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中国法律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需要的小伙伴们查阅，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树立法律是全体人民共同法律的理念。全民守法，是现代法治社会的普遍要求，也是建立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全民守法，必须树立法律的权威，而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
第一篇：中国法律论文范文
中国内地法律电影研究
中国内地法律电影的研究没有引起电影学界足够的关注与重视。通过对中国内地法律电影历史发展的追溯与考察,可以看到:虽然主导法律文化和大众法律文化在电影视阈下得以表达,但中国内地法律电影一直处于弱势发展的态势。在中国迈向现代法治社会的进程中,内地法律电影要充分反映中国人和中国法律人在时代转型中的思考,这应该成为中国内地法律电影发展的重要诉求。
[关键词]中国内地;法律电影;法律文化
熊小川(1978—),女,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影视文化创作与批评。(广东珠海519085)
法律题材影片的出现将法律与电影这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密切联系起来,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法律的全新视角,并引发我们用法律的方式思考社会问题。但遗憾的是,法律题材电影没有引起电影学界足够的关注与重视。目前,有关中国内地法律电影的研究是零星的,局限于个别学者对某部影片所写的影评,缺乏系统、深入的论述。研究中国内地法律电影对丰富电影学理论,促进中国电影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内地法律电影的历史发展
法律电影通常是以司法案件为题材的影片,通过情节的不断展开,来反映社会现象或者社会问题,进而表达一个国家的法律文化。时至今日,中国内地已经上映20多部法律电影,大致描绘出了中国内地法律电影的发展轨迹,代表着中国内地法律电影的发展现状。
(一)法律电影的发展脉络
把中国内地法律电影的发展历史放在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中考察,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1.萌芽时期(1980年以前)
这一时期影片有《肉券》(1927年)、《十五贯》(1956年)、《胭脂》(1980年)。《肉券》是根据莎士比亚的最受推崇的作品《威尼斯商人》改编而成的黑白无声电影,处于中国电影史上的“影戏”时期,其创作风格符合初期中国电影创作的主流。影片中女律师鲍绮霞成为整部电影最大的亮点,在法庭上展示了她的睿智与高超的诉讼技巧,有人称赞“她可谓是早期女律师的典范”[1](P181)。《十五贯》原为昆曲的代表性作品,是昆剧史上里程碑式的名剧。1956年,当时中国正值肃反运动,主观主义十分严重,《十五贯》由于其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感染力而被摄制成彩色戏曲艺术影片加以推广。《胭脂》是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古装故事片,取材于《聊斋志异》中的同名小说。这部电影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平反冤假错案等历史事件。《胭脂》同《十五贯》一样,在叙事上都是以平反冤案为中心,涉及传统司法中的审判制度、证据制度与刑讯逼供等问题,深刻地揭露了专横武断、不讲事实与证据、大搞刑讯逼供的昏官形象与官僚作风,对刚直不阿、挺身护法、为民请命的清官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树立了崇尚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主题思想。这两部影片在其上映的时代对公安、司法工作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尽管上述三部电影的题材均为法律案件,但是就其创作目的而言,电影制作者的创作意图并不是为了摄制法律题材的电影,也绝不会想到后人在研究时会把这些影片作为中国内地法律电影的开端与源头。然而,这三部影片在客观上开了中国内地法律电影的先河。
2.创建时期(1980年—1992年)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民主法制被肆意地破坏和践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才进入了新的阶段,开始真正进入其繁荣发展时期。在电影业上,电影制作者开始选择以法律题材作为创作方向。《法庭内外》(1980年)、《检察官》(1980年)、《第十个弹孔》(1980年)、《见习律师》(1982年)、《被控告的人》(1983年)、《少年犯》(1985年)、《延期审判》(1992年)的成功摄制,实现了中国内地法律电影的自觉创建。
这些影片将代表法律职业形象和执法形象的律师、法官、检察官、警察以及其他行政执法人员作为正面且主要的形象搬上了电影银幕,触及现实弊病,以尖锐的方式提出并回答了“权大还是法大”、“法与情冲突的解决方式”等富有当代中国特色的争议话题。这意味着中国社会法制建设出现了一个新气象,也表明中国建设法制社会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需要法律职业群体为此进行艰巨的奋斗,甚至付出一定的代价。值得一提的是,《少年犯》是内地法律电影发展史上第一部普法电影,以纪实的风格逼真地再现了少年犯服刑、改造的生活,揭示了少年犯罪的家庭和社会根源,呼吁家长和全社会对青少年教育的责任,被时人誉为“寓教于哭”的影片。
3.发展变革时期(1992年至今)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基本形成,法制建设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期。特别是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通过各种立法和实践逐渐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反映现实、改造现实的法律电影也进入了一个多产时期,出现了《秋菊打官司》(1992年)、《被告山杠爷》(1994年)、《律师与囚犯》(1996年)、《激情辩护》(1997年)、《法官妈妈》(2001年)、《刮痧》(2002年)、《东京审判》(2006年)、《马背上的法庭》(2006年)、《真水无香》(2006年)、《大道如天》(2006年)、《女检察官》(2007年)、《远山》(2007年)等法律影片。其中,《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杠爷》、《马背上的法庭》反映了当代中国农村法治建设的现状,现代司法制度在农村推进的艰难与缓慢;《律师与囚犯》、《激情辩护》、《法官妈妈》、《真水无香》、《大道如天》、《女检察官》、《远山》将新时期法官、检察官、警察、律师的形象搬上了银幕,做正面宣传,展现了他们恪尽职守、践行法律正义的高尚道德情操,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超强的现实意义;《刮痧》反衬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东京审判》以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28名日本战犯的艰难审判过程为背景,讲述了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第一次成功地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尊严,该部影片是迄今为止中国内地唯一一部有关军事审判的法律电影。
(二)法律电影的题材类型与特点
纵观中国内地法律电影的发展史,法律题材影片可以分为:(1)古装影片,如《十五贯》、《胭脂》;(2)法庭影片,如《东京审判》、《激情辩护》;(3)主旋律影片,如《法庭内外》、《检察官》、《延期审判》、《法官妈妈》、《真水无香》、《女检察官》、《远山》等,占据了中国内地法律电影的绝大部分,成为主流题材;(4)农村法律题材影片,如《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杠爷》、《马背上的法庭》,就中国内地法律电影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这三部影片可算得上是上乘之作,也最为人们所熟知;(5)法制教育影片,如《少年犯》;(6)中西法律文化冲突影片,如《刮痧》。
基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国法律电影在其发展历程中呈现出如下特点:其一,中国内地法律电影的摄制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顺应了法治社会的发展需求。萌芽时期法律电影的产生是自发的、无意识的,而创建时期之后的法律电影创作是自觉的,与中国社会法制发展的现实密切结合在一起。其二,中国内地法律电影目前形成了以主旋律影片为主导,农村题材影片突出,其他题材影片并存的格局。主旋律电影是中国内地法律电影的主流,突出其意识形态功能与政治性,以树立模范典型的形式反映时代的要求。这导致中国内地法律电影一直以来就缺乏创新,也使得中国内地法律题材影片关注的重点放在人的身上,而不是放在法律本身,缺乏真正引人入胜的法律故事与敬畏规则的法律精神。[2]其三,中国法律电影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电影创作主流趋势的深刻影响。由于中国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对农村的描述和对农民的刻画有助于了解中国社会的本质,因此,农村题材电影在当代中国本土电影创作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3](P239)为此,1992年之后,农村题材成为中国内地法律电影的创作对象之一。其四,与美国相比,中国内地法律电影的法庭片十分不发达。在美国法律电影中,法庭片是一种广受欢迎的电影类型,代表着法律电影的主流。美国独特的抗辩式诉讼的庭审模式,决定了“法庭审判本身的冲突性与刺激性,它具有较之其他片种更紧张和更具张力的可能性,因而具备较强的可观赏性”[4](P111)。相反,中国内地法律电影中的法庭片却寥寥无几。《东京审判》也并没有在法庭审判过程上下大工夫,却把重点放在了对中国法官梅汝的形象塑造上,与美国影片《纽伦堡审判》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二、中国内地法律电影视阈下的法律文化
“任何一种法律或法律现象,都是特定社会的文化在法律这种现象上的反映。”[5](P75)法律文化是法律电影的灵魂。从时下流行的中国内地法律电影来看,一方面,主旋律影片一脉相承,直接传达了国家主导意识形态,体现了主导文化在法律电影中的表达;另一方面,非主流影片与中国乡土社会的司法审判、纠纷解决方式以及中西方法律文化冲突密切结合在一起,藉此表达了中国在推进法治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困惑,呈现出鲜明的大众法律文化的特性。
(一)主旋律影片与主导法律文化
主导文化是国家领导集团倡导的文化,它生产并再生产主导意识形态。目前,主导文化是中国最有力、在文化和行政领域资源最丰富而且影响最大的文化形态。[6](P6)一个国家的主导文化的强势话语地位和霸主地位是历史形成的,靠体制力量充分保证而得以具体实施,它对生成一国的文化认同,培育文化心理,强化文化意识具有主导性作用。在中国电影领域,“影以载政”是一个强大的文化传统,“电影文本具有对社会文化、时代背景和民族精神指涉的自觉功能”[7](P233)。由于历史的惯性与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突出特点,主旋律电影在中国内地法律电影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通过对法律职业形象的典型塑造,让主导文化在法律电影中成功地得以表达。
《法庭内外》、《检察官》、《法官妈妈》、《真水无香》、《女检察官》、《远山》等主旋律影片严肃而虔诚地表现了法律职业群体献身法治、追求真理的崇高态度和道德操守,这种精神支配并主导了国民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对中国主导法律文化的建构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法律职业形象的宣传对社会的法律实践有很大的指引作用,占主导地位的法律职业阶层的法律文化有可能由观念形态演变为制度形态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为社会创造出符合法律职业利益和要求的行为准则,从而生成人们对法律职业的文化认同和社会认同。
主旋律影片都是从特定的角度总结并表述了主导法律文化的精神风貌和形式特质。以影片《真水无香》为例,该片作为中国法官文化的直观载体,反映了在法治传统薄弱、法律信仰相对缺失的现代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法官。影片既为我们提出了法官无法回避的现实的裁判问题,也为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思路:首先,法官要尊重法律,信仰法律,对法律负责。其次,法官要兼顾情理,对社会负责。法官在判案的时候,既要充分尊重法律,也要考虑中国的国情,追求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最后,法官应该寻求法理与情理之间的平衡点,充分发挥调解的重要作用。可见,主导法律文化关注社会生活实际,体现了时代发展和时代精神,适应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
(二)非主流影片与大众法律文化
法律存在的最理想境界就是人们对法律产生信仰。正如美国当代法学家伯尔曼所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然而,就中国普通大众而言,“法律的‘公开文本’并不一定能够表达民间社会百姓大众的真实思想,即百姓大众的法律实践或许另有一种逻辑和风格。对他们来说,在法律上公开宣告什么也许并不重要,而日常生活展现出来的实际利益可能更有价值”[8](P206)。《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杠爷》和《马背上的法庭》真实地再现了百姓对待法律的态度,为我们分析中国大众法律文化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这三部影片都是以人物为中心,关注中国法制现代化问题,反映了普通百姓面对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与国家正式法律制度运作的“法治秩序”之间强烈冲突时所感到的困惑与无所适从,反映了乡村治理模式从人治向法治模式转变的艰难与复杂。“老百姓虽然基本具备了进行法治的观念与行为,但是旧的习俗、传统、公约还在制约着法治化进程。”[9](P29)在中国农村,现代司法体制仍在颠簸中缓慢前行。时至今日,乡村管理中“人情”与“法理”的博弈与平衡,仍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共性问题。普通老百姓对法律本身的陌生与困惑,不应该仅仅用老百姓的耻讼与厌讼来解释,更重要的是因为“国家施于农村的法律,未必就都一定契合了农村的实际,国家法的运作在许多方面并不能很好地满足村民的需要和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尤其在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法律与乡土生活的难以契合表现就更为突出”[10](P172)。
如果说上述三部农村题材影片反映的是国家法“下乡”后的尴尬,那么《刮痧》则表现了处于异国他乡的中国人面对西方法治理念时的困惑。《刮痧》从法律的视角切入中西文化的差异,进而反思中国法制现代化问题。影片中,在法庭上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刮痧仅仅因为不能被证明是一种中医治疗方法而被认为是虐待,就连父亲为了给朋友“面子”打了孩子也被认为是有暴力倾向,这些文化差异令影片人物许大同不解和不安。这展现了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遭遇西方现代法治理念时,双方难以协调的一面,也充分说明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之路要破除对西方的仰视心理,完全仿效西方是行不通的。
上述四部影片,敏锐地捕捉到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遇到的时代问题,其传达的意义代表着中国现代法治的生成与流变,表达了电影人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冷峻思考。但遗憾的是,这些出色的电影产出得过少,还不能代表中国法律电影的方向。
三、中国内地法律电影的缺失与诉求
与美国发达的法律电影市场相比,中国内地的法律题材影片实在太少。在中国内地电影的发展过程中,法律电影一直都处于弱势,呈现出一种整体疲软、局部亢奋的状态,没有形成规模,并得以充分地发展。中国内地法律电影畸形发展的原因在于:其一,公众对法律缺乏信仰。中国内地法律影片的不发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律文化的存在状况。中国法律自产生之日起,就是靠外力的强迫、压制与威胁使公众对其产生敬畏感,这导致公众很难对法律产生神圣的情感与依赖。同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要求人们按照礼的规矩行事,培育了人们“和为贵”、“忍为上”的心态,社会缺乏普遍的正义追求。正因为如此,中国内地法律电影的发展缺乏肥沃的土壤。其二,成文法传统使中国内地法律电影的发展丧失优势。中国是成文法国家,以成文法典作为国家司法活动的基础。成文法固然有精确严格、毫不含糊的好处,但是与判例法相比,成文法留给电影艺术家的创作空间较小,不利于自由发挥,因而很难创作出引人入胜的戏剧冲突。这导致中国内地一直以来根本无法拍摄足以代表成熟法治形象的法庭大片。其三,电影审查制度的存在和影响,使中国内地法律电影的主流过多地强调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塑造。目前,中国电影审查制度基本仍是“一刀切”的方式,对电影的审查采用统一的规范和标准,限制了法律电影发展多种类型的可能性,法律电影首先被认为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载体。其四,“更深一层的原因在于,中国电影工业还没有形成在法律领域中寻找核心主题的自觉,电影界在整体上欠缺足够的成熟来捕捉和把握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在法律领域里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以及能够反映这些问题的银幕形象。”[11](P4)
电影与社会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法律电影不仅要对世态民生作出负责任的阐释,而且应该反馈于社会,干预社会,影响普通人的价值观念。当前,“中国正处于迈向现代法治社会的进程中,这一现实决定了中国电影在法律领域内所面临的主题和任务,不是一个庄严肃穆的法庭以及支撑其运作的成熟法治,而是在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困惑和那些在困惑中艰难跋涉的身影。中国法律电影要想有所成就,就不能脱离这个主题,就必须直面这样一个大时代的变迁”[11]。因此,我们期待,电影界在追求主旋律法律影片开拓创新的同时,创造出更多的秋菊、老冯和许大同,并逐渐形成规模,把中国人和中国法律人在时代转型中的跋涉与思考搬上银幕。这应该成为中国内地法律电影未来发展的重要诉求。
[参考文献]
[1]徐昕.影像中的司法[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2]张建伟.武侠电影与法律电影:不仅仅是类型的不同[N].法治周末报,2009-01-01.[3]魏薇,江月英.中国当代农村题材电影的类型倾向与叙事模式初探[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5).[4]朱靖江.美国法庭片的导演创作手法[J].电影艺术,2000,(2).[5]程波.论美国大众法律文化特性在法律电影中的表达[J].湖南商学院学报,2006,(5).[6]郝建.影视类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7]廖婷,许苏.新世纪中国民族电影艺术的人文思考.江西社会科学,2007,(7).[8]徐忠明.权利与伸冤:传统中国诉讼意识的解释[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9]邵建德.电影意义的生成与流变——从《被告山杠爷》到《马背上的法庭》[J].电影文学,2007,(18).[10]田有成.乡土社会中的民间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1]车浩.中国法律电影的十年反思[N].人民法院报,2008-01-05.
【责任编辑:王立霞】
作者：熊小川
第二篇：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树立法律权威的启示
摘要：树立法律是全体人民共同法律的理念。全民守法，是现代法治社会的普遍要求，也是建立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全民守法，必须树立法律的权威，而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法律文化，是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关于法律调整的理论、观念和有关法的制定、法的适用等方面的法律技术的总和，是人们运用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智慧、知识和经验的结晶，反映出法律调整所达到的水平。一定社会的法律文化状况，通过社会的法律意识状况、国家的立法、司法等方面的程度和效率表现出来。法律文化源于人类复杂的社会生产生活，隶属于制度文化或者规范性文化，是人类文化体系的一个部分，同时又有自己的特征体系。
关键词：法律;权威;文化;法理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历程
中国古代立法技术成熟，法典体例完备，在战国时期李悝的《法经》中就将法典科学地分为六个部分，并制定了具有法律总则部分效力的“具法”。此后，经过西汉、东汉和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发展，到隋唐时制定了对中国后代和周边国家有巨大影响的《唐律疏议》，中国成文法的编撰达到顶峰。千年来，“以和为贵”的价值观深入人心，一般情况下人们不希望以诉讼的方式解决争端，选择了息事宁人，封建官吏在审判中更是信奉“盛世无讼”等观念，避免诉讼、注重调解。在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下，村落由血缘关系聚族而成，相互关系盘根错节、枝蔓相连，和睦相处便成了大众的期待，也成了统治者的希望。俗语说“一场官司，三世仇”，邻里之间的纠纷但凡是能够通多调解解决的，都不愿通过诉讼的途径去解决。加之政府的官方支持，宗族调解、相邻亲友调解、基层里保调解和县州府调解在古代社会就及其普遍。国传统法律文化深受儒家思想和伦理道德的影响，执政者往往采取符合民眾利益的政治措施来获取民众的支持，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采用刑罚来强迫民众来服从;同时，道德是一种在治国理政中比法律更为基础、更为有效、更能反映人民意志、更能反映客观规律的社会规范，法律必须以维护社会基本道德为根本目的。
二、传统法律文化和现代法治的融合
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虽没有明确提出“公平正义”的口号，但仔细思考我国相关法律文化、法律制度，不乏有追求“公平正义”的内容。如我国古代提倡“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便蕴含着追求公平的内涵。要使得司法成为解决矛盾纠纷、维护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必须做到公开公正，杜绝暗箱操作，构建开放透明的阳光司法机制，使得人民群众能够接受依据法律处理纠纷的方式。当前要真正树立法律的权威，就要采取有效措施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认真治理司法、执法中的腐败现象。解决这些问题要从制度改革入手，政府的执法机制和司法制度进一步适应市场经济，同时尽快建立起一套有效防止、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制度，遏制执法、司法腐败现象的发生，这是当前树立法律权威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法治是以民主为前提和基础，以严格依法办事为核心，以制约权力为关键的社会管理机制、社会活动方式和社会秩序状态。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西方在近代以来的发展中逐步形成的系统的法治理念和制度安排，主要以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自由与公正为主要理念。
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我们不能一味的照搬西方法律制度，而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法治理念，从而导致理论脱离实践的局面，因此，我们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应当批判的继承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
当代法治建设中，我国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原则，使法治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法治观念深入人心。但是，自古以来的人情观念仍然存在，国法与人情的密切联系，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在人情社会中，事情的解决往往通过人情关系而非法律，人情的存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纠纷通过和解的方式得以处理，提高了矛盾化解的效率，但也存在以礼尚往来的名义行贿受贿等现象。这就需要我们对传统法律文化进行批判的继承，充分利用人情观念，通过和解、调解的方式解决争议，同时完善相应的举措遏制利用人情关系进行非法活动，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文化的形成总是由多种多样的原因促成的，特定的经济社会条件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法律文化也是在这特定的环境下形成的，并根深蒂固的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指导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国传统法文化在过去几千年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使因为社会的发展变化使其无法完全适应现代社会，但其内部的一些文化底蕴已经深深的扎根于人们的心中。在现代法治进程中，应充分继承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并加以改造，以适应现代法治建设需要。
三、结语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法治建设的文化土壤，蕴含着我国法治建设宝贵的本土资源，是构筑现代法治社会的重要理论和实践基础，所以做好现代化法治建设中法律文化认同的探讨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吸收借鉴西方法律文化的同时，我国也批判的继承传统法律文化，充分汲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并结合当代国情，打造融合传统法律文化精华与现代法治理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
参考文献：
[1]宋哲.法治视角下的法律文化认同研究[J].文化学刊，2016年12月第12期.
[2]申占敏、秋雨.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积极影响[J].科技经济导刊，2016年第14期.
[3]高军.论中国法治建设中的传统法律文化[J].行政与法，2004年2月.
[4]谢进.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在法治建设中的价值[J].文化学刊，2015年7
[5]朱苏力：《法治及本土资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6]张中秋：《概括的传统中国的法理观——以中国法律传统对建构中国法理学的意义为视点》 [J].法学家 ，2010(02)： 177-178.
作者：陈思雯
第三篇：法律教育的双重性与中国法律教育改革
摘 要：国家建设的高速发展要有相应的法制建设相匹配，法律教育作为推动法制工作开展的重要核心，在现阶段社会构建任务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在我国法律教育由于在法治建立过程中的特殊阶段，具有缺乏实践性的弱点。本文针对法律教育的双重性特征，结合现有法律教育中存在问题，对法治教育改革提出了若干想法，希望以此促进我国法治教育制度和方法的早日完善。
关键词：实践训练;理论学习;法律知识教育;常识教育;两重性
一、法律教育的两重性特征
法律在西方世界的产生过程是自然法独立于传统法的过程。在中国，自古就存在着非常健全的封建法制制度。然而，东西方两个世界中，均没有出现独立于法律之外的法律教育体系出现。这个特点，就决定了法律教育有别于其他教育体系的两重性特征。
一方面，法律教育的学生需要学习法律的规则和判决标准，通过理论认知和不断实践来提升自己的法律应用技能，维护法律在作为国家机器运转时的必要独立性。另一方面，学习法律的学生本身属于社会成员，拥有与社会发展不可分割的思想变化和认知更新。所以，法律教育应当时刻加强其理论性研究，只有如此，才能使法律不断完善并健全各种制度。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跨越了西方国家从自治法到开放法的历史进程，直接进入了现代法治社会，因此，我们的法治教育建设速度就显得有些滞后。我们在法治实践性和理论基础上都存在着空白，面对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这些空白极易造成今后法律教育独立地位的丧失，变成其他文化，其他法律哲学的跟随者。又或会走向闭锁的反面，拒绝接受一切先进的法律思想体系。
二、法律教育应当将理论用于实践
历史上西方国家出现的法律都是为实际需要而制定的。在西方法律看来，法律的应用不像是制度的制定，而更像是一门技术的培训过程。英国的法律大学不同于传统的牛津和剑桥大学。他们不像后者那样把法律当成传统人文来讲解，英国的法学院注重以辩护为主要技能的训练方法，更在其中加入了职业道德规范和行为守则一样类似行业指南的东西。
相比英国的实践性法律，其他欧洲国家的传统大陆法理论在研究本国法律建立，王权限制等方面显得实用性较弱，在后来的变法运动中，大陆法不断被诟病，批评者指责纯理论的法学家无法适应国际法对实用性的需要。
这时，处于革命时期的美国通过对法理和法务相结合的教育手段，明确地提出了法学教育的双重性，通过法律理论学习来保持法律的独立性;通过法律实践活动找出缺陷并提出修改建议。自此，大学开始把法律教育作为其正式的学科教育之一。法律教育水平受到了整个法律行业的重视和监督，随着不断提升的法律教育要求，一些不合格的大学被从法律教育的行业中剔除出去。更多更优秀的培训手段被应用到大学的法律教育中来。
三、法律理论和普通知识在教育上的差异
早期的法律教育是封闭性的，即单纯地学习法律法规，即使实践活动，也是在封闭环境中进行。随着开放式法律在社会中的应用，法律理论的学习更多地结合了社会制度与法律理论上相互适应和变革的效果型研究学习方式。普通知识的学习既缺乏独立性，也不像开放式法律学习那样不断有社会反响作为实践效果来进行自我修正。普通知识的学习更倾向于国家强制的非独立性教育发展历程。因而，法律教育改革的基本出发点不同于普通知识教育改革。
世界各国均尝试过自己的法律教育改革。英国把在校学习法律的大学生分成若干比例，一部分人专门学习法律实践，甚至在专业人士的帮助下为客户提供职业的法律服务。另一部分人则从事专门的理论研究，排除现实因素对理论正确性的干扰。在德国，由于大学法律理论教育过于抽象化，许多法律学生都选择进入辅导班，自发进行法律实务的学习。
在发展中国家，法律被专业化，理论化，法律教育对其发挥作用的社会重视不足，因而在教育上只是开展普通的知识性教育活动。近年来，发展中国家法制教育越来越重视法律在社会调节中的重大作用，开始在教育上把法律与实现社会秩序的现实职能结合起来看待。
四、我国法律教育现有问题及改革办法
中国在建国初期向苏联的法律教育体系学习经验，导致了法律教育上与中国的实际国情有一定的距离。改革开放后，中国实行了教育制度上的阔步改制。但是，法律教育存在着大学教育和多种职业化教育并存的局面。法律学生在毕业后有很大一部分没有从事法律行业，而同时，一些从事法律的人员却靠电视大学，夜校等途径补充自己法律理论上的知识缺陷。这种局面必然造成了我国在法律理论和实践上的脱节与发展次序混乱。
我国正规法学院的教材大多是针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对于法律在社会案件中的实际作用重视不够。对于涉及企业并购，地方性法规制定等新生法律需求的相关课程资源十分匮乏。在教学研究领域的创新和突破能力不足，几乎停步于对现有的条文法规的研究范围之内。法学院教师队伍组成比例中，留校生占很高成分，造成了教师队伍缺乏实际法务操作经验。这种情况，也致使社会上一些法律实操单位对于法学毕业生的基本职业能力颇有抱怨。这种缺乏实践性和我们国家法制建设跨过自然法的实践发展阶段的实际国情有很大关系。
因此，改革法律教育的首要目标就是加强法律教育的实践性和开放性。我们在法律教育过程中，因注重现行法律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所起的规范作用和社会对法律的反响。在充分考虑各利益阶层对法律实际运用意见的前提下，做出法治创新思维的研讨，为今后的法制发展打好理论基础。至于法律的开放性，我们应该在法律教育上注重法律对社会管理的效果和开放性影响的学习和研究。以更广阔的思维角度去评价法律的优劣性和时代適应性。
法律教育改革的具体措施要抓住法学院作为法律教育的特殊形式和作为普通高校的双重特性进行系统化教育和职业特殊性教育的同步体制改革。改革内容将涉及实践课程设置，增长法律学生学习实践年限等方面。改革的重点是教师队伍的培养，可引入具有丰富实操经验的律师或法官作为短期客座讲师定期向学生传播实际案例的剖析过程和社会影响，增强法学生的实践意识和对法律观察的开放性思维。
五、结束语
在探讨我国现行法律教育制度和方法改革的发展方向时，我们不能回避由于历史原因所造成的我国法律断层式发展进程。由于国家法制建设跳过自治法发展阶段而造成法律教育上缺乏实践性，法学院应积极在教育制度上进行创新，在教育人才上多引入社会资源。积极创造条件，让学习法律的高校生可以获得更多的实操经验和在法律实践中运用理论知识的机会。
参考文献：
[1]郭鑫.我国高校法学教育发展对策研究[D].哈尔滨工程大学，2004年.
[2]黄乐平.论司法制度与法律教育的关系[D].首都师范大学，2002年.
[3]熊书倩.论英国法律教育的两次重大转型[D].华中科技大学，2016年.
作者：曾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