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主义对文化意象翻译的启示

2024-04-12

解构主义对文化意象翻译的启示(精选5篇)

篇1:解构主义对文化意象翻译的启示

解构主义对文化意象翻译的启示

解构主义将译文置于与原文平等互补的`地位,重视文化的差异性,强调译者的自主权和创造性.这些全新的理论对翻译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重点阐述解构主艾理论给文化意象翻译实践活动带来的启示.

作 者:周漩 作者单位:安徽建筑工业学院外语系,安徽,合肥,230022刊 名:黑龙江科技信息英文刊名:HEILONGJIA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年,卷(期):2008“”(36)分类号:H0关键词:解构主义 文化意象 翻译

篇2:解构主义对文化意象翻译的启示

[关键词] 解构主义 商标词翻译 多元性 延展性 系统性

自从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问世以来,结构主义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成为20世纪指导人文科学的普遍理论“范式”。索绪尔把语言符号的音响形象和书写记号称为“能指”,把语言符号指代的观念称为“所指”,而且强调指出,在一个语言系统中,“能指”和“所指”对应的关系完全是人为任意的,约定俗成的。在索绪尔的符号概念中,言语,语音被赋予优先地位,所指与概念又被等同起来,当“能指”和“所指”对应的关系被确定下来后,每一个符号都有了终极不变的意义。

从20世纪70年代起,解构主义又称后结构主义的兴起对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理论提出了批判。解构主义认为,语义是流变的,语义的上下限始终是模糊的,整个发展过程都是开放的,处于一种新陈代谢的有机或动态的过程。这种流变性和模糊性是由人脑的有限性决定的。客观世界是无限的,而人脑对信息的处理能力是有限的。人们不得不使用有限的语言来概括无限的信息。这一无限和有限的矛盾决定了语言的模糊性和流变性。“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不再固定不变。每个所指都能变成能指,词语的指称活动就这样一环套一环,永无止境。

这种对语言符号理论的新的解读也深刻的影响了传统的翻译理论。传统的翻译理论认为,原文通常有一个中心意义。译者应该尽量忠实再现原文的意义。现在由于语言是流变的,模糊的,读者或者译者对原作的语言符号就有了自己的解读权力,对其进行多重的解读,这样原文的中心意义就不存在了。评价译文的终极标准也随之不存在了。原文的权威地位不能凌驾于译文之上,二者是平等的,互补的。译文评价的标准要随着时代和历史文化的发展而发展,不同的译者可以以自身为主体来确立翻译标准,同时不同的读者也从自身出发来解读译文。基于此,解构主义翻译观下科学的翻译标准至少具有以下三个特征:多元性,动态性,模糊性。

商标词的翻译虽然具有其特殊性,但要达到翻译效果,同样受到此翻译标准的约束。商标词是以词、字出现的语言符号。它们由个别人或个别企业精心挑选或创造出来,用来区别其他企业商品的一种专业符号。商标词不仅代表商品,影响消费者对商品的印象及购买欲;它同时也代表着生产商品的企业,是企业形象和文化的集中体现。因此,商标词的译者更应关注在解构主义翻译观下对商标词的多重解读,从而对传统的商标翻译方法有新的理解和感悟。

一、翻译标准的多元性

因为不同的译者可以以自身为主体来确立翻译标准,同时不同的读者也从自身出发来解读译文,因此翻译标准存在着多元性。译者读者自身作为主体,都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1.商标词的翻译要受到文化和审美因素的影响。2.商标词的翻译要受到民族心理因素和消费者性别因素的影响。因为诸多作者撰文对此进行论述,本文简单说明,不再赘述。各民族因其文化背景及其宗教观念的不同,看待事物的观念和审美观念也极其不同。同时男女由于性别不同,看待事物的观念和审美观念也有所差异。商标词的翻译要以顾客为导向,遵循其特有的民族文化背景和性别身份的要求,有所避忌,有所张扬。

二、翻译标准的动态性

时代在不断发展,译文评价的标准要随着时代和历史文化的发展而发展,因此被译出商标词要受到新的时代环境的检验。由新的历史文化背景培育出的消费者能否接受它,还需拭目以待。因此,商标词的翻译要考虑到产品的后继发展以及顾客群的改变。

商标词的翻译要有延展性。在解构主义中,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结合变得十分松散。符号每一次被使用时,来自静态结构的标准成分都可能受到新的话语环境的挑战和更张。一种产品的商标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后就固定下来了,但是产品和企业却是不断发展的。企业会不断开发不同系列的新产品。新产品由于其不同的材质,类型,其原有的商标是否合适,仍有待检验。Coca cola汉译名为“可口可乐”,用作饮料的商标名,是音义结合的典范。但其联想意义就十分狭窄,因而可适用的产品的范围就受到局限。Pepsi cola“百事可乐”在这方面就具有优势了。它开发了“百事”系列运动鞋。但如果运动鞋被命名为“可口”,恐怕顾客会望而止步。商标词翻译的贴切往往适用于某一种特性的商品,局限其联想意义的扩展,对产品类型的扩展会带来影响。

三、翻译标准的模糊性

翻译标准所蕴含的是一种模糊信息。为了最大限度消除这种不确定性,商标词的翻译需要遵循:

1.商标词的翻译要准确传达企业信息

由于语言的模糊性,语言符号必须独特,才能最大限度的传递出某一特定信息。好的商标词必须是独特的。中国的企业往往认为一些响亮的,大家都熟知的,就是好的,如“中华”,“长城”等,并且把这些商标直接译成英语。这样恰恰违背了商标词独特性的要求。企业商标词所包括的内涵和信息,应该全部是有关这一企业的。公众视听接触到这一标志,脑海所反映的全部是有关这一企业的信息,绝不会有其他的信息干扰企业信息的传播。相反,如果这一单词是既有的,是原本有意义的,那么公众接触这一单词时,脑海反映的这一单词的信息就费解,影响企业信息准确清晰的对外传达。国外的企业选择英文商标词的做法使得中国企业借鉴。他们往往不会选择已有的英文单词,而是自己造词。例如OIC(电器商标= Oh, I see), Leggs(长筒袜商标= legs), Lux(香皂商标= luck),Xcel(电器商标=excel)等。与之相比,一些以汉语拼音做商标词的中国品牌,如Jianlibao“健力宝”,Chunlan“春兰”等,国外的消费者看到这些商标,不能了解企业要传达的信息,不利于参与国际竞争。

有时商标词会使用本身就具有意义的单词,但是这一单词的意义通常是企业希望顾客产生联想的意义。例如:耐克(鞋)Nike胜利女神,金利来(领带)Goldlion金狮子等等。在翻译此类商标词时,如何把产品信息与词语的原有意义结合起来是一大考验,因此能够做到音形义结合的翻译寥寥无几。

2.商标词的翻译要有系统性

上面提到商标词翻译的贴切和延展常常造成矛盾,国外的企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往往给不同系列的产品取不同的名字,然后把它们归结到公司的商标名之下。因此在翻译这些商标的时候,不同产品的商标词既要符合本产品的特性又要和公司的同类产品以及公司的商标名相契合。这样一个公司的系列产品的商标就形成了一个系统,能够给消费者一个深刻的印象,各个品牌之间也起到相互的推动作用。例如宝洁公司和其旗下的一系列产品: P & G(Procter & Gamble)宝洁,Rejoice飘柔,Pantene潘婷,Head & Shoulders海飞丝,Safeguard舒肤佳,Olay玉兰油,Whisper护舒宝,Crest佳洁士,Tide汰渍,Zest激爽,Pampers帮宝适等等。宝洁公司主营日化用品,其公司名称译为“宝洁”,就有了提纲挈领的作用。旗下的产品的翻译首先都体现出产品本身的特性。如飘柔,潘婷,海飞丝,体现使用洗发水能给顾客带来飘逸柔美的形象;舒肤佳,护舒宝,帮宝适,兼具舒适的使用感和良好的保护效果;佳洁士,汰渍,强调去污性能;玉兰油则会让人联想到产品的天然以及使用后肌肤会如玉兰花一般娇嫩。在强调各自产品特性的同时,各产品的商标词又相互呼应,同时又受到“宝洁”这一公司名称的统领。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让消费者过目不忘,宝洁公司良好的销售业绩是一佐证。

综上所述,解构主义翻译观强调了翻译标准不是固定不变的,它随着时代和历史文化在不断发展。商标词的翻译也不会一成不变,随着全球经济及商业文化的发展,商标词会承载更多的企业文化和负担商业使命,因此其翻译更加应该具有多元性,延展性和系统性,以期达到各类企业的要求。

参考文献:

[1]李金树:多元、动态、模糊——解构主义翻译观与翻译标准的厘定[J].宜春学院学报,2005(2)

[2]张一平:结构与结构——从索绪尔到德里达[J].外语学刊,2006(4)

[3]李淑琴马会娟:从符号学看商标词的翻译[J].上海科技翻译,2000(4)

[4]黄龙胜:商标词翻译中的文化因素[J].外语教学与翻译,2005(2)

篇3:解构主义对文化意象翻译的启示

1.1 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文化负载词翻译的现状述评与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注意力投向文化,现实和文化间的联系更加广泛,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文化差异性与多样性。随着翻译“文化转向”的加强,翻译界展开了大量的关于文化负载词翻译的研究,其中不乏关于中国典籍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处理方法和研究。文化负载词在古代文化典籍翻译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如何在跨文化路径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英译理论、实践领域中,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的极富文化内涵的主题进行剖析,归纳出切实可行的文化负载词翻译的一般原则、方法与技巧,仍处于尝试阶段,尚需努力,找寻强有力的理论来指导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文化负载词翻译,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1.2 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文化负载词翻译的重大战略意义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任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时代的一个重大命题即为 :中国文化“走出去”,越过文化间的障碍,以加强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交流。同时,应该看到中国典籍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构成了文化传播的重要方面,对于保持中国固有的文化身份、弘扬民族文化、促进东西方融合,典籍翻译有着重大的实际意义。

随着中国作家莫言于2012年首获诺贝尔文学奖,世界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关注徒增,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的翻译功劳显而易见。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翻译工作已引起党中央和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以及翻译界的高度关注重视。目前,如何进一步开展并深化中国典籍翻译事业,弘扬东方文化,使其与西方文化平起平坐,己成为译员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典籍是中国文化和传统思想的结晶,它们的对外翻译有助于国人向世人展示华夏文明。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只有保证中国自身的文化身份能与西方文化平等,才能促进东西文化交融互补。新世纪华夏文化将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的日益增长,迎来新的辉煌。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中国典籍在世界上会更加受到关注,它们的对外翻译将更加重要。

1.3 中国典籍中文化负载词翻译的研究目标

目前,对跨文化的典籍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研究处于探索阶段,这一路径打开了人们的视野,从文本扩大到文本的源文化、译者、目的语读者的译语文化等许多跨文化交际因素。这为中国典籍文化负载词翻译的诸多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给人以启迪。本文力图通过解构主义视角,探讨典籍英译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对策。

2 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思路方法及创新之处

2.1 拓宽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与文化负载词的认识----研究重点难点

认识中国文化典籍,需要突破原有模式。中国典籍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结晶,在语言形式、思想内容、文化意蕴等方面都有着不同于现代作品的特点。中国典籍的特殊性还表现在 : 由于经受了历史文化的积淀,许多词语言简意丰,并反映着中华各民族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社会状况,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涵义。这就要求我们对典籍文化全面的反思和深入的思考,以现代学术眼光出发,站在文化战略的高度,重新认识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翻译领域传统认为,典籍翻译的文本即为孔孟、老庄、先秦诸子以及唐诗宋词,和一些散文名篇。这样的认识过于局限,全面的中国文化典籍包括儒释道、文史哲,天文地理、文艺理论、书画艺术、工艺制造等领域,还有习俗制度、园林建筑等。

“文化负载词 (culture-loaded terms)”又称“文化术语”或“文化局限词”,是标志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翻译中指原语词汇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在译语中没有对应语。这些词汇反映了某民族在漫长历史的进程中逐渐积累,有别于他民族独特的生活方式。文化负载词是标志民族文化的突出代表,富含民族性的文化典籍中含有大量文化负载词。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是典籍翻译的关键。

2.2 解构主义 ---- 研究的基本思路方法

“解构主义 ”(deconstruction) 也叫“后结构主义”是以Jaeques Derrida为代表的解构主义者对结构主义的反叛。它系统地消解了结构主义关于结构和意义等的思想 , 因而叫“解构主义”。解构主义观最为关注的不再是文本和语言,而是交流与文化 ;不再是方法和标准,而是延伸和传播 ;不再是转换和翻译,而是解释和理解。

首先,解构主义注重意义的流动性。又称后结构主义的解构主义,是对结构主义的颠覆和反叛。结构主义是核桃,外层是壳,中间是核,而解构主义是洋葱,葱皮剥离,无心无核。解构主义者强调文本的开放,意义等待发现 ;文本流动的意义以及文本的所指具有非对应性。

其次,解构主义翻译批评主张彰显译者、读者的主体性。在解构主义语境里,“上帝死了”,人站起来了 ;突出读者在阅读文本过程中的能动性。这是解构主义的一大突破,正如艾布拉姆斯(M.H.Abrams)所说,解构主义指阅读作品的一种方式。它要推翻一种过于绝对的理论,认为作品没有义务在文本里确立自己的结构、含义和整体性。解构主义者认为作者是翻译过程的起始点,读者是这个过程的终点。解构主义翻译观下,翻译的目的是要让读者成为译作积极的生产者而不是成为译作消极的接受者。“阅读也是一种劳作。”在翻译活动中,译者必须考虑到译作的读者,包括他们的阅读品味、欣赏水平等。

2.3解构主义视角下跨文化路径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主要观点及创新之处

解构主义观告诉我们,译者以研究目的读者为首要任务,要了解读者的欣赏习惯和接受能力。对中国典籍中文化负载词翻译的研究主要是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将所涉及到的各种因素之间建立起和谐的联系。纽马克认为“翻译的终极目的是填补语言之间的空白。”如果将极富文化内涵的元素如汉语成语故事等翻译为与西方文化中同等含义的希腊神话或干脆用平实语言、西方人名将其意思、相应的人物直白的表达出来,这种去除文化内核的译文对于西方读者的理解虽然没有障碍,但同时失去了文化交流的功效与价值,失去了中国典籍的原滋原味。

篇4:解构主义视域下的文化翻译研究

关键词:解构主义;文化翻译;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8-0194-02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也称后结构主义(Post-strcuturalism),是以本雅明、德里达和韦努蒂为代表的解构主义者从语言、文化和哲学等方面对翻译进行的论述,是对结构主义的批判。解构主义的核心是否定西方传统的逻各斯中心论(anti-logocentrism),否定形而上学以及结构论,颠覆了二元对立,主张多元性、开放性和创造性。

一、解构主义理论

(一)本雅明——纯语言

德国翻译理论家、语言哲学家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是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先驱者。本雅明于1923年出版的著作《译者的任务》被公认是结构翻译学派对翻译研究的缘起,后来被学界视为“翻译研究的圣经”[1]。本雅明也因此被称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奠基人”[2]。本雅明的翻译观和他的语言观是紧密联系的。在《译者的任务》一书中,本雅明论述语言的本质与翻译时,提出了“纯语言”(pure language)的概念。他认为,各语言之间具有一种相互依存的亲缘关系,原作与译作的关系是平等互补的;翻译就是要追求意指方式上的呼应;译者的任务是协调语言的多元性和开放性,使碎片式的语言互相连结,互相补充,成为一种独特的新语言,即“纯语言”[3]。本雅明强调,译者的任务就是发展纯语言,他将原作和译作都视为“纯语言”的碎片,并把译作比喻为原作“生命的延续”,就是要在原作的重新创造中解放被另一种语言囚禁的纯语言。基于“纯语言”,本雅明肯定了译者和译作的地位。总之,本雅明的翻译思想与他的语言哲学相关,认为译者的任务就是发展纯语言来延续原作的生命,他关心的是原作的“此生和来世”以及它们继续生存的可能。换句话说,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具有主观创造性,原作得以生存依赖于译作,译作延续了原作的生命。

(二)德里达——延异和撒播

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德里达(Derrida)被公认是解构主义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德里达于1967年出版了三本重要的著作《写作与差异》、《声音与现象》和《文字语言学》,奠定了他解构主义思想基础。德里达在他的论著中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解构主义理论,即延异(differance)和撒播(dissemination)。德里达刻意将索绪尔的”difference”中字母”e”换成了字母”a”,组成一个新的法语单词”differance”,即“延异”。德里达“延异”的涵义远远大于索绪尔的“差异”,指一切存在物的差异性。德里达的“延异”对应的动词是differer,有两层涵义,一是differ(差异、区分),指空间涵义,二是deffer(延期、推迟),指时间概念。德里达进一步将“延异”用于翻译,从而产生了解构主义的翻译观。他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保留这些差异,并通过翻译来揭示语言之间的差异性、多元性和不确定性[4]。德里达提出的文本意义的观点与词语意义的观点相似。德里达还注重译作与原作之间差异共生的关系,认为文本具有互文性,但文本又像语言一样,不具有确定的意义。相同的文本经不同的译者在不同的语境下使用不同的翻译方法,会得到不同的涵义,而且相同的读者在不同的时间里对同一文本进行解读也会发生不同的变化,德里达称这种现象为撒播。总之,在德里达看来,文本就是语言自身的游戏,翻译是文本的书写形式之一,也就是语言游戏的自动过程。他强调的是语言和翻译本身,翻译本身就是从一种文本到另一种文本无限循环的相互作用,因此,翻译保证了语言的重现与重构。

(三)韦努蒂——“异化“论

本雅明和德里达都是通过研究翻译问题探讨哲学的本质问题,而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倡导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是通过哲学与翻译的联系探讨翻译学本身的解构主义思想,即“异化”论。韦努蒂提出了异化的翻译策略,也就是用不流畅的翻译风格使作者“可见”,突出原作的“洋味”。韦努蒂的解构主义翻译思想主要体现在1995年出版的《译者的隐身》这一著作中。韦努蒂指出,美国的翻译实践方法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归化”法,即用符合译作规范的语言来翻译原作,消除了原作的异国风味。韦努蒂的“异化”观强调对译作和原作都具有陌生化效果,凸显译者的自主创造意识[5]。在韦努蒂看来,翻译就是两种语言和文化的求同过程,即用相似的表达方式来表达相似的信息。但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可能无视于原作中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因此,韦努蒂提倡在翻译过程中求同的同时,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尽可能地保留异国文化的特色和外国语言的味道,即保留了原作的“洋味”。

二、解构主义翻译观

解构主义翻译观与解构主义有直接的联系。解构主义翻译观是以本雅明、德里达和韦努蒂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学者对翻译进行的论述,他们是整个后结构主义思潮重要的组成部分。后结构主义中“后”的意思是超越,因此又称解构主义。解构主义翻译观改变了结构主义的传统翻译标准,不再追求译作要忠实于原作。解构主义者强调,译者是创造的主体,翻译的文本是重新创造的新语言,从而大大地提高了译者和译作的地位。解构主义翻译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译者是创造的主体,译作语言是新生的语言;(2)原作取决于译作,没有译作,原作就无法存在,文本本身的定义是由译作而不是原作所决定的;(3)一切文本都具有互文性,原作与译作的关系是平等互补关系;(4)翻译应尽量表现语言之间的差异性,译作的价值取决于它对语言差异的反映程度;(5)翻译是一种双重权利话语制约下的产物[6]。解构主义翻译观集中表现为:原作取决于译作,没有译作,原作就无法存在。原作的“此生和来世”不是取决于原作本身的特性,而是取决于译作的特性。解构主义翻译者认为,正是翻译文本在书写我们,而不是我们在翻译文本。解构主义翻译观不再关心文本本身,而是更多地关注与该文本构成差异关系的其他因素。这改变了原作和译作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大的进步性。解构主义对翻译的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使我们认识到语言本质和语言之间的差异。翻译的最终目的是“存异”,而不是“求同”。译作和原作是平等互补的,这就要求译者要增强保留原作的语言文化特色的意识,从而正确对待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的问题。

三、文化翻译的解构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对原作和原作者的解构,实质不是要否定原作和原作者,只是考虑到了原作之外更多的影响因素,让读者更全面地看到翻译活动[7]。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虽然没有提出具体的翻译技巧,也没有详细论述具体的翻译过程,但它实际上是一种崭新的翻译观或翻译思想,在更高的层面上对翻译理论和实践发挥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一)译者对原作的解构

从解构主义视角看,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被看作是翻译过程的主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译作的形成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更是翻译活动的中心。译者本身属于一定的文化,他所属的文化很大程度上限制着其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和翻译技巧的运用。译者的思维方式、译者对原作和原作者的了解、译者翻译一部作品的目的与译者的目标读者等都会影响和制约译者的翻译策略的选择和翻译技巧的运用。翻译是两种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译者作为具有双文化和双语能力的中介者,作为原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沟通桥梁,具有传播文化的使命感。

(二)译文语言的解构

解构主义翻译思想之经典著作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指出,原作和译作之间是一种“此生和来世”的关系,原作经过翻译被赋予新的意义,从而获得延续的生命。因此,从解构主义视角看来,译作是原作的再生。翻译不仅是表达原作的活动,更是使原作的生命得以延续的活动。解构主义者用互文性来解释原作和译作之间的关系,而且他们认为一切文本都具有互文性,从而确定了译者和原作者的平等地位。翻译过程的第一步是理解原作,原作跨越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民族和语言体系进入不同的环境,必然会受到译语语言的影响,通过研究原作的体裁、内容、时代背景等尽力再现原作的“原味”。文化翻译是动态的,把握翻译的动态实质,尊重译者、译语、读者之间的立体式互动,尊重译作的来源,尊重原作和原作者的文化,译作才容易被原作者和译作读者所接受。

(三)读者对文本的解构

解构主义观强调,原作想延续生命,就必须要有译作。由于文本本身不具有确定的意义,相同的文本经不同的译者在不同的语境下使用不同的翻译方法,会得到不同的涵义,而且相同的读者在不同的时间里对同一文本的解读也会出现不同的变化,因此每一次对原作进行翻译,都会改变其原作的意义。在阅读过程中,译者和译作读者不断地对原作进行翻译和理解,只有对原作不断的翻译和对译作不断的解读,原作才能生存下去。而且,文本本身能存在下去,是依赖于译作所包含的特性[8]。翻译是译者和译作读者之间的交流。在解构主义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关注的是其心目中的预期读者,他们为这些读者而翻译。而每一个读者解读文本又是一个对文本意义进行选择的过程,他们理解的意义都是对原作意义的撒播,使其意义具有合理性和多元性。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的活动,是不同语言间文化的交流,解构主义及其翻译理论的论述与研究促进了不同语言间文化的交流。从解构主义的视角看,翻译是原作生命延续,而不再是对原作的简单重复。解构主义翻译观认为,译者具有主体创造力,其使命是转换原作并赋予原作以新的生命,原作包含着一种生存的解构和形式。从解构主义的角度看文化翻译,解构过程中蕴含着原作的创新,翻译赋予原作以延续的生命。

参考文献:

〔1〕曹明伦.英汉翻译实践与评析[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

〔2〕李红满.解构主义对传统翻译理论的冲击[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03).

〔3〕Benjamin, Walter. The Task of Translator [M].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3.

〔4〕德里达.书写与差异[M].北京:三联书店,2001.

〔5〕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6〕张永喜.解构主义翻译之再思[J].外语研究,2006,(06).

〔7〕谢天振.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8〕郭建中.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0.

篇5:解构主义对文化意象翻译的启示

1.1 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文化负载词翻译的现状述评与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注意力投向文化,现实和文化间的联系更加广泛,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文化差异性与多样性。随着翻译“文化转向”的加强,翻译界展开了大量的关于文化负载词翻译的研究,其中不乏关于中国典籍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处理方法和研究。文化负载词在古代文化典籍翻译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如何在跨文化路径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英译理论、实践领域中,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的极富文化内涵的主题进行剖析,归纳出切实可行的文化负载词翻译的一般原则、方法与技巧,仍处于尝试阶段,尚需努力,找寻强有力的理论来指导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文化负载词翻译,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1.2 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文化负载词翻译的重大战略意义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任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时代的一个重大命题即为 :中国文化“走出去”,越过文化间的障碍,以加强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交流。同时,应该看到中国典籍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构成了文化传播的重要方面,对于保持中国固有的文化身份、弘扬民族文化、促进东西方融合,典籍翻译有着重大的实际意义。

随着中国作家莫言于2012年首获诺贝尔文学奖,世界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关注徒增,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的翻译功劳显而易见。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翻译工作已引起党中央和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以及翻译界的高度关注重视。目前,如何进一步开展并深化中国典籍翻译事业,弘扬东方文化,使其与西方文化平起平坐,己成为译员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典籍是中国文化和传统思想的结晶,它们的对外翻译有助于国人向世人展示华夏文明。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只有保证中国自身的文化身份能与西方文化平等,才能促进东西文化交融互补。新世纪华夏文化将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的日益增长,迎来新的辉煌。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中国典籍在世界上会更加受到关注,它们的对外翻译将更加重要。

1.3 中国典籍中文化负载词翻译的研究目标

目前,对跨文化的典籍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研究处于探索阶段,这一路径打开了人们的视野,从文本扩大到文本的源文化、译者、目的语读者的译语文化等许多跨文化交际因素。这为中国典籍文化负载词翻译的诸多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给人以启迪。本文力图通过解构主义视角,探讨典籍英译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对策。

2 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思路方法及创新之处

2.1 拓宽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与文化负载词的认识----研究重点难点

认识中国文化典籍,需要突破原有模式。中国典籍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结晶,在语言形式、思想内容、文化意蕴等方面都有着不同于现代作品的特点。中国典籍的特殊性还表现在 : 由于经受了历史文化的积淀,许多词语言简意丰,并反映着中华各民族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社会状况,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涵义。这就要求我们对典籍文化全面的反思和深入的思考,以现代学术眼光出发,站在文化战略的高度,重新认识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翻译领域传统认为,典籍翻译的文本即为孔孟、老庄、先秦诸子以及唐诗宋词,和一些散文名篇。这样的认识过于局限,全面的中国文化典籍包括儒释道、文史哲,天文地理、文艺理论、书画艺术、工艺制造等领域,还有习俗制度、园林建筑等。

“文化负载词 (culture-loaded terms)”又称“文化术语”或“文化局限词”,是标志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翻译中指原语词汇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在译语中没有对应语。这些词汇反映了某民族在漫长历史的进程中逐渐积累,有别于他民族独特的生活方式。文化负载词是标志民族文化的突出代表,富含民族性的文化典籍中含有大量文化负载词。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是典籍翻译的关键。

2.2 解构主义 ---- 研究的基本思路方法

“解构主义 ”(deconstruction) 也叫“后结构主义”是以Jaeques Derrida为代表的解构主义者对结构主义的反叛。它系统地消解了结构主义关于结构和意义等的思想 , 因而叫“解构主义”。解构主义观最为关注的不再是文本和语言,而是交流与文化 ;不再是方法和标准,而是延伸和传播 ;不再是转换和翻译,而是解释和理解。

首先,解构主义注重意义的流动性。又称后结构主义的解构主义,是对结构主义的颠覆和反叛。结构主义是核桃,外层是壳,中间是核,而解构主义是洋葱,葱皮剥离,无心无核。解构主义者强调文本的开放,意义等待发现 ;文本流动的意义以及文本的所指具有非对应性。

其次,解构主义翻译批评主张彰显译者、读者的主体性。在解构主义语境里,“上帝死了”,人站起来了 ;突出读者在阅读文本过程中的能动性。这是解构主义的一大突破,正如艾布拉姆斯(M.H.Abrams)所说,解构主义指阅读作品的一种方式。它要推翻一种过于绝对的理论,认为作品没有义务在文本里确立自己的结构、含义和整体性。解构主义者认为作者是翻译过程的起始点,读者是这个过程的终点。解构主义翻译观下,翻译的目的是要让读者成为译作积极的生产者而不是成为译作消极的接受者。“阅读也是一种劳作。”在翻译活动中,译者必须考虑到译作的读者,包括他们的阅读品味、欣赏水平等。

2.3解构主义视角下跨文化路径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主要观点及创新之处

解构主义观告诉我们,译者以研究目的读者为首要任务,要了解读者的欣赏习惯和接受能力。对中国典籍中文化负载词翻译的研究主要是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将所涉及到的各种因素之间建立起和谐的联系。纽马克认为“翻译的终极目的是填补语言之间的空白。”如果将极富文化内涵的元素如汉语成语故事等翻译为与西方文化中同等含义的希腊神话或干脆用平实语言、西方人名将其意思、相应的人物直白的表达出来,这种去除文化内核的译文对于西方读者的理解虽然没有障碍,但同时失去了文化交流的功效与价值,失去了中国典籍的原滋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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