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化教育论文范文

2022-05-09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电化教育论文范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韩国首先从农村、渔村、岛屿等条件不利的地区实行免费教育，继而从边远农村逐步向中心城市扩展。韩国政府采取的这种“从农村包围城市”的做法，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相对体现了教育的公平，实现了教育均衡，弱势群体真正享受到了教育福利。——毛建国韩国是一个非常重视教育的国家。

第一篇：电化教育论文范文

中学电化教育的现代化创新教育模式

摘要：目前，在教学领域中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与多媒体已是日常教学的一部分，随之电化教育这一名词也走进了师生的视野。计算机多媒体、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可以在教学过程中有效增强学习的趣味性与教学的开放性。另外，电化教育的不断深入，也对传统教学模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对此，人们也愈发认识到了实现电化教学创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性。基于此，文章简要分析了当前创新教育现代化和电化教育的特点，并提出了对电化教育的现代化教育模式创新的见解，以期为我国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中学电化教育;现代化;教育模式

中学阶段的教育在学生受教育的整个过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在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同时，在教育领域中科学技术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先进、优质的科学技术为教育教学提供方法、技术、手段等方面的现实支持。电化教育是指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运用一些现代教育技术传递教育信息，并对这一过程进行设计、研究和管理的一种教育形式。它作为当今时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学过程中实用性强，并发挥现代化教育工具的职能，可以有效优化素质教育活动的实施。它是促进学校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和方法，也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因此，电化教育也是现代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创新电化教育现代化的意义

现阶段，我国中学教育重点关注学生创新能力与创新精神的培养，这也是中学教育的基本价值。这一价值方向的确定，直接决定了中学阶段的教育不可能还是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授受式教育，而是要转变为以学生为被教育主体的导学式教学[1]。故中学阶段的课堂教学结构也要不同于传统课堂教学结构，在诸多的改变中电化教育的创新便是广大教育工作者所关注的。

在中学阶段完全实现电化教育现代化创新，对传统教学模式的改进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它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兴趣，打破传统教学模式僵化、封闭的局面，为学生创新思维、主观能动性的培养奠定基础;其次，有利于转换教师的教学理念，避免中学教育中出现教学理念落后、死板的现象，实现优化教学结构、提高教学水平与教学效率的目标[2];最后，它还有助于改善学校管理落后、教学古板的现状，推动教育互动，实现高效教育，并为教育新途径、新方法的开创奠定基础。

二、电化教育的特点

(1)开放性。电化教育又被称之为开放性教育，其在教学中通过利用计算机、电视、投影、幻灯、录音等工具扩大教育信息传递的范围，并且可以提供给多家单位反复使用。电化教育所具备的开放性特征与其他教学手段相比存在着更加卓越的优势。在中学阶段的教学中积极应用各种电化教育手段，不但可以有效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传授教育知识，而且还可以完成相应的美育、德育、体育等素质教育活动，更加有效地丰富中学生的课外生活[3]。

(2)教学性。电化教育的第一目标始终是教学，其所运用的计算机、电视、投影、幻灯、录音等工具都是为了更好地传达教育信息，提高教学质量与教学效率。学校电化教育部门与一线电化教育工作者都应该为电化教育的实施准备相关的资料或是编撰电化教育教材，为中学电化教育的有效实施贡献一分力量[4]。同时，电化教育的实施不是单单地利用现代网络技术，而是需要将教学方法与教学理念进行融合，辅助支持教育教学的开展，真正提高教学质量与教学效率。

(3)综合性。电化教育不单是具备教学性的特征，它在实际运用过程中结合理学、文学、哲学、心理学等理论基础，同时综合美学、社会学、传播学、教育学、电学等知识，更加具备全面性、综合性。电化教学具有综合性较高的特征，电化教育工作者应该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与专业素质，从而保证中学电化教学的顺利实施[5]。

(4)从属性。这是电化教育的重要特征。其从属于普通教育体系，不单是中小学素质教育的主体，还是大电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学教育的开展过程中，教师教学运用的主要还是板书、演示、口授、实验等教学方法，而电化教育就从属其中，是优化教学、辅助开展教学的重要手段[6]。对此，我们应该以一个整体的视角来看待中学阶段的电化教育，并将整体的现实情况作为依据，将电化教育纳入教育规划与教育改革当中。

(5)现实性。电化教育对学校的现实条件有着较强的依赖性，学校开展电化教育必须具备相应的设施，这说明物质条件是推动电化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7]。对此，电化教育的应用应该将各地区学校的现实条件作为基础依据，从实际出发，避免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理想与现实脱离的现象。

三、电化教育的现代化教育模式创新策略

随着计算机多媒体、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深入应用，课堂教学的开放性与学生学习的趣味性被显著提升，这对中学课堂教学结构的优化有着积极推动的作用。而计算机在中学阶段的教学中有著诸多的作用，宏观划分，可将其按内容划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必修或选修形式存在的知识内容，教学目标也主要是让学生切实经历，学会实际操作;另一种则可划分至电化教育的范畴，课堂中多使用数字化教学工具辅助教学，处理教学中的各种信息，并连接多个电化教育媒体，使其成为一个整体的教学工具，与教学管理等多方面相互连接。为了进一步提高中学课堂教学质量与教学效率，实现中学电化教育创新教育模式，笔者就多年实践教学经验提出以下几点见解：

(一)中学电化教育工作理念的创新

其实，观念上的贫穷比物质上的贫穷更可怕。在21世纪的中学教育中，我们必须对中学电化教育的观念进行创新。具体来讲，就是要加强日常工作中对电化教育的宣传力度，破除一切与电化教育发展不相符的陈旧思想与落后观念，尽力挣脱传统的思维定式，打破传统教学模式，细心研究中学电化教育的核心点，不断优化中学电化教育中与促进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内容，秉持着全新的观念，创造性地开展中学电化教育工作。

(二)创新中学电化教育教材

电化教育所用教材内容的质量直接决定着电化教育教学水平与落实情况。由此可见，电化教育教材的编写应参照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速度与发展趋势，将教育部门所指定的教学大纲作为依据，以内容精简、实用、丰富为原则，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突出教育教学中的重难点。具体来讲，可以建立一支由教研员、特高级教师、教育家、科学家以及一些层次较高的电化教育一线工作者组成的电化教材编制工作组，对现阶段电化教育的现状、未来的发展趋势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编制出既符合中学电化教育需求，又可以体现电化教育优势的教材。另外，电化教育教材的编写还应该面向整个社会与教育市场，综合接受各界的反馈意见，并根据市场的需求与反馈进行调整。

(三)创新中学电化教育管理工作

电化教育同时具备着当代教育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双重属性，这使得对其的管理必须是以教育特征为根本的系统化管理。由于诸多的历史原因，目前我国对中学电化教育与计算机多媒体教学的管理无论是结构上还是观念上都还在区别化管理，导致二者的协调性较低，这对中学电化教育现代化的创新管理来说极为不利。对此，我们必须将教学与技术进行融合，构建一个智能化的教学背景，为电化教育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同时，发挥电化教育的作用，完成参与式、讨论式、探究式、启发式等教学模式的创新，鼓励发展性评价，逐渐摸索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新型教学模式。另外，还要大力提倡网络校际协作学习，进一步提升信息化教学水平。具体来讲，首先要重视电化教学中与学生的互动，提高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使学生发自内心地参与其中，形成想学、易学、趣学、爱学的良性循环;其次邀请教育专家参与整个创新过程，并从多个角度提出建议与措施，提高教师网络学习的有效性与针对性，促进教师专业化的提高;最后，不但要大力建设先进电化教育设施，而且还要积极培训一线电化教育工作人员，软硬件相结合，从根本上提高电化教育的水平。

(四)传统教学手段与电化教育的进一步结合

電化教育与传统教学手段的结合已经成为目前中学教学的主流趋势。将二者进行结合，其产生的教学效果要远高于传统教学效果。在教材上充分利用电化教育工具，使教学内容通过图、文、声等方面充分展现，便于学生更容易接受文字中蕴含的思想或是科学理论。教学方法上，利用电化教育手段将知识内容进行播放，教师再加以讲解，将板书与电化教学充分结合，充实课堂教学内容。同时，多样化的教学形式有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与主动学习积极性的调动，最终将教学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8]。

总之，对于中学教师来说，中学阶段电化教育现代化的创新始终是一个意义重大的研讨话题。电化教育的创新不是一成不变的，如何将计算机网络技术融合到中学电化教育课堂中，使计算机网络技术在中学电化教学中能够产生良性的互动也一直是电化教育领域工作者共同研究的话题。但我相信未来随着电化教育手段与计算机网络技术在中学教学中的进一步应用，中学的课堂教学质量与教学效率定能得到显著的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也将会被更好地培养、发掘。

参考文献：

[1]谭际斌.浅谈电化教育技术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实践[J].中学课程辅导(教学研究)，2018，12(29)：281.

[2]吴静君.电化教育应用于初中物理教学的研究[J].中学课程辅导(教学研究)，2019，13(2)：27.

[3]孙霞.让电化教育在初中数学课堂中彰显魅力[J].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18(7)：114-116.

[4]岳帅.对农村中学电化教育的新思考[J].高考，2017(36)：293.

[5]何晓东.普通中学涌动的智慧“云”——关于普通中学智慧校园建设的研究及思考[J].中国现代教育装备，2018(18)：11-13.

[6]刘书静.新媒体对中学德育影响的对策研究[J].读与写，2018，15(28)：22.

[7]谢秋红.中学生信息技术课应注重信息素养的培养[J].教育教学论坛，2013(9)：248-249.

[8]白彦云.现代电化教育环境下的口译教学[J].中国校外教育(中旬刊)，2017(4)：19.

作者：郭会军

第二篇：韩国教育体制：公平教育，英才教育，文化教育

韩国首先从农村、渔村、岛屿等条件不利的地区实行免费教育，继而从边远农村逐步向中心城市扩展。韩国政府采取的这种“从农村包围城市”的做法，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相对体现了教育的公平，实现了教育均衡，弱势群体真正享受到了教育福利。——毛建国

韩国是一个非常重视教育的国家。韩国有句古语：“即使是老师的影子也不能踩”，这句话生动形象地反映出韩国人自古以来尊师重教的程度，也是韩国民族长期以来兴办教育的一个原则。过去韩国人称大学生是“牛骨塔里的人”，因为在过去，即使是再贫苦的人家，父母宁肯自己挨饿也要将子女送到学堂读书，许多农民为了送孩子上学将耕地的牛卖掉也在所不惜。在韩国人看来，再苦再累送孩子读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韩国是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韩国的教育部是中央政府机构，负责有关学术活动、科学及公众教育的政策方针的制订和执行。各道和广域市设有教育委员会，在各郡、市也有教育委员会下属的专员，负责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教育活动。政府对委员会进行有关基本政策方面的指导并提供财政支援。

教育资金由中央统一筹措，政府拨款占学校预算的绝大一部分。教育部的预算虽然年年不同，但是通常占政府支出总额的23.9%，1997年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8%。学前教育并非义务教育，但是从1953年起，6年小学教育已成为免费的义务教育。1992年，在乡村开始实行3年初中义务教育，其目标是在不久的将来将这套义务教育制度推广到全国各地。近年来，学龄前儿童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视。教育部已经制订了学龄前儿童教育发展的长期规划，要求增加幼儿园的设施。

一、韩国别具特色的教育类别

(一)学校教育

韩国的学制分为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学院旨在培养博士的研究生课程的大学4年，另外还有两年制的专科大学及职业大学。

韩国有5，721所小学，在校学生有378万名，教师总数则达到138，670名。小学的基础课程由8个主要科目组成：伦理学、国语、社会学、算术、科学、体育、音乐、美术和实用美术。在一、二年级时，有些课程混合编排教授，从三年级起增设英语和实用美术。小学教师必须是4年制的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小学毕业后，年龄在12岁至14岁的少年允许进入初级中学，学习七年级至九年级的课程。在过去的30年中，小学毕业后进入初中学习的学生比率大幅度增加。

自1969年废除初中入学考试以来，韩国初级中学招生便改为按区域抽签分配的制度，不给学生选择学校的余地。这一改变旨在消除重点中学和普通中学之间的差别，从而使所有的初级中学都能给学生提供同等质量的教育，并免除学生入学考试的压力。初中课程包括11门基本的或必修的科目，若干选修科目以及课外活动。技术及职业课程包括在选修科目之内，以供那些毕业后准备谋职的学生学习。

高中入学制度也于1974年实行“平准化教育”，高中通过推荐、书面材料、区域配置等方式招收学生。经国家会考合格的学生可以按区域通过抽签办法决定自己就读的高中。这种修订废除了每个学校自己主持的考试，以使高中教育具有同等的质量。结果初中毕业后升入高中学习的学生比率也随之增加。有234万名学生在1，892所高级中学上学，在职教师总数为104，404名。高级中学大部分分为两类：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全国共有774所职业高中。申请进入职业高中就读的学生必须具备初中毕业条件，并须参加道一级的预试。职业高中的课程通常是普通课程占40～60%，职业课程占60～40%，而且理论与实践并重。

韩国高等院校分以下几类：4年制综合大学和单科大学(医学院和牙医学院为6年制);4年制的教育大学(师范学院);2年制的专科、广播函授大学和电视大学;以及2～4年制相当于大学的各类学校，如护士学校和神学院等。

韩国教育法及有关法令规定，所有公立或私立高等院校均须接受教育人力资源部的监督。教育人力资源部负责处理学校招生名额、师资审核、课程设置、学位审议以及规定统一课程等事务。大学校长和董事会董事的任命亦须经教育人力资源部批准。教育公务员法对教师基本资格也作了具体规定。并且，韩国政府于1998年制定《英才教育振兴法》，并先后修订和制定了这一法律和相关实施法令。2000年1月28日，韩国颁布了《英才教育振兴法》，正式确立了英才教育的国家法律体系和教育体系。2002年11月29日，教育与人力资源部发表了由7部委联合制定的《英才教育振兴综合计划》。2006年6月12日，以总统令第19513号颁布修订的《英才教育振兴实施令》。

(二)非正规教育

韩国于1961年颁布了《非正规教育促进法》，第四次修改后于1979年公布，使非正规教育制度化。韩国的非正规教育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为那些没有受完正规教育的青年或成年人提供继续教育的课程;另一种则是用来对那些在职人员或非正规学生提供短期的技术或进修课程的教育。初期，非正规教育多强调读写的普及、大龄儿童的教育、农业知识推广课程以及成人教育。近年来，由于经济的发展，非正规教育也变得更加多样化。目前，技术训练成为非正规教育的主要推动力。主要的非正规教育机构包括公民学校和商业学校。公民学校和高级公民学校为那些期望提高或恢复初中正规教育的人提供一至三年不等的相当于正规小学和初中的课程。商业学校和高级商业学校和高级学校则对小学毕业或初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的人传授一至三年的职业教育课程。广播和函授大学为在职青年和成年人提供高中之后的四年课程，包括家政学、商业管理、农业、教育学以及公共行政等课程。该大学播放14个30分钟的广播节目和1个30分钟的教育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此外，还通过开放大学网的有线电视频道每天自上午6时至午夜共播放18个小时的节目。修完了所要求的学分的学生可以获得正规高等院校毕业生同等的学位。另外，还有中学的广播函授节目。学校以外的非正规教育包括由政府机构与私人组织提供的各种不同类型的训练课程。设置的课程范围为特殊的职业技能训练和各种技艺。在乡村地区，还开办各种青年班或妇女班，作为社区教育活动的一部分。这些班通常是在晚上利用学院的教室或村民活动中心进行授课。

作者：晓晓

第三篇：电化教育事业的初创

[摘要] 正当“电化教育”正式成为官方确定的包括电影教育与播音教育的专用术语，在全国普遍推广之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一时期的电化教育首先承担了动员民众、唤起全民族“抗战救亡”的重任，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坚持工作并得到了发展。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的建立，为教育电影的生产增添了力量;金陵大学理学院教育电影部的卓越工作，为电影教育谱写了新的篇章;学校电化教育和民众电化教育在抗战中和抗战胜利后得到了迅速发展;解放区广播和电影机构的建立和活动的开展，为新中国广播事业和电影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电化教育; 电影教育; 播音教育; 教育电影

[作者简介] 阿伦娜(1959—)，女，辽宁康平人。副研，主要从事教育技术史，教育管理。E-mail：alunna@imnu.edu.cn。

我们曾在上一篇文章中讲道，1936年7月，教育部先后设立电影教育委员会和播音教育委员会，并借调金陵大学理学院教育电影部副主任潘澄侯教授到教育部，担任首届电影教育与播音教育两委员会秘书。两委员会在教育部内归“社会教育司”分管，司长陈礼江为管理的便利和行文的简洁，将“电影教育与播音教育两委员会”简称为“电化教育委员会”，更进一步简化成“电教会”，潘澄侯的职务也就随之成为“电教会”秘书。图1为“中华民国廿六年(1937年——笔者注)1月2日”拟稿的教育部文稿的首页，上面清晰可见新增加的“电教会”秘书职务及秘书潘澄侯的签名。[1]据此可知,“电化教育”与“电教”在我国已正式成为官方确定的包括“电影教育和播音教育”的专用术语。

1936年9月10日至11月10日，金陵大学受教育部委托，开办了“教育部电化教育人员训练班”。从培训班课程的设置，可以看出当时电化教育的学术内涵。正当学员毕业后回到各省开展工作时，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从此，电化教育首先承担起动员民众、唤起全民族“抗战救亡”的重任，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坚持工作并得到了发展。

(原文件现存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

一、抗战时期电化教育的发展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1月，上海、太原相继失守;11月21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中途落脚武汉;12月13日，南京沦陷。

1938年1月29日，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成立，提出“要使每一张影片成为抗战底有力的武器，使它深入到军队、工厂和农村中去”。“要建立一个新的电影底战场，集中我们底人材，一方面以学习的精神来提高自身底教育，又一面以集体的行动来服务抗战宣传。对准敌人底无耻的说教，我们愿以电影底话语向我们底同胞和我们底国际间的友人陈述新中国底现实!”[2]这一宣言体现了非常时期对电影功能新的时代要求，强调了电影作为战时宣传工具的教育性和服务性。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12月4日，重庆《扫荡报》刊登了署名为施焰的《三则建议——给中国电影界》的文章，提出“电影下乡、电影入伍、电影出国”是当前中国电影界迫切的任务。对农民和军队进行教育和宣传，成为抗战中电影教育的一项主要的工作。在这民族存亡的危机时刻，电影和播音成为动员民众、教育民众最有效的武器。这一时期的电化教育的发展，正是以电影教育和播音教育为核心而展开的。

(一)教育电影的摄制

教育电影在抗战期间仍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此期间坚持摄制教育电影的机构主要有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央电影摄影场、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以及金陵大学理学院教育电影部。

1.中国电影制片厂

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的前身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宣传科电影股下设的汉口摄影场，1937年随着政训处因抗战需要被扩编为政治部，电影股也随之扩大为制片厂，首任厂长为郑用之。该电影厂在三室、四课、二十五组的编制之外，特设了“教育影片部”(袁丛美主持)、“新闻影片部”(郑君里主持)和“卡通影片室”(万古蟾、万籁鸣主持)，开始拍摄包括教育电影(侧重于军事教育)在内的各种影片。从1938年到1941年，他们摄制的影片有：戏剧片《保卫我们的土地》、《塞上风云》等10部，抗战实录片《抗战特辑》7部，军事教育片《防御战车》、《降落伞》、《保卫大四邑》等5部，时事专题教育片《南京专集》、《重庆专集》、《武汉专集》、《抗战言论专集》等8部，标语卡通教育片6部，歌唱教育片7部，时事新闻片18部，总计60余部。其中《抗战特辑》、《抗战言论专集》(其中包括冯玉祥、陈诚、郭沫若等的“讲词”)、《抗战卡通》(抗战标语1~5集)都属于教育片种。[3]

2.中央电影摄制场

中央电影摄影场(简称“中电”)归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场长为罗学濂。在此期间摄制的电影主要有：抗战实录影片《淞沪前线》、《克复台儿庄》、《抗战中国》等9部，新闻片31部，特殊事件的专辑片《武汉专号》、《重庆专号》等18部，戏剧片《孤城喋血》、《北战场精忠录》、《中华儿女》等5部，教育片有《重庆的防空》、《我们的南京》、《云南建设》等，总共为77部。[4]

3.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

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简称“中教”)，由教育部于1942年1月1日在重庆北碚设立。“中国之提倡电影教育以来，其所感最大困难，即为缺乏放映机械及适当之教育影片，致过去电影教育之推行，颇有贫乏之现象。抗战军兴之后，因电影宣传效率之大，故更为各方所重视，而影片恐慌更加严重。本部有鉴于此，爰有教育电影制片厂之设立。”[5]

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第一任厂长为李清涑，副厂长为余仲英。厂内设材料室、会计室、推广组、摄制组、总务组和编导委员会，聘有主任导演史东山，导演孙瑜，主任技师裘逸苇，摄影冯四知等主持拍片事务。在该厂有一个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教育部的“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指导委员会”, 成员有陈果夫(主任委员)、何应钦、张道藩、潘公展、许孝炎、杭立武、田培林、英千里、孙硕仁、李清涑、贺师俊、蔡劲军、杜维涛、罗学濂、陈礼江、魏学仁、王星舟、郑用之、顾毓秀等人，专门对该厂的生产进行指导。在指导委员会《组织大纲》中规定:“本会设委员十一人至十九人，由教育部就各有关电化教育业务机关主管人员，电化教育专家及热心电化教育人士中聘任并指派总务司司长，社会司司长及电化教育主管科科长充任之”。[6]该指导委员会的任务是:“(1)关于制片事业之计划事项;(2)关于教育电影剧本及成片之审核事项;(3)关于电影器材之购置审核事项;(4)关于本厂经费之稽核事项;(5)关于本厂之法规审核事项;(6)关于本厂之工作报告之核转事项;(7)其他有关厂务进行之指导事项……”共十二条。“中教”的制片计划规定:“(1)每年根据要目拟定制片细目;(2)每月各出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片一种;(3)软片概用16毫米;(4)暂用默片，将来兼制声片;(5)参用卡通画;(6)字幕用正楷，用中国固有兴款方式排列;(7)每片说明兼有教育教材与教育教学法;(8)目前不长期聘用演员，充分与各学校机关合作;(9)在抗战期间每厅至少复印四本。”[7]

1942—1946年的四年间，“中教”共拍摄40多部教育影片。包括社教片：《家庭副业》(三集)、《谷雨》、《重九》、《儿童福利》等;卫生教育片：《疟疾》、《常山》(两集)等;工业教育片：《炼钢》、《电灯泡制造》、《水利工程》、《造船》、《玻璃锻造》、《水力发电》等;史地文化片：《大足石刻》、《三峡风光》、《川北胜迹》、《战时的陪都》、《新疆》等;卡通教育片：《农家乐》、《龟兔竞走》;学校训育片：《学校军事管理》、《中国青年军》等。[8]

4.南京金陵大学理学院

南京金陵大学从1930年就开始译制外国影片，据1947年的统计，前后共译制教学影片65部，总计23460英尺。其中，生理卫生33部，计10980英尺;化学及制造15部，计5610英尺;物理10部，计4100英尺;史地7部，计2770英尺。翻译的柯达公司教学影片目录如图2所示。[9]

抗战开始后，金陵大学于1937年11月、12月分批西迁成都，并于1938年3月正式开学，同年秋天理学院教育电影部恢复拍片。八年之中，在教育电影部主任孙明经的主持下，先后拍摄《自贡井盐》、《雷马屏峨》、《蜘蛛与蜜蜂》、《嘉陵三峡》、《桐油》、《峨眉山》、《大西南》、《电话制造》、《机械工业》、《川江一瞥》、《灌县水利》、《西康》等数十部教育影片。截至1947年11月统计，金大理学院教育影片部摄制的16毫米影片共有7类98部121本，影片总长46570英尺(约14204米)，其中地理风景类26部，国防常识类3部，自然科学类5部，工业常识类33部，农事类9部，公民类7部，其他类15部。内有无声英文字幕片5部，有声英语解说片1部，其余均为无声中文片。图3列出了1947年11月统计的金陵大学理学院摄制的16毫米全部教学影片目录，供参考。[10]

在蔡元培先生提出的“用电影机参与国情调查”的呼吁下，金陵大学理学院教育电影部进行了包括华东、华北、西北、西南和东南地区的科学考察和民情调研，不仅写出了数十万字的文字材料，还拍摄了大量具有科学价值和历史价值的教育电影。

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教育电影部主任孙明经历时两个月的考察行动，为教育电影的摄制开拓出一条“依托主题性科学考察，实施教育电影拍摄”的制片道路。这次考察从华东至华北、西北，行程万里，撰写了《抗战前夕万里猎影记》，拍摄了国情调查教育影片十多部，其中包括《徐州》、《连云海港》、《淮北海盐》、《中兴煤矿》、《故都北平》、《滦州影》、《万里长城》、《绥远移民》八部。1938年，以这八部影片中的五部添加《首都风景》、《青岛风光》、《云岗石佛》合辑为《还我河山》放映，起到了唤起民众、激发抗战情绪的重要作用。图4为《电影与播音》月刊上刊登的纪实电影《还我河山》的广告：“本片系抗战前夕万里猎影精心伟构，壮丽山河，睹景生情，国人观后当益增抗战情绪。”

1939年6月至12月进行川康科学考察时，孙明经历经刚刚建省的“西康省”雅安、沪定、康定、丹巴、甘孜、巴安(今巴塘)、雅江等19个市县，历时五个多月，摄制国情调查教育影片《西康一瞥》、《雅安边茶》、《川康道上》、《省会康定》、《金矿铁矿》、《草原风光》、《康人生活》、《喇嘛生活》八部。后来这八部影片被辑成《西康》系列套片，全面、立体地反映了中国当时最新的一个省份——西康省的自然风光、人文民俗宗教、风物特产、矿产资源、教育、交通、政治经济。八部影片有机联系，组成了一部极具历史人文价值与研究价值的影像志。同时拍摄科考照片2200幅，分成：雅安、天全—荣经、汉原沪定、康定、康定郊外、康道间、八美—道孚—妒霍—丹巴、甘孜、巴安、义敦—理化—雅江等10个主题分装成10册。[11]

1940年至1941年，孙明经在美国考察电影、电视教育与事业，其间摄成彩色片两部，彩色反转幻灯片1200幅，共同辑成《美国大观》一套。

1942年至1945年的云、贵、川科学考察摄影，完成《峨眉山》、《大西南》、《从成都到西宁》、《西康康属》等影片15部。

除上述大型的科考摄影活动之外，还有许多小型的专题性考察拍摄活动。例如，1937年3月到河北定县考察拍摄著名学者、教育家晏阳初在定县农村实施乡村建设改革实践的教育影片《乡村建设》;1938年对“盐城”自贡井盐工业的系统科考，拍成影片《自贡井盐》和动画教育片《井盐工业》;1940年春季，开展对川南彝族地区雷波、马边、屏山、峨边四县人文、地理、民俗、教育、交通、物产的系统考察和田野调查，摄成影片《雷马屏峨》，同时还拍摄了1000余幅照片;1941年9月21日，由于正处在抗战期间战区边缘，在甘肃省临洮县上空，由空军出动两架战斗轰炸机担任拍摄机，20架战斗机备航兰州机场以应不测，对日全食实施大规模航拍，完成《民国三十年之日全食》彩色和黑白电影各一部，此次航拍被称为人类历史上首次航拍日全食，在世界电影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1943年对四川灌县都江堰进行全程科考，摄成影片《灌县水利》等。

(二)学校电化教育的开展

抗战开始后，内地大学纷纷西迁，在重庆、四川、云南等地重组开学。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各个学校不仅坚持上课，而且还用电影、幻灯、播音等手段辅助教学，其中以金陵大学最具有代表性。

如上所述，金陵大学理学院为了促进各学科教学，从1930年开始就与柯达公司合作，陆续译制教学电影65部，为各个院系的教学提供服务。西迁成都之后，在困难的条件下，不仅为本校的教学提供了支持，还为其他高校和中小学、民众教育、社会各部门提供了电化教育服务。

孙明经在《金陵大学理学院电化教育工作述要》一文中写道：

两年来本校应用电化教育唤起同胞认识我国在反侵略战线上之地位及其应负之责任，颇见成效;对于辅助各级各科教学已成为不可缺少之工具。此种工作大部分系由理学院担任，而服务范围目前直接及于蓉渝各地，间接及于全国。

(甲)组织

……目前之组织则如下:(一)教育电影部;(二)电化教育专修科;(三)电影与播音编刊社;(四)广播电台;(五)图书影片室。

(乙)贡献

1. 教育电影部

(1)摄制：曾摄制16毫米电影一百本。……

(2)放演及流通：……于各种原有放演工作而外，特加强以下各种放演资料：……

放演工作计分五大类：

①星期五晚之露天放演，每二周一次(与华大理学院合办)。

题材：以上各种材料之选配，组成一贯串节目。放演前利用放映机之发声设备，广播教育节目，学校新闻，音乐教育。在特别场合中并转播友邦电台特设之节目。……

观众：每次约自四千人以至一万人，观众为各大学教职员、学生及附近街坊。发声设备可及全华西坝而有余。

②星期五晚之大学放演，每月一次。在华大体育馆举行，可容九百人，以各大学教职员学生为限，不招待外界观众。放演内容与露天放演相同，惟采用大学水准。

③星期三之教学电影，在化学馆阶梯教室举行，每星期三下午四时至五时，全学期节目在开学时全部公布。每次内容以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学科分别各为总题，并由专家讲解。观众为各大学与各总题有关学程之学生。

④教室放演，每周有六小时固定服务，六小时以外，可另行特约，题材由各科教员自定。每小时以放演一片为限，以资反复讨论复习。

⑤特约放演，有校外各机关特约，另定有特约办法，特约者可迳与该部接洽。

(3)编译：在战前已编译国外优良教学影片六十余本，并在全国十余省流通。

(4)其他服务：会场播音服务、电教咨询、摄制幻灯软片、摄制及复制影片图书等。

2.电化教育专修科

本科系二十七年(1938年——笔者注)由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合作紉办，自三十二年(1943年——笔者注)起改由高等司督导办理。……

3. 《电影与播音》

此项月刊系由三十一年(1942年——笔者注)三月十五日试刊，每年出版十期(一月及七月停刊)，全年订费四十元。目前销数激增，为电教人员必读之杂志。

本刊内容专门介绍：(1)电影与播音之技术及施教方法;(2)各种传播文化最有效之新工具;(3)各省及国外电化教育实施近况。

本刊办理之宗旨如下：(1)电化教育专修科学生……(2)供给各省电教人员参考;(3)提倡电化教育;(4)介绍本校在实验电教所获之经验与发现。

4. 成音教育广播电台

本台于三十一年秋开始，目前系提倡及实验性质。应用本校之公共演讲机于每次露天放演时广播音乐、学校新闻、教育节目。每次除预定节目及由电化教育专修科学生实习外，并由观众自动实验播音，以提起一般人对于播音教育之兴趣。每于特别场合，本台并转播各大电台或友邦电台特为本台预备之节目。本台命名为《大学之声》教育广播电台，并不用无线电作射波广播。……

5. 图书影片室

三十一年秋立，查图书摄成影片，经济安全，便于复制流传。……目前已运到渝蓉各地之图书影片每地四百余种，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农业、建筑、生物、化学、心理、历史、数学等最新杂志及著作。[12]

的孙明经《金陵大学理学院电化教育工作述要》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金陵大学开展了大量的电化教育工作。除此之外，他们还为教育部开办了三期“电化教育人员训练班”、一期“电影放映人员训练班”，建立了电化教育专修科，创办了《电影与播音》月刊，为我国电化教育的发展、人才的培养、理论与实践的创立作出了突出贡献。与此相关的内容将在后续文章中专项阐述。参见图5、图6。

(三)民众电化教育运动的开展

抗战开始以后，教育部以中等学校及民众教育馆为中心，逐步推进播音教育。到1938年，教育部共向各地分发收音机2500多架，训练收音技术人员340多人。[13]截至1946年，“中等以上学校及省级以上各种社会教育机关，均已设有收音室;中等以下学校及县市级社会教育机关，亦有百分之二十设有收音室。所用收音机件百分之六十以上，均系教育部统筹配发”。

1939年10月，教育部与中央广播电台联合举办播音教育节目，由教育部请各学科专家撰写讲稿，定时播讲。播音教育节目分为两种：一种是中学生节目，以播讲中学各科基本常识为主;第二种是民众教育节目，以各种常识为主。从1936年起，增加民校教育节目，由著名教授讲授民众学校教材。1940年将上述播音节目改为青年讲座、教育消息和公民教育三类;1942年充实为儿童教育、青年教育、公民教育、科学教育、卫生教育、国民体育、艺术教育、国语教育、边疆教育、史地教育、法律常识和教育消息等12项。[14]

抗战期间，民众电化教育运动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电影放映活动。在1933年建立的81个教育电影巡回施教区的基础上，1938年增加电教巡回施教区31个，1939年增加23个，共计135个。由于战争等原因，没有按照原计划大量增加，到1941年，全国共有电教巡回施教区149个。[15]参见图7。

中央电影摄影场场长罗学濂在《抗战四年来的电影》一文中写道:“在过去，电影消化的对象是在各地电影院里，在战时则截然两样。因为战时电影制作的主要任务是‘教育与宣传’，电影院的观众只限于极少数人，而且电影院并不是到处皆有，尤其在战时电影市场之日渐缩小，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观众的范围扩大，使各阶层的民众都有机会来看到我们的电影。”[16]为此，教育影片的放映主要依靠各个流动放映队。他们深入到广大东西部内陆地区，真正实现了同广大农民和士兵的密切接触，其中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电影放映总队”、中央电影摄影场附办的“中电流动放映队”、各省电化教育辅导处和电化教育工作队以及设于各地的民众教育馆。

1.电影放映总队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于1939年7月1日设立“电影放映总队”,总队长由郭沫若兼任(1940年9月后由何浩若接任)，郑用之兼副总队长，郑伯璋任总技师。总队下设电影队10多个，共有放映员104名，负责分赴各地各战区放映电影。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电影放映总队的统计，仅1940年上半年六个月间，除第八、九、十队主要在重庆郊区和周边城镇巡回放映外，第一队在第三战区放映89次，观众101800人;第二队在第四战区放映58次，观众160400人;第三队在第八战区放映79次，观众631100人;第四队先后在第四战区、第九战区放映86次，观众333900人;第五队在西昌建设区及西康放映85次，观众214350人;第六队在第十战区放映45次，观众793350人;第七队在第五战区放映51次，观众367400人。放映地区远至陕北、绥远、甘肃、西昌、西康以及湖南、广东、江西、安徽、江苏、浙江、河南等各省战地，观众大多为农民与士兵。[17]

2.中电流动放映队

“中电流动放映队”因属于附办性质，所以没有专款支拨，规模也比较小。但它到了1941年也已拥有六个放映组，活动于前方、乡间、工厂、学校、街头和其他公共社团中，并有了固定的放映站，分设在重庆邻县和各社会服务处，放映“中电”自摄的教育影片、新闻片和故事片。

3.电化教育辅导处和电化教育工作队

教育系统的电影放映机构主要是各省电化教育辅导处。截至1943年10月底，己有江西、四川、广西、西康、浙江、福建、甘肃、重庆、河南、广东等18个省市，设置了教育电影推广机构。教育部为使教育影业得以推进，“故自政府西迁以后，一面购置机件，计划增设新区，一面督令工作停顿之省市设法恢复”。截至1943年12月底，全国电化教育巡回工作队共52队，分布于19个省。每个省市的教育电影巡回放映员及助理，由各省市教育厅局任用，但放映员之任用则只有教育部训练合格的人员才行。每个教育电影巡回放映区除设放映员一人、助理一人外，还规定应有以下设备：16毫米电影放映机、家庭110伏直流发电机、布幕、杂件(接片胶、擦片水、机油等)。上述放映器材都由国民政府教育部统筹定购或定制，发放给各省市教育厅使用。同时，教育部又明文要求:教育电影巡回放映员应将该区内各县市的放映平均支配;每到一县市，应会同县市政府教育科局或省立中等以上学校、省立社教机关的主管人员按照该县境内的中小学校、社会教育机关及重要乡镇情况，商定放映程序。此外，教育部还要求，各社教机关放映影片时需注意:“1.每次放映教育影片前应先做一番准备功夫，如会场之布置，补充材料之编辑等;2.每次所映影片应加以选择，需顾及时、地、人三方面之配合，以期所映影片能适合当时当地观众之程度与需要;3.放映影片之开始，应先放映国父遗像、总裁玉照及党国旗，如能以声机配以国歌更佳;4.放映影片之始，应将影片内容事先讲解，务使观众易于明了;5.无声影片以采用有字幕者为宜，其为外国文字之字幕者，应译为中文;6.电影施教队所至各地，除放映教育电影及收听广播以外，应就本队工作人员之能力与兴趣酌办其他社会教育事业。”[18]参见图8。

开展电化教育活动的报导

图9为《电影与播音》月刊刊登的部分有关各省电化教育辅导处工作和开展电化教育活动的报道，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民众电化教育运动的广泛性。

4. 民众教育馆

各地的民众教育馆是推广电影教育的基础。据统计，1928年时，全国有民众教育馆10773所，到1936年，发展到121713所。[19]1939年，教育部公布了《民众教育馆规程》，要求不断充实完善民众教育馆制度，系统开展社会教育辅导工作。1942年，教育部呈请行政院批准，在重庆设立了“国立中央民众教育馆”。该馆专门负责研讨民众教育事业，编制民众教育教材、教具。为此，该馆还主持摄制了一批生物课程的教学影片和幻灯片，在大后方各市县民众教育馆巡回放映。[20]

北碚系著名实业家卢作孚倾力打造的乡村建设实验区。1924年就在成都主持过“通俗教育馆”的卢作孚，把民众教育馆的工作看作是“一种新的集团生活的试验”。[21]因此，在北碚的民教活动中，教育电影的放映已成为制度化的工作。北碚民教馆“联系英美新闻处及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每月在北碚澄江放映几次新闻、教育影片，参观民众每月约计7560人”。后又由“联合国影闻宣传处”(此为中美英苏成立的一个文化交流组织，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立的“联合国”没有关系——笔者注)代为购置电影机四部，联络学校团体及社区民众长期放映。在此基础上，北碚与“盟国电影宣传处(此处应为联合国影闻宣传处——笔者注)合组影教实验区，划全域为十区，每区配有袖珍放映机一部，每月参观民众平均三万余人”。[22]而此时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在北碚所摄的一批教育影片，也被组织在澄江镇每月定期放映。史东山曾记载：“常有伤兵看了影片之后，立即要求重上前线的，有民众看了影片之后，自动请求服兵役的，影片中士兵忠勇的表现，民众对政府和军队的热诚的表现，以及儿童团体救亡工作的表现，曾赚了观众不少感动之泪”。[23]北碚的这一电影教育传统，在1946年演变为在城区中心兴建民众会堂，“置精铜放映机，橡皮银幕”以“民教电影院的名义正式开业。每天放映两场电影。当时这里的规模、设备、舞台条件都是全国一流的”。[24]

金陵大学也在此期间从事民众教育的电影放映工作。金陵大学理学院原设有教育影片库，存有影片500本，并且放映范围远及陕西、宁夏等省。全面抗战爆发后，只有四分之一运出。又因交通不便，影片库业务暂告停顿，后来有所恢复。金陵大学理学院西迁成都后，开展了广泛的教育电影推广活动，定期的教育电影放映成为华西坝上的盛事，引来大批民众观看。[25]参见图10、图11。

部部分电影放映总报告和分类统计

二、抗战胜利后电化教育的发展

1945年9月20日，行政院发布《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社杂志电影广播事业暂行办法》，规定“敌伪机关或私人经营之报纸、通讯社、杂志及电影制片厂、广播事业一律查封，其财产由宣传部会同当地政府接收管理”。[26]据此，“中电”、“中制”、“中教”都得到了扩张，但拍摄的教育电影并不多。

抗战胜利后，电化教育更多地回归学校，在电化教育的组织、专业人员的培养以及对外交流等方面有显著进展。另外，在这一时期，解放区的人民广播事业和电影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一支生动活泼的新生力量。

(一)抗战胜利后电化教育的回归

1944年12月3日，教育部发布《电化教育实施要点》，规定“……二、电化教育之实施分学校电化教育及社会电化教育两部分，应在各级学校及社会教育机关同时实施。三、各省市教育厅局应附设‘电化教育辅导处’，办理全省市电化教育实施机关及学校之辅导事宜。四、各省应按照所划行政监督区划定‘省电化教育区’若干区，以利进行……六、各省市电化教育区各设‘电化教育巡回工作队’一队，分别在指定区域内巡回实施电影播音及幻灯教育。七、各省市得设置‘教育广播电台’，实施教育播音并转播中央广播电台节目;各县市得由县市立民众教育馆设立小型播音台以转播中央及省市节目，并自行实施教育播音，以完成全国教育播音网。……”《要点》中还规定了电化教育人才的培养和培训、经费和影片的来源以及对于电化教育有成绩者的奖励办法，并把电化教育实施情况作为“该省市教育行政考成项目之一”。[27]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成都分会于1945年6月16—17日召开第一届年会，范谦衷、孙明经等在会上发表《中国战后电影建设方案》，提出：“(一)战后教育电影内容以完全教育及含有教育意义者为宗旨;(二)影片片型以16毫米为主体;(三)培植及训练方面，编导、电影工程人材与推广人材同时并进，以配合教育电影事业之发展;(四)摄制合乎本国题材及风土人情之教育影片;(五)各级学校尽量应用教育电影;(六)普遍应用之器材尽先设法自制自给;(七)尽量将教育电影推广于民众;(八)将电影院化为教育场所”。[28]该文作为第一届年会决议提案，于6月29日经第二届第一次监事会修正通过。

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三科科长杜维涛在《抗战十年来中国的电化教育》一文中讲道：“教育部自民国二十四年(此处为笔误，应为二十五年(1936年)——笔者注)推行电化教育以来，原已认识它是学校教学上最新的方法。不过直到现在还只注重社会教育方面……今后的电化教育，除在社会教育充分发展外，在学校教育方面，亦应充分发展其效能，以促进整个教育之发展。”[29]

由此可以看出，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电化教育对学校的教育作用重新得到重视，体现在高校对学科教学和对中小学教育的关注上。

图12展示了金陵大学理学院为辅助教学放映的教学电影统计表举例，从右到左分别为“三十三年春季每周教学电影”、“金大电影部加强课室放映——三十四年秋季课室放映统计表”和“金陵大学三十五年秋季专题系统放映节目表”;图13是1946年上半年南京市中小学教育电影安排表。这些资料分别刊登在《电影与播音》月刊上。

抗战胜利后的电化教育，在原有电影教育和播音教育活动的基础上更加深入。比如，由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三科科长杜维涛、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罗静予和金陵大学理学院电影部主任孙明经发起的“首都电影播音工作者座谈会”，从1946年7月开始, 每两周举行一次，平均每次有40多人参加，其中包括教育部次长、社会教育司司长、美国新闻处代理处长等要员。座谈会前后共举行过43次，每次参加座谈会的人数从开始时的20多人，发展到后来的100多人，涉及20多个单位。该座谈会的目的是：“(一)促进影音工具之用于教育。(二)提高我国影音技术水准。(三)将影音二媒介渐铸为一。……联合影、音、教三方面之力量，而互相砥砺，研究技术，并与教育配合，实为至要之图。”[30]会上交流国内外电化教育动态、进行专题讨论和热点问题讨论，总结过去和探讨未来，对电化教育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一时期通过联合国和英美等国家驻华机构，加强了对外交流。1946年，孙明经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众传播委员会中国委员;194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我国提供奖学金名额，用于影音教育考察，当年教育部派杜维涛赴美考察并购买器材，派萧树滋和白芷洁赴美攻读视听教育;1948年，南国农经英国赴美攻读比较教育，兼修视听教育课程;1948—194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碚设立影音教育所，制作教育和卫生幻灯片，供各地使用。

抗战胜利后，电化教育课程在一些高等师范院系陆续开设。比如：1946年，北京师范大学设电化教育委员会，由教授袁敦礼兼任主席。曾在全校教室装置扬声器，建立校内有线广播;1946—1948年在教育系开设选修课“电化教育”，教师是葛择和秦亚和。南京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在院长陈鹤琴的倡导下，于1947年11月到1948年4月，在教育系开设“视觉教育”课，教师是孙明经。并于第二年改为“电化教育”课，教师是段天煜。燕京大学教育系教授兼主任廖泰初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视听教育课程，1948年回国后在该系开设“电化教育”课，主要内容有幻灯、电影、无线电广播及其在教学中的应用。[31]

另外，这一时期电化教育理论研究逐步取得新的成果。从1946年开始，教育部参与《电影与播音》月刊的编辑工作，使其成为我国第一个官办的电化教育学术期刊，并于第六卷第一期更名为《影音》月刊。与此同时，除行政院新闻局编制《电化教育》(1947)外，还陆续出版过三本著作：赵光涛的《电化教育概论》(商务印书馆，1948)、舒新城的《电化教育讲话》(中华书局，1948)和狄尔(即戴尔——笔者注)著、杜维涛译的《视听教学法之理论》(中华书局，1949)，对我国电化教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解放区电化教育运动的开展

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扩大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解放区的广播事业和电影事业也逐步发展和壮大，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为开展民众教育创造了条件。

1.广播事业的发展

1940年12月30日，在延安西北19公里的王皮湾村，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呼号为XNCR。“X”是当时国际规定的中国无线电台呼号的英文字母，“NCR”是New Chinese Radio 即“新中国广播”的英文缩写。参见图14。

创办初期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每天播音两小时，后逐渐增加到三至四小时。广播的主要内容不仅有中共中央重要文件，《新中华报》、《解放》周刊和《解放日报》的重要社论、文章，还有国际国内的时事新闻、名人讲演、科学常识、革命故事、日语广播等，还演播《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到敌人后方去》等抗日歌曲，进行民众教育。

1943年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因广播发射机零配件损坏，得不到补充和维修，不得不暂时停止广播。1945年8月中旬，在抗日战争的胜利声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恢复播音，第一天播出的是朱德总司令向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发布的一系列对日寇全面大反攻、收缴敌伪武器、接受日寇投降的进军命令。

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进犯陕甘宁边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发射机房和播音室成为重点轰炸的目标之一。在轰炸声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坚持播音至14日中午，当天晚上转移到瓦窑堡好坪沟村继续播音。此后一年多时间里，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曾经过三次大的转移，先后经陕甘宁、晋绥、晋冀鲁豫等解放区，于1948年5月到达晋察冀解放区的平山县。

1949年3月25日，新华广播电台随中共中央从河北平山迁到北平，更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6月5日，中央决定将原新华社的口语广播部扩充为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管理领导全国的广播事业。从此，口语广播从新华社分离出去，成为独立的宣传机构。9月27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更名为北京新华广播电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北京新华广播电台作了实况广播，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同时转播。这是中国人民广播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全国性的实况广播，新中国建立的喜讯通过电波传向全中国、全世界。12月5日，经中央批准，北京新华广播电台更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32]

2.电影事业的发展

人民电影事业起源于1938年建立的“延安电影团”。抗战爆发后，袁牧之从上海撤退到武汉。在这里，他受到周恩来同志的热情鼓舞和汉口八路军办事处的支持，于1938年秋和吴印咸一起，带着从香港购得的16毫米电影摄影机和世界著名纪录片大师伊文思赠送的一架35毫米埃姆摄影机到达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下成立了“延安电影团”(全称“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简称“总政电影团”、“联政电影团”)。先后拍摄了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前期拍摄全部完成，因故未完成后期制作)、《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延安军民一直亲切地称它为《南泥湾》)，以及《白求恩大夫》、《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十月革命节》、《边区生产展览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新闻素材。参见图15、图16。

为了培养电影专业人才，“延安电影团”曾举办两期训练班。第一期开办于1944年，学期6个月;第二期开办于1945年秋至1946年春，学期一年，每期学员30余人。训练班的师资由电影团的业务骨干钱筱璋、徐肖冰、马似友、周从初、吴本立等担任，而主讲教员则是我国著名电影摄影师、电影团业务负责人吴印咸。设置的课程有：照相构图、摄影技术、电影制作、洗印常识等。[33]这些学员日后都成了新中国电影事业的骨干力量。

“延安电影团”还附设有放映队，有一台三十五毫米放映机、两台十六毫米放映机和三台大小不同的发电机，分三个小组活动。放映的影片除了“延安电影团”自己拍摄的影片外，绝大部分是苏联原版片。他们走遍了整个陕甘宁边区，还到晋绥边区前线放映，受到军队和广大老百姓的欢迎。

1945年8月，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延安电影团”全体成员分批前往东北解放区，参加东北电影制片厂的筹建。

1946年4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长春，在中国共产党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的主持下，由舒群、袁牧之、田方、许珂、钱筱璋等对伪“满映”(全名为“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进行接管。由于内战扩大，自5月23日起，电影厂分批撤退并于6月1日抵达目的地——兴山(今鹤岗市的一个区)。不久，陈波儿和由吴印咸与钟敬之分别率领的原“延安电影团”和“西北电影工学队”40余人先后来到兴山，参加电影厂的建设。

1946年10月1日，人民电影的第一个具有较完备设备的电影制片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正式成立。“东影”从1947年5月开始出品新闻纪录片，共完成《民主东北》17辑，同时还拍摄了美术片《皇帝梦》、《瓮中捉鳖》，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和科教片《预防鼠疫》，1949年还完成了我国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1949年4月，“东影”从兴山迁回长春，并支援了北平、上海新解放区人民电影的开辟工作。

为了开展华北地区的工作，东北电影制片厂抽调一部分人力和物力于1946年10月15日在河北省涞源县张各庄成立了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队，简称华北电影队;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后，以华北电影队为基础，成立了石家庄电影制片厂，该厂后并入1949年4月20日成立的北平电影制片厂。上海解放后，于1949年11月成立了上海电影制片厂。[34]

综上所述，从1936年到1949年，我国电化教育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生产了大量教学电影，建立了覆盖全国的服务网络，为动员民众、提高民众素质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解放区广播和电影机构的建立和活动的开展，为新中国广播事业和电影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本论文在写作的过程中，得到李龙和孙健三两位先生的悉心指导，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鲁明先生专门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对“延安电影团”的历史和活动给予核实，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参考文献]

[1] 孙健三.1936年电化教育在中国诞生的经过与相关文献史料[J].电化教育研究，2009，(2):117.

[2] 见1938年3月31日在汉口出版的《抗战电影》杂志创刊号,转引自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二卷)[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16~17.

[3] 彭骄雪.民国时期教育电影发展史略[D].重庆：西南大学，2002.18.

[4] 彭骄雪.民国时期教育电影发展史略[D].重庆：西南大学，2002.18.

[5] 教育部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概况[M].教育部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编印，1942.9.

[6] 行政院新闻局.电化教育[M].南京:行政院新闻局编印，1947.9.

[7] 教育部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概况[M].教育部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编印，1942.7.

[8] 彭骄雪.民国时期教育电影发展史略[D].重庆：西南大学，2002.21.

[9] 孙明经.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小实验[J].影音月刊，1947，(6~8):102.孙健三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