是仍然吸纳“资本一劳动一权利”的三位一体的现代性结构。但是，我们应该确认的是，邓小平时代对资本力量的引入，并未放任其不断增殖的狭隘本性，而是力图利用对资本的解放来解放中国社会主义过于封闭的劳动与权利结构。

35年来，我们看到与收获的正是资本、劳动与权利的共生共长，尽管我们也收获了资本拜物教、异化劳动、权利受损等一系列否定性的现实。但是，没有这些，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现代性的自我超越，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3.0时代”的白主迈进。

不过，一个不同于西方主义的普遍模式的“中国道路”的崛起，这是否就是对旧的“#2.0”的反抗？从2008年（实际上应该从2004年“北京共识”之后）开始，直至2012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前夕，中国知识界仍然在讨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是否存在，以及要不要以此来称呼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1甚至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这之前，也并未正式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有过任何肯定或否定的意见，这似乎纯粹被留给了学术讨论。但是，当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正式提出“中国道路”、以及相应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后，学术讨论的主题显然被政治所肯定和确认。再到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多次强调的走“中国道路”、宏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已经彻底使学术中的争议变成政治意识层面的鲜明主张。是的，我们为何不能认定自己所走的“中国道路”呢？难道真如林毅夫先生所说，我们还是相信有一本存在于西方普遍主义之中的“真经”么？甚至当福山也不再坚持其“历史的终结”而不断对中国发展给予更多的认同时，我们必须有理由坚信自己的“中国道路”。如果我们都不能自我认同自身的发展道路，何谈走出“#2.0时代”，走向“#3.0时代”！

今天的时代，似乎又回到了邓小平时代曾经遭遇的难题：要计划还是要市场，中国的发展是“姓社”还是“姓资”？但十八屑三中全会《决定》的出台，将市场从基础性作用变为决定性作用的表述、对公有制和私有制共同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强化、将市场与政府职能间关系的革命性改造等等，这一系列的纲领式勾勒，在“六个紧紧围绕”的总目标规范下打破了一切狭隘的想象。

过去200多年来，西方世界藉由市场经济开拓、确立起其支配世界力量的资本主义体系，这种体系覆盖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它为世界带来了普遍意义上的现代性价值——自由、民主、人权、博爱、解放、创新，它为世界生产出革命意义上的现代牛活——不断的科技革命、完备的教育体系、丰厚的医疗保障福利、极致的娱乐享受和不断延展的寿命。虽然间有深重的危机并几乎丧命，但它依然通过了历史的生死考验，在危机中创新着白己的生命。正因此，西方资本主义才小断忽视市场经济的缺陷而欢呼白己永恒的普世意义，并拒绝其它任何意义上的“非资本主义”体系。在它的视野里，缺乏现代性普遍价值支撑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疑是注定会失败的怪胎。

但令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失望的是，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衬：会主义实现了市场经济在中国 的最好实践。它坚持认同马克思主义对市场经济缺陷的批判，但确信没有市场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提；它坚持渐进的市场改革道路，始终确认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它坚持对私有经济的保护与发展，但坚决反对私有制；它坚持国家宏观调控、注重公平的分配政策和财政政策，坚决反对放任自发的市场力量；它坚持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目标，坚决反对效率主义所可能带来的贫富两极分化；它坚持对资本主义现代性价值的有益析取，但反对同质的现代性强加正是通过对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辩证平衡、通过对现代性价值的中国化实践，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缔造了过去30年世界最快增长速度的稳定发展奇迹，改变了十亿中国人穷困落后的局面，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以依赖的持久增长动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粉碎了一切以正统H居的市场经济学家们的嘲笑判断，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所说，中国“是作为一个成功地融入全球市场而拒绝华盛顿共识传统理论的国家的榜样”，1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实践，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天真派的幻想，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是对过去35年改革开放经验的根本总结，又是对未来中国20年进行科学发展的全面规划和展望。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信，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只有在与世界历史的共同演进中， “各个单独的个人才能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的牛产）发生实际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2与世界历史中的资本主义竞争性发展，才能真正生成社会化的大牛产力，促进社会主义生产与发展的全面性、促进人本身的生产与发展的全面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改革开放的历程铺垫了“#2.0时代”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所拥有的矛盾，但改革开放同样为我们走向“#3.0时代”积累了丰厚的经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已经为我们谋划了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的“#3.0时代”的具体路径，我们所需要做的不过是在未来的实践里扫除“#2.0时代”的局限：通过不断建立起更为科学、有效的社会收入分配保障机制、科学民主的宪政制度、公开透明的民间表达与沟通机制等，全面变革市场经济中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性与雇佣劳动间的矛盾关系，全面消除资本与权力的不断勾联造成的劳动与人的深度异化。而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法治国”精神的再次宣扬，则进一步让我们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建设，正在走出资本的支配欲望，走向劳动与权利的公平正义逻辑。

高速的经济增长率、伴随着政治社会结构的平衡稳定、人民社会文化生活的不断富裕——这些伟大的社会成就曾是西方资本主义经过二百多年的曲折往复后才实现的，而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它们只付出了60年，尤其是最近30年的时间。这正是中国道路的特殊与价值所在？虽然它还有许多问题，在未来也还存在着诸如德里克所言的种种“后社会主义”1的风险，但这种年轻与风险也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成长与发展的持续动力，我们应该对其首先给予强烈的自我认同。只有对于中国道路的自我认同，我们才可能进一步凝聚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超越资本主义的局限，在自我反思与批判中，实现中国人民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不过，这种带有强烈特殊主义的中国未来发展的“#3.0版图”，显然已经超出了黄教授关于世界文明的宏大普遍构想。

作者：周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