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安全论文范文

2022-05-11

第一篇：中国安全论文范文

中国能源安全及对策

[内容摘要]随着世界能源格局的新一轮变革，能源供应和生产格局同时呈现“多极化”、“多元化”局面，能源权力中心分散化越明显。作为世界能源生产、消费和贸易大国的中国，能源的安全问题面临对外贸易依存度持续走高、运输安全不确定性因素增加、能源地缘政治经济环境更复杂、能源外交等诸多挑战。本文从协调能源消费大国之间关系，加强能源进口供给多元化和油气进口基础设施建设，做好能源安全的区域战略布局，高效开发页岩气等可再生能源，推动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以及提升国际能源话语权等方面，提出了世界能源新格局下我国加强能源安全的对策。

[关键词]能源安全;社会发展;优化配置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能源版图同时呈现“多极化”“多元化”局面。世界能源格局的变化虽然给中国能源安全提供了一些机遇，但更多是面临一系列新挑战：2013年，中国从中东进口原油量高达1.46亿吨，占石油总进口量的52%，中国前十名原油进口国中，中东国家占据六席。可是，该地区常年伴随着不稳定因素，尤其是目前伊拉克局势或将进一步恶化。与此同时，中国与中东的能源合作还面临着来自美、欧、日等国的激烈竞争与挑战。中国近海(南海、东海)石油资源开发也受到周边国家的强力阻扰。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确保中国石油供应的稳定，维护中国自身利益和保障自身能源安全?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重大战略性问题。

二、文献综述

随着世界能源格局的深度转变和石油、天然气进口量上升，中国在持续不断的经济高速增长下，需要通过制定新的能源政策来保障能源安全。一方面，中国有必要完善能源战略储备、提高石油运输的利润率、增加海外投资、拓展海外来源以保障能源安全;另一方面，应积极改变现有的能源消费、生产方式，降低石油消费量，避免因石油的短缺而影响未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加强传统能源向新能源的转变，改变对石油及其他化石燃料的过度依赖状况、建设跨国石油管道、降低能源消耗率、建立区域能源使用、供给平衡系统，并提高能源选择的多样性是解决中国能源安全危机的一种新思路。

在世界能源格局转变的大背景下，中国首先应该维护石油安全。针对本国非常规能源的储藏特点，研究开发相应的新技术实现对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大规模开采，成为我国常规油气资源的战略性补充。同时，应顺应未来十年内世界石油贸易增长、中东和亚太地区联系将会更加紧密的趋势，立足于中东，实现进口的多元化并加强国际合作。也有学者提出，应在打造能源支点国家优化布局的同时，构建“以中东-中亚-俄罗斯带为中心，以非洲、美洲为侧翼”的中国油气供应格局。其次，为了应对能源格局的变化，应该推动能源领域及科技研发，掌握未来能源发展的主动权，并积极调整能源结构：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大力推进水、风、太阳能等多种发电形式，积极利用生物质能。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世界能源格局转变的研究著述较为丰富。国外研究都立足于全球大局的角度，从宏观上分析了整个世界能源转变动因及趋势，对中国在世界能源新格局下受到的影响及对策的研究比较少，且针对性和系统性不足。国内学者从能源安全角度，对当今能源格局下中国能源安全的影响因素、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的方案都有所研究。但总的来说，从世界能源权力中心转变的角度和国家战略层面探讨中国能源安全的研究较少。

三、世界能源变局下我国能源安全环境分析

(一)能源安全含义的新变化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关于能源安全还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定义。从能源资源学范畴看，传统的能源安全是指以支付得起的价格获得的充足的能源供应。国际能源机构(IEA)则将能源安全的核心定义为“稳定原油的价格以及供应”。美国政府在《国家能源政策》中则把能源安全作为美国贸易和外交政策重要部分，强调能源安全“依赖于国内外有效的能源供应”。外国学者认为，地理、需求和供给等技术与经济因素的任何变化都有可能导致国际能源安全受到威胁，而地缘政治等一些非经济因素在保障能源安全方面也存在不可忽视的作用。我国学者则认为，能源安全需要由能源供给来保障，能源外交安全对保障能源安全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能源安全的风险主要来自于价格和市场风险。但也认同“能源安全是以可接受的成本享有充足的能源供应”。本文的能源安全主要是指石油安全，包括石油的供给安全、进口安全、运输安全以及地缘政治安全。

(二)中国能源安全的优势与劣势

从内部环境考察，中国能源安全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制度和体制优势，即能够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20世纪60年代中国“基本实现石油自给”的“大庆石油会战”及后来的“胜利石油会战”、“吐哈石油会战”、“塔里木石油会战”就是具体反映。

其次，中国能源自给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有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以来，能源自给率2006年首次跌破90%，2007年跌至最低的88.2%的水平。此后再次回升，2010年以来一直维持着91.4%的自给水平。石油、天然气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较低，对能源自给率的影响有限。

最后，中国是石油生产大国，国内应急供应有较强保障。在历次世界石油危机、中东地缘政治形势突变和海湾战争等世界危机事件中，中国能够在国际上保持灵活独立的政治地位，从容自若、积极主动应对，国内经济也未受太大影响，很大程度上因为中国是世界第五大产油国，手中握有近2亿吨石油。

中国的劣势也可归纳为三点：

首先，总量和结构性困境。2009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消费国，约占全球消费总量中的22%。其中煤炭消费占全球总量的50.22%，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消费大国家。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不仅使我国的能源安全存在隐患，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和社会问题。

其次，能源利用效益不高。有资料显示，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单位GDP能耗是日本、美国的四五倍。电力、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8个行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百分之三、四十;家电业平均单位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30%～90%。

最后，石油进口依存度节节攀升。自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我国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2012年全年我国的原油进口量已经达到2.713亿吨，石油进口的依存度达58.7%。据国际能源署预算，2030年中国石油依存度将高达82%。

(三)中国能源安全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随着世界能源格局的深层次转变，中国维护能源安全的努力既面临较好的机遇，也面临巨大挑战。

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的机遇主要表现在：

(1)随着美欧能源需求将逐步下降，中东、加拿大、俄罗斯等能源出口方都在更加积极地寻找需方，这使我国进口能源特别是石油有了更多选择。中国2010年取代美国成为沙特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就是很好的证明。同时，美国可能主要依靠西半球解决能源供应，未来中东将更加依赖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能源消费需求。

(2)新格局将有利于我国大力开展对非、拉等地区的石油投资。非洲国家是我国的友好合作伙伴，建立了长期的文化、经济交流，与其进行油气合作谈判将会比较容易，也能达成一致协议。我国是一个社会稳定的大国，资本实力雄厚，也有自己的一套较为完善的油气勘探模式，而且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好大哥”形象使投资进行顺利。

(3)新格局有助于促进我国对外能源合作更好更快地发展。一方面，我国能源特别是石油需求旺盛，且有充足的资金;另一方面，资源国有强烈的利益冲动，世界各国都希望参与我国的能源合作。过去，与我国进行能源合作的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合作质量不高。今后可与美国等在页岩油和页岩气等方面进行合作。

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在：

(1)中国能源外部供应风险最大的挑战来自美国。一方面，美国力图控制和左右世界能源供给。如污蔑伊朗为“邪恶轴心”、借阿富汗战争渗透到中亚地区。另一方面，借口打击恐怖主义，在中国能源的“海上生命线”马六甲海峡上巡逻，力图控制中国海上石油生命线。同时阻止或唱衰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等国的石油合作项目。

(2)进口源地相对集中使能源供应安全风险较高。我国现在主要的石油供给国在非洲、中东等国家，但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存在不同程度的动荡，在政治和经济上极其不稳定。经济学人智库2012年发布的全球158个国家和地区的和平指数表明，由于我国的主要石油供应国的组织冲突、政治不稳定、与邻国关系不融洽等国情，使得其和平指数排名大多靠后，这间接地表明这些国家能源出口存在不稳定性。

(3)复杂的国际和周边环境使我国与周边国家能源竞争处于“临界”状态。新格局能源消费的竞争将更加激烈。中国不仅要与北美、欧洲等石油消费国展开能源再分配的竞争，同时也要面临与日本、印度、韩国等石油净进口国进行能源购买的抢夺。能源问题政治化倾向将更为加强，中国面临的周边环境也将趋于复杂。在美国支撑的重返亚太战略下，菲律宾、日本等周边国家正在不断地挑衅我国的领土、主权，争夺我国海上石油资源。此时如何以高度的政治智慧、灵活的政治手段，同周边邻国、欧美大国等国家解决好贸易、能源、领土争端，是我国在新格局下面临的重大挑战。

(4)供需格局变化使能源外交关系重构面临挑战。我国在积极参加全球能源治理，与发达国家共同维护全球能源安全的同时，也面临发达国家通过能源安全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干涉与影响的风险。与此同时，我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已经变成了投资国与东道国的经济关系。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发生变化，也必然会导致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有所改变。在全球能源利益格局变动下，如何处理好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各种利益关系，将会是我国在能源外交上面临的又一新挑战。

(5)中国能源安全面临非传统安全的挑战。能源与各种非传统安全因素交织在一起。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分裂主义、跨国犯罪、环境生态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都与能源因素密切联系。

四、世界能源变局视角下维护我国能源安全的对策

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在亚信上海峰会上提出了“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新安全观。按照这一新观念，我们认为，维护中国能源安全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协调与世界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的能源安全关系

当今世界，各国的能源安全存在着各种相关性，任何一种通过损害他国的利益来寻求本国能源安全的方法都是不可取的。因此，我国应该在追求自身能源安全的同时，与其他各国建立良好的国际能源关系。尤其是在与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日本、印度、伊朗、沙特等在能源供需中拥有特殊优势的能源大国相处时，我国应认识到安全的国际能源环境离不开这些能源大国家的保障，应该从更深层次的角度重视和这些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通过综合运用外交、经济、政治等多种手段，差异化对待具有不同能源外交利益诉求的国家，构建有利于中国能源安全的国际外交关系。

(二)促进能源进口供给多元化和油气进口基础设施建设

能源供需矛盾是多年来一致困扰我国经济发展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一问题使我们不得不将部分能源供给“权杖”授予他人，即不得将能源进口作为能源供给的一个重要选项。目前我国的石油进口绝大多数来源于中东，由于该地区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因素，不可避免地会对我国能源供应产生潜在的威胁。因此，我们可以仿效美国、日本、俄罗斯等能源大国，对能源的进口采取分散化的方式，与多国开展能源合作，寻求安全的、稳定的境外能源供应地，保证我国能源供给来源的多样化，避免对单一国家的能源进口过分依赖而导致严重的石油危机。除了中东、俄罗斯，我国现在还可以从加拿大、非洲、东南亚、东亚、中亚等多个国家进口能源，进一步实现能源运输的多样化。同时，加强与中哈、中土、中缅、中俄等各个国家的跨境陆地能源运输管线建设，以及远洋石油、液化天然气的运输建设，并不断完善能源贸易中所必备的基础设施建设。

(三)基于能源地缘关系考量做好能源安全的区域战略布局

从全球范围来看，除石油外的其他能源所涉及的国际间关系大多数只是具有区域性的特点，不能成为衡量全球政治经济关系的参考。而石油作为重要的能源品种，其在全球能源的生产、供应及贸易关系方面比其他能源品种拥有更广泛的影响作用。相关研究表明，石油的地缘政治关系基本上与全球的政治关系是相等的，即当石油的地缘政治关系发生变化时，全球的政治关系也必将发生相应的变化。而我国的能源地缘政治关系中的矛盾更多集中在周边的一些国家。

中东、非洲、中亚和俄罗斯地区作为我国能源进口的重要战略区域，我国应针对这些不同的能源出口国制定相应的能源战略、有差别地与各个国家开展能源外交。中东地区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可预测的将来都会是全球重要的能源供应基地，我国不能轻易放弃与中东的能源外交、或是减少对中东能源的进口，而应巧妙地利用外交、政治智慧处理好与中东的关系，扩大能源产业的合作，增加我国的能源储备。非洲地区也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我国应加强与非洲经贸关系的能源合作，广泛寻找适合我国投资的能源项目，提高我国对非洲投资的国际竞争力。在与中亚和俄罗斯合作时，我国应该要改变以前“政热经冷”的局面，在进行政治友好外交的同时，加快推进能源战略合作。此外，一些具有能源生产潜力较大的国家——巴西、拉美的委内瑞拉、北美的加拿大等能源大国，在未来将会对我国提供广泛的能源合作前景。当前，我国也应该注重加强与这些潜在能源大国的合作。

(四)借鉴美国“能源独立”经验，高效开发页岩气

美国的“页岩气革命”不仅使页岩气的开发技术逐渐成熟、帮助美国实现自身的能源独立，同时也大大地增加了我国从美国进口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可能性。

中国页岩气已探明的储量巨大。据国土资源部2012年的报告，可采资源潜力为25.08万亿立方米(不含青藏区)，远远超过了常规天然气资源的储量。若我国能成功开发出大部分在国内的页岩气资源，将有力地降低对煤炭、液化天然气、进口原油的依赖，同时也将大幅度地降低我国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从而实现我国从资源消耗型大国到环境友好型国家的转变。但目前我国页岩气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各种勘探开发技术还不完善。我们认为，可利用美国在勘探、开发、管理方面有整套相对完整的技术和制度及美国企业对中国这一巨大市场青睐已久的机会，将页岩气的合作开发当作中美能源合作的突破口，有效地开展页岩气开发的工作，降低在开采过程中对环境和健康的负面影响。

(五)以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推动能源管理体制健全和完善

一个国家的能源消费与其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通过完善能源体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已经成为各国经济发展中的必要途径。针对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我国政府应该正确引导能源市场的需求、规范能源市场的秩序，以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为导向，有效地推动能源管理体制的健全和完善。从实际应用方面来讲，就是要在现有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建立合理的能源价格结构以及价格的形成机制。国家行政机关应该出台一系列与价格管制、环保折价和税收政策等相关的具体措施，以此在各种能源产品之间形成有效合理的价格比关系，从而推动能源市场结构调整及能源市场的优化配置，并在相关基础上，建立以经济手段为主、行政方法为辅的宏观能源价格调控体系。

(六)加强建设自身综合国力，提升国际能源话语权

多年以来，我国在国际能源权力架构中的地位可谓“微不足道”，特别是多国际能源价格几乎没有影响力，由此造成“买涨不买跌”的怪现象。随着全球能源消费重心，这一局面或许会在相当程度上改观。英国BP公司在2012年12月发布的《Energy Outlook 2030》中预计，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将在未来20年左右的时间里以更加迅猛的势头快速发展，到2030年发展中国家的一次能源消费、GDP、人口总量将在全球的总份额中分别占到70%、60%、87%。届时，全球能源消费总量的93%、GDP增量的70%、人口增长总量的95%将全部来自于发展国家，尤其是以中国、巴西、印度等为代表的新兴发展大国，将对全球能源的消费以及经济的增长做出巨大的贡献。随着新兴大国消费需求的增长，这些国家将加大对外贸易的进口，为全球带来可观的贸易规模。从而大大提高了新兴大国在国际上的能源议价能力，这也将成为全球能源和贸易秩序重构的重要因素及“筹码”。作为一个世界性的能源消费大国，中国可以借助综合国力的跃升和能源生产大国、消费大国和贸易大国的地位对国际能源市场发挥更大的影响作用。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认为，在世界能源转变的新形势下，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就是要保障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能源供应，保障能源的生产安全、消费安全、经济安全以及能源的生态安全。从中国能源市场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有效的能源发展战略，正确引导能源市场实现结构调整和优化配置，从而充分利用能源来增加我国的社会财富。

我国在新格局下的能源安全对策如下：第一，通过能源体制改革，建立现代能源体系，为中国能源安全提供有利的体制保证;第二，正确预测能源的发展趋势，认清中国的能源发展状况，协调好与世界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间的能源合作关系，特别是与周边国家的地缘政治关系;第三，加强对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应用，合理开发清洁能源，降低对常规能源的依赖，实现能源发展的多元化;第四，进一步保障油气基础设施的建设，实现能源发展与进口供给的多元化，把握好国内和国际的两种资源与两个市场，加速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

责任编辑：廖中新

作者：彭倩　姚兰　胡国松

第二篇：国际安全形势与中国周边安全

如何看待当前的国际安全形势，特别是2015年的诸多事件如何对全球安全格局构成冲击?面对这些安全挑战和安全危机，各个大国之间如何相互竞争?又如何维持一定的平衡态势?如何看待中国周边安全领域中发生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以及周边安全形势的总体特征?如何看待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进展及面临的挑战?2016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需要关注的主要趋势和看点有哪些?针对这些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杨毅。

《领导文萃》：请您谈一谈当前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哪些新变化?有哪些新特点?

杨毅：可以说，这些年国际安全形势确实发生了变化，2014年整个国际安全局势和国际政治生态就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不过没有发生对全球整体安全格局造成震荡性冲击的事件。而2015年则出现了诸多安全挑战和安全危机，各大战略力量在安全关系方面的互动异常活跃，可以说2015年是冷战后，尤其是“9·11”事件以来国际安全局势变动最为活跃的一年。总的来讲，大的战争冲突尤其是大国之间的直接战争摩擦没有发生，但在其代理人之间发生了很多“敲山震虎”式的冲突。

2015年欧美和俄罗斯延续了自乌克兰危机事件以来的紧张安全关系。与之前欧美采取“攻势”、俄罗斯采取“守势”的不同之处是，在2015年“北极熊”绝地反击，“险中弄险”，争取主动。一方面，在欧美联合制裁、大宗商品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降价的背景下，俄罗斯外汇收入降低，卢布贬值，经济遭受重创，安全环境出现恶化;另一方面，俄罗斯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坚决挺住，并有力回击，比较突出的是根据叙利亚的形势变化果断出兵，客观上使得俄罗斯的安全局势有绝处逢生的感觉。通过出兵叙利亚，克里姆林宫达到了很多地缘政治目的。而之后发生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使得法国对叙利亚IS进行了报复打击，客观上促成了法俄组成打击IS的同盟军，而英国随后也参与了打击。此外，针对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这一事件，莫斯科采取很巧妙的回应方式，没有立即鲁莽地动用军事力量报复土耳其，而是有理有据有节地逐步占领舆论和道德高地，从表面上采取了一些防御性的措施，实际上为未来的军事行动做好了舆论准备、力量准备和方案准备，体现了比较高超的战略智慧。从这个角度上说，虽然有很多不利因素，但是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环境得到一定的改善。

对于美国来说，2015年是继续延续其战略间歇期，从整体上看，美国安全战略处于“休养生息”的阶段。在2015年奥巴马尽可能地减少对外干预、对外军事用兵。能不派兵尽量不派兵，能派无人机尽量不用作战部队，能派空中部队尽量不派地面部队，最大限度地避免由于小布什任期内过多地参与地面战争而陷入地区安全危机和战争泥潭的情况，尽量减少对美国综合国力造成重创的军事行为。

再者，美国面临着一个“双重矛盾”的尴尬，也就是其远大的战略目标与实际战略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美国的战略目标很远大，奥巴马总统提出要重振美国雄风，稳固其全球的领导地位，延续美国的全球领导，实现继续领导世界一百年的目标。然而，美国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综合国力又不足以支撑这么宏大的战略目标，出现了战线过长、能力不足的窘境。

而在军事建设方面，美国面临维持现有军事行动规模与军队长远建设的矛盾，也就是在资源配置方面如何处理现实与未来之间的矛盾的问题。面对未来愈发激烈的竞争，必然要投资更加高科技的装备，这需要高昂的军费，而维持现有的军事行动规模同样要耗费大量的财政支出。更多地立足现在还是着眼未来，这使得美国陷入一个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

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IS和俄罗斯定为安全威胁，但从长远的国际战略格局来看，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担忧与日俱增，这是因为美国对中国的潜力没有底，不知道中国的战略能力能发展到什么程度，不知道中国进一步强大之后会采取什么样的姿态，美国对中国是不放心的。尽管美国宣称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但是对中国未来可能挑战美国霸权潜力的忧虑促使美国增强了对中国的战略防范，采取了一系列恶化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举措，这就是在中国周边的南海问题等一系列问题引发的紧张状态的美国因素所致。其中，美国采取的一个重要策略是积极调动并借用日本来制衡中国。

总的来说，国际安全局势出现了各个大国之间相互竞争，而在竞争同时又维持一定的平衡的态势。在面对许多地区和世界安全危机上，各大国既有合作，又各打自己的“小算盘”，暗藏了深远的地缘政治目的。可以说，各大国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在竞争中不得不妥协，形成了一种比较复杂的交织状态。此外，传统安全挑战与非传统安全挑战相互交错，在2015年发生了多起非传统安全挑战，比如IS的出现，巴黎恐怖袭击，美国恐怖主义事件。这些事件加大了大国关系互动的复杂性和重叠性，各大国在不同领域互动的现状和目标各不相同。

领导文萃：这些年，中国周边安全领域中也出现了令人关注的变化，特别是2015年发生了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对此，您如何看?

杨毅：应该说，中国周边环境总体稳定。中国的整体实力增强，但是面临的战略压力在增大。这个看似是矛盾的，但是有因果关系的。中国面临的结构性和阶段性安全压力增大。所谓结构性，就是我们国家无论在地区、周边还是在全球层面，我们的经济实力、政治实力、文化影响力和军事能力都在大幅度提高，这就引发了其他周边国家的猜疑、防范、恐惧和担忧。对于美国来讲，是一种战略警觉和防范，担心中国的强大会把美国赶出亚太，影响美国在地区和全球的地位，甚至是在全球层面上把美国取而代之，成为在亚太乃至整个世界的主导性国家，所以美国加强了对中国的防范。所谓阶段性，是中国和周边国家，尤其是和与自己有海洋和领土争端的国家的矛盾在激化和上升，这些国家担心中国整体实力上升后，会以更加强硬的姿态和他们打交道。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中国需要应对双重压力的情况，既面临着美国的战略防范，也面对着周边国家特别是与中国有矛盾的国家的恐惧和担忧。这两者在跟中国有矛盾的时候会形成不利于中国的合力，对中国形成同步压力。这是中国周边环境在当前的一个特征，特别是2015年发生的事件使这个特征更加凸显，具体说：

第一，日本安保法的通过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个也可以说既是二战之后日本安全政策的最重大变化，也是东北亚地缘政治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绝不能低估这个事件对于日本对外政策、东北亚安全以及亚太战略平衡和地缘政治格局的深远影响。我们都知道，日本是二战战败国，由于战后体系和宪法及其相关法律的安排，日本被剥夺了集体自卫权，也就是剥夺了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发动战争的权利和能力，而安倍政权通过一系列努力突破了上述限制，其背景是非常巧妙地利用了中美之间的战略性矛盾。前面我们讲到，美国是野心过大而能力不足，要防范中国感到力不从心，况且美国不能尽全力防范中国，他还有别的地区、别的利益需要关注和维护。所以，美国需要帮手。而日本面对快速发展的中国，大力营造中国咄咄逼人、以强凌弱的氛围。日本以帮助美国防范中国、平衡中国为名义，“借船出海”，为其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造势，来获得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从短期来看，日本还不至于发动侵略战争，但是，一旦日本打开这个拥有发动战争权利的“潘多拉魔盒”，拥有这项权利和能力，日后对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冲击不可小觑。日本社会和战略文化中的军国主义的基因很容易被唤醒，对其未来不得不防。可以说，美日是相互利用，美国利用日本来弥补自己能力的相对不足，而日本则借机获取道德的保护伞。这对于中国就形成了很大的挑战。历史上中国人民、朝鲜半岛以及亚太地区饱受日本军国主义的残害，对日本军国主义还留有很深刻的历史记忆。从地缘政治来讲，日本不能接受中国在这一地区充当领导者和支配者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说，中日在安全问题上存在非常浓厚的零和色彩，因为两国还存在诸如钓鱼岛问题的争议。日本的军事潜力不可低估，这对于中国来说是非常大的事情。

第二，在南海方向出现了矛盾公开化、美国走向前台化的戏剧性现象。中国和越南、菲律宾等国存在海洋权益、岛礁归属等争议问题。虽然中国的领土被侵占，但我们还是本着稳定周边的考虑和合作共赢的大局，主张“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通过双边和多边关系的改善和相互合作，为未来问题的解决寻找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但是越南和菲律宾在域外势力，主要是美国的支持下，越来越大胆行事，时常到国际法庭上去告中国，而美国在对中国防范的战略的指引下，对于南海问题也越来越强硬，越来越表面化。美国针对中国在南海岛礁建设这一问题大做文章，进行炒作，使得南海问题的热度不断提高到中国破坏区域格局的高度，给中国扣上“破坏游戏规则”的帽子。说中国在南海人工造岛，而实际上是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施工建设。这是个根本的问题，因为如果是人造岛礁，就不拥有主权，而在自己的岛礁上进行施工建设，这是我国在主权范围内完全可以做的。而因为这个事，美国在2015年10月27日派军舰来巡航。我们不能简单地看待这次巡航，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情，而是整个大棋盘中的一步棋。通过这个来限制中国，并想借此激化矛盾，引诱中国做出过激的行动，让中国出昏招。而中国的应对相对巧妙，没让美国占多大便宜。在这个问题上美国重在政治炒作，在具体行动上非常谨慎，没有采取更加具体、更加刺激中国的军事行动，包括导航雷达开着，警戒雷达是关闭的，火控雷达也关闭着，也没有其他军事行动的操演。应该说美国在军事上非常低调，在政治上非常高调。而中国采取军事上监视、警告和驱离，外交上抗议，今后这步棋还要这么走，下一步美国还会让巡航常态化，那么中国的反应也必然常态化。中美双方在南海和整个亚太地区的互动也是未来导致地区安全局势变化的一个不确定因素。总的来说，东海方向的日本安全政策调整和南海方向的美国直接介入是中国周边形势在2015年的最大事件。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周边安全局势是稳定的，呈现出“北固、西稳、东紧、南急”的局面，也就是在北部和俄罗斯以及北部方向国家的关系较好，安全局势稳定;西部也相对稳固，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和最新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和中亚甚至西亚国家的关系比较稳定，安全局势较好;东部的紧张是由于日本安全政策走向导致;南部的南海问题风高浪大，显得比较急，对于当前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而言比较迫近。

领导文萃：由此，您认为目前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总体特征是什么?

杨毅：尽管2015年有着上述的标志性事件，但是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总体特征可以说是稳中有紧，紧张之中体现平稳的态势。中国的整体实力在增强，并处于上升趋势，这些问题和挑战也是中国在爬坡阶段遇到的正常挑战，属于正常现象。中国的回旋空间广了，力量大了，影响力强了，随之面临的压力也必然增大。而我们应对这些压力，面对这些挑战的能力也提高了。总体看，我们的运筹帷幄和应对是不错的。可以说2015年周边安全形势是稳定当中有动荡，动荡之中又维持一定的稳定。这跟我们的实力增加有关，跟我们的战略决策和战略运筹也有关。

《领导文萃》：谈及国际安全形势，特别是谈到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就不能不首先谈到中美关系，当前中美安全关系的总体情况如何?

杨毅：中美关系是个非常复杂的关系，很难用一两个词概括中美关系。不能用朋友、敌人等词语把复杂的中美关系简单化、标签化。中美关系是个非常复杂的复合性的大国关系。在不同的领域，中美双边关系的现状和发展方向是不完全一样的。在政治上，中国作为世界举足轻重的大国，与美国有很多共同利益和分歧，双方既有斗争也有合作，既有协调，也有妥协;在经济上，双方都是彼此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度较高，也是中美关系保持稳定的压舱石，尽管在2015年中美在贸易领域出现一些争议，但总的来说，经济是中美关系中比较稳定的因素;而安全和军事因素则是中美关系中最不稳定、变量最大的因素，因为在大国政治中，军事力量是看家手段，是大国博弈的“守门员”。如何守住底线，军事力量是最后保障。从全球来讲，美国的军事霸权、金融霸权是无可匹敌的，但出于对未来发展和全球领导地位的维护，美国对中国的发展是充满疑虑的。实际上，美国对俄罗斯并不担忧，尽管俄罗斯最近不断地秀肌肉，而且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核武器的存量比中国还多。但是美国更担忧的是增量。美国认为，俄罗斯再厉害也超不过前苏联，前苏联那么厉害，都被美国搞垮了，而俄罗斯不会对美国造成本质性的威胁。而中国是一个上升的东方大国，对于这样的一个国家，美国没有理想的手段和十足的把握能够战胜，美国也不知道中国的军事力量能发展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中国未来的领导人、战略规划者在今后如何使用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国对于中国的担忧是实实在在的。因此，美国加强了对中国军事力量和军事现代化的防范。在战略上，美国对中国是防范性的而非进攻性的，美国不希望主动挑起军事冲突跟中国决战;而在战术上，美国则是进攻性的，从军事部署上，美国招数不断，而且非常扎实地稳步推进。而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访美对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这次访问很不容易，双方进行了坦诚的交流，有博弈，有磋商，也有分歧，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了很多共识。有一条共识很重要，就是双方要有效地管控分歧。我们承认分歧，正视分歧，尊重现实，尤其在军事安全领域。如何有效地管控分歧、控制分歧使之不转化为危机，使危机不转化为冲突，这是双方战略领导人的智慧所在，也是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所在。这使得中美两国恶性竞争出现的可能变得更小，更不能把可能出现的竞争和恶性竞争升级为对抗性的矛盾。对抗性是很危险的，作为两个大国，尽管中国的综合军事力量不如美国，但是中国军事的增量很大，中美两国的军事对抗不但使中美两国受害，还会对亚太地区的和平、安全、繁荣、稳定造成负面影响。习主席的访问推动的是不冲突、不对抗的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美国从国家利益出发，也不愿意和中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对抗不是最好的方案，得不到什么实际的好处，反而会损失惨重。可以说，习主席这次访美为中美安全关系上了一道保险阀。

《领导文萃》：前面提到，“一带一路”是稳固周边特别是西部安全局势的重大战略部署，那么，您如何看待“一带一路”倡议的进展及面临的挑战?

杨毅：“一带一路”战略可以说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应对急剧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很多人把这个战略简单地理解为中国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走出去”的一个平台，而实际上，这是中国提出的很大的战略构思，对内是战略，对外是倡议，是形成以中国为圆心向四周画的大圆，这个大圆形成利益共同体，政治安全上互信，经济贸易上互惠，文化民心上互通，最终形成一个大的利益共同体。这是一个大的战略构想，它会促进中国在各个方向同俄罗斯、中亚、西欧、东亚、西亚、东盟等地区的合作。如果“一带一路”能够顺利实施，这将极大地拓展我国的战略空间、安全空间、利益空间，同时对于“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也是有很多利益的。而面临的挑战首先是来自传统的地缘政治理念。按照麦金德的陆权理论，谁控制了东欧，谁就控制住了全世界的命门，而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正好要经过所谓的世界岛;按照马汉的海权理论，谁控制了海洋尤其是咽喉航道，谁就控制了世界经济、贸易的通道，谁就控制了经济命脉，谁就控制了全世界。在以美国为首的欧美看来，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就是要控制海上的咽喉要道，所以从传统的地缘政治来讲，这是一种挑战。对于美国来说，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与美国的两洋战略出现重合性的矛盾，美国两洋战略，即大西洋战略与太平洋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冷战时期，美国主要的战略目标是搞垮苏联。而现在美国的新两洋战略从侧重欧洲转向侧重亚洲，在巩固大西洋联盟的同时，其重心已经放在了太平洋，比如加强美日同盟。当然，在两洋战略中还包括经济武器，比如TTIP和TPP。总的来说，我们的“一带一路”面临着两大挑战，传统的地缘政治挑战，认为你不是搞合作，而是占地盘，控制海洋，控制世界，美国认为，这是对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种挑战和对冲甚至是对抗和去全球化，还包括日本、印度、土耳其等一些地区大国的怀疑，这是“一带一路”的外部挑战;对内来讲，我们面临一个准备不足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大战略，形成了中央提出，各部委研究，地方实施的局面，容易出现一哄而上和急功近利的情况。

《领导文萃》：与中国相关的主要非传统安全议题，诸如恐怖主义、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当前有哪些新变化?

杨毅：中国面对的非传统安全呈上升的趋势。特别是2015年气候问题更加严重，在我国的华北、华南出现了大面积的雾霾天气，而且持续的时间很长，在去年12月中上旬北京颁布了雾霾红色预警，可以说，气候变化使中国深受其害，这类的非传统安全带有很强的紧迫性。

说到网络安全，我国是网络安全问题的最大受害国，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硬件和软件系统存在着很大的漏洞，因为我们的网络体系是从西方引进的，这增大了我国受网络攻击的可能性。我们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应对网络挑战，维护网络安全，比如维护网络安全平台的建设，加快网络硬件和软件的国产化。我们在遭受网络安全挑战的同时，也遭受来自这方面的压力，美国指责中国对其进行黑客攻击，而实际上，美国利用自己在网络方面技术最强、力量最大、手段最多的优势，对别的国家网络的监控攻击才是无所不用其极，正如斯诺登揭示的那样，美国甚至对盟国的领导人，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日本首相安倍都进行了监听，更不要说对我国的领导人和重要人物的监听。所以，在网络安全方面，中国面临着双重危险，一方面被别人攻击，另一方面被“莫须有”地指责攻击别人。

再者，是恐怖主义袭击。对于国内来说，我国没有面临大规模、有组织的暴力恐怖主义袭击的威胁。但是，这种潜在的危机、威胁在上升。第一，就是外部恐怖主义势力进入中国国内的问题。随着美国、欧盟和俄罗斯在叙利亚对IS的打击，这些恐怖组织势力可能会东移，通过相关途径进入中国。第二，就是国内的三股势力不容小觑。三股势力呈现不断蔓延、不断扩大并逐渐向内地发展的趋势。不断高科技化并在大城市闹市区发生恐怖袭击的可能性在提升。第三，随着经济社会进入深层次的转型期，各种类型的矛盾都在激化，客观上，为恐怖主义袭击提供有利的环境。因此，在这方面，我们面临的压力也在不断加大。

《领导文萃》：中国与周边大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的安全关系目前呈现出哪些主要特点?

杨毅：可以说，中国在与周边大国的互动中体现的是一种积极作为、稳步推进的态势。首先，我们跟俄罗斯的关系在2015年得到了大幅度的增强，战略互信不断提高，两国元首习近平和普京频繁会见和不断针对世界局势及时交换意见。中俄两国的政治关系、军事关系、经济关系都在提升，俄罗斯在最困难的时候得到了中国的政治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合作。中俄战略互信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俄签订了一系列的合同和协议，尤其军事合作，包括达成了关于俄罗斯苏-35和S400的协议。这些都是俄罗斯武器库中比较高端的武器。以前俄罗斯对于类似的高端武器出口中国是不放心的，而现在的出口则显示了俄罗斯对中国的战略信任在增加，当然也有其经济困难不得不卖的背景。可以说中俄之间的安全关系更加巩固、更加成熟。

就中印关系而言，两国总体关系得到改善，总体维持稳定。在2014年习近平主席对印度进行成功访问，并与莫迪总理进行了深入会谈，两国就重大的地缘安全问题，包括双边的和多边的国际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2015年莫迪总理访问中国，习主席特意到西安迎接，并举行了隆重的仿古欢迎仪式。应该说，两国关系在其领导人的大力推动下，总体回暖，保持稳定。两国发展稳定的、持久的、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双边关系的意愿是很强烈的。但客观上讲，中印安全关系存在着不稳定的因素。一个是两国的领土边界问题没有解决，另一个是第三方因素问题。美国和日本都在拉拢印度，印度也想在美国、日本和中国之间左右逢源，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总的来说，中印双边关系更加发展了，愈加巩固了，这是主要方面。

就中日关系而言，总体关系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我们知道，2012年日本政府对钓鱼岛采取购岛、“国有化”的政策，用政府的行为直接挑战中国的主权和民族尊严，直接导致中日关系跌入低谷。而在2015年，中日关系进行了“破冰”和走出低谷的尝试。由于日本在中国核心权益方面做出了承诺，双方达成了四项共识，实现了中日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会见，双方也都愿意稳定中日双边关系，应该说，中日关系在逐步走出低谷，朝着更加稳定和积极方向发展。但中日关系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双方对对方的战略意图都抱有很深的猜疑心，有很高的不信任。日本担心中国日益强大会以力服人，采取咄咄逼人的政策;而中国担心日本在军事安全政策方面走得更远，对中国的安全构成挑战。双方的战略担忧，互相不放心仍在继续。另外，两国在地区其他问题上也存在竞争，比如，日本的外交很重视中国，基本是习近平主席走到哪里，安倍就要跟到哪里。中日恶性竞争的事件经常发生。这都对中日关系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总的来说，中日安全关系走出低谷，但要实现恢复平稳发展，避免结构式动荡，还需要中日两国的进一步努力。

《领导文萃》：2016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需要关注的主要趋势和看点有哪些?

杨毅：应该说，2016年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而十三五规划是在夺取全面小康胜利、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中第一个目标的冲刺阶段的背景下提出的，对于中国全面推动改革的意义极其重大。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特别需要外部环境的稳定。处于国家利益维护和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我国特别希望2016年周边安全环境的稳定，包括跟各大主要战略力量之间的关系稳定。这就牵扯到如何稳定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继续深化和巩固中俄关系，妥善地解决与周边国家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与印度的合作关系。应该说，这是中国周边外交需要关注的大问题。

但是，从外在趋势来讲，这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首先，中美之间在安全方面的结构型相互猜疑还会继续上升。因为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实力与日俱增，美国对于中国的担忧也会愈发强烈。双方还会继续试探对方的战略意图和战略底线，中美可能会在2016年出现新的摩擦点。第一，美国的对台军售就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美国已经放出风声，继续对台军售，这必然招致中国政治上的反对，中国也必然会采取相关的反制措施。第二，美国进入大选年。出于选举和国际局势的综合考虑，美国会对中国实施更大的压力。中国的议题会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之间很重要的谈资。第三，美国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相关问题上，会加大对与中国有矛盾的第三方的支持力度。比如，会加大对菲律宾和日本的支持。这些因素的叠加会导致中美关系的不稳定。

而中日关系面临着日本如何实施已经通过的安保法案问题，尤其是关于“灰色地带”的问题。首先，我们要警惕日本在钓鱼岛附近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日关系会面临着新一轮的紧张态势。其次，我们要警惕日本在南海方向上的动作。日本的官方和民调都支持日本加强在南海的巡航等等。这是一个非常能引起我们警觉的信号，会对中日关系造成很大的负面冲击。中日能不能避免在东海擦枪走火，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在海洋方面，我们要避免一些意外安全事故的发生。因为美国的军舰、飞机在我们周边巡航、侦察频繁。我们要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就必须增强我们的巡航，这样，发生意外事件的几率就会上升。

再就是要妥善处理与周边国家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问题，防止这些周边国家“抱团”，防止其形成更加固化和稳固的、针对中国的阵营。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关注点。

台海方面，即将上台的民进党，他们也不敢贸然采取不利于两岸发展的极端举措，但采取一些“阴招”，比如隐性台独、文化台独和恶化两岸关系的趋势不可低估。

总的来说，随着我国的实力增长，地位的上升，中国在周边的影响力也会不断增加，周边国家对我们的经济需求也会增加，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使我们在周边的回旋余地更大，但是相应的面临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2016年的周边安全形势总体上是乐观的，但是会发生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比如朝鲜半岛问题，这是很难预料的，朝鲜会不会继续进行类似不久前发生的核试验或者其他的冒险行动，都不好说。这就对中国周边的冲击很大，大大增加我国周边外交的变数。最后，我们还要预防那些我们难以预见的意外事故的出现。我们能预料的挑战，是比较好应对的，那些我们想象不到的意外事件，则需要我们提高战略智慧和应变能力来应对的。

作者：李然

第三篇：中国国家安全哲学

在以往形而上的学科中，少有对国家安全问题，尤其少有对中国国家安全问题的学理性研究。这是由于现实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此问题提出特别的需要。国家安全问题与其他一切学科一样，都有自身认识发生和发展的思想体系。认识发生和发展的问题，属哲学的范畴。由此本文提出“中国国家安全哲学”的概念并以此作为研究的内容。

一、认识发生原点：国家、国家主权与国家安全

研究“国家安全”，最不能会回避的基本概念首先是“国家”和“国家主权”。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是商品经济条件下产生的认识。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国家”不同，在这里“国”(state)并不是“家”(family)的放大形式，而是“生活在地球表面特定部分、在法律上组织起来并具有自己政府的人的联合”[1]在这里，人是国家组织的基础单元。

在中世纪，神及君权神授的观念占支配地位。“国”是“家”的集合体，君主是家长的集合和放大，因而，现代国家观念在中世纪难以形成。真正并具有人本意识的国家观念，出现在中世纪欧洲王权衰落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这一时期，欧洲出现了如英国的洛克、霍布斯，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美国的潘恩等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这样的看法，即：国家是社会个人和社会团体为共存而相互契约的结果;契约是社会每个个人自然权利相互让渡后的结合，这种结合的最高的表现是人民主权;国家主权是人民主权的外观形式，是一国人民的自然权利的最集中的表现。从自然法的原则中派生出人的许多自然权利，人权是人的自然权利的总和，它包括人的生存权和不妨害他人的发展权。国家主权是社会个人自然权利的集合体，也是全体国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集合体。换言之，全体国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相互依存并作为不可分割的两部分统一于国家主权的概念之中。尽管他们在对国家起源和对主权的认识上有所差异，但他们的上述理论对后来国家观念及作为国际法基础理论的关于“国家基本权利”理论原则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根据国际法，国家所享有的必需的最为重要的权利是国家基本权利，由于国家享有这些权利才被承认为国家。“哲学上的理论是，国家参加国际社会是基于它们的基本权利得到承认和接受。国家主权的观念的发展增强了这种理论。”[2]

在国际法中，国家主权是国家的最基本的属性，也是国家自然权利。由此便引申出国家其他四方面的基本权利：一、独立权;二、平等权;三、自保权;四、对内最高管辖权。这四大权利实际上分为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独立权和平等权是国家主权的国际存在并发挥相应作用的必要前提，是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中的最基本的体现;自保权是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中的安全保证。对内最高管辖权是国家主权的国内体现。这几方面权利缺一不可地支撑着国家主权的完整存在[3]。

综上可见，“国家”、“国家主权”是“国家安全”概念发生的认识原点。主权中的“自保权”与由此引申出的“国家安全”概念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国家安全的最高目标是保卫国家主权，而保卫国家主权的最高表现则是保卫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由此推理，“国家安全”──不同于“公共安全”──就不应当是一个涉及社会个体安全的概念，而应当是一个只涉及国家及国家主权安危的概念;“国家安全”也不仅仅是国家主权中自保权存在的一种状态，它更是国民集体要求保卫自身生存和发展安全权利即自保权的合理延伸。

二、认识发展动力：生产力发展“国家安全”概念变化

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经历了各种发展阶段，但就其经济形态而言，却只经历过两种形态，即自然经济和市场经济。不管历史怎样发展，社会如何更迭，其经济运动并未超越这两种经济形态。

自然经济是一种以自给自足为动力和核心目标的经济形态。它的主要特征是其生产产品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为了满足生产者或经济单位本身的需要。在原始公社时期，生产力极低下，劳动者通过“损有余而补不足”式的平均分配使人类自身再生产得以延续。自然经济的最显著的优点是其经济活动并不需要过于复杂的劳动和劳动工具。简单的劳动和粗陋的劳动工具与自然对象进行最简单的物质变换，就会产生出人类所需要的生活用品。其次，自然经济所具有的自给自足的性质，使得这种经济结构在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中具有极强的稳定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极强的生存力，这种能力使世界各民族，尤其是落后民族得以渡过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也许正因此，处于自然经济形态下的弱小国家利用其地理优势，一次又一次在持久战中拖垮了强国的入侵。

但同时也应看到，自然经济又是一种只具备生存功能而不具备发展功能的经济形态。由于自然经济的生产目的是为了自给自足而不是用于交换，是为了获取产品的使用值价而不是价值，因此这种经济很难形成价值积累，其生产的扩大也只是对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占有规模的外延扩张，而不是价值积累和扩大。与此相应，整个经济只有在消费与生产保持大体平衡的条件下才能进行，一旦这种平衡因生产的扩大和财富增加及随之而来的两极分化而打破，这个社会也就随之解体并发生混乱。人类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再到私有制社会的历史演变，其内在规律就是这样。《荷马史诗》所描写的及世界各民族都经历过的“英雄时代”就是这种历史规律的早期反映。

只要有人类的经济活动，不管其形态如何，就必然有财富及敛财欲的增长。同是聚积起来的财富，但在不同的经济形态中，却会对社会稳定造成不同的后果。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的天性使其不具备将聚积起来的财富转化为资本的功能，这使得剩余劳动在商业流通中形成大量货币资本无法为生产领域吸收，当这些货币资本不能有新的投资和增值领域时，它便会通过购买生产资料(在古代农业国，这种生产资料就主要是耕地)的方式迅速转向生产资料领域，使原来已形成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稳定结合，遭到破坏性解体。不管什么社会形态，当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稳定性遭到破坏，社会的解体也就随之发生。一部中国古代史大体上就是这样的历史：经济繁荣来得愈快，社会动乱来得也就愈快。动乱造成生产和消费两方面的破坏，破坏使生产和消费再次回到其最原始的即一无所有的起点。

无疑，正是自然经济才使人类存在得以保障;同时也正因如此人类发展受到束缚。自给自足，特别是自给自足的小农业经济天然具有的排斥发展的特性，使经济的发展异化为破坏小农业自身的手段[4]。在这种经济形态中，国家力量表现为国家对产品使用价值而不是对价值的占有量，其经济量的扩张──在农业国度中──也主要表现为土地和人口(劳力)的外延扩张。不断扩张陆权(而不是扩张海权)和不断扩张土地以使失去土地的农民再次获得土地，这是自然经济条件下避免整个社会内乱的主要方式，由此产生的人们对国家安全的认识必然是以重生存轻发展的认识;由此引发的对国家──特别是农业国家──主权及自保权的认识也多局限在防止属于自己的使用价值即土地、人口等而不是价值及其商贸运输线不受侵犯的方面。

取代自然经济的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最早起源于一般意义上的物物交换“市场”。不管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也不管什么样的经济形态，也不管什么地域发生的生产力，它们都不可能生产出劳动者所需的一切，这样便产生了人类最初的交换和由此产生的最原始的“市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产品有了剩余，市场交换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由此便发展出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有了货币，便有了通过交换致富的可能，于是便发展出专门经营商品的商业活动。但这时的商业行为，还不属于商品经济的范畴，这时的市场也不属于市场经济的范畴，它们只是自然经济并附属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目的的经济行为。然而，随着交换及由此获取的财富进一步扩大，商人的力量也随之扩大。手握巨大财富的商人便开始根据市场需求，将手中单纯为了生息的货币反转过来投资新的产业，将原来自给自足的经济活动改变为以满足市场需求为目的的活动。随着这样的活动获利增多，社会经济便由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自给自足的生产便转为商品生产，投入生产过程中的货币便转为资本。

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的特定阶段。与自然经济相比，资本主义经济将发展纳入其经济活动的目标，原来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与消费的稳定结合被资本分裂开来;市场竞争使生产的目标从原先只为生产者自身需求转移到为国内，继而为国际市场的需求。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市场和投资的多样性。在市场竞争中，谁先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谁也就获取更丰厚的利润;谁能赢得更多的利润，谁也就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市场经济的规则，与自然经济相比正好相反。自然经济中生产的扩大表现为对使用价值的占有量的扩大，市场经济中生产发展则表现为对价值的占有量的扩大;在自然经济中生存是发展的绝对前提;而在市场经济中生存则是发展的相对前提。在前者，国家生存系数高低是衡量国家安全的主要尺度;在后者，国家发展和可持续性发展能力更是考量国家安全的主要尺度。

当国家经济进入市场经济的快车道后，利润成了企业追求的绝对目标。为此，较早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在最初往往是通过最大限度压低国内消费来使企业利润最大化，结果导致国内阶级矛盾激化。为了实现在不降低利润率的前提下缓和国内矛盾的目的，这些国家便开始向外扩张。“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了。…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内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5]世界性的消费需求，给市场经济国家的生产带来巨大的发展。民族经济的发展将因此日益依赖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于是，世界市场──而不仅仅是国内市场──也就成了市场经济国家发展的必要前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安全”的概念，也就成了一个与发展相联系的世界性的概念;人们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也就从传统的“保家卫国”即从保卫国家本土生存的概念，转变为保卫国家世界性发展的概念。

三、认识的异化：资本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霸权与国家安全

自从资本登上历史舞台，世界就发生了迅速的变化。资本先把本来在自然经济中统为一体的国内生产和消费，分裂为对立的两部分并通过压低国内消费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当国内消费被压低到劳动力不能维持自身再生产的正常水平，从而由此产生的国内矛盾已不可调和的时候，资本就开始追求海外市场，并用从海外获得的大量利润回流，缓解国内矛盾。与此同时，世界也就开始了资本的全球化进程。率先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为避免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便要不断地创造可获高额利润的海外市场。这样世界便分为资本中心地区和资本外围地区。外围地区在遭到外来资本冲击并为资本中心地区提供利润回流的进程中不可避免要给这一地区带来市场经济的新因素;新因素会造成新的革命即市场经济需要的民族民主革命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市场化改革运动。

在资本主义历史上，英国是资本主义最初的中心。但最先品尝资本全球化冲击的是今天已进入七国集团的法国。

中世纪的法国借助由地中海到北欧的过境贸易中产生的大量商业资本的增加，而不主要是像英国那样由根植于本国的商品生产的增长在欧洲较早发迹。与中国春秋时期的井田制的解体一样，大量游离于生产之外的商业资本较早和超量出现，使法国庄园经济较早解体，庄园农奴和土地较早分离。商业资本增长进一步导致劳动力与土地生产资料的分离速度加快。与英国正好相反而与中国战国时期和后来的太平天国时期的情形近似，由于当时法国资本主义工业非常脆弱以至不足以吸收大量游离于生产领域之外的货币资本和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便从农村流入城市并成为社会动荡的源头。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兴起使从地中海经法国通向北欧的商路中断，过境贸易锐减使法国出现萧条。此时英国正处上升时期，法国的政治家试图仿效英国，希望通过对外开放和自由贸易振兴法国。他们天真地认为，用给英国的工业品优惠政策(进口税减20%)的方式换回法国葡萄酒与白兰地在英国畅销，这样法国就可得到振兴。为此，法英1786年签订了《伊甸条约》。出乎法国人所料，法国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的总值大大低于英国工业品的总值。经过短期较量，法国工业经济从法英的交换中所获甚微并为此濒于破产。法国人想取消这个条约以制止民族工业的衰落，但为时已晚。三年过后，1789年法国便发生了剧烈的政治动荡即人们常说的“法国大革命”。拿破仑的出现是当时处于相对弱势的法国对强大的资本主义英国及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经济理论的严肃挑战。拿破仑看出法国政治危机产生的深层原因[6]，他用暴力摧毁英国工业品在欧洲大陆市场的同时，又用暴力强行把欧洲农民(也有人称之为“农奴”)从封建庄园中解放出来并使之变为自由的小土地农民，以此为虚弱的法国资本主义工业造就了可以为法国资本垄断的劳动力和消费市场。尽管拿破仑在1815年滑铁卢战场上失败了，但他为身后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不可动摇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1827年法国工业生产力比1815年增长一倍。此后，法国便由英国资本的外围地区跃入资本中心地区，并成为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与英国相对应的新的一极。如果说是英国开辟资本全球化历史的话，那么，从相当的意义上说，是法国开辟了资本多极化的历史。随着资本全球化进程向世界铺展，德国、美国、日本等在与新旧霸权(英国、法国及西班牙、葡萄牙等)的强力对抗中，相继挤入世界霸权的行列。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自相残杀后，这些国家开始联合并形成排斥处于外围地区的南方国家发展权利的资本联合中心，以共同主导和垄断世界资源和市场。

多极化的不断兴起与霸权的不断更替，是资本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现象。所谓霸权实质上就是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大国对世界经济及他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和垄断权;而所谓多极化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是自然经济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以重生存轻发展的自给自足经济向以发展求生存的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是封闭的地域性的自然经济通过市场改革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7]。必须说明的是，与自由支配自身劳动力的工人存在是资本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一样，现代霸权并不排斥南方国家的生存权，相反还以南方国家的生存权为自己发展的前提，因此现代南方国家的反霸斗争的焦点并不主要表现在生存权方面，它实质上是已进入市场经济的南方国家争取其固有的发展权与已在国际市场中占主导地位的北方国家限制和遏制乃至剥夺南方国家发展权的斗争。邓小平同志对此讲得明白，他说：“人们在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我曾多次对一些外国朋友讲，这个问题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8]“现在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着全世界的经济，市场被他们占了，要奋斗出来很不容易。”[9]独立权包含着不可侵犯的平等发展权。平等发展权意味着平等地利用有限的国际资源和市场的权利，恰恰就在这一关键点上，北方国家才露出其早年海盗(霸道!)的本性。南方国家的持久存在(而不是发展)，已成为北方国家缓和内部矛盾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但由南方国家生存权必然产生的发展权则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北方霸权国家的对立物。市场经济已把发展作为现代国家存在的基石，那么，刚进入市场经济的南方国家必然会把争取发展权作为其国际斗争的主要目标。资本打破了自然经济下生产与消费的天然平衡，使生产发展的无限性与市场和资源的有限性对立，这种对立最初导致国内经济危机;为缓和危机，资本就必须在更大的范围不断开发市场和资源。当这种开发覆盖至全球范围的时候，资本中心国就会对有限的市场与资源实行联合直接或间接地垄断;当这种垄断受到在多极化进程中新崛起的国家的强力挑战时，资本中心国就会不顾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公认的国际公理，利用它们掌握的巨大政治军事力量对这些国家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实行所谓“遏制”(这种遏制的底线并不是一国的生存权而是这个国家全体国民共享的发展权)。一旦这种遏制被新崛起的国家强力打破，其结果，要么是霸权国家向新崛起的国家妥协，认可一种适应于多极化发展而不是少数国家垄断性发展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要么就是在原有的游戏规则中出现霸权更替──就像英国代替西班牙、美国代替英国一样。这是一个进入市场经济轨道的国家不能回避并且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无法改变的历史过程。

发展权，从经济的角度看，至少包括在世界范围自由贸易不受侵害的权利。而赢得这种权利的关键是自由和平等地利用世界贸易必需的交通线，特别是海上交通线的权利。但是，自由从来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它是需要枪杆子来捍卫的。一百年前，也就是美国经济开始走向世界贸易的时候，美国学者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提出对当代中国仍有特别的意义的海权理论。他说：“交通状况决定战争的成败。广义上，交通是政治和军事战略中的最重要的因素。海权在控制交通方面作用突出，历史上即是如此，而且只要还有海军，该状况还会继续存在。原因就是在长距离大批量运输方面，水运比陆运方便得多，运量也大得多，所以海洋也就成了最主要的商业交通媒介。‘商业’这个词让人想到海洋，因为海上商业在任何时代都是财富的主要来源，而财富又具体象征着一国的物质和精神活力。所以，如同陆军对于陆上军事行动至关重要、雨水和阳光对于植物的生长绝对不可少一样，海上交通通过被用来保证自身利益或扰乱敌手，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根本活力。”[10]“对海洋的控制必须通过竞争获得，或许还需一番武力较量。”[11]“商业的打击就是对有关国家的交通的打击。它截断了它的营养，使它忍饥挨饿，切除它的力量之根基、战争之筋腱。虽然有战争这个可悲但不可避免的因素依在，但人们还是热切希望避免受战火袭扰，因为对商业的打击的的确确是能发起的最致命的打击。”[12]

在全面推进市场经济的经验方面，美国人是我们的先生。在反霸中保卫和捍卫自身发展权方面，早期美国人也是我们的先生。

南北战争后，美国国内建立了统一的市场，给国内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西部土地的开发、自由劳动力和国内市场的扩大、先进科技的应用和欧洲资本的输入，使美国以惊人的速度崛起并成为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新的一极。从美国内战结束时的1865年到美西战争爆发时的1898年，美国小麦产量增加了256%，谷物增加222%，精糖增加460%，煤炭增加800%，钢轨增加523%，投入铁路运行的长度增加567%以上，原油从300万桶增加到5500万桶，钢锭铸件由不足2万吨增到900万吨。1890～1938年间，美国钢铁产量和能源消耗均占世界第一[13]。

国内市场、国内资源的有限性和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也是所有形态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之一;是市场经济，特别是刚进入市场经济轨道国家的内部社会矛盾产生的重要根源。正是基于这种深层矛盾，1874年、1877年、1886年，美国爆发了规模巨大的工人罢工。国内市场不足和由此激化的社会矛盾，要求当时的美国经济必须向海外发展。在当时寻找海外市场，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其一，美国必须获得更多的海上基地作为贸易和海军的中转站，以保护和扩大美国的海外利益;其二，美国必须解除当时横行于东太平洋的霸权国家即英国、德国及西班牙的海权压力。这两大现实问题使越来越多的战略家对当时美国传统的沿海战略提出质疑，他们认识到现代海军的舰只不应是单独航行或停留在美国沿岸港口，而应集中成舰队在海上采取进攻性行动。正如1887年美国一位国会议员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支海军，“ 它能使我们在远离海岸的地方迎击来犯之敌 ”[14]。

美国振兴海军的工作于1882～1883年开始。当时的切斯特·阿瑟总统表示：“国家的安全、经济和荣誉需要我们全面振兴海军。”[15]1882年国会决定建造军舰两艘，至此开始了美国扩建海军的计划。几乎就在中国清政府用建北洋水师的钱大兴土木，建造颐和园的同时，美国哈利逊政府(1889～1893年)已将海军军费从1886年的1700万美元增至1893年的3000万美元，军舰从3艘增加到12艘。美国由世界第12海军国跃居第5位[16]。从1890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海军军费从所占整个联邦支出的6.9%猛增至19%，至1914年美国海军已居世界第3位[17]。

与此同时，美国也极果断地开启与英国、德国和西班牙在东太平洋上争夺霸权的战争。1867～1889年间，美国买下了阿拉斯加，占领了中途岛，迫使英国和德国承认美在夏威夷的珍珠港和萨摩亚群岛的帕果-帕果建立的海军基地的事实。1895年英国试图扩大英属圭亚那的领土，和委内瑞拉发生边界冲突。美国在“门罗主义”的旗号下强行干涉并迫使英国接受美国的仲裁。1898年美国向西班牙宣战，利用其海上优势迅速击败西班牙舰队。后又将西班牙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的殖民遗产──波多黎各、关岛、菲律宾和古巴攫为己有。美国在打败西班牙、迫使英国和德国在萨摩亚群岛、英国在拉丁美洲地区向美国作出让步的同时，也就真正步入新崛起的世界大国的行列。此后美国在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的利益才得以不受阻碍地实现。

回顾历史，是为了中国的未来。美国本世纪初的崛起及其与英国等霸权国家的斗争，并不是美国的过错：任何新崛起的国家，尤其是市场经济国家，都有平等和自由地与其他国家分享国际贸易及其贸易运输线路的权利。问题在于，美国在它摆脱殖民地地位并崛起之后，便开始以保护“国家安全”的名义，侵犯他国主权，与霸权国家瓜分世界并与这些霸权国家联合垄断和排斥南方国家发展权。这使美国对“国家安全”的认识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发生了异化：由正当的维护国家发展权的行为，异化为阻碍生产力全球化和社会化的霸权行为。

四、从般到特殊：中国国家安全新观念

目前的中国正处在解决了温饱即生存问题后进一步转向如何解决发展问题的阶段。20年的改革已使中国摆脱了贫困，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并达到小康目标。为实现邓小平提出的到下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的宏伟目标，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此后，中国经济全面向市场经济转轨，快速发展使中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日益加大。

1998年，中国出口总额为1838亿美元，是1959年的80倍、居世界第9位;同年中国进口总额为1402亿美元，是1950年的242倍，居世界第10位。1998年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由1978年的32位上升到第11位。中国贸易伙伴在50年代有60多个，1980年增加到180个，1998年发展到227个。1998年中国十大出口地依次为：香港、美国、日本、德国、韩国、芬兰、英国、新加坡、台湾、法国。十大进口地依次是日本、美国、台湾、韩国、德国、香港、新加坡、俄罗斯、法国、澳大利亚。1998年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为1632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89%，其中机电产品出口为665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36%，已连续4年超过纺织品成为中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1978年中国国民经济对外贸易的依存度为10%，1998年上升到34%。1998年中国外汇储备为1450亿美元，比1979年的8. 4亿美元增加了172倍[18]。快速发展必将带动巨大需求。据估计，21世纪头10年，若中国经济仍保持在年均10%的增长速度，到2010年，中国人口将达15亿，人均GNP为2700美元，届时中国需石油10亿吨，其中需进口9亿吨;粮食产量维持在5亿吨，需进口2亿吨才能满足国内需求;初级产品进口比重将提高到7.5%[19]。这说明，中国已初步从初级产品出口国转变为工业产品出口国家，中国有1/3强的经济增长已与世界贸易连为一体。这同时进一步说明，中国发展及其相关利益，尤其是国家安全利益，与建国之初相比，在相当程度上已与世界联系起来，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中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也将要发生相应的变化。

以往中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更多的侧重于国家的生存安全。在这种认识中，本国的安全与世界的安全是相对分离的。我们因此常常不理解美国人为什么在世界各地到处插手，但只要看一下美国经济，乃至美国本身与世界的联系程度，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研究一下美国年度安全战略报告，不难发现，美国人眼中的国与国的限界远不如东方人感觉得那么明显：对国家安全的考虑，美国人是从世界的范围来看问题的;对地缘战略的制定，美国人的视角是如何控制海洋及海上关键岛屿;对国家经济、政治战略的制定，美国人的视角是如何控制世界市场及能源资源关键地区;美国国内问题的解决，更多地也是从国际问题的解决入手的。100年前，马汉曾对这种变化从理论上作出过合乎逻辑的解释：“在我们变化的态度之中，令人感兴趣的、有意义的特点是我们把目光转向外部而不仅仅投向内部，以谋求国家的福利。确认远方市场及其和我们巨大的生产能力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合乎逻辑地意味着对于将产品和市场联系起来的环节的承认，那就是运输。生产、市场和运输三者共同组成了给英国带来财富和光荣的海上权力的链条。另外这三个环节中的两个──航运和市场──都存在于我们的疆界之外，我们承认它们的重要性就不能不对美国与世界的关系予以注意，这和自给自足的简单观念有着天壤之别。”[20]因此，马汉对当时的美国政府提出忠告：“英国的成功给其带来了巨大的、广为分布的对外利益，可同时它也担当了风险，单单为保护这些利益它就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我们的情况和英国不尽相同，但我们的地理位置和政治信仰也赋予了我们对外利益和对外责任。它们也使我们要承受风险。我们没有必要四处去冒险，但普遍的观念和政治上的认真思考肯定地告诉我们，在海那头的既不由我们造就也不由我们控制的情势中，存在着自发生成的、需要我们保护的利益。‘海那头’意味着要有一支海军。”[21]与英国前几个世纪的历史发展一样，正是有了控制海权的军事胜利及由此产生的大量的海外利润回流，美国才巩固和发展了国内民主制度;相反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曾羡慕并仿效建立了英美式的民主制度，但由于其经济转轨和海外市场的扩展都不仅没有同步发展也没有达到相应的程度，结果其民主政治建设大多都失败了。从军事国防的角度看，英美式的民主制度稳定发展的前提，是本国及其近邻地区安全不致受到经常性的侵犯;换言之，国内政治不能经常出现非集权则不能排除的外部战争压力。而要作到这一点的前提是，国家要拥有足以将企图威胁本国安全的敌对力量消灭于遥远海上的海军，在当前尤其是要拥有集制海、制空、制电磁权为一体的海军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的海军不仅仅是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权的保证，同时也是其民主政治发展权的保证。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对海外市场依存度的增高，中国国内必然生长出来的民主政治发展安全也日益依存于世界安全。这使中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认识及由此形成的关于国家安全的观念，也必将与世界日益融为一体。

当今中国国家安全，已不是生存意义而是发展意义上的概念;当今中国的发展已不仅仅是国家内部的历史运动，而是一种与世界紧密联系一体的历史运动。发展利益之所在，便是今日中国国家核心利益之所在，对国家核心利益的威胁便是对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从这个意义上看，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安全观念不同，中国新世纪的国家安全应当主要是一个以维护中国发展权为核心的世界性的概念;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关注，应当从传统的维护本土安全，转变为维护已走向世界的中国政治和经济利益安全;对中国国家安全系数评估基点，不应再主要建立在本土安全而应建立由本土辐射于世界的国家利益安全之上;最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也应当从封闭的和独守家门的模式，转变为积极进取和开放的模式;从制陆权为主的作战方式转变为集制空权、制海权和制电磁权为一体的现代作战方式。总之，利益决定观念及其实现手段。中国的发展利益走到哪里，中国的安全观及其实现手段就应辐射到哪里。

那么，这是不是说，中国要改变传统的反对霸权主义外交政策，转而要与其他国家争霸世界呢?

不，绝不能这样理解。

如前所述，所谓世界霸权，是当代处于资本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对处于资本外围地区的国家发展的垄断权。自从市场经济的政治神话在中国打破后，我们便意识到市场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采用的一种经济体制。既如此，只要采用市场经济体制，不管其国体如何，它们必然要从世界的角度考虑其固有的发展权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权，从经济的角度看，主要是一国在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不受侵害的权利。而赢得这种权利的关键是自由利用世界贸易必需的交通线，特别是海上交通线的权利。中国既然选择了市场经济，那它就必然要拥有自由贸易及对自由贸易保护，特别是军事保护的权利。在经济日益走向全球化的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全方位地跨国发展，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而是任何采取市场经济的国家天然具有的权利。因此运用这种权利并不是霸权主义的表现，霸权主义的本质在于它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对南方国家的发展权的那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式的垄断。中国“不称霸”的外交政策不应被理解为放弃中国主权中固有的必然要走向世界的发展权，而应被理解为中国在争取和捍卫自己所拥有的必将融入世界的发展权──发展权只能是世界范围的发展权──的同时，不仅不排斥而且还要与其他国家平等地享有各自的发展权。反对霸权主义与保卫平等的发展权，是一对不可分割的概念。对中国──乃至对所有南方国家而言，不反霸则不能求发展，求发展必然要反霸。但是，“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22]，反霸，至少要有与霸权不至过于悬殊的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在这一点上，今天的许多人过于相信“国际法”的作用。然而“在当今世界上，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与否不取决于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后者赋予。”[24]用强力保卫自己应有的海外平等自由发展的权利，而不是动辄以“制裁”的方式剥夺他国的这种权利，这正是中国既要崛起又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界线所在。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注释：

[1][2]《牛津法律大词典》, 中译本，北京：光明出版社1988年版，第851页、第365页。

[3]王铁崖主编：《国际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93～94页。

[4]“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除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切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的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0页。

[5][7][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4～255页、第50页、第9页。

[6]拿破仑曾经锋芒毕露地说，任何国家要想单纯地照搬和轻信英国的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就法国商业政策来说，他在这句话里所表现的政治智慧，超过了他同时代一切经济学家在他们著作中所表现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9页。

[8][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281页第218页。

[10][11][12][20][21][23]马汉：《海权论》，北京：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60页、第375页、第379页、第297～298页、第412页、第419页。

[11]马汉：《海权论》，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375页。

[13][17]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 中译本，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294、243～244页、第300页。

[14][15]《美国军事史》，中译本，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4页、第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