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意识”培养应成为翻译课程的首要任务

2022-09-10

1 引言

提到英汉翻译, 人们首先关注的往往是原文文本与译文文本在语言层面上的转换。打开任何一本翻译教材, 都会发现翻译是按照词汇—句子—段落—篇章的顺序来讲授的。因此, 不少人认为, 只要掌握了语法知识和词汇的意思, 翻译便不是一件难事。但是事实证明, 这种“语法+词汇”翻译模式所创造出来的译文要么生硬、晦涩, 要么与原文表达思想大相径庭。这种情况甚至引发过关于翻译标准“信”与“顺”的相互关系的旷日持久的大讨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要创造出令人满意的译文, 仅仅靠语法加词汇是不够的。那么, 在对一个文本进行解读的过程中, 除了语法和词汇, 影响译文质量的因素是什么?笔者认为, 这个因素是文化, 是一个文本所诞生的文化环境。翻译的目的正是要使源语文本被处于不同文化中的读者理解, 达到促进交流的目的。

然而, 现行翻译课程设计模式却把翻译课程和文化课程割裂开来。文化课程往往只是作为翻译课程的辅助课程出现;或作为一门选修课来开设, 其重要性大大低于翻译课程。但事实表明, 译文效果不尽如人意往往是由于译者“文化意识”缺失而造成。文化课程不仅不应该被看成翻译课程的附庸和补充, 反而应该成为翻译教学的首要任务。培养强烈的“文化意识”乃是翻译成功的先决条件。

2 文化符号学:翻译研究新视角

传统译论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翻译, 但是, 翻译实践很少从语言学的发展中或益。这是因为一个文本的组成除了语言符号以外, 还有非语言符号 (文化就是一种非语言符号) 。一个作者从不在真空状态下写作。任何一个文本总是特定文化、特定时代的产物。同理, 一个译者也不会在真空状态下对某个原文文本进行解读。没有任何译文文本诞生于文化环境的真空状态。这就是说, 在对文本的解读过程中, 关注对象不仅仅是双语转换, 更要注重“双文化”转换。在翻译研究中, “双文化转换”被称之为“文化转向” (Bassnett:1993) 。从方法论角度讲, 文化对于文本意义的产生起决定性作用。原文文本里所含的文化因素要求一个译者在研究其语言现象时, 不能拘泥于语言本身, 而要把语言所属的文化机制纳入考虑范围。

2.1 文化符号学;意义解读新视角

文化因素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性使“文化符号学” (蒋立珠:1998) 成为翻译研究新视角。“文化符号学”把文化看作一种符号, 并赋予它一定的意义。文化符号学对于翻译的指导意义在于译者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原文文本的字面意思及表达方法, 更要关注原文诞生的文化背景。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要把原文符号的文化因素考虑进去, 并使原文符号能够被译入语文化所理解, 使处于不同文化之中的符号具有对等的文化意义。

2.2 文化:解读语言符号意义重要因素

一个语言符号具有三重意义:语义意义、句法意义、语用意义 (柯平:723) 。这个意义上的三位一体性表明, 文本的语言符号是由一些已具有字面意义的符号 (语义意义) 按照一定的句法规则 (句法意义) 为了某种特定的用途 (语用意义) 排列起来的。三种意义互为相关但重要性各不相同。归根到底, 语义意义和句法意义都是为语用意义服务。如果原文文本的语义意义和句法意义与译入语文化相符 (具有相同的语用性) , 在翻译时就可以不予变通, 否则必须变通。这就是说, 对语言符号三种意义的解读离不开文化的参与。换句话说, “文化意义”的缺失将会导致对原文本语言符号意义解读失败。

3 文化意识对语义意义的解读作用

语义意义指一个语言符号的本来意义。对语义意义的解读是翻译实践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环节。语义意义并不诞生在真空中, 而是根植于某个文化环境中。用“文化意识”来解读语义意义就会发现, 对语义意义的解读要使原文本语言符号在原文本文化和译入语文化中具有相同的语用意义。只有这样, 译文语言符号的意义才能被译入语文化读者所理解。从“文化意识”出发, 语义意义的解读结果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3.1 相同的语义意义, 相同的语用意义

原文本语言符号同译文文本语用符号具有相同的语义意义, 在各自的文化中表达相同的语用意义。这种情况下, 译者对于原文文本符号的语义意义无需改动。这类符号共包含三小类:

(1) 专有人名、地名

例如:America美国Canada加拿大Mary玛丽John约翰

(2) 科技术语

例如:napalm凝汽油剂hydrogen氢oxygen氧气carbon碳

(3) 月份与数字

例如:March三月hundred百Friday星期五December十二月

3.2 相同的语义意义, 不同的语用意义

然而, 上述情况仅仅是语义意义解读中很小的一部分。由于英、汉语之间的差异, 语码转换很多时候是一个曲折的过程。相同的语义意义不应是译者追求的目标。仅仅满足于给出与原文本语言符号相同的语义意义而忽略这些语言符号在文化中的实际意义, 会导致翻译的失败。

例1) :以英语习语“have a bone in one’s throat”和汉语成语“骨鲠在喉”为例。它们虽有相同的语义意义, 在不同的文化中却有不同的语用意义。该英语习语的语义意义就是指“骨鲠在喉”, 其语用意义却大相径庭。英语习语“have a bone in one’s throat”指“不吐不快”, 而汉语成语“骨鲠在喉”却指“不想开口”。不对语义意义在语用层面上加以变通, “虚假对等”由此产生。只有具备了足够的“文化意识”, 才能对其在具体文化环境中的具体意义进行解读。

例2) :刘雨生回到乡政府, 把老谢的话, 一五一十, 告诉了邓秀梅和李月辉。

划线部分的语义意义“一五一十”, 在汉语中的语用意义是“原原本本”、“不折不扣”。由于语义意义的转换要求在不同的文化中表现出相同的语用意义, 因此该句在翻译成英语时不能直接照搬其语义意义, 而要经过变通, 体现出其在不同文化环境下相同的语用意义。译文为:

When Liu Yusheng got back to the township government, he recounted everything Lao Xie had said in detail to Deng Xiumei and Li Yuehui.

4“文化意识”对句法意义的解读作用

句法意义指一句话的各个词之间相互逻辑的表现形式, 它关注的是一个句子的各个成分的排列方式, 因此它实际上指的是语言符号的形式意义。

每种语言都有其独立的语言符号构建系统, 在不同的文化中, 相同的逻辑关系的表达形式可能不同。“文化意识”对于句法意义的解读作用在于:如何用各自文化中的表现形式表现出相同的逻辑关系。在解读句法意义时, 一定要从译入语文化的角度去考虑。如果原文本语言符号之间的逻辑关系的体现形式可以为译入语文化所接受, 其句法意义可以套用;如果原文的语言符号逻辑关系表现形式部分可为译入语文化所接受, 原文本符号的逻辑关系表现形式应该根据译入语文化的习惯进行变通;而当原文符号的逻辑关系的表现形式在译入语文化中无法体现时, 句法意义则无法传递。翻译中一定要根据译入语文化的需要对原文本语言符号的句法意义能否传递作出正确的判断。缺乏“文化意识”, 翻译中则会出现生搬硬套原文本句法意义的表现形式的情况, 令译文晦涩难懂。

4.1 句法意义的直接传递

压韵、排比、重复等句法意义可以在译文中直接套用并被译语文化所接受。

例1) 原文:Dowy lips make thought less slips.

译文:嘴上无毛, 办事不牢。

原文句法意义的特征是“lips”与“slips”压韵。在汉语译文化中, “毛”与“牢”也压韵, 体现出了原文符号之间的这一显著逻辑关系。

例2) 原文:The seed ye sow, another reaps;

The wealth ye find, another keeps;

The robe ye weave, another wears;

The arms ye forge, another bears.

译文:你们播下了种籽, 别人来收割;

你们找到了财富, 归别人占有;

你们织布诚意, 穿在别人身上;

你们锻造武器, 我在别人的手。 (文军:1992)

该诗原文的句法特征在于排比, 译文中也采用了这一特征。

例3) 原文:Oh, the beautiful, beautiful grassland!

Oh, the broad, broad sea.!

该例原文的句法意义是重复, 译文也采用了相同的句法意义来对原文句法意义的逻辑表现形式进行解读和重现。

4.2 句法意义的变通传递

当原文文本的语言符号逻辑关系表现形式与译入语文化习惯不相符时, 译文必须对原文本文化语言符号的逻辑关系进行表达方式的变通, 以适应译入语文化的需要。

例:Now the integrated circuit has reduced by many times the size of the computer of which it forms a part.

分析这句话各个语言符号的逻辑关系, 它首先讲了集成电路的体积缩小了很多倍, 再讲其体积与电脑的体积相比如何如何, 最后用了一个定语从句来说明集成电路是电脑的一个组成部分。

上例体现了英语句子的结构特征:聚集、形合 (连淑能:1999) , 而汉语的句法特征是流散、意合 (连淑能:1999) 。若不从文化角度来考虑, 上例的翻译则会硬套为:现在集成电路已经缩小了好多倍计算机的体积它构成了一个部分。这种句子着实令人费解。要是翻译时具有“文化意识”, 译者则会从译入语文化的需求出发, 对原句的逻辑形式表达方式作一定的变通, 译为:现在, 集成电路已经成为了电脑的一部分, 其体积比电脑小了很多倍。

4.3 句法意义的无法传递

在英汉翻译中, 两种文化导致的巨大的文化差异有时会使句法意义无法传递。在这种情况下, 译者只能保留语言符号的语义意义、语用意义而无法对句法意义进行传递。这种情况较多地出现在头韵 (指一个句子中有2-3个用同样的辅音开头的词) (丁泳淑:1992) 、元音重复以及双关。

例1) 原句:Spare the rod, spoil the child. (Proverb)

“Spare”与“spoil”为头韵;在中文中却无法找到相似的句法关系来表达, 因此译文只能根据语义意义译为:

省了板子, 毁了孩子。

例2) 原句:There is no trace of rain in the dry plain.

该句的句法意义为元音/e i/的3次重复。这种句法意义在汉语中根本无法体现, 因此只能根据保留语言符号的语义意义和语用意义的原则译为:

干旱的平原上没有雨水的踪迹。

例3) 原句:Is life worth living?That depends upon the liver. (阎兴朋:413)

原句中的“liver”是个双关语, 既指活着的人, 又指肝脏。双关语这一句法意义在一个译文中自然无法体现, 而只能选用其中一种意义:活下去是否值得?这取决于生活者自己。

5“文化意识”指导下的翻译模式

“文化意识”应成为翻译时译者所具有的基本意识。在“文化意识”指导思想下, 译者首先要判断原文本语言符号的语义意义是否符合译入语文化的需要, 再判断原文本语言符号的逻辑关系的表现形式能否为译入语文化所接受。如不能, 则要作相应的调整, 这也应和了前文所提到的“语义意义和句法意义归根到底是为语用意义服务的”这一原则。翻译的目的就是要实现语言符号语用意义在不同文化中的对等。

具体说来, 由“文化意识”指导而产生的翻译模式为:

1) 语义意义+句法意义 (二者都符合译入语文化需要) ;

2) 语义意义+经过变通的句法意义 (语义意义符合译入语文化需要而句法意义不完全符合) ;

3) 仅传达语义意义 (语义意义符合译入语文化需要而句法意义无法传递) ;

4) 语用意义+句法意义 (语义意义不符合译入语文化需要而句法意义符合) ;

5) 语用意义+符合译入语文化需要 (语义意义和句法意义都不太适合译入语文化需要)

6) 仅传达语用意义 (语义意义和句法意义都无法为译入语文化理解) 。

6 结语

文化对于译文质量的重要性使“文化意识”的培养应该成为翻译课程的首要任务。缺少“文化意识”的滋养, 译文将会失去其促进各国、各民族之间相互了解、相互交流的作用。只有在翻译学习之初就先了解英汉两种文化的巨大差异给翻译带来的种种挑战, 培养“文化意识”并将其贯彻于翻译实践的始终, 高质量的译品才会出现, 翻译才会成为跨文化交流的桥梁, 促进世界各国的交流。

摘要：在现行翻译教学模式下, 整个教学体系有重语言轻文化之嫌。但文化意识的缺失会使翻译教学达不到预期的目的。本文分析了文化意识对于语言符号在语义、句法、语用三个层面转换是的作用, 提出了在文化意识指导下产生的种种具体翻译模式, 强调了文化意识培养在翻译教学中的先行地位。

关键词：文化意识,翻译,语义意义,句法意义,语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