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改居”社区治理的民主驱动途径研究——以S市D社区为例

2022-09-10

1 引言

近年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 国家对于城市精神面貌的塑造与城市居民的生活舒适度提高的工作都十分重视, 伴随城乡发展工作的不断深入, 处于城乡接合地带的“村改居”社区建设发展问题逐渐凸显出来。

2 研究背景及相关概念解析

在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沈阳市仍将改善城乡面貌作为重要的工作, 尤以社区这一基本单元为方向, 努力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协商共治”的社会治理体系, 把权力下放到基层、将服务推进到基层, 加快和谐社区建设, 增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而位于城乡交界地带的“村改居”社区在作为城乡衔接地带与犯罪高发区, 关注对其的管理与建设不仅有利于提高居民的生活舒适度, 还对促进城市化的发展, 推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强大的助力作用。

3 相关研究综述

古语云, 水堵之不如疏, 这与居民治理有异曲同工之妙, 加强社区治理的重心应该放在疏通民意, 自主治理上。唐亚林, 陈先书 (2003) 认为居民参与自治的方式多认为由通过社区居民委员会与社区组织, 另一部分分学者将居民治理大都将其归为普遍的移迁居民融入问题, 采取相同的模式对居民单纯地进行融入性的研究与指导, 但是无论是哪一处观点都忽略了居民实行自治的物质基础。目前学者们 (马庆钰, 谢菊2012) 对此的态度大都是寄予政府, 希望政府能够转变自身的角色, 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来完成。但是这种管理方式的结果就会是将居民的意见和看法视为辅助建议, 规划的制定与资源的配置仍旧依靠政府与资源提供者决定, 在实际应用中物业管理很容易倾向于利益交换, 居民的利益难以得到保证, 笔者认为可以在此基础之上, 为居民自治提供支持网络, 使其获得社区管理的权力, 与此同时, 政府与社区作为辅助帮助其自治组织吸纳物质资源。最后由政府规范治理, 以此共同推动社区治理的脚步。除保留政府的必要职能外, 由居民以社区拥有者身份将社区自身资源外包或是创造物质利益, 以此来缓解社区改建资金链断裂和民主治理基础缺乏的问题。

4 S市D社区社区管理的研究意义

4.1 S市D社区问题的分析

在多次深入调查之后, 对于S市D社区民主管理工作难以执行的阻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受到冲击的居民支持网络得不到维系;其二是由上至下的政府行为不能弥补居民所需。

4.2 原有支持网络的崩塌

(1) 生活支持难以维系。该小区40岁以上的居民文化水平相对比较低, 青年居民结婚年龄较早, 受高等教育程度低于城市, 从事岗位局限于技术含量较低的职位。居民的生活方式调, 中年居民多靠补助生活, 很多中青年待业在家, 大部分家庭的财政来源于征地所得的赔偿款。未来到城市之前, 社区居民大多是农民出身, 在失去土地之后, 居民自身文化程度低, 谋生手段单一, 很难找到适合的工作, 大部分居民都选择做一些简单的生意 (如卖手抓饼、烤冷面等) , 而因土地征收失去谋生手段却又未获得足够生活保障的居民不在少数, 生活的重担让他们难以对社区的公共治理提起兴趣。

(2) 人际网络支持失效。在该小区中, 原配有的篮球场已被占用为停车位, 健身器材匮乏, 社区构建的棋牌室内部烟气缭绕, 环境很差, 即使是在冬天也需要长时间的开窗以保证污浊空气的排除, 许多居民都只是选择在自家楼下或者社区前的空地 (居民们称之为广场) 活动。在新社区中, 原本生活在一起的乡里乡亲在搬入新社区后难免会有一些分散, 原本紧凑的生活格局被隔离开来, 原有的社交网络不得不需要重新建构。原本的“进屋上炕家长里短”在原子化的社区中逐渐分化为相对独立、分散的小个体交流方式, 原本紧密的社会网络出现松动。而娱乐休闲空间就成了外部维系居民情感的必要地带, 居民活动的分散直接损害居民间的相互间交流, 居民间的交流失效, 原有村落的领袖人物难以发挥其原有的威信效力, 对于由个别核心人物构建的中介组织也缺少维系的“粘合剂”, 难以持久。

4.3 民主自治基础资源匮乏

(1) 缺少物质基础。S市D社区位于政府大力扶持地区, 交通便利, 商配齐全, 理应是紧俏地段, 但由于该社区治安情况堪忧、管理混乱, 安全设施破损未修复, 自然环境破坏严重, 使得该小区的房价地价处于低糜。早在美国学派就曾针对此问题提出:易发生犯罪的地带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经济损失, 而经济力量的流失会使得该地更易发生犯罪。而反观D社区缺少强有力的物业管理的支持, 缺少改善自我建设的能力;另一反面, 该小区的社区管理人员普遍缺少此方面的意识, 对于社区经济支持多依赖政府的下发的专项资金和一些“灰色收入”, 在调查中也得知, 该小区的物业费为0.8元每月, 但依旧无法完全收齐, 导致社区购买公共服务的能力急剧下降, 居民与物业、社区三方矛盾加重, 自然也就没有能力顾及居民民主治理的发展。

(2) 责权不明。该类社区的自治组织大都具有管理交叉、责权混乱的问题。在我国, 《宪法》《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 都对社区居民能够合理有序的参加自治活动提供了法律支持和科学指导, 但在实际操作中, 居民自治组织多以社区娱乐活动为主, 比如说是D社区现存的2支秧歌队, 核心成员多以社区工作人员为主。多负责社区委派的娱乐文艺活动, 多为辅助执行作用, 对于社区事务的治理几乎不参与, 对于民主执行的权力几乎未得到执行。对于社区民主组织管理行为依旧只是社区“老人”在进行。

5 治理措施及相关建议

5.1 发挥原乡村精英的权威作用

S市D社区的居民大多来自于同一村落或是同一地域, 原村落中具有威望的人员仍存在一定的号召力, 这其中包括原村落中的族长或是具有较高威信的代言人。选举这些人成为楼长, 并将他们集合组成自治委员会, 赋予一定的权力, 让其承担社会动员和提供工作支持的责任。民众们可以将自身的诉求告予他们, 让他们成为村民利益代理人, 有序的、合理合法的阐述群体的要求, 社区管理或是物业管理即可根据居民的要求灵活的改动自身的工作方向。这种管理方式不仅能够借助其权威解决工作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 更可以在情感上缓解双方的冲突, 修补破碎的关系网, 提高社区居民的凝聚力, 为后续的物业管理工作留有一定的空间。

5.2 市场与社区自主管理双向联动

如果说, 精英担任管理是从情感上缓解冲突, 那么市场与社区的双向支持就是为了这一设施实行的物质基础。可以从提高居民就业率和丰富社区外来资源两个角度进行探讨。

S市D社区居民的文化水平较低, 难以在城市中寻找到适合的工作, 社区管理人员可以将待业人员统一进行登记, 了解其大致的需求, 承担职位中介的职责, 为合适的劳动力寻找适合的工作, 让剩余劳动力尽快进入市场, 以此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其次, 可以召集居民代表, 对外进行物业管理招标, 在居民同意的情况下, 将小区的剩余资源转入市场, 所得效益转为民之所需。这在一定程度下, 解决了管理经费滞后的问题, 提高居民的生活满意度。

另外, 对于居民自治组织可以承担一部分的社区规划权力, 并对这部分资源进行市场化处理, 将这部分物质财富转换为居民自治的物质支持与社区治理的资金基础。

5.3 政府性质转换

在以往的调研之中, 只是将社区的居民自主管理作为一个辅助的作用, 并未将居民自治作为工作开展的中心。在社区改造的过程中, 政府应该调转模式, 作为提供服务的便利者和宏观调控的掌舵者。如果社区过度依赖政府, 那么就会产生社区现代化缓慢的后果。政府应该按照各区的基本情况、基本特点、所面临的问题制定适合的规章制度, 而不是千篇一律的硬性要求。同时, 政府还应该承担起监督者的身份, 在社区资源进入市场过程中, 要保证资源竞争的公平性与公开性。政府应在引进市场化的过程中, 合理优化资源外包结构, 并在城管局与行政执法部门留有一定的指挥行动权利, 足够实施强有力的市场监管, 同时赋予社区或民间一定的监督权力, 保证信息的公正与公开。在这一过程中, 政府仍旧需要承担起指向的作用, 成立监督小组的同时, 要加大对居民自治团体的文化以及工作方向进行教育, 这样可以最大化程度的团结居民并减少工作失误。

6 结语

总而言之, 解决社区管理机制失灵的主要办法就是建立社区内的“公共领域”, 以此保证居民的主观驱动性得以激发。这种方式同以往的居民自治不相同, 这种自治组织拥有一定的社区资源处理权, 能够在社区事务的治理中取得决策权的身份, 而不仅仅是依靠政府和社区基层的扶持, 成为辅助性的意见反映渠道。对于城市化进程中, “村改居”社区的治理问题, 由于其特有的复杂性, 在解决过程中仍旧需要寻找更好地、更贴合的办法。

摘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土地规划的完善, 越来越多的乡村居民在政策福利下走向城市定居, “村改居”社区由此产生。由于居民在新处的生活和文化环境中无法融入, 对自身身份转换与机制变革适应不良, 导致“村改居”社区问题频发。本文就S市D社区作为研究案例, 对其民主管理困难的问题进行分析, 并提出相应改善社区民主驱动困难的建议, 旨在为解决该类社区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居民治理,公共领域,“村改居”社区,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