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保险监管制特征探析论文

2022-04-22

[摘要]目前我国农业面临着自然灾害和国际市场的双重风险威胁，而农业保险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制度安排，必然会受到政府对农险市场适度的干预。适应农险市场的要求，政府的经济干预权应由农险市场监管权、宏观调控权和公共投资管理权构成。因受制于农险市场存在着多方面的市场失灵现象，需引入政府“有形之手”加以干预。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现代保险监管制特征探析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现代保险监管制特征探析论文篇1：

新时期保险中介的发展现状及问题研究

摘要：保险业越成熟，保险中介越重要。在国外保险中介已经有百年历史，但是在我国是一个新兴行业，目前还在探索和发展中，同时面临着很多问题。从保险市场主体中的保险人，投保人，保险中介和监管机构四个角度出发浅探保险中介机构发展的对策，保险中介的发展与繁荣是中国保险业与国际保险接轨的必然趋势，很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

关键词：保险公司;保险中介;发展前景

1 我国保险中介的现状

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的富足，国家政策的支持，人们的保险意识也在逐渐增强，对保险产品的需求也逐渐多样化，仅仅一个公司是不可能满足未来客户的需求，因此，保险中介就应运而生。

据中国监管机构统计，截至2017年底全国共有保险中介机构约2600家，其中，全國性保险代理公司200多家，区域性保险代理公司1500多家，保险经纪公司490家，保险公估公司340家，继流量巨头BAT加入保险中介行业后，美团、吉利汽车，中国重汽等都加入了保险中介行业，全外资保险机构安联和安盛也正式进入国内保险市场。

2 制约保险中介发展的因素

保险中介是指介于保险经营机构之间或保险经营机构与投保人之间，专门从事保险业务咨询与销售，风险管理与安排，价值衡量与评估，损失鉴定与理算等中介服务活动的企业。在我国保险中介的基本情况是起步晚，发展时间较短，虽然近年来保险中介机构的数量和规模增长较快，但是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发展还很滞后，制约保险中介发展的因素主要有四个方面：保险人（主要是保险公司），投保人，保险中介和保险监管机构。以上四个方面作为保险业的主体行为人，其一举一动都影响着保险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对保险中介的发展方向更是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2.1 保险公司

在保险业发展初期，保险公司自建自产自销，独自承揽了整个保险经营的所有环节，从而形成了保险公司的垄断地位，导致王婆卖瓜式销售使得销售误导层出不穷，在给客户带来了经济损失的同时，也大大影响了保险行业的形象。而保险中介制度的建立和随着保险中介的逐步进入可以有效地改善保险市场长期因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问题。

2.2 投保人

我国改革开放至今虽已有四十年，经济发展水平也得到了极大地提高，但毕竟大多数民众过上富足生活的日子还是相对较短，所以目前我国国民的保险意识普遍不高，特别是在我国保险业大发展的前期大部分民众的思想被自然经济或有形的商品经济形式所禁锢，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保险中的“保”字就是代表着一种保障，具有这种“保障”的过程就是得到一种商品或服务的过程，甚至不少人认为买了保险没有“用到”就是“亏了”，自然而然就会用“合算或不合算”等老观念来评判购买保险的受益情况。虽然近期，我国部分民众对保险的认识和保险意识有了很大提高，投保人在民众中所占的比例也有所提高，但是投保人的主动性和针对性较差，多为被动式或跟随式投保，需求的保险层次较低、品种较单一，车险、寿险等占较高比例。

2.3 保险中介

（1）保险中介的发展滞后与分布不均。成熟的保险中介市场对于代理人，经纪人，公估人等要保持合理的结构比例，但是我国目前的保险中介主体却发展严重失衡，专业化的保险中介数量很少，发展艰难，并且多集中于东部地区的中心城市，而中西部地区保险市场多处于比较封闭落后的状态，更是基本没有成熟的保险中介机构。专业化保险中介机构的稀缺及其地域分布的不均性决定了我国保险中介处于低级的发展阶段，直接影响了保险中介作用的发挥。

（2）保险中介机构经营模式不够规范。第一，混合经营，2015年保监会取消了的保险营销员资格考试，各公司为其员工进行职业资质评定和等级授权，这项政策原本是政府简政放权的便民政策，但有些公司却把它变成了放宽保险业的从业条件。已经成立的保险咨询（服务）公司将代理，经纪，公估等业务混合经营，以逃避法律对经纪人和代理人的规范。例如，某（公司）的保险代理人可以做银行业务，债券业务等等。第二，兼业代理机构网点分散，且主业五花八门。现有的监管制度对其约束不够。

（3）保险中介的专业水平相对较低，从目前保险中介的业务范围来说，主要集中在门槛较低的寿险和车险业务，尽管业内人员众多，但真正专业的人员却凤毛麟角，多从事于寿险和车险的销售环节。而对于责任险、工程险、保险公估、再保险、核保环节和理赔环节等专业性强的中介却是少之又少。

2.4 保险监管

保险市场的法律和法规仍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1）对保险公司制定产品费率的限制过多，从而导致各保险公司产品同质化严重、费率统一化严重，限制了不同国民购买保险的实际需求和积极性，从而变相限制了保险中介的发展。

（2）在对保险中介的监管上，法律法规细则有待完善，政策推进滞后，市场倒逼着政策的改革，并且缺乏强有力的行业自律协会或者组织。

3 促进保险中介发展的对策

3.1 加快保险公司产销分离的改革进程

保险行业补偿式的高增长时代已经结束，市场进入平稳发展阶段。保险业越成熟，产业分工就越明确。保险中介是保险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任何行业的发展最终要实现行业的细分，客户真正需要的是充分利用保险的杠杆原理，解决实际问题。保险公司把精力放在保险产品的设计、风险控制、保险资金运作上。产品的销售，售后服务，理赔评估环节等分工到保险中介机构，保险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开发出相应的保险产品，保险经纪人根据每个客户的实际需求和资金预算，为其推荐和组合适合的保障需求，保险公估公司从客观公正的角度为客户勘察，估损和理赔。精细化分工协作可使得保险监管更加有序。

3.2 增强国民保险意识，提高保障需求层次

（1）首先随着我国经济水平和民众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国民的保险意识会逐渐相对提高，其次国民应主动加强自身学习能力，从而降低保险市场上极易出现的羊群效应。鉴于保险作为服务行业的特殊性，保险合同的晦涩性，我国现阶段各年龄层不平衡的教育文化水平，无法拿出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规范投保人行为。总体看来，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对称，投保人仍然是保险市场上的弱势群体。

（2）投保人应该提高自身投保意识和发展高层次的保险需求。现阶段社会节奏、生活压力、收入水平特征决定了社会保险是基础，商业保险是支柱的社会局面。与过去相比，丰富多彩的生活增加了潜在的风险，风险种类和门类更加纷繁复杂。可能存在马航失联、韩国游轮沉没的出行风险;工作压力大的职业风险、子女上学的资金风险等。这些风险致使现代人安全感降低。在新形势下，应积极参与保监会开展的一系列保险文化活动，了解保险保障原理，充分利用保险的杠杆原理。

3.3 保险中介机构

原则上保险中介在保险市场上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提供专家技术人员支持;第二，提供针对保险合同条款的咨询支持;第三，提供协商洽谈的独立第三方支持。

（1）对中介进行细分，提高其专业度。例如，重疾险中介，健康险中介，理财养老险中介，团体险中介，理赔中介等等，满足消费者对保险服务从一般性要求向专业化，定制化，产业链服务诉求的转变。

（2）保险中介集团化，管理系统平台化。保险行业要实现从劳动密集型的人海战术转变为技术密集型的科技赋能，在产品设计，流程管理，服务提供和业务拓展等各个环节加强技术的应用，有效实现发展质量、管理有效和服务能力的提高。

（3）創新营运模式，吸收先进理念。保险中介在中国是一个新兴行业，但是在国际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行业，所以结合本国实际，借鉴和学习国外知名保险中介的先进经营规则、理念和管理方式，不仅要学习保险经纪，保险公估等传统业务，还要在风险管理、理财顾问、职业培训等方面拓展新的领域。

（4）建立高素质的保险中介队伍，加强宣传，扩大中介的影响力，使更多的有识、有才之士加入保险中介行业中来，全方位提高整个行业的素质。目前我国中介市场依然处于初期阶段，其特点和意义并没有得到社会各阶层的认可和理解，因此，需要政府不仅仅在立法上完善和扶持保险中介的发展，更要加大公益宣传，让公众知道保险中介的含义、性质和作用。

3.4 保险监管

（1）提高违规成本，逐步制定和完善保险市场的监管体系，并且有针对性地提高不法保险机构的违规成本，严厉打击保险机构以“下架”“停售”为噱头的虚假宣传，同时也要督促其尽快转变“保费为王”的行业考评思路，加强对服务和理赔满意度的考评。

（2）适度权力下放，松弛有度。监管部门应该顺应市场形势，适度放权，使市场充满创新和活力，但是也要出台相应的管理条例，对市场进行监管以维护保险业和保险中介业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和发展的稳定性。

（3）严格保险中介机构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坚决不允许“带病”的机构进入市场，同时监督已经准入的机构要进行合法经营，对于破坏公平竞争的做法，坚持高管和机构双罚制，为行业高质量发展和转型升级营造公开透明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对于退出市场的机构也应得到有关部门的监督和许可方可有序退出。使被保险人所受到的利益伤害降低到最小程度。

4 结论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国民的文化素质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国民的保险意识已开始全面觉醒，这些已经具备保险业及保险中介行业发展的基本条件。政府在激发保险市场活力的同时，已在逐步完善各项监管政策，也只有做到发展和监管同步进行，才能为保险业和保险中介行业创造出健康有序的发展环境，同时随着人们对保险中介行业的认识越来越充分，会有更多的人才进入保险中介行业中来，保险中介行业人员自身素质也会得到提高，保险中介企业的管理模式也会得到完善，最终我国的保险中介市场会得到健康有序地发展。

参考文献

[1]苍翯.顶层设计重新定义“保险代理人”含义——专访享安在线保险经纪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军[N].中国保险报，2018-6-5.

[2]张广增石莉妹.我国保险经纪业发展若干问题探析[J].保险研究，2018，（3）.

[3]秦启根.论保险经纪公司发展的重大意义[N].中国保险报，2013-1-2.

[4]繆晓霖.张家港市秸秆综合利用中相关主体行为分析[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12.

[5]刘子操，刘波.保险学概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社，2007：247-255，317-329.

[6]孟龙.对我国保险中介发展问题的几点思考[J].中国金融，2002，（6）.

[7]马向东.保险中介市场竞争将加剧[N].中国保险报，2018-8-2.

[8]戴梦希.保险业对外开放进程加速中介市场有望迎来新突破[N].金融时报，2018-5-4.

[9]宋维波.保险专业中介机构融资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18，（8）.

作者：万艳艳

现代保险监管制特征探析论文篇2：

论农业保险中的政府经济干预权

[摘要]目前我国农业面临着自然灾害和国际市场的双重风险威胁，而农业保险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制度安排，必然会受到政府对农险市场适度的干预。适应农险市场的要求，政府的经济干预权应由农险市场监管权、宏观调控权和公共投资管理权构成。因受制于农险市场存在着多方面的市场失灵现象，需引入政府“有形之手”加以干预。但政府干预也存在着管制失灵问题，必须从组织、理念、程序、责任和制度保障等方面规范农业保险中政府经济干预权的行使，以实现政府干预的法制化。这不仅事关农险市场中政府公共职能的适当发挥，同时更有益于切实维护农险市场机制与农民权益。

[关键词]农业保险；政府经济干预权；市场失灵；政府失灵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禽流感、口蹄疫、水灾、旱灾、雹灾、虫灾等农业灾害频繁发生。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统计，我国自然灾害的成灾率通常在50％以上，最高达到60.9％，其中农作物的受灾率经常达到30％以上。78.3％的农户在近lO年内遭受过农业巨灾。近10年来，自然灾害每年给我国造成的经济损失都在1000亿元以上，常年受灾人口达2亿多人次。农业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连续多年自然灾害的损失率居高不下。由于整个农业裸露在自然灾害风险的威胁之下，加之我国已加入WTO，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作为弱质产业的农业，实际上面临着自然灾害和国际市场的双重风险威胁。因此，建立和完善农业风险的保障机制刻不容缓。农业保险作为处理农业风险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农业发展的三大支柱(农业科技、农村金融和农业保险)之一，是世贸组织允许各国支持农业的“绿箱”政策之一，日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

1　农业保险中政府经济干预权的含义和构成

政府经济干预权，是指经济法授予政府(含负有经济管理职权和职责的政府职能部门)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各种权限的总称。农业保险中的政府经济干预权是指政府对农业保险市场进行干预的各种经济权限的总称。按照现代经济学和公共政策学的一般理论，现代政府的经济职能可以划分为宏观调控、市场规制(监管)、公共投资管理等三大职能。与此相对，政府经济干预权包括了宏观调控权、市场规制(监管)权和公共投资管理权，它们共同构成现代社会中法律赋予政府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适当干预经济生活的三大基本经济职权。具体到农业保险领域，同样可由上述三种职权构成。

1.1　农险市场监管权

市场监管权，有学者也称为市场规制权，并将其界定为是公共机关(政府)在特定情形下依法享有的一种直接限制市场主体的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公权力。其特征有三：第一，调整方法的直接性，即以直接规制市场主体的权利或增加其义务为基本途径；第二，调整内容的法定性，即市场规制的领域、主体、形式、手段以及程序等，都必须由立法事前规定；第三，调整领域的特定性，即只有市场机制出现问题的领域或情形，才有必要进行规制。具体到农险市场领域，政府的监管主要体现在对农业保险的市场主体和市场秩序的规制上。

1.2　农险市场宏观调控权

宏观调控权，是指政府依法对国民经济总量进行调节和控制的权力。具体到农险市场领域，是指政府为了实现农险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平衡以及优化农险市场结构，引导农险市场持续、健康和快速发展，而对农险市场总体所进行的调节和控制。但农险市场宏观调控的目标必须通过一定的手段才能实现，现阶段我国农险市场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有保费补贴、税收优惠、信贷支持等，这些手段具有不同的运用范围、调控特点和作用。

1.3　农险市场公共投资管理权

公共投资管理权是指政府提供并管理公共事业投资和社会公共服务等的权力，而农险市场中的公共投资管理权是指政府应遵循和其他私人部门交易者同样的行为规则，作为市场参与者(如成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直接提供农业保险产品和服务并对其产品和服务的创造与交易活动进行管理的权力。

2　农业保险中政府经济干预权的正当性和作用——基于“市场失灵”的视角

现代社会中，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干预是必要和有效率的吗?围绕这个政府和市场的基本关系问题，各个学科都从自己的角度作出了不同解答，不过既然涉及效率问题，经济学理论当仁不让，福利经济学中的市场失灵理论对此做了很好的回答，即受制于信息不完全与市场不完全两大根本不能消除的因素，市场必然存在垄断、外部性及公共产品等多方面的失灵现象，这就为政府以“有形之手”干预市场、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提供了空间。同理，政府对农险市场享有经济干预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险市场也存在着市场失灵，故需引入政府“有形之手”加以矫正。其市场失灵的具体表现如下：

2.1　准公共物品及其克服

对于公共物品，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需要由政府提供，但对于像农业保险这种准公共物品，笔者以为不适宜完全由政府提供，从更好地利用现有保险资源和国外的实践来看，采用商业保险与政策性保险相结合的模式较妥。具言之，首先可根据一定标准，如以受灾规模大小或保险机构的赔付比例，把农业保险的对象区分为一般农业风险和农业巨灾风险，而现行的农业保险不能涵盖全部农业风险，尤其对于农业巨灾风险，商业保险机构不愿也无力承保。因此，可考虑对于一般农业风险仍由商业保险机构承保并按照市场化方式运营，政府可给予一定的扶持，这样也符合经济效益原则；而对于农业巨灾风险，则由政府成立专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经营，完全按照公益性原则运作，不以赢利为目的。

2.2　正外部性及其克服

农业是一国的基础产业，农业稳定，受益者不只是农民，而是整个社会；农业歉收，受损的也不只是农民，而会波及全社会的每个成员。所以，农民购买农业保险、保险公司提供农业保险，保证农业生产顺利进行，可使全体社会成员享受农业稳定、农产品价格低廉的好处，因而农业保险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性的准公共产品。笔者以为，对于农业保险正外部性的克服，可从农民和保险公司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政府对农险投保人可以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来消除此种正外部性；另一方面，政府对保险人也应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和措施来消除此种正外部性，如一定的税收减免、信贷支持等。

2.3　不完全竞争及其克服

不完全竞争是指农险市场容易形成垄断的情形。竞争是市场的必然规律，市场效率的获得有赖于竞争的充分性和有效性的程度，市场依赖竞争才能得以繁荣，农险市场也不例外。农险市场如果形成垄断，不仅会抑制竞争，减损市场效率，还会损害作为投保人的农民的利益。此种情形下，农险市场自身是难以克服的，需要政府通过市场监

管加以克服。笔者认为，可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对农险市场经营主体的准人和资质进行监管，以控制农险市场竞争者的数量，避免无序、过度竞争；另一方面，对农险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进行监管，除了对农险市场的价格竞争行为进行监管外，更重要的是对农险经营机构垄断行为的监管。

2.4　信息失灵及其克服

信息失灵主要是指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对称以及信息错误。相对保险人而言，政府在收集和处理市场信息上有着明显优势，农险市场信息主要应由政府负责发布和提供。此外，可在农险格式合同中设计免赔额条款、共保条款及无赔款优待条款等，并对隐瞒重要信息、提供虚假信息的投保人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为克服农险市场信息失灵，设置一定的强制性险种亦是必须的。

2.5　系统性风险及其克服

系统性风险的概念最先在金融学中提出，是指不能通过资产组合而分散的市场风险。在农业中，系统性风险主要表现为区域性同类气候，如大面积的干旱、飓风、洪水等。对于农业中的系统性风险，笔者认为可以通过积极建立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加以应对，如建立农业再保险制度、农业巨灾保险基金和发展农业保险巨灾风险债券等。

3　农业保险中政府经济干预权实现的保障机制——基于“政府失灵”的视角

一般认为，市场失灵是“无形之手”即市场难以发挥作用的地方，正因为如此，才需要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和矫正，从而弥补市场缺陷，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但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政府在试图矫正市场失灵时，往往又会导致“管制失灵”。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詹姆斯·布坎南，指出“政府的缺陷至少与市场一样严重”。英国法学家戴雪也说，“国家干预的好处，特别是立法形式的干预，是直接的、迅速的、看得到的。但是，它的坏处却是潜移默化的、间接的和看不到的。因此，大多数人总是对政府干预偏爱有加”。这说明，市场失灵的治愈的确需要政府行为，但是政府行为在克服市场失灵时，同样存在政府失灵的问题。具体到农险市场领域，政府失灵主要表现在政府经济干预的低效、恣意以及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等方面。因此，笔者认为，从以下路径规范农险市场的政府干预权是必须的，即实现农业保险中政府经济干预权的保障机制。

3.1　组织保障

针对农险市场中政府经济干预低效的问题，笔者认为解决的途径主要在于明确政府经济干预权的主体并尽量清晰地划分出各主体的职权和职责。根据农险市场中政府经济干预权的构成内容来看，该主体应当有三类：农险市场监管主体、农险宏观调控主体和农险公共投资管理主体。对于后两者，农险市场经济干预权的配置主体相对明确，如农险宏观调控主体主要有负责农险财税政策的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以及负责农险信贷政策的中国人民银行等，农险公共投资管理主体在我国主要指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而对于农险市场监管权的配置，我国现行的做法是交由保监会对农险市场进行监管。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监管与商业性保险的监管无论监管内容和监管规则都有很大差异。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保险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前者是非营利性、公益性的，后者是以赢利为目的。正因为如此，国外农业保险的监管主体通常都不是商业性保险监管部门，而是专门的监管机构，如美国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因此，可借鉴美国的做法，在我国农业部内设立相对独立、高度专业的农业风险管理局，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保监会同时监管商业性保险和政策性农业保险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农业风险管理局成立后的主要职责在于对农业保险的市场主体和行为进行监管、负责发布和提供农险市场信息、出资成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以及为农业巨灾保险基金筹资等。当然，农业保险监管的主体及其具体职责、目标体制、方法任务、内容途径和相关配套机制(如农业风险预警机制、农险监管的国际合作机制)等最终有待于农业保险立法的专门规范。

3.2　理念、程序和责任保障

针对农险市场中政府经济干预恣意的问题，为克服这种随意性，防止政府滥用经济干预权，笔者建议应从以下三方面人手：其一，要树立政府对农险市场的“适度干预”理念。所谓适度干预是指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要有限度，要考虑政府的能力、干预的成本以及市场的需求等。具言之，凡是农险市场能有效运行之处，就没有政府经济干预权存在之空间；凡是政府不能克服农险市场缺陷之情形，就没有政府经济干预权运作之余地；凡是存在政府克服农险市场缺陷不经济之情形，没有政府经济干预权存在之必要。其二，对农业保险中政府经济干预权的行使还需相应的程序保障。为了防止农业保险中政府经济干预权的滥用，应明确规定政府行使这些权力的法律程序。因此，一套完整的、科学的干预程序制度，包括行政公开、告知、听取陈述和申辩、职能分离、不单方解除、回避、记录和决定、重大决策听证、说明理由、时效和救济等，是政府经济于预权规范化的必要架构。政府经济干预程序的制度化、法定化，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干预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以便减少乃至杜绝政府经济干预权的滥用。只有通过完善农业保险中政府经济干预权的立法，将干预权行使的步骤、次序、方法系统性地纳入规范的轨道，进行具体、完备、透明的操作，并逐步确立有利于进一步实现权力制衡的司法审查制度，才能在根本上防止农业保险中政府经济干预权的滥用。其三，有必要在农险市场中建立起对政府经济干预行为的责任追究机制。首先，应在农业保险立法中对政府经济干预进行权力与责任的对称设计。其次，完善农业保险立法中政府经济干预的法律责任形式。针对农业保险中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政府干预经济职权中的违法行为，除应确立传统法律责任(如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作为防范和否定性评价体系外，还可适用一些特殊的法律责任，如国家赔偿责任、宪法责任等，甚至必要时还应当与非法律意义上的责任相配合，如通过弹劾、引咎辞职、问责制等方式追究政府官员的政治责任。最后，农业保险立法中尽可能量化政府的经济干预责任，须有具体可操作的条款，以此确保责任的到位和严肃性。

3.3　制度保障

鉴于农业保险的特殊性，大多数国家对此领域的立法都相当重视，美国20世纪30年代就颁布了专门的法律.加拿大、日本等国亦是如此。一些发展中国家如菲律宾、墨西哥、巴西等国也开展了农业保险的立法。在我国，有关内容只是体现在《保险法》和《农业法》中的寥寥数语，更不必说单独的立法了。而我国的《保险法》实质是一部商业保险法，而农业保险中的一大部分是政策性保险，商业保险与政策性保险的经营目标大相径庭，用现行的《保险法》指导农业保险存在许多问题，很难达到农业保险经营的预期目标。因此，应该进行专门的农业保险立法.对农业保险的经营目标和体制、保障范围及水平、组织机构与运行方式、农民的参与方式、初始资本金筹集数额和方式、管理费和保险费分担原则、费率的厘定、保险金额、条款的核定、异常灾害条件下超过总准备金积累的赔款和处理方式、再保险、税收减免、资金运用等，尤其是对农业保险中政府的作用及其职权范围、监管体制和内容机制、各有关部门的配合、政府的干预程序及其法律责任等方面须以作为正式制度安排的法律予以规范。这样，一方面可以为农险经营企业自主经营管理和政府干预提供法律依据，另一方面对规范政府干预农险市场，有效维护农民利益，保障农险经营企业的偿付能力也有着积极的意义。当然在进行农业保险专门立法的具体操作时，作为一种过渡办法，现阶段可先由国务院尽快出台《农业保险条例》，以利于农业保险的试验有章可循，待条件成熟时再正式颁布《农业保险法》。此外，各地区特别是农业保险试点地区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制定地方性法规，使农业保险在《农业保险条例(法)》制定出来前有法可依。

参考文献：

[1]刘青，崔瑛.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问题与对策探析[J].农场经济管理.2005(6)：23-24.

[2]李昌麒.经济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37.

[3]盛学军，陈开琦.论市场规制权[J].现代法学.2007(7)：84-85.

[4][美]詹姆斯·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M].吴良健.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8：28

[5]盛学军.监管失灵与市场监管权的重构[J].现代法学，2006(1)：42.

作者：周强

现代保险监管制特征探析论文篇3：

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服务贸易海关监管制度创新研究

摘要：服务贸易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衡量我国自贸试验区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我国服务贸易自1998年起持续逆差，虽然2018以来逆差规模有所减少，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水平仍明显滞后。为扭转这一局面，有必要进一步创新自贸试验区海关监管的手段和方式，对服务贸易既“放得开”又“管得住”。本文首先指出了自由贸易试验区服务贸易海关监管创新的意义，梳理了海关在服务贸易监管中承担的职能范围，分析了海关在服务贸易监管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着重从自贸试验区服务贸易海关监管创新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企业为单元建设自贸试验区“副区”，创新跨境电子商务零售监管思路，搭建自贸试验区服务贸易综合监测服务平台等政策措施。

关键词：自由贸易试验区服务贸易海关监管制度创新

作者简介：

路长明，中国海关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全国反走私综合治理调查研究中心研究员;

罗志为，哈尔滨海关法规综合业务处科长。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服务贸易日益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各国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了新动能。

薛宝生：《凝聚共识加强合作，开创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美好未来》，中国吉林网，2019年5月30日，http：//pinglun.cnjiwang.com/rmpl/201905/2887624.html。服务贸易因具有资本利用率高、产业融合能力强、抗风险能力大等特点，越来越被世界各大经济体重视，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服务贸易的发展正在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逐渐成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如何更好地适应国际服务贸易规则，尤其是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对海关监管提出了新挑战。应立足海关监管实际，进一步创新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关监管的手段和方式。

一、服务贸易的定义及分类

“服务贸易”一词首次出现，应该是在1972年9月经合组织（OECD）《高级专家对贸易和有关问题的看法》报告中。

马莉：《我国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及对策探析》，《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6期，第38页。服务贸易从诞生之日起，就自然带有国际贸易的烙印，通常指一国的法人或自然人在其境内或进入他国境内向外国的法人或自然人提供服务的贸易行为。由于服务贸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国际经济贸易文献在阐释服务贸易时，多采取说明性、非规范性的表述。

《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以服务的提供方式区分，将服务贸易分为4类：一是跨境交付，指从一成员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提供的服务;二是境外消费，指在一成员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消费者提供的服务;三是商业存在，指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通过商业存在提供的服务;四是自然人流动，指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通过自然人存在提供的服务。GATS以部门种类区分，将服务贸易划分为12类：商业性服务，通讯服务，建筑服务，销售服务，教育服务，环境服务，金融服务，健康及社会服务，旅游及相关服务，文化、娱乐及体育服务，交通运输服务，其他服务。

李琦：《国际化进程中南京服务贸易发展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第145页。

二、自贸试验区服务贸易海关监管创新的意义

2013年至今，我国已拥有21个自贸试验区，形成“1+3+7+1+6+3”的试点格局，通过“摸着石头过河”，开展了大量政策试验。服务贸易能否在自贸试验区中实现协调、快速、创造性、可复制的发展，是检验自贸试验区这块“试验田”极为重要的标尺。海关作为参与自贸试验区管理和运作的重要部门，对服务贸易监管政策创新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海关总署署长倪岳峰在2020年全国海关关长会议上强调，要优化对跨境电商、市场采购、外贸综合服务等新型贸易业态的监管，积极支持服务贸易发展。在自贸试验区实际监管中，海关系统上下一心，认真落实中央要求，在通关流程改造、智能化管理、优惠政策叠加等方面形成了红利，惠及了广大区内企业，许多创新成果不仅在各自贸试验区内复制，甚至推广到全国，形成普惠性政策。在国务院复制推广的5批107项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创新经验中，海关提供了49项;在各部门自行复制推广的53项经验中，海关提供了13项。上述海关提供的62项经验中，与服务贸易直接相关的有58项，其余4项与服务贸易间接相关。

（一）有利于突破国际贸易封锁

随着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抬头，全球贸易自由化陷入低潮。为应对这种局面，各大经济体纷纷推进双边、多边自贸协定谈判，形成了新型贸易保护主义，如日本、加拿大等国在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签署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贸易保护主义将对我国对外贸易造成冲击。我国虽然签署了近20个双边、多边自贸协定，但是其中并不包括世界经济排名前10的国家和地区，对经济拉动效果不够明显。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实行了更强有力的开放措施——自贸试验区。海关在自贸试验区创新监管制度，加快政策的优化和整合，将有力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降低区内外企业通关成本，提高企业国际竞争能力。运用海关管理手段，促进企业在计量、检测、标准、认证等方面与国际对接，有利于企业突破国际技术壁垒。

（二）有助于推动外贸转型升级

我国服务贸易自1998年起持续逆差，尽管2018年以来逆差规模有所缩小，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服务贸易发展水平明显滞后。对此，在自贸试验区监管中，海关针对服务贸易进行了许多积极的探索，覆盖了多个服务贸易部门，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出入境生物材料制品風险管理、融资租赁海关监管制度、期货保税交割海关监管制度等推广复制，促进了医疗、租赁、期货等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环境资源密集型高端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我国企业抢占全球价值链上游位置，更深度地参与国际分工;有利于缩小服务贸易逆差，实现外贸转型升级。

（三）有利于企业和海关共同适应新的国际规则

世界贸易组织（WTO）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停滞，WTO现有服务贸易规则已经远远落后于形势需要，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寻求建立高于WTO规则的国际服务贸易规则体系。例如2018年底签署的CPTPP，协议条款涉及多项服务贸易规则，在承诺方式、整体架构、自由化推进、监管一致性、市场开放等方面均呈现出高标准特征。国际贸易的“规则之争”已超越“市场之争”，正在成为新一轮全球化博弈角力点。鉴于服务贸易新规则既针对政府，又针对企业，创新海关监管就显得更为必要，我国海关不仅要研究、践行规则，同时还应承担引导企业适应国际贸易新规则的重任。自贸试验区服务贸易海关监管创新意义重大，迫切需要在监管中全面引入国际服务贸易新规则，在便利措施、许可与资格要求、通关程序、产品标准、检疫、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大胆施为，先行先试。

三、海关对服务贸易的监管职能以及

自贸试验区服务贸易海关监管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海关是国家进出境监督管理机关，在其职能范围内，对促进自贸试验区服务贸易的发展发挥着积极作用。随着服务贸易成为引领自贸试验区发展的新增长极，海关在监管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有待改进。

（一）海关对服务贸易的监管职能

对跨境服务贸易的监管，海关主要围绕下列职能开展工作，主要包括：一是对所有参与服务贸易的进出境人员及行李的监管;二是对与保税检测维修、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生物样本检测、融资租赁、商业保理、海外工程出口、邮轮配送、船舶油供、转口贸易、跨境电子商务等服务贸易有关的货物的监管;三是对会展、运输、旅游、文化演艺、体育、医疗、教育培训、科研等服务贸易有关的工具、设备或其他暂时进出境商品的监管;四是会同税务、外汇等部门，对数字贸易、离岸贸易、技术贸易、通信、金融、保险、咨询、服务外包等无实物载体进出境的服务活动进行联动监管，通过跨部门数据交互审核服务贸易相关数据的真实性;五是配合财政、商务、税务等部门，执行服务贸易有关政策;六是对服务贸易所涉跨境人、物、运输工具开展相关国境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进出口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商品检验管理;七是执行国家税收政策，实行减免税等优惠措施;八是对服务贸易企业进行海关管理，开展相关稽查业务;九是对服务贸易所涉及的货物开展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等。

（二）海关在自贸试验区服务贸易监管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笔者在对自贸试验区的调研中发现，受传统思维、体制机制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海关在服务贸易监管中存在制度、理念、手段等方面的问题与不足。

1.健全的执法体系尚未形成。海关惯常应用的法律法规更注重对货物贸易进行规制，而以往在货物贸易管理中游刃有余的海关规章，在服务贸易中显得力不从心。与相关部委联合出台的政策措施，如

商务部、海关总署等13个部委发布的

《关于印发〈服务贸易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商务部、财政部、海关总署共同发布的《关于〈服务外包产业重点发展领域指导目录〉的公告》等，对海关基层监管缺少执法的可操作性。有企业提出，海关要避免有政策支持但没有操作细则的情况。建议涉及海关已有的法律、规章、公告等明确支持的业务，海关内部必须限时甚至提前制定业务如何受理、如何操作的细则;涉及各级、各地海关之间合作的，还需要制定衔接细则。

2.制度供给尚有偏差。以海关总署公告2018年第194号《关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出口商品有关监管事宜的公告》为例，在进口监管中，海关要求电商平台、支付企业、快递企业分别向其传输订单信息、支付信息、物流信息，通过三方验证交易金额的真实性。这种管理手段具有巨大创新性，但若把进口的“三单”比对监管方式用到出口业务上就显得有些生硬了。海外的电商平台、支付企业不与我國海关进行数据对接，海外当地的快递派送公司也是如此。为了将跨境进口和出口作为统一的方案执行，要求出口业务也传输“三单”信息，同一个电商订单按照海关要求的格式被拆分成订单信息、支付信息和运单信息。这“三单”信息分别通过三个接口传输给海关之后，海关再进行交叉比对，来自同一个信息源的三个信息无论如何比对，都不会出现异常信息。对企业资质认证标准与现实情况也有偏差。此外，电商企业备案标准不统一，按出口目的国国别出具报关单，导致企业压力过大;包裹混装设置不合理，导致企业不愿意开增值税发票等问题，随着跨境电商业务的不断扩大正在逐步显现。

3.监管理念略显滞后。在服务贸易监管中存在“一刀切”的情况。例如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名人遗物展览，因为对服务贸易完全采取货物贸易的管理思维，影响了该新业态的发展。2017年某公司拟在某自贸试验区举办“奥黛丽·赫本遗物展”，因展品包含赫本的服装鞋帽等“废旧衣物”，最终未能在自贸试验区通关入境。对此类商品的管制，不但影响新型展会行业发展，也会导致我国流失国外的该类艺术品无法顺利回流。还存在“一管死”的情况。例如在药品研发行业中，企业需要进口一些试剂进行实验，对于这些试剂，已经有国外权威部门的说明提供给我国海关，完全可以证明其性质、成份等。但国内许多海关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申报管理规定》第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申报管理规定》第七条：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受委托的报关企业应当依法如实向海关申报，对申报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规范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要求企业提供试剂分子结构图，这对于试剂出口企业而言是商业秘密，涉及到知识产权保护，企业难以提供。同样的执法理念还出现在飞机租赁业务中，海关报关要求航空公司提供飞机技术结构图，这对于飞机制造商而言是核心秘密，导致企业无法申报。

4.系统研发还需提速。海关通关管理系统没有服务贸易的专门选项。海关通关管理系统是基于货物贸易建立的系统，对服务贸易通关不够友好。例如一些研发外包企业进口的阶段性测试样品，既不属于一般贸易，也不符合暂时进出境、货样广告品等贸易方式。海关出于税款保全考虑往往按一般贸易征税，而高额研发费用会导致税款较高，这既不符合权责对等的市场规律，也影响企业的外包研发积极性。又如在监管货物再融资业务中，需由企业提供第三方担保。实际上，货物还在海关监管区域，在企业未报关的情况下，货物肯定不会被移动或处置，海关税收已经有了货物做保障。在融资过程中，海关要求融资企业提供货物抵押，还要求其提供第三方担保，这给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带来困扰，企业找担保比较困难，且鲜有担保公司承接此类担保业务。

5.个别服务贸易领域仍存在盲点。在服务贸易统计领域，海关面临着较为尴尬的局面：一方面决策层要求海关对服务贸易进行大力支持，制定有针对性的促进发展措施;另一方面，目前的海关统计以货物贸易为本位，缺乏服务贸易统计机制，无法掌握服务贸易海关监管的数据和形势变化。实际负责服务贸易统计的部门是商务部门，海关得到的数据难以支持自身的政策制定，也难以根据上述数据对服务贸易进行查询和追踪，给服务贸易监管事中事后的具体执法带来困难。在跨境数字服务贸易领域，海关也面临监管手段有限的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2017年修正版）规定，海关依照该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监管进出境的运输工具、货物、行李物品、邮递物品和其他物品，征收关税和其他税、费，查缉走私，并编制海关统计和办理其他海关业务。其中，货物这一概念是否扩大解释，决定了海关在服务贸易管理中的地位，也决定了海关在服务贸易中创新监管的空间和手段。

四、自贸试验区服务贸易海关监管创新方向和措施

解决海关在服务贸易监管中存在的问题，较为科学的途径是综合运用海关监管手段，围绕促进服务贸易加快发展这一目标，率先在自贸试验区开展服务贸易海关监管模式创新试点，待取得成熟经验后，在全国复制推广。

（一）围绕“保税+”进行创新

在实施更加宽松的“保税+”政策方面。自2014年上海自贸试验区推出保税展示交易后，保税拍卖、保税维修等自贸试验区“保税+”业务蓬勃开展，给企业带来很大便利，但与企业经营诉求仍有一定差距。在通过担保等方式实现税款保全的前提下，应进一步满足企业行使保税货物的使用权和处置权。海关可通过账册核销进行监管，对企业在保税展示、拍卖、维修等经营过程不予干预，允许企业对货物进行储存、改装、分类、混合、加工、销售等物权处置，在自贸区内探索将“保税+”升级为“保税自由”。

一是在保税维修、售后服务方面。明确保税维修门槛，将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扩大保税维修的业务种类和商品范围，制定更加灵活的监管方式，支持以检测、维修、再制造业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大力发展，形成飞机、船舶、电子产品等全球维修及售后服务产业规模，助力国家战略项目和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业拓展双向市场。完善与保税维修再制造业务相适应的海关监管制度，允许符合条件的维修企业的维修工具在保税状态下在自贸试验区进行现场客户支援。积极探索开展以企业为单元的保税维修监管新模式，支持自贸试验区企业开展自产产品“售后”保税维修再制造业务，探索开展保税拆解业务。二是在船舶油供应服务方面。在船舶油供应服务中，支持开展保税原油混兑调和模式，创新进口、采购、储存和相关物流管理流程。三是在汽车贸易增值服务方面。在汽车贸易中，支持开展汽车进口保税增值复出口业务，争取放开二手汽车保税进口增值复出口业务，支持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保税存储多种贸易流向的汽车。四是在关税优惠方面。参照国际惯例，使国际服务贸易涉及的服务工具、设备和材料享受减免税等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五是优化海关对服务贸易相关进出境人员的个人物品所实施的监管和税收管理。为服务提供者、消费者的移动提供便利，直接带动旅游等服务贸易的发展。

（二）围绕通关流程进行创新

随着服务贸易的不断发展，其小型化、细分化、专业化、碎片化的特点日趋明显，要建立和完善与现代服务贸易特点相适应的海关通关模式，促进服务贸易通关便利化。

一是在医疗服务方面。优化药品医疗器械和全球协同研发的试验用特殊物品通关程序，缩短具备条件的生物医药服务外包企业研发用药物、医疗器械样品进口的通关时限，推广实施“一次审批、分批核销”等柔性入境管理模式。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關于印发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发展行动方案的通知》，天津市人民政府网，2019年9月30日。二是在国际运输服务方面。支持扩展启运港退税政策试点范围，拓展外资五星旗船舶和非五星旗船舶开展沿海捎带业务，支持自贸试验区港口开展国际中转集拼业务，推动开展分拨配送、中转集拼及过境业务、海铁联运一单制等功能创新。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发展行动方案的通知》，天津市人民政府网，2019年9月30日。三是在邮轮配送服务方面。改革海关邮轮配送服务监管作业制度，实现境外采购物资通过“区内物流货物”方式供应邮轮。四是在服务外包方面。简化服务外包企业进出口手续。在服务外包业务量大的海关，试点设立服务外包业务的专门部门。加强与外汇管理、工商、税务、商务等部门的配合，依托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化技术手段，丰富服务外包监管的方法和手段，实现电子围网监管，利用信息化管理和风险分析等手段，简化通关程序及手续，强化后续监管、信用证管理。五是在第三方认定机构方面。鼓励国内外商品检验检测、卫生检疫、标准化认证等第三方认定机构入驻自贸试验区，给予区内相应检验机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认证机构、政府组织、企业和行业协会等所需科研设备一定的通关便利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六是在更深层次探索自贸试验区内货物分类监管方面。借鉴国际经验，将货物分类为区内货物（已缴纳进口税费，可在区内自由流动）、国际货物（只能在海关特殊监管区流动，缴税后可转为区内货物）和附条件货物（只能在海关特殊监管区流动，附条件限制进出境）。实现区内外生产要素的混合存放、混合使用和自由流通，满足当前商品无国界生产和全球分销运作的需要。海关把监管重心放在事中事后监管上。

（三）拓展暂准进口ATA单证册制度适用范围

拓展暂准进口货物政策的适用行业和货物品类，研究在特定领域或区域适当延长ATA单证册暂准进口有效期并优化办理流程，简化相关货物通关监管流程。在《货物暂准进口公约》9类暂准进出境货物范围之外，将境内消费涉及的暂时进出境运输工具或相关物品纳入暂准进出境货物范围，比如游艇、房车以及来华就医携带的辅助工具和复健用具等。研究将ATA单证册制度适用范围，从在展览会、交易会、会议以及类似活动中展示或者使用的货物，逐步拓展至全部暂准进境货物。研究在特定领域和区域，延长ATA单证册暂准进口有效期至1年，超过1年的，经直属海关批准可再延长1年，特殊情况超过2年的，需经海关总署批准。优化暂准进口货物进出境申报、核销等流程，依托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现全程电子化。

（四）支持区内跨境电子商务发展

出台专门针对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出口（批发兼零售）的专门监管职责，使之与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进口零售相区别，从而更加符合跨境出口的业务形态和发展方向。解决海关对参与出口业务的物流企业的资质认证问题，明确物流公司所提供的物流数据的规范，取消对物流企业具备快递牌照的要求。对有发票商品和无发票商品混包的业务状况提出切实可行的监管方案。从系统和单据规范上解决“1210”

即保税跨境贸易电子商务。

海关监管方式下货物入区的账册实增，以及事后的汇总申报问题。取消按每个订单的出口目的国国别出具报关单的规定，进行简化申报。支持跨境电商综合税境内直接分账，推动支付公司或银行机构在境内直接分账，将消费者应付的跨境综合税直接在境内汇总交付海关。

（五）试点服务贸易企业“副区”制度

针对医药研发、环保服务、飞机维修等服务贸易企业对自贸试验区政策确有亟需，却因区内土地昂贵、环保要求高、区外不动产不便迁移等原因造成的无法驻区问题，在保证海关能够实现物流信息可追溯管理和视频全程监控的前提下，推动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副区制度（或者叫功能延伸区、延展区、分区、子区），享受与主区一样的政策，一个企业即是一个副区。先期试点时可参考“系统联网+实时管理+货物智能卡口核注”的管理模式，逐步过渡到根据企业特点量身打造的管理模式。这样有利于解决个别自贸试验区片区，特别是中西部自贸区的一些片区，因地域发展不均衡导致入驻企业较少，达不到“试验田”效果的问题;还有利于解决企业难以参与自贸试验区微观管理，创新主体地位不突出的问题。

（六）完善服务贸易统计制度

海关对服务贸易有着天然的统计优势，特别是对于跨境服务人员和跨境服务商品的统计，建议增加相应统计条目，设置相应监管代码，完善统计内容。如能与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加强数据交换，掌握服务资本的移动，推动建立服务贸易申报制度，则可以对涵盖《服务贸易总协定》定义的跨境提供、境外消费和自然人移动三种模式的数据进行统计，有利于辅助决策，为创新监管打好基础。此外，建议将目前没有统计的有实物载体的服务贸易活动尽快纳入统计范围。

（七）搭建自贸试验区服务贸易综合监测服务平台

会同商务、外汇、税务、边检、海事等部门以及金融机构，以政府职能、金融政策、数据信息为基础，以区块链技术为支持，搭建自贸试验区服务贸易综合监测服务平台，通过提供融资、信用担保、税收优惠、政府补贴等综合服务，吸引数字贸易、国际保理、离岸业务等前沿新型服务贸易企业主体上线。这既有利于服务贸易的海关监管，又有利于海关支持服务贸易新业态发展，还有利于海关对服务贸易的统计与分析。

参考文献：

1.蔡玲、杨月涛：《自贸区政策与经济增长》，《现代经济探讨》2021年第6期。

2.胡雅蓓、陈群、徐锋：《RCEP背景下江苏自贸区数字贸易发展机遇与推进策略》，《对外经贸实务》2021年第5期。

3.王树昊、范永昌：《自由贸易区对中国流通业的溢出效应——基于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分析》，《商业经济研究》2021年第8期。

4.张小松：《自贸区空间规划的特性与共性》，《城乡规划》2021年Z1期。

5.范艳萍：《河南自贸区贸易便利化研究》，《商业经济》2021年第3期。

6.武芳：《新時期我国自贸区建设现状及展望》，《中国远洋海运》2021年第2期。

7.杨林、沈春蕾：《自贸区建设背景下海南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路径》，《中国海洋经济》2020年第1期。

8.梁鹏、李丽、吴优：《服务业扩大开放与贸易强国建设——第六届贸易强国高峰论坛综述》，《中国流通经济》2021年第2期。

9.曹啸：《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发展跨境金融服务研究》，《科学发展》2021年第1期。

10.刘馨蔚：《中国—东盟自贸区开启升级版》，《中国对外贸易》2021年第1期。

11.孙英杰、林春、康宽：《自贸区建设对经济“三驾马车”影响的实证检验》，《统计与决策》2020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