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主义翻译观下的商标词翻译论文

解构主义翻译观下的商标词翻译论文（共6篇）

篇1：解构主义翻译观下的商标词翻译论文

[摘 要] 解构主义翻译观打破了传统翻译观念对于翻译标准的界定,提出科学的翻译标准具有三个特征:多元性,动态性,模糊性。商标词的翻译应以此为基础,同时要把自身的特殊性于此相结合,把握商标词翻译的多元性,延展性,准确性和系统性。

[关键词] 解构主义 商标词翻译 多元性 延展性 系统性

自从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问世以来,结构主义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成为20世纪指导人文科学的普遍理论“范式”。索绪尔把语言符号的音响形象和书写记号称为“能指”,把语言符号指代的观念称为“所指”,而且强调指出,在一个语言系统中,“能指”和“所指”对应的关系完全是人为任意的,约定俗成的。在索绪尔的符号概念中,言语,语音被赋予优先地位,所指与概念又被等同起来,当“能指”和“所指”对应的关系被确定下来后,每一个符号都有了终极不变的意义。

从20世纪70年代起,解构主义又称后结构主义的兴起对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理论提出了批判。解构主义认为,语义是流变的,语义的上下限始终是模糊的,整个发展过程都是开放的,处于一种新陈代谢的有机或动态的过程。这种流变性和模糊性是由人脑的有限性决定的。客观世界是无限的,而人脑对信息的处理能力是有限的。人们不得不使用有限的语言来概括无限的信息。这一无限和有限的矛盾决定了语言的模糊性和流变性。“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不再固定不变。每个所指都能变成能指,词语的指称活动就这样一环套一环,永无止境。

这种对语言符号理论的新的解读也深刻的影响了传统的翻译理论。传统的翻译理论认为,原文通常有一个中心意义。译者应该尽量忠实再现原文的意义。现在由于语言是流变的,模糊的,读者或者译者对原作的语言符号就有了自己的解读权力,对其进行多重的解读,这样原文的中心意义就不存在了。评价译文的终极标准也随之不存在了。原文的权威地位不能凌驾于译文之上,二者是平等的,互补的。译文评价的标准要随着时代和历史文化的发展而发展,不同的译者可以以自身为主体来确立翻译标准,同时不同的读者也从自身出发来解读译文。基于此,解构主义翻译观下科学的翻译标准至少具有以下三个特征:多元性,动态性,模糊性。

商标词的翻译虽然具有其特殊性,但要达到翻译效果,同样受到此翻译标准的约束。商标词是以词、字出现的语言符号。它们由个别人或个别企业精心挑选或创造出来,用来区别其他企业商品的一种专业符号。商标词不仅代表商品,影响消费者对商品的印象及购买欲;它同时也代表着生产商品的企业,是企业形象和文化的集中体现。因此,商标词的译者更应关注在解构主义翻译观下对商标词的多重解读,从而对传统的商标翻译方法有新的理解和感悟。

一、翻译标准的多元性

因为不同的译者可以以自身为主体来确立翻译标准,同时不同的读者也从自身出发来解读译文,因此翻译标准存在着多元性。译者读者自身作为主体,都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1.商标词的翻译要受到文化和审美因素的影响。2.商标词的翻译要受到民族心理因素和消费者性别因素的影响。因为诸多作者撰文对此进行论述,本文简单说明,不再赘述。各民族因其文化背景及其宗教观念的不同,看待事物的观念和审美观念也极其不同。同时男女由于性别不同,看待事物的观念和审美观念也有所差异。商标词的翻译要以顾客为导向,遵循其特有的民族文化背景和性别身份的要求,有所避忌,有所张扬。

二、翻译标准的动态性

时代在不断发展,译文评价的标准要随着时代和历史文化的发展而发展,因此被译出商标词要受到新的时代环境的检验。由新的历史文化背景培育出的消费者能否接受它,还需拭目以待。因此,商标词的翻译要考虑到产品的后继发展以及顾客群的改变。

商标词的翻译要有延展性。在解构主义中,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结合变得十分松散。符号每一次被使用时,来自静态结构的标准成分都可能受到新的话语环境的挑战和更张。一种产品的商标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后就固定下来了,但是产品和企业却是不断发展的。企业会不断开发不同系列的新产品。新产品由于其不同的材质,类型,其原有的商标是否合适,仍有待检验。Coca cola汉译名为“可口可乐”,用作饮料的商标名,是音义结合的典范。但其联想意义就十分狭窄,因而可适用的产品的范围就受到局限。Pepsi cola“百事可乐”在这方面就具有优势了。它开发了“百事”系列运动鞋。但如果运动鞋被命名为“可口”,恐怕顾客会望而止步。商标词翻译的贴切往往适用于某一种特性的商品,局限其联想意义的扩展,对产品类型的扩展会带来影响。

三、翻译标准的模糊性

翻译标准所蕴含的是一种模糊信息。为了最大限度消除这种不确定性,商标词的翻译需要遵循:

1.商标词的翻译要准确传达企业信息

由于语言的模糊性,语言符号必须独特,才能最大限度的传递出某一特定信息。好的商标词必须是独特的。中国的企业往往认为一些响亮的,大家都熟知的,就是好的,如“中华”,“长城”等,并且把这些商标直接译成英语。这样恰恰违背了商标词独特性的要求。企业商标词所包括的内涵和信息,应该全部是有关这一企业的。公众视听接触到这一标志,脑海所反映的全部是有关这一企业的信息,绝不会有其他的信息干扰企业信息的传播。相反,如果这一单词是既有的,是原本有意义的,那么公众接触这一单词时,脑海反映的这一单词的信息就费解,影响企业信息准确清晰的对外传达。国外的企业选择英文商标词的做法使得中国企业借鉴。他们往往不会选择已有的英文单词,而是自己造词。例如OIC(电器商标= Oh, I see), Leggs(长筒袜商标= legs), Lux(香皂商标= luck),Xcel(电器商标=excel)等。与之相比,一些以汉语拼音做商标词的中国品牌,如Jianlibao“健力宝”,Chunlan“春兰”等,国外的消费者看到这些商标,不能了解企业要传达的信息,不利于参与国际竞争。

有时商标词会使用本身就具有意义的单词,但是这一单词的意义通常是企业希望顾客产生联想的意义。例如:耐克(鞋)Nike胜利女神,金利来(领带)Goldlion金狮子等等。在翻译此类商标词时,如何把产品信息与词语的原有意义结合起来是一大考验,因此能够做到音形义结合的翻译寥寥无几。

2.商标词的翻译要有系统性

上面提到商标词翻译的贴切和延展常常造成矛盾,国外的企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往往给不同系列的产品取不同的名字,然后把它们归结到公司的商标名之下。因此在翻译这些商标的时候,不同产品的商标词既要符合本产品的特性又要和公司的同类产品以及公司的商标名相契合。这样一个公司的系列产品的商标就形成了一个系统,能够给消费者一个深刻的印象,各个品牌之间也起到相互的推动作用。例如宝洁公司和其旗下的一系列产品: P & G(Procter & Gamble)宝洁,Rejoice飘柔,Pantene潘婷,Head & Shoulders海飞丝,Safeguard舒肤佳,Olay玉兰油,Whisper护舒宝,Crest佳洁士,Tide汰渍,Zest激爽,Pampers帮宝适等等。宝洁公司主营日化用品,其公司名称译为“宝洁”,就有了提纲挈领的作用。旗下的产品的翻译首先都体现出产品本身的特性。如飘柔,潘婷,海飞丝,体现使用洗发水能给顾客带来飘逸柔美的形象;舒肤佳,护舒宝,帮宝适,兼具舒适的使用感和良好的保护效果;佳洁士,汰渍,强调去污性能;玉兰油则会让人联想到产品的天然以及使用后肌肤会如玉兰花一般娇嫩。在强调各自产品特性的同时,各产品的商标词又相互呼应,同时又受到“宝洁”这一公司名称的统领。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让消费者过目不忘,宝洁公司良好的销售业绩是一佐证。

综上所述,解构主义翻译观强调了翻译标准不是固定不变的,它随着时代和历史文化在不断发展。商标词的翻译也不会一成不变,随着全球经济及商业文化的发展,商标词会承载更多的企业文化和负担商业使命,因此其翻译更加应该具有多元性,延展性和系统性,以期达到各类企业的要求。

参考文献:

[1]李金树:多元、动态、模糊——解构主义翻译观与翻译标准的厘定[J].宜春学院学报,2005(2)

[2]张一平:结构与结构——从索绪尔到德里达[J].外语学刊,2006(4)

[3]李淑琴马会娟:从符号学看商标词的翻译[J].上海科技翻译,2000(4)

[4]黄龙胜:商标词翻译中的文化因素[J].外语教学与翻译,2005(2)

[5]武少霞:商品包装上的商标翻译的探讨[J].商场现代化,2007(12)

篇2：解构主义翻译观下的商标词翻译

从20世纪70年代起, 解构主义又称后结构主义的兴起对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理论提出了批判。解构主义认为, 语义是流变的, 语义的上下限始终是模糊的, 整个发展过程都是开放的, 处于一种新陈代谢的有机或动态的过程。这种流变性和模糊性是由人脑的有限性决定的。客观世界是无限的, 而人脑对信息的处理能力是有限的。人们不得不使用有限的语言来概括无限的信息。这一无限和有限的矛盾决定了语言的模糊性和流变性。“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不再固定不变。每个所指都能变成能指, 词语的指称活动就这样一环套一环, 永无止境。

这种对语言符号理论的新的解读也深刻的影响了传统的翻译理论。传统的翻译理论认为, 原文通常有一个中心意义。译者应该尽量忠实再现原文的意义。现在由于语言是流变的, 模糊的, 读者或者译者对原作的语言符号就有了自己的解读权力, 对其进行多重的解读, 这样原文的中心意义就不存在了。评价译文的终极标准也随之不存在了。原文的权威地位不能凌驾于译文之上, 二者是平等的, 互补的。译文评价的标准要随着时代和历史文化的发展而发展, 不同的译者可以以自身为主体来确立翻译标准, 同时不同的读者也从自身出发来解读译文。基于此, 解构主义翻译观下科学的翻译标准至少具有以下三个特征:多元性, 动态性, 模糊性。

商标词的翻译虽然具有其特殊性, 但要达到翻译效果, 同样受到此翻译标准的约束。商标词是以词、字出现的语言符号。它们由个别人或个别企业精心挑选或创造出来, 用来区别其他企业商品的一种专业符号。商标词不仅代表商品, 影响消费者对商品的印象及购买欲;它同时也代表着生产商品的企业, 是企业形象和文化的集中体现。因此, 商标词的译者更应关注在解构主义翻译观下对商标词的多重解读, 从而对传统的商标翻译方法有新的理解和感悟。

一、翻译标准的多元性

因为不同的译者可以以自身为主体来确立翻译标准, 同时不同的读者也从自身出发来解读译文, 因此翻译标准存在着多元性。译者读者自身作为主体, 都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因此:1.商标词的翻译要受到文化和审美因素的影响。2.商标词的翻译要受到民族心理因素和消费者性别因素的影响。因为诸多作者撰文对此进行论述, 本文简单说明, 不再赘述。各民族因其文化背景及其宗教观念的不同, 看待事物的观念和审美观念也极其不同。同时男女由于性别不同, 看待事物的观念和审美观念也有所差异。商标词的翻译要以顾客为导向, 遵循其特有的民族文化背景和性别身份的要求, 有所避忌, 有所张扬。

二、翻译标准的动态性

时代在不断发展, 译文评价的标准要随着时代和历史文化的发展而发展, 因此被译出商标词要受到新的时代环境的检验。由新的历史文化背景培育出的消费者能否接受它, 还需拭目以待。因此, 商标词的翻译要考虑到产品的后继发展以及顾客群的改变。

商标词的翻译要有延展性。在解构主义中, 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结合变得十分松散。符号每一次被使用时, 来自静态结构的标准成分都可能受到新的话语环境的挑战和更张。一种产品的商标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后就固定下来了, 但是产品和企业却是不断发展的。企业会不断开发不同系列的新产品。新产品由于其不同的材质, 类型, 其原有的商标是否合适, 仍有待检验。Coca cola汉译名为“可口可乐”, 用作饮料的商标名, 是音义结合的典范。但其联想意义就十分狭窄, 因而可适用的产品的范围就受到局限。Pepsi cola“百事可乐”在这方面就具有优势了。它开发了“百事”系列运动鞋。但如果运动鞋被命名为“可口”, 恐怕顾客会望而止步。商标词翻译的贴切往往适用于某一种特性的商品, 局限其联想意义的扩展, 对产品类型的扩展会带来影响。

三、翻译标准的模糊性

翻译标准所蕴含的是一种模糊信息。为了最大限度消除这种不确定性, 商标词的翻译需要遵循:

1. 商标词的翻译要准确传达企业信息

由于语言的模糊性, 语言符号必须独特, 才能最大限度的传递出某一特定信息。好的商标词必须是独特的。中国的企业往往认为一些响亮的, 大家都熟知的, 就是好的, 如“中华”, “长城”等, 并且把这些商标直接译成英语。这样恰恰违背了商标词独特性的要求。企业商标词所包括的内涵和信息, 应该全部是有关这一企业的。公众视听接触到这一标志, 脑海所反映的全部是有关这一企业的信息, 绝不会有其他的信息干扰企业信息的传播。相反, 如果这一单词是既有的, 是原本有意义的, 那么公众接触这一单词时, 脑海反映的这一单词的信息就费解, 影响企业信息准确清晰的对外传达。国外的企业选择英文商标词的做法使得中国企业借鉴。他们往往不会选择已有的英文单词, 而是自己造词。例如OIC (电器商标=Oh, I see) , Leggs (长筒袜商标=legs) , Lux (香皂商标=luck) , Xcel (电器商标=excel) 等。与之相比, 一些以汉语拼音做商标词的中国品牌, 如Jianlibao“健力宝”, Chunlan“春兰”等, 国外的消费者看到这些商标, 不能了解企业要传达的信息, 不利于参与国际竞争。

有时商标词会使用本身就具有意义的单词, 但是这一单词的意义通常是企业希望顾客产生联想的意义。例如:耐克 (鞋) Nike胜利女神, 金利来 (领带) Goldlion金狮子等等。在翻译此类商标词时, 如何把产品信息与词语的原有意义结合起来是一大考验, 因此能够做到音形义结合的翻译寥寥无几。

2. 商标词的翻译要有系统性

上面提到商标词翻译的贴切和延展常常造成矛盾, 国外的企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往往给不同系列的产品取不同的名字, 然后把它们归结到公司的商标名之下。因此在翻译这些商标的时候, 不同产品的商标词既要符合本产品的特性又要和公司的同类产品以及公司的商标名相契合。这样一个公司的系列产品的商标就形成了一个系统, 能够给消费者一个深刻的印象, 各个品牌之间也起到相互的推动作用。例如宝洁公司和其旗下的一系列产品:P&G (Procter&Gamble) 宝洁, Rejoice飘柔, Pantene潘婷, Head&Shoulders海飞丝, Safeguard舒肤佳, Olay玉兰油, Whisper护舒宝, Crest佳洁士, Tide汰渍, Zest激爽, Pampers帮宝适等等。宝洁公司主营日化用品, 其公司名称译为“宝洁”, 就有了提纲挈领的作用。旗下的产品的翻译首先都体现出产品本身的特性。如飘柔, 潘婷, 海飞丝, 体现使用洗发水能给顾客带来飘逸柔美的形象;舒肤佳, 护舒宝, 帮宝适, 兼具舒适的使用感和良好的保护效果;佳洁士, 汰渍, 强调去污性能;玉兰油则会让人联想到产品的天然以及使用后肌肤会如玉兰花一般娇嫩。在强调各自产品特性的同时, 各产品的商标词又相互呼应, 同时又受到“宝洁”这一公司名称的统领。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让消费者过目不忘, 宝洁公司良好的销售业绩是一佐证。

综上所述, 解构主义翻译观强调了翻译标准不是固定不变的, 它随着时代和历史文化在不断发展。商标词的翻译也不会一成不变, 随着全球经济及商业文化的发展, 商标词会承载更多的企业文化和负担商业使命, 因此其翻译更加应该具有多元性, 延展性和系统性, 以期达到各类企业的要求。

摘要：解构主义翻译观打破了传统翻译观念对于翻译标准的界定, 提出科学的翻译标准具有三个特征:多元性, 动态性, 模糊性。商标词的翻译应以此为基础, 同时要把自身的特殊性于此相结合, 把握商标词翻译的多元性, 延展性, 准确性和系统性。

关键词：解构主义,商标词翻译,多元性,延展性,系统性

参考文献

[1]李金树:多元、动态、模糊——解构主义翻译观与翻译标准的厘定[J].宜春学院学报, 2005 (2)

[2]张一平:结构与结构——从索绪尔到德里达[J].外语学刊, 2006 (4)

[3]李淑琴马会娟:从符号学看商标词的翻译[J].上海科技翻译, 2000 (4)

[4]黄龙胜:商标词翻译中的文化因素[J].外语教学与翻译, 2005 (2)

篇3：解构主义翻译观下的广告语翻译

【关键词】解构主义翻译观 广告翻译 翻译策略

一、解构主义翻译观与传统翻译观的区别

在解构主义出现以前，传统翻译观念受结构主义的影响，强调原文的意义，认定原文意义为翻译过程的“中心”所在，译文则是对这个中心意义的重现。简言之，在传统翻译观中，原文和原文作者受到重视，而译者和译文则必须仰视原文和原文作者，在译文中对原文进行再现、模仿。并且，译者还要尽量保持原文的文采、特色，抑制自身的创造力，极力保持“隐身”的状态。

与之相反，解构主义可谓是结构主义的对立面，它是一种质疑理性、颠覆传统的全开放式的批判理论，以德里达1966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所发表的题为《结构，符号和人文科学话语中的差异运动》的演讲及次年连续出版的散步重要理论著作《声音与现象》、《论文字学》、《书写和差异》为标志。P.5其直接产物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不仅强调消解传统的翻译忠实观，突出译者的中心地位，还强调“存异”而非求同，认为译作不是去复制或是传递原作的意义，而是对原作语言的补充，翻译是对原文不断完善，以求达到“纯语言”状态的过程。

在谈及解构主义理论时，有三位代表人物需要我们注意—德里达以及在他前后的本雅明和韦努蒂。其中，德里达的“延异”论强调“他者”的存在。德里达说 ：“整体的中心在其他地方”， “中心不是中心”。P.506即原文文本的所承载意义并不在其本身，而在它與它的“他者”所构成的差异关系中，“他者”的无穷无尽使得差异也是无限的，进而原文文本的意义也就不可确定，所以传统 “忠实观”所要忠实的对象也就彻底消失。

而在本雅明看来，上帝的语言作为最为完美的“纯语言”，是世间万物构成的本源。而所谓翻译，就是将不同的语言碎片加以粘合，趋于完美—“纯语言”，那么译者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找出那些存在差异但又能彼此互补的语言碎片。简言之，翻译的目的不是“求同”，而是“存异”

因此，解构主义翻译观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如下：1.保留原文语言文化特色。2.译文要在原文意义的基础上有所发展。3.译者要发挥自身的创造力。

二、解构主义翻译观在广告语翻译的应用

广告语作为一种商业语言，其语言精练，内涵丰富，而广告翻译更是涉及到不同的语言文化。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语言习惯、不同的价值取向，这就要求译者根据广告语的实际情况灵活地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如果采取传统的翻译方法，将注意力仅仅集中在原文的意义上，那势必会被广告原文的意义所束缚，即使将广告翻译出来，也会是僵板的语言，不仅与广告要引起消费者注意的宗旨相悖，也会不利于目的语消费者对广告的理解，不利于产品的宣传，进而从根本上失去了其功用。

1.可采取直译以达到“去同求异”的目的。直译是保留不同语言之间不同之处的最佳方法。直译的广告语翻译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源语的文化特色，既传达原文的意义，保留源语特色，又使读者了解异国文化。比如，广告语“ The customer is God.”可直译为“顾客就是上帝”。西方人信仰基督教的上帝，而中国人则信仰佛教，将God直译为上帝，有助于读者了解西方文化。

2.亦可采取增译的方法，将语言意义不断延荡以趋于完善。增译法在将广告原文中存在的意义表达完善之余，对一些内容进行了延展、补充和说明。有助于目的语读者更好地接受广告译文，减少不必要的误解或是不解，更好地推广产品。比如，广告语“Taking the lead in a Digital World.” （三星电子广告）可译为“领先数码，超越永恒”。这种译法不仅表达了原文的意思，还增译了“超越”之意，读起来朗朗上口，也更具气势。

3.还可利用创译法来进行翻译。解构主义翻译观要求译者不再“隐身”，要大胆地发挥自身的主体性，创译法让译者可以摆脱广告原文的束缚，使用不同的策略对原文进行调整、改变，以增强广告的吸引力。比如，中文广告“‘美的’家电，美的全面，美的彻底。”（“美的”牌家用电器广告），运用创译法可被译为“Midea products are beautiful， beautiful from top to toe， beautiful inside and out.”在原文中，“美的”出现了三次，但由于“美的牌”所对应的英文为Midea，没有中文中所体现的“美”的含义。译文中大胆的用beautiful迂回代替了三个“美的”，既有“美”的意向，又在读音上朗朗上口，不失为成功的创译。

总之，广告翻译的目的是使目的语受众通过转换的语言信息认识和了解某种产品或是服务，以求赢得译入语国家的消费群。鉴于不同国家有其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在翻译时我们就需要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因素，用灵活多变的翻译技巧跳出源语的束缚，用创造性的思维在译文上做调整、改变，以获得译入语消费者的认可。而解构主义翻译观所提倡的不拘泥于原文，重视译文的完善，正与广告语的核心要求不谋而合。

参考文献：

[1]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 Volumn 1， 1993-2996 [M]. Ed. by Marcus Bullock and Michael W. Jennings. Cambridge， Massachusettes，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篇4：解构主义视角下的翻译理论

一、解构传统语言学中“所指-能指”之间的固定关系

解构主义理论是在对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批判中建立起来的, 围绕语言文字问题对结构主义语言学进行了批判, 其着手点正是索绪尔的所指和能指泾渭分明的划分, 以及所有能够界定、捕捉或固定意义的观念[1], 其代表人物有德里达、福柯、罗兰·巴尔特以及保罗·德曼等人。

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固定关系正是传统翻译理论中可译性赖以安身立命的前提, 而如今这个前提受到了解构主义的挑战, 自然这并不能就对可译性进行否定, 但确实为我们思考文本翻译提供了一个更为开阔的视野, 也是“对借助语言来充分描述和解释翻译之可能性问题的质疑”[1]。文本的意义变得不确定起来, 这样一来原作者表达自己意图的能力也受到了质疑。

二、解构原作与原作者的权威地位

传统的翻译理论总倾向于将译者所翻译的译作当作原作的派生物, 附属于原作。而本雅明[4]在其著作《译者的任务》中指出:“在生存的进程中, 当一部作品到了声闻遐迩的时候, 不纯粹传达主题的译文便开始问世。因此, 与不称职的译者的主张相反, 这种译文与其说符合作品的需要, 毋宁说作品由于译文而得以存在。在译文中, 原作的生命获得了最新的、继续更新的和最完整的展开。”这句话可被视为解构主义对原作与原作者权威地位的消解。原作与译作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决定与从属的关系, 而是相互依赖、由彼此而得以生存, 且“原作与译文又相互借贷”[1]。

德里达认为考察语言被言说掩盖的遗迹, 最好的领域就是翻译, 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对此体会最深。译者在选择恰当的词汇的时候, 发现语言间的同义词也有细微的差别, 正确的翻译和精确的复制也会具有不同于原文的意义。这是语言的局限, 一个两种语言都无法达到的灰色地带, 一个既在又不在的无声的意义或思想。译者的任务是通过变形 (transformation) 给原作赋予新的生命, 让它在原作者力不能及的时间和地方活得更好、更长久。[3]

三、解构传统翻译的本体性研究

传统的翻译理论把翻译的研究对象局限于翻译文本自身, 使翻译研究长久以来束缚于本体性研究的桎梏中不能自拔。这一点在中国的传统翻译理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研究对象通常是原文文本与译文文本之中的字、词、句之间的忠实程度, 以及两种文本总体的比较, 来探讨是否做到了“信、达、雅”。对翻译的研究从未越出翻译文本这个雷池之外半步。

自20世纪60年代解构主义发源于法国, 并在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以后, 翻译研究的视野开始扩大化。在文化转向的过程中, 翻译研究理论与多种意识流派进行结合, 由此产生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等。

篇5：解构主义观下的诗歌翻译研究

【关键词】解构主义；延异；诗歌

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中期，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的三部著作《言语与现象》、《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确立了解构主义的地位，德里达也因此被誉为“解构主义之父”。“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也叫“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从法国兴盛起来的一股后现代主义思潮。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该思潮在西方翻译理论界的影响日益扩大，并对传统的文学理论产生巨大挑战。解构主义是对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反叛，因其系统地消解了结构主义关于结构和意义的概念，而被称做“解构主义”。其代表人物首推德里达，此外还有德曼、本雅明、韦努蒂、福柯等人。解构主义是在对结构主义的内核———“逻各斯中心主义”消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在语言表达之前先有明确的内在意义，语言文字只是其外在形式：意义好像灵魂，语言像粗俗的肉体。结构主义设想有一个超然解构决定符号意义，成为意义的根据或者中心。解构主义却否认任何超然解构或内在中心，认为文本是一个无中心的系统，没有终极意义，认为意义存在着空白，符号的意义在根本上是多意的和不确定的。

二、解构主义的翻译观

解构主义翻译认为，原文想生存下去，就必须要有译文。没有译文，原文就无法生存。翻译不是文本的附庸，而是文本的来世。法国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罗朗？巴特曾宣称“作者死了”，他认为，文本一旦完成，语言符号就开始起作用。读者通过对语言符号的解读，解释文本的意义。文本既无中心体统，也无终极意义。德里达为了把解构主义引入到翻译研究提出了“延异”这一概念，用来表明语言学与翻译学中所指与能指、言语与语言的不确定性关系。“这样本身就是对解构主义语言学以语言为中心的语言理论的嘲讽。”“延异”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区别、区分、差异，即“to differ”；二是指拖延、推迟、延宕，即“to delay”，前者指空间上的不同，而后者则指时间上的差异。

翻译在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文化语境下呈现了新的文本理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原作生命延续的译作，面对新的读者群，开始了新的阅读和检验的历史。原作既不属于某个作家，也不属于某个时代。原作的生命得以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意义上进行拓展与延续。对每一部作品来说，被翻译的机会越多，其生命力就越强大。从这一方面来说，解构主义提高了译者和译作的的地位。这虽然是一种反逻各斯、反传统、反权威、反理性，但与此同时，它为翻译提供了新的思路。笔者基于对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分析认为，尽管解构主义理论对翻译理论的深入研究注入了新活力，但我们不能全盘接受。面对不同的汉语文本文体，我们应该侧重不同的翻译标准，从而翻译出高质量的译文。

三、解构与诗歌翻译

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中的美学意象有其特定的美学意蕴，译者重构译本时必须考虑到原文本的语言文化特征、创作环境和作者的审美取向等因素。但原文的美学意象和译文中的美学意象存在着延宕和差异，译者为了凸现译文中的美学意象，往往要曲解、甚至牺牲原文的美学意象，在译文本中“撒播”全新的美学意象，结果往往造成译本中误读和误译的滥觞。

庞德对于中国诗歌的翻译，就很好地体现了解构主义思想，他完全背离当时诗歌翻译的流行句式、诗体和语言规范，在译诗中时常留有自己的诗学观的“踪迹”。他希望借助翻译来丰富和创新美国诗歌，他将翻译与自身的文学使命结合起来，超越着主流的诗学观和传统的忠实观。以刘彻的《落叶哀蝉曲》为例，原诗为：“罗袂兮无声，玉屏兮尘生。虚房冷而寂寞，落叶依于重扁。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宁！”庞德译为：“The rusutling of the silk is discontinued，/Dust drifts over the courtyard，/There is no sound of footfalls，and the leaves/ Scurry into heaps and lie still，/And she the rejoycer of the heart is beneath thin（leaves）：/A wet leaf that clings m the threshold”庞德翻译的这首诗实际上是原诗前四行的改写，自己重新写了一个结尾。他没有亦步亦趋地寻求字当句对，而是摆脱原诗诗体的束缚，把握原诗最核心的意象，自己创作了一首新诗。庞德对原诗“存异”式建构和附饰的良苦用心就在于进行自身艺术创作的尝试，正是他的“变形”译诗帮助他开创了一代新的诗风。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也鼓励译者放开手脚，不必拘泥于原文。对于同一原文，我们不再受制于“忠实”原则，不同的译文有不同的文本阐释。译者是翻译实践的主体，是连接原作与译文的桥梁，解构主义对其解构，充分尊重译者和译作的创新性。现举例苏轼的《水调歌头》第一句“明月几时有”的翻译文本。

译文一：Bright moon，when was your birth？（杨宪益译）

译文二：How long will the full moon appear？（许渊冲译）

译文三：How rare the moon，so round and clear！（林语堂译）

之所以不同的译者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同一文本有不同的阐释，恰是因为文本意义在一定程度上的不确定性，是存在大量空白的，从而给译者不同的想象空间和阐释空间。

解构主义完全颠覆了传统翻译理论的一系列原则、方法，对传统的翻译理论造成了挑战，为翻译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当我们面对一种新的理论思潮时，我们要有批判的态度去对待。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接受。面对不同的文学文本，译者应该以不同的理论为指导，从而参照不同的翻译标准，充分发挥译者和译文的创造性，从而使译文更好的为读者服务。

参考文献：

[1]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2]德里达.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M]何佩群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刘军平.解构主义的翻译观[J].外国语，1997.

[4]吕俊.我国传统翻译研究中的盲点与误区[J].外国语，2001，（5）.

[5]张一平.结构与解构——从索绪尔到德里达[J].外语学刊，2006（04）：17-19.

[6]吕俊.翻译学应从解构主义那里学些什么[J].外语教学与翻译，2002（05）：30-33.

[7]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篇6：解构主义翻译观下的商标词翻译论文

1.1 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文化负载词翻译的现状述评与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注意力投向文化,现实和文化间的联系更加广泛,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文化差异性与多样性。随着翻译“文化转向”的加强,翻译界展开了大量的关于文化负载词翻译的研究,其中不乏关于中国典籍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处理方法和研究。文化负载词在古代文化典籍翻译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如何在跨文化路径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英译理论、实践领域中,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的极富文化内涵的主题进行剖析,归纳出切实可行的文化负载词翻译的一般原则、方法与技巧,仍处于尝试阶段,尚需努力,找寻强有力的理论来指导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文化负载词翻译,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1.2 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文化负载词翻译的重大战略意义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任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时代的一个重大命题即为 :中国文化“走出去”,越过文化间的障碍,以加强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交流。同时,应该看到中国典籍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构成了文化传播的重要方面,对于保持中国固有的文化身份、弘扬民族文化、促进东西方融合,典籍翻译有着重大的实际意义。

随着中国作家莫言于2012年首获诺贝尔文学奖,世界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关注徒增,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的翻译功劳显而易见。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翻译工作已引起党中央和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以及翻译界的高度关注重视。目前,如何进一步开展并深化中国典籍翻译事业,弘扬东方文化,使其与西方文化平起平坐,己成为译员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典籍是中国文化和传统思想的结晶,它们的对外翻译有助于国人向世人展示华夏文明。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只有保证中国自身的文化身份能与西方文化平等,才能促进东西文化交融互补。新世纪华夏文化将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的日益增长,迎来新的辉煌。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中国典籍在世界上会更加受到关注,它们的对外翻译将更加重要。

1.3 中国典籍中文化负载词翻译的研究目标

目前,对跨文化的典籍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研究处于探索阶段,这一路径打开了人们的视野,从文本扩大到文本的源文化、译者、目的语读者的译语文化等许多跨文化交际因素。这为中国典籍文化负载词翻译的诸多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给人以启迪。本文力图通过解构主义视角,探讨典籍英译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对策。

2 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思路方法及创新之处

2.1 拓宽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与文化负载词的认识----研究重点难点

认识中国文化典籍,需要突破原有模式。中国典籍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结晶,在语言形式、思想内容、文化意蕴等方面都有着不同于现代作品的特点。中国典籍的特殊性还表现在 : 由于经受了历史文化的积淀,许多词语言简意丰,并反映着中华各民族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社会状况,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涵义。这就要求我们对典籍文化全面的反思和深入的思考,以现代学术眼光出发,站在文化战略的高度,重新认识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翻译领域传统认为,典籍翻译的文本即为孔孟、老庄、先秦诸子以及唐诗宋词,和一些散文名篇。这样的认识过于局限,全面的中国文化典籍包括儒释道、文史哲,天文地理、文艺理论、书画艺术、工艺制造等领域,还有习俗制度、园林建筑等。

“文化负载词 (culture-loaded terms)”又称“文化术语”或“文化局限词”,是标志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翻译中指原语词汇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在译语中没有对应语。这些词汇反映了某民族在漫长历史的进程中逐渐积累,有别于他民族独特的生活方式。文化负载词是标志民族文化的突出代表,富含民族性的文化典籍中含有大量文化负载词。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是典籍翻译的关键。

2.2 解构主义 ---- 研究的基本思路方法

“解构主义 ”(deconstruction) 也叫“后结构主义”是以Jaeques Derrida为代表的解构主义者对结构主义的反叛。它系统地消解了结构主义关于结构和意义等的思想 , 因而叫“解构主义”。解构主义观最为关注的不再是文本和语言,而是交流与文化 ;不再是方法和标准,而是延伸和传播 ;不再是转换和翻译,而是解释和理解。

首先,解构主义注重意义的流动性。又称后结构主义的解构主义,是对结构主义的颠覆和反叛。结构主义是核桃,外层是壳,中间是核,而解构主义是洋葱,葱皮剥离,无心无核。解构主义者强调文本的开放,意义等待发现 ;文本流动的意义以及文本的所指具有非对应性。

其次,解构主义翻译批评主张彰显译者、读者的主体性。在解构主义语境里,“上帝死了”,人站起来了 ;突出读者在阅读文本过程中的能动性。这是解构主义的一大突破,正如艾布拉姆斯(M.H.Abrams)所说,解构主义指阅读作品的一种方式。它要推翻一种过于绝对的理论,认为作品没有义务在文本里确立自己的结构、含义和整体性。解构主义者认为作者是翻译过程的起始点,读者是这个过程的终点。解构主义翻译观下,翻译的目的是要让读者成为译作积极的生产者而不是成为译作消极的接受者。“阅读也是一种劳作。”在翻译活动中,译者必须考虑到译作的读者,包括他们的阅读品味、欣赏水平等。

2.3解构主义视角下跨文化路径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主要观点及创新之处

解构主义观告诉我们,译者以研究目的读者为首要任务,要了解读者的欣赏习惯和接受能力。对中国典籍中文化负载词翻译的研究主要是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将所涉及到的各种因素之间建立起和谐的联系。纽马克认为“翻译的终极目的是填补语言之间的空白。”如果将极富文化内涵的元素如汉语成语故事等翻译为与西方文化中同等含义的希腊神话或干脆用平实语言、西方人名将其意思、相应的人物直白的表达出来,这种去除文化内核的译文对于西方读者的理解虽然没有障碍,但同时失去了文化交流的功效与价值,失去了中国典籍的原滋原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