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中国历史论文范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由中国国家文物局和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主办，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承办的“秦汉文明展”于2017年3月27日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隆重开幕。展览集中了来自全国13个省（市/自治区）32家收藏单位的282件（套）文物精品，其中更有首次出国展览的江西海昏侯墓随葬编钟和马蹄金。
第一篇：中国历史论文范文
构建中国的历史叙事
二十世纪初期，在宣扬 “新史学 ”时梁启超颇为自信地说道：
“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者而最切要者也。”(《新史学》)他坚信对于现代中国而言：“今日所需之史，则国民资治通鉴 ’或‘人类资治通鉴 ’而已。”今天，随着中国与世界形势发生极为深刻的变化，许多行之已久的旧的历史叙事已经很难准确、全面地论述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基本面貌。与此同时，对于中国而言，要想正确地认识过去、展望未来，就不能缺少合理的、自洽的长时段历史叙事，借以揭示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分疏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主流与枝干，总结中国当代历史实践的得与失，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审视中国问题的恰当切入点，培育人民正确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
而一旦在学术文化领域丧失产生这样历史叙事的能力或机制，则很有可能会让一些以学术面目出现，但内核却充斥某种政治企图的历史叙事乘虚而入，混淆视听，使人们在不知不觉间觉得只有那样的角度才是认识中国的正途或捷径，甚至使之变成各行各业的人分析中国问题的知识基础。对此，我们似乎不应忽视钱穆在抗战前夕的痛陈：“但是要吸收外面的养料，却不该先破坏自己的胃口。近代的中国人，也有笑林文忠为顽固糊涂，捧耆善、伊里布为漂亮识大体的。这无异于站在外国人的立场，代表外国人说话。中国人自己不知道中国事，便不爱中国。不知道中国、不爱中国的人，如何算得上是一个真
正的中国人!”(《中国历史研究法》)
既然历史叙事问题如此重要，那么姜义华《中国文明的经脉》一书无疑提供了许多重建我们自己历史叙事的极具启发性的理论资源。比如，书中呼吁今人要 “正本清源 ”，建立 “合乎中国实际的历史观 ”，并在此基础上 “构建中国自己解释历史的话语体系 ”。如果说当代中国的许多重大问题争论都与历史学息息相关，那么 “回头看我们今天历史学研究最大的问题，就是恰恰忽视了对自己的历史的充分重视和独立自主的研究，缺乏以自我为主体，实事求是地从根本上进行研究、总结和概括 ”(《中华文明的经脉》)。换言之，史学研究的发展，除了在史料方面继续扩充之外，离不开对于基本理论与价值观的反思。特别是在今天，许多这二十余年里颇为流行的历史叙事与文化想象其实都值得拿来重新予以审视，特别是辨析清楚它们背后的理论根基、意识形态特征及其现实指向。只有做到这一点，窃以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 “学术创新 ”，而非只是在旧有的叙事及其意识形态想象之上叠床架屋。
作为现代史学研究的先驱，兰克认为：“政治与历史的基础是相同的。没有一种完整而精确的、治理国家的知识，就没有政治 —而这种知识如果没有对过去时代所发生事情的了解，则是难以想象的 —而历史研究的正是这样的知识，或者是试图理解这种知识。”(《历史、政治及哲学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他揭示了一个颇为重要的观点，即历史研究的重点必须是政治史，包括一个共同体有无能力造就复杂且稳定的政治组织，形成能够让大多数人服膺的政治文化，以及在此组织中是否能出现具有政治担当能力的政治家，此乃 “民族精神 ”的核心要素。后来亨廷顿所强调的 “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大宪章(Magna Carta)而不是 ‘大麦克 ’(Magna Mac)”，也正是此意。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历史叙事的重心就在于如何叙述中国的政治文明与政治实践，特别是要祛除被西方中心论与文明等级论形塑过的各种概念。当年钱穆反复疾呼不能用 “专制 ”二字简单概括中国历代制度;章太炎批评
“整理国故 ”运动 “重文学而轻政事”，晚年多次强调读史的重点在于熟识历代典章制度，他们其实都注意到了如果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被简单地负面化处理，那么对整个中国历史将很难进行正面诠释。但是，仅有少数人进行这项工作是非常不够的。
《中华文明的经脉》就认为，由于在思想文化方面具有 “以人为本 ”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 “责任伦理 ”，中华文明强调每一个人在自己所处的环境里，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要对周围的人和事有一种休戚之感，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具有紧密联系的 “共同体 ”，而非基于个人主义，单纯以利害关系相结合。进一步来说，这种以实践为指归的道德感，也是后来许多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基础。因为马克思主张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中國人一直就十分看重人的 “合群性 ”“社会性 ”，强调分析问题时应着眼于全体的人，而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人。作为政治与文化共同体的中国能够延续数千年而不衰，这种思想特征，以及一代又一代不断实践它的人们，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这也解释了在近代为何许多像恽代英那样的青年儒生走向革命，甚至为革命而牺牲生命。
另外，本书提醒人们，这一复杂的政治组织在经济基础上离不开已有数千年之久的小农经济。从孟子希冀的 “仁政必自经界始”，到董仲舒抨击西汉兼并之风盛行致使 “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 ”，再到章太炎强调推翻清政府以后新政权应着眼于 “分配土田”，历代贤人都十分注意中国的农村、农业与农民问题，将其视为分析政治社会问题的重要基础。而按照许倬云的分析，自汉代起中国就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精耕细作的农业，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连接全国各地的贸易网络，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在市场中进行交易，加强了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形成涵盖面极广的儒家文明圈。
章太炎在清末声称 “农人于道德为最高 ”。农民的日常行为中往往体现着儒家学说里最基本、最强调力行的那些要素，比如敬天法祖、敦睦邻里、守望相助、讲信修睦等。对比于写入历代正史中的达官显贵，农民或许才是中华文明深层次的力量。“事实上，正是因为广大农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在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过程中能动地发挥了创造性，我们才能发展出世所罕见的发达的农耕文化，从而塑造了中华文明独特的演进路径。”
(《中华文明的经脉》)自清末起，邓实等人就希望能出现区别于 “君史 ”的“民史 ”。但要想形成真正名副其实的 “民史 ”，或许不能忽视毛泽东所强调的 “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就此而言，历代土地分配问题、农业生产问题、农业政策问题、农村阶级状况，以及各种各样的 “民变”，必须在历史研究中予以充分重视。
最后，“国家，在中国，从来被视为一个伦理性的实体 ”。经过漫长的历史绵延，中国社会具有
“家国共同体 ”的特征，其中贯穿着“责任伦理 ”。对家庭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国家负责，在政治实践层面重视将德治、礼治、法治有机结合，都与这样的伦理价值息息相关。及至近代，“中国传统家国共同体固然需要根本性的变革，但它合理的内核则不容否定，在现代社会动员、社会管理、社会自治、社会稳定中，它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在现代国家建设、现代政党建设、现代经济建设、现代文化建设中，它也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软实力 ”(《中华文明的经脉》)。这绝非当代解构主义者所热衷于宣称的 “想象的共同体 ”，也不是把中国的历史经验作为佐证某种域外理论的素材，而是在长期的历史流变中形成的民族文化精髓。
毋庸讳言，这样的历史叙事极不同于现代西方的发展模式。如果说霍布斯与洛克的学说是现代西方政治理论的先驱，那么按照萨拜因的说法，霍布斯 “对政府的最终估计完全是世俗的而且也是相当功利主义的，政府的价值完全在于它的所作所为 ”。与此同时，“一种普遍的善或公共的善乃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东西，因为所存在的只是那些渴望生活并期望生活资料能够得到保障的个人”。对洛克而言，政府的存在固然是为了保障 “个人权利 ”，但后者很大程度上指的是 “财产权 ”，而对于如何获得财产，洛克却并未有太多道德层面的考虑。因此，
“他对所有天赋权利或自然权利的看法乃是同他对财产的看法一脉相承的 ”(《政治学说史》)。且不论如此这般是否更具德性，如果以这样的视角来审视中国，自然会觉得中国的 “家国共同体 ”式的政治文明很不 “正常 ”，相似的，如果以这样的视角作为研究历史的基本理论前提，那么形成的历史叙事会符合中国历史的实相吗?能够正确揭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核心特色吗?固然，今天的西方依然在学术话语方面具有颇为强大的霸权，同时有不少靠着这样的霸权 “吃饭 ”的人，但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与西方国家内部日渐突出的各种弊病，笔者坚信这样的状况迟早会发生变化。《中华文明的经脉》所揭示的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可以成为我们研究历史、形成丰富的历史叙事的起点。(《中华文明的经脉》，姜义华著，商务印书馆二○一九年版)
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
在日本初高中的历史教育中，近现代史一直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许多学校的历史课上，老师讲到江户时代基本就此打住，明治维新以后的历史教育经常受到轻视。即便政府在课程设置方面想了许多方法来改善，效果也一直不佳。正如《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下引此书只注页码)一书的作者加藤阳子在 “后记 ”中所说，日本年轻人近代史教育 几个与军队相关的词在加藤书中的缺失，给了右翼历史观传播的 的出现次数做个简单的统计就会机会。然而到了大学的日本史学 发现，“统帅权独立 ”在全书中只科，近代史却成为学术研究的重 出现了三次，而“军部大臣现役镇，以东京大学为例，从事近代 武官制 ”这个经常在政军关系相史研究的硕博士课程在学生数量 关的文章中出现的词一次都没有上一直远超其他时代。从某种意 出现。大家耳熟能详的 “二二六义上说，和初高中的教育缺失相 事件 ”“统制派 ”“皇道派 ”等词比，在大学学术圈内，近代史的 在全书中登场都只有寥寥數次。
教育和研究都是非常受重视和欢 书中关于 “战争史 ”“军事史 ”的迎的。面对这样割裂的现状，由 细节罕有提及。相比陆海军，作日本一线大学的近代史研究者面 者花了更大的篇幅来介绍近代日向初高中学生 ——特别是对近代 本外交场上的纵横捭阖，并着眼史有兴趣的学生开展讲座，成为 于国内的政党政治、地方选举、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加藤这本 宪法理论乃至经济政策，来追寻书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在这 近代日本对外战争的前因后果。
本大家小书里，作者跳出一般战 “军部的暴走是日本走向战争争史视角，回答了 “日本人为何 的关键 ”，这是长时间存在于日本选择了战争 ”的问题。 国民心目中根深蒂固的观念，虽近些年，国内对于日本近代 然在学术圈，这一观念已然站不军事史、军政关系史抱有兴趣的 住脚。通过阅读本书，读者们便读者与日俱增，提起日本近代陆 会明白，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军部海军相关的名人轶事，不少读者 暴走的遏制力量的政党势力，以都如数家珍。而提起 “日本为何 及政府内负责外交和经济的相关选择了战争 ”，国内读者脑中首先 机关，在近代历次对外战争中大会浮现出哪些关键词?我想军国 多也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而主义、军部暴走等和军队相关的 百年前的日本国民，不仅能够通词出现的概率应会非常高。但对 过选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将自身的意见反映到府县议会和帝国议会的政治层面之上，近代的征兵制度也像毛细血管一样深入到一般民众当中，被征召入军队的民众不论入伍前出身如何，依照入伍的时间便会获得晋升，从而在军队内获得一定的地位和话语权。从这个角度看，征兵制度甚至可以说有其 “民主 ”的一面。在政军两个层面，一般民众的思考和情绪都有着能够向上反映的渠道。日本近代史学术界内，对于以上这些问题都有着充分的认知，但是对于一般国民，特别是对近代史教育并不充分的年轻人来说却很陌生。如何改变他们 “陆海军部才是罪魁祸首 ”这种固有观念，是学术界面向一般民众进行近代史普及教育的重要课题，也是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
比如谈及甲午战争爆发前的日本国内局势之时，作者将视线转向了民权运动者。提起日本明治时代的民权派，一般大众脑内浮现的可能都是反对萨长藩阀政府的民主人士的形象，认为他们是明治政府对外扩张的 “刹车器 ”。而剖析了干义郎等出身于地方名门家庭并当选各县议会议员这个级别的民权家所留下的日记史料，并参考冈义武教授的研究理论之后，作者想告诉读者，即使是民权派，即使他们的立场是反政府的，但由于没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存在，只要涉及外交或者军事问题，他们便会立刻以国家主权为先(84—86页)。此时，民权运动者或者说民党便会扮演起政府和下层民众沟通桥梁的角色，开始号召民众关注国际外交局势，并向民众推销 “文明征服野蛮”式的大义名分，来给国家主权的扩张赋予合理性。可以说当时民权派不仅没有成为对外扩张的 “刹车器 ”，反而成为 “助推器 ”。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中，“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已成至理名言。那么日俄战争背后的政治动因又是什么?这是作者在第二章中主要探讨的问题。甲午战争后，日本的领土以及利益线的边界得到了扩张。然而由于一八九五年的乙未事件的发生，日本通过战争获得的朝鲜半岛的特殊地位开始动摇，如何在虎视眈眈南下的俄国手下巩固甲午战争的战果，便成为日俄战争之前日本对外政治的核心思考。作者阐释了日俄 的政治外交模式。然而竞争对手开战前东北亚外交的脉络。同时 大多无法认同日本作为外交筹码也点出在三十年代日本入侵中国 制造出来的 “既成事实 ”，于是日东北之前，为了将其入侵行为正 本不得不在国际政治的延长线上当化，日本总是强调满洲是日本 以战争、武力手段来达成原本的在日俄战争中牺牲二十亿钱款和 政治目的，寻求利益、版图的扩张。
二十万生灵换来的。如何维护并 从甲午到 “二战 ”，日本不断单方巩固从上一次战争中获得的 “战 面制造既成事实，来强调并扩张利品 ”，是日本战后政治外交的重 所谓的朝鲜、中国满洲乃至中国要目标，而每每正是在这个政治 关内地区的利益版图，其背后的动因的延长线上，便会发生下一 助推力都是这种政治外交。
次大规模的战争。可以说在这个 甲午戰争不仅开启了将近代角度上，正是甲午战争开启了日 日本政治完全导向对外扩张的恶本近代战争与扩张的恶性循环。 性循环，也开启了一般民众心中值得一提的是，二 ○一七年 的战争狂热的潘多拉魔盒。甲午出版的东京大学佐佐木雄一的博 战争中，日本以不太大的代价，士论文《帝国日本的外交 1894— 便获得了领土扩张和巨额赔款，1922：为何版图在不断扩大》(佐々 战后也切身体会到了自身国力的木雄一『帝国日本の外交 1894— 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从此，“战1922 なぜ版図は拡大したのか』) 争与对外扩张是好的 ”这个观念更为明确地指出了日本近代不断 便深入了很多日本人的内心。日对外扩张的政治源头。佐佐木的 俄战争后，因为没有从俄国获得论文中说，着眼于已经得到的政 赔款，不满的民众聚集在东京日治利益，或者单方面制造政治上 比谷公园进行反政府集会，最终的既成事实，并将其作为利益正 演化为日比谷烧打事件。从这点当化的论据和筹码，来寻求和国 也可以看出，甲午战争后，轻而际政治上的竞争对手的 “等价 ” 易举从战争中获利一直是日本民交换，是日本近代以来对外扩张 众心中的美梦。在民众心中有了对海外扩张的向往和憧憬之后，政府和军人要做的经常就只是在政治层面的一些引导了。在加藤阳子所著的另一部面向一般大众的近代史著作，岩波新书日本近代史系列的《从满洲事变到日中战争》(加藤陽子『満州事変から日中戦争へ』)中，作者曾经利用一位普通知识青年的日记，描绘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日本街头上这样一个情景：热衷推行满洲扩张和移民政策的军人在街头，向一般民众进行所谓的国策宣传，他叫嚣着 “大家拿着五反部的土地，能供得起孩子上中学吗?日本地少人多，因此让我们拿下满洲的沃土吧，那样大家都能成为大地主了 ”之类的充满诱惑性的口号，来呼吁大家支持满洲扩张政策。这正本近代扩张的一个缩影，加藤正是将视角集中于这些微观的缩影，来向深受 “军部暴走 ”论影响的读者描述近代 “军”之外的势力和团体一步步倒向战争与扩张的景象。
另外，在讲述近代满洲移民问题之时，作者引述养蚕业发达，深受三十年代初期经济恐慌之苦的长野县南部饭田地区的例子，利用地方乡土史料，来描述当时日本政府，特别是内阁掌管下的拓务省和农林省欺骗民众，利用政策 “购买 ”分村移民的情形(309—310页)，并在全书的最后，提出了两个尖锐的问题：
“第一，希望探讨包含天皇在内的内阁以及军方领导人的责任;第二，试着想象如果自己生活在那个时代，是否会去帮助那些为了一点补助款就将分村移民送出的县政府官员、村长或是村民。”
(314页)其中第二个问题，正是针对饭田的事例而言，面对一般读者，让其了解近代史上长野南部山区的一个小地方的民众对于满洲移民乃至对外扩张的所思所为，在此基础上引发他们独立思考，如果置身于历史当中，自己又会如何行动，正是本书的重要着眼点。
本书出版之后，加藤阳子仍然对以饭田为中心的满洲移民地域的地方史充满兴趣，至今为止，加藤指导下的硕博学生，每年仍然会开展一个关于饭田地域的研究会，将该地域一位地主望族的一个东西之所以美，是由于美本身出现在它上面，或者为它所分有。—柏拉图日记手稿 “翻刻 ”(即将一般人难 十年间可以说一直致力于近代天以辨认的近代手写体史料改写成能 皇制的探究，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够阅读的印刷文本)出来，刊登在 本书的思考和问题意识，一直影每年的研究室期刊上面进行公开。 响着作者的研究和教学活动的方通过第一手的日记史料，来展示 向，也在很多方面影响了笔者以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期，日本 及本书译者这些年对于日本近代地方的实情和民众思想的变迁。 史的学习。
而对于 “希望探讨包含天皇在内 (《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加藤阳的内阁以及军方领导人的责任 ” 子著，章霖译，浙江人民出版社二 ○这个问题，作者在本书出版后的 一九年版)
作者：王锐
第二篇：解读中国：历史与现在
由中国国家文物局和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主办，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承办的“秦汉文明展”于2017年3月27日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隆重开幕。展览集中了来自全国13个省（市/自治区）32家收藏单位的282件（套）文物精品，其中更有首次出国展览的江西海昏侯墓随葬编钟和马蹄金。
作为2017年最为重要的中美人文交流项目之一，该项目受到了刘延东副总理的亲切关怀，并向展览开幕式发来贺信。同时，展览得到了文化部及中国驻美国使馆的支持，以及基辛格博士等重要人士的关注。
一直以来，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围绕着中国历史主题，保持着密切合作，陆续推出了一系列重要展览，如1980年“伟大的青铜时代”展、2004年“走向盛唐”展览、2010年“忽必烈的时代——中国元代艺术展”等。“秦汉文明展”秉持着一贯的高水平，以深入的研究为基础，通过极富代表性的展品表现鲜明的展览主题，力图为各界观众，尤其是西方观众提供更新更多的了解中國秦汉历史及中国文化的素材与视角。
一、展览主题：历史照进现实
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时期之一，秦汉时期塑造了中国文明的诸多特质。此后两千余年，国家政权结构、律令体系、政教关系、疆域幅员、国际关系等诸多方面深受此时期之影响。时至今日，China、汉语、汉字等名词直观反映着秦汉时期之深刻烙迹。
今日之中国，幅员广阔，民族众多，承载着悠久而博大的文化传统，呈现着日新且蓬勃的时代面貌。面向全世界观众，如何介绍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之间的秦汉时期历史？如何更好地帮助观众理解那个时期的中华历史传统？在我看来，“秦汉文明展”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尝试。
在策展人孙志新博士的构建下，本次展览以“中国”为出发点与归宿。展览主题以中国历史之秦汉时期的成就，提供理解今日中国的历史视角。可以说，呈现于世界舞台之上的今日中国，其文化基因中有着秦汉之渊源。将今日之中国与历史之中国紧密相连，既夯实了展览的现实意义，又为观众理解展览提供了参照系。
展览内容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以秦统一天下为背景，展示了以兵马俑（图一）、武备所构成的军事实力，以文字、铜车马、度量衡具与货币系统体现出的统治策略，以建筑构件为代表的基础设施。秦朝的建立，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格局，也开启了一个以“统一”为政治理念的新时代。同时，还展出了以百戏俑和铜雁为代表的写实主义风格塑像。有学者认为，这种写实主义风格可能反映了与外来文化交流的情况。
第二部分展现汉朝继承秦朝的统治格局，并为巩固和拓展“天下一统”而付出的各方面努力。汉朝进行的政治改革与文化创新，建立了完备的文官体系，明确了儒家思想作为王朝的统治思想，确立了郡县制与封国制相结合的行政结构，组建了强大的骑兵部队，并开展了以“丝绸之路”为载体的国际交流。相对稳定的统治秩序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一系列的彩绘舞俑、歌人、奇珍异兽、建筑模型等展品反映出汉代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尤其是汉中山国王后窦绾的葬具金缕玉衣（图二）充分展示了贵族墓葬的奢华以及对于升仙的向往。
第三部分探索汉代艺术与文化的多样性。汉朝统一的政治格局下，广阔疆域中的各地人民不断创造着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艺术风格。以儒家为主体，道家、阴阳家等诸多学说所宣扬的观念互鉴融混，体现在如家族祠堂和墓室装饰等载体上。边疆地区的独特艺术风格不仅表现在艺术形象上，器物材质也保持着鲜明的喜好（图三）。除了青铜、黄金、宝石等珍贵材质，玻璃、琥珀、水晶等贸易舶来品也陆续出现在边疆乃至中央腹地。汉代是一个面向国际敞开胸襟的时代。
最后一个展厅内，只放置了一件汉代铜镜（图四）。其背面铭文有“中国大宁”一语，成为了整个展览的点睛之笔。经历过秦汉时期四百余年的提炼，“中国”一词在大一统政治格局中不断明确其内涵与外延。正如展览部题所述：“这片广袤而多元的国家中，‘中国人’成为一种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身份认同。”从那时起，“中国”所代表的深刻含义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心理的核心部分。
对此，纽约时报的记者Holland Cotter以西方人的视角做了一个有趣的表述：“对秦汉人来说，无论你去了哪里，在此生还是来世，你都在中国。”
二、展品：代表性与新鲜度
展品是展览的载体。高质量的展品是展览水平的保障。挑选适合的展品是展览筹备工作的重要环节。依据展览的需求和特点，需要综合考虑诸多因素来挑选恰当的展品。我认为，本次展览的展品从“代表性”和“新鲜度”两个方面出色地满足了展览主题和内容需求。
本次展览展出的282件（套）展品，时间上跨越了秦汉两个朝代，地域上覆盖了王畿地区与边疆地区，种类上涵盖了最具代表性的器形与材质，来源上包括了本土制造与外来进口，用途上兼顾了城址所用与墓葬所用。不仅如此，展览从众多的同类型文物中挑选出具有代表性的展品，以求最能满足展览需要。
规范文字、车轨间距以及度量衡标准等举措，被认为是秦始皇帝的重要历史贡献。为了表现这个重要内容，除了惯常的秦半两、权、量之外，策展方特意选择了出土于骊山陵陪葬坑的一号铜车马和二号铜车马（复制品）（图五）。这两辆车约为真车1/2大小，通体使用青铜、金、银等金属铸造，并在表面施以彩绘。更为重要的是，两辆铜车马由数千件部件组合而成。这些部件采用标准化生产，重复性部件规格一致，直至今日仍可活动自如。观众不仅对秦代的标准车轨间距有了直观理解，更可以对当时标准化生产的应用水平有了直观印象。
一直以来，追求“再现”的写实主义艺术风格是中国艺术风格中的小类。实际上，这种艺术风格也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本展选择了分别出土于秦始皇帝陵园水禽陪葬坑和百戏俑陪葬坑的铜雁（图六）与力士俑（图七）。铜雁羽毛的细致纹理，力士手臂的条条肌肉，都让人惊叹其准确与真实。以这两件展品为代表的秦陵陪葬品足以让每一个观众对中国艺术留下新的深刻印象。
汉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的金缕玉衣葬具是本展的重点展品之一。由金丝串联数千片玉片制成的玉衣，犹如一个玉匣将逝者的身体包含于内，寄望魂灵升飞于天而化仙。作为最高规制的葬具形式，观众可以了解西汉统治阶层的奢华葬俗，同时，也可以理解汉代思想中的死亡觀念。
最新的重大考古发现总能引起观众的兴趣。本展展出了被评为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江西南昌海昏侯墓”随葬编钟6件（图八）和马蹄金（图九）3枚。这也是“海昏侯墓”随葬品首次出境展览。墓主刘贺曾经被立为汉皇帝。他特殊的身份让观众对其墓葬充满了好奇。鎏金编钟与马蹄金仅是他随葬物品的冰山一角，也足以让观众感受到贵族生活之奢侈与器用之精美。而且，该墓的发掘工作尚在进行之中，不断公布的新发现持续增加着展品的吸引力。
三、展厅：以展品为主角
本次展览的展厅选择了深灰色为主色调，通过大型喷绘展示了长城、部分展品特写等背景画。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色彩，也省去了过多的装饰，甚至连文字说明也只是点缀其间。素雅的风格营造了一种纯粹的环境（图十、十一）。当观众走进展厅，目光随着点光源的照射，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展品之上。
所有的细节都是如此的清晰。兵马俑严肃的表情与坚毅的眼神，力士俑屏气凝神的蓄力，铜雁凫水的优雅，歌舞俑的曼妙身姿与演奏俑的专注，动物塑像的憨态可掬，金缕玉衣的神秘与安详。当目光扫过一件件历史的见证物，你仿佛聆听到它们在轻声诉说。
时至今日，博物馆展览已经发展成为立体式的综合展示平台。借助于设计师以及多媒体技术的运用，观众可以从一个展览中获得越来越多的信息。但是，如何更好地构建一个有层次的展览信息体系？如何为观众营造一个更好的观展环境？国内外众多的博物馆有着各自的理解与尝试。本次展览的展厅设计风格以一种简约的方式，将展厅“还给”了展品。
四、幕后：七年与万里
据策展人孙志新博士介绍，本展的策划经历了7年的时间，从一件件展品资料的收集开始，到主题的确定、展品初选、展品考察、编写大纲与说明以至展览设计等等环节。这个过程中，既需要严谨的学术研究，也需要创意与灵感。
为了从13个省（市、自治区）的32家文物收藏单位调集参展展品，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的工作人员往返奔波了上万公里。他们认真核对每一件展品的信息，仔细查验与记录展品的每一处细节，护送展品运输的每一公里，经历了2个多月的旅途奔波，只为让每一件展品安全地送抵展览场地。这个过程中，既有疲惫与辛酸，也有欢乐与鼓励，更多的是专业与热爱。
这场展览呈现了数百件展品的精彩，幕后则是所有筹备人员的出色工作。当两千年的历史滑过指尖，每一个人都怀着敬畏的心情，去感受历史的光芒。历史与现实，从来未曾分离。
作者：张钊
第三篇：理解中国的历史转型
中国要进一步完成伟大的转型，核心在于两方面：一是中国在进一步朝向全面开放的过程当中，经济和政治要良性互动;二是要想真正实现结构现代化，就要解决农民跟土地黏度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已经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向小康社会之后的中国经济，不仅要看经济增长总量，看经济结构，还要看经济耐力和稳健性，看乡村振兴，看城乡中国如何实现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包容发展、绿色发展。
70年来中国已经实现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历史转型，在这个历史转型过程中，中国转型的特征、方式、制度安排和绩效都呈现出不同于早期发达国家的道路，也不同于战后发展中国家的路径。本文利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中国转型的独特性、发展模式的特质以及不同阶段工业化、城市化的方式对于产业转型的影响。在分析70年转型进程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已经进入“城乡中国”发展阶段。“城乡中国”的特征既不同于“乡土中国”，也不同于“城市中国”。公共政策的设计既要摆脱“乡土中国”的历史束缚，也要抛开“城市中国”的传统思维，要在城乡平衡发展的立足点上，促进城市和乡村的共同繁荣。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应该是推倒隔绝城乡的体制障碍，实现城乡之间由“通”到“融”再到“合”。
一、理解转型的两个维度
对于中国转型，大多数的看法是常規的看法，一看增长率，过去超过多少年10%以上的增长率就是“中国奇迹”;二看结构变革，它所用的主要指标是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这基本上就是用总量和结构的指标来看整个中国的转型。要重新思考转型的两个维度。
一个经济体衰退率的下降
追赶型经济体长期都以实现加速战略为导向。而把经济发展时段拉长，从整个人类史的角度观照，就会发现国家与国家、经济体与经济体之间的竞赛比的是耐力，而非某一个阶段有多高的增长率。
衡量转型的第一个指标并不是经济增长率的高低，而是经济体衰退率的变化。从增长指标分解来看，发达国家之所以富，并不在于长期保持持续的正增长，真正的奥秘在于衰退率的下降。从增长的年份来看，穷国正增长率的表现并不差，差就差在衰退率居高不下。由此可知，衰退率和衰退频率实际上是富国和穷国拉开差距的根本原因。
之所以存在这种差异，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衰退率跟一个国家政治和经济的互动环境密切相关。穷国的衰退率非常高，实际上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治不稳定性更大，政治事件更频繁发生。
结构变迁带来乡村变迁的程度
结构变迁本身可以使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提高，但是衡量转型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不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率，而在于结构变迁带来乡村变迁的程度，即农民与土地及乡村的黏度变化。
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结构转变过程中，都出现了农业占GDP份额和农业占就业份额一致的下降，即农民跟土地、乡村的黏度变化之后，农业占GDP份额和农业占就业份额这两个变化趋同。其背后的内涵是农民跟乡村、土地的联动。留下的农民从事更高报酬更有竞争力的农业，因此农业与其他产业间利润率差别不大。
所以，转型的真正标志是两个：一是衰退率的下降，如果衰退率下降，就代表这个国家基本进入比较平稳的状态;二是农民跟乡土黏度的降低，结构变迁本身并不会带来一个社会的真正转型，只有农民跟乡土的黏度降低，才代表一个国家从农业社会转向城市社会。
二、中国转型的典型事实
中国的长期经济绩效与衰退率变化
纵观中国长期的经济绩效，过去70年经济奇迹的核心不是高增长，而是低衰退。改革开放40年来整个经济绩效和之前近百年历史相比较，成绩突出，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折腾”。政治的稳定带来政治和经济的良性互动，保证了整个社会的高度稳定，再加上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相匹配，构建了中国过去40年良好的经济环境。
中国结构转变中的“反常规”事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和从乡土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农业份额下降，工业份额上升。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无论是农业、工业占GDP份额上，还是城市化水平上，均呈现趋同趋势，但也出现了三个反常事实。
一是农民离土的程度小于对农业经济的依赖程度。农民对农业经济依赖的程度跟其他国家趋同——我国农业占GDP的份额，现在不到10%，但农民离土的程度与其他国家相比出现差异——中国第一产业就业占全国就业的将近1/3。
二是农民入城率小于其在城市的经济活动率。在中国，城市化有两条线，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和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率，二者出现显著差异。我国城市的经济活动和其他国家是趋同的，但是农民进入城市的程度，即作为城市人的程度，跟其他国家相比是反常的。
三是虽然农业产值和就业份额趋同，但中国农业生产出现利润率下降的反常情况。其他国家在结构转变中，农业产值和就业份额的趋同，意味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的回报提高、单位劳动的回报提高。但由于我国农业占GDP份额和农业占就业份额这二者之间的反常，直接导致我国农业的利润率是不断下降的。
所以，从衰退率上看，过去40年中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在结构转变上出现的这三个独特性，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
三、中国的结构变迁方式与转型困境
一个国家转型是否成功，即乡村是否纳入到整个结构转型之中，核心不是取决于结构变迁程度，而是取决于结构变迁方式所带来的农民与土地黏度的变化。结构转变只有带来土地黏度的变化，才是真转型。事实上，在新中国70年的发展过程中，有快速的结构转变，但在土地黏度降低上，由于结构变迁的方式，导致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出现了与发达国家相比反常的情形。所以，不是结构变迁的速度带来转型，而是结构变迁的方式影响转型。因为不同的结构变迁的方式，会有不同的土地黏度的变化。
农民被绑缚于土地的国家工业化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开启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采取的工业化方式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式经济发展战略，农业充当提供农业剩余和低价农产品以满足城市低价食品供应、保障低工资和低成本的角色。这种农业发展方式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停滞，二是农民被绑缚于集体土地的结构转变。其所带来的后果是乡村结构的体系性危机，突出表现为以粮为纲导致乡村产业窄化，破坏了农工、农副互补的结构;农民更加贫困，农业绩效不佳，城乡之间流动性差。我国是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工业化体系，但却是农民被绑缚在土地上的国家工业化，农民和土地的黏度并没有发生变化。
不离土的乡村工业化
改革时期，我国在土地制度上进行了松解。农用地实行集体所有、农户承包制度;非农用地，则允许农民利用集体土地开启乡村工业化进程。农民参与到乡村工业化进程，但只实现了分工和分业，并没有离开土地。
80年代的中国农村之所以一片繁荣景象，除了制度上开放权利以外，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结构修复。由于允许农业经济多样化，允许农民从事副业，给农民更多的自留地，整个中国传统乡村农工、农副有机配合的结构得以修复，由此带来了农业绩效的增长、农民收入的提高和城乡关系的改善。
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城乡关系最好的时期。其间，农民收入提高的速度和农业增长的速度都是最快的。但乡村工业化基本是在乡村地区展开，不允许农民进入城市参与城市的工业化进程。这一时期农民跟土地、村庄的黏度并没有改变，因而不是真的转型。
“农一代”离土、出村、回村的工业化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开启了高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农民开始卷入跨地区流动的洪流，城乡之间的大门真正被打开，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
有別于乡村工业化时期，这一时期人们开始跨地区离土。支撑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核心的制度安排是土地制度。我国正是依靠独特的土地制度来保证工业的低成本，支撑中国园区的快速工业化，通过土地的资本化即土地的出让收入和土地金融化来保持国家快速城市化的进程。
这一时期，中国本应实现跨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但由于城市化不落地、城乡权利不对等、乡村土地制度滞后，带来的结果是农民尽管离土，但后来又回村，真正的转型并没有发生。
这一次次乡村结构危机来源于结构变迁方式。中国乡村的真正问题在于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方式，在于整个结构转变过程带来农村有机结构的破坏。我们只注重结构转变的速度，并没有认真反思结构转变的方式，即如何将乡村也纳入到结构转变的进程。园区工业化和政府主导的城市化推进中国快速的结构转变，其代价是整个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停滞。中国的乡村衰而未亡，农业回报率低下，乡村经济活动更加单一化，城乡要素流动单向化。
四、迈入城乡中国阶段
乡土中国的基本特征是以农为本，以土为生，以村而治，根植于土;城乡中国的特征则是乡土变故土，告别过密化的农业，乡村变故乡，城乡互动。现阶段，中国整个结构发生根本转变，其标志是农民与土地、村庄的黏度开始松动。
农民的分化与代际革命
现阶段农民发生的根本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民的高度分化。这主要表现在收入上，纯靠农业收入的农村只有10%，20%的农民已经完全不靠农业收入。二是“农二代”和“农一代”在政治、经济、社会特征上出现了代际革命。“农二代”期望更好地融入城市经济，体现出很强的入城不回村倾向。
农业产业革命
在中国新一轮的转型过程中，农业产业正在发生一场革命，这场革命不同于以往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三点：
一是粮食安全的概念发生变化。长期以来粮食安全的概念是粮食自给，“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如今粮食安全已变成主粮安全，这就为非主粮生产区域提供很大的空间，实际上为整个中国农业经济活动的多样化和独特化提供机会。
二是对供给的高质量需求。现在中国恩格尔系数只有27%，大家的需求是从数量转向质量，转向安全，转向健康，这种转变要求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三是城市对乡村的需求。原来城市对乡村的需求就是低价的粮食，现在还包括旅游健康、自然教育、历史文化等，城市和乡村两个板块互为需要。
农业的产业革命实际上是在不断增加农业的复杂度、独特性的过程中实现的，因此中国乡村有没有革命性的变化，取决于农业能否发生一场产业革命，这就意味着农业在其定义、内涵、功能和发展方式上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村庄演化与乡村转型
不同于欧美，亚洲的乡村有两个主体，一个是农民，一个是村庄。村庄是一个家庭跟另外一个家庭，农民跟社区、国家发生关系的制度装置，是一个“开关”。村庄是整个乡村各种关系的总合，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由于乡村真正的主体是那些衰而未亡的村庄，但又不能采取大面积乡村建设的办法，所以乡村振兴的核心是如何让这些衰而未亡的村庄体面起来。如今，乡村的耕作半径在扩大，农业的发展方式已经从原来的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农二代”与“农一代”对于乡村功能的需求不同。因此，中国未来村落的形态势必会发生重大变化。
城乡的互动与融合
上一轮城市化以生产要素由农村流向城市为特征，土地、资本、劳动力单向流入城市，最后导致乡村衰败。近几年乡村变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资本先下乡，而非政府先号召去乡村。资本来到乡村就代表人在变，人变之后想法就变，人变，想法变，业态就开始变，之后整个乡村产业就开始活起来，城乡互动开始发生。
五、实现伟大的历史转型
目前整个中国所谓的历史转型，实际上是指乡村正在发生的这些变化已经表现出农民和土地、村庄的松动。这些松动是最积极的因素，是中国乡村转型的标志。中国要进一步完成伟大的转型，核心在于两方面：一是中国在进一步朝向全面开放的过程当中，经济和政治要良性互动;二是要想真正实现结构现代化，就要解决农民跟土地黏度的问题。
我们要继续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40年来，我国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就是衰退率的下降，要在减速的同时防止发生衰退，这是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整个改革一定要沿着被证明行之有效的路径进一步开放权利。改革的本质是开放权利，通过开放权利来增加更多人的机会，做大蛋糕，防止衰退。
从转型角度来讲，现在开放权利最主要的是城市向农村开放、农村向城市开放。首先，城市要全面开放，要对“农二代”开放城市的权利，尤其是对“农三代”开放教育的权利，这是牵涉整个中国的转型是否会出现断裂的重要问题。其次，农村要向城市开放权利，土地非常关键。土地要向乡村、农民开放非农经济的权利，同时向城里人开放使用土地的权利，这样才能使整个乡村地区盘活。最后，权利开放的前提是要实现有效治理，核心是土地制度改革。只有进行土地制度改革，才能使整个乡村的经济多样化，才能使乡村很多新产业有落脚之地，城里人才会融入到乡村中去。
除了对上述两个核心要素的把握，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再到城市中国，在结构现代化三阶段中，我们还要有所防范。
一是防体制冒进。我们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意义就在于防止冒进。
二是防结构冒进。不能通过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来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一定要认识到城乡中国这个形态的长期性。长期的形态是城乡共处、城乡平衡、城乡融合。乡村只有功能的变化，不会消失。
三是防观念固化。要真正实现乡村转型，必须防止观念固化。与城市转型相比，乡村转型更加困难，因为人很坚固，地很坚固，观念更坚固。未来真正的困难是乡村的转型。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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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守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