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制度论文范文

小伙伴们反映都在为论文烦恼，小编为大家精选了《关税制度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需要的小伙伴们查阅，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晚清时期，中国在殖民主义者的逼迫下不得不实行殖民关税制度，海关也失去了对本国经济的保护和支持作用，从而被动地融入了当时的贸易全球化。但是，由于是被动贸易即强买强卖，进口远大于出口形成长期的巨大贸易逆差，而且缺乏其它自主制度的配套，中国很难从开放中学到自己所需要的技术和获得国际间资源优化配置的红利，因此，国际贸易的高速增长并不能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

第一篇：关税制度论文范文

从关税管理走向关税治理

摘要：综合治税是近年海关税收管理实践的重大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文章借用当代公共行政学的最新成果之一——治理理论的分析框架与方法，从理论层面对综合治税实践加以解读，探寻其中蕴含的治理思想，并前瞻性地展望了关税管理向关税治理模式变迁路径与创新构想，以期进一步充实关税管理理论，并对海关综合治税实践提供一定的前瞻性指导。

关键词：科学治关理念；综合治税；治理

文献标识码：A

从2005年以来，中国海关开始了综合治税的实践。经过近三年的探索，综合治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海关综合治税大格局初步建立的今天，有必要对综合治税实践进行系统的理论梳理与总结，以利于进一步深化对海关税收工作规律的认识，进一步充实和完善海关税收管理理论，并为海关税收工作提供理论指导。本文尝试选取管理学的研究视角，借助公共行政学中的治理理论来剖析综合治税，试图探寻其中所蕴含的新型管理思想，并以此为指导对关税管理的未来进行展望。

一、治理理论概述

英语中的治理(governance)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长期以来它与统治(govemment)一词交叉使用，并且主要用于与国家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但是，自从世界银行1989年在讨论非洲发展时首先提出“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以来，“治理”(govemance)这个概念在学术界很快就流行开来，其涵义也与“govemment”相去甚远。

全球治理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对治理作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在《西方政府的治道变革》一书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指出：“英语词汇中governance既不是统治(rule)，也不是指行政(administration)和管理(management)，而是指政府对公共事务进行治理，它掌舵而不划桨，不直接介入公共事务，只介于负责统治的政治和负责具体事务的管理之间，它是对于以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为基础的传统行政的替代，意味着新公共行政或者新公共管理的诞生，因此可译为治理”。

治理理论的基本观点包括：其一，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它对传统的政府权威提出挑战，它认为政府并不是唯一权力中心。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只要其行使的权力得到公众的认可，就都可能成为在各个共同层面上的权力中心。其二，治理意味着在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存在着界线和责任方面的模糊性。它表明，在现代社会，国家正在把原先由它独自承担的责任转移给公民社会，即各种私人部门和公民自愿性团体，后者正在承担着原先由国家承担的责任。这样，国家与社会之间、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界限和责任便日益变得模糊不清。其三，治理明确肯定了在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所谓权力依赖，是指致力于集体行动的组织必须依靠其他组织，为达到目的，各个组织必须交换资源、谈判共同的目标，交换的结果不仅取决于各参与者的资源，而且也取决于游戏规则以及进行交换的环境。其四，治理意味着参与者最终形成一个自主的网络。这一自主的网络在某个特定的领域中拥有发号施令的权威，它与政府在特定的领域中进行合作，分担政府的行政责任。其五，治理意味着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仅限于政府的权力，不限于政府的发号施令或运用权威。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还存在着其它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政府有责任使用这些新的方法和技术来更好地对公共事务进行控制和引导。

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治理理论吻合了公共管理的新发展趋势，被广泛地运用于各种领域，出现了全球治理、国家治理、地方治理、大学治理、公司治理等分支。经过10多年的发展，治理型政府的模式日显其重，人们甚至直接将“更少的统治，更多的治理(Less Government，More Governance)”作为改革和发展的口号。

二、综合治税的治理视角解读

2005年，海关总署党组根据形势和任务的要求提出了构建综合治税大格局的发展战略。并在之后几年里坚持以综合治税大格局统筹海关业务工作。2008年，在综合治税大格局初步建立的基础上，海关总署署长牟新生又一次明确提出要“全面完善综合治税大格局，建立健全科学合理、运转高效的工作机制，实现一线监管、后续监管和打击走私3支力量协作配合、良性互动，切实增强海关执法合力，按照严密监管与高效运作有机统一的要求，确保应收尽收、应转尽转。”

综合治税理念是对海关税收工作规律认识不断深化、逐步升华的智慧结晶，是科学发展观在海关税收工作中的具体体现。经过近三年的实践，综合治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成为海关工作的一大亮点。对于综合治税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解读。本文尝试选取治理理论的视野对综合治税实践加以解读，探寻综合治税建设所蕴含的新型公共管理理念，以期对海关税收管理理论与实践有所启发。

关税管理是海关履行税收职能的具体表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关税管理多数以关税征管的形式出现。关税征管的字面含义就是海关税务部门与人员通过各种工具、方法和手段完成关税的征收与管理。从海关的内部机构、职能设置看，关税征管的职能主要由海关关税部门承担，关税部门成为理所当然的关税征管“核心权威”。其余业务部门表面上虽然也承担辅助关税征管的职责，但是由于各业务部门分别有自己的“主营业务”，因此实际配合效果并不理想。

2005年。由于受到国家宏观调控，进出口贸易结构变化，人民币汇率决定机制改革以及国际贸易环境变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一般贸易进口增长缓慢，严重影响了海关税收的增长，海关税收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海关总署紧急部署综合治税战略，综合治税最终取得了效果，当年海关全年完成税收净入库5278.36亿元，比5207亿元的年度税收计划多收71.36亿元，海关税收再创历史新高。从此。综合治税正式走向了中国海关关税管理实践的前台。

治理理论的核心要义是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引入多元化的治理主体。透过治理视角，可以看出综合治税较之于旧有关税管理模式的最大进步在于它初步实现了海关内部关税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形成一个系统内分工合作、协调配合的关税治理网络。在旧有的关税征管模式中，关税管理只有一个单一的权威主体——关税部门，它在关税管理中“包打天下”。由于管理资源相对有限、缺乏其余部门配合，关税部门显得“力不从心”，而且与治理理念的要求相去甚远。综合治税则在一定程

度上整合了系统内的现有资源，将关税部门之外的其余业务部门也纳入关税管理的主体范围中，初步形成“各个部门协同配合、多支力量整合作战”的局面。可见，综合治税实践已有意无意中引入了“治理”思维，关税治理开始出现思想萌芽。

三、关税治理的发展路径

综合治税所蕴含的治理思想是一种系统内治理的初步思想，它主要侧重于系统内的资源、力量整合，按照“治理”标准衡量只能称之为“系统内关税治理”，是关税治理的初级阶段。距离完全意义上的关税治理还有很大差距。事实上，治理理论对于关税管理的启发意义远不止于综合治税，而在于跳出行政系统人为划分的狭隘框架，将海关之外的公共部门、中介组织、行业协会、企业分别纳入到关税治理的主体体系中，形成一个系统内外有机配合、各主体紧密围绕关税目标、彼此之间联动配合的关税治理网络体系，以进一步缓解当前海关“业务量增长与管理资源相对不足”的突出矛盾，为关税管理注入新的力量。

与理想的目标相比较，当前海关综合治税建设仍存在差距。表现在：内部机构设置、职能划分还不科学，部门间配合还不协调，系统内外的信息传递与共享还不充分。关税治理还要经历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结合当前开展的综合治税情况。根据各治理主体参与范围、程度的不同，未来关税治理的发展路径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内部关税治理阶段。综合治税是内部关税治理的具体表现形式，它将海关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力量统筹使用于关税治理，并在一定程度上开展与外部主体(如税务、银行等单位)之间的配合。从主体的性质分析，无论是海关内部各部门，还是海关之外的税务、银行等单位，都属于公共部门性质的主体，私人部门、第三部门等主体并没有出现。因此我们将这个阶段称为内部关税治理，其典型特征是关税治理的主体仍未超越海关这一相对单一、传统的主体。

(二)外部关税治理阶段。外部关税治理阶段是我们所设想的关税治理的高级阶段，此时海关在关税治理中充当元治理的角色，其它公共部门、企业、中介组织纷纷加入到关税治理中，共同构建一个多元化、多中心的治理网络体系。在该体系下各主体分别发挥各自作用，通过协同配合共同完成关税治理任务，并且进行相应的治理工具创新和治理能力创新。外部关税治理充分引入了海关之外的多元治理主体，在本质上有别于传统关税管理，在形态上有别于内部关税治理，所以称之为外部关税治理。

通过上述发展路径的展望可以看出，关税管理走向关税治理大体上要经历三种不同模式。由关税部门独立承担关税征管职责。是传统的关税管理模式；将关税部门之外的其余海关内部主体纳入关税治理范围，实现了传统关税征管模式向内部关税治理模式的转变；将海关之外的其余社会主体纳入关税治理范围，将实现内部关税治理模式到外部关税治理模式的转变。当前海关关税管理的发展正处于从传统关税征管模式向内部关税治理模式转换的阶段，核心任务是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综合治税大格局。内部关税治理向外部关税治理在局部海关已经出现苗头，例如一些试点单位正在探索通过报关协会实行商品预归类社会化的做法，该做法已经将中介组织逐步纳入关税治理的主体范围内，符合了外部关税治理的发展方向。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本文认为综合治税是当前关税管理模式转变的一项重大制度设计。但是有些人可能会质疑综合治税是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关税治理。我们认为，一方面这样的质疑是有道理的，因为综合治税事实上并没有出现公共权威之外的治理主体；另一方面，这样的质疑又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一项重大制度变迁通常是缓慢、渐进的，某些局部、个别的制度变迁在条件成熟时会引发一系列的制度连锁反应。综合治税的成功实践为关税管理向关税治理模式的变迁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也让我们有信心进一步展望关税治理模式的美好愿景。

四、关税治理的创新构想

关税治理是治理理论在关税征管中的具体运用，关税管理向关税治理模式的变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关税管理的主体、制度、行为、机构、机制等多个方面。国内治理专家俞可平教授曾经从参与主体范围、权力运行向度、管理手段与方式、追求目标与评价标准等几个方面比较了统治与治理的区别。下面，我们将引用该体系对关税治理进行一番创新构想。

(一)参与主体范围由单一化走向多元化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管理实行的是政府社会高度统一的“总体性社会”模式，其特点是：管理主体一元化，即政府是唯一的社会管理主体；管理方式单线化，即采取以单位制度为依托的垂直单线式管理；管理手段简单化，即实行单纯的行政管理，缺少社会的合作和公民的参与。“总体性社会”管理模式的统治抑制了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社会治理能力比较缺乏。在多数人看来，对于税收管理这样一种带有一定“统治”意味、事关国家财政职能的事务，只能有唯一的管理主体，那就是海关。在海关内部的分工中，关税部门又成为单一的关税管理主体。

其实，随着“有限政府”理念的推行，所谓“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政府在诸多社会、经济领域逐渐收缩，一些职能必须由其余社会主体承担。关税管理是随国家产生而带来的一项政府行政职能，由海关承担无可厚非。但是，关税管理是一个复杂的公共服务的提供过程，具体征管中涉及诸多技术性、专业性、事务性的工作。按照现代行政学发展的趋势，其中一些具体的、非核心的事务完全可以尝试由社会来协助提供。近年来，海关税收量逐年递增10-20％。在可支配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应该摒弃由海关包揽关税服务一切事务的落后观念。关税治理模式不仅调动了关税部门之外的其余海关业务部门，还调动了海关之外的其余社会主体，既能够有效缓解关税管理资源紧缺的矛盾，又可以引导公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还可以营造政府与社会“民主合作、协商参与”的良好政治氛围。

在操作层面上，要做到：一是要继续完善综合治税大格局，通过流程再造在关税部门与其余业务部门间形成强大治理合力。二是要强化海关与外界公共部门的合作，深化“电子口岸”、“电子海关”建设，实现各主体的无缝隙对接。三是要大力培育社会中介组织，确保报关协会、商会、行业协会等组织的公正性、独立性与中立性，在海关与企业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四是要引入外部专业机构的力量；将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审计事务所的专业资源运用于关税治理的具体环节。

(二)权力运行向度由自上而下走向多向交流

关税管理模式下海关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是管制与被管制的关系，海关通过公共权力自上而下发号施令，实行单向度的权力运行。而企业则处于被管制的地位，被动地接受关税管理的相关政策、制度与规定，相对缺乏主动性和能动性。

关税治理模式则赋予各治理主体平等的地位，追求权力运行多向化。例如在关税征收方面，海关是执法者，承担制度

设计与实施的功能；在关税缴纳方面。企业则是更重要的行为主体，它们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参与制度设计，并且可以通过自身的行为影响政府的决策；在一些中间领域，中介组织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例如一些涉及关税征管的非核心职能(如税费计征、预归类、预审价、商品化验等职能)，适于市场化、社会化的可以由中介组织承担。这样关税治理的权力运行向度就不再是单一的自上而下方式，而是在海关、中介、企业三个层面之间形成上下互动和多向交流的运行方式。

与多维度权力运行方式的目标相比，目前海关的差距比较明显，当前突出的障碍是海关、中介、企业之间没有形成平等的合作、协商、对话机制。个别部门与关员受“官民意识”、“官大于民”错误思维的影响，习惯于高高在上地发号施令；多数中介组织行政色彩浓重，有些甚至成为“准政府部门”，不能成为治理网络体系中相对独立的一极；企业则缺乏向上表达利益诉求、参与制度设计的渠道。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阻碍了权力运行多向化的实现，必须在实践中予以解决。

(三)管理手段与方式由侧重强制走向侧重合作

关税征管模式下海关与企业之间是管制与被管制的关系，海关凭借政府权威，通过强制性的行政、法律手段去管理企业，实现征税职能。这种手段与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关税征收的效率，但是也破坏了海关与企业的关系。在实践中，部分海关与企业之间呈现出一定的对抗关系，海关对企业采取不信任的态度，而企业则对海关一些行为有抵触情绪。

关税治理模式下的海关与企业更多时候是合作伙伴关系。彼此需要对方的支持配合。一方面，海关要保证关税应收尽收，需要企业配合；另一方面，企业需要良好的通关环境和通关便利，需要海关支持。基于此，关税治理更加强调海关与企业的自愿、平等合作，通过共同参与制度设计，平等进行协商对话，各取所需，分别实现自身利益诉求。最终达到关税治理的目的。

近年来海关逐渐推行的企业分类管理、纳税人管理制度是建设关企合作伙伴关系的有效做法。需要注意的是：一是在确保大企业利益的同时，要更加关注广大中小企业的合法权益。二是要拓宽关企沟通渠道，通过实地调研座谈、开通关税热线、举行听证会等方式让企业更充分地参与关税制度的设计。更自由地表达自身利益诉求。

(四)追求目标与评价标准由“善政”走向“善治”

按照治理理论，统治追求的目标是善政，治理追求的目标是善治，两者各自涵盖不同的要素。关税管理的制度基础是传统的官民社会关系和自上而下的垂直行政管理体系，所追逐的目标包括：严明的法度、清廉的官员、高效的行政、良好的服务。关税治理追求的目标则超出了传统的关税征管范畴，它强调海关与公民对关税征纳事务的合作管理，是两者的最佳关系。其追求的目标取向与评价标准包括：

1、合法性。这里的合法性指的是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是一种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关税治理要求治理主体(尤其是作为元治理主体的海关)必须最大限度地协调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海关之间的利益矛盾，以便取得社会各界最大限度的认可和同意。

2、透明性。指的是政治信息的公开性，包括立法活动、政策制定、法律条款、政策实施等信息。具体要求有二：一是海关要及时通过各种传媒让上述信息为公民所知，以便公民能够有效地参与关税事务的决策过程，并且对关税事务实施有效监督；二是企业有义务和责任及时向海关披露生产经营中与关税有关的信息。通过畅通的信息传递，克服两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提升关税治理效率。

3、责任性。它指的是人们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由于其承担的职务而必须履行一定的职能和义务。所谓“有权必有责，权责必相等”，关税治理在赋予各个治理主体权力的同时要更加强调责任，体现了对权力的制约和对公众的责任。显然，多中心主体的介入客观上增大了责任确认与落实的难度，各治理主体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推诿、扯皮、责任不清等问题，这是对关税治理的一项重大挑战。

4、法治。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立的，要求任何政府官员和公民都必须依法行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关税治理的法治目标要求关税治理的一切行为都必须依靠法治来规范和执行。彻底摆脱立法、执法中的人治行为，切实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

5、回应。即公共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必须对公民的要求做出及时的和负责的反应。作为征税方的海关有必要倾听作为纳税方的企业的呼声与要求，定期、主动向企业征询意见、解释政策和回答问题。

6、有效。主要指的是管理的效率，包括两方面的基本意义，一是管理机构设置合理，管理程序科学，管理活动灵活；二是最大限度地降低管理成本。关税治理模式要求海关内部各部门设置科学、配合有效、部门之间流程设计合理，海关与外部部门之间信息畅通、资源共享、协同作战。而且在关税治理过程中，还要竭尽所能减低管理成本，最大限度降低企业为征税行为所支付的各项人、财、物、时间等成本。

作者：黄晓军

第二篇：晚清殖民关税制度、被动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

摘要：晚清时期，中国在殖民主义者的逼迫下不得不实行殖民关税制度，海关也失去了对本国经济的保护和支持作用，从而被动地融入了当时的贸易全球化。但是，由于是被动贸易即强买强卖，进口远大于出口形成长期的巨大贸易逆差，而且缺乏其它自主制度的配套，中国很难从开放中学到自己所需要的技术和获得国际间资源优化配置的红利，因此，国际贸易的高速增长并不能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基于1870—1913年16个对华贸易国家或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近代长期的贸易逆差拖累了近代中国GDP总量扩张，巨大的贸易逆差意味着国内支出超过收入，不得不向外国借贷用以购买外国商品，造成近代中国沉重的债务负担，这进一步降低了未来的投资与消费，导致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可见，弱国在没有自主关税制度的条件下，其自由贸易和贸易增长基本上不可能带来经济增长，只可能是外国产品无障碍地倾销和本国资源被掠夺，国门是否开放、何时开放、如何开放都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关键词：对外开放;经济增长;殖民关税制度;被动国际贸易;贸易逆差

一、引言与相关文献综述

鸦片战争后清朝对外贸易呈加速增长态势。以晚清对英国进口为例，名义进口数量在1840年为1，626，594海关两①，10年后增长1.9倍达到4，722，435海关两。相比于1850年的贸易量，1913年名义进口数量提高19.5倍，为96，910，944海关两。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对外全部国家进出口数量在1870年、1913年分别为19，281，361美元、54，718，371美元，期间增长率为183%。然而，真实GDP自1870年到1913年的增长率仅为27%，逐渐接近1850年的GDP水平②。在中外经济发展水平“大分流”的背景下，是什么因素驱动晚清对外贸易快速增长?这种贸易高速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晚清的经济、技术、军事已经落后于西方，鸦片战争把这种落后打得全面“水落石出”，可是对外贸易为什么会高速增长?我们猜想：应该与殖民关税制度高度相关，内在的机制是战争失败后签署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尤其是失去海关主权即中国的关税制度已经被动地成为殖民关税制度，中国被动地纳入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体系，进而促进了国际贸易增长。

先进的工业国要打开中国市场，倾销其产品和掠夺中国资源，必须打破关税壁垒，既要降低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又要降低关税税率。晚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制度、关税主权失去以后，不得不实行殖民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晚清而言，西方强国主要实行两个重大举措：一是在条约规定的港口中引入蒸汽船、邮政以及关键的新海关系统等降低交易成本③;二是按不平等条约实行值百抽五税率以及实际执行更低关税等贸易政策④。西方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贸易政策这两种措施来扩大宗主国与殖民地的贸易联系⑤。本文基于拓展引力模型，采用1870—1913年晚清对全球16个国家或地区贸易面板数据，定量测度晚清时期殖民关税制度对贸易的作用并讨论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9世纪末到一战前期的国际贸易增长的原因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有学者认为1870—1913年间全球贸易增长的原因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贸易成本、货币摩擦、贸易政策和政治影响等方面⑥。有的认为在该时段关税对于全球贸易增长的作用微乎其微，主要驱动力为货币支付摩擦和贸易成本降低。Lopez-Cordova & Meissner(2003)发现两国都使用金本位制度能够增加60%的贸易，汇率波动率降低也有同样的作用。政治影响表现在两国存在殖民地与宗主国关系能够扩大一倍的贸易额⑦。在单独国家对外贸易的研究中，Jacks & Pendakur(2010)发现海洋运输成本下降并非英国与各国在1870—1913年贸易增长的原因⑧;Mitchener & Voth(2011)以日本出口为例，实证研究了近代亚洲国家的银本位货币制度对贸易的影响⑨。

晚清时期贸易增长的原因及影响研究同样受到学者们重视。历史学家定性研究了关税或者新海关、洋税务司制度对贸易的影响⑩。在定量方面，Keller， Li & Shiue(2013)使用引力模型研究了晚清上海地区对外贸易中的经济增长与贸易成本的作用。Keller，Santiago & Shiue(2017)研究了晚清时期西方政治影响力，如新海关、邮政等在降低贸易成本方面對国内贸易的影响。本文则定量探究殖民关税制度对于晚清整体对外贸易的作用，并讨论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本文结合广泛使用的引力模型实证殖民关税制度对晚清进出口贸易量的影响。

(一)理论模型

根据式(7)，我们假设关税和贸易成本的降低将增加贸易量。

(二)计量模型

其中，下标i和j是代表国家的符号，t代表观察期的年份，β'=[β0…，β10]是关注变量系数向量，εij，t为误差项， γ、η分别代表时间固定效应和国家固定效应。借鉴引力模型在历史数据中的运用方法，设定被解释变量ln(Tradeij，t)代表中国与国家j在t年的进出口贸易量之和。Yi，t、Yj，t代表中国与各贸易对象在t期的实际GDP，其他变量见表2。

借鉴Jack和Pendakur的研究方法在模型中加入10年固定效应以控制国家间的收入差异、世界GDP等长期时变因素的影响，非时变多边阻力因素和价格效应则由国家固定效应捕捉贸易伙伴的平均贸易阻碍。国家层面固定效应同样吸收其他非时变因子，自然变量诸如是否相邻、内陆或者岛屿国家;社会变量譬如共用语言、是否殖民地、文化差异等。王孝松、翟光宇和林发勤(2015)同样将两种固定效应合并构成多边贸易阻力的近似值从而弥补了遗漏变量问题。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

参照Jacks & Pendakur的方法，本文选择贸易数据的时间段是1870—1913年晚清对16个贸易对象的贸易面板数据，使用的数据为期间5年整数节点的数据。譬如1870年、1875年、1880年等，最后增加1913年的数据共10个年份的数据。选择1870—1913时间段，参考Estevadeordal & Taylor分析世界贸易变迁过程中将1870—1913作为一个单独的时间，以区分1870年以前自由贸易广为流传的时代和1913年后两次世界大战贸易保护的时代。

1. 贸易变量。晚清贸易数据来源于《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的年度报告，由作者手动逐年收集(以下简称CMC)。年度海關报告记载的与华贸易往来国家、地区合计24个，选择其中16个代表性国家、地区，如英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加拿大、美国、菲律宾、欧洲大陆、拉丁美洲、朝鲜、日本、泰国(暹罗)、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苏伊士地区、墨西哥、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少数地区未进入数据库是因为贸易活动极少或者与GDP数据难以匹配。为显示所选样本的代表性，表1报告了样本占全部贸易量的比例，最低年份(1890)比例为92.6%。

2. 关税变量。关税税率数据来源于CMC年度报告，由作者手动整理当期的关税收入并匹配同期贸易量计算得出。海关报告详细区分了进口税、出口税、复进口税、船钞、附赈捐等，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计算平均关税税率。本文采取Jacks 和Pendakur的方案，关税税率等于ln(总体关税收入/进口量)。考虑到缺失贸易伙伴具体关税阻碍的数据，例如中国出口美国商品所征收的税，对此援引D. S. Jacks等的解释：上述关税税率与贸易成本和贸易流量相适应，能够体现关税对于贸易的影响。关税税率的其他计算结果见表1。

3. 引力模型变量。近代各国的GDP数据来自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 2010，由作者手动整理得出。由于GDP数据是以当代国家作为统计单位，1870—1913年间海关报告中所统计的贸易对象存在以大洲为贸易对象的统计单位，为获得与其相匹配的GDP数据，本文加总该大洲全部国家的GDP作为该贸易对象的GDP数据。另外，晚清贸易对象所统计的国家经过百年变迁可能与当代的国家区域存在变动的情况，除特别国家有明显的差异外，参考已有的历史研究，本文没有作进一步的区分。

以1990年的国际元标价的GDP与海关两标价的贸易量难以匹配，本文借鉴W. Keller等的转化方法，首先按照CMC中所给出的美元汇率将近代中国对外贸易量转换为美元价值，再利用NBER宏观历史数据库中的通胀率，折算贸易量美元值为1990年值，从而使得两者匹配。

距离(Distance)作为贸易成本的代理变量，本文选择上海作为起点是考虑其在当时的重要地位，上海海关约占一半左右的贸易量。上海距离各贸易伙伴首都的大圆距离来自网络数据库处理。贸易对象中有的是以整体区域为单位，如欧洲大陆和拉丁美洲等区域，本文使用该区域最大经济体国家的首都作为代表，分别是德国首都柏林、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其他区域依此类推，具体国家则以当代首都为代表城市。

金本位(Gold)为是否实行的虚拟变量，使用金本位为1，之前是0。是否实行金本位通过影响汇率和交易成本对贸易产生影响。相关数据来源于经济历史协会网站金本位介绍。金本位变动中的区域贸易对象，本文采用与距离类似的处理措施，以主要国家为代表。

转口贸易(Entrepot)的虚拟变量借鉴W. Keller等研究方法，包含两个地区——新加坡与中国香港。加入该变量是因为转口贸易国家虽然经济体量小，但由于其特殊的贸易方式会产生巨额贸易量，所以专门设置转口贸易国家虚拟变量来控制其极端值的影响。各大洲虚拟变量均属于某洲时设定为1，否则为0。

三、计量结果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本文使用泊松伪极大似然估计法(PPML)作为引力模型估计系数方法。引力模型估计方法选择有较多考量，选择OLS估计对数线性化模型造成有偏的系数值，会夸大距离与GDP的作用。历史中的数据存在较多零贸易量，如果只使用非零值数据亦不得无偏估计系数，因为零贸易量同样反映贸易均衡结果的信息。虽然Tobit模型可有效处理零值信息，但模型假定被解释变量为难以观察的潜在变量，这点与现实不符合。表3中的模型分别采用OLS混合回归和PPML回归方法，其中PPML系数均小于OLS结果与理论分析一致，结合异方差问题、零贸易值较多的数据特点，本文借鉴丁剑平等使用PPML回归方法。

(一)基准回归

表3报告了基准回归的结果。其中，前三列使用OLS方法，报告逐步增加控制变量的结果。关税与贸易的关系是负相关，当加入国家与时间固定效应后系数在1%的水平显著。根据表3中使用PPML估计的模型(4)，关税降低10%双边贸易则增加8.6%，即能够增长57%(e-0.86-1)的贸易量。这表明关税降低可以激发更多贸易，符合引力模型中的理论预期。Estevadeordal、Frantz和Taylor(2002)关税的估计系数为-0.84，更小的系数来自Jacks和Pendakur(2008)是-0.22。显然关税降低对于近代中国贸易增长有着更大作用。

引力模型中经典变量符号均与理论假设一致，GDP与贸易正相关，贸易成本的代理变量距离与贸易负相关。GDP变量在模型(4)中并不显著，并且系数值明显小于其他变量。该系数不显著可能是由于GDP数据数量较少导致信息不在，本文后续通过补齐数据、寻找替代变量方法弥补，依然是不显著。该系数的经济含义是GDP对于贸易的弹性值，鉴于贸易与GDP互为因果关系，不显著亦显示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性。

其他变量与理论假设一致：距离变量符号为负且显著，体现贸易成本的作用，具体体现在苏伊士运河航运的开通、洲际海底电缆的链接等;金本位制度增加了贸易量，与其他学者的结论相同，其逻辑是相同货币制度降低了贸易成本，纵然与晚清币值相异可能是由于更多的工业化国家率先施行该制度从而影响其发展方向;代表中国香港与新加坡的转口贸易国家变量同样显著。

(二)稳健性检验

国家之间的距离作为贸易成本的代理变量会省略其时变的因素，本文参照L. Isserlis总结的1870—1913年全球海运贸易成本变动指数与距离相乘，回归结果见表4中的模型(1)，其中距离与关税的系数均比基准回归结果更大，即海洋运输成本下降能增加11%(e-0.11-1)的贸易量。另外，基准回归模型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问题，借鉴史沛然(2019)的方法，将GDP滞后一期代替原GDP变量回归，回归结果见表4中的模型(2)，其系数与基准回归系数相近，其中拟合优度提升至92%。模型(3)、(4)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中国进口与出口量根据基准模型的回归，两种方向系数存在差异，与罗来军等的研究结论一致，其中关税系数依然显著。

为避免遗漏变量、极端值问题，本文使用面板数据回归，分别选择固定效应回归、分位数(中位数)回归。另外，由于GDP数量较少可能影响结果，本文参照W. Keller等以年度平均增长率填补缺失数据，加入诸多固定效应后其回归结果稳健，借鉴Mitchener等使用人口数量作为GDP的替代变量，然而GDP系数依然不显著。其回归结果与表3中OLS回归系数相对一致，报告省略。

由于基准回归使用的是近代10个年份的面板数据，样本较少，所以本文使用1870—1913年年度数据以扩大样本体现系数的稳健性，同时使用可行性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和广义最小二乘法(GLS)来控制自相关和异方差问题，分别报告于表5中的模型(1)、(2)。从结果看，与OLS方法结果相似，关税系数始终显著。关税税率存在多种计算方法，在表5模型(3)中使用进口关税税率考察其稳健性，使用PPML方法与原有关税税率作对比，其结果依然稳健。汇率同样影响商品进出口价格，但难以匹配中国对各国所使用的汇率，本文以海关两兑美元数据代替，回归结果在表5中的模型(4)，加入匯率变量后关税系数依然显著。

(三)贸易潜力与过度贸易

近代是否存在过度贸易，来自哪些国家或地区?根据引力模型所计算的贸易潜力指数推断，晚清存在“过度贸易”的情形，并且主要来源于英国及其殖民地。本文依据盛斌和廖明中利用引力模型计算双边贸易潜力指数，即贸易额实际值与模拟值相除而得。当贸易潜力指数大于1时称为“过度贸易”;小于1时称为“贸易不足”。

贸易潜力值在表6中呈现，为全部年份贸易潜力指数的平均数值。贸易潜力值以往多以某一特定年份来计算，鉴于本文数据跨期较长，单一年份不具有代表性，所以选择全部年份的平均数来反映近半个世纪的全貌。本文所计算的贸易潜力指数为基准回归模型的计算结果。需要说明的是，1900年后关税税率有明显的下降，本文对比全部和关税税率骤降的年份的贸易潜力指数，发现二者并无较大差异，所以仅报告全部年份数值。

根据贸易潜力指数判断“过度贸易”的国家或地区有大洋洲、英国、中国香港、印度、墨西哥、新加坡和泰国七个国家或地区，计算16个国家或地区的贸易量占比，为全部年份贸易量的45.6%。从计算结果来看，令人惊奇的是，英国及其殖民地占据绝大多数。数据截止于1913年，美国及西欧诸强相对于日不落帝国仍处于挑战地位。为方便对“过度贸易”的理解，本文将贸易赤字与过度贸易国家或地区作比较，发现两者高度重合，这进一步说明其合理性。其中，贸易赤字是平均进口大于平均出口数量的国家，量化结果同样与历史研究中的结论相似。

(四)反事实估计

上述结果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关税在晚清时期贸易中的作用?可以构造关税税率的反事实结果来解释关税对进出口商品贸易流量的影响。两种模拟情形分别是关税税率在1870—1913年期间保持在30%和0，其中30%税率的选择依据是自国民政府重新获得关税自主权后的近10年，关税税率上升至30%。以此模拟，如果晚清具有自主权所制定的长期关税税率，零税率则对比高税率的结果。借鉴A. Estevadeordal等的反事实构造方法，依据引力模型构造的反事实结果与真实结果相减，来说明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见公式(9)。

Δln(Tradeij，t)=βtariff (Tariffcounterfactual-Tariffreal)(9)

反事实估计所使用的数据为1870—1913每一年的时间序列，其来源为CMC并经过作者手工整理。根据表4模型(1)，考虑附加贸易成本的距离、关税和金本位制度对贸易的影响，其系数设定为：距离-0.113、关税-1.515、金本位0.0453，距离变量除大圆距离外，包含引自Isserlis(1938)的海洋运输成本指数。GDP的设置参照A. Estevadeordal的方法把系数设为0，符合本文模型中不显著的事实。

模拟晚清1870—1913年关税税率均为30%和0两种情形的反事实结果报告于图1。报告结果为反事实模拟数据相对于真实贸易数据变动的比例。当晚清关税税率为30%时，贸易量会明显减少，比1870年真实贸易量相比减少约20%。在1912年30%的关税税率比真实贸易量降低约30%。如果关税为0，晚清贸易量则有明显增加。模拟两种关税税率的情形显示出关税税率对于晚清贸易的巨大影响，反映了晚清殖民关税制度对于贸易的加速作用。

四、简要结论与启示

首先，近代长期的贸易逆差拖累了近代中国GDP总量扩张，贸易逆差也意味着国内支出超过收入，不得不向外国借贷用以购买外国商品，造成近代中国沉重的债务负担，造成经济发展不可持续，所以贸易逆差可能是晚清贸易快速增长但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

其次，全球化促进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企业无论是从出口中学习，还是通过进口提高本国技术水平，对外贸易均存在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当然，从理想状态中得出的结论还需要其他必要条件的配合，如产权制度、监管制度，宏观稳定制度、社会保险制度以及冲突管理制度等作为支撑。

第三，中国晚清时期，由于全面落后受制于殖民主义者的逼迫而不得不实行殖民关税制度，中国海关也失去了对本国经济的保护和支持作用，从而被动地融入了当时的贸易全球化。虽然国际贸易快速增长，但由于是被动贸易即强买强卖，进口远大于出口，形成长期巨大的逆差，而且没有其它自主制度的配套，中国很难从开放中学到自己所需要的技术和获得资源的国际间优化配置红利，因此，国际贸易的高速增长并不能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可见，弱国在没有自主关税制度的条件下，自由贸易和贸易增长基本上不可能带来经济增长，只可能是外国产品无障碍倾销和本国资源被掠夺。站在国家利益角度来看，海关是否开放、何时开放、哪方面开放、开放的力度和节奏如何，都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真理。

注释：

① 参见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1840—1895)》第1册，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37—638页。

② 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 2010.

③ W. Keller， J. A. Santiago， C. H. Shiue， China’s Domestic Trade During the Treaty-Port Era，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017， 63， pp.26-43.

④ 陈争平：《不平等条约下近代关税制度的形成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近代中国》第15辑，2005年。

⑤⑦ K. J. Mitchener， M. Weidenmier， Trade and Empire， The Economic Journal， 2008， 118(533)， pp.1805-1834.

⑥ A. Estevadeordal， F. Taylor， The Rise and Fall of World Trade， 1870-1939，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3， 118(2)， pp.359-407.

⑧ D. S. Jacks， K. Pendakur， Global Trade and the Maritime Transport Revolution，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0， 92(4)， pp.745-755.

⑨ K. J. Mitchener， H. J. Voth， Trading Silver for Gold： Nineteenth Century Asian Export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urrency Unions， Costs and Benefit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As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011， pp.126-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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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贸易对象的汇率难以形成长时间序列数据，所以本文以海关两兑美元汇率作为代表，其数据来源于CMC(2001)的年度报告，由作者手工整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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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少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山东济南，250100;王冠东，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山东济南，250100。

(责任编辑 陈孝兵)

作者：黄少安 王冠东

第三篇：我国现代关税职能的探析

【摘要】 本文通过回顾关税及关税范畴的发展过程，分析关税一般税收的本质和特征以及关税的特殊性，尤其是关税的涉外性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关税原始职能及其派生职能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关税 涉外性特征 财政职能 保护职能 调节职能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国际贸易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在处理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外贸等关系中，关税作为国际通行的唯一合法的保护本国经济发展的经济手段，其职能显得尤其重要。

一、关税的内涵和外延分析

关税的内涵和外延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变化，对其准确定位是分析关税职能的基础和依据。

弄清关税的起源，首先要搞清“关”的来历和职能。关是人类社会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古代设置“关卡”要具备三个条件：经济基础;政治主体，国家有设立关卡和管理关卡的权力;地理交通条件。关卡一般设在边境要塞、交通要道，便于实行监督和管理。

古代关卡有多种功能，其中把守国家军事、政治大门是首要职能，是国家根据需要设立的行政管理机关。那么海关征收关税的依据是什么呢?国家行政管理机关为进入本国境内的商品流通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如安全、交通、法律等，征收关税是对本国利益的必要补偿。因此，国家是关税征收的主体，海关就构成关税征收的机关。威廉·配第在《赋税论》中讲到：“关税是对输入或输出君主领地的货物所课的一种捐税，……，关税最初是为了保护进出口货物免造海盗劫掠而给君主的报酬。”据《大英百科全书》对customs的解释，古时商人进入市场时要向当地领主交纳一种例行的入市税customary tolls，后来就把customs和customs duty作为海关和关税的专用英文名称。

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很容易仅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关税就是海关征收的税。这种理解是不准确的，因为海关除了征收关税，还代征其他的国内税、费。所以，海关税收(customs revenue)是指海关依法征收的包括关税在内的所有税、费收入的总和。而关税(customs duty)仅指海关依法对进出口商品和货物征收的税。关税只是海关税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可见，关税既是一个经济范畴，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关税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现代广义的关税是包括进出口环节的关税和在进出口环节代征的其他国内税、费(也称海关税收);狭义的关税仅指进出口环节的关税，即海关代表国家，依据国家规定的有关税法及进出口税则，对进出关境的货物和物品征收的一种特殊的流转税。本文所说的关税就是现代狭义的关税。

二、关税的特征

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按照法律预先规定的标准，强制、无偿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方式。税收的原始职能就是筹集财政收入。因此，关税的本质也是国家筹集财政收入的形式，其原始职能也是筹集财政收入，且与其他税收一样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的形式特征。但关税又有其自身特征。

1、关税的课税范围以关境为界。关境指主权国家的关税法令实施的领域。国境指主权国家行使行政权力的领域。两者所包括的范围有时一致，有时关境大于或小于国境。关税是个独立税种，只对商品和货物的进出境环节征收，不排除其他税的征收;而其他国内税种的课税范围是国境。

2、关税的征收机关是海关。征税主体一般是国家，国家税务局是国家征税机关。我国《海关法》规定海关是依法监督管理进出境事务的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履行征收关税及其他税、费的职能。所以，依法征收关税是海关的职责，而征收进出口环节的国内税、费本属于国家税务机关的职责。但是由海关征收进出口环节的国内税、费具有低成本、高效率的特征，所以国家税务机关委托海关代替征收进出口环节的国内税、费，属“代征”行为。

3、关税法规相对独立，自成体系。《海关法》是我国关税制度及征收管理的基本法;国务院成立关税税则委员会，负责制订或修订的《进出口关税条例》、《海关进出口税则》的方针、政策和原则，是关税制度的基本行政法规;海关总署负责制订《海关进出口货物征税管理办法》、《海关审定进出口货物完税价格办法》等具体的实施办法和条例等行政性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形成相对独立的法规体系，专门解决以进出口商品和物品为课税对象的关税立法执法问题。

4、关税法规内容具有明显的涉外性。

(1)关税税则的确定要遵循有关国际准则和惯例。有关国际关税协定把关税加以约束或固定，不能任意更改。为防止利用国内税代替关税，关税被严格定义为“只指按国家进出口税则征收的税”，不仅区别于其他税收，而且把海关征收的临时性差别关税，反倾销税、反补贴税、报复性关税等都排除在非关税贸易壁垒之列。

(2)关税税则就是关税的税目税率表。我国1985年颁布的《进出口关税条例》和《关税税则》以《海关合作理事会商品分类目录》为蓝本，建立我国关税税则商品分类目录;1992年1月颁布的《关税税则》，是以最新国际通用的《商品分类及编码协调制度》为基础重新编写的，对商品分类目录做了较大调整，以适应海关税则、海关统计、国际贸易管理等多方面需要。

(3)关税实行普通和优惠两栏的复式税率制。税率适用的原则是国际通行的原产地原则。世贸组织《原产地规则协议》为能迅速、有效和公正解决有关货物原产地的争端而达成的一个公开、透明的框架性协议。虽然各国具体情况有区别，但各国都按照其基本原则来确定各自的原产地原则。我国也以原产地原则确定使用高低不同的税率，体现国家主权和平等贸易。

(4)关税计税依据——完税价格。正确估价是依法征收的前提。在关税税率一定时，完税价格的高低决定了关税税额的多少，决定关税收入及其职能的发挥。按照世贸组织《1994年海关估价守则》中规定的实际价格实行海关估价制度，由海关根据需要，按照有关规则和标准确定某种进出口商品的完税价格作为征收关税的依据。因此，海关估价成为各国对外贸易和关税政策的一个重要手段。

关税的特征决定了其不能被列入涉外税收或国际税收的范畴，必须作为一个独立的税收学科而存在。

三、关税的职能

1、筹集财政收入的职能。税收天生就是政府筹集收入的形式，而具有征收便捷、集中、高效等优点的关税更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建国以来，我国关税筹集财政收入职能的地位和作用体现在以下方面(见图1)。

(1)1950—2000年，我国关税财政收入职能逐步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90年代以来关税及海关税收收入都呈现持续、稳定和大幅度增长，关税和海关税收收入分别占中央财政收入的10%～30%，成为我国中央财政收入的重要资金来源。

(2)我国目前社会经济发展所处的历史时期及改革开放所处的阶段决定了我国目前乃至将来很长一个时期内，关税和海关税收收入仍继续保持不断增长的趋势，其筹集财政收入的职能仍会占据重要地位。征收关税仍将是海关工作的轴心，是其他职能发挥的综合表现。

2、保护本国经济发展的职能。关税是国家主权的象征，是守护国家政治经济的重要手段。在国际交往和贸易往来中，征收关税可以有效防止国外的经济入侵和贸易歧视，维护国家主权和保护国内经济的正常发展，这就是关税的保护职能。

一般是通过征收进口保护性关税，提高进口商品的价格，削弱其竞争能力，从而限制国外商品的进入，保护和支持本国新兴产业、支柱产业和朝阳产业等的生存和发展;提高进口商品价格的同时，也提高和维护了国内同类商品的价格水平，从而调动本国生产的积极性。而通过征收出口保护性关税，提高出口商品的价格，削弱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阻碍本国商品的出口，限制本国紧缺的能源、原材料等大量外流，从而保护本国国内生产和消费的正常需要，同时增加财政收入。如何使本国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占据更有利地位是各国关注的焦点。即便是发达国家，它们虽然积极倡导国际贸易自由化和关税削减，但至今没有一个国家真正放弃关税这一合法保护经济的手段。

对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关税保护经济的职能常常比发达国家更重要，也更艰巨。中国近代关税史就是我国关税自主权被掠夺和经济被入侵的屈辱史。“在鸦片战争前50年，中国进出口贸易中，80%～90%进口来自英国，65%～80%出口到英国。但总的是中国进量小，因而对英贸易一直是出超……”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南京条约》，垄断中国市场，掠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在当今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但又日益密切的局势下，要既融入国际分工又保护本国经济的平衡发展，不仅不能放弃关税的保护职能，而且要深入研究国际惯例和准则，制订符合本国利益的关税政策和制度，充分发挥关税的保护职能。

3、调节经济的职能。关税与其他税收一样是国家参与社会分配的手段，体现一定时期国家的政治、经济、对外贸易和产业等政策导向。关税税率高低及减免税等规定可以调节国内不同部门、行业、地区等之间的利益分配，引导微观经济主体按照政府调控的意图调整经济行为，实现社会经济资源优化配置。

(1)调节国内市场供求关系。市场经济中供求关系要靠价值规律发挥作用，而价格是最好的标尺。关税是进出口商品价格的重要组成，因此可通过关税影响商品价格，从而调节供求总量平衡。同时，还可以通过差别关税税率的制定，调整商品相对价格体系，从而调节商品供求结构的平衡。

(2)引导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升级。由于我国国际贸易中多以出口初级产品换回工业制成品，而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比价差距很大，在国际贸易中处于劣势。这种贸易格局是由国内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等决定的，可以通过制定差异性关税制度引导和改善国内经济结构，进而优化贸易结构。

(3)调节分配和消费。各国为了引导消费结构和导向，普遍对高档消费品征收高关税，即“寓禁于征”。同时，关税还能发挥国际间收入再分配功能。贸易逆差国在过多进口国外商品时，国内收入随之外流到出口国，国民收入总量净减少;反之，贸易顺差国随着大量本国商品的出口，国外收入流入国内，国民收入总量净增加。

(4)优化资源配置。没有哪个国家能闭关自守，所以通过关税调节国内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也就改变了社会经济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和配置。因此，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国际贸易全球化的浪潮中，关税的职能被放大到国际政治、经济、贸易等领域，成为处理国际事务的一种重要工具。在人类史上，人们解决国家间利益分歧的手段就是战争、技术和市场。二次大战后，人们更多选择理性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关贸总协定的签订、世贸组织和世界海关组织的成立，从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大规模战争的爆发，为世界政治经济的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其中关税在协调和解决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关税已将国际间贸易纳入一个统一体中。关税既是本国经济和市场的安全阀，又成为协调国际政治、经济、贸易关系的重要手段。所以，关税必将被赋予新的职能，对关税的灵活性、适应性等提出更高的要求。

同时还应注意，关税的调节职能及新的非传统职能均是以关税财政职能和保护职能为基础发展而来的。即关税的原始职能永远都是最根本的，是其他职能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但关税的原始职能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并不一定就是最主要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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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九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