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新课程改革

我国的新课程改革（精选6篇）

篇1：我国的新课程改革

我国应该启动办学体制的新一轮改革

80年代中后期，以“分级办学、分级管理”体制的普遍建立为标志，我国的教育体制打破了长期以来由国家包揽办学的格局，为教育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生机和活力，有力地推动、保证了九年义务教育实施。年初召开的全省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江苏要在全国率先推进教育现代化，使教育事业继续走在全国前列的宏伟目标。这新一轮发展必须用新一轮改革来推动，其中处于“要冲”和关键地位的仍然是办学体制的改革。

新一轮办学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要建立“各级政府为主、社会广泛参与”的办学体制，以适应经济体制的变革和教育现代化的需要。当前，经济建设正在加快步伐努力实现两个根本性的“转变”，其明显特征之一，就是经济成分日益多元化。在广大农村地区，除了县（市）、乡（镇）、村三级仍然拥有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以外，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的各类企业的经济实力及经济支配权明显增大。另外人民群众中富裕起来的人也越来越多。大量事实证明，社会各界特别是面广量大的乡镇企业中蕴藏着巨大的办学潜力和办学积极性。亟待探讨解决的问题是应通过什么途径和方法，才能把这些办教育的潜在力量和积极性充分挖掘和调动出来。另一方面，教育现代化工程的启动和推进，也使现有的办学体制显得越来越不适应。在农村地区，“三级办学”体制的建立，虽然明确了县（市）、乡（镇）、村各级的办学责任，较好地调动了这三级的办学积极性，但这种体制仍有一定的封闭性。为了更广泛地发动、吸纳和依靠社会力量办学，同时在教育现代化工程实施过程中打破行政村、乡（镇）乃至县（市）的界线，充分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实行多形式、多层次的联合办学和适度规模办学，办学体制的进一 步改革显得十分紧迫。

新一轮的办学体制改革是一个涉及面极广的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但从根本上看，关键是要实现三个“化”。

一是办学主体多元化。

办学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和根本任务，就是要改变长期存在的只适应计划经济的办学主体单一的状况，逐步形成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办学主体多元化的教育新体制。如果说“分级办学”体制的建立使我国的办学体制由原来的“单元”变为“双元”的话，那么新一轮改革的主要着眼点就是要使之变为“三元”或更多的“元”。显然，这“第三元”就是一个“民”字。

自实施九年义务教育以来，盛行一个说法，叫做“人民教育人民办”；近年来进而提出“教育人民办教育”。这些口号都提得很在理，并且对于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办学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但迄今为止，这种参与大都是“非体制”性的，参与程度相当有限。我们的设想是，要在原来清一色的公办体制里广泛引人民办机制和民办成分。现阶段的主攻目标是要在原公办学校中普遍建立“公办民助”的体制。根据本地实际，将公办学校大批量地转为民办恐怕不是上策，宜普遍推行的就是将原来单一的“公办”改变为“公为主、民为辅”的办学体制。同时，也要积极探索“公有民办”、“民办公助”和比较纯粹意义上的民办体制，使之成为办学新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还应积极探索中外合作办学路子，“九五”期间力求取得突破性进展。

二是政府办学多样化。

广大农村地区普遍建立“三级办学”的体制以后，县（市）、乡（镇）、村各级办学的责任都比较明确，这对于促进和保障“两基”任务的完成，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但在全面推进农村现代化、城市化和教育现代化的背景下，这种以“分”为其鲜明特征的办学体制就日益显露出明显的不足。其中相当突出的一点是，必要的“统”和“合”不够。从客观上看，实施教育现代化工程一开始就遇到一个大课题、大难题，这就是调整学校布局、优化教育结构。很明显，倘若再像以前那样“各自为政”地搞，“村村寨寨办小学，乡乡镇镇办初中”，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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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现代化工程连个“框架”都搭不好。有鉴于此，在教育现代化工程实施过程中，除了要继续明确各级政府及其行政组织和部门办教育的责任外，还要加强上级政府的统筹，推动、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办学。农村小学应由乡镇政府统一规划设点布局，普遍实行村际或村镇（乡）联办；中等学校应由县市统一规划设点布局，逐步实行乡镇与乡镇或乡镇与县市联办；高等院校则实行更高层次的统筹和联合。

三是社会办学制度化。

我们的目标是，不仅要教育人民办教育，还要组织人民办教育，使“社会广泛参与”真正成为办学新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鲜明特点之一。当前，要重点建设和逐步完善两项制度。首先，要全面推行、不断完善学校董事会制度。实践证明，校董会是非常适合于广泛吸纳、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办学的组织形式和制度。现在的问题是要不失时机地在面上推行，并在推行过程中使之逐步规范化。各级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门都应将推行和规范校董会制度作为深化办学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来抓，尽抉使这种至今仍然带有相当大的自发性和一定程度的盲目性的办学组织形式走上正轨。其次，各级都应建立社会办学激励机制，如建立捐资助学褒奖制度，制定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依法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政策和制度等等。最后，应予强调的是，办教育的主要责任在政府，在新一轮办学体制改革中，办教育的政府行为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应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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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我国的新课程改革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期，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价值理念等都已经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原有的权力高度集中、政府统管一切的社会管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现实要求。这也是大量社会矛盾易发多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如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理论，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构建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既是当前理论界关注的重要前沿课题，也是人们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有鉴于此，本报理论版今天在“前沿关注”专栏刊发有关专家的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阐述。

——编者

社会管理通常是指以政府为主导的包括其他社会组织和公众在内的社会管理主体在法律、法规、政策的框架内，通过各种方式对社会领域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原有的权力高度集中、政府统管一切的社会管理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然而，现有的社会管理体制仍难以适应快速而深刻的社会变迁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更新社会管理观念，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构建社会管理新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要求创新社会管理体制

当前经济社会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政治保持总体稳定、社会问题多发凸显。社会问题多发凸显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现有的社会管理体制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快速而深刻的变化。这就迫切要求创新社会管理体制。

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要求创新社会管理体制。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格局和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现有的社会管理体制面临一些重大变化的挑战。一是阶层结构的变化。原有的利益分化较小的、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干部和知识分子组成的简单阶层结构，已经转化成利益分化较大的、由许多不同利益群体组成的复杂阶层结构。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整合和协调好各阶层的利益，形成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相处的秩序，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任务。二是城乡结构的变化。先后有2亿多农民离开耕作的土地和生活的村庄，转变为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工人，而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渴望过上不同于父辈的生活。如何使转变了职业的农民能够更好地融入城市的新生活，成为社会管理的重大挑战。三是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衡量收入分配均等化程度的基尼系数逐步攀升，城乡、区域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一些分配不公现象引起群众不满。如何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需要解决的深层问题。四是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化。我国几千年来家庭代际的金字塔结构，在城市里随着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多，开始出现倒金字塔家庭结构，社会流动的加强和代际关系的转变使城乡家庭小型化、居住人少化趋势明显，很多过去可以由家庭和代际帮助解决的问题如养老、单亲抚养、疾病照顾等逐渐成为社会问题。这些都是我国社会管理

面临的新任务。

社会组织方式的深刻变化要求创新社会管理体制。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组织方式发生巨大变化。这个变化可以概括为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变化。一方面，随着“住房自有化、就业市场化、社会保障社会化、后勤服务市场化”等改革的推进，作为传统管理体制基础的“单位组织”把社会问题解决在基层的能力弱化，有些单位组织则彻底解体；另一方面，就业方式的多样化使社会流动加快，改革开放后大量新产生的就业组织大都采取了“非单位”的管理体制。在城市就业总人口中，“单位人”由过去占95％以上下降到现在占25％左右。在政府和分散的“社会人”之间，原有的单位管理网络在弱化，而新的社区管理网络还不够完善，导致出现社会整合的缺失。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往往要直接面对分散的个人，加大了治理的成本，自上而下社会事务的落实和自下而上社会问题的解决受到阻碍。同时，基层的一些社会纠纷和社会矛盾无法解决在基层，导致上访案件增多；在一些地方，有些社会问题由于多年积累，形成民怨，很容易因意外事件造成群体性事件。因此，加强和改善社会管理，需要进行新的探索，走出一条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管理的新路。

社会行为规范和价值理念的变化要求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市场取向的改革促进了经济发展，显著地改善了民生，也带来社会行为规范和价值理念的变化。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获得了正当性和合理性，但约束、监督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规范系统还不完善；社会生活和生产行为的复杂性大大提高，但适应这种复杂性的社会管理技术还没有得到相应提高；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理念发生深刻变化，但与这种变化相适应的社会道德和诚信体系建设明显滞后；等等。因此，在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过程中，不仅要重视硬件建设，而且要注重软件建设。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更新社会管理的理念，完善与新型社会管理体制相适应的道德秩序、诚信体系和行为规范。

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目标和路径

现代社会管理是一个以政府干预和协调为主导、以基层社区自治为基础、以非营利社会组织为中介、动员公众广泛参与的互动过程。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社会管理的基本体制是政府承担着几乎全部社会职能，以单位为基础对社会实行总体控制，社会运行成为政府运行的组成部分。这是一种行政吸纳社会或社会运行行政化的管理体制。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组织体系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行政化单位体制逐步弱化，国家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依托单位承担社会职能的组织基础，同时强调在改革中剥离单位原来承担的社会职能，实现社会职能社会化（以及某种程度的市场化）。但是，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明显滞后，在一段时间里仍然习惯于以行政化手段进行社会管理。这样，一方面国家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时努力把组织社会生活的职能转移给社会，而另一方面社会却因为传统社会管理体制的延续而不能有效地自我发展和组织起来，难以承接这种职能转移。要解决好这一矛盾，就必须在社会建设过程中构建现代社会管理体制。从宏观上说，这需要解决好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科学认识现代社会管理体制建设的主要目标。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一般而言，现代社会管理既是政府向社会提供

公共服务并依法对有关社会事务进行规范和调节的过程，也是社会自我服务并且依据法律和道德进行自我规范和调节的过程。这两个过程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更不能相互替代。因此，现代社会管理体制建设就包含着两个基本目标，即一方面要不断提高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和成效；另一方面要加快社会的自我发育，增强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扩大社会自我管理的范围。鉴于目前我国社会的发育和发展明显滞后的现实状况，第二个目标的确立和实现显得尤为重要。然而，我国社会领域的发展必然与西方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参与社会治理的不仅仅是相对于国家和政府的民间社会组织。推动社会领域的发展，应充分发挥社区自治组织、工青妇等人民团体、行业协会的作用，广泛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

改革完善政府社会管理体制。现代政府社会管理的主要事务，是公民个人、家庭、基层自治社区和非营利社会组织所不能办理的公共社会事务，这些社会事务涉及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必须依靠国家权力和政府权威予以办理。现代政府社会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保障公民权利、协调社会利益、回应社会诉求、规范社区自治、监管社会组织、提供社会安全以及应对社会危机等。现代政府社会管理的主要目的，是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结构，促成公平公正的社会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冲突，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从而构建经济、社会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社会基础和环境。现代政府社会管理的基本方式，是社会法规和社会政策。要不断完善规范政府行为、保障公民权益、促进社会公正、推动社会发展的社会法规体系，制定各种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有针对性的社会政策。这四个方面构成现代政府社会管理的基本逻辑和路径。为了构建现代社会管理体制，一切与此相矛盾或背离的现行社会管理制度都应被纳入改革和完善之列。目前，尤其需要深化对城乡管理体制、社区管理体制、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公共资源投入管理体制的改革。

大力发展社会自治和自我管理。以社区自治组织、非营利社会组织和广大公民为主体的社会自治和自我管理，是现代社会管理体制的两大组成部分之一。培育和发展社会自治和自我管理能力，不断扩大社会自治和自我管理的社会空间，是推动社会管理体制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在现代社会，形成政府与其他社会管理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提高社会自治与自我服务能力，努力降低社会管理的行政成本和总成本，已成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发展的基本趋势。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面临的问题是，社会自我发展空间仍然较小，相对于强大的国家和市场而言，社会还处于弱势地位，自治和自我管理能力不足、条件有限，甚至难以有效承接经济组织在改革中剥离出来的以及国家相对退出后留下的社会管理职能。因此，要大力发展和培育我国社会自治和自我管理的能力。

社会管理的资源保障

社会管理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大量资源投入。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具备了一定条件来满足社会管理资源投入的需求，现在的关键是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社会资源的有效动员，以及大规模的人力资源培育发展。

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国家公共资源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投入，是社会管理最重要的财力资源保障。一是进一步加大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投入。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投入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领

域的公共资源一直呈增长趋势，但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需要来看，我国公共资源的投入仍然不足。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共财政社会净支出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仍然偏低。实际上，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央（联邦）政府直接承担着广泛的社会服务供给职责。这也是避免出现区域公共服务差距，实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合理化的重要条件。二是构建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社会事务公共资源配置体制。进一步完善1994年以来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体制，为社会政策提供资金配套，减少只给政策不给钱的做法。三是推动公共资源社会投入配置重心向下。注重充实基层财政，有效提高基层政府提供管理和服务的能力，并把基层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

广泛动员社会资源。从国际经验看，社会管理的社会资源投入主要有三种来源：一是各种机构的内部社会管理投入，如作为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组成部分的企业社会投入；二是各种民间非营利组织的社会投入，这些组织在启动以后也部分地通过非营利的有偿服务来实现自我维持和发展；三是各种形式的社会捐赠，包括慈善捐助。比较起来，我国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方面的资源投入主要还是国家财政投入，社会资源投入比较有限。例如，2009年我国慈善捐助总额为509亿元，相当于当年GDP总量的0.17%、财政总收入的0.75%。而同期美国社会慈善捐款总额达到3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当年GDP总量的约2%、财政总收入的约10%。因此，完善有利于慈善捐助健康发展的税收制度和慈善组织制度，推动企业的社会责任建设，广泛动员社会资源投入社会管理，形成参与社会管理的宏大志愿者队伍，是我国创新社会管理迫切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大力培育发展职业化、社会化、专业化社会管理人力资源。职业化社会管理人力资源，是指就业于社会管理各职业领域的人才队伍，主要来自政府相关部门、公办社会事业服务机构、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基层社区自治组织以及非营利民间社会组织。目前，我国在这些机构从业的职业化社会管理人员总量估计在4000万人以上，他们是职业化社会管理人力资源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社会化社会管理人力资源，则是指以各种非职业方式参与社会管理的人员，具有代表性的是各种志愿者队伍。目前，志愿者队伍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社会化的社会管理人力资源并不仅仅限于志愿者队伍。社会利益关系的调节，社会冲突矛盾的化解，公民素质的提升，新型社会规范的形成，现代公民意识的养成以及对社会管理工作的社会监督，需要全体公民的广泛参与。专业化社会管理人力资源，主要是指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也包括职业社会管理人才队伍的专业化。专业社会工作人才的培养和职业社会管理人才队伍实现专业化，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常规教育体系培养，二是大力加强相关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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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对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新思考

一、我国户籍制度的历史成因

城市是人类社会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英国工业革命以后,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 在大多数西方国家, 其社会逐渐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转变, 它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居住地点向城市的迁移和农村劳动力从事职业向城市二、三产业的转移。在城市化进程中, 由于城乡之间资源分配以及不同部门生产率的巨大落差, 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是一种必然的历史现象, 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的差别也是一种自然差别。但是在建国初期, 由于长期饱受内忧外患之苦, 并且受到苏联发展模式的严重影响, 我国制定了用农业为工业“输血”, 保证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正是基于上述巩固新生政权和加快工业化进程的需要, 相继制定和出台了以城乡分离的“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限制农民进城的政策制度, 对人口的自由流动和迁徙进行了极为严格的控制与限定。但是,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 城乡分离的“二元”户籍制度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与要求, 因此, 能否对其进行合理有效的改革, 就成为决定我国能否保持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增长与顺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因素。

二、对我国户籍改革的认识

我国的专家学者已经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与探讨, 这些理论研究对我国户籍改革的顺利进行都将提供诸多积极有益的借鉴和参考。对此, 笔者认为, 对于我国户籍制度这块“坚冰”, 应该采取先“破冰”, 之后再“融冰”的方法进行化解。

“破冰”的立足点要放在去除套在中国农民身上几十年的无形枷锁, 让中国农民真正获得迁徙的自由。这不仅是当前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 同时也是实现人人平等的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需要。其实, 在现有国情条件下, 破除户籍樊篱, 放开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并不会像一些学者所担心的那样会对我国城镇社会造成巨大冲击, 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 城镇就业的供给将决定农民进城的需求, 如果城镇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满足农民在当地生产生活的需要, 那么, 乡土情结较重的农民就不会在收益无法保证的前提下选择远离农村进入陌生的城镇去负担更大的生活成本, 即使进入城镇也一定会在社会保障缺失、教育入学困难、工作就业紧张等“城镇推力”的作用下回到农村。其次, 根据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 农村劳动力做出向城市迁移的决策并不取决于城乡实际的收入差异, 而是城乡预期的收入差异。同时, 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人们对预期收入判断与衡量的关键因素, 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越高, 其向城市转移的预期收入也就越高, 因此迁移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但是, 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是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严重不足, 受教育质量明显落后, 即使他们不受预期收入这个因素的影响制约进入城镇, 也不太可能在城镇长期工作与生活。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与发展, 各行各业对劳动者的劳动素质与劳动技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低素质的劳动力必将被市场所淘汰。我国政府现在虽然已经开始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 并且逐步认识到职业教育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方面的作用, 但由于我国教育的总供给历来就十分短缺, 而职业教育的发展更是严重落后, 职业教育对人才的培养与输送现在还远远达不到高质量城镇化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要求。因此, 改革户籍制度, 全面放开对人口流动的限制, 绝对不会发生城镇人口的急剧膨胀。值得欣喜的是, 在“破冰”方面, 我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突破。

而“融冰”的立足点应该着眼于剥离户籍制度背后的与公民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利益权利以使其能够合理流转。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在这点上我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我国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已经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但是各个大中城市的户籍改革却是如履薄冰, 举步维艰, 而这些大中城市户籍改革始终不能顺利推进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大中城市的户口背后有着相比小城镇更为纷繁的利益安排, 涉及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也更加复杂。我国户籍制度的不合理性并不在于户口本身, 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就其自然意义来说仅仅是对人们居住地点和从事职业的一种规定和说明, 不涉及公民地位与权利的问题。其最大不合理性表现在人们因为户口不同而导致其享有的利益权利以及社会地位的巨大悬殊, 而这种悬殊在大中城市表现得就更为明显。为了更直观地说明由于我国现行户籍制度所造成的公民权益的人为割裂与缺失, 这里参照甘满堂博士在2001年所作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下表进行分析。

注:根据《城市农民工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三元结构》一文整理得到。Á

从上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农民得以从农村进入城镇甚至大中城市。同时, 又因为现行户籍制度的长期制约, 进城农民在与户籍制度密切相关的教育培训、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诸方面, 同城市居民相比始终处于弱势, 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我国的社会结构已然由先前的“二元”结构向着现在的“三元”结构逐步变化, 在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与市民这两个群体之间增加了一个农民工群体。农民工是从第一产业分离出来进入城市 (这里使用“城市”一词替代“城镇”主要是因为大中城市里的转移农民工与原住居民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比较中, 利益权益的缺失更为明显) 第二、三产业的打工者, 他们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 因为他们已经脱离了农业生产活动;更不是现实意义中的市民, 因为他们并没有完全融入城市生活, 也没有被城市文明所同化。他们往往扮演着农民与市民的双重角色, 城市社会对他们的态度“只是经济吸纳, 但却社会拒入” (甘满堂, 2001) , 他们从未彻底融入城市, 而城市也从未真正接纳他们, 这种局面如果不能得到改善, 必将严重影响我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三、我国户籍改革需要解决的中心难题

在改革我国现行户籍制度的问题上, 不论是学界还是民间早已达成共识, 但是真正实施起来却是步履维艰, 阻力重重。其实从法律上废除“户籍制度”, 允许公民“自由迁徙”并不太难, 但是切断户籍背后的利益脐带却是难上加难。因此户改之难不难在放宽对人口流动的限制, 而是难在怎样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 剥离附加在户口背后的公民政治经济文化权益, 以及怎样使社会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能够跟上。薄薄的一本户口簿如果没有背后劳动就业、住房养老、教育医疗等如此之多的“附加值”, 它对人们就不会产生任何吸引力, 也不可能牵扯出诸多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因此, 对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不能只停留在废除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本身来进行, 一定要抓住户籍改革主要矛盾中的中心问题, 实现重点突破。统一城乡户籍当然是必须的, 但这绝对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它只是为我们的改革破题开路, 对于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现状并不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对城乡户籍制度的改革不能从根本上进行, 就好比相关部门给亿万农民开出了一张数额巨大的空头支票, 因为它的金额巨大, 广大农民能够获得短暂的惊喜, 但当他们发现支票并不能兑现时, 又将产生同样巨大的失望。因此, 突破户籍改革的瓶颈, 关键是解决好前面所提到的三个问题, 即如何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如何革除现行户籍制度的利益分配功能以及如何配套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这三个问题解决了, 户籍改革才有可能真正成功。

四、对我国户籍改革的政策建议

(一) 户籍改革要先解决好农民工问题

对于户籍改革, 笔者认为一步到位的难度很大, 而且也容易造成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冲击。因此, 我们首先应把重点放在2亿农民工身上, 也就是将与城镇联系最为紧密的这部分“农民”的户口问题解决好, 再逐步扩大和深化改革, 最终破除束缚农民几十年的户籍樊篱。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截至2007年底, 我国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44.9%, 比1982年21.1%的城镇化水平提高了23.8个百分点, 25年间年均增长0.95个百分点。但是, 隐藏在我国城镇化耀眼数据背后的是城镇化质量不高、城镇发展地区差异突出等无法回避的现实矛盾与问题。我国城镇化过程中所转移的农村人口具有非常明显的“两栖化”特征, 而城镇特别是大中城市对这些农村转移劳动力在经济发展上的接纳与社会生活中的不接纳这一矛盾就是导致我国城镇化质量不高, 人口迁移不具有长期稳定性的最主要原因。其中, 社会生活中的不接纳主要表现在由于户籍制度的长期影响而使得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城镇的劳动就业、住房养老、教育医疗等方面与原住居民的巨大反差。农民工为城镇建设与经济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但是却不能分享现代城镇文明的丰硕成果, 相比我国7亿多农民而言, 解决好这2亿多农民工的户口问题, 更紧迫也更现实。因此, 提高我国城镇化的质量, 使我国农民既能“化”得进去, 更能“留”得下来, 就是我国户籍改革的首要一步。

(二) 统筹全局进行户籍改革

当年我国实行城镇户籍准入制度是由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而今对它的改革也应综合考虑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来进行。这并不是忽视户籍改革中公民基本权利平等的重要意义, 而是希望户籍改革要从国家战略发展高度进行。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才是最终废除我国户籍制度的关键, 光从法律角度进行的户改虽然正义, 但却不能解决改革中的主要矛盾与问题。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本身并不复杂, 但与户籍制度相关的其他附加制度的改革却错综复杂, 如教育改革、医疗改革、社会保障改革等等, 这些都因为国家财政支付能力有限和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博弈而举步维艰。因此, 对户籍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必须考虑地区之间的现实差异, 中央把握大的改革方向, 确定改革的试点城市, 选择一些经济发展优势明显, 财政收入实力雄厚的省市率先推行户籍制度改革。也就是先在一部分地区进行改革, 让少数人先享受户籍改革带来的好处, 之后再推行全面的改革, 去除户籍制度的枷锁。同时, 户籍改革要与我国的城镇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 发挥职业教育在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的重要作用, 使转移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与其户口相关联, 这样既能保证城镇化建设的高质量, 又能全面提高我国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 适应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

(三) 剥离与户籍相关的配套利益

这一点, 是户籍改革中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 因为在经济蛋糕没有做得足够大之前, 它一定会侵占一部分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剥离户籍背后的配套利益实质就是实现公民利益权利的无差别化, 如果既不想使现在得到“利益蛋糕”的人献出他们手中的一部分“蛋糕”, 而又要给更多的人分享“蛋糕”的权利, 那么只能把现有“蛋糕”做大, 而且要做得足够大。只有做到这一点, 我国现行户籍制度背后所附加的各种利益才有可能被完全剥离或实现合理流转, 这也符合马克思所说的“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的观点。因此, 对于我国的户籍改革而言, 夯实经济基础至关重要, 也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特别是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的经济发展。只要得不到经济基础的强有力保证, 那么, 公民权利人人平等的实现就只能是我们的美好愿望。

(四) 创新户籍改革手段

户籍改革是摆在我国政府和学者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 对它的改革, 既需要大勇气, 更需要大智慧。要有大勇气就是要求我们的政治家要拿出一种天变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 流俗之言不足恤的改革魄力, 敢于挑战改革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阻力, 为最终实现创建和谐社会的既定目标铺平道路;要有大智慧就是要求我们的政策制定者不要局限于条条框框, 而是要在借鉴吸收其他国家户籍管理模式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户籍改革之路, 通过理论研究和大胆实践探索出一条既能剥离户籍背后的利益权利或使其能够合理流转, 又不至于产生新的社会矛盾与群体对立的户籍改革之路。比如, 可以推行在一地工作满一定时间或者纳税达到多少金额就可申请转为当地户口的办法, 这样就实现了从个人贡献与居住事实角度出发来办理户口的迁移。另外, 还可通过税收征收的方式对国民经济财富进行二次分配, 如实行城镇化建设税或社会保障税的征收。具体来说, 就是采取工厂企业与个人按利润和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分别缴纳, 再由地方财政补贴部分, 中央统筹安排, 将这些税收收入作为国家专项资金用于对农民工实行统一的社会保障。

五、结语

篇4：我国的新课程改革

关键词：食品 生物化学 问题 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Q-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5336（2014）16-0091-02

生物化学是一门组成科学，他是侧重探究化学变化方面的变化和关于组成生命中有机的化合物，也就是说在针对生命活动这一个项目来探析在人体中的化学本质的存在。食品生物化学是他总体课程中的一个分支学科，我们国家的一些高校则称之为食品生物化学，成为了高等院校生物技术专业方面的的基础课，让学生掌握食品生物化学课程的基本的生化实验技术与方法、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给有关后续课程按照要求继续深造并且遵循学校的的规定，学校这样做是为了给学校学习这门课的学生奠定扎实良好的基础。这样就考虑到了生物化学这门课自身的一些结构，例如这门学科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两方面的内容，还考虑到了利用生物技术这个学科的专业技能知识来体现出这门课程的严格要求和其中的特点，本文作者经过了许多年来的实践性的潜心教学研究与探讨，在教学生涯中针对食品生物化学这个学科的特点以及编排涉及到的内容来看，对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不科学不实际的一些显著性问题进行深入而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并对这些存在的显著性的问题采取相适合的的对策，用这些理论和基础来将学校的食品生物化学这门课程开设的优质优良，使得教学上的成果更加的明显。

1 教学中食品生物化学存在的问题

（1）设置学时之前不合理，在有的学校设置的仅有5节课程的内容这些课时有明显的差别，课时仅仅只有分配到为46+22，在其他的一些高校中课程的设置也是实验只有28学时，理论课只有48个学时，而当前食品生物化学在一些高校则是更加受到关注，他们设置的课程总学时一般为38+22，而要求教学大纲中仅，信息量大，深度不够，内容多是同学们普遍反映的问题。从内容繁杂的生物化学这门课程来看，繁重的教学任务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对学生来说这些很少的课程学时在学习的时候具有有一定的难度和考虑到他们的接受能力，这些学生在学习时接受的知识是有限的。对教学中设置的每章节的重点难点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要讲解完，而在教师做课堂练习的时候缺乏充裕的时间来完成一节课的内容，对于这堂课程讲解的内容教师要及时帮助学生来快速的消化是具有非常大的困难的，所以在这门课程的教学中，如果进度太快的话，那么学生们都普遍接受不了当堂课程的教学内容。有些高校在也在实验的学时方面开始慢慢的在减少，这使得本来原有的32学时的实验课程慢慢的减少到了24个学时，在这门课程教学的改革前基本涵盖的即测定与提取脂类的物质，测定与提取酶的活性物质，检测及提取核酸的物质，测定与提取蛋白质的物质，以及测定和提取的还原糖的物质等五大物质，涉及到使用的仪器为微量蒸馏装置、层析装置、电泳装置、离心机、可见分光光度计等，基本具备的实验操作技能包括了生物化學实验，使常规的高校检测技术中这些知识能够让学生非常熟练的得到掌握并且能够进行实际性的操作过程；但现在的一些高校则把原来仅有的12学时的实验实训操作课程，仅仅只能从这些试验中选取其中的3～2种大分子物质，导致学生们在最基本的实验操作技能中更加的缺乏这门课程的实际性的操作训练，内容设计的很广泛，但是在基本功方面的掌握方面却都不扎实。食品生物化学在一些高校中的学时规定都不能低于64个课程学时，例如，这门课程的总学时在武汉理工大学的总学时设计为160学时，在理论学时上长江大学的开设学时为60学时，开设总学时为80学时的恩施药学院他们的专业课程也仅仅只有这么多课时，而在黑龙江的一些农业类的大学的总学时也只有80学时，与其相比较我校生物化学在一些开设有食品专业的高等学校的总学时相对较少，因此在一些开设有食品生物化学的高校的教学质量却难以得到保证。

（2）教材选择不合理 在教材的选择上，生物化学已出版发行的很多种类的教材，被广泛使用的各类高校中也不在少数。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是我校一直沿用的，《基础生物化学》是由郭蔼光主编的，其章节安排合理，重点突出，语言简练，脉络清晰。

2 对策建议

（1）这本书介绍了相关的现代生物化学技术与食品物质成分的检测和纯化；由陈晓平主编的教材，突出在加工食品储藏中的生物化学、食品营养成分化学等实用技术等。（2）应用穿插不同教学方法授课，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一、案例引导法；在教学食品生物化学的过程中，使其蛋白质的高级结构让学生更好掌握。又如酶的抑制剂、有机磷杀虫剂与磺胺类药品有关，在胃蛋白酶的酶激活方面，他的激活与形成的胃溃疡息息相关，在一些痛风的病症中，他与核苷酸的有效代谢紊乱有直接的联系，一些不合法的企业添加三氯氰胺到奶粉中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提高在奶粉中的含氮量，对食品生物化学的兴趣在这些案例中大大的激发了学生，加深对理解该课程的学习，对这些课程的学习我们要用辩证的方法来学习，做到活学活用书本上的知识，在生活中我们要随机应变并且做到事实的运用，使得这门课在高校的教学质量上得到提高。二、我们在一些高校的教学中可以将归纳演绎法和一些与其相关的课程知识点活灵活现的运用到实际的教学中去，并且针对不同的内容教学中，我们高校的一些老师应该进行记忆归纳这些内容的不同点，在教学中通过这种演绎和归纳的教学方式方法来直接的总结给学生，将很直观的方式表达出来反馈给学生，把这些理解的两种代谢过程给学生详细讲解，学生接受较容易，既能掌握该内容的难点、重点，又能使学生的归纳整理能力得到培养，其效果事半功倍。

参考文献

[1]薛蓓，池福敏，辜雪冬.西藏高校《食品生物化学》课程教学改革探讨[J].轻工科技，2013（9）：183-184.

[2]汪薇，白卫东.结合珠三角地区的发展浅谈食品生物化学教学[J].广州化工，2010（7）：237-238，258.

篇5：我国的新课程改革

一、我国县政改革的目标选择

行政改革是由政府领导的自觉地改变行政组织结构、改善行政行为方式、理顺行政关系、增强行政功能的运动。县政改革应是指在县级政府领导下，根据县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的变化，自觉改变县政组织结构、改善行政行为方式、理顺行政关系、增强县政功能，以适应并改造内外部行政生态环境的活动。

县政改革是县政系统自我调节机制的运行体现，是县政系统提高自身效能的自我完善化过程，其根本目标应该是构建有效行政，即县政系统能够有效地通过自己的组织和活动，与县政生态环境保持一种动态平衡关系。主要应该包括有效的县政组织、精干的行政人员、和谐的行政秩序、权威的县政监督等几个方面。

二、我国县政改革的模式分析

当前，我国处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在社会转型期，要实现县政改革乃至整个行政改革的成功，我们必须彻底改变传统的行政模式，以先进的行政理念重塑政府行政，打造全新的行政模式。

1、适应自然生态环境的依赖型模式

自然生态环境是一切公共行政活动赖以生存和发展最基本的物质条件。胡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在此背景下，要构建具体的适应自然环境的依赖型模式，必须根据县域特点，本着生态平衡、因地制宜的原则，避免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与经营，正确处理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坚决杜绝“先污染、后治理”的思想。

2、适应县域经济环境的引导型模式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各项改革的深入，县级政府应当逐步减少对县域经济的直接管理。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规划指导作用的弱化;相反，发展县域经济首先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贯彻执行中央的基本路线和大政方针，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完善和调整现行政策。

县级政府应该实行稳定性与变动性统一的引导型模式，一方面加强县域经济发展的指导和规划，实现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深化合作，聚集项目，依靠项目带动产业优化升级。另一方面，整合利用县域内资源优势，做好特色产业发展规划，大力培育、扶植优质企业，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将提高县域经济增长的质量放在首位。

3、适应行政体制改革环境的分权型模式

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性保证，现阶段，我国许多省市都在进行“强县扩权”或“扩权强县”的改革实践。而“强县扩权”本身是一种依靠行政力量破除阻碍市场经济发展体制性因素的行为，是一种通过行政资源再分配，将原属于县的行政权力归还县。然而，这样的行政分权必须有强有力的体制约束，以防范权力被滥用的产生。权力下放在地方，权力受监督少了，权力寻租成本也降低了;因此，地方自主权扩大的同时，权力滥用和公共利益被损害的风险加大”。从长远来看，构建适应行政体制改革环境的分权型模式是解决县级行政资源匾乏，促进县域经济更具活力的必然选择。

三、社会转型期我国县政改革的路径选择

我国当前整体处于现代化全面转型时期，东西部地区差异很大，发展状况千差万别，而且这种不均衡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会依然存在。因此，县政改革的的实施不能照搬模式，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地制宜。所以，我国县政改革的关键在于构建独立且受限的县政权力系统，重构协同一致的县政组织结构，加快服务型政府理念下的县级政府职能定位，建立切实有效的沟通体系，以及进一步构建完善的行政监督体系。具体而言:

(一)构建独立且受限的县政权力系统

当前，县域内存在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县政权力系统实际处于依附地位没有充分解决;同时，由于现行人大制度及其他法律制度的种种缺陷，并没有形成针对行政权力系统有效的监督控制体系，县政功能还不能够得到有效发挥。因此，必须要理顺党政关系，明确区分党委与政府各自的职责和功能。此外，要进一步完善县级人大和政协制度建设，确保县级人大能够对县政系统权力进行切实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只有这样，县政权力的运行机制与约束机制才能完善起来，县政功能才能够有效发挥。

(二)重构协同一致的县政组织结构

县级政府既是党和国家基本路线、大政方针、政策决策的基层执行机关，又是我国县域经济和基层社会发展的领导机关，在基层提供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当前，在大部制改革的指导下，重组现行县政组织结构，促成系统结构的整体性与协同性，直接关系着我国基层政权的建设和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也关系到县域社会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实现现行县政系统结构的协调一致性关键在于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整合县政组织结构，实现决策制定、执行、监督三大子系统功能的协调一致。

(三)加快服务型政府理念下的县级政府职能定位

服务型政府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我国县级政府务必坚持“宏观管理一体化、公共服务综合化、市场监管统一化”的原则:重新设计政府的职能转变，将其工作重心转移到完善政府的市场控制与监管职能，加强宏观经济调节，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和优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

(四)加强政务公开，建立切实有效的沟通体系

政务公开、信息公开是现代社会打造阳光政府、责任政府的必然发展趋势。政府应及时把握民众的信息需求，做到“民之所需我之所供”。实行县政事务公开制度，增强行政工作的透明度，建立公开化的开放式县政体系;对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和重大政务活动进行公开:同时，大力推进电子政务公开，打破我国县政系统封闭性，增强行政过程的透明度，实现政务公开化。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信息的及时公开都是非常必要的，它能止住不实的传言、传达理性的声音。

(五)构建完善的行政监督体系

篇6：我国的新课程改革

一、律师介入诉讼时间的提前与工作风险的增加

我国刑诉法原规定，人民法院至迟在开庭七日前，告知被告人可以委托辩护人，也就是说，在审判阶段才允许被告人聘请辩护人参加刑事诉讼。这种规定存在两点缺陷：一是辩护人参加刑事诉讼的时间过迟，难以有效地进行辩护，影响 了被告人辩护权的充分行使；二是显失公平，不论是公诉案件还是自诉案件，控告方介入诉讼的时间远远早于辩护人。明显的时间差，显示了控辩双方诉讼地位的悬殊。为了更好地维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九六年刑事诉讼法根据第三十三条和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大大提前了律师和其他辩护人参加诉讼的时间。

公诉案件除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外，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等。不过，侦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人只能是律师。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是合理的。从侦查工作的需要来看，如果提供法律帮助者的身份不加限制，很可能会干扰侦查工作的正常进行。就嫌疑人的权利保障而言，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嫌疑人面对的是国家专门机关的专门工作人员，只有熟悉法律的律师才能切实有效地提供实际帮助。

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辩护人几乎可以与公诉人同时介入诉讼活动。公诉案件原人民法院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的义务，改由人民检察院履行。

自诉案件的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自受理自诉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自诉案件中辩护人介入诉的规定，也较原有规定更为明确、具体。

律师介入案件时间的提前，是控、辩平衡的需要。我国的辩护制度是建立在“对立统一” 规律 这一 哲学 基础之上的。嫌疑人、被告人一旦被传讯或被采取某种强制措施，实际上便处于被控告的地位。他有权获得辩护，也应有权请求和接受法律帮助。只有这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才不致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侦查机关兼听律师意见，便于体现公正。介入案件时间的提前，为辩护人的各项活动提供了时间上的保障。有利于广泛地收集第一手材料。提前介入案件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刑讯逼供及其它非法收集证据的现象发生，切实维护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增强我国刑事诉讼的民主性。修正后的刑诉法提前律师介入案件时间的作法，符合了国际上诉讼民主化的大趋势。

律师介入案件时间的提前形成了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新格局，也是律师面临的新课题之一。“提前介入”在给诉讼带来种种益处的同时，也给律师辩护工作带来了更大的风险和责任。对此，律师应有清醒的认识。律师在行使法律赋予的各种权利时，一定要履行法定的义务。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刑事辩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律师不得有教唆当事人抗拒、狡辩的行为。在共同犯罪中，不得帮助嫌疑人、被告人串供。尤其是在侦查阶段介入案件，更应慎之又慎。在侦查机关尚未全面掌握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证据的前提下，律师对当事人说的每一句话甚至某种暗示都有可能对案件的进展产生重大影响。律师办案过程中，要注意保密。对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侦查机关有排除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案件的权利，只有在获得侦查机关批准后，方可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律师应严格履行保守国家秘密法规的规定，不得将“维护国家安全和追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项”泄漏出去。

在收集有关案件材料过程中，不得伪造、变造有利犯罪嫌疑人的证据或者毁灭隐匿对当事人不利的证据。不得用引诱、欺骗、胁迫等违法手段向被害人、证人收集证据。

根据修改后的刑诉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对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二、辩护律师诉讼权利的扩大与行使权利的困难