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论文范文

2022-05-10

小伙伴们反映都在为论文烦恼，小编为大家精选了《中国道路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周洪宇现在是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进中央常委、民进湖北省主委，且是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和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还系海峡两岸关系与国共两党关系史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教育发展战略学科组成员、教育部国家教育督导团专家组成员等。

第一篇：中国道路论文范文

“中国道路”及其未来

中国道路要想走稳，走出一条坦途，需要下的功夫还有很多。功夫何来？我的基本论断是，中国道路修补和完善需要强大的政治动能来推动，这个政治动能，只能来自于中国共产党。

国内外对中国过去30多年取得的成绩及其经验教训的重视由来已久，但对这一问题进行理论化的工作，思想界做得还不够。甚至在用哪一个术语来概括上面，也没有达成统一，有人主张用“中国模式”，有人倾向于用“中国道路”。

我以为，用中国道路来概括更合适一些，不光是因为十八大提出的“三个自信”中第一点便是“道路自信”，而且也因为“模式”暗含着可以移植和复制的意味，如果中国的经验能提炼出一个“模式”，那么其他国家和地区就应该可以直接拿过去学习和使用。显然，这不现实，中国的经验要放在百年奋斗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的奋斗史的视野中才能理解，有着很强的特殊性，称“模式”太勉强，而“道路”可以避免这个尴尬。

当我们“跟大国一起成长”的时候，有必要将关于中国道路的讨论引向深入、引向全社会。中国道路不是现成的坦途，路是人走出来的，但走的时候也要有前瞻性，至少不能走到悬崖边，把路走成断头路。本文难以分析中国道路的方方面面，将仅基于有关专家的既有成果，总结中国道路的若干要素，并对未来的挑战进行分析。
独立自主的品格及其挑战

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机，恰好与西方战后资本主义体系的繁荣期结束、再次遭遇周期性危机的时机大体一致。为应对危机，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相继发起了新自由主义取向的变革，终结了凯恩斯主义和福利社会。中国加入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西方。大卫·哈维将这种时间上的关联称为“历史性的巧合”。

“巧合”一词传达了极其重要的涵义，这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国家的自主性行为，而不是受制于任何外界—包括国内和国外—的干预和压力。中国的改革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而没有像苏东国家那样崩溃，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几乎所有对中国道路有所研究的学者都谈到了这一点。比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中心的姚洋教授认为，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前提之一是有一个“中性化的中央政府”，他所谓的“中性化”与英文中的disinterested一词意思相当，是指中央政府在利益上没有与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过度捆绑，也就能不受制于特定利益集团的制约，从而将精力放在全社会的长远发展上。

写作《大道之行》的年轻学者们则引入了国家自主性这个理论范畴，这个视角与姚洋的看法近似，也是强调中国国家相对于市场的独立性和对资本的驾驭是改革成功的关键。这样的视角可以帮助人们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涵义，即允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和扩张到底与建设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关系。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汪晖教授从更深远的历史视野出发，阐释了中国的主权性格及其政治内涵。中国的主权是在斗争中逐步建立的，从反帝反霸斗争到与苏共公开辩论、摆脱与苏联在某种程度上的“宗主关系”，终于形成了真正的独立自主的发展模式。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因为不能摆脱苏联的控制，当苏联出问题，就只能跟着垮掉了。

因为独立自主搞建设，中国才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工业体系、积累了高素质的人才资源等要素，这些在改革开放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外资进入中国，首先看中的并非是劳动力便宜，而是劳动者素质高，以及完整的工业体系能够保证所有的需求都可以在中国得到解决。中国在走向独立自主的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经验也在改革中发挥了作用，当年中国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建成独立自主的发展模式，也是不断探索的，改革过程中也是如此，虽然持续不断地有来自各处的推销，比如休克疗法、华盛顿共识等，中国都没有全盘接受，而是自足地决定吸取哪些、不吸取哪些。

随着中国更深地嵌入全球经济体系，国家自主性的程度不可避免地降低。在全球化时代，主权不再具有绝对性，这对任何国家而言都一样，区别只在于程度的不同。虽然主权和国家自主性的嬗变在全球化时代是不可避免的，但最终的底线在哪里，必须搞清楚，必须要守住。我们必须警惕“自主地”放弃自主性的倾向。理论辩论相当于一个社会的重要的自我纠偏机制，应该积极提倡。
选贤任能的机制及其局限

现代政党政治和民主体制有两个功能，一是凝聚众意，为政治提供合法性;二是选拔人才，承担治理的职能。

新自由主义转型以来，二战后的民主政体呈现危机。这也是个全球性的趋势，汪晖教授将其称作“代表性的断裂”。在西方，政党对特定人群的代表性日渐模糊，沦为选举机器，而选举则沦为金钱游戏。不久前，美国前总统卡特在电视节目中批评美国民主已经沦为寡头政治，他认为在今天的条件下，他没有可能当选总统，因为他没有本事筹集到竞选所需的大笔金钱，也不愿意那么做。在中国，民主问题表现为一些地方干群关系对立、“四风”盛行、腐败高发，归纳起来即党的群众路线的弱化，党和人民关系的疏远。

虽然民主危机是共同的，但在治理层面的表现仍有不同。西方民主由于“有否决权的玩家”（Veto Player）太多，常常陷于僵局，对社会问题束手无策。福山称之为“否决政体”（Vetocracy）。相比之下，中国的行政效率是高的，对危机的回应能力更强，这尤其体现在对灾害的处置和善后上。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的王绍光教授借用著名民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的论断“民主最关键的特征是政府对其公民的偏好持续的回应性”，认为中国体制的优越性之一即是对民众需求的回应性强，因此更接近民主的真义。

能够有效治理的官员是如何产生的，是关注中国道路问题的学者们喜欢热议的另一个话题，比如台北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朱云汉、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张维为、企业家李世默等。他们对此问题的认识惊人的一致，将中共的干部晋升体制与美国军方的晋升体制进行比照，指出二者的共同点是高级干部（将领）不可能空降，而是必须一级一级脚踏实地的干上去，这就能保证金字塔型结构的顶层领导具有充分的工作经验和领导才能。相对而言，民主机制会让一些只会说漂亮话没有真本事的人上台。他们从近乎纯粹的实用主义角度看待政治和治理，将党的领导机构和公司治理结构“比附”，张维为甚至以公司的董事会没有通过员工一人一票选出来的为例，来论证这种选拔机制的合理性。

这样的看法自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普遍的民主危机的背景下，将这一点作为中国道路的优势过分突出，有时难免说服力不够。另外，中纪委重拳反腐，“老虎”、“苍蝇”抓出一大片的事实，也让我们必须严肃反思对官员的选拔任用机制问题。

选贤任能的机制必须和民主的落实联系起来讨论才能有合法性。在中国，民主表现为党的群众路线的真正激活和切实落实，否则，国家自主性就有可能变成精英集团的自主性，在这种情况下，对社会问题的回应就只是官僚对社会的“施舍”，而且迟早会萎缩。持续地贯彻群众路线必须认真研究。
过度的资本积累及其限度

中国道路的最大成功在经济。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按购买力平价标准计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预测中国在2016年就会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在经济上的活跃使全球经济中心向东半球转移，正因此，西方世界才感觉到寒意，才开始认真地讨论中国以及中国崛起可能给世界秩序带来的变迁。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利用资本搞发展是所有欠发达国家的共同选择，但中国取得了最令人瞩目的成功。其原因仍要放在历史的纵深中去理解。除了前文提到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高素质劳动力之外，还有若干体制性的因素。

首先是中国的土地制度。中国的土地有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这是革命的遗产。改革开放后，各级政府通过经营土地极大地带动了发展，土地资本化还带动了基础货币的发行，制造了巨大的财富效应。经济学家周其仁将土地带动的那部分货币发行称为“土币”。

其次是地方政府的竞争。中国是单一制国家，但中央给予地方较大的自主权限，一向倡导“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改革开放后，通过财政分权的设计，各级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以公司化的逻辑来经营地方，你追我赶，多点开花。

再次是基层民众特别是农民的创造性。汪晖教授在他对中国道路的理解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之所以将其归类为体制性因素，是因为中国基层民众的强大的主体性是中国革命的遗产。这从改革初期乡镇企业繁荣以及现在的淘宝网店的兴盛都可以反映出来—淘宝可以视作普通中国人创造力的集中反映，里面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买不到的。

资本在中国的积累过程有其残酷的一面，比如工人农民在改革前拥有的福利被剥夺，大批工人被下岗，成为改革的牺牲品，数量庞大的进城农民工的劳动报酬被极度压低等等。对人的残酷，反过来对资本就是福音，仅就农民工被拖欠、克扣的工资一项而言，就会是一个天文数字。

这种资本积累模式之所以能够长期存续，也“得益于”这些因素。早年收回福利、工人下岗等透支的是社会主义时期积攒下来的国家信用，而农民工的抗争之所以能得到有效控制，也许要归功于张维为等人所说的治理能力，即维稳能力。目前，这种发展模式带来的社会紧张关系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给环境造成的压力已经濒于极限。习近平最近在联合国的讲话中也指出：2008年爆发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告诉我们，放任资本逐利，其结果将是引发新一轮危机。缺乏道德的市场，难以撑起世界繁荣发展的大厦。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局面不仅难以持续，也有违公平正义。

朱云汉在台湾给研究生讲大陆时会以3句话开场：要记住，第一，中国非常大;第二，中国非常非常大;第三，中国非常非常非常大。大，是优势，可以形成自成一体的市场，也有利于疏导矛盾，有更大的回旋余地。但无论回旋空间多大，都有把空间用完的时候，对这一点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尤其是时间到了2015年的初秋，萧条的凉意已经开始袭来的时候，更需要早做过冬的准备。

这就要求国家能够熟练地驾驭资本，不仅在需要发展生产力的时候“运用”资本，更要在生产能力过剩的时候，调整生产方式。
国际秩序民主化诉求及其短板

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的路向并不止于西方发达国家，与非洲和拉美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联系也越来越紧密，目前已经成为非洲和拉美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中国与这些发展中国家打交道的方式不同于毛泽东时代以国际主义为取向的援助，也不同于西方的殖民主义掠夺，而是将援助与做生意结合在了一起。朱云汉在他的新书《高思在云》中概括说，“300年来首度有一个兴起中的超级大国不是以掠夺者、殖民者、支配者或文明优越者的思维与姿态出现在南方国家面前”。

经济是基础，经济上的崛起使中国有了改变世界格局的可能性。但是，霸权是一个网络，经济实力只是其中的一面，虽然美国霸权无争议地处于衰落的进程中，但它在政治话语和文化上仍然具有相对于中国的优势。而中国除了经济上的势头较强劲，在其他方面甚至还没有做好迎接挑战的准备。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针对美国政治体制应对问题乏力的现象，提出过“做一天中国，但不能是两天”（be China for a day， but not for two）的说法，意思是美国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学习中国体制反应机敏、决策迅速的特点，当一天中国，通过所有需要通过的法律法规，然后再做回美国。为什么不直接学习中国呢？当然是对中国体制有自己的想法。

这也不能全怪别人的偏见，中国要想在政治和文化上也获得足够挑战霸权的感召力，首先要做的是对中国道路进行反思、总结和改进，提出自己的普世主义话语体系，增强议程设置的能力，这是打破霸权格局的必要条件。虽然中国道路的特殊性强，但并不妨碍对中国道路进行普世主义的理论化总结，比如“各国应该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体制”就是对特殊性的普世化总结。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远远不够。

中国道路要想走稳，走出一条坦途，需要下的功夫还有很多。功夫何来？基于以上的分析，我的基本论断是，中国道路修补和完善需要强大的政治动能来推动。而这个政治动能，只能来自于中国共产党。

于是，我们就又回到了那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作者：李北方

第二篇：周洪宇中国教育要走中国道路

周洪宇现在是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进中央常委、民进湖北省主委，且是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和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还系海峡两岸关系与国共两党关系史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教育发展战略学科组成员、教育部国家教育督导团专家组成员等。

周洪宇深有感触地说，自己能有今天，要特别感谢那段访学美国的岁月。

访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

1997年年底，周洪宇从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访学回来之后，又考虑应该要走得更远一点，要到发达国家直接“取经”，便开始联系到美国访学。“我结合专业研究需要，打算访问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到那去做研究。”

为什么要去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呢?周洪宇的想法是：哥大教育学院是全世界教育研究的重镇，是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教育学家杜威、克伯屈，教育史家孟禄，教育行政学家斯垂尔，比较教育学家坎德尔和心理学家桑代克等人的所在地。

1998年周洪宇开始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联系，起初得到的消息是，该校属于私立名牌大学，做访问学者需交“板凳费”1980美金。“没钱怎办?那就找个不需要交‘板凳费’的学校呗。美国研究陶行知的学者、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中国研究所所长苏智欣教授知道情况后告诉我，她那里属于公立大学，可以免交‘板凳费’。于是我就向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申请，很快就被批准了，发来了邀请函，我也去北京美国大使馆办好了签证。”

临行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时任华中师大校长的路钢教授与周洪宇闲聊，觉得周洪宇既然研究美国教育家与他们的学生蒋梦麟、胡适、陶行知、陈鹤琴等人的关系，不要对费用的问题考虑太多，最好还是去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这所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学院，与他们建立学术联系，还主动表示，这事他会向学校外事处说说，争取给点资助。

“就在这时，得知同事杨小微教授刚到哥大教育学院访学，便通过他与哥大教育学院中国教育中心主任曾满超教授联系，请他向学校反映免去这笔‘板凳费’。”曾教授得知周洪宇的研究计划是关于“哥大教育学院与中国现代教育改革的关系”，十分高兴，一口应承，并表示，不仅免收“板凳费”，还愿从他自己的研究经费中拨出几千美金，请两个美国博士生协助周洪宇做这项研究，帮周洪宇收集和整理资料。

艰苦又富有成果的访学生活

2000年12月，周洪宇开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高访之行。“在美国半年的研究生活是艰苦、单调而又富有成果的。通常情况是，我每天早上7点起来之后，一杯牛奶或果汁，一个鸡蛋，几片面包，过完早后，就带上中午的午餐(一般是一卷提前烙好的饼子和两个西红柿)，直奔离住处不远、仅十分钟路程的哥大教育学院图书馆特藏室。9点开门后，在经常坐的那个比较固定的座位(特藏室主任门特博士戏称之为‘周教授专座’)坐下来，借阅图书，查找资料，然后将要复印的资料标上标签，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再统一复印。直到晚上9点闭馆时再离开，整整工作12个小时。然后，再走半个多小时路程，经过社会秩序相当混乱、经常发生抢劫事件的一个社区，到该处社区图书馆为英语为非母语的新移民免费开设的英语补习班补习英语，一方面提高自己的英语听力能力，一方面借机熟悉美国社会文化和了解美国民情，直到晚上10点半下课，才结束一天学习生活。回家后再做晚饭吃，凌晨1点左右睡觉。”

周洪宇说，虽然辛苦，但半年下来，收获很大，查阅到大量的杜威、孟禄、克伯屈与中国学生蒋梦麟、胡适、陶行知、张伯苓、陈鹤琴等人交往的第一手的中美教育史资料。“我一方面复印，另一方面请曾满超教授安排的两位美国助手(一位是韩裔美国博士生安娜小姐，一位是地道的美国博士生翠西小姐)协助打印下来。后来回国时，这些资料装满了带去的两个大箱子，从国内带去的一床高级毛绒毯和几件高档夹克衫实在塞不下去，干脆就送给了当时我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即杨振宁长期工作的学校)读博士的同门小师弟吴博士。我收集的这些资料过去从无人知晓和运用，可谓原始而丰富，成为我研究20世纪中美教育史的基本依据。”

2000年年底，周洪宇抵美不久，就深感自己沉浸在友谊的海洋中，受到了大家的关爱，很快适应了新环境，顺利地开展了工作。接待周洪宇的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中国教育中心主任曾满超教授(Mun C.Tsang)对周洪宇的研究项目“20世纪上半叶美国教育家在华活动及其影响”十分重视，特地安排两名博士研究生Tracey Dye小姐和Anna Hahn小姐配合协助周洪宇整理有关资料，聘请费用也由他提供。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总领事张宏喜大使、教育参赞徐敦潢先生、教育领事王定华博士等人也非常关心周洪宇的生活和研究，经常问候和看望，让周洪宇倍感温暧。周洪宇曾写下了一题为《留美有感》的七律：“出国留学机遇好，虽有反复终成行。中心重视配助手，领馆关怀暖人心。美国朋友颇有善，中国同胞尤热情。唯有努力出成绩，回报祖国和人民。”

2001年4月21日，周洪宇应华美协进社项目主任何勇博士之邀，在该社作题为“中美教育交流史”的演讲。“这个题目是我长期研究的内容，讲起来自然驾轻就熟，无须多做准备。只是毕竟归期日近，研究任务繁重，时间难以安排。但考虑到在当时中美关系紧张之际，演讲中美教育交流史，或许对人们促进中美理解有所助益，意义非同寻常，便马上应允。”周洪宇在演讲中回顾了中美教育交流的缘起与过程，介绍了中美教育交流的主要内容与特点，并对中美教育交流的前景作了展望。

周洪宇在演讲结束前指出，中美教育交流要想在21世纪得到健康发展，必须具备一个前提(即中美关系平稳发展)、注重两个平衡(即中美之间互向交流的平衡;交流领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交流与自然科学研究交流的平衡)、做到三个相互(即中美相互尊重、相互有利、相互推动)。中美教育交流应该这样，中美其他方面的关系又何尝不应如此呢?演讲结束的当晚，周洪宇浮想联翩，自己虽非职业外交官，但身处异国，作为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也可以用自己的职业工作来推动民间外交，这不正是其学术价值之外社会价值的一种体现吗?想到这里，周洪宇夜不能寐，欣然命笔：“中美关系紧张时，演讲两国交流史。学术、社会两兼具，谁云人文无价值?”

周洪宇说：“在哥大半年的时间，留给我的记忆实在是太多太多，每忆及那些人、那些事，总能使我的心中升腾起一股不停向前的动力。2000年年底，方明老师得知我即赴陶行知的母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做高级访问学者，多次来电话叮嘱我留心收集陶行知早期的生活和学习资料。2001年6月，我回国后，他又嘱咐我将收集到的资料编入我早年出版的《陶行知研究在海外》，作为增补本。”

中国的教育，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

周洪宇在哥大的研究项目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教育家在华活动及其影响”，在此之余，他把更多的时间集中在对该时期中国留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时的相关资料的搜集上。“当我看到与这些前辈学人有关的资料、坐在他们曾经读书的地方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历史的沧海桑田、知识的薪火相传。在这座孕育近代中国教育家的摇篮里，怎么不让我这位后来者心生敬畏呢?循着前贤的足迹，我以一位虔诚的学习者的身份去观察美国的教育，但我并没有重走近代知识分子的道路，毕竟我们这两代知识分子在看待中美教育的心态已经不一样了，我不可能指望能从美国学到一整套的教育方案用于中国的教育实践，我更多的是从比较的立场去思考中美教育中的差异。我所要了解的就是当代美国教育中最核心、最有借鉴价值的教育理念是什么。”

周洪宇说，尽管自己看到了美国教育中的诸多问题，但是美国教育中“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给他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我认为，以人为本是现代教育中最核心的理念所在。但是‘以人为本’不是美国的首创，据史料记载，我们中国在汉代就出现了‘以人为本’的概念，可惜中国的教育却最缺的就是以学生为本。美国教育中以学生为本的观念是非常根深蒂固的，意识也是非常普遍的，不管是学校的校长还是一般的教师，这个观念他们都理解得非常透彻。所以整个学校的教育管理的过程当中，学校办学的过程当中，包括教学的各个环节都努力体现这一观念，这一点对我的触动是很大的。”

既然有了触动，周洪宇就去思考如何让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贯彻到中国的教育之中。周洪宇认为，教育作为人类生活中最普遍的行为，就像言语和吃穿住行这些最基本的行为一样，在形成的过程中，有自己的民族性在里面，更有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不可能完全照搬别人的教育。“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活动，是为了传承文化、促进人与社会的发展。就教育的本质而言，教育无国界，不应有中西之分，只有教育理念的先进与落后、教育方式的正确与错误之别。所以，今天美国教育以学生为本，这是先进的教育理念，我们应该学，但是要在充分研究中国教育的传统与现实的基础之上去建构，而不是在美国画图纸，拿到中国来盖房子。我们中国的教育，一定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不能盲目地照搬西方的东西。”

作者：余玮

第三篇：规律与道路：唯物史观视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摘要]社会规律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从实践哲学角度对“社会历史之谜”做了科学的解答，实现了社会规律观的变革。这种变革集中体现在社会规律性质从先验论到实践生成论的转变，理论与方法、规律与道路从根本上是一致的。社会规律性质的变化必然影响人们探求社会发展道路方式的改变，即从历史设计到历史实践方法论的转变。以此看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受先验论社会规律观思维图式的影响，走入了历史设计方法论的实践误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实践生成论社会规律观的具体实践，是在历史实践中的创造性探索。

[关键词]社会规律;唯物史观;历史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社会规律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的深入，学界普遍认为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和基本观点，并一致同意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理解为实践唯物主义。但是，从实践唯物主义视角把握唯物史观的社会规律理论这一重要问题，学界却鲜有专门论述，究其原因在于理论界对唯物史观社会规律理论的研究延续了传统理论哲学的先验论思路，认为“社会就是按照一定规律运行的机器。所以人类一旦掌握了社会运行的客观规律，就可以按照这种规律去设计人类未来社会，命令一切人的行为服从这种理想社会的安排，这个理想社会就会变成现实”[1]。按照这种思路，“长期以来，实践与规律的关系总被隐喻成具体物与牛顿式时空的关系。实践于是成了盛装规律的大箱子”[2](P115)，并因而使唯物史观社会规律理论遭到来自“一般历史哲学”、“经济决定论”、“历史决定论”等多方面的批判和质疑，它所实现的变革意义也未能得到彰显。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即是受先验论社会规律观思维图式的影响而走上了实践误区。本文力图揭示唯物史观社会规律理论所实现的变革及其对具体社会发展道路的影响。

一、社会规律观变革：从先验论到实践生成论

社会规律是关于社会历史本质的认识，是哲学尤其是历史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各个时期的哲学家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清算了以前一切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哲学的局限性，从实践哲学角度对“社会历史之谜”做出了科学解答，实现了社会规律观的变革，这种变革集中体现在社会规律性质从先验论到实践生成论的转变。

(一)理论哲学与先验论社会规律观

亚里士多德根据知识的目的把知识分为三类：理论知识、实践知识和创制知识。他认为：“为着自身而被追求的知识是‘理论(思辨)’知识(theoretike);为着行动而被追求的知识是‘实践知识’(praktike);为着创作和制造而被追求的知识是‘创制知识’(poietike)。”[3](P114)根据亚里士多德关于知识分类的观点，一些学者把全部西方哲学的发展线索归结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两条路径：“理论哲学认为理论理性高于实践理性，理论理性对实践具有独立的自主性，也就是说，它具有独立的规律，并可以把整个世界构造出来……实践哲学认为，理论活动是有限的，是立足和从属于实践的，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哲学是为实践服务的，解决实践提出的问题。”[4]由于受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影响，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重理论哲学轻实践哲学的道路。

传统理论哲学范式首先具有本体论性质，即追求超感性世界的本质、永恒原因，并且根据这些永恒、先验的原则解释和建构感性世界。其次，它是一种预设论、还原论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热衷于对本质、永恒原因的追问，立足于从过去线性地推演现在和未来，其实是一种简化世界的思维方式。

近代以来，尽管维科等人已经提出不再把世界作为独立于认识主体而产生的(例如由上帝创造的)东西的研究任务，但笛卡尔、霍布斯、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人在理论哲学的范式下还是走了一条笔直的发展道路，社会规律理论研究也主要是沿着理论哲学路径进行的。根据理论哲学范式必然产生先验论的规律观，即事物自动地遵循着其固有的必然规律运动，该规律决定事物从现有状态必然地运行到某一确定的下一状态，由此形成事物运行的必然轨迹。先验论的规律观到了近代已“成为像几何公理一样的哲学教条”。根据近代哲学的理论诉求，数学和几何学的方法及以后的数理方法同样可以成为哲学把握世界总体的指导方针和标准。所以，以先验论的规律观来解释人类社会，则社会必然成为霍布斯哲学意义上的可以被设计和控制的机器。

这种先验论的社会规律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表现尤为典型。康德认为，二律背反的第三个反题“没有什么自由，相反，世界上一切东西都只是按照自然律而发生的”[5](P374)，这种经验论的规律观虽然找不到任何出自理性的纯粹原则的、如同道德和宗教所带来的那样一种实践的利益，但能够把自己可靠的和可理解的知识无穷扩展开去，促进和鼓励着知识。可是，如果它变得独断起来，否认那些超出自己的直观知识范围外的东西(例如自由)，那么它就值得责备，因为它给理性的实践利益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先验论的社会规律观就是这种变得独断的经验论的体现。康德认为，近代以来卢梭思考的自由问题和以牛顿机械力学为基础的因果律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所以他分别将其置于本体论和现象界予以讨论，从而试图将体系(形式)与内容结合起来。卢卡奇以开阔的理论视野，在更为典型的资本主义时代，通过将哲学的基本问题与其存在基础有机结合起来，对这种先验论规律观进行了更尖锐的批判。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时代，尽管随着生活的各个孤立方面的合理化，由此产生了各种“形式”上的局部规律，但从实际情况出发具体地说，它们相互之间只有偶然的联系，这种缺乏联系的情况明显表现在资本主义危机时期。所以，一切个别现象中存在着严格合乎规律的必然性，但总过程却具有相对的不合理性，从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总过程就变为一种无法理解的“自在之物”，被主体以理性、合理的方式建构的社会变为非理性的总体、“异在的规律”，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先验规律成了它自我认识的障碍。卢卡奇认为，只有辩证的方法才能克服资产阶级思想二律背反的局限性，而这种方法只能靠无产阶级来完成。

(二)实践哲学与实践生成论社会规律观

理论哲学的范式在追逐体系、形式的同时，封杀了客观现实和具体内容，从而走入了困境。与此同时，实践哲学的丰富内涵开始彰显。从人类最初懵懂的宇宙探索开始，就闪烁着实践哲学的智慧，并且随着历史条件及哲学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实践哲学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西方哲学发展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哲学范式发生了重要转换：日常生活层面、伦理践履性质的实践让位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迅速膨胀的物质生产实践。马克思敏锐地把握了时代脉搏，把对哲学基础问题的解答与存在基础(人的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

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主要任务是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首当其冲的问题是解决历史观的问题。因为不论是认识论还是辩证法在马克思以前都发展到相当的高度，而历史观则是不可逾越的界限。只有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才能不仅使认识论和辩证法建立在更为科学的基础之上，而且使科学的完整的新世界观的问世成为可能”[6](P413)。所以，有学者指出：“唯物史观同时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本源，或者说，它是作为社会科学或历史科学看的马克思主义的真正诞生地，它为马克思主义各门具体社会学说(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提供序言、基础和方法。”[7](P75)马克思关注的正是人类历史总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及其演变规律。关于这两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做了扼要说明。一方面，一个特定社会的结构系统有层级之分，即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式四个层次，其中“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8](P8)。另一方面，社会结构系统是开放的，社会形态的变革遵循着如下规律：(1)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必定要突破既存生产关系的束缚，从而激发社会矛盾，引起社会变革;(2)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取代资产阶级经济社会形态的将是共产主义社会。在列宁看来，这正是马克思“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9](P39)所获得的科学结论。

以上是马克思早期研究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他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迫切性，马克思并未对这种建立在实践哲学基础上的社会规律观做出详细的哲学说明，这就为后人留下了阐释空间。“一般历史哲学”、“经济决定论”等就是对唯物史观社会规律本质的不同界定，这两种解释都以理论哲学的态度对待唯物史观的社会规律理论，为其贴上“先验论”的标签，而忽略了该理论的科学、革命的内涵。针对“一般历史哲学”的阐释，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做了回应，强调“五形态”社会规律理论与具体道路的辩证关系。针对“经济决定论”的阐释，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在晚年的历史唯物主义书信中进行了回应，强调了社会规律的辩证性。

关于唯物史观社会规律理论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做出高度理论概括，只是反复强调它是人的活动的规律，而不能抽象地来理解。卢卡奇洞见到了唯物史观社会规律理论的实践生成性质。他指出，对以康德为代表的古典哲学来说，一个被想象为完美的规律体系尽管用不着再对个别规律加以修改，但并不能预测新的东西，所以对于这种理性主义体系来说，历史的变化是认识的障碍。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历史中事物的秩序和联系，才是哲学的基础。只有在这种内容不断生成，性质上新的东西不断形成的历史中，才能发现事物的典型的秩序和联系。这种历史在实践中的生成迫使规律建立在现实基础上，建立在主体的不断实践上，因此，它就使认识、规律等不再坚持其纯粹具体的独特性、片面性，而是把它们放到具体的总的历史过程中去，只有这样理解，资产阶级思想二律背反的局限性才能被超越，关于历史的科学解释也才能得出，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和完备性内涵才能得以显现。因此，我们把基于科学实践观基础上的唯物史观社会规律理论的性质概括为实践生成论。以此理解，则“规律并不在历史发展还未展开之前存在，而是在实践运行到一定程度时才会形成的”[2](P116);“规律只是实践中那些稳定性关系的一种逻辑表达”[2](P116)。

二、两条道路选择：历史设计与历史实践

“理论与方法是很难截然分开的。一方面，任何理论不光是观点和结论的表达，而且本身就具有方法的意义，所谓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正是此意。”[10](P63)规律与道路的关系是理论与方法关系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表达。规律是人类社会历史的总体联系和发展趋势，而道路则是具体国家、民族的特定发展历程，二者各有所指，不能相互替代。同时，规律与道路又有内在联系：规律是道路的本质依据，道路则是规律的具体实现方式，有什么样的实现方式就形成什么样的道路，人类对社会规律的探求正是为了增加开辟新的社会道路的自觉性。然而，规律不能直接转化为道路，其实现方式与具体的社会和历史条件有关。根据规律与道路的内在关联，社会规律性质从先验论到实践生成论的变化必然影响人们探求社会发展道路方式的改变。从实现方式看，集中体现为从历史设计到历史实践方法论的转变。以此来看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先验论社会规律观的思维图式下走入了历史设计方法论的实践误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则是对实践生成论社会规律观精神实质的深入领会和具体实践，是在历史实践中的创造性探索。

(一)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历史设计方法论的实践误区

历史设计是先验论社会规律观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从理论哲学角度研究社会规律，则社会规律带有一种本体论的性质，规律就成了外在于人的客观实体性存在(好比牛顿的时空观，是盛装物体的空盒子)。根据这种先验论社会规律观，人类历史的具体道路不是由人自己的实践活动创造的，而是或者被上帝决定或者被自然科学的普遍原理决定，其中以高度合理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为典型。

西方自由主义者哈耶克、波普尔等对这种历史设计方法论提出了批判。哈耶克指出：“似乎存在着这样一种理性主义：由于这种理性主义不承认个人理性的力量所具有的这些限度，所以它实际上也就趋于使人之理性变成了一种较为低效的工具(这当然是与理性原本可能具有的效力相比较而言的)。”[11](P203)哈耶克认为，这种理性主义的根源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主要影响发生在近代哲学，即以培根、霍布斯、笛卡尔等新理性主义代表的出现，这种理性主义在社会领域的影响可称为“唯理论建构主义”。他认为：“现代社会中的唯社会论、计划制度和全权主义，都是从这种社会唯理主义或建构主义那里派生出来的。”[11](P206)作为哈耶克的亲密朋友，波普尔批判了以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为代表的承认历史决定论思想的哲学家。他认为，历史决定论者(以柏拉图和马克思为典型)往往与典型的整体主义的或乌托邦的社会工程的思想相联合。这种被设计出来的社会工程绝不带有“私人的”性质，而总是具有“公众的”性质，其目的在于按照一个确定的计划或蓝图改造“整个社会”。所以，波普尔针锋相对，提出了“渐进社会工程”的解决方案：即设计各种社会建构以及改造和运用已有的社会建构。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少数的社会建构是人们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而绝大多数的社会建构只是“生长”出来的，是人类活动的未经设计的结果。所以，渐进工程师总是采取能够不断改进的小规模的调整和再调整来实现他的目的。

历史设计方法论遭到广泛批判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传统社会主义道路。传统社会主义道路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也称共产主义)相区别。科学社会主义最初是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而言的，它以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分析为现实基础，是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的理论体系、理论模型与实践模式。而传统社会主义则指俄国“十月革命”以来东欧和亚洲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历史设计的内容。传统社会主义将共产主义理解为一种纯粹的、最终的历史状态，只要达到这种状态，一切历史之谜都得到最终解决，人类从此进入了自由王国。于是，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在建设社会主义时，不顾具体社会条件，割裂了规律与道路之间的具体联系，不是快速发展生产力以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是过于强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层面，急于在社会制度方面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地进入共产主义，使得这种历史设计变成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类似的社会乌托邦。

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共产主义阶段，人们开始自觉创造自己的历史，人成为历史的真正主人。而在传统社会主义下，具有铁的必然性的规律成为历史的主导力量和决定性因素。以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为修饰，传统社会主义为各种行为打上了“科学”和“客观”的痕迹，将自己置于一种绝对必然性的位置，从而贬低人的主体地位。由此，本来是人的活动的规律变为了异在的规律。在这种情况下，历史被严格地设定，人的生存状态、生存价值和意义受到了抹杀，因此，在这种意义上，人并非历史的主体，历史成为某种超人力量的历史。总之，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未能充分领悟唯物史观社会规律理论的精神实质，错误遵循了先验论的社会规律观和历史设计的方法论，因而走入了实践误区甚至被很多西方学者当做法西斯极权主义的等同物来看待。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实践方法论的创造性探索

马克思社会规律理论的对象是整体的历史。由此，他反对任何历史设计的哲学，因为设计即意味着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生成的新内容的摒弃。所以，与这种实践生成论性质的社会规律观相一致，本文将实践生成论社会规律观的方法论指向规定为“历史实践”，因为实践包含着主体与客体的双向互动和向未知领域的敞开。历史实践方法论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人类社会历史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设定发展理念和奋斗目标，并随着主体自身、实践活动和客观现实的发展而不断调适理念和目标，从而推动历史前进的过程，因而是建构与批判、目标与过程、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

黑格尔最早通过对康德哲学的批判在认识论上提出了历史实践的方法论。康德曾主张在认识对象之前，先考察人们先天的认识能力。所以，康德强调在没有学会游泳以前，切勿冒险下水。黑格尔则批判了康德在认识之前先静态考察人的认识能力的做法，将认识看作是一个由知识与对象之间的差别和矛盾推动的发展过程，主张要学会游泳，就必须下水。黑格尔试图消除这种认识与对象之间的独立性，克服对象的僵化性。由此，黑格尔在认识领域注入了“历史”的因素，这是黑格尔的理论创见。但是，在进一步的发展中，黑格尔哲学却倒退了，坠入了概念神话的迷宫，没有指出这个历史是“我们”实践的历史，而是“理性的狡黠”的结果，是历史中的“我们”。

马克思充分吸收了黑格尔哲学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将这种辩证方法当做历史的方法，并要靠人的活动来实现。马克思指出，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更是历史的“剧作者”。所以，社会规律本质上就是人们自己活动的规律，社会规律通过人们不断的历史实践为自己开辟道路。以往，受理论哲学范式的影响，我们往往首先对社会规律进行理论层面的构思，然后按照既得的规律去解释、创造历史，历史也就成为被设计的历史。根据历史实践方法论，人们的历史实践是社会规律的生成场所，随着历史实践活动中主体与客体、知识与对象的相互推动，既得的社会规律和理论知识不再将自己看作是与现实相分离的，而是将它们之间的关系看作具体的和历史的。这种兼具建构与批判内涵的历史实践方法，才是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合理方式。

传统社会主义对唯物史观的社会规律理论作了僵化、先验的解读，从而走向了实践误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通过对过去实践误区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层面的反思，中国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继续探索，将经济建设摆在了首位，在实践中试错、学习，兼有建构的指向。改革成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念。然而，近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在强调经济建设的背后隐藏了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社会生活中唯利是图、政府职能和企业部门的功利化、社会公德和私德的缺失、人性的冷漠等深层问题在当代社会凸显。所以，在改革过程中，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又适时强调了“顶层设计”、“理性建构”的重要性。黑格尔曾经强调，在认识层面，真正使感性发生作用的是理性。同理，在社会整体层面，为了避免盲目实践带来的巨大挫折，我们最终也要靠理性去规划。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不仅是一点一滴的修正，而是建构与批判、理论与方法、设计与改革的有机统一。

“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12](P10)通过总结近代以来中国探索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正反经验，中国共产党坚定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模式。十八大报告指出：“回首近代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展望中华民族充满希望的未来，我们得出一个坚定的结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2](P10)这条道路以人民为历史实践主体，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根本任务，以改革开放为必由之路，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内在要求，以共同富裕为根本原则，以促进社会和谐为本质属性，以和平发展为必然选择，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对建构与批判、目标与过程、理论与实践有机统一的历史实践方法论的具体运用，是中国共产党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实践生成论社会规律观，结合中国的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只有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理性建构与现实批判、设计与改革有机统一的历史实践方式，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鲁品越.生成论规律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建设[J].哲学动态，2008，(5).

[2]刘森林.发展哲学引论[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

[3]张志伟.西方哲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4]王南湜.从理论哲学到实践哲学——50多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

[5][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黄楠森，庄福龄，林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1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

[7]吴江文稿(上卷)[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9]列宁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10]丰子义.发展的反思与探索——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阐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1][英]冯·哈耶克.哈耶克论文集[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