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居民领袖对社区参与的影响力研究——以G社区为例

2022-09-11

近几年, 关于如何解决社区参与不足的研究层出不穷, 但都未落到实际, 并且提出的建议多是制度层面, 对基层社区人员没有很好的参考性。此外, 近年来对于社区领袖的研究并不少见, 大多都强调社区领袖对于社区治理能产生较强的正面效用, 但学界对于其的研究还是缺乏足够的重视。对于社区领袖的概念社会学界、社会工作存在很多分歧和争议。

一、相关概念

(一) 社区领袖

近年来, 社区领袖在对中国城市社区的研究中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 对于这一积极群体的研究, 主要有三种解释路径。其一是庇护说, 其二是精英说, 其三为关键群众说。

首先是庇护说, 国内学者李辉同意这种模式的存在, 但提出目前中国社区不可能为积极分子提供如此的物质好处, 说明在社区涌现的积极分子目的不在于物质奖励, 追求的是社会报酬[1]。其次是精英说。在学界早有如仝志辉、贺雪峰提出的“村庄精英”概念, 其中社区非体制精英就与社区领袖的概念极为相似, 他们游离于体制之外, 但又对社区有一定的影响力。[2]第三为关键群众说。刘春荣利用集体行动中的重要概念“关键群众”对社区的选举作了个案分析, 他认为关键群众在社区的各项集体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3]

(二) 社区参与

谈到社区参与, 杨贵华认为:“狭义的社区参与是社区居民作为社区管理的主体, 以不同方式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公共生活的行为和过程。”[4]杨敏根据不同的参与动机和策略将社区参与分为四种模式, 即福利性参与、志愿性参与、娱乐性参与和权益性参与。[5]前三者中的表演性参与属于仪式性参与, 权益性参与和娱乐性参与中的自娱性参与都属于实质性参与。实质性参与更接近参与本意。

二、居民领袖对社区参与的影响力研究

(一) 社区领袖对社区参与的作用分析

虽然目前学界对社区领袖没有统一的定义, 但综合各位学者对其所下的定义, 社区领袖主要有三个特点, 第一在社区广泛传播信息, 第二传递信息具有主动性, 第三在社区有一定影响力。

从社区领袖和非社区领袖关于四种参与模式的满意度、重要性和有效性得分来看, 社区领袖对社区参与数量和质量的提高都要正面效用。对比说明社区领袖 (相比其他社区积极分子) 能够有效激发居民积极参与社区事务, 鼓动居民深入参与, 成为社区主人。

从三个维度来看, G社区居民对于社区领袖对社区参与给出的建议或意见的满意度得分水平最高, 并且达到了76.35, 居民对社区领袖给出的参考意见都表示比较满意;有效性的得分最低, 但分数也能达到59.61, 说明社区领袖在居民决定是否参与社区活动、是否深入参与活动的过程中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从四个参与模式来看, 无论是满意度、重要性还是有效性, 社区领袖功能呈现出明显的规律, 即居民领袖的功能辐射强弱排序如下:娱乐性参与最强, 其次福利性参与、志愿参与, 权益性参与最低。

(二) 社区领袖作用的差异性分析

根据表2的数据, 从整体来看, 重要性和有效性两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都呈现出递增的趋势。在以地域为划分标准的城市社区居委会成员就相当于单位中的领导, 具有政府赋予的行政权力、垄断一部分的资源, 再加上住在该社区的居民绝大部分居住时间都多达十几甚至几十年, 在长期与居委会的交往中形成一定的人情地方性互动关系。面对权力与人情的双重动员策略, 其动员效果一定高于其他非居委会成员。60岁以上的社区领袖意见的重要性以及动员的有效性都要远高于其他年龄段的领袖, 尤其在动员效果方面。

(三) 社区领袖的作用与社区参与各维度的关系研究

数据表明, 总体来说社区领袖动员有效性与社区参与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是.578, 也就是说社区参与度会随着动员有效性的增长而增长, 即社区领袖对居民的社区参与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力;动员有效性和参与广度、参与深度都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居民主张某社区领袖对自己的动员有效性高, 该居民确实会付出实际行动, 更积极主动的加入社区活动之中;动员有效性与参与态度也存在正相关关系, 但影响程度低一些;动员有效性与参与频率的相关关系最为显著, 达到了.666, 即社区领袖对社区参与的影响最直接有效的反映在居民社区参与的频率之上, 社区领袖动员越有效, 居民参与社区的次数越多。

(四) 社区领袖对社区参与的作用 (与两年前比较)

没有对比就没有区别, 两年前G社区在开展居民自治项目之前, 笔者一行人曾做过一份自治问卷调查, 共计发放问卷200份, 旨在对G社区居民目前的参与现状有个大概的了解。调查数据如上表, 参与均值仅为20.29, 远低于51.81, 说明将议事代表标记, 规模化、体系化培养社区领袖的方式对社区参与有明显正向作用, 两年时间的作用下, 社区居民参与度成倍的提高, 从侧面证社区领袖对社区参与的数量有显著的正面作用。

三、讨论

通过分析数据后本文得出结论: (1) 城市社区居民的参与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娱乐性参与、福利性参与、志愿性参与、权益性参与;有无职业对居民社区参与各维度存在影响; (2) 社区领袖对居民参与频率有显著作用, 对参与深度影响不大。对娱乐性参与影响尤为显著, 对权益性参与作用较小。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权益性参与、参与深度两方面确实是社区领袖的盲区。在问卷的填写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普遍现象, 很多居民在问及社区领袖作用时, 很多只填写了一至两种参与, 尤其是权益性参与空白很多。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居民更多的对权益性参与投放精力和兴趣。所谓权益性参与指的就是居民为了保护其住房和居住环境等合法权益而自我动员和组织起来的集体行动。由此可见, 相比其他三种社区参与模式, 权益性参与涉及更多居民利益, 利益捆绑下的居民更容易深入其中, 增加权益性参与和提高参与深度相辅相成, 不可分割。正如冯敏良的参与—回报理论, 人们深入参与社区事务是基于利益关联性, 利益越大, 卷入程度越高, “吵架”就是深入参与社区事务的证明。

摘要：多项理论、实地研究表明, 我国城市社区居民参与严重不足, 主要表现为参与意识薄弱, 参与频率低, 参与被动, 参与不够深入等等。研究同时证明, 社区领袖是动员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关键因素。本研究通过梳理文献编制《城市社区居民领袖对社区参与影响的综合测评问卷》调查问卷, 对G社区100位居民施测, 最后通过对居民进行深度访谈, 补充说明了社区领袖对权益性参与尤其缺乏足够的影响力, 并且作用力局限于参与数量, 对参与深度影响小。

关键词：社区领袖,社区参与,动员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