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中国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对外宣传与国家形象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对外传播中，讲述中国故事被认为是有效且可行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需要处理好中国话语与全球话语的关系。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故事、中国话语、中国形象三者之间的关系值得研究。
第一篇：中国论文范文
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关键词】中华文明 农业考古 考古学 中国特色
2021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从1921年安特生发掘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成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性事件开始，至今已有100年。对于考古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这是自中国考古学诞生以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从政治高度对考古工作进行关怀和指引。认真领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需要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坚定文化自信，致敬中国考古。
农业考古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依据，揭示中华文明特色和发展脉络
中国是有上万年农耕历史的农业古国，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而历史上中华文明的主干就是农业文明。早在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就指出：“农耕文化是我国农业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不能丢，而且要不断发扬光大。”我国农业走过了原始农业、传统农业阶段，传统农业是一种经验型农业，它在实践中总结出的深耕细作、地力常新等一系列农耕理论，应为当代农业借鉴、继承和发扬。因此，重视运用考古手段探讨历史上的农业问题必然也是凸显中国特色考古学的要义所在。早在20世纪20年代，著名农业科学家丁颖在广州中山大学附近水塘中发现野生稻(当地称野禾)，并随后发表《中国稻作之起源》等一系列论文，构筑起中国水稻本土起源说，推翻了中国稻作来源于印度或把中国栽培了数千年的粳稻当作日本型稻的传统观点，让世人看到农业考古的重要性。
文明起源问题一直是古史和考古学界的热门课题之一，由于对文明理解上的不同，人们在文明形成的标志或标准问题上有许多各具代表性的观点。从考古发现出发，立足于古代中国的实际，“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了合乎中国文明特质的标准，即社会分工、阶级分化、城邑和国家的出现。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是古代文明发展的基础和动力，中华文明探源和研究不能不关注早期农业问题的研究。立足于古代农业社会的实际，就会使我们的考古发现成为具有丰富内涵的材料，通过农业考古成果的总结揭示中华文明特色和发展脉络，这就涉及到对农作物、农业工具、农田等的研究。
第一，古代农作物遗存的出土，为探讨文明起源问题提供了直接证据。在以农业为主体经济的社会中，文明起源同农业发展有着紧密联系，农业是文明发生的基础，是农耕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世界文明起源的研究成果表明，农业发生越早的地区，其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时间也就越早。在世界文明起源研究的三个重要地区中，我国农业发生于距今1万年左右，目前学界较为一致的意见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应该在距今5000年前后去探索。相较于西亚两河流域和中美洲，前者的农业起源于距今1万年前，出土的谷物遗存要比中国境内早，其文明产生于距今5500年。后者农业发生于距今7200年—5400年，其文明产生于2300年—1900年前。作物品种的变化反映了文化的交流和演变。中国是亚洲稻的起源地，绳纹时代(日本石器时代后期)东传至日本。距今4000年左右，西亚地区小麦传入中国，小麦的本土化和扩大种植，改变了黄河流域的饮食习俗。明代中期美洲作物传入，改变了我国的作物结构。
第二，农业生产工具是衡量农业生产水平的重要标志，我国农具体系独具特色，到汉代已经形成耕、耙、耱的农耕体系。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生产工具就是最重要的劳动资料，是农业发展过程中的基本要素。历史上中国在农具体系发展中形成了独有特色，至迟到汉代已经形成耕、耙、耱的农耕体系。考古发现的农具体系不断完善，足以阐释农业生产环节不断细化所代表的农耕技术和理论，可以说明社会的发展阶段及揭示农业文明的发展过程——史前时期有火耕、锄耕(或耜耕)和犁耕农业三个时期;历史时期是犁耕农业，但从动力学上说是从人耕到牛耕。
在新石器时代，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皆基于农业这个主体经济部门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农业的发展程度就是社会发展的标志，如我们用火耕、耜耕、犁耕三個阶段说明新石器时代的发展，就是如此。新石器时代农业的发展本质上是一个技术发展的问题，其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工具的变革，火耕、耜耕、犁耕三阶段的划分就是着眼于技术及其对应的主要生产工具，这种划分切实抓住了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
在农业生产工具发展过程中，犁是最强有力的发明。犁具有在连续行进中不间断翻土的特点，它改变了以前在小块田地上间断式和点状式的农耕方式，可以较快地耕作较大面积的田地，大幅度提高劳动效率，也引起了劳动协作方式和组织能力的变化，是原始农业发展过程中的转折点。据考古发现证明，我国真正的石犁成熟于龙山时代(距今4600年—4000年前)，最典型的是良渚文化的石犁，由三角形犁头和双翼状犁体组成，总体呈“V”形。这种石犁是东周时期常见的“V”形铁犁的源头。在石犁出现以前，与耒耜器具相适应，农田的地块都较小，也不规整，如苏州草鞋山遗址发现的马家浜文化时期的水田多在3平方米左右。在良渚文化时期，石犁较多地应用于大块农田耕种，如浙江余杭良渚文化晚期的水田单块面积达到了2000平方米。随着石犁的推广，劳动协作和组织能力不断加强，引起社会管理的强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石犁的使用给原始农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而恰在良渚文化时期，形成了文明社会。可以看出，石犁是文明的促进器，是文明形成的参考标准。虽然良渚古城已经足以实证5000年中华文明，但良渚石犁的研究无疑也是对文明探源的贡献，是体现中国特色考古学研究的具体事例。
第三，农田考古最切合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国情，凸显中国考古学特色。中国古代是以农为本的社会，农田无处不在，它是最广阔、最常见的事物。在考古实践中，农田常常就在身边，今天的考古发掘大多是在古代农田环境中进行的，但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是墓葬、遗址和各类遗迹现象，很少听到有关农田考古的报道，这与古代农业社会的特点很不相称。究其缘由，不是农田无法发现，而是理念需要更新。
一是应该认识到农田的重要性。俗话说“无田不农”，农田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物质基础。农业生产是从整治田地开始，农具作用于农田，作物又是农田上的收获物，农田的形态与作物和生产技术密切相关。中国古代维系民生的两大要素是田与宅，而农田与农业的关系最为直接和紧密。因此，古代农田问题应该是农业历史与农业考古研究中最不容忽视的。针对农田的考古是最切合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國情的，必然是农业考古新的生长点，中国的农田考古也必然能够体现出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特色。
二是农田遗址的发现为农业考古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1992年我国首次在江苏草鞋山遗址发现马家浜文化时期的古稻田，至2020年我国已发现史前时期的古稻田200多块。历史时期的田垄和田块遗迹在湖北荆州望山桥、河南内黄三杨庄、延津沙门城、重庆云阳李家坝等地都有发现，为我国农田考古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也为研究古代农业和古代社会打开了局面。
三是农田考古有广阔前景。作为一种遗迹形式，农田是最多见、最广泛的。但有的古代农田被当作一般遗迹处理了，有的甚至被忽略，未作为古代遗迹现象来对待。认识到农田考古的重要性，心中有田，在今后的田野考古中就会把寻找农田变成自觉的行动，不遗失任何有用的历史信息。随着考古工作不断深入，可供发掘的考古资源会越来越少。但是，现存古代农田遍地都是，仍是我们大显身手的广阔天地。
四是农田考古更能凸显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研究。史前时期的农田以面积较小的不规则形田块为特点，历史时期则以多有田垄、田埂为标志。田块的形状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蕴含着更为先进、更为具体的农耕技术和理念。农田是构成人类生产活动的时空结构中的有机组成，人与农田、聚落和其他人类活动遗存的关系是特定时期、特定区域社会历史发展的一部分。我们从中国古代农业的实际出发，通过农田考古揭示古代农业形态，梳理古代农业发展的脉络，进而深入到古代社会的研究中，在农田考古中体现出中国特色的考古研究。中国考古学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发展历程，考古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不断完善，今天我们运用和借鉴聚落考古、景观考古和科技考古的理念和方法，以历史文献为基础，走多学科合作之路，以农田考古为发力点，预计在不远的未来将会构建起以农田为主线的农业历史框架，以中国古代农田整治的灿烂成就凸显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和贡献。
考古不只是发掘研究，更重要的是传承和保护
考古学对文化遗产进行发掘、开发和呈现，文化遗产学注重考古成果的保护、利用和传承。二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如果只重视发掘和研究而忽视保护和利用，考古成果就只能为少数人所熟知，不能体现考古成果的重要社会意义。
农业考古必定会在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和利用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如通过对农田考古的发掘和研究，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到我国传统农业中最为普遍的两种农田形式——畦田和畎亩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历史上人们根据不同生产力和环境条件不断对其进行改造，但灌和排的要旨和意蕴一直未变。
我国创造的畦田形式是黄河流域灌溉农业的景观，它最早发源于南方地区的稻作农区，并随着水稻的东传进入日本等地(现在日本发现的弥生时代的水田都是畦田形式)。畎亩以沟、垄相间为特征，最早出现在我国黄河流域，而在今天又成为南方稻区常见的旱作和园圃田地形式。这是对历史时期畦田和畎亩的改良和继承，足见其合理性。农田考古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它们同历史上农田形式的血脉联系，也更加深入地领会今日传统农田形式的历史文化价值。农田不仅是物质和技术的，更是人文和社会的，是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农田遗产就不只是景色动人的山野梯田景观，还有随处可见的畦田和畎亩。保护和利用农田文化遗产也不是狭隘地保护和传承农田形式，还包括保护传承传统的农田整治技术和人与农田环境的和谐关系，以及人们挥之不去的乡思。
尽管有些遗产形式可以不经过考古来呈现，但考古“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使今日可见的遗产成为具有丰富人文内涵、负载悠久历史和多彩文化的确切可信的事物，从而增加遗产的价值，激发我们开发、保护和利用的热情，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吸取历史经验和文化营养，坚定文化自信。
以田野考古为根本，加强考古能力建设和学科建设，提高考古知识普及能力，努力开创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新局面
田野考古作为考古学分支学科，是考古学的基础和根本。考古学研究是从获取实物材料开始，通过田野考古获取的材料，有具体的层位关系和出土情境，不但准确可靠，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也比较全面。考古学分支学科众多，在各类具体的研究中不可能人人都要到田野去获取第一手资料，但都需要从田野考古的情境中去把握研究对象。以田野考古为根本，不但关注可移动的物，更要关注不可移动的遗迹现象和出土情景。出土的农具、作物等是可移动的物，农田和灌溉渠道等是不可移动的物化形态的遗迹，它们都有各自的存在环境。
在新形势下，田野考古应该在探索未知中发挥更大作用。如今，抢救性考古大会战的时代已经过去，除了各地配合基建进行的考古，在问题意识的引领下，聚焦考古事业发展、考古学科建设的重点方向以及亟待解决的关键学术问题成为考古工作的重中之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实施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加强考古资源调查和政策需求调研工作，提高考古工作规划水平。”我国在“十三五”期间设立“考古中国”重大研究工程，规划和组织开展“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等重点项目研究，每一项目均协调国内相关考古机构、科研院所和高校研究力量参加。这是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对包括农业文明在内的中国古代文明的全方位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要切实提高学术成果转化及考古知识普及能力。田野考古是与公众打交道的工作，为此也提供了考古工作者开展公众考古宣传的新天地。现在公众考古已经是我国考古学界普遍认同的领域，中国考古学会设有公众考古专业委员会。田野考古深入基层，在当地用工，在当地生活，可以通过最接地气的公众考古宣讲形式让当地群众了解考古工作的重要意义。组织当地中小学生观摩考古现场也是常见的宣讲形式，现在地方领导开始主动与考古队联系举行考古知识与地方文化的学习活动。同时，考古队在考古工作中也培养了熟练工人，村民根据生活经验对遗迹现象作出的判断有时也会给考古人员启发。2020年南京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在盐城大同铺教学基地的发掘实习中，对发现的疑似牛蹄印迹的初步判断就是在得到当地村民一致认同后确定的。田野考古中的公众考古活动，在普及考古知识、拉近公众与考古的距离的同时，也融洽了考古人员和地方领导、当地群众的关系。对地方文化的发掘增强了当地群众的自豪感和爱国热情，提升了民众的文化遗产意识，使考古工作成为有大众基础的文化事业。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不是抽象的描述，而是具体的要求，是宏伟的事业，也是不懈的遵循。着眼于绵延5000年的中华文明，立足当下中国的国情，开拓国际化视野，从具体工作做起，每一项考古学研究都可以凸显出具有科学精神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不断推进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创新。我们也需要从点滴小事做起，夏鼐等老一辈考古学家严谨细致的科学态度，务实进取的工作作风，“考古不藏宝”(考古工作者不参与文物收藏)的“家训”，等等，都是需要发扬的优良传统，在考古工作中展现中国考古人的风采。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灿烂成就，凸显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当代考古人责任重大，也无上光荣。
(作者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教授)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更好地认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求是》，2020年第23期。
②王巍：《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考古实证》，《求是》，2020年第2期。
③王瑨：《“考古中国”不断探索未知——访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人民日报》，2021年1月9日。
④刘兴林：《史前农业的发展与文明的起源》，《农业考古》，2004年第3期。
⑤刘兴林：《农田考古体系构建与理论探索》，《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
责编/贾娜 美编/杨玲玲
作者：刘兴林
第二篇：中国故事·中国话语·中国形象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对外宣传与国家形象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对外传播中，讲述中国故事被认为是有效且可行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需要处理好中国话语与全球话语的关系。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故事、中国话语、中国形象三者之间的关系值得研究。
对外传播与中国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曾经强调：“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①要想创新对外宣传方式，首先必须更新对外传播话语理念，不能仅仅满足于照本宣科地将中文直接翻译成外语后向国际社会传播，还应巧妙地将理念和观点融入故事，展开故事化对外传播。
故事化对外传播的基础是叙事学。叙事学是关于叙事的理论和系统的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于1969年在法国诞生，是在语言学、修辞学、逻辑学、符号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叙事学开始注重跨学科研究。②叙事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研究各种叙事文本的综合学科，研究对象包括叙事诗、日常口头叙事、法律叙事、电影叙事、戏剧叙事、历史叙事、绘画叙事、广告叙事等。③就叙事而言，既可以是在真实意义、事实意义上的叙事，也可以是在虚构意义上的叙事。④
故事化传播是一种重要的跨文化传播策略。各式各样的故事是各种各样的人类群体生活经验的反映。故事传播策略的优势在于将价值观寓于情节生动、叙述连贯的故事话语之中，能够有效降低目标受众的说教感、陌生感、距离感。“因为讲故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在瑞典文学院所作演讲的题目就是《讲故事的人》。这位善于讲故事的中国作家不仅通过故事展现了其叙事才华，而且通过故事展示了一种价值观。莫言以其小说故事话语获得了国际认可，对对外政治传播活动的启示是，以故事为外衣，把当代中国社会中最需要倡导、最需要宣传的百姓身边事宣传出去，就能对塑造客观的中国国家形象起到促进作用。
当前，故事化的对外传播已经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展开。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近年来出访时的演讲，展现了“爱讲故事的习近平”形象，实践了“接地气”的公共外交。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他讲述了张骞出使西域、音乐家冼星海与哈萨克斯坦、61岁的中国儿子与80岁的哈萨克斯坦母亲的故事;在坦桑尼亚，他讲述《媳妇的美好时代》;在俄罗斯，他诠释了“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的“鞋子论”，《莫斯科时报》称习近平使用了“普京喜闻乐见的修辞方式”。
中国故事是对外传播的一座富矿，丰富多彩、包罗万象。故事化的对外传播，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言语过程。在讲述中国故事时，不同话语会带来截然不同的效果。
对外传播与中国话语
“话语”一词是个舶来品，它是英文“discourse”的汉译。“话语”本来指的是人们说出来或写出来的具体言语，原本是语言学和修辞学领域的研究对象。由于话语是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互动交流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因此带有强烈的社会属性，只有结合人与人对话和交往的过程才能准确把握话语的本质。后来，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从哲学的角度将话语看作是言语与言说过程相结合所构成的复杂的具体社会形态，以及与社会权力关系相互缠绕、密不可分的具体言说方式。这样，话语逐渐成为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一个术语，对话语的定义也呈现出众说纷纭的状态，但我们也能大致总结出“话语”这一概念所涉及的三个主要方面：言说内容、言说方式和言说过程，这三个方面的具体配置共同构成一个具体的言说行为。
近年来，我国对外传播学界表现出高度的“话语自觉”。“中国话语”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一道，成为受到广泛关注的概念。在2013年8月15日的第三届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上，还专门举行了题为“中国核心政治话语传播”的圆桌会议。
中国话语既需要展现中国风范，也需要融入国际语境。任何形式的话语交流，都要以适合情境为第一要义，“话语”的理解与接受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才能真正实现。对外传播话语面向的是本国以外的受众，是一种典型的跨文化话语，因此必须与国际传播的语境相适应。由于对外傳播需要深入别的文化圈，就必须考虑目标受众是否能够理解、接受传播内容，这将直接影响到对外传播的质量和效果。前段时间，一条名为《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视频引发国内外媒体关注。在这则视频中，中国领导人都以卡通形象出现，画面基调轻松，不失幽默。无论是言说内容、言说方式还是言说过程，这则视频都做到了中国话语与国际语境的高度融合。
中国话语的构建路径
对外传播话语的跨文化特性，决定了它必须“在甲文化中编码，在乙文化中解码”。⑤在国际传播语境下，媒体面对的是文化各异的社群、种族和国家，他们拥有各具特色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系统。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势必为对外传播带来一定的障碍，从而影响对外传播的效度。因此，中国对外传播既需要通过生动的故事来讲述，也需要通过合适的话语来传播。
1.使用面向国外受众的媒体语态
长期以来，我国的对外传播话语通常是对内传播话语的字面翻译，这种以内充外、内外无别的话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对外传播效率低下，目标受众对传播内容的接受度和认同度不高。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从“以传者为中心”转向“以受众为中心”已成为一种趋势，因此在对外传播活动中必须尊重受众的主体性地位，使用国外受众易于接受的媒体语态进行对外传播话语建构。
在跨文化话语传播过程中，我们需要学会使用国际化的表述方式呈现事实与观点。我们应当合理运用目标群体喜闻乐见的叙述手法，有意识地运用当地的大众语言，尽可能少一些教条式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宏大叙事。例如，中国记者郑若麟在用法语撰写的《和你一样的中国人》一书中，大量使用法语中的各类谚语、俗语乃至双关语，对于提升中国价值观的对外传播效果起到了积极作用。
2.发挥国际友人的“皮下注射”效果
“皮下注射论”是传播学的一个早期理论，是指大众媒体在传播过程中有十分强大的力量，就像药剂注入皮肤一样，可以引起直接速效的反应。在开展对外传播活动时，语言隔阂、文化差异、国境和地理距离就像人的皮肤一样，将一国内外的人们隔离，沟通、交流、理解都十分困难。也就是说，大量的对外传播活动都是在大量隔阂存在的情况下开展的，这种对外传播活动要么传受双方距离遥远，要么双方隔阂巨大，要么受体制制约很多，多数需要通过翻译等中间环节进行，可以姑且称为“外敷药型”对外传播。而国际友人则为对外传播提供了一个捷径，他们往往既懂中国文化、了解中国发展实情，又熟知其祖国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通过国际友人讲述中国故事，可以发挥他们“贯通中外”的巨大优势，直接向其国民传递真实的中国形象，正如传播学的“皮下注射论”一样。
中国一贯重视通过国际友人开展国际交流和对外宣传，从斯诺到爱泼斯坦，从热爱中国文化的国外政要，到不为人知的普通百姓，中国的朋友遍布全球。历史上，中国共产党通过统战、外联等途径，吸引了大量国际友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冲破重重阻挠，吸引斯诺、白修德等著名记者前来边区采访，让自己的声音成功进入国际主流舆论体系。同时，也积极团结野坂参三等日本共产党进步人士和反战的日本友人，对日展开舆论战，为抗战胜利打下舆论基础。当前，我国积极开展团结和争取国际友人的工作，在国庆、春节等节庆活动中，也都会邀请有代表性的国际友人出席，国际友人工作得到持续重视。
3.通过海外媒体“借壳上市”
除了充分发挥国内外语媒体的对外传播功能之外，我们还应当争取与背景各异、国际角色和地位各不相同的境外传播力量发展合作关系，使之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重要话语渠道。这些境外传播力量主要包括国际性组织、外国新闻媒体、外国新闻网站等，以它们为话语媒介所塑造的中国形象，要远比国内媒体所传播的中国形象更能让国际社会信服。巧妙选择中立或友好的国外媒体建立长期的合作机制，利用其非中國媒体的身份，发挥其国际传播优势，是中国话语构建策略之一。
通过海外媒体发出中国声音，主要有两种渠道。首先，就是通过国际广告、国际游说、国际公关等方式，让海外媒体直接为我服务。中国在这方面的工作刚刚起步，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一些发达国家早已开展这方面的国际公关工作，如在钓鱼岛争端中，日本就通过美国主流媒体发出日本声音。2013年11月1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的社论呼吁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认钓鱼岛“属于日本”，以阻止中国对日本的“挑衅”。社论的立场明显偏袒日本，言语表达不符合美式习惯，连一些口号式的表态和呼吁都像是日本人在自说自话。有分析指出，该社论很可能是日本政府游说的结果，很可能是日本国际公关活动中的一篇“软文”。其次，是通过中外媒体合作，“借壳上市”，发出中国声音。如中日两国合拍过纪录片《丝绸之路》，中加两国合拍过纪录片《千锤百炼》，中英两国合拍过《美丽中国》，这些纪录片都在对方国家主流媒体播出，塑造了真实的中国国家形象。再如，CCTV大富频道在日本影响广泛，这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和日本大富株式会社联合运营的电视频道，将中央电视台的大量节目直接送到了日本民众的荧屏上。
注释：
①《习近平：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3-08/20/c_125210825.htm.
②欧阳照：《电视新闻的叙事学研究》，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③申丹 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④谭君强：《叙事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⑤欧阳云玲：《从对话意识谈我国媒体对外传播的跨文化策略》，《新闻窗》，2008年第2期
(梁国杰：聊城大学讲师，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赵新利：中国传媒大学讲师，早稻田大学博士)
作者：梁国杰 赵新利
第三篇：实现中国梦要把握好“中国时间”与“中国效率”
一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时向世界表达了这种心愿：“我坚信，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时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讲话时又指出，要实现中国梦，还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和凝聚中国力量。
中国道路到底是怎样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以为，所谓中国道路，就是一条深深扎根于中国土壤、中国国情、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民族心理、中国政治结构以及中国纷繁复杂的现实，带着深刻的实验意味与探索特征，致力于追寻在一种独特的中国时空之下缔造全体人民福祉的一条前无古人之路。在这条充满了光荣与梦想，同时又充满了荆棘与挫折的道路上，我们也许有时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些犹疑和彷徨，道路或许是曲折的，但前途终究是光明的。富有历史积淀与现实活力的中国道路经得起时势风云的冲击与时光的汰洗。为了走好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和凝聚中国力量，要体现这种精神和力量必须把握好中国时间和中国效率。
二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全球第二。对于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提高以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就是目前我们要走的中国道路。
那么，该怎样带着自信，带着骄傲，走通并走好这条中国道路呢?我不由地想起了一句耳熟能详的话——“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现代社会的经济法则告诉我们，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高效率的劳动可以用最少时间生产更多更好的商品，这样可以节省劳动力与时间，获得更多更大的额外收益，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众所周知，这个口号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后成为“深圳精神”的象征与逻辑起点，也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甫立时期的时代最强音。时至今日，经过岁月的酝酿，“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带有深刻哲理的话已经成为中国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既辉映过去，又烛照未来，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仍极具指导意义。尤其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当下，让我们一次再一次地重温和体认时间的意义和效率的价值，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迫在眉睫的。因此，“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仍然是我们走好中国道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前提。
走好中国道路，需要把握好“中国时间”和“中国效率”。当然，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的今天，时间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金钱” (财富)所能涵盖的范畴，而效率如同生命一般的价值优先性，似乎也已经有了更多可阐释的空间。世易时移，国家高歌猛进，社会日新月异，我们对时间与效率的认识也在与时俱进。
三
所谓“中国时间”在这里包含两个含义，一是人类观察感知到的自然时间。按照国际通用的格林威治时间的规定，全球共分为24个时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全国统一采用首都北京所在的东八时区的区时作为标准时间，称为北京时间。中国幅员辽阔，从西到东横跨东五、东六、东七、东八和东九5个时区，为了统一时间标准，全国皆使用北京时间。在这里，北京时间就是中国时间：只有将各地方的计时标准与北京时间统一，才能规范和方便全国人民的生产生活和出行交流(不同时区有与该时区相符的作息时间)。由此，重视每一座城镇、机关、学校、医院、商店、车站、码头、机场等地域和部门的计时器的准确无误和人们使用时间的准确无误是十分重要的事情。但现状却不能叫人满意。不用说中国大城市的已有的钟楼等公共场所的时钟经常停摆，就连远在海外的中国孔子学院也会出现时钟不走的稀奇事!古人云，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时间是组成生命的材料，浪费别人的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连计时器都不准确，叫人们如何守时?当下，普及和强调时间观念看来是十分重要的了。
时间的第二个含义是与计划和管理相联系的社会时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时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两个100年”是我们民族复兴的最大时间表，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一切在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努力工作的人们都该牢牢记住这一时间，并严格按照这一时间表的要求规划和实施自己的工作。只有“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才能有效地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建设各方面的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当下时空中的“中国时间”，庚续的仍然是“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理念，暗含的仍然是时不我待的稀缺感、紧迫感与焦灼感，只不过相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时间观念，今天的“中国时间”所饱含的对于改革发展的焦虑与渴求，已经更上层楼，达到了另外一重境界。
如果说时间就是金钱，那么今天的“中国时间”就是一种资本，而且是一种极其稀缺的资本。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飞速发展，中国的确缔造了巨大的辉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话语权越来越具分量。然而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发展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也制造了一些问题，同时掩盖了一些问题，这些老问题和新问题叠加在一起，像一个魔障一样阻挡在中国前进的道路上。而致命的问题在于，留给我们解决问题的时间不多，我们必须在纷纭复杂的问题面前，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快刀斩乱麻，冲破改革停滞不前的“珍珑棋局”，将改革从深水区的踯躅徘徊中推向新的康庄之路。
“中国时间”是我们必须加以珍视的宝贵财富，抓紧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不浪费一点一滴的时间窗口，在保持快速的同时，“中国时间”还必须是稳健的、审慎的、带着道德感和公平感的，换言之，“中国时间”是一种迅速而又正义的时间观念。当下，我们有必要在全体公民中开展“认识时间、珍惜时间、恪守时间、节省时间”的普及教育，让“识时、惜时、守时、省时”的传统美德在新的历史时期成为中华民族新世纪的风采!
四
效率与时间，可谓一枚硬币的两面。效率指的是单位时间里实际完成的工作量。因此，效率高，就是在单位时间里实际完成的工作量多，对投入者而言，意味着节约了时间。若想在有限的“中国时间”内缔造一番伟业，则必须要仰仗“中国效率”的奋发。我以为，所谓“中国效率”也应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中国速度”。办好中国的事情，妥善处理好当下复杂纠结的矛盾，关键在于发展，如邓小平所言，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发展中的问题只有通过发展来解决。中共十八大报告也着重指出，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决不能有丝毫动摇。而发展没有一定的速度是万万不行的，只有排除万难，提高发展速度，才能为我们从容解决棘手问题创造机遇、提供空间。反之，如果发展速度慢了或过慢，那么诸多问题势必会尾大不掉，久而久之会对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二是“中国公平”。速度不是万能的，快速发展应该也必须导向正面、积极而公平的中国效益。当年的“效率就是生命”的观念，体现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观。而当下时空中的“中国效率”是否仍然必须延续“效率优先”的理念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重返历史的现场。当年之所以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观，主要原因在于当时“效率”问题是主要矛盾，“公平”是次要矛盾，而且改革的帕累托改进效应，令几乎所有人都成为改革的收益者，“公平”问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凸显出来。
然而，在“存量改革”阶段无可挽回地逝去，而进入到“增量改革”阶段之后，效率尽管仍然是主要矛盾，但公平问题却俨然已经坐大，成为无法回避的社会重大问题。因此，今天当我们谈论“中国效率”的时候，不得不逻辑性地谈到“中国公平”，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的那样，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要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习近平同志在今年“五一”前夕与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亦强调，要坚持社会公平正义，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显然，科学发展的时代，带着中国梦发愤图强的时代，要求我们必须将效率和公平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加以认真对待。
五
事实上，在中国重大的改革发展问题上，“中国时间”与“中国效率”非但不产生抵牾，反而是和谐统一的。譬如说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等，有关的公共讨论已经年深日久却长期悬而不决，亮出“中国效率”的锐气与穿透力显然是必要的，这不仅不会损及公平，反而大大地有助于弥合社会公平的鸿沟。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恪守“中国时间”，展现“中国效率”，必须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改革进入深水区，利益集团坐大，社会矛盾凸显，改革的动力面临减弱的危险，改革的勇气和魄力备受考验。在一些方面，我们看到了一种改而不革、掘而不进、犹疑徘徊的局面。在全国各地都在大反形式主义的今天，我们要特别反对只改形式不换内容的新形式主义。红地毯撤了，文件袋轻了，会议时间短了，开会的人少了，节约了，好不好，当然好。但这只是形式换了一下而已。效率呢，并没有因此而提高，相反，把该大家讨论的环节取消了，把该座谈交流的东西取消了，把该认真研究的程序舍弃了，在某种情况下，把干群交流、同志互助、同心协力、同舟共济的那么一种氛围也取消了或冲淡了。形式上是改了，但效率也随之而去了。如此这般，提高中国效率只能是一种奢谈，于改革开放大业极为不利。中国效率，应是一种拒绝空谈，充盈实干含量的效率观。
走在中国特色的中国道路上，我们应是自信的，有底气的，但这种自信不能是虚妄的和盲目的。真正厚重的自信，应建立在对中国现实的精确把握与审慎拿捏，“中国时间”与“中国效率”是两个不可或缺的决策前提。此二者就像承载着我们在中国道路上大踏步前进的两驾马车，又像是瑰丽的中国梦的一双翅膀，它们本身也就成了中国道路和中国梦的一部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时间则是检验道路的终极标准。到202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49年，我们则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倘要实现这些伟大构想，就应该从现在起把“中国时间”和“中国效率”统一起来，只争朝夕，和谐相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我们每个人应该做得好的一份事业来。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
作者：赵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