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学科制度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是知识行动者基于特定的学科制度框架所从事的跨学科性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活动。学科制度精神的惯性约束和学科制度结构的刚性壁垒，阻滞了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进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话语霸权以及现代学科疆界林立的大学丛林，则为阻力的生发提供了土壤和养份。
第一篇：学科制度论文范文
社会心理学的演化：一种学科制度视角
学科发展史是学科理智史和学科制度史的双重动态史。本文尝试从学科制度的视角分析社会心理学的学科发展历程。以之为出发点，作者认为：跨学科社会心理学的式微，其主要原因是暂时的学科制度创新，受到既定正统的学科制度的挤压而丧失了其合法性；作为统一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学科诉求的失败，源于其社会心理学的理智分裂和学科制度分裂之间的交互强化；社会心理学的主流历史话语的建构，则源于学科制度精英在学科制度中同时也是在学科理智发展中的符号霸权化过程；而欧洲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壮大，则是欧洲社会心理学的理智诉求和学科制度建设之间良性互动的结果。文章的结论是：学科制度视角在学科理智视角之外为学科进展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策略和工具。
关键词学科制度跨学科社会心理学三种社会心理学欧洲社会心理学历史话语
作者方文，1966年生，哲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在北大、牛津或敦煌石窟，在昨日、现时或明天，作为学者，其肉身虽受限于具体场景而呈现出不同的面向，但其精神脉动则是同质的。这是学者的命定。他们宿命地隶属于一种跨越时空的理智共同体(intellectualcommunity)。每个个体的血脉点滴地融于其中，从不间断永不停息。在这种共同体中有：
同质的追问：人的存在、困境及救赎之道；同样的求索动力：单纯的好奇心和完善人类物种生存境况的实际功用诉求；同样的元方法律令：超越理智—情感二元对立的永不停息的批判、反思和怀疑；同质的评价准绳：简单的完美；同样的英雄系谱：柏拉图、孔子、康德等；同质的原型：孔子学堂和柏拉图学园；同样的深层语法/论说方式，尽管各有各的方言。这种理智共同体的气息和生命，作为人类智慧活动所蕴涵的人文理念或人文精神，在每个学者身上流淌；而它的质地则像胚胎发育一样，在缓慢地流变、分化和完善。殆至19世纪初，伴随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它获得了崭新的存在形式即现代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community）。尽管在这一共同体内部存在着符号资本或符号资源的霸权或分层，但概而言之，它是种种具有独特尊严和合法性的独立学科的集合体。而特定学科的独特尊严和合法性的建构则有赖于其理智进展和学科制度的完善。不过，迄今为止学科理智进展的视角受到广泛的重视，而学科制度的视角却受到致命的忽视。本文尝试以社会心理学作为个案，构造一种学科制度的分析视角，以之来观照社会心理学的百年进程，并由此对困扰社会心理学学科发展的一些基本论争进行评价和解释。
一、学科制度：制度精神和制度结构
学科制度，是规范特定学科科学研究的行为准则体系和支撑学科发展和完善的基础结构体系，我们把前者称之为学科制度精神（theethosofdisciplinaryinstitution），后者称之为学科制度结构（theinfrastructureofdisciplinaryinstitution）。
（一）学科制度精神
勾画或梳理学科制度精神，我们必须深入研究：(1)全部人类智慧活动史所蕴涵的人文理念或人文精神；(2)界定作为规范科学活动过程普遍原则的科学阶层或学者阶层独具品质的精神气质；(3)与之对应的可以测度的操作细则(方文，1996)。
1智慧活动的人文理念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构造了一个意义深远的洞穴比喻。洞穴中的“囚徒”心满意足地生活在黑暗之中，把墙上的阴影当成真实的实在；而哲学王，惟一见过太阳的智者，则处在一种尴尬的窘境之中：道出真相，引导众人走出洞穴；同时又有被众人视为疯子的危险。通过对柏拉图的现代阐释，可以剥离出哲学王（或学者）两种命定的品质：天生的使命感——运用智慧追寻现象背后的真谛，以造福于人类；天生对现状和既定秩序的理性批判和怀疑精神，以及对更为理想境况不懈追求的信念。前者使他获得尊严，而后者则使他往往处于殉道者的地位。
整部智慧活动史为柏拉图的深刻洞悉提供了令人沮丧的注脚。学者阶层成为人类历史上受难深重的阶层。当人类把荣耀和溢美之词虚伪地抛给前世受难的天才时，往往又毫不留情地对现世的天才进行打击和折磨，同时又毫不吝啬地将一些沽名钓誉的伪天才或伪学者尊为偶像。我们不能寄希望于长时段历史的公正，应当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使人类脱离自己强加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的启蒙运动(康德，1991),构建更为公正自由和民主的社会成为现实的可能。
在科学共同体的制度化过程中，作为理智共同体中的业余爱好者的学者阶层，被职业学者阶层所替代和超越。虽然其所蕴涵的导师及殉道者的角色在不断地淡化，但它所特有的使命感和批判意识，仍作为不竭的人文脉动，注入现代形式的大学理想之中。
在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商业化的巨大压力下，大学（及其相关机构）是保障纯粹理性存在合理性的最后神殿。大学能提供自由探索的空气；它明示重要与不重要之间的区别；它保护传统，不是因为传统就是传统，而是因为传统提供了在极高水准上进行讨论的模式。“我从未想过大学是为周围服务的一个部门；正相反，我始终认为社会是为大学服务的。……如果没有大学，所有理性生活的美好结果都会跌回原始泥泞中，永远不能脱身”(布鲁姆，1994)。大学因此必须站出来捍卫孤立无援的纯粹理性，恪守智慧活动的人文理想；它应该、也有能力保存伟大的思想、伟大的行为和伟大的人物以对抗流俗，并使不竭的批判怀疑精神得以滋养。
2科学活动的精神气质或普遍原则
智慧活动的人文理想，贯注于制度化的科学活动中，构成作为职业的科学阶层独具的精神气质（theethosofsciences），或者规范科学活动的普遍原则。依据默顿的经典阐释，四种制度化的道德律令即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共有主义（communism）、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和组织化的怀疑精神（organizedskepticism），构成科学活动的精神气质(Merton,1990)。
3普遍原则指导下的操作细则
智慧活动的人文理想，以及与之相关的科学活动的普遍原则，可以理解为普遍的道德律令。以之为出发点，我们可以在具体的科学实践中推演出具体的操作细则(方文，1996)。普遍原则是文化免疫的（culturefree），具有全球性的特征；而操作细则是文化负荷的（cultureladen），它依文化变式的不同可能有所变异，具有本土性的品格。
智慧活动的人文理想，科学活动的精神气质和普遍原则指导下的操作细则融入确定的学科制度精神之中；特定学科的理智进展，有赖于学者将这种精神内化为自己的道德准则，以及对科学研究中的作伪行为的社会监控和惩戒。
（二）学科制度结构
学科制度结构是学科合法性建构的另一个要素，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学科制度结构，是支撑学科研究的物质基础，它至少包括四类基本范畴：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研究者及他们赖以栖身的研究机构和学术交流网络；规范的学科培养计划；学术成果的公开流通和社会评价；稳定的基金资助来源。下面分别述之。
1职业化的研究者
研究人员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是特定学科合法性建构的基本指标。通过他们诚实有效的创造性劳动，特定学科在经验材料和理论建构方面逐渐积累丰富的材料，一种新的学科认同和职业身分或角色，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同时在学者心智中呈现出来。他们开始被称为诸如社会心理学学者。
职业化的研究人员，必须栖身于确定的研究机构如大学系科或其他研究机构中，才能开展其研究活动。研究机构为研究者提供一种基本的社会身分或社会标识范畴。不同研究机构中具有同样社会标识范畴的研究者，建构独特的学术交流网络如学会。这种网络小至区域性，大至全球性，成为无形学院（invisiblecollege）(Crane,1972)。
2规范的学科培养计划
科学研究是没有止境的智慧苦行，它需要一代一代的学者寂寞而辛苦的劳作和不竭的传承。规范的培养计划，即规范的博士后、博士、硕士、本科和继续教育计划，一方面履行特定学科的社区服务功能，另一方面则为学科的发展训练和培养源源不竭的后备人才和新鲜血液。科学之门类似于地狱之门；就其真谛，她应该能够对一切有抱负的天才开放，而不论个体的社会或生理特性。在独特的校园文化场景中，借助导师—学生之间、学生—学生之间的痛苦而刺激的互动过程，精神活动得以激发和积累，智慧传统得以分享而流布，相互竞争而合作的学派得以生成。
导源于相互竞争和对创造性成就的公正评价，学者和其栖息的研究机构，又呈现出确定的声望等级和功能分化。规范的培训计划，因此又成为学者及其机构的声望和成就的一个指标。只有学术成就卓著的学者和机构才会被赋予培养博士后和博士的资格。学术创造性的竞争，因而也是学者和天才学生在不同机构/不同国家之间的竞争。
3权威出版物
学者/机构之间的竞争，是对科学发现优先权（scientificpriority)的竞争，文本载体是其唯一的评判指标。优先权并不认可个体大脑中的抽象思想，只关注能够在科学共同体内部传播、评价和分享的文本载体。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以及与之相关的命名权（theeponymouslaw)即科学发现的财产权，导致对科学研究独创性制度的认可，以及在学术积累基础上的竞争与合作。权威出版物的重要意义因此凸现出来，它包括学术期刊、学术会议论文集、专著、教科书及其衍生物。
依据确定的匿名审稿制度，学术期刊中的科研报告和学术论文，刊载着最新的独创性的思想、方法和技术，在科学活动中占据中心地位。依据引文指数和影响因子等文献计量学的指标，科学期刊被置于金字塔一样的学术声望等级结构中。因此，每个学科都有自身的“旗舰期刊”（flagshipjournal）。它反映特定学科重要的研究进展和前沿热点，预示着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旗舰期刊和一流学者之间呈现出相互优化的态势。一流学者借助旗舰期刊积累其符号资本，扩大其学术影响，巩固其学术霸权；而旗舰期刊则因吸引和发表更多一流学者的优秀成果而维护和提升自身的霸主地位。此外，学术会议和研究专著，也反映学科重要的理论和经验进展。
特定学科内，在研究基础上获得广泛共识的概念框架、方法体系和经典研究案例，作为学科内核，构成学科教科书的主体内容。因此，教科书作为学科发展成熟程度的重要指标，是学科知识传承和学科认同形塑的主要媒介。特定学科的潜在研究者，首先是通过教科书而获得有关学科的直观感受和基础知识。并且，不同年代权威教科书的内容变迁，实质上负载着特定学科理智演化的重要信息。
4基金资助（researchsponsorship）
学术研究，至少在初期是一项费钱的事业。稳定的基金资助，是其健康发展的重要制度保证。但不同的基金主体有其特定的研究兴趣和意识形态偏好，可能会干扰研究的正当过程。1960年代初的卡米拉项目（CamelotProject）的丑闻，已经引发学者广泛的反思和警觉在国际冷战的背景下，美国军方资助一系列跨学科的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研究项目，其目的在于预测和控制第三世界的革命运动和社会发展，卡米拉项目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Horowitz,1966）。。因此，如何广泛地动员社会资源以资助学术研究，同时又保持研究的相对独立性，从而建构基金资助和学术研究之间的良性互动，则需要学科制度和其他社会制度之间完善的相互沟通。
总起来看，学科制度精神，较之学科制度结构，更容易传递、移植和建立。学科制度精神，是跨学科共享的和内在强制性的；而学科制度结构，可能因学科本质的差异而呈现出特异性。另一方面，在学科制度中，其研究者作为社会行动者，具有多重认同，尽管学者认同是其基本的和突出的认同特质。因此，学科制度，必然和其他的社会制度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其后果是科学研究的价值—中立预设经受着严重挑战。
二、学科制度视角：主流社会心理学的基本问题分析
下面，笔者将从学科制度的视角讨论困扰社会心理学的一些基本难题。
（一）暂时制度创新：跨学科社会心理学的兴衰
卡特莱特论证道，在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史中，如要列出影响最大的一个人物，那肯定是希特勒（Cartwright,1979）。希特勒的上台以及他所导致的国际社会动乱，对美国社会心理学有两大直接影响。第一，纳粹的排犹政策导致大批天才学者群体的跨国转移。因为勒温、海德尔等杰出学者的加盟，美国社会心理学中行为主义的霸主地位开始瓦解，一种认知主义的研究框架和路径开始产生革命性的影响，由此形塑了当代社会心理学的主流形态。第二，战争环境为社会心理学者和其他社会科学学者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社会实验室和研究场景；社会心理学者开始获得“社会工程师”的社会角色。
二战期间和战后几年，社会心理学曾经历短暂的跨学科研究的繁荣时期。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一大批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和其他学者一起被政府招募，受军方资助，投入到一系列与战争有关的社会问题的研究中。研究项目涉及人员管理（humanmanagement）和士兵招聘（soldierrecruitment），敌方和己方士兵的士气（morale）及其调控，宣传战和心理战（psychowar），德国和日本的民族性格（nationalcharacter），战略轰炸对敌方的影响（Herman,1996）等。具有不同理智渊源、方法偏好以及被不同制度分割的社会心理学者，因而有机会和其他的学者如人类学者、社会学者和政治学者一起，在问题—中心的跨学科项目研究中得以发挥独特的才智。在这一时期，重要的理论模型、经验资料和研究技术得以构筑出来，其中具代表性的有斯托弗的美国士兵研究(Stoufferetal,1949—50),霍夫兰的劝说和沟通研究(Hovlandetal,1949)以及阿多诺的权威人格研究(Adornoetal,1950)。
在战争时期，超越既定的学科制度堡垒，暂时性的学科制度创新成为现实；社会心理学者有机会在跨学科的项目研究中发挥独特智慧，并取得卓越成就。于是，在战后，一系列社会心理学的跨学科研究和培养项目，在挑战既定的学科制度分割的背景下纷纷建立起来。1946年，哈佛大学组建了新的研究机构社会关系系，它包括四个基本方向：社会心理学、临床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以帕森斯为首任系主任，社会关系系容纳相关领域的一流学者，如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G.W.Allport）、人格心理学家默理（H.A.Murray）、人类学家克拉克洪（C.K.M.Kluckhohn）。不过，社会关系系在20多年后即告解体，当时只是低级教员的霍曼斯在1974年成为社会关系系解体后重建的社会学系首任系主任（Homans,1984）。密歇根大学于1946年在社会心理学方面组建了心理学—社会学的联合博士项目；但由于心理学家在其中占据主宰地位，该项目在1967年也被迫解体（Newcomb,1973）。哥伦比亚大学1961年成立了跨学科的社会心理学系。但少数教员在新系成立后不久，又尽力靠近心理学系，8年后社会心理学系最终解体（Jones,1998）。
社会心理学跨学科的研究团体和研究机构的最终衰微，主要不是因为理智关怀或社会关怀的差异，而是源于既定学科制度的路径依赖或惯性。在跨学科的机构中，研究者无法轻易地重建自身的学科认同和身分认同，面对主流学科制度的霸权，他们往往处于边缘地位；同时，由于被界定为学术越轨者，跨学科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往往无法在分界森严的权威出版物上发表；他们也较难获得经费资助。而其学生，尽管具有较宽广的知识和技能训练，但因既定的学科制度在整个社会制度中的巨大影响和刻板印象，他们在人力资源市场上还是处于劣势。被迫的暂时学科制度创新，不敌既定的学科制度惯性，而丧失其合法性。
（二）学科制度分裂：三种社会心理学
在经历战争期间和战后的快速发展之后，社会心理学从1960年代末开始，饱受“危机话语”的折磨。所谓的危机，实质上是社会心理学内外交困所导致的学科信心危机。就社会因素而言，社会心理学无法应对在冷战背景下所激发的剧烈的社会冲突和社会问题，如越战、学生运动和种族冲突；就学科理智因素而言，实验的方法霸权和实验方法的外在效度（externalvalidity）或生态效度（ecologicalvalidity）的缺乏，导致社会心理学者对整个学科理智进展的怀疑和批评（方文，1995，1997）。社会心理学到底是一门统一的学科、亚学科还是交叉学科？如何消解或调和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之间的敌意和冲突？
豪斯在影响深远的论文中声称，社会心理学已经分裂成三种相互孤立和漠视的社会心理学领域，每种社会心理学各有其理智诉求、历史意识和学科制度基础（House,1977）。第一种是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PsychologicalSocialPsychology,PSP）或实验社会心理学。它的中心主题，是研究个体内在的心理过程和外在的社会行为如何受社会刺激或社会情景的影响；其方法定向是微观的，主宰性的方法偏好是实验程序；其研究者栖身于大学心理学系或相关机构，是美国心理学会（APA）的会员；其权威期刊是《人格和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1965年创刊，由1965年停刊的《变态和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ofAbnormalandSocialPsychology)演变而来。、年刊《实验社会心理学进展》(AdvancesinExperimentalSocialPsychology)和《社会心理学手册》（HandbookofSocialPsychology)。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在美国社会心理学的整体学科图景中占据绝对的主宰地位。
第二种是符号互动论（SymbolicInteractionism）。它主要研究在实际的社会情景中社会行动者面对面的互动过程；其方法定向也是微观的，主宰性的方法偏好是自然情景中的观察和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其研究者栖身于大学社会学系或相关机构，是美国社会学会的会员；其权威期刊是《社会心理学季刊》（SocialPsychologyQuarterly）作为美国社会学会的机关刊物之一，《社会心理学季刊》由《社会计量学》（Sociometry）演变而来。《社会计量学》（第1卷）由莫雷诺于1937年创立，到1978年第41卷时被命名为《社会心理学》；于1979年第42卷时被命名为《社会心理学季刊》，直至今日。。
第三种是心理社会学（PsychologicalSociology），或被称为社会结构和人格研究（SocialStructureandPersonality），或者是情景社会心理学（ContextualSocialPsychology）。它致力于研究宏大的社会结构（如组织、职业、阶级、阶层和宗教等等）和社会过程（如都市化、现代化、社会流动和移民等等）对个体特质和行为的影响。其方法定向是宏观的，主宰性的方法偏好是大样本的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其研究者主要栖身于社会学系和相关机构，主要是美国社会学会的会员；其偏爱的权威期刊是《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
三种理智诉求不同的社会心理学导致了与其相应的不同学科制度的建立和逐渐完善，而这种状况又强化了学科理智和学科意识的分化和差异。其结果是三种社会心理学日益呈现出相互漠视相互孤立的境况；统一的社会心理学的诉求到目前为止还是幻象。
作者：方 文
第二篇：学科制度视野下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路径探索
摘要：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是知识行动者基于特定的学科制度框架所从事的跨学科性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活动。学科制度精神的惯性约束和学科制度结构的刚性壁垒，阻滞了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进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话语霸权以及现代学科疆界林立的大学丛林，则为阻力的生发提供了土壤和养份。为了推动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还需要多管齐下：开展跨学科联合培养人才，为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培育知识行动者;在体制内和体制外推动多中心治理为特征的跨学科学术建制的建立;运用协作式或整合式方式推动跨学科研究计划、目标、概念的共识;扬弃传统科学思维方式，为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提供意识形态支持;通过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在体制内优化跨学科研究的制度环境。
关键词：学科制度;跨学科研究;社会科学
一、问题的提出
推动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当下社会科学界共同的呼声。“无论是在问题还是在方法的维度上，社会科学都应该是面向现实、面向其他知识体系开放的。惟其如此，社会科学才有可能获得前进的推动力，理论创新才能得以实现。”[1]然而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却阻力重重，有学者更是指出目前社会科学“还远没有具备跨学科交流或研究的条件”[2]在这些诸多阻力之中，有意识形态、资金投入、人员素质等诸多方面因素。“跨学科活动不仅是知识体系间的交流与合作，同时需要相应的制度保障、资金支持、人员配置与认知活动的相互配合。关于跨学科活动体制化的运作方式恐怕是比跨学科的认知进路更为复杂的课题”[3]
跨学科的体制化运作方式，只是跨学科研究运作路径的体制化呈现。在这个意义上，跨学科研究运作路径就显得更为深奥。但无论怎样，跨学科研究总是知识行动者在研究，是知识行动者在进行着跨学科的知识生产和建构。而学科制度“实质上是以知识行动者为核心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的制度体系。”[4]行为背后是制度，过程背后是结构。学科制度为洞察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运作提供了蹊径。本研究首先通过文献分析法，对当前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运作路径进行抽象归纳和整理，在此基础上，以学科制度为切入点，剖析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运作存在的制度问题及其成因，并为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运作的优化提供针对性建议。
二、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运作的基本轮廓
跨学科正在不断地契入到传统的社会科学阵营，并对传统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强烈的冲击。立足于当前正在开展的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现状，并通过对当前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文献的归纳处理，我们分别从行动主体、组织形式、运作机制以及价值取向和质量评估五个维度来打开当前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运作的黑箱。
1.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行动主体。任何研究，都是知识行动者在研究，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亦然。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其知识行动者相对单一，学术共同体是知识行动者的代名词。而与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不同，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其行动主体呈现出跨学科性，甚至超学科性。以典型的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二战中兴起的美国地区研究为例，其研究者就来自不同学科，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等，都被广泛吸纳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推进，很多学者将知识行动者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国家机构、跨国公司、社会传媒，甚至影响知识生产的压力集团，他们也不同程度地以各自的方式介入的知识的生产过程中，并最终影响着知识的生产和建构。正如吉本斯提出的以跨学科为重要特征的模式II知识的生产一样，“知识的起源不仅牵涉到更多的参与者，而且他们广布于整个社会中。”[5]
2.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组织形式
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有序化开展，总是依托于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现代跨学科研究的组织形式多种多样，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三种组织形式：通过学会、协会等学术团体所进行的跨学科研究、通过社会上独立或相对独立的研究所进行的跨学科研究、通过各大学中的跨学科研究机构或项目进行的跨学科研究。[6]而上述三种组织形式中，跨学科研究中心是受到最多支持的一个概念。“在多数国家仍以学科为基础来组织其高等教育与研究的传统制度形式中，研究中心是将多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集合在一起的最佳的组织方式。”[7]研究中心之作为跨学科研究活动的组织形式，其优势主要在于能够打破现有的学科或学院结构，从而能够将学科共同体以外的成员，聚焦在同一个框架内从事知识的生产和传播。
3.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运作机制。
如何有效地组织知识生产是当代科学研究模式变革和创新的内在要求。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同样也面临这一问题。学者J·维罗斯特基于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经验，指出有效的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运作机制如下：(1)对合作研究计划进行解释，必须把基本术语的诠释标准化;(2)有计划的整体化研究包括对共同研究计划的详细阐述;(3)在系统阐述种种假设的研究计划中，假设之间得到验证的相互直接依赖性，是努力寻求共同目标的整体化因素;(4)真正跨学科一个更深刻的特征表现在，有可能依靠共用术语的诠释来解释所获的结果，而这些诠释应该在研究工作中得到修订;(5)在上述内容的基础上，研究结果可以不用更多实质性改动，便能与参加研究的学科中各种存在着的概念体系相适应;(6)由于跨学科研究显著克服了单一学科的片面性观点，跨学科研究成果的实际用途很广泛。[8]
4.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价值取向
在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实践中，存在着悬置学科、抛弃学科还是超越学科的立场选择问题。从悬置学科到抛弃学科，再到超越学科，跨学科的外延越来越窄。这也反映了目前人们关于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价值取向的分歧性。但这种分歧性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正如美国学者J·P·克莱因提出的关于学科的局限与跨学科为打破局限而必然出现的逻辑悖论;以及法国学者J·P·雷斯韦伯强调的，跨学科方法反对学科的垄断，但同时又推进了新的分化。[9]基于学科的概念，跨学科是对学科的跨越。该跨越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跨越知识体系;二是跨越社会建制。因此从语义角度而言，跨学科的立场应该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所以，我们更倾向于从开放的角度来理解跨学科，即跨学科是一种知识工具，而该知识工具的导向是多元的：致力于复杂问题的解决、捍卫原学科，或促成新学科，挑战并超越学科，探索知识的统一性等等，都应该纳入跨学科范畴之中。
5.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质量标准。“以传统学科研究的评价结构为基础，吸收多个学科的专家学者组成评估小组似乎仍然是评价跨学科研究成果的主要方式。” [7]而如果将跨学科研究的课题视作是一个领域，那么进入这个领域的从业者也就可以视作是同行。因此，同行评议还依然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质量标准。但是，与传统的同行评议不同的是，今天的同行评议可能将其人员进一步扩展，尤其在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中尤为如此。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行动主体不断的扩展，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科学的特殊性。美国学者A·拉尔金认为，社会科学除了科学理论的内部标准(形式标准与认知标准)外，还包括“外部的”现实标准，而这种“外部的”现实标准是区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保障。[10]这使得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的质量评价，增添了更多的应用情境性，如成本效益、社会责任、国家利益、伦理道德等。因此，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质量标准变得综合和多维，也因而导致其不确定性更加突出。
三、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运作的制度壁垒
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是知识行动者基于特定的学科制度框架所从事的跨学科性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活动。因此学科制度为洞察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运作提供了蹊径。学科制度是规范特定学科科学研究的行为准则体系和支撑学科发展与完善的基础结构体系。它包括学科制度精神和学科制度结构。前者是指智慧活动的人文理念、科学活动的精神气质或普遍原则、普遍原则指导下的操作细则;后者是指职业化的研究者、规范的学科培养计划、学术成果的公开流通和评价、资金资助等。[4]基于学科制度视野，当前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具体运作还存在很多壁垒。
1.学科制度精神对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限制
(1)以价值理性为核心的智慧活动人文理念的局限。智慧活动人文理念的核心，是对知识的追求和信仰，即价值理性——“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11]这一理念对于科学研究的进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外部”的现实标准，如成本效益、社会责任、国家利益、伦理道德等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换言之，工具理性已经不可避免地渗透进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而以价值理性为核心的智慧活动的人文理念，却又内在地与工具理性存在着天然的冲突。这种冲突在现实中已经通过大学的自我纠结而表现出来。大学是象牙塔还是服务站?当大学还处在这种自我纠结的过程中，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已经在大学以外的组织中获得支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价值理性保守的结果。
(2)以知识扩展为目标的科学活动精神特质的不足。科学活动的精神特质，默顿将其归纳为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以及有组织的怀疑态度。在默顿那里，“科学的制度性目标是扩展被证实了的知识。”[12]而沃斯斯坦对这种精神特质的关注，更多强调了对普遍主义的追寻。“社会科学有意识地给自己规定一个任务，那就是去追寻超越于任何公认的或演绎的智慧之上的真理。社会科学是近代世界的一项大业，其根源在于，人们试图针对能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确证的现实而发展出一种系统的、世俗的知识。”这也正是从18世纪到1945年分化的社会科学形成的重要原因。[13]虽然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取向是多元的，并不必然排斥知识的扩展，但这种以知识扩展的目标的科学活动精神特质，客观上限制了社会科学的开放性，即规限了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扩展怎样的知识以及如何扩展知识。
(3)以普遍原则为依据的科学研究操作细则的限制。“一切方法论，甚至最明白不过的方法论都有其局限性。”[14]以普遍原则为依据的科学研究操作细则，即使在今天单一学科内部，也越来越受质疑。更重要的是，跨学科研究的操作细则更加多样化和不确定化。因为“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应遵循三条基本的操作规则：有效性规则、条件性规则、多样性规则。”[15]现代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已经表明，研究方法是可以移植、渗透和融合，换言之，研究方法不再是学科边界划分的依据;同时，研究方法的使用，应注意是否有效以及使用条件的限制，而且复杂性问题的解决，不是单一方法所能解决的。因此，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操作细则具有浓厚的情境性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普遍原则为依据的科学研究操作细则，一旦运用到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必然对这种以情境性为特征的操作细则带来了挑战。
2.学科制度结构对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限制
(1)对非职业化研究者的制度排斥性。当前的学科制度体系，本身就是学科划分的制度体系，是区分同行与非同行、职业化和非职业化的依据。于是，现有的学科制度结构更倾向于将非同行和非职业化的研究者排斥在外。但是，跨学科研究的开展，恰恰需要突破无形学院的边界限制，接纳或吸纳非职业化人员不断进入研究领域之中。“实验室研究、行动者网络理论与超学科研究都明确意识到，我们时代的科学研究和知识生产必须通过各类异质的成分之间对话，通过科学家与社会利益相关者的对话和交流才能实现。”[16]于是，学科制度的排斥性限制了从事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知识行动者的聚集和互动。
(2)不利于培养跨学科社科研究人才。学科制度，不仅仅规限着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它还通过规训学科新人的方式来为学科知识的积累和创新提供知识行动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规范的人才培养计划，是学科制度应有的内容。而这种规范的人才培养计划，是依托于专业化的学科建制。在专业化的学科建制内，知识体系的凝聚性、教师队伍的专业性和学科认同的一致性，为专业人才培养提供了必要的支撑。于是，这种专业化的学科建制，培养的往往是专业的学科人。因此，在既有的学科制度框架下，跨学科社科研究人才的培养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和重视。
(3)同行评议和成果流通的现实困境。跨学科研究成果的评价和流通是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重要环节。传统的单学科研究，其评价和流通体系已经相对成熟，包括同行评价、教科书、权威出版机构、学术交流系统等。而跨学科研究与传统的单学科研究相比，跨学科研究的目标和评价标准是多样性的，研究过程需要考虑社会因素和认知因素的互动[17]，甚至存在着某些非科学因素[18]。因此，如何突破单学科的同行评议和成果流通的约束，已经不仅仅是如何引入多元评价和建立跨学科成果出版物的技术性问题，还是打破学科壁垒，建立开放性思维的意识形态问题，甚至是知识行动者的利益博弈问题。
(4)跨学科研究基金资助的竞争约束。现代科学研究已经进入大科学时代，稳定的基金资助，已经成为科学研究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但“不同的基金主体有其特定的研究兴趣和意识形态偏好，可能会干扰研究的正当过程。”“如何广泛地动员社会资源以资助学术研究，同时又保持研究的相对独立性，从而建构基金资助和学术研究之间的良性互动，则需要学科制度和其他社会制度之间完善的相互沟通。”[4]这在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过程中更为突出。一方面，传统的以单学科为基础的基金资助体系必须革新，但这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跨学科知识行动者自身的能力范围;另一方面，有限的跨学科研究基金资助的竞争，可能会进一步损害研究的相对独立性。
四、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运作的问题成因
1.学科制度精神先天具有的惯性约束
学科制度精神是学术共同体拥有的共同信念、价值观念和符号系统。学科制度精神一旦正式形成，它就具有相对稳定性。以价值理性为核心的智慧活动人文理念、以知识扩展为目标的科学活动精神特质、以普遍原则为依据的科学研究操作细则等，在这种相对稳定性的作用下，容易演绎成文化惯性甚至惰性，从而对外来文化产生抵触和排斥现象。加上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殊性，“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表现出松散型学科文化的基本特征，除攻关重大科研项目外，学科成员往往愿意自行选择知识生产的场所与方式，知识生产的合作程度要低于自然科学学科和技术学科”。[19]这必然进一步限制了社会科学的开放性。因此，学科制度精神先天具有的惯性约束，不利于新的学科制度精神的生成和引入。冯刚教授对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悲观的原因也正在此。他认为，跨学科交流必备三个条件，一是学术共同体要意识到学科分割是一种历史的错误，因此，任何学科都是平等的，跨学科交流是必需的;二是学术共同体要反思学科自身的逻辑问题，社会科学的任务是解释现实社会而不是建立所谓的内在逻辑;三是学术共同体要意识到社会理论的性质，理论只是认识现实社会的手段或工具，而不是现实社会的本质。[2]这三个条件显然都属于学科制度精神范畴，它实际上是对传统学科制度精神的一种挑战甚至颠覆。但在传统学科制度精神惯性作用下，这种挑战和颠覆又是何其困难啊!
2.学科制度结构先天具有的刚性壁垒
学科制度结构通过学科的社会建制为知识行动者划疆立界，它一方面建立了知识行动者从事科学研究的规范和标准，保证了他们在边界内的学术自由，但另一方面又建立了等级森严的学科准入制度，强化了门户之见，使得学科边界泾渭分明，不利于学科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之所以出现这种状态，是因为“学科的独立对应着一批人的社会利益，成为一门学科意味着拥有一批固定的职位、得到一笔可观的资源。也就是说，只有具有外在社会建制、得到社会承认的学科才有可能从外部获得存在和发展的资源。”[20]为了保护学科的利益，各学科的学术共同体有意识地捍卫学科尊严，巩固其领地。其结果是，学科与学科之间互成堡垒，外部人难以进来，内部人难以出去。即使一些受过严格训练，对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具有浓厚兴趣的知识行动者，他一旦跨出学科边界，但由于很难获得体制外的资源支持，往往也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重新返回学科内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学科制度结构先天具有的刚性壁垒，也是知识行动者利益博弈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当前的学科制度结构是以科层制维系起来的。“科层制是管理的强有力的工具，科层制一旦建立，便总是运用其权力维护其地位，而不是促进变迁和革新。”[21]而且在科层制中，组织的权威更多附着于职位，且多呈现金字塔状。虽然学术组织中，可以将学术权威与职位权威统一化，但却无法回避科层制权威的金字塔化。而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中，多中心的协调和治理是必然的。因此，基于科层制的学科制度也先天阻滞了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组织的生成。
3.当前学科制度生发的土壤依然存在
学科制度先天具有的惯性约束和刚性壁垒，不利于当前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有效运作，甚至阻滞其运作。而这一学科制度的生成，却与欧洲中心主义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科学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直接相关。众所周知，现代学科制度是西方的产物，这种分门别类式的现代学科制度的生成，最先是在少数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并在公共权威机构的支持和帮助下，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学科的界限由特定的社会团体来维持和界定。这些界限与保护和维持这些社会集团的自身的认知权威、智力霸权、职业构成以及借助于这些界限能够控制的其他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直接相关。”[22]当前社会科学的疆界林立的学科制度生成，恰恰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力量以及这些力量派生出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以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为例，这种划分“反映了那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声称国家、市场和国内社会是三个独立的支柱，依靠这些支柱现代社会结构被建立起来……假如现代世界的现实是分成三个不同的领域，那么似乎很明显的就是学术活动应该尊重这个现实。或者更有力地说，就是社会科学如果不考虑不同的规则和统治每一个现代领域的结构，就不能充分地了解社会世界。”[23]所以，社会科学学科制度的生成，本质上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话语霸权建构起来的。而且，过去那个时代在构建各种社会科学和知识世界的三种分界线的同时，也构建了现代大学的本身，并使其成为首要的实际上是独有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再生产地方。大学也就成为现代社会科学学科制度生成和发展的渊薮之地[13]。显然，今天来看，无论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话语霸权还是现代学科疆界林立的大学丛林，都依然为传统学科制度双重壁垒的生发和固化提供了土壤和养份。
五、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运作的优化路径
在学科制度视野下，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前景是悲观的。但学理的分析不能回避现实的突围。今天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的呼声可谓是此起彼伏。做最坏的打算只是为了做最好的准备。基于学科制度的壁垒分析和原因梳理，推动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运作，还存在较广阔的行为空间。
1.开展跨学科联合培养人才，为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培育知识行动者
跨学科研究，首先需要跨学科人才。通过有计划地开展跨学科联合培养人才，则是推动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杠杆。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联合培养人才，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跨学科甚至超学科视野，而且“这也许会导致一系列不可思议的组合形式”。[13]虽然目前的学科制度框架下，跨学科人才培养还缺少有效的激励和保障机制，但问题的关键是必须具有这样一种跨学科联合培养人才的清醒意识以及在此意识指引下的可行的措施。在现有的学科体制框架下，跨学科联合培养人才，可以通过硬性规定跨学科选修课程或者参与跨学科研究项目来进行;还可以通过多学科人员共同编制人才培养方案和共同实施人才培养过程来进行。当教学和科研都呈现出跨学科特征，那么跨学科知识行动者的培养，在技术上也就不成问题。
2.在体制内和体制外推动多中心治理为特征的跨学科学术建制的建立
尽管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组织形式既可以实体化也可以虚拟化，但在当前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阻力重重的背景下，寻求跨学科学术建制可能还应该是优先考虑的方案。在体制内，目前跨学科社会科学实践已经表明，各大学、研究机构成立的研究中心成为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相对有效的组织形式。但我们认为，由于学科制度的壁垒，寻求体制外的学术建制，可能应该是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真正能够异军突起的新路径。“因为大学、系、专业协会和个体教授在维护他们研究领域的存在上有着既得利益，所以在超越所谓跨学科研究方案和‘电子大学’现象上，到目前为止仅有有限的可观察到的进展。”而“课题的重要安排和新的组织方法的实验正在现存的组织和制度之外实施”。[24]但必须强调的是，与传统的学术建制应该有所区别的是，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学术建制，应体现出多中心治理的特征，只有这样，多学科的专家权威才能够在同一个组织框架内实现平等的对话和交锋。
3.运用协作式或整合式方式推动跨学科研究计划、目标、概念的共识
“真正的跨学科研究，除了有研究者们必要的合作愿望之外，还应有其他参量或达到其他标准。”[8]如同前文所述，这个参量或标准，可能是多元的，但跨学科的知识行动者在跨学科研究计划、目标和概念上的共识至关重要。离开了研究计划、目标和概念的共识，所谓的跨学科研究，可能就是一个大拼盘。要真正推动跨学科学科研究，就必须努力推动共识的形成。有研究者通过成功的跨学科研究案例研究表明，“研究人员的知识和技术的整合方式被归纳为两种类型：即‘协作式’与‘整合式’。‘协作式’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协作进行研究，‘整合式’指由掌握多个学科知识的人进行跨越学科领域的研究。”[25]通过协作式或整合式，跨学科研究的知识行动者，既可以发挥某一学科方法、概念、范畴、判断、命题、理论的优势，又可以克服其局限性，从而最终实现跨学科研究的实质性开展。
4.扬弃传统科学思维方式，为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提供意识形态支持
传统科学思维方式是建立在“有序”、“分割”和“理性”三大支柱上。推进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就必须扬弃传统科学思维方式：既要破除学科不平等观和学科优越感，允许并鼓励跨学科研究，又要整合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促进知识规训和问题解决的统一。坎贝尔认为，建立一个综合完整的多元学科，其“主要障碍就是‘学科优越感’，这是一种有助于被看做是学科核心研究发展且允许学科外围或边缘成分相对衰落的内在动力机制”。[26]因此，如果不能破除学科优越感，跨学科研究只能是貌合神离甚至是举步维艰，难以开展。同时，跨学科研究也不能一味地强调“无序”、“统一”和“不确定性”，更不能完全否定“有序”、“分割”和“理性”。因为跨学科研究总是相对于学科而言的，科学演进过程本身就是学科分化和学科聚合的过程，也是学术性和实用性矛盾运动的过程。问题的关键不是要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要为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提供合法性支持。
5.通过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在体制内优化跨学科研究的制度环境
目前的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往往是在夹缝中寻求空间或者是在体制外获得发展。这主要是因为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知识行动者，其个体力量很难冲破固化的学科制度壁垒。在现有的学科制度框架下，完全取消当前的学科制度，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目前可行的方式就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以优化跨学科研究的制度环境。首先，可以有选择地突破传统的单一学科、学位的限制，设立跨学科学位，从而建立跨学科联合培养人才保障和激励机制。其次，设立跨学科研究专项基金，为跨学科研究提供强有力的资金和条件支持。借鉴西方社会科学跨学科基金资助经验，政府、私人基金会往往是主要基金资助者。再次，建立跨学科研究成果宣传和流通平台。跨学科研究的意识需要通过实践来推广，需要通过成果来强化。因此由政府牵头或资助建立跨学科研究成果宣传和推广平台，是开展跨学科研究的重要促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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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军
第三篇：多学科视角中的现代高职院校制度
加强基础理论研究 构建现代高职院校制度
编者按:在2010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上,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简称《规划纲要》)。《规划纲要》既提出了未来10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目标,又指明了未来10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其中,“建设现代学校制度”是其关注的重点之一,特别用了一章专门阐述建设现代学校制度问题。《规划纲要》指出:“促进高校办出特色。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发挥政策指导和资源配置的作用,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质化倾向,形成各自的办学理念和风格,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为紧密配合学习、领会《规划纲要》的基本精神,本刊精心策划,特别组织“加强基础理论研究 构建现代高职院校制度”的专题,邀请相关人员较为深入地探讨了构建现代高职院校制度的意义,现代高职院校制度概念的内涵,现代高职院校制度的基本特征,构建现代高职院校制度的理论基础等关于现代高职院校制度的若干基础理论问题。以澄清关于现代高职院校制度的一些基本认识。不可否认,此前已有少数探讨高职院校与政府之间、高职院校与社会之间以及高职院校内部关系的研究文献,也有研究者在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础上探讨高职院校制度问题,然而所有这些研究未能突出作为一种高等教育类型的高等职业教育与其他类型的高等教育的本质区别所在。本专题的学术意义在于,它不仅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现代高职院校制度”一说,指明了高职院校制度改革的目标,即“构建现代高职院校制度”,而且也奠定了高职院校制度研究的重要基础。
摘要:构建现代高职院校制度,必须有坚实的多元化理论支撑。剖析这些理论与现代高职院校制度之间的关联性,是推动构建现代高职院校制度的理论前提。文章选择并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核心竞争力理论和多中心治理理论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审视了高职院校制度,进而提出了构建现代高职院校制度的若干原则性建议。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理论;核心竞争力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现代高职院校制度
作者简介:陈洁(1952-),男,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主要从事职业教育管理与研究;孙卫平(1964-),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书记,教授,重庆大学在读博士,主要从事高等职业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吕红(1968-),女,重庆人,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科研处处长、高职研究所所长,教授,主要从事职业技术教育研究。
为了推动高职院校制度变革,构建现代高职院校制度,就必须首先寻找可靠的理论依据,使之具有坚实的理论支撑。只有这样,才不至于使高职院校的发展偏离正确方向。
或许有人会说,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研结合的道路,不仅是高职院校办学及其制度变革的办学指导思想,也是推动高职院校制度变革,构建现代高职院校制度的理论基础;或许也有人会说,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必须遵循高等职业教育规律,高等职业教育的本质、规律和特点就是构建现代高职院校制度的理论依据,因此它成为现代高职院校制度的理论基础。某种程度上说,这些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作为理论基础似乎不妥,而且不全面。一方面理论基础应该是站在更高的层面为现代高职院校制度提供指导。另一方面现代高职院校制度不只是一个教育学问题,构建现代高职院校制度是一个关乎社会各个领域的系统工程。因此从若干紧密相关的、相对成熟的学科中寻找构建现代高职院校制度的理论依据则是推动高职院校制度变革的重要思路。如果仅简单地从教育学视角探讨高职院校制度变革的问题,不利于得出关于构建现代高职院校制度的科学结论。不可否认,理论依据狭隘,存在偏差,正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改革未能取得根本性进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研究中,尝试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核心竞争力理论和多中心治理理论等多个学科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审视现代高职院校制度,进而提出构建现代高职院校制度的若干原则。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与现代高职院校制度
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推动公共行政改革,将是我国包括教育行政改革在内的公共行政改革的重要思路。新公共管理,既指一种有别于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理论,也指在当代西方公共行政领域持续进行的改革运动。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政府重塑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新公共管理在当代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中的主导地位日益凸显。某种程度上说,新公共管理就是指关于公共管理的一系列新思维、新行为。西方国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以重新划分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发挥的边界为主线,涉及到行政管理体制的各个方面。新公共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对于包括教育行政在内的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对摆脱长期以来困扰西方社会的机构膨胀、效率低下和官僚主义等弊端成效显著,也因此新公共管理在西方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正是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等推动下,美国等西方国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了“教育市场化”改革,而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就指出,“我相信,若要对我国教育体制动大手术,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通过私有化之路,实现将整个教育服务中的相当大的部分交由私人企业和个人经营”,同时他认为“也没有什么办法能够给公立学校带来竞争,而只有竞争才能迫使公立学校按照顾客的意愿改革自身”。[1]在教育改革中,强调顾客战略,引入竞争机制,完善产权制度,推行教育券,设立特许学校,开办营利学校,就是美国持续推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产物。随着新公共管理在西方国家政府重塑运动中获得成功,它也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认同,并得到了推广。在我国,从外部环境来看,当前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仅要承受社会转型期的阵痛,而且与西方国家一样,还要面临来自全球化、信息化和市场化趋势以及世界性的政府改革潮流所带来的严峻挑战。从内部环境来看,由于受到传统官僚行政的深刻影响,政府集权,优质教育资源不足,办学效益不高,教育质量低下,也已经成为当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而这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当初在教育领域推动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历史背景何其类似,这也是新公共管理理论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于是,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从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寻求理论依据,并以此推动高职院校制度变革,构建现代高职院校制度,就成为必然的选择。另外,之所以要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来推动构建现代高职院校制度,也可以从社会公共产品理论找到部分依据。从社会公共产品理论来看,高等职业教育属于准公共产品,在理论上高等职业教育供给应采取由政府和市场共同分担的原则。[2]
现代高职院校制度的设计,要着力处理好四个主要方面的关系:一是高职院校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二是高职院校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三是高职院校与高职院校之间的关系;四是高职院校内部的各种关系。而以新公共管理理论为依据构建现代高职院校制度,不仅要体现在政府与高职院校之间的关系上,而且也要在其他方面得以体现。不同于以“行政——政治”两分法和韦伯的科层制为理论基础的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则是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作为其理论基础,市场观是新公共管理的灵魂思想。总体来看,尽管人们对新公共管理的认识仍然存在若干分歧甚至争议,但同时也在更多问题上达成了基本一致的认识。
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观点和方法分析现代高职院校制度,主要体现如下:其一,新公共管理主张政府的政策职能与管理职能分开,政府着重制定公共政策;引入竞争机制,实现公共产品供给的多元化;实现分权化管理,适度下放各项权力。也就是说,政府是“起催化作用的政府”,其职责是“掌舵而不是划桨”。[3]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而言,目前公办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职业教育体系的绝对主体,政府既是高等职业教育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又是高等职业教育的举办者和管理者。在这种管理模式下,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效益和效率低下,就不难理解了。为此,政府应转变职能,主要负责高等职业教育政策的制定,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让各种社会力量参与高等职业教育这一准公共产品供给,实现高等职业教育的多元供给,同时赋予高职院校灵活应对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办学自主权,真正实现“让管理者管理”。其二,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把私营企业的管理方法引入公共部门,实施明确的绩效控制,提高行政绩效;从重视行政规则、过程转而重视结果、产出;实行专业化管理。对我国高职院校而言,某种程度上高职院校几乎成了政府的“从属机构”,移植行政官僚机构的一套管理办法,重视遵循行政规则,注重行政过程,另一方面却漠视结果、产出,行政绩效极低,也没有建立起问责机制。不仅高职院校内部管理如此,这种情况也体现在政府管理高等职业教育上。为此,要提高绩效管理意识,研究在现代高职院校制度设计中如何实施绩效管理,尤其高职院校要实行绩效管理:逐步淡化官僚意识,可尝试构建校长由上级任命改为契约形式聘任的制度。其三,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要改变政府集权式的对规则和程序负责的传统管理模式,确立起市场意识,突出以顾客为导向。这对构建现代高职院校制度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为此,要改变高等职业教育供给的政府主导模式,确立起以市场调控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机制;政府及其相关主管部门要确立起服务职业教育并体现社会公共利益的观念,高职院校要体现以服务求得生存和发展,切实采取措施真正落实服务学生、服务行业企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宗旨。
二、核心竞争力理论与现代高职院校制度
借鉴并运用核心竞争力理论于现代高职院校制度设计之中,对实现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核心竞争力理论标志着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研究的最新发展,是企业战略管理研究的重要内容。哈默和普拉哈拉德于1990年最早提出了核心竞争力这一概念,认为核心竞争力是组织中的共有性学识,特别是如何协调不同生产技能和整合多种技术流的学识。[4]在1994年发表的《核心竞争力的概念》一文中,哈默再次强调,核心竞争力代表着多种单个技能的整合,且指出正是这种整合才形成核心竞争力的突出特性。[5]核心竞争力的概念一经提出,就引起了诸多学者对核心竞争力的关注和研究,出版了一系列相关著作。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的实质就是要“建立新的战略观”。从企业发展的实践来看,核心竞争力的提出是与企业战略的转型相一致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科技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产业结构调整加快,顾客需求也日益多样化等,企业的经营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得企业形态、企业理论和企业战略也相应地跟着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其中尤以企业战略的变化最为突出,进而推动企业发展进入新的战略转型期。为了适应新的竞争环境,企业开始积极进行战略调整,选择新的发展战略。这其中,为了确保企业取得持续的竞争优势,核心竞争力战略就是重要的选择。在这一背景下,企业开始关注独特的、难以模仿和不可替代的核心技术,以掌握市场领先的核心业务和核心竞争力,这是核心竞争力概念提出的重要缘由。
之所以提出要以核心竞争力理论作为构建现代高职院校制度的理论基础,主要基于如下理由:第一,尽管核心竞争力理论是在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下企业为争取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而提出来的,但其理念和原则具有一定的普适性。第二,我国高职院校发展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经济社会形势不断地在发生变化。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走向成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日益深化,这些不仅对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而且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也必将渗透到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之中。第三,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近些年来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在短时间内得以急剧扩张,而由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历史较短,准备严重不足,于是外延扩张和内涵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尤其是随着未来生源数量的减少,生源竞争将更为激烈。具备核心竞争力,是高职院校决胜未来的关键。综上所述,不仅高职院校之间而且高职院校与其他类型高校之间,竞争不可避免,而且只会日趋激烈。在这一背景下,高职院校如何取得竞争优势,以实现其可持续发展,是高职院校面临的重大课题。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是决定高职院校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生存、成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增强高职院校的核心竞争力则是推动高职院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因此非常有必要借鉴核心竞争力理论并以此为依据构建现代高职院校制度。
以核心竞争力理论为依据设计现代高职院校制度,旨在增强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提升高职院校的内涵发展水平,使得高职院校具有竞争优势,最终实现高职院校的可持续发展。然而,因立场、视野和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不同,研究者们对核心竞争力概念以及核心竞争力理论的理解和认识也有差异。从技术或技能角度来定义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是指那些与竞争对手相比可以获得最大程度用户满意的公司专门技能”[6];从企业以独特方式运用和配置资源来获得竞争优势来定义核心竞争力,“核心能力是指企业依存自己独特的资源(资本资源、技术资源或其他方面的资源以及各种资源的综合),培育创造本企业不同于其他企业的最关键的竞争能量与优势”[7];从企业技术、技能、知识、资源的整合或组合角度来定义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是公司在市场中拥有的独特的技术、知识与技能的组合”[8],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其共同点是核心竞争力体现有价值、稀少和独特、难于模仿、不可替代和具有延展性等特点。尽管高职院校和企业同样作为社会组织,不管是从应对各自面临的挑战还是从达成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两者都有类似之处,但是毕竟两者存在本质差异,简单地套用企业核心竞争力于现代高职院校制度建设之中,显然不可取。借鉴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观点,根据高等职业教育的本质和特点,本研究中,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是指能使高职院校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能力。它既包括专业建设能力也涵盖管理能力,既体现在制度保障上也反映在文化建设中,既指资源及其整合,也可以是一致认同的办学理念。有价值、稀少和独特、难于模仿、不可替代和具有延展性,应成为判断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的根本标准。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核心竞争力,因高职院校而异,但不管怎么样,人是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
具体来说,借鉴核心竞争力理论的基本观点,在现代高职院校制度设计中,要充分领会并确立起如下价值取向:其一,与企业一样,高职院校也是一个竞争力集合体,要认真分析、选择高职院校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核心竞争力应成为分析高职院校的基本要素。相应地,具有什么样的核心竞争力应作为建设现代高职院校制度的重要依据。其二,核心竞争力是高职院校拥有的主要资源或资产,是高职院校赖以竞争的重要资本,是高职院校发展有效的战略活动领域,是高职院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因此培育和不断发展核心竞争力,既是高职院校的根本性战略,也应成为高职院校制度建设的根本目标。其三,要充分认识到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并且始终呈现出一种动态的非均衡状态。因此在现代高职院校制度建设中,高职院校要应情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其战略目标,形成核心竞争力积累、培育、发展、维护和扬弃的正反馈机制。总之,在现代高职院校制度建设中,不管是处理政府与高职院校之间的关系,抑或是处理高职院校与社会之间以及高职院校之间的关系,要一切围绕提升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的目标。
三、利益相关者理论与现代高职院校制度
从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分析现代高职院校制度,可以为构建现代高职院校制度提供诸多重要的启示和有益的借鉴。20世纪60年代,利益相关者理论是在对基于资本雇佣劳动逻辑的传统企业理论的批判和质疑声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1963年,斯坦福研究所(SRI)首先提出了利益相关者这个概念,认为“对企业来说存在这样一些利益群体,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企业就无法存在”[9]。在此,利益相关者是用来表示与股东相对,与企业有密切关系的所有人。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学术界和企业界接受,成为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战略管理和公司治理研究领域取得了很大进展。弗里曼(1984)认为,利益相关者是“那些能够影响企业目标实现,或者能够被企业实现目标的过程影响的任何个人和群体”。[10]弗里曼强调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的关系,而且对利益相关者的界定比较广,把股东、债权人、雇员、供应商、顾客、甚至社区、环境、媒体等与企业活动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都视为利益相关者。20世纪90年代初,利益相关者理论得到进一步完善,并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相融合,进而成为一种体系较为完备的公司治理理论。克拉克森(1994)指出,“利益相关者以及在企业中投入了一些实物资本、人力资本、财务资本或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并因此而承担了某些形式的风险;或者说,他们因企业活动而承受风险”。[11]克拉克森不仅强调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而且重视专用性投资。尽管不同学者或学派关于利益相关者的认识还存在差异,但在对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上却是一致。利益相关者理论主张,企业不仅应考虑股东的利益,也要照顾到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企业的发展壮大有赖于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利益相关者应该参与企业治理。
依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高职院校可以发现,高职院校是一种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现代高职院校制度的设计就是建立一种各类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模式。与企业不同,高职院校既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股东,也不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作为一种非营利性组织,高职院校突出体现公益性特点,追求的是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对公办高等职业院校而言,代表大众利益的政府享有对高职院校的所有权,社会大众是高职院校的“股东”。与其他类型高校不同,高职院校治理不仅要充分调动政府、学校管理者、教师、学生及其家庭等参与,而且要激励行业、企业以及其他社会中介组织深度参与到高职院校办学实践之中。在现实中,由于人们对高职院校是一种典型的利益相关者这一认识不到位,因此在制度设计中,一直以来相对忽略了包括行业企业等在内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并导致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由此看来,从利益相关者视角探讨高职院校治理,推动构建现代高职院校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借鉴弗里曼的观点,就高等职业教育而言,所谓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能影响高等职业教育目标实现以及受到高等职业教育影响的任何个人和组织。如果仅此界定,那也是意义不大的,还需要对所有利益相关者进行分类。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对各利益相关者参与高等职业教育的角色和职能进行准确定位。借鉴克拉克森(1994)关于利益相关者分类的标准,[12]即按照与高职院校联系的紧密性程度,可以把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利益相关者分为首要利益相关者和次要利益相关者。遵此标准,结合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现实特点分析,根据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律和特点,与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存在显著差异,对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而言,首要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政府、投资方、高职院校及其教师、行业企业及相关用人单位(包括行业专家或能手)、学生及其家庭,次要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校友、社区、提供生源的高中阶段教育、社会大众、新闻媒体、职业介绍机构以及其他相关的社会中介组织等。
结合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现状分析,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依据,推动高职院校制度变革,构建现代高职院校制度,可以从如下方面着手:第一,需要牢固树立利益相关者观念,进而认识到高职院校的利益就是所有相关者的利益,高职院校的目标就是增进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现代高职院校制度设计就是要以此为基本原则重构高职院校各类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主要包括政府与高职院校之间、社会与高职院校之间、高职院校与高职院校之间以及高职院校内部的各种关系。第二,根据各地各学校的实际情况及其特点,分析高等职业教育的利益相关者,对各类利益相关者进行分类,并深入探究各类利益相关者与高职院校之间关系的性质、特点(尤其是各利益相关者具有的各类资源),并以此作为现代高职院校制度设计的重要依据。第三,把构建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高职院校的机制作为现代高职院校制度的核心内容。制定激励利益相关者参与高等职业教育的政策法规,完善各级政府职业教育联席会议制度,组建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委员会,建立健全利益相关者参与高等职业教育决策的机制(包括政府层面和学校层面的决策),创建人才需求信息各方共享的信息平台,构建社会中介组织参与高等职业教育评估的机制等等,这些都是目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院校制度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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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转引自黄继刚.核心竞争力的动态管理[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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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付俊文,赵红.利益相关者理论综述[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6,(2).
特约编辑 董仁忠
作者：陈 洁 孙卫平 吕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