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数学教学心理学

重提数学教学心理学（精选6篇）

篇1：重提数学教学心理学

重提“基本功”

三 笔字（粉笔、钢笔、毛笔）和普通话长期以来一直是语文教师的重要基本功，但在新课改之后却不大被提起了。近几年参加过多次语文教师培训，讲的全是如何更新 理念、转变角色、改变教学方式；也观摩了很多语文示范课，评价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给学生主体地位，让学生活起来动起来。至于老师学生的板书是否规范、普 通话是否标准则无人问津。在日常的语文教学中，很多教师对汉字书写和普通话也往往是一笔带过，集中精力去抓阅读，可能是因为阅读教学容易体现新理念能出彩 儿，也可能是因为汉字书写和普通话在考试中占的分值太少以至忽略不计了吧！

这 不是好现象，三笔字和普通话之所以成为语文教师的基本功，是语文课程的性质地位、目标内容决定的。语文是重要的交际工具，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的基 本性质。交际就离不开语言表达和书写，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我们的方块字无论内在含义还是外形书写都有着独特的文化意义，说好普通话更是经济社会发 展的要求。新课标对汉字书写和普通话极为重视，从总目标到阶段目标，都规定学生要用普通话朗读课文、进行口语交际、规范书写汉字、会写正楷字和行楷字，而 且有一定的速度。新课标的基本理念之一就是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说好普通话写好汉字正是语文素养的体现，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离不开它们。

语 文是母语课，汉语言文学又极其博大精深，因此对语文教师的个人素质要求很高。新课改要求教师转换角色成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和引导者，这并不意味着教师可以 当甩手掌柜，实际上语文里面的很多东西仍然需要教师去讲去示范。以汉字的书写为例，很多初中生写字还是歪歪扭扭，笔顺都不对，考试卷作文本狼藉一片，家长 心里着急，只能花钱让他们上书法特长班。如果他们的语文老师能写一手漂亮的书法，能多讲一些汉字的起源、发展、构造及书写方面的知识，言传身教，岂不胜过 批评斥责。很多老先生回忆起当年的学习，都会讲语文老师那潇洒端庄的字体、抑扬顿挫的声调，潜移默化至今不忘，这正是语文的魅力。反之，像今天的某些语文 教师，一堂课黑板上空无一字，多媒体课件代替了板书，偶尔写两个字也是惨不忍睹。课下写东西多用电脑，钢笔都少用更不用说毛笔了，有的语文教师甚至不会写 毛笔字，不懂一点书法知识，真不知古老文化如何传承？如果老师的语言表达再随意一点，普通话说的荒腔走板，那可就贻害无穷了！因为学生耳濡目染心领神会，长此以往下笔如何出口为何便可想而知了！事实上，书写能力差、普通话水平弱的现象已经在中小学生当中普遍存在，为师者难辞其咎！

创 新能力要培养，基本素养更要提高，对学生如此，对教师也如此。语文教师的基本功要与时俱进，要学习新理论、会科研、掌握现代信息技术，这是时代发展的需 要，但三笔字和普通话的地位却不应动摇，就好比房屋的地基一样，任何情况下都要打牢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建起语文教育的摩天大厦。

用心 爱心 专心 1

篇2：重提数学教学心理学

我的来写这样一些回忆性的文字，其实是并没有什么深意的。鲁迅也有一本回忆性的文字，文体是置于散文与杂文之间，他开始是给这集子取名为“旧事重提”，但后来改为《朝花夕拾》，他自己是这样说：“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当然，我辈可是不敢攀比先生，但看他丢了一个好名目，很觉得可惜，恰好我也想写记一些旧事，把先前的怎样开始喜欢文字的缘由找出来。于是，就拾了来，给我的这几篇文字合成的集子做名字罢。

也见得许多成功人士，或到了一定年岁，当回顾先前，每不免感喟，于是挥笔疾书，洋洋洒洒，作回忆之录。其间或自满、或自失、亦真切、亦粉饰、以省己、以感人之言，令看者也不免动容。但我辈是远没有这等资历的。这些自说自话，不过给自己照见先前是个怎样。时日过去得久了，我们不免会忘却早先的稚拙之态，惟见着现下的所谓高明，醉眼陶然的乘着飘飘然，仿若云里雾里。但趁着犹存的记忆，我现在将它们写记下来，可以给自己看见先前都走着怎样的路，或也可以做“前车之鉴”，使自己以后的路能走得更明白些。

曾经似乎在哪里听到过，说的是许多名作家的成名作，大抵都有些自传的意味。我想，这倒不是他们都太自恋，其时大抵也还年纪轻，阅历经世就该是浅，自然也就少有“世界本质”一类的阔论，不写些切身的经遇，又能写些什么呢？而况，自己所切身体味的东西，写起来才更真切，也更有感情，于是也就更见得好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向来很在意别人的评价。其实也不单是我，这样的“在意”实在人人都有。即便劣等如阿Q者，在听到一个老头的不知真假的夸赞“阿Q真能做”之后，也还很鼓起了一把干劲。阿Q尚且如此，一般人又何消说得。我们在生活中，往往会强化和塑造他人的言行，有时是出于某种自以为于自他两利的目的，有时却是无意识的。当含着目的时，是我们用了自己的言行，去影响别人，让别人加多我们所希求的或减少我们所厌恶的行状。而无意识时，就是所谓的“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当我们在有心无心的关注或评价某个人时，这些评价其时却在被评价者心理很起了些波澜。所以，但凡心里还有些愿意这世界更好的人，在与别人交往时，不妨多些善意的关注，也不吝于给些较好的又不失真的评价，这样，或能给对方以莫大的前进的动力。

小的时候，自己家里的事务不愿意做，却很肯给别人家帮忙，因为能得到人家的.夸赞，给自己家里做事，是断然不会有这样的“礼遇”的。我后来想，给自己家里做事是应该，给别人家里做事却是帮忙，“志愿”总比“义务”要高尚些，也更能得到我所想要的别人的好的评价。

但我并不是任什么人家都愿意去帮忙。我们大抵喜欢那些也喜欢我们的人，对于那些我们并不在意的人，他们的是否在意我们，往往也是不会太计较。我愿意去帮忙的，自然就是我所在意的人家。

一个人心里的“朦朦胧胧”的感觉，确是不知生发于何时。一个人的对美好的眷恋与追求，也真难以考究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但我分明记得，我最先也是最久的感得其美好的，是女性之美好，虽然不过是说不出个所以然的“感得”。但我又分明记得清楚，使我最早生出这样“朦朦胧胧”的感觉的是谁。

其时我的年纪也不过十岁出头，而她是我的一个很要好的同伴的姐姐，同伴本就比我大两岁，她就更大了。是因为跟同伴玩熟才注意起她，还是因为先注意了她才跟她弟弟成了同伴，现在是不得而知了。只是心里有种无形无状的美好，有些眷恋，有些渴慕，还很有些表现欲。

现在回想这些，似乎比隔夜的梦还要飘渺，我是早经连她的相貌也忘得没有影了。但自她之后，我的心中总会有一个能让我的心有一份寄托的美好者在。她们，也一直是我心中的“观众”。一个人，倘能有自己所素喜的人做他的全心全意的观众，看他表演他所爱好、擅长的节目，给他以鼓舞，他会尽他的全部心力去表演。我心里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些观众，并现在也还有。她们一个接一个的在我的心地里伴着我，早先的离走了，又会遇到后来的。

一个人的心总要有些依靠、有些寄托。在伤怀、迷茫之时，总要有点安慰。这样，他才不至于迷失，才能更安然的走自己的路。当我找不到身边真实的依靠时，心地就会生造些美好来寄托，但这“生造”又不全是凭空，因为那样究竟太虚幻。我心里的这些“观众”，她们并不一定真的愿意关注我，但我把她们请在了我心地里的“观众席”。心地里有了这些半是真切半是虚幻的美好的观众，我于是在这人生的舞台上可以歌、可以哭，亦如痴、亦如梦，也欲醉、也欲醒。

或许，也正是我心中的这些美好的“观众”，让我对这世间还保有一份美好，虽则我有太多的所憎恶。我于是以为这世间最美好者，倒是那些美好的女性。什么自然美、艺术美，在一位美好的女性面前都会黯然失色。

我有几次乘坐火车，都遇到这样的少女，她们善良，热情，细心，肯助人。又让座，又倒垃圾，又总是请不相识的人吃东西。有一回，在车上遇到一位同乡，她是到她父母工作处玩了一些天，现在回老家去。下了车之后，她先是详细跟我解说回路怎么走，到哪里去乘车，后来又怕我找不到，干脆就领着我去汽车站。她因为就在那里读书，很熟识路，但我再怎么生疏，在这老家的县城，也不至于找不到回路的，但因为不忍回绝她的好意，只好让她带着走去汽车站。

这些所经遇事，让我竟生出这样一种念想，就是：在所有的人群中，所有的人生阶段中，要数少女为最美好。而我，向来对她们也是怀着一种仰慕的。但现实中，往往她们又最易于受害，往往她们又最易于成为受害者，往往她们在成为受害者之后还不能自觉。我于是发了这样一个愿心：要改变一点这人间，要让这世间的残暴与黑暗少一些，让这些美好者少受一些残害。这也是我的想要“像鲁迅一样去战斗”的潜隐在心底里的原因。

这样看起来，我的这所谓的“理想”的生成，实在是很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缘由的，或还要被正人君子所嗤笑。但我真心是如此，至于别人们的态度，也就顾不得这许多了。

篇3：重提标点符号教学的价值

下面笔者就这方面浅谈一些认识和做法, 以引起同行的重视和讨论。

一、重视阅读教学中标点符号的解读

1.由标点符号探索作品、作者深刻的思想。以鲁迅先生为例,破解他作品中的标点符号,可以接近他博大深刻的思想。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 ……”“不知道! ”先生的话语后用感叹号,其斩钉截铁、毫不客气地打断了“我”的好奇和求知欲,不仅显示了先生的古板, 更主要的表现出封建教育的僵化与落后。《故乡》中,“阿! 闰土哥———你来了? ……”“老爷!……”两个感叹号两个省略号一个破折号 , 就把“我”见到闰土时的喜悦兴奋而又千言万语无从说起的复杂感情,以及闰土见到“我”时欢喜而凄凉、恭敬而隔膜的复杂心理表现了出来。一个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寻找儿时旧梦,思考人生的出路;一个旧中国的农民被穷困折磨得木讷迟钝,被森严的等级观念毒害得自卑猥琐;批判的矛头直指向封建思想和封建体制。

2.由标点符号体悟语言主体复杂的感情。书面语言留下来的只是一些语言文字符号, 难再现说话人的情态信息,这是书面语言的缺陷,标点符号恰恰能弥补这个不足。读者借助标点符号,可以揣摩出话语主体的神态变化、情绪波动、声音高低、语气强弱等等。如曹禺的《雷雨》中,“你是萍———凭什么打我的儿子”, 破折号既表现出鲁侍萍不能与儿子相认,又面对自己的另一骨肉被打内心的愤懑和冲动。“我是你的———你打的这个人的妈。”这是鲁侍萍在周萍责问“你是谁? ”时说的一句话,此处的破折号起到语言达不到的效果, 既有鲁侍萍见到周萍后的激动, 又有对他们兄弟相残的痛苦、对自己儿子周萍的失望, 更有三十年来日夜思念萍儿、一旦见面又不能相认的无奈和悲痛, 言尽而意无穷。

二、重视写作教学中标点符号的运用

在写作教学中, 教师应注意增强学生的标点符号运用意识,让学生明白标点符号不可小觑,它们虽小但有“大文章”,逐渐引导学生养成规范使用标点符号,有效使用标点符号,创造性运用标点符号为自己的文字增光添彩。

1.让学生重视区别英汉之间、学科之间标点符号使用的异同,规范使用。有的标点符号为汉语或英语所特有,有的为汉英所共用;一些看似一样,但用法不同。例如,表示一句话的结束,汉语用空心小圆点“。”,英语用实心小圆点“.”, 不少教师和学生总将二者混用,自认为是细枝末节,无足轻重,其实不土不洋, 也使行文不严谨。汉语中的省略号是“……”,6个小圆点;英语中的省略号是“…”,3个小圆点。汉语中的顿号“、”用于句子里并列的词,英语中没有这个符号, 需要时多用逗号, 如With thecement, granulated substance, gravel add water theagitation.数学、物理、化学等理科重在计算和推理 ,一句话或一段话结束用实心小圆点“.”,不用空心小圆点“。”,以避免与数字中的“0”相混。理科慎用省略号“……”、问号“? ”、感叹号“! ”,是学科本质属性所在,多用句号实心小圆点“.”表示肯定,不能追求文学中的“模糊效果”和“不确定性”。

2.引导学生创造性地使用标点符号 ,最大限度发挥其表达作用。笔者在教《论雷峰塔的倒掉》时,有同学提到结尾句“活该。”最好用感叹号,表示强烈的愤慨和讽刺。笔者鼓励大家展开讨论,最后归纳出这样的结论:这正是鲁迅先生的个性和独创所在,用句号表示冷嘲,较之用感叹号热讽更深沉,更凝重,更肯定,也说明作者对法海下场的鄙夷不屑。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同志在《新华日报》题写了一首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结尾用了复标点(问号、感叹号连用),也是独创, 不这样不足以表达周恩来同志当时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强烈谴责和无比愤慨! 有位同学在作文中写自己在工地附近的所见所感,说有位“慈祥”的老板经常到菜场收集一些菜叶,用盐一泡,就是工人早晨难得的“佳肴”……引号用得好,揭露、批判和同情都含在了其中。

篇4：重提大语文教学观

放假了，独自坐在办公室里。翻阅近期的《中国教师报》，“张孝纯”一个曾经多末熟悉的名字立即跃入眼帘，随即他所创立的大语文教育的思想浮现于脑海。1985年，张孝纯老师主持的“大语文教育”实验获得成功并在全国推广。

张孝纯老师在理论和实践上构建了大语文教育的思想体系。他主张语文教学以课堂教学为轴心向学生生活的各个领域开拓、延展，全方位地把语文教学同学生的学校生活、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有机结合起来，把教育文同教做人有机结合起来，把传授语文知识，发展语文能力同发展智力素质和非智力素质结合起来，把读写听说四个方面的训练结合起来，使学生接受全面的、系统的、能动的和有力的训练。大语文教育体现为“一体两翼”的特征——以课堂教学为主体，以课外活动和利用语文环境作为两翼。

这种教育思想和模式一提出，一石激起千层浪。打破了长久以来把学生关在教室里学语文的封闭式局面，把语文教学引入一个高远廓大的境界。

众所周知，语文教学一向是个老大难的问题。吕叔湘先生曾说：“10多年时间，2700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小学语文教学效果很差，对于少、慢、差、费的严重程度，恐怕还认识不足。”97年在《齐鲁晚报》一场关于语文的大批判、大讨伐，热闹空前，甚至有人还指出：“误尽天下苍生是‘语文’。”

尽管措辞偏激，细想似乎有点道理，于是，如何提高语文课堂效率，扎实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便成了全体语文老师共同思考、一直探索的问题。我认为，以“大语文”观来指导我们的语文教学以来，语文教学改革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带来了语文教学万紫千红的大好形势。

虽然25年来大语文教育思想不断充实和完善，愈来愈多的被人们所认同。但是针对目前语文教育的状况还有重提的必要。我认为大语文教育观应包含大教材观、大课堂观、大教法观等方面。

1 大教材观

语文教材是学习语文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然而，我们发现，仅以语文课本为教材已是远远不够的，不能满足学生日益增长的求知欲与阅读要求，不能更有效地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针对语文课本阅读量有限，知识与能力训练不足的弊端，应大力倡导“大教材”观。

“大教材”观，就是将一切适合阅读的文字材料当作教材，有选择、有重点、有目的地去阅读。语文不但要从课本中学，还要从报刊杂志中学，从影视中学，让学生的生活和知识丰富起来。“大教材”可以是报刊、杂志，可以是大小部头的小说，可以是古今中外的不朽篇章，也可以是名不见经传的精品雅文。不少老师在所教班级建立“班级图书角”。这些书，有学生捐的，有老师个人收藏的；有学生集资从书店和旧书摊上购得的。书不嫌其旧，无破损缺页，利于阅读就来者不拒。这样一来，学生阅读的兴趣倍增，知识面开阔了，课余生活充实了。阅读量大了，语文水平也随之提高。

当然，提倡“大教材”观，并非贬低和排斥课本。我们应该处理好其间关系。笔者主张以课本为主导，教材是个例子，通过教材学到阅读的方法和技巧，围绕课本有选择地进行。

没有广泛的阅读，语文能力便无从谈起。语文教学应从课本出发，借助课外阅读，引导学生通向浩瀚的语言文学之海。

2 大课堂观

《语文学习》的封面上印着这样一句话：“语文学习的内涵和外延相等。”生活中，时时处处皆语文。语文老师除了把握好四十五分钟之外，要善于引导学生积极投身于学校、家庭和社会这个大课堂中去。

现在，许多语文老师主张要“跳出课堂教语文”，想方设法将学生的家庭生活、学校生活、社会生活作为课堂的延伸，使学生在“用语文”中“学语文”。课内于课外是语文能力起飞的“双翼”，它们相辅相成，无主次之分。

在学校，应充分利用各种“阵地”。目前，有许多学校相当重视学生的课外活动，将它作为素质教育的重头戏来抓。例如办墙报，成立文学社，出校刊，建立校园广播站（电视台），举行读书比赛，成立演讲、朗诵协会等。语文活动大有天地，大有作为。

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社会生活已不再局限于“上学路上、回家路上”了。它更多的是学生自主成为社会角色中的一员了。此时，老师可以有意识地开展一些社会活动，如参观访问、游历探险、社区服务等。这些对于他们迈出人生第一步乃至一辈子都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

语文教学不应局限于四十五分钟，不局限于一支粉笔一本书，一块黑板一张嘴，应大胆走出课本，走出课堂，走出作业堆；应奔向图书馆，奔向大自然，奔向广阔天地，体味多彩生活，让学生兴趣盎然、轻松愉悦地学习语文。

3 大教法观

教学有法，但无定法。所谓“大教法”观，就是要打破固定的教学模式，改变课堂结构。顾之川认为“语文教学中普遍存在‘三多三少’的情况”。一是老师讲得太多，学生读得少写得少；二是老师对课文分析太多，而对学生掌握语文学习的方法，养成良好的自学习惯等方面的指导太少；三是课内课外做作业的时间多，用于课外阅读、写作以及语文实践活动的机会太少。审视目前的语文教学，的确在教法上存在不少问题。往往上起课来，讲多练少，一节课下来，老师讲得唾沫横飞，学生却听得昏昏欲睡；有时不讲倒明白，越讲越糊涂。分析课文时，将文章搞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满堂提问，追求表面热闹，本末倒置，没有学生的领会和感悟。

语文教学贵在“于无法之中取法”。笔者赞同“授之以鱼”的观点。使学生掌握语文学习的方法是解决语文教学的关键，正如叶圣陶所言：“教为了达到不需要教。”

篇5：重提文化格调

主持人：沈卫星

文艺，理应是人类审美地把握世界，但时下却出现了一种迎合低级趣味、满足刺激受众感官的非艺术非审美的媚俗倾向。

主持人：在有目共睹的文艺繁荣兴旺的同时，一股粗劣、低俗、洋奴的文化气息也阵阵袭来，并渐渐弥漫在我们生活的周围，构成了与作为文化而存在的进步健康的意义，与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特有审美情趣迥然相异的景观。今天，就请几位专家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

雷达：的确，就我的眼界所及，我觉得有一些作品和现象确实存在格调低下的问题。如一些所谓新历史小说和影视中的清宫戏、唐宫戏、民国戏就非常风靡，也许数量多不算什么，真正的问题是，有些作品把皇权思想、人治思想、专制思想抬得很高，奴才味儿很浓，把一些皇帝搞得可亲可敬，十分的高大全，这就不对了。我倒不是用批帝王将相的老眼光苛求它们，而是它们与21世纪人类文明的大趋势和现代化进程未免太不协调。但就是改变不了，据说因为老百姓欢迎。再比如，一些侦破性、法制性的文学或影视作品，暴露罪恶淋漓尽致，杀得血淋淋，很富感官刺激，有的已经滑向诲淫诲盗的边缘。还有，反贪小说的风行总体看是大好事，也出了不少好作品，但也有在反腐名义下对腐朽的东西采取谐谑的游戏态度的，或者堆砌大量荤段子，这就把一场极严肃的斗争化为笑谈，不惟态度不端正，更谈不上什么力度。

仲呈祥：对此我也深有同感。艺坛，顾名思义，理应是人类艺术地即审美地把握世界的圣坛。但时下由于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艺坛出现了一股迎合低级趣味、满足刺激受众感官的非艺术非审美的媚俗倾向。如荧屏接连出现了10余部描写男女两性关系题材的长篇电视剧。其中不乏有置社会道德规范于不顾，公开渴望婚外“激情”的；又如，某省电视台的综艺节目中，居然让两男两女去抢睡一张床，结果出现了一对男女抢睡到同一张床上，主持人还故作斥责“你们怎么在光天化日之下干出这种事”的闹剧；再如美术界，竟有自称“行为艺术家”的人当众剖开牛腹，自己钻将进去，然后让人缝合起来，鲜血淋淋，惨不忍睹，还名之为《娘胎》……

冯骥才：如果把目光更扩大一些的话，我们每天一出门看到的城市面貌，尽管较以前得到迅速的发展，但依旧能看到与之不相称的粗劣的新建筑，庸俗的街景，脏乱的匾牌，等等。在一些小区，其审美是由开发商决定的，其结果可想而知。尤其什么罗马花园，美国小镇，威尼斯小区等，触目皆是，一种伪豪华、充满享乐主义的气息扑面而来。还有一些旅游景点的解说词中，充斥着封建、迷信、落后的色彩。走在大街上，各种店铺的名称粗俗不堪，什么王二哥，小老大。多姿多彩的民居和古镇正在变成廉价的、不伦不类的所谓小洋楼，连农村也是遍地这种小洋楼。这些都透出文化上的低俗和缺乏主体性。

尽管对于“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文化主流来说，这股非审美媚俗文化倾向，还只是支流，但影响大，且有蔓延之势，不可小视。

主持人：一些文艺工作者逐渐对社会流俗无奈屈从，甘心泯灭自己的创作理想，肯于降志屈身，随俗俯仰，与世浮沉。尤其是在一些综艺性节目中，有关人的精神情感、性格气质、价值取向渐渐迷失。

仲呈祥：上述的描述，足以说明当今确实出现了一股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非审美媚俗文化。尽管它们对于“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审美文化主流来说，还只是支流，但影响大，且有蔓延之势，不可小视。今天，我们的主流是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传统美德的颂扬和呼唤，但中华民族毕竟有过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传统，有过一百多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影响，还有过十年“文革”浩劫的遗患，因此，在当今人民群众的文化鉴赏心理中，确实还残留着某些落后的、愚昧的和不健康的东西。对这股非审美媚俗文化消极顺应，势必强化群体鉴赏心理中的不良一面，而它又反过来又助长了这股非审美的媚俗文化。

雷达：就拿“美女作家”的风靡来说，这很让人费解，文学是看作品好坏的，与写作者本人的相貌能有多大关系呢，但有些人总是乐此不疲，偏在这上面大做文章，“美女作家”闪亮登场啊什么的。当然他们兜售的并非仅仅是容貌，主要还是某些炫耀式的性经历，对性事的渲染，或标榜“用身体写作”之类。我看到一位女评论家就此提出批评，文章题目是“警惕新的文学红灯区”，很好。我个人认为，要把必要的道德约束与扼杀人性区别开来，一切皆开禁，一切迎合欲望，屈从欲望，不是人性复归的证明和尊重人性的表现，因为欲望不等于就是人性。

黄式宪：在时下的电视媒体空间，任何一个对于文化风向变化稍稍具有一定敏悟性的人，都不难切身地感受到，一种以“生产快乐”为标榜却解构了任何精神、价值思考的“纯粹消费性的快餐文化”，正广为传播。所谓的“戏说风”、“豪华风”、“滥情风”，正一度而再度地漫卷我们的荧屏。面对此情此景，正是：“几家哟欢喜几家哟愁”。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种倾向归咎于大众文化，而应该归因于有人借大众文化来抛售低级趣味。

主持人：由大众文化中产生的这类格调低俗现象，当然会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根源的。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雷达：为什么现在格调问题变得比较突出呢？事实上，不是现在变得突出，而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创作中的格调问题一直比较突出，我认为这是文化转型和价值重建的过渡期中产生的必然现象。随着市场化、商品化、城市化潮流对人们日常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的深刻影响，随着实惠化消费化倾向的膨胀，文艺上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大众文化的全面登堂入室和文艺的消遣、娱乐、休闲功能的上升。在审美意识方面，则呈现出世俗化、日常化、平民化等特点。当然，这些并不意味着格调一定有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当我们在向市场靠拢时，当我们在大力肯定人的商业化操作下从事写作时，当我们片面追求“上座率”、“发行量”和寻找所谓“卖点”时，当我们热衷于追求新奇、刺激、有趣时，往往可能会出现冲淡甚至放弃对人的精神价值，对高尚道德理想，对人性全面发展，对人的终极关怀的追求的倾向。与此同时，在某些作品中，还会出现对纵欲主义、颓废主义、虚无主义、享乐主义的有意无意的放任和玩赏的态度。当然，文艺的思想意义是分层次的，侧重于娱乐性的作品有它应有的位置，格调未必低，这里并没有要大家都绷起面孔说教或玩深沉的意思。

冯骥才：其实，说到文化格调问题，还有其更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和民族心理原因。清代300年，是文化品格逐渐下降和粗鄙化的过程。如果说家具是一种文化的话，明代是高峰，到了清代就粗鄙不堪。“五四”运动以后，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财富没有精心整理。“文革”中的文化更是成了革命对象。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又凭借电子产品等大举进入我国，年轻人一下子感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这样，没有任何准备的民族文化受到冲击是理所当然的，今天娱乐文化上的低格调就是盲目追逐模仿西方的结果。另外，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的农民意识，封建皇帝在改朝换代时总要跟前一代彻底决绝，总认为自己才是开天辟地，这都导致了民族文化难以有深厚的影响力，而只是碎片。

黄式宪：倘若沉静下来思索一番，则不难发现，在这种现象的背后，恰恰深藏着一些耐人寻味的、具有本质性的东西，其一是一些媒体以急功近利的广告收益为“驱动力”的媚俗倾向，其二则是在一些媒体丧失自身主体性的前提下，广大受众“感官式的视觉文化消费性”导致“欲望的膨胀”而一发不可收拾。

我们提倡文化的多样化，但前提是作为文化生产和传播者，不能放弃对受众作为“领航角色”的责任。

主持人：广大受众尤其是青少年如果沉浸在这种文化环境中形成有关美丑对错的价值观念，并以这样的方式确立自己与当代社会秩序和体制的关系，这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黄式宪：在一些文艺作品中，连篇累牍地呈现出所谓“都市生活情感，世纪之交的欲望”的私密化景观，而留给影视受众的人文空间，却又微乎其微，其后果便是：感官与精神的日渐失衡，欲望的膨胀与道德文明的陷落。特别是那些五光十色的“综艺性栏目”里，当看到那些庸俗、低级的“搞笑游戏”时，简直难以令人卒睹，而见主持人带领着在场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面对此等景观，真为这些被无端领进此等“娱乐场”，听人摆布、任人愚弄、供人笑乐的男孩、女孩今后的成长而感到忧虑。我们的孩子们在智慧的开发、情操的冶炼、人格的培育上，又有多少生长的空间呢。

雷达：都市文学的兴盛，使文学的商品化、时尚化比较严重，正如有人形容的“写口红，写手袋，写时装，时尚散文风行；演秘书，演老板，演大腕，白领电视走俏”，这格调自然不高了。还比如，出版业的恶性炒作现象，直接影响文艺产品的格调，最近神童作家，娃娃文学，少年写手，低龄化写作，少年写作成人化等口号非常时髦。我认为善于在儿童中发现人才是好事情，不必苛求，更不必大惊小怪，也别动不动就说是“伤仲永”之类，但麻烦的是孩子身后的某些炒作者，看到销路好，就拼命拉小孩的稿子，与媒体联手，制造热点，达到赚钱的目的。在12岁小女孩的长篇小说里出现了“我找的男朋友要富贵如比哥（盖茨），潇洒如马哥（周润发）”固然不好，但孩子说的也许是实话，责任应由社会的文化环境和大人们来负。

黄式宪：由媒体的“媚俗”与受众在“快乐诱惑”下的“欲望的膨胀”，两者相依共生，在以商业性操作的类型化、流行化电视剧创作的层面上，乃渐渐形成一种可名之为“文化想象缺席”的“感官的盛宴”。这类“感官的盛宴”，大体不外如下几种市场屡试屡爽的模式：一曰“搞笑剧”，这类“戏说搞笑”的作品，一部、两部倒也无关痛痒，怕的是陈陈相因成了“时尚”、成了“风气”，那么，所有的历史俱遭解构，这些看“格格剧”长大的孩子，将来还能严肃地面对我们的历史或现实么？二曰“武侠剧”，有识者不禁为此忧心忡忡，这类剧中崇尚、礼赞的所谓“江湖义气”，所谓效忠“山头”、效忠霸主的盲目的“英雄主义”，恰恰散发着封建主义的陈腐气息。这对于那些少不更事、童蒙未开的孩子们的文化心理的正常发育，显然是无一益而有百害的。三曰时尚化的“青春偶像剧”，它们独独缺少对生活“慧眼独具”的发现，缺少历史感和现实感，缺少真切的生命体验和人生况味，那些如痴如醉的青少年“偶像剧迷”们，何处去寻觅自己的社会身份和脚踏实地的人生之路。

仲呈祥：这股非审美媚俗文化完全悖离了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放弃了文艺的神圣使命和社会责任。它不是着意于提高全民族整体精神素质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而是在赵公元帅指挥下迎合低级情趣和不健康的欣赏心理，与先进文化和优秀作品争夺受众，宣扬以追求感官享受为人生内容、以“跟着感觉走”为人生哲学，造就一种浅薄、浮躁、油滑、媚俗的群体性鉴赏习惯，营造一种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求相悖的贪图私利、寻欢作乐、玩物丧志的文化氛围。上述种种不健康的文艺作品，作用于执政党中的意志薄弱者，很可能导引他们走向赖昌星们的“红楼”，走向腐败堕落；作用于广大受众，将败坏国民的审美修养和精神素质。

时代对文化的需求空前提高了，各种需求也从未变得这样多样化。但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放任式的“并存”，或把“并存”当终极目的。

主持人：中国文化人的优秀传统非常宝贵，他们为社会进步奔走呼号的情景至为动人。文化若不能作用于世道人心，将最终剩下的只能是消遣和涂抹。今天，有些文化人却正在毫不可惜地放弃自己的优秀民族文化，同时也轻率地对待正在被创造着的文化。

冯骥才：一个民族对待自己的文化如此轻率是很可怕的。中华民族有非常优秀的文化宝藏，有很多方面需要我们进一步挖掘利用，如汉唐文化宝库就没有很好地去打开。东方知识分子有责任解释好东方文明。江总书记在“三个代表”中，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非常有眼光的。民族文化是和民族精神联在一起的。加入WTO以后，外来文化将更加冲击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不能再进入人家的游戏规则，文化是自己民族的王牌。要知道，文化一旦断裂后，要重新树立文化情感是很困难的。

雷达：文艺创作和文艺产品的生产，从来都有个格调问题，但我认为，在今天，我们如果不正视它，不认真抓一抓，就会影响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影响到能否真正给人民提供丰美的精神食粮。过去从“左”的眼光出发，动不动指责别人格调低下，当然让人反感，而且只能阻抑文艺的真正繁荣。但是也不能走向另一种极端，连对艺术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低、美丑、精粗、文野都不敢讲了，连分一分精品与庸品的勇气都没有了，以为一讲格调高低就是打棍子，那样下去也很可怕。在艺术问题上，我赞成多样共生，海纳百川，只有多种流派、风格、样式、方法的相互激荡和互补，才是艺术发展的坦途。但不能仅仅满足于放任式的“并存”，或把“并存”当终极目的，艺术毕竟有它的客观标准，我看格调问题就是重要的衡估标准之一。艺术没有鉴别，比较，必要的批评甚至批判（科学意义上的），怎么向前发展？事实上，由于对格调问题谈得不深入，对格调低下、粗制滥造的作品缺乏击中要害的剖析，时间长了，无论读者还是批评家，都会像舌苔太厚丧失味觉一样，分不清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了。鱼龙混杂，精华与糟粕一锅煮，无所谓好，也无所谓不好，大家在一片叫好声中和光共尘，这是很可悲的。

单纯：柏拉图在《会饮篇》中说：“世间有些人在心灵方面比在身体方面还更富于生殖力，长于孕育心灵所特宜孕育的东西。这是什么呢？它就是思想智慧以及其他心灵的美质。一切诗人以及各行技艺中的发明人都属于这类生殖者。但是最高最美的思想智慧是用于齐家治国的，它的品质通常叫做中和与正义。”在目前这个社会的转型期，每个行业的人都面临素质提高的问题。文艺工作者首先应当提高个人素质，因为社会要求他们有垂范人伦的责任，特别是“星级”文艺工作者，他们对大批青少年“追星族”的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示范作用。他们应当用自己的作品或形象为社会去探讨价值标准，有责任去思考社会公义并以身载道。

雷达：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市场法则与审美规律的关系，仍是解决格调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不能无视市场法则，也不能无视文艺作品主动塑造读者的能量。“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它们的关系是互相制约，互为促进的。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但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文学艺术提高全民族道德情操和重铸民族灵魂的责任。现在不少趣味低级的东西，大都是假借“满足最广大读者的阅读趣味”名义出来的。

文艺工作者理应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激发诗情画意，以世界的眼光捕捉创作灵感，从而以优秀作品提升人民大众的整体素质。

主持人：作为文化人，不能回避自己承担的那份感世忧时的责任。时代要求他们自觉地对社会作出关注和承诺。

冯骥才：保持对文化的尊严就是一种爱国主义的体现。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中蕴含有最深的民族情感。有了对自己的民族文化的自尊，就不可能不爱国。世界上许多国家对自己的文化是那样地挚爱。如果文化松懈后，国家感也就淡漠了，就没有事业心，责任心，就走向极端个人主义，自私，没有公众精神。对于责任感的藐视，极不可取。责任感是人的良知，是文化人的存在价值所在，它体现民族的良知。今天，知识分子应当站出来，负责任地去进行一次文化的精致和校正。

雷达：其实，格调的高低与写什么没有必然的直接联系，不能说写世俗小市民的，新言情新武侠的，格调就一定不高。格调的高低与体裁样式也没有直接联系，不能说通俗文艺，大众文化，格调就一定不高，纯文学就一定高。事实上在有的纯文学作家笔下，不是也有格调很低的东西出来么。问题的关键仍在于“怎么写”，怎样处理题材，作家艺术家把怎样的价值观、审美观、哲学观寄寓和渗透在其形象世界中。那么究竟什么与格调问题关系最密切呢？我认为，作品的格调与作家的人格精神的高度直接有关，甚至可以说，作家的道德情操、审美趣味有多高，他作品中的格调就有多高。当然，人格与风格，人品与文品分离的现象也不少，大体而言，人格决定文格这话是没错的。

单纯：经济学中有个“劣币逐良币”的“格鲁什姆定理”，就是说人们不能等待市场被彻底破坏了、无法进行正常的商品交换了才来整顿市场，打击劣币，那样社会的成本就太高了，没有一个正常的社会能承受这样高昂的代价。文化市场也一样，受众也不能等待低劣的文艺作品已经败坏了整个市场才起来纠正它，而是未雨绸缪，接受各个方面的批评。我们不能以为只要有市场就可以不接受批评，因为回避批评的市场很可能是个假的、短期的市场，低劣的作品也可能在某个时期有某些受众，但是我们还应记住林肯说过的那句至理名言：“你可以在某些时候欺骗某些人；你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你可以在某些时候欺骗所有的人；但你不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明星以及他们的作品都要面临持久的受众市场，那就非要具备止于至善的精神不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法乎其中，风斯下矣。”要求作品的格调高雅并不是说每件具体的作品都得达到这个标准才行，而是说我们要确立一种文艺创作的价值取向。如其不然，反以作品或人品的格调低劣为荣，投好某些暂时的受众市场，这样的文艺作品绝对长不了。

黄式宪：电视剧作为一门诉诸形象、诉诸心灵的现代大众艺术，其商品属性显然不应被无限膨胀，还是要兼顾到它作为精神文化产品的一面，应坚持“寓教于乐”，使之在感官与精神之间取得某种平衡，不应忽略媒体所担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使命和责任。我认为，克服媚俗弊端，首先应当强调媒体的“自省”、“自律”、“自重”。所谓“自省”，就是要敢于面对自己的失误；所谓“自律”，就是要在“当下、终极”之间突出人文的终极关怀，而不是一味地去炮制所谓的“感官盛宴”；而所谓“自重”，就是要注重媒体自身的文化品格和形象。

仲呈祥：伴随社会的进步，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日益多样化，这是历史的必然。只要是健康无害的，都应给予一席位置。但我们首要的还是大力倡导能凝聚和激励全民族的审美文化，惟此，才有资格进入先进文化的行列，才能完成文艺工作者的神圣使命。文艺工作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理应自觉地从人民群众和时代前进的脚步声中获取力量，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激发诗情画意，从世界范围的眼光捕捉创作灵感，从而创作出优秀作品，导引受众超越世俗，升腾到人类精神和理性应有的审美殿堂，提升人民大众的整体素质。

篇6：重提准确把握教材

重提准确把握教材

重 提 准 确 把 握 教 材           ――谈人教版小学语文中高年级大修订教科书的使用 福建省安溪县教师进修学校  林润生 在倡导“大语文教育（www.35d1.com－上网第一站35d1教育网）观”背景下，在倡导“语文教学资源无处不在”的同时，仍要十分重视发挥教科书的作用，利用教科书培育学生的语文素养，开发学生的智慧。而在听课中我们发现，准确把握教材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准确把握教科书所体现的语文学科的基本特点 修订大纲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文课程标准进一步指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这是迄今为止对语文学科性质，语文学科基本特点最为科学的概括。语文的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在大修订教科书中有充分的体现。 1、人文性的体现 一是体现在课文的思想内容中。如课文增加了体现时代特点和现代意识的文章，人类普遍关注的世界和平问题、资源问题、环保问题、科技发展问题，都有一定数量的选文；增加了情感性、哲理性的选文，反映亲情、友情的课文比以前多了，反映人生智慧的课文也比以前多了。课文从各个角度各个层次丰富人文性的内涵，使学生在读书培养语文能力的过程中能潜移默化地接受人文精神的陶冶。 二是体现在“预习”和“思考 练习”中。人文性的基石是人性，尊重人，尊重人的`选择，尊重人的探究天性，就是对人性的尊重。预习・思考练习题中的让学生自己选择学习内容、学习方式，指导学生自主探究等，都充分地体现了人文性。 2、工具性 语文的工具性，指的是语文能力，即听说读写能力。教科书所体现的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即集中体现在课文的预习・练习中和运用・积累中。 二、要准确把握教学目标的特点 大修订教科书的教学目标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年段目标的整体性，原大纲是每个年级都有明确的教学目标，而且通过教科书把目标具体分解到一系列的读写训练项目中。新大纲只有年段教学目标,读写训练项目比原本少 ，每篇课文的教学，每次口语交际、习作教学，都着眼于年段的整体目标。 二是三个维度的整体性。在教学目标中，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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